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书局点校本
《史记》《索隐》注的校理[1]
王永吉
摘 要：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一书包含“补《史记》”与“注《史记》”两项工作。明毛晋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保存了此书原貌。二家注本以来的合刻本除个别版本外皆将《索隐》注文及补《史记》内容散入全书之中，虽然变乱旧式，但基本保存了《史记索隐》的全部内容。清末张文虎校刊金陵本《史记》，以一己之见删削《补史记条例》及《三皇本纪》，其出发点是维护《史记》原书，但造成金陵本《史记》三家注中《索隐》内容不完，留下遗憾。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以金陵书局本爲底本整理，继承了张文虎的做法。今日整理三家注本《史记》，应以尽力保存文献爲原则，爲读者提供一个更爲完善，不讹不缺的版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补入了司马贞《三皇本纪》《补史记序》及《条例》，列入附録，但因修订凡例所限，加之时间仓促，《索隐》注中仍存在一些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处理。
关键词：司马贞 史记索隐 金陵书局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是目前最爲通行的《史记》版本。此本以清末金陵书局本爲底本，经顾颉刚、宋云彬等先生整理，校勘文字，分段标点，颇便閲读。金陵本由张文虎、唐仁寿校刊，不主一本，择善而从，是清代末年最爲精善的《史记》版本。点校本整理者选择金陵本爲底本，可谓有识。然而，中华本在保存金陵本佳善之处的同时，也承其不足，令人遗憾。《史记》三家注本的校理，问题主要集中在注文部分。而三家注中问题最多也最爲复杂的，要数《索隐》注。张文虎自谓金陵本《索隐》注多据明毛晋刻单行本《史记索隐》，翻閲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其中据单行本《史记索隐》改正讹字者所在皆是。然而张文虎利用单行本《索隐》亦有不当之处，致使後人不能得见司马贞学问之全貌。今日重新整理《史记》，当以最大程度恢复保存古本原貌爲第一要义。以下考察《史记索隐》的成书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的形态，爲今日整理三家注本《史记》提供参考，并就中华本及其底本金陵本《索隐》注文的校理问题提出一己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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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记索隐》的成书及其意义
《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司马贞撰，《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见载。司马贞，新旧《唐书》无传。据《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及《艺文志》“史记索隐三十卷”下标注，司马贞乃唐玄宗开元时人，初爲弘文馆博士，後任润州别驾。
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之经过，见於《补史记序》《史记索隐序》《史记索隐後序》。其《补史记序》云：
