“识力横绝”的临清学者
——吴秋辉生平与学术*
刘迎秋
摘 要：吴秋辉先生是清末民初一位山东籍著名学者，其短暂的一生涉猎广泛，在诗词、甲骨金文、文字音韵训诂、经学、史学等领域皆有建树，尤其以甲骨金文和经学研究见长，梁启超曾给予吴秋辉治学“识力横绝一世”的高度评价。吴秋辉敏求好学，而生性桀骜，身处传统学术崩塌而现代学术未建的特殊时期，经历了从传统经学研究方法到结合地下史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转变，因此能在承袭传统学问的同时，对传统学术方法和结论以怀疑一切的眼光待之并突破之。他利用甲骨金文等考古材料，结合传世文献、方言方音和实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成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代表。
关键词：吴秋辉；生平；学术成就；经学；
前言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风雨飘摇，为“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延续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学术的发展脱离不了社会，学者的思想亦脱离不了现实，故梁启超云：“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在这变局中，对传统学术的反思，对西学的借鉴，以及新的出土材料的发现，使得清末民初的学术有了很多独特的特点，对传统经学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全面质疑成了学术主流。作为清末民初山东重要文字学家与经学家之一的吴秋辉，亦深深地被这些新思潮所影响，对过去的一切学者、权威、论断皆持有怀疑态度，他写出了大量的批判性研究经学的著作，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不过，他质疑和批评传统经学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挖掘传统经学的真正内涵，使经学研究摆脱旧的窠臼，从中探寻有益的成分，重拾中华文化的自信。
吴秋辉在济南一带是一位较有名的学者，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傅斯年、夏承焘、栾调甫、张默生、关友声等学者或有交往、或晓其名，梁启超更是曾称赞他道：“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藉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但由于偏居济南一隅且晚年穷困交加，其多数著作直到最近几年才得以陆续出版，致使今人知之者甚少。随着其著作的出版，学界已经开始有人关注吴秋辉先生其人其学，不过多数猎奇心态较重，内容大同小异，原始材料多源自张默生《现代学界怪杰吴秋辉先生》一文，所以不少内容未经考证，而且或有互相借鉴、内容混乱、夸大其词、以讹传讹之处。孟子曰：“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因此，厘清吴秋辉生平际遇与学术之路，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清末民初传统经学复杂性变迁的新例证。
一、生平：人生坎坷、性格怪傲
吴秋辉，名桂华，字秋辉，号“侘傺生”，室名“侘傺轩”，盖取自《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以表一生失志穷困之义。吴秋辉于1877年9月15日生在山东临清考棚街一小康家庭中，因此得以受到较好的私塾教育。他自幼天资聪慧，专好诗词歌赋等，十余岁即闻名临清，但身体一直孱弱，至18岁废学卧病，习八股并参加乡试，不中。时逢中国在甲午之战中惨败于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宣传变法、建立新学，吴秋辉遂毅然于1901年入新学，于山东大学堂（1903年附设师范学校，后来独立）学习数理，以求实业兴国。在校学习凡八年，除习数理课程外，尤好经史子集之书，并著有《算法正宗》《算法易解》等通俗读物。1909年，学成毕业后，赴北京考取了官费留日资格，但因左目有疾被以“有碍国际观瞻”为由取消了资格，不得已而返回故居临清执教，自此以“侘傺生”自称。1912年，民国成立，吴秋辉复返济南，任《山东齐民报》主笔，针砭时事、沉毅敢言。