贞业谢颛门，人非博古，而家传是学，颇事讨论，思欲续成先志，润色旧史，辄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备，并采诸典籍，以补阙遗。其百三十篇之赞记非周悉，并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虽曰狂简，必有可观。其所改更，具条于後。至如徐广唯略出音训，兼记异同，未能考核是非，解释文句。其裴駰实亦後进名家，博采群书，专取经传，训释以爲集解。然则时有冗长，至於盘根错节，残缺纰缪，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谓通学也。今辄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见愚管，重爲之注，号曰“小司马《史记》”。然前朝顔师古止注汉史，今并谓之“顔氏《汉书》”，贞虽位不逮顔公，既补史旧，兼下新意，亦何让焉。[2]
据此可见司马贞本有宏大的整理《史记》计画，约分爲四：一是补《史记》之阙遗；二是调整篇章次第，改定篇目；三是重作述赞；四是注解《史记》。
司马迁囊括古今，创爲五体，成一家之言，但在司马贞看来仍未尽善，“盖先史之未备，成後学之深疑”[3]。司马贞所疑惑不满的，首先是《史记》中有些人物事迹阙而不载。如“本纪叙五帝而阙三皇”，“邾许春秋次国，略而不书；张吴敌国蕃王，抑而不载”，“列传所着有管晏及老子韩非，管晏乃齐之贤卿，即如其例，则吴之延陵、郑之子産、晋之叔向、卫之史鱼，盛德不阙（毛刻单本作“忝”），何爲盖阙”[4]。其次是《史记》体例不纯，篇章倒错。如“世家载列国而有外戚”，“伯阳清虚爲教，韩子峻刻制法，静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其漆园同传，公子与商君并列”[5]。其三是太史公所作的百三十篇论赞甚爲疏略，“或国有数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备论终始，自可略申梗概”[6]。
司马贞不但对於《史记》原书有所不满，而且对《史记》的注作也多有指摘。司马贞之前，爲《史记》作注者有东汉延笃、东晋徐广、南朝宋裴駰、南齐邹诞生、唐初刘伯庄等。但在司马贞看来，前人之注或已失传，或有疏略，徐广注“唯记诸家本异同，於义少有解释”[7]，裴駰《集解》“虽麤见微意，而未穷讨论”[8]，邹诞生《音义》“音则尚奇，义则罕説”[9]，刘伯庄《音义》“音乃周备，义则更略”[10]，又“不见旁通”[11]。
由此司马贞産生了一个可称雄心勃勃的着述计画：一方面是就《史记》原书而言，根据古史补写《史记》所无之篇目，按其史学观点调整《史记》篇章次序，重写一百三十篇之论赞；另一方面是就《史记》的注解而言，即在前人基础之上重新注解《史记》。前一项工作可以统称爲“补《史记》”，後一项乃是“注《史记》”。
司马贞对自己的计画颇爲自负，以至与前代顔师古注《汉书》相比，其工作既补苴《史记》旧文之阙，又注入自己的新意，自认不让顔注《汉书》，故自号其着述爲“小司马《史记》”。
然而这部理想中的“小司马《史记》”并未成书。《史记索隐序》云：
贞謏闻陋识，颇事钻研，而家传是书，不敢失坠。初欲改更舛错，裨补疏遗，义有未通，兼重注述。然以此书残缺虽多，实爲古史，忽加穿凿，难允物情。今止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爲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12]
又《史记索隐後序》云：
贞少从张学，晚更研寻，初以残阙处多，兼鄙褚少孙诬谬，因愤发而补《史记》，遂兼注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载古史，良难闲然。”因退撰音义，重作赞述，盖欲以剖盘根之错节，遵北辕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云。[13]
由此二序可见司马贞当初所计画的“裨补疏遗”“兼重注述”的“小司马《史记》”未及成书，而自己已感到《史记》成书流传几近九百年，影向至巨，妄加穿凿，随意增删，必爲人情物议所不容。因此虽“其功殆半”，但终究放弃了“补《史记》”的计画，从此专事“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的“注《史记》”工作。因此，《史记索隐》的成书，实际上是司马贞退而求其次的结果，我们应当认识到“补《史记》和写作《史记索隐》是关系密切却又应该清醒地辨别开的两件不同的工作，其工作目的、内容、结果和産生的影向都互有关联却又明显不同”[14]。