后见时事日非，便逐渐消极，日以饮酒作诗聊以自慰，作《傺轩诗词》两卷。自1917年开始，吴秋辉致力于经史文化研究，先治《楚辞》，著《楚辞古文考正》。1919年，再赴北京历任《民意报》《民主报》等主編，始著《学文溯源》及《说诗解颐录》，1921年，吴秋辉复离京返济，于大明湖南岸赁一小楼，专任《说经》《学海绀珠》等经学研究。1924年春，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吴秋辉应邀主讲经学，后又任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主讲诗词，学识高深，见解独到，于前贤所言从不轻易苟同，在师生间引起不小轰动，在当时的济南学界亦颇有名气，同济南学者栾调甫、张默生、解子义等交往密切。1927年5月28日，吴秋辉病逝于济南，年51岁。
吴秋辉一生命运坎坷，生前贫困潦倒，郁不得志，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哀，也是乱世中多数人的悲哀，如其《述愤》一诗所言：“穷年倦行役，况复逼中年。世事竟如此，吾心胡惄然。”家庭上，吴氏生有六女，而唯一的儿子一岁时因故夭折，此乃其一生最痛之事，并曾赋诗哀思亡子：“生小忍相离，别来又几时。人皆怜幼子，我自爱仟儿。计日未周岁，何年解颂诗。家贫有慈母，亦足慰余思。”仕途上，由于相貌之因，他丧失了赴日留学的机会，也丧失了改变人生的最大机会，作为一个读了近十年新学的中年人，他的失落感可想而知，如其《满江红》一词所言：“十载学堂，只赢得空文一纸，更说甚马科知县，牙科进士。化电声光成弃物，积微元代徒为耳。到头来，还干旧营生，毛锥子。……”虽然吴秋辉生不逢时、家庭不幸、仕途艰难、命途多舛，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如《醉书侘傺轩说经后》一诗所言：“潇潇风雨夜生寒，面壁挑灯向夜阑。老作经生岂得已，要留巨眼与人看。”
关于吴秋辉生平记载的现存文献资料不多，较早的方志如1935年的《临清县志》评价他：“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读书得间，多前人所未发。其谈名物训诂，皆取证当前，绝不空疏。尝致书康南海、梁任公，论古书正伪及中国文化变迁，皆纚纚数千言，康梁亦心折焉。平居寝馈诗书，遗落世事，时而吟，吟咏多激楚之音，于金石甲骨文字尤能凿险缒幽，时获创见。”此外，张默生著有《现代学界怪杰吴秋辉先生》长文，初载于1940年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期刊，该文计有一万八千多字，是笔者目力所见对吴秋辉最为全面的介绍。文中用“怪”来形容吴秋辉的性格与行为，如言其白天睡觉晚上治学，屋里肮脏却泰然处之，寒风凛冽也不肯添衣，衣着污秽且随地吐痰，喜好诗词却报考数理。前人走的路子，他虽是走过，确实是倒着走。人家发愤著书，是为古圣先贤作注脚，他则是赏给古圣先贤的耳光，等等。虽然因写作文体和写作目的之故，张氏某些言辞或略有夸张，但由于其同吴秋辉在世时交往密切，故该文是研究吴秋辉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
吴秋辉著作颇丰，有三十余种，一百余万字，但其在世时除《学文溯源》和部分讲稿、杂论出版外，多数著作皆为手稿，未能整理出版。而吴氏去世时较为突然，故众多欲著之作仅列有提纲，尚为腹稿。其遗著后来由最小的女儿吴少辉保管，在抗战、文革等重重磨难中以身家性命竭力保护，大部分有幸得以保存下来，今经其外孙辈张树材、张东蕙等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遗著终得以陆续整理或影印出版，有《侘傺轩文存》《侘傺轩说经》《吴秋辉遗稿》《吴秋辉遗稿补编》等，这些著作是山东文化史以至民初学术史的一个历史见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二、追求：竭力以明经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清末民初时期多数学者介于政治、学术之间，吴秋辉并非仅仅是一个只顾埋头做学问的学者，他同样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关心时政与民生疾苦。如1909年其在省优等师范读书的时候，就曾联合同学上书巡抚请求严惩盗卖中国文物的日本商人：“尝谓古物者，天地之菁华、国家之特色、祖宗之留遗，而进化之迹象也。其权利俱非个人之所得私有。个人无其所有之权利，则买者卖者皆当认为不法之行为。”并请求抚帅大人“持法彻究并妥筹善后办法，以杜觑觎而振国权”。