当然，司马贞的“退撰音义”实属自知之举。司马贞上距司马迁近九百年，以司马贞“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的身份，他所能占有的史料，恐怕不足以支撑其宏大的增补古史的计画，更无论其个人的史才史识。而如上所述，《史记》在唐代已广爲流传，深入人心，司马迁原本虽有疏略阙佚，但已爲读者接受，对《史记》原书妄加指摘，甚至强爲改定，必将招致他人非议而不被认可，故司马贞亦自谓“难允物情”。即以现今所见司马贞唯一的补作《三皇本纪》而言，其所据材料，不过《国语》《帝王世纪》《古史考》《汉书·律历志》《礼记》《世本》《淮南子》以及纬书、前人注解，皆爲当时学者所常见。观其全篇，实乃神话传説之丛聚，而又杂采纬书，荒诞无稽，殊失太史公“择其言尤雅者”[15]之旨。《四库全书总目》《史记索隐》提要亦谓司马贞撰《三皇本纪》“未合阙疑传信之意也”[16]。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有“索隐改补皆非”条，认爲“贞之改补，诚不知而作，皆非是”[17]，全盘否定司马贞的“补《史记》”工作。在合刻本《史记》中，除极少数外，大都将《三皇本纪》与三家注序并列，虽置於书首，仍视同附録，而清武英殿本则移置於《史记》全书之後，至如金陵书局本则迳删此篇补作。此亦可见司马贞补《史记》工作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因此司马贞知其不可爲而主动放弃“补《史记》”的工作，专心於“释文演注”的《史记索隐》写作，是值得肯定的明智之举。
司马贞“补《史记》”的工作虽未如愿，但今天仍可以见到其计画中的条例及部分成品。检明毛晋汲古阁刻单行本《史记索隐》三十卷，此书第廿九卷及第三十卷上半部分爲司马贞重作的百三十篇《述赞》，第三十卷末爲其补作的《三皇本纪》，这是司马贞已经完成了的部分“补《史记》”工作。第三十卷下半部分爲《补史记序》及补《史记》条例。依其条例，司马贞的“补《史记》”工作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篇目黜陟：降《秦本纪》爲《秦系家》；降《项羽本纪》爲《项羽系家》；降《陈涉系家》爲《陈涉列传》；升《吴王濞列传》爲系家，与楚元王同篇；升《淮南衡山列传》爲系家，与齐悼惠王同篇。
二是篇目增补：增《三皇本纪》，补《许男邾子系家》，增《张耳吴芮系家》，增《子産叔向列传》（自《循吏列传》分出）。
三是篇目分合：自《吕太后本纪》分《孝惠本纪》；自《管蔡系家》分《曹叔振铎系家》；以《萧相国》《曹相国》《留侯》《绦侯》《五宗》《三王》六篇“各爲一篇”[18]；分《老子韩非列传》，以老子与尹喜庄周同传，韩非列商君传末；分《鲁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以鲁连与田单同传，屈原与宋玉同传，邹阳与枚乘贾生等同传。
四是篇次升降：《司马相如传》、《汲郑列传》不宜在《西南夷列传》之下，《大宛列传》升在《朝鲜列传》之下。
司马贞关於《史记》篇目及篇次的意见，《四库全书总目》谓“其言皆有条理”[19]，然後世学者仍多非议。王鸣盛云：“贞所移易篇次，有非是者，有似是而不必者。”[20]泷川资言云：“史公编次，极有深意，小司马不解其旨，以己刺讥，《提要》以爲皆有条理，非也。”[21]朱东润亦谓“其言多未能得史公编次之本意”[22]。张大可云：“从通史体以反映历史形势变化角度来看，司马贞的批评改补和升降，未免肤浅失据。”[23]
诚然，司马迁撰《史记》，其篇目之分合，编次之先後，自有编排之法。其以项羽入本纪，以陈涉入世家，乃是就二人实际功绩而论，体现了司马迁对於历史事实的尊重，更是太史公史识上的过人之处。班固着《汉书》，俱降爲列传，则是出於尊汉的需要，况且《汉书》爲断代史，体例上亦不得不如此。因此谓司马贞“未能得史公编次之本意”固当。然而，若将司马贞《索隐》之论置於史学史中考察，则其説自有意义。
唐代注重史书的镜鉴作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设立史馆，修撰前代史，先後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与史书修撰成就相应，唐代的史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设史部，分十三类，撰小序、大序，分析概括史书的源流及功能，代表了唐初学者对史学的总体认识。盛唐时期，刘知几《史通》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24]。司马贞“补《史记》”正是産生於这一背景之下。
司马贞对於《史记》体例的批评与刘知几《史通》多有相通之处。如《史通·本纪》云：“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柏翳至於庄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王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25]又其《世家》篇云：“至於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称，岂当然乎？”[26]又其《列传》篇云：“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爲名，非惟羽之僭盗，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27]刘知几讥太史公作《秦本纪》《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爲不当，这与司马贞欲降《秦本纪》《项羽本纪》爲世家，降《陈涉世家》入列传异曲同工，反映二人对史书编纂体例有着相同的见解。此外，《史通》屡将《史记》与《汉书》相比，有明显的抑马扬班倾向。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及《後序》中亦将《史记》与《汉书》对比，对二者的叙事行文特点做了概括。这些都深刻地影向了後世的“班马异同”研究。
因此现存的《史记索隐》不仅是一部注解书，同时也包含了司马贞的史学批评观。虽然司马贞在注解《史记》方面的成就要远远大於其史学批评的成就，但在《史记索隐》一书中，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偏废。其“补《史记》”对於太史公的指摘或有不当，但作爲历史存在，应当爲我们所尊重，这也是对司马迁的尊重，是“不虚不隐”的体现。
如前所论，司马贞《史记索隐》最大的成就在於注解方面。《索隐》长於文字音韵训诂，对於前人注解之误亦多辨正。此外，《索隐》还有一个长处，即引证丰富。据应三玉统计，《索隐》引通人共计163家，[28]远多於《集解》的75家[29]和《正义》的90家。[30]又据程金造统计，《索隐》引书共414种，[31]这也是其他注家无法比拟的。司马贞之前的《史记》注作至今多已亡佚，究其原因，或是鲜与《索隐》匹敌，从而在流传中遭到淘汰。而《史记索隐》引书引通人説至详，遂成爲读《史记》不可或缺的注解之作。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刊本《史记》卷首董浦《序》云：“《索隐史记》，近代号爲奇书，比之杭本多述赞一百三十篇，注字几十五万言，小司马氏之学亦勤矣。虑习者未究，目爲赘辞欸，宜其熟读《左氏》《系本》《国语》《战国策》诸子之説，然後知《索隐》之学不妄也。”[32]明毛晋跋《史记索隐》单行本云：“读史家多尚《索隐》，宋诸儒尤推小司马《史记》，与小顔氏《汉书》如日月并炤。”[33]所言皆不虚。
综上，明晰司马贞计画中的“小司马《史记》”和实际成书的《史记索隐》之关系，区别司马贞“补《史记》”与“注《史记》”两项工作，认识二者各自不同的价值，尤其是将司马贞“补《史记》”置於中国史学史及《史记》批评史中考察，认识其意义，既必要也重要。这是今日重新整理《史记》，正确对待纷繁的《史记索隐》版本的关键，也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二、《史记索隐》的版本形态
《史记索隐》在版本流传上先後呈现出单行本、二家注合刻本、三家注合刻本三种形态。不同形态的《索隐》版本对於司马贞的补作及注解的处理方式大爲不同。因此，考察不同版本形态下的《索隐》存在形式，对於今天整理《索隐》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史记索隐》单行本