而巧合的是，正是这一年民政部发布了有关文物保护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对现存古迹和文物进行调查和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忠君爱国思想已深入骨髓，清亡即国亡，国家民族何去何从，其痛心与迷茫可从《春望》诗中一览无余：“天地自春色，江山非故园。艰难双鬓改，丧乱一身存。薄俗文章贱，当官虎豹尊。残年无限意，愁绝杜鹃魂。”民国元年，吴秋辉从故乡临清回到济南，应邀从事《山东齐民报》等纸编辑工作，曾被时人赞曰：“时国体初更，政潮纷乱，先生为某报主笔，沉毅敢言，对于时局痛加批评，人咸以为快。”又如1914年日本侵占胶东半岛事件时，吴秋辉曾愤慨地写下《哀潍东》：“城阙鱼龙入，郊原战伐新。村空唯有树，兵过更无人。异族宁相恤，天心太不仁。残年杜陵泪，东望一沾巾。”再如1926年，军阀张宗昌聘请前清状元王寿彭主持恢复山东大学，吴秋辉听闻王寿彭欲以旧学授课，于是发报批评并代拟新学提纲，王寿彭急忙趁夜色拜访吴秋辉，请求他不要再发并许诺给其好处。吴先生勃然大怒道：“我凭借一知半解，愿为山东学子请命，……我并不是骂街的学棍，有意来敲诈，我要你的干薪干什么？”后王寿鹏果因此食古不化遭到校内师生的强烈责难而辞职，于此亦可见吴秋辉的远见卓识。
纵观吴秋辉先生五十一年短暂的一生，大半生都在求学中度过，至三十余岁毕业后，除担任过数年的报社主编外，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以弘扬中国经学为终身事业，体现了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吴秋辉原本并不甚喜好经学，如《侘傺轩说经》自序中所言：“余少不喜训故之书，以其纠缠附会，说经而经反晦。人生可为之事正多，何苦矻矻孜孜为是慢圣以诬民也。”又如王泽同在吴氏《学文溯源》序中说：“余于秋辉吴子交最久。……顾绝口不谈经术，间有道及者，亦唯唯敬谢而已……三年不见，吴秋辉竟一变而为经生，作学究生活。”
吴秋辉走上全心全力的治经之路颇有些偶然，这从1926年吴氏写给梁启超先生的信中可知一二。1917年夏天，吴氏居济南于百无聊赖之时，恰有人持《楚词集注》去看望他，与其探讨书中问题，他便将该书留阅之，却发现其中有不少讹误不通之字：“披览之下，偶然发见中间伪字多处，一为推寻其致误之由，又多非今文之所能解释，䌷绎再三，乃始恍然于楚词原系古文”，而用古文一探究，“有若干不可通处，皆得砉然而解”。于是乎作《楚词正误》，“属稿未半，适因考察古韵，特从冷摊头以铜子三十枚购得《诗经集注》一部。披览之下，始知《诗经》之类此者正复不少……。于是又抛弃《楚词》而专致力于《诗》，是为愚从事治经之始”。此外，1921年他在天津购买的《印度遗事》有《夫爱达》（即《吠陀》）一书，此书的形成时间和内容与《诗经》相仿，但由于后人乱解经义，以致如今的印度人对其内容甚至所用文字，都已不识，竟需要向欧人学习，因此“言念及此，无任悚栗，用是不敢自诿，闭户殚精，谢绝百事，虽箪瓢屡空，亦所不恤。”
此时的中国文化界，正处在“疑古思潮”的最高峰，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古史辨运动”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否定。而吴秋辉却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时代风气所动，一心致力于恢复中国古代经学，挖掘其中有益的文化成分。并在余生中坚持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舍弃文人的自尊心，不停地奔走呼吁，希望更多的人重视经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如他在《上同乡诸大老请振兴经学书》中言：“能筹集巨款，政局兴修，使六经之真论一一表现于世，此则千秋之盛业，国家文化之所攸关。桂华虽不才，定当竭其驽骀，以为涓埃之报。”在1921年《上大总统清修明经学书》亦言：“伏见我大总统自蒞宇以来，即以斤斤文化为治，近复有提倡《四存》月刊之举。对于一家一人之学说，尚不惜极力推崇，况六经为我中国立国之根本，东洋文明之所自出，其论诸家学说，殆不止麟凤之于鸟兽，……当必不惜乐为提倡，拨款兴修。”无非希望政府、乡绅能够重视中国传统经学文化的发扬与研究，莫让中华文化丧失了根基。他曾不无自负地说：“历来言经学者，其目的无一不在于经学之外。十之九为利，而其一则为名也。其超出于两者之外，而一以经为事者，三千年来，其惟予一人乎。”