在司马贞当时，图书多以写本形态流传，然而今日无由得见唐写本《史记索隐》全帙。日本藏唐钞本《史记集解·殷本纪》残卷中有两条《索隐》注文，然亦难窥其详。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刊本《史记》卷首董浦《序》云：“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喜储书，恳求到《索隐》善本，募工刊行，将令学者证其违而治其阙，习其旧而知其新。”[34]据张玉春研究，段子成所求得之《索隐》善本爲单《索隐》本[35]，则宋元之际尚有《索隐》单行本行世，然其爲写本或刻本则不能遽定。又钱泰吉《校史记杂识》云：“吴子撰言《索隐》有至元刻本，子撰既没，无从问其何氏所藏，今所见但毛氏单刻尔。”[36]又云：“吴君春照字子撰，尝语余：《史记》王本、柯本虽善，惟是《索隐》《正义》删削过多，难於缀补，《正义》何梦华有精钞本，今未知在否，《索隐》有至元刊本可据，暇日尝校録一通。[37]是时吴君方佐汪小米校《汉书》，未暇及《史记》，吴君与小米相继逝，此事遂已，惜哉！”[38]元至元间刊本《史记》唯彭寅翁本一种，此爲三家注本，诸家目録未见有至元间《索隐》单行本，吴氏所谓至元刊本恐亦非《索隐》单行之本。
现今所能见到的唯一《索隐》单行本是明末毛晋汲古阁刻本，谓之单行本乃是与将注文散附史文之下的合刻本相对而言。明崇祯间（1628-1644），毛氏汲古阁尝汇刻《十三经》《十七史》。其中《史记》爲《集解》单注本，据卷首所记，《史记集解》刊於明崇祯十四年（1641）。毛氏《史记索隐》跋语云“晋亟正其譌谬重脱，附于裴駰《集解》之後”，清莫友芝亦云汲古阁《十七史》本《史记集解》“後附司马贞《索隐》三十卷”[39]。则毛刻《史记索隐》单行本原附毛刻《史记集解》之後，故其刊刻亦当在崇祯十四年（1641）。贺次君《史记书録》即定此本爲“明崇祯十四年毛氏汲古阁覆北宋大字本”[40]。
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六册，左右双边，行间有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七字，注小字双行，行四十字。诸卷首行及末行均有“琴川毛鳯苞/氏审定宋本”篆文印记。白口，单鱼尾。诸卷首页及末页鱼尾下题“汲古阁”、小字“毛氏正本”及本卷页码，余页鱼尾下题“史记索隐卷×”及本卷页码。全书共三十卷，卷一至卷廿八爲注文，首《史记集解序》注，次《史记》百三十篇注，卷廿八末尾有司马贞自序一篇，卷廿九爲“本纪”至“世家”《述赞》，卷三十爲“列传”《述赞》、《补史记序》及条例、《三皇本纪第二》。书末有毛晋跋语。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索隐》有前後两篇序文，述此书着作之由，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分别题作《史记索隐序》及《史记索隐後序》。汲古阁本《索隐》自《史记集解序》始，唯卷廿八末尾有一序文，却无标题，与合刻本相对，乃是所谓《後序》，无《索隐序》。毛晋於《索隐》卷末跋云：“幸又遇一《索隐》单行本子，凡三十卷，自序缀於二十八卷之尾，後二卷爲《赞述》，爲《三皇本纪》。”不提前後二序，或毛晋所得之本卷首有残缺欤？张文虎云：“钱氏警石云：‘所见汲古阁单本《索隐》皆缺此序。’案：疑毛氏因已见所刊《集解》本而删之。”[41]然毛氏所刊《史记集解》只《十七史》本一种，检此本并无《史记索隐序》，张文虎所疑无据。
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有《四库全书》翻抄本及广雅书局翻刻本。《四库全书》翻抄本三十卷，左右双边，行间有栏，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注小字双行同，单鱼尾，版心鱼尾上题“钦定四库全书”，下题“史记索隐卷×”及页码。卷次与毛刻本同，末附毛晋跋语。清广雅书局翻刻本《史记索隐》三十卷，护页题“光绪十九年九月广雅书局校刻”,四周单边，行间有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注小字双行同。粗黑口，单鱼尾。鱼尾下题“史记索隐卷×”及页码，版心下题“广雅书局刊”。诸卷之末题“长沙郑业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全书卷次与毛刻本同，末附毛晋跋语。此二本虽就汲古阁本翻抄翻刻，然文字并非全同。王勇谓《四库全书》翻抄本“其与毛晋刻本在行款和文字上有相异之处”[42]，“广雅书局本在翻刻《史记索隐》过程中亦偶有脱讹，这也被以其爲底本加以排印的《丛书集成》本《史记索隐》所沿误”[43]。这是我们在利用《史记索隐》单行本时所要注意的。
今据毛晋汲古阁刻本《史记索隐》考察，可知其体例爲标字列注，如《经典释文》之例，不载《史记》全文。如《五帝本纪第一》，起首大字特标“黄帝”二字，此爲史文，其下双行小字“按有土德之瑞”云云，乃司马贞注文。此下又出史文“少典之子”、“轩辕”等等，皆如此例。其所出史文，自一字至数百字不等。司马贞作《索隐》所据之《史记》爲裴駰《集解》本，其《补史记序》云“今辄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见愚管”[44]。故《索隐》在注解史文之外，又兼爲《集解》作注，凡此则於标字前出“注”字以爲区别。如《五帝本纪第一》标字“注丸一作凡”，小字注云“凡音扶严反”，此即爲《集解》作注。
汲古阁本《史记索隐》的底本来源，後人多有怀疑。毛晋於《索隐》卷末跋云：“幸又遇一《索隐》单行本子，凡三十卷，自序缀於二十八卷之尾，後二卷爲《赞述》，爲《三皇本纪》，乃北宋秘省大字刊本。晋亟正其譌谬重脱，附于裴駰《集解》之後，真读史第一快事也。”[45]据其説则汲古阁本《索隐》乃据北宋本翻刻。《四库全书总目》之《史记索隐三十卷》提要即据此爲説。然亦有不信者。程金造以南宋黄善夫本与毛本相校，谓毛本《索隐》“有条文脱落不完者，有讹误错乱文义不明者，有《集解》窜入者，有在标注标字之际、注字脱落者。更有後人窜入之文。其体系颇爲淆乱”[46]，“试看这种本子，其不出於北宋秘书省刊，是无所可疑的。”[47]但程氏考证此本源流，认爲亦非後人僞造，“从其体例规模编次文字观之，它当是小司马原书之本，展转传録而又经後世羼乱的抄本”[48]。张玉春则将此本与唐钞本、《汉书》及类书所引史文相校，亦云“毛晋所説据北宋秘本并不可信。此本完全可能同於现存的唐抄本，毛晋正是以流传下来的唐抄本，或以唐抄本爲底本的宋抄本上版的”[49]。王勇以毛本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刊本、淳熙三年（1176）张杅刊八年耿秉重修本、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刊本三种二家注本相校，发现汲古阁本《索隐》文字在《五帝本纪》至《秦始皇本纪》六卷中与耿秉本基本一致，而与其他二本差异较大；《项羽本纪》以下又与耿秉本出见较大差异，进而提出“在没有足够确证的情况下，毛晋所称其底本爲北宋秘省大字刊本还是值得暂且予以保留的”[50]。
赵望秦、王璐通过研究汲古阁本《索隐》中的讳字，发现其中多有爲北宋诸帝避讳改字或缺笔的现象，而於南宋高宗赵构、孝宗赵昚等名讳虽以百计，但无一避讳，进而认爲“汲古阁本的底本应属南北宋之交的一个版本，或是在宋钦宗时刻印而成，或是在北宋末刻成书版，故爲宋钦宗避讳，因国运突变，从而延至南宋初方才刷印成书，故未及爲高宗、孝宗等避讳。”[51]这一研究立足内证，是近年关於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底本研究的重要突破。
汲古阁本《索隐》的底本来源虽然尚存争议，但此本爲现存最早的《索隐》单行本，其他单行本皆据此本翻刻或翻抄，由此本可以考见司马贞《索隐》原本形制，具有重要的版本及校勘价值。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首列“毛刻单行本《索隐》”，注云“今刊《索隐》多据此”[52]，因此金陵本以至中华本都与汲古阁本有较深的渊源关系。今日重新校理三家注《史记》中的《索隐》注乃至史文，於汲古阁单行本《索隐》尤当重视。
（二）二家注合刻本中的《史记索隐》
《史记索隐》以其独有的价值，对閲读理解《史记》帮助尤大，故後人将其与《史记集解》合附。日本藏唐钞本《史记集解·殷本纪》残卷中有司马贞《索隐》注两条，贺次君由此“推知司马贞《索隐》早在晚唐时已有合《集解》并行者矣”[53]。张玉春则谓贺氏之推论过於草率，认爲“之所以在《集解》本録《索隐》文，或许是抄写时《集解》偶缺，以《索隐》注文爲补充，据此‘推知司马贞《索隐》早在晚唐时已有合《集解》并行者’根据不足”[54]。贺氏之推论或失於武断，但无论如何，《索隐》之爲人所重，在唐代已见端倪。其与《集解》合本并行，亦势所必至。