因此吴氏走上治经之路又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源于其对中华文化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即使在动荡的社会环境和贫困的生活现实之下，吴秋辉先生依然在学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在文字学、甲骨金文、经学、史学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尤其是文字学、音韵学等小学功底颇为精湛，为其研究经学、史学的重要根柢，故梁启超对吴氏的文字学成就赞誉有加：“记甲子春夏间，在都中师范大学讲学，有一学生赠我以《学文溯源》一册，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吴秋辉先生虽然天不假年，但治学前后近三十年，按照其求学治学的过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早年专事词章，中年耽于小学，晚年则致力于经学及古史的探讨。”词章之学主要在私塾与山东省优级师范学校阶段（约33岁以前），著有《寄傲轩吟稿》《侘傺轩诗词》等，收诗词二百余首，多为这一时期所作；小学则主要在毕业至离京返济的阶段（约42岁以前），著有《齐鲁方言存古》《侘傺轩碎金》《学文溯源》《中国文字正变源流考》等；经学及古史的探讨则在他返济的最后几年，是其成果最为丰富的阶段（42岁到去世），著有《楚辞正误》《侘傺轩说经》《周易正误》以及各类古史杂考数十篇。当然这几个阶段不是截然可分的，此仅就其主要着力点而言，如诗词创作便是贯穿着其人生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吴秋辉先生治学的一生是清末民初，众多学者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型的一个时代缩影，通过研究各阶段的著作和遗稿，可以充分体现他的传统文史功底和新时代的新方法、新材料、新观点结合的过程。如张之洞所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吴秋辉先生也是沿着这条治学之路，一步步夯实了自己的学问，在小学及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独道的成果。
三、治学根基：词章与小学
吴秋辉早年受到较好的传统私塾教育，对经史子集皆有涉猎，尤其爱好词章，并一直坚持写作，留下不少诗词集，这些诗歌贯穿于吴秋辉一生。现存吴秋辉的诗、词、曲，内容包含了很多方面，既饱含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艰辛时势的感叹，又抒发了个人的悲欢离合、真情实感；既有山水风物、咏史怀古，又有赠答唱酬、游戏之作，内容丰富，体现了其细致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情感，为研究吴秋辉生活、治学与交游的重要资料。仔细品读其诗词作品，可明显地观察出其不同时期文风和格局的不同。概言之，清亡以前，多为对当时所看的景物时节的描述，以及与友朋师友的唱和，多属陶冶情操，为眼前事而作。而清亡以后，其作品则有了更多对人生的思考，对时事的感慨，对国家的忧心，悲感浓郁，意蕴更加深厚。
除词章之学外，吴秋辉早期接受的是传统小学的训练，因而对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颇为精通，吴文祺曾言：“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不但研究中国的文字要靠着它，就是研究中国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也要借重它。”此外，清末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而掀起的古文字学热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吴氏亦言：“若今日则地不爱宝，古器之发见者日多，其考订训释，亦渐精确。虽尚苦字少，然即此千数百字而善运用之，则精骑三千，未必不胜于羸卒十万也。……逆料数十年之后，古文学一派，必将郁为大国，起而夺汉学家之席而代之。”有清以来的考据学家们最为重视的一部著作便是《说文解字》，而吴氏与其他学者奉《说文》为圭臬不同，他常常结合金文等新出土材料对《说文》大加批驳，后集结为《学文溯源》出版，其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东汉人所作《说文解字》，虽其间亦附有古文，然非原本于传伪，即多出于后世妄人之所臆造，……今幸而金文龟文相继出世，商周二代之文字，其大体已略可窥知。”
吴氏从三大方面总结了《说文》之不足：一是文字方面，不知字形转抄之误。“古书之流传，胥赖手抄，得风原本甚难，故讹变特易。”东汉许慎著《说文》时所能见到的古文与真正古文已出入甚多，许慎据之以解字本义，且多以小篆字形解之，所缪必然甚多。二为音韵方面，不知语音因时而变。“语音乃代有转变者，不惟此古与彼古不同，即同一时代，而因地域上之关系故，彼此亦不能无稍异。”而《说文》没有考虑此类变化。三为训诂方面，不知字义因时而变。“时代几经转变，往往古文之甲，适同于今文之乙，使必固执乙之义意，以上合于甲，终将无望其能通矣。”在此基础上，吴氏形成了自己对一系列文字的全新解释，颇有新意，多言之有据，故梁任公对其学识颇为称赞。后来张政烺先生亦曾对吴氏文字学功底有过肯定：“吴氏的著作，《学文溯源》《学文溯源续编》，我都买过读过，研究甲骨文字，颇有见解。时在民国初年，在甲骨文专业中是先进者，比叶玉森、商承祚等人还早。”
钱穆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吴秋辉先生对于文字学、音韵学等小学的爱好与研究，正与此时甲骨金石之学大盛声息相通。可以说，吴秋辉真正涉足学界，并崭露头角，跟其深厚的小学基础有着很深的关系。然而，对小学的精通，并没有让吴秋辉先生止步于小学领域，而是将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工夫作为基本工具来研究先秦经史。
四、治学之大成：经学及古史研究
在传统治学过程中，小学的训练多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经学，因而在打下深厚的小学功底后，吴秋辉先生自然将研究对象转向了经学。据吴秋辉《致梁任公书》，吴氏在完成《学文溯源》一书之后，将主要精力用于《诗经》等经学研究，在1919年至1924年完成了《说经》这部60余万字的《诗经》巨著，体现了其独特的治学理论、方法和思想。吴秋辉在1923年《再致康南海书》中对其治学方法曾详细地作了总结，展现了其成熟完整的治经方法体系，康有为因此称赞他：“足下真好学深思之士也，于今世不可多得也。”吴氏将其治经之法总结为以下几方面：“一曰经之本文。文以载道，中外古今之通义，故欲明其所言之意，必当先于其文字求之。华则遇有疑义，必首先荟萃本经中义意与之相关者，用归纳法以求其会通，然后再用演绎法反之各处，自无不适合；一曰古书互证。经之自身，不必其尽有可证，则不得不稍加推广，以扩大其范围；一曰古文望文生义，本事理之当然，而后人乃反举之以为戒者，则以今日经书所用之文字，初非当日之本来文字；一曰方言。经书所纪之文字，即今鲁、豫、山、陕、直南一带之方言。盖文以纪言，自来言文未有不归一致者也；一曰实物之考察。今之社会实自古之社会所蜕变而成，谓今之社会即古之社会固不可，然视为絶对歧异，了不相关，亦殊非通论也。”究其治学之法，以出土的甲骨金文结合现有史料考释文字、词语本意，不仅已完全具备了“二重证据法”的要素，且能够结合方言及实物，颇有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的“三重证据法”的味道。
这段时期吴秋辉还著有《周易考略》《檀弓纠缪》《说易》《左传正杜》《论语发微》《仪礼今古文考异》《礼记正误》《诸经名物拾义》《古史钩沉》《学海绀珠》等经学及古史研究著作。其中《学海绀珠》原为三十二卷，现仅存十六卷，属于吴氏第二大部头的专著，主要内容为利用甲骨金文、方言方音、古今名物、经书互证等方法对《论语》《礼记》《周易》《左传》《诗经》等多种先秦儒家经典进行考证。有考证其文字的，有考证词语的，有考证方言音韵的，有考证史学的，有训释句读的，内容繁杂。《临清县志》评价吴氏著作道：“读书得间多前人所未发，其谈名物训诂皆取证当前，绝不空疏……尤能凿险缒幽，时获创见。”刘又辛先生亦对其治学成就多有称誉：“涉及上古历史、文物制度、古文字、方言学、训诂学、哲学等方面。其考据方法远胜清人，许多论点，今天读了仍有新颖感；有些考订，发前人所未发。六十余年前写成此等著作，实属不易。”除了经史类研究，吴秋辉还有部分杂考、杂钞著作，如《读庄漫录》《杂考》《艺苑杂抄》《东梅琐录》。另有日记类著作若干，如《说鬼》《破屋宾谈》等，主要内容为吴秋辉日常琐记、读书心得、闲谈高论、讲稿讲义、小说创作等。