贺次君《史记书録》云：“蔡（梦弼）本不知所出，今见北宋刊本俱无《索隐》，南宋虽有《集解》《索隐》合刻，亦未见有早於蔡本者，然则以《索隐》附入《集解》，南宋初始爲之耶？”[55]贺氏对二家注合刻本出现之时间尚存疑义。及至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乃明确指出刊於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的蔡梦弼本“爲《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之始”[56]。
现今所见《史记》自六朝抄本至南宋初刻本皆爲《集解》单注本，至蔡梦弼本乃将司马贞《索隐》散入史文及《集解》注文之下，这是《史记》版本史上的重要变化，对於《索隐》而言亦是流传形式的重大变迁，由单行至合刻，《索隐》之内容亦发生了改易。贺次君以汲古阁《索隐》单行本与几种合刻本相校，谓内容改易原因有三：“一则今本《史记》文字与唐时传本不同，合刻时强使配合今本，故有改易”；“二则《索隐》原爲单行，引证与《集解》或有雷同，合刻时乃去烦就简，汰其重复，故多删节”；“三则合刻者持门户之见，不容异説，故於《索隐》旧注多有毁损。”[57]
如前所述，司马贞《索隐》於注解之外，尚有《述赞》、《补史记》条例及《三皇本纪》。合刻本将注解散入史文及《集解》之下易於想见，其於《述赞》等“补《史记》”内容之处理则有待考察，这对於今天校理《索隐》亦有参考价值。除蔡梦弼本外，现今所知二家注本还有南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刊本、淳熙八年（1181）耿秉重修张杅刊本、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刊本、元大德九年（1305）刊本、明天顺七年（1463）游明刊本、明正德九年（1514）建阳慎独斋刊本、明正德十二年（1517）建宁官刊本。据张玉春研究，“张杅本与耿秉本属同本”[58]，元大德本、明游明本、明慎独斋本、明建宁官刊本皆与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刊本有承继关系，[59]而蔡梦弼本、张杅本（耿秉本）、段子成本“各本均独创二家注合刻体例，相互间不存在整体承继关系。”[60]因此这里选取蔡梦弼本、[61]耿秉本、[62]段子成本[63]来考察二家注本对於《索隐》中小司马“补《史记》”内容的处理。
先看《索隐》前後序。汲古阁本《索隐》有後序，附於卷廿八之後，无前序，疑毛氏所获底本有残缺。蔡梦弼本有此二序，前序在《史记集解序》後，後序在全书一百三十卷末。耿秉本有前序，在《集解序》前，无後序。段子成本在一百三十卷末有《索隐》序一篇，然首行、末行皆漫漶不清，据内容知爲《索隐》後序，无前序。[64]
再看《索隐述赞》。汲古阁本《索隐》卷廿九及卷三十前半部分爲司马贞所补作的一百三十篇《索隐述赞》。而在卷三十《补史记序》之後的条例中，司马贞特作“爲《述赞》”一条，阐明自己重作《述赞》之缘由。蔡梦弼本、段子成本将《索隐述赞》分条散附《史记》各篇之末，将司马贞“爲《述赞》”条例刻附《五帝本纪》卷末《索隐述赞》之後。唯耿秉本删落《述赞》。
再看《补史记序》及条例。汲古阁本《索隐》卷三十於《述赞》之後、《三皇本纪》之前有《补史记序》及条例。蔡梦弼本将《补史记序》刻在书首，《史记索隐序》後、《史记目録》之前。段子成本将此序列在书首，《董浦序》後、《史记集解序》之前。耿秉本无此序。“补《史记》条例”共计十七条，除前举“爲《述赞》”条例诸本（耿本除外）刻在《五帝本纪》卷末《索隐述赞》之後以外，其余诸条三本皆散附於相关篇章之下。
再看《三皇本纪》。汲古阁本《索隐》第三十卷之末爲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前题“三皇本纪第二”。蔡梦弼本列在《史记目録》之後、《五帝本纪》之前，题“三皇本纪第一上 史记一上”，然本书《五帝本纪》卷首仍标“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一”，未改《史记》原本次第。段子成本列在《史记集解序》之後，《史记目録》之前。耿秉本无《三皇本纪》。