在吴秋辉先生的学术成果中，经学类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并曾有一系类研究规划：“余于《诗》《论语》《左传》《尚书》后，当从事于此（指《礼经》）也。”可惜天不假年，在刚刚完成《诗经》的研究工作后，吴秋辉便遗憾离世、魂归道山，很多著作尚为腹稿，未及著述。张默生曾设想“把吴老接到青岛，在我们的工作余暇，帮助他整理旧籍。预计的办法是他尽可躺在烟榻上口述，我们充作记录，由一书整理起，一书完毕，再及其他，但我不幸被张宗昌通缉，亡命海外。”此事只好作罢，而吴秋辉也由于贫困交加，不久后便病逝，遗著也未能剞劂出版。因此王献唐先生曾称“近世山东治古文字者，黄县有丁佛言，临清有吴秋辉，皆早去世，遗著多未刊行。”吴秋辉去世前，曾于病榻之上捶床而叹曰：“吾以数十年之精力研讨古籍，今方彻底了悟，著述未及一半而病入膏肓，岂非命也！天之生我，果为何者！”其坎坷不平的命运岂是他一人所有，而是那一个时代多数中国人所有。
结语
朱谦之将“考证学派”划分为三支：王国维、罗振玉等倾向甲骨文字学研究；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注重“写的历史”的真伪问题；李济、傅斯年等注重“科学发掘的方法。”从吴秋辉先生的治学历程和治学风格看，可谓三者兼而有之。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留学海外的学者可以直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洗礼，归国后皆能以西方角度观察中国，以西方立场“整理”中国，易于打破传统，甚至反传统，与他们不同，吴秋辉先生更多地是以传统的方法去反驳传统学术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治学思想的开放性。但吴秋辉先生立足于传统小学，从甲骨金文等文字起源入手，对传统经学研究进行反思，立志要在“古文学上开一新纪元，而在学术上起一大革命”，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我们描绘了清晰可见的现代学术发展的轨迹。吴秋辉穷困潦倒而心系家国，箪食瓢饮而笔耕不辍，以弘扬经学为己任，以传承文化为志向，这些都值得我们尊敬。
吴秋辉对于当时国家、民族之不幸，心中充满深深不甘，故言辞之中多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语，今人读来，甚或略感苛责：“盖中国人性质，原不能辨别是非。以多自慰，以同自证，乃其牢不可破之结习。其于事也，但模糊影响，即自以为通。一妄人唱之于前，诸妄人即从之于后，斯时即再有人告之以事之真象初不然，则彼不惟不知详加考求，转且笑他人为迂执。苟再三强聒之，则彼必将舍弃其所论之是非，不以为善意之研究，而以为有意与之为难，而敌视之矣。迨大错已成，而又不肯自负其责任，则亦第浮沉置之，一若当时之初未有其事者然，更不知别图桑榆之补。故于其终也，绝不能有一事之成就。中国自战国后，上下二千年，其社会之心理，莫不由是，正不独经学一事然。推其原因，大抵皆政治压迫，教育失传所致。然近日之教育，则又非余所敢知矣。”但这正是吴秋辉对当时中国“爱之深、恨之切”之语。在整个中国国势日渐衰微的时代背景下，吴秋辉一生坎坷，世事多艰，充满悲哀和困顿。他个性倔强，孤高自负，常常发出不平的感慨。其所受教育既有浓厚的儒家道统思想，又有新学思想的熏陶，他在人心日非中欲以天下为己任，铁肩担道义，挽救传统文化的沉沦，挽救世道人心的沦丧，但却往往力不从心，左支右绌。这些因素共同交织，形成了一种既有时代特色，又有个人风貌的悲情精神。
白云苍狗，时势造人，个人的命运往往与其生长的时代密不可分。清末民初时，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头上，生活其间的任何人都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吴秋辉幼年残疾、少年丧父、中年丧子，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仕途艰难，导致其性格愈来愈偏激。不过吴秋辉并没有陷入绝望、自甘堕落，而是充满信心，竭力以自己微薄之力弘扬经学，在现实世界里，吴秋辉或略显笨拙不安，但在不断的治学中，其精神世界逐渐变得充盈。正如其《自题秋窗著书图》所言：“抱影空山老著书，蓬门久已断来车。不知门外秋深浅，落叶堆阶一尺余。”一个人的价值所在，或许不能立刻于其在世时显现，甚或离世多年仍不得彰显，但时间和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虽然吴秋辉先生的生命和著述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随着当前学者对其人其学的深入发掘和研究，他的学识、追求和梦想定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重现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