以上三本中，段子成本唯阙《索隐》前序一篇，而耿秉本无《索隐》後序、《补史记序》及《三皇本纪》，值得关注。耿秉本就南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本重修。张杅本以蜀小字本《史记集解》合《索隐》而成，然而在合刻时张杅有意删削，至使原书不完。淳熙八年（1181）耿秉重修本序云：
淳熙丙申，郡守张介仲刊《太史公书》于郡斋，凡褚少孙所续悉削去，尊正史也。学者谓非全书，怀不满意，且病其讹舛。越二年，赵山甫守郡，取所削别刊爲一帙，示不敢专，而观者复以卷第不相入，覧究非便，置而弗印，殆成弃物。信乎流俗染人之深，夺而正之，如是其难！然星之於月，其不侔亦昭昭矣；屏之使不得并，孰若附之其旁，则大小较然，不其愈尊乎。别以所续从其卷第而附入之，两存其板，俾学者自择焉。其讹谬重脱，因爲是正，凡一千九百九字，以辛丑仲秋望日毕工。澄江耿秉直之谨书。[65]
张杅本爲尊正史将“褚少孙所续悉削去”，则其不载司马贞所补作的《三皇本纪》及《补史记序》不难理解。耿秉本病其不完而重修，但属意於褚少孙补作，未及《史记索隐》，故有此憾，亦如其序言所谓“信乎流俗染人之深，夺而正之，如是其难”。
此外，二家注本中有“南宋绍兴间杭州刊本”一种，[66]今存残本十卷，收入刘燕庭百衲本中。据钱泰吉《校史记杂识》[67]、贺次君《史记书録》[68]、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69]、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70]所记，此本无《索隐述赞》。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刊本卷首董浦《序》云：“《索隐史记》，近代号爲奇书，比之杭本多述赞一百三十篇。”[71]学者多据此谓刘燕庭百衲本所收十卷残本即“杭本”，此本无《述赞》无疑。又明万历四年（1576）凌稚隆刻《史记评林·凡例》云：“《索隐述赞》旧本大字与本文无别，故每或病而删削之，兹刻《述赞》与古史并细书，所以别本文也。”又云：“《史记》刻本自宋元迄今不下数十家，但近时见行者，杭本无《索隐述赞》，白鹿本无《正义》。”[72]如此，在《索隐》由单本向合刻本转型中，司马贞所补作的《索隐述赞》亦曾遭人爲删削。
综上，二家注合刻本开创了《史记》新的版本形制，对《史记》本文及《集解》《索隐》的流传发挥了重要作用，爲读者提供了方便。当然《史记索隐》在由单行本向合刻本转变的过程中，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书次第面貌几乎不存。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同爲二家注本，互不相属，各据《史记集解》本增入《索隐》，三本对於《索隐》的处理亦基本相似。不过在合刻过程中，《索隐》文字或遭删削，尤其是“补《史记》”部分，张杅本、耿秉本无《补史记序》及《三皇本纪》，杭本无《述赞》。但总体而言，《史记索隐》的主要内容皆得流传，并未全没。
（三）三家注合刻本中的《史记索隐》
1．黄善夫本
南宋初年《史记》有《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厥後书贾又将《史记正义》附入，《史记》遂有三家注本。现存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建安黄善夫本。原藏日本，共存两部，一部爲一百三十卷本，一部爲七十二卷残本。一百三十卷本今藏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6—1998年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七十二卷本後传入中国，又有散佚，今存六十九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出版。张元济曾影印黄善夫本，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此本不记刊刻年月，日本藏书家称“庆元本”，张元济影印此本亦称“南宋庆元黄善夫本”，但在《校史随笔》中又谓：“宋讳避至光宗嫌名，当刊於绍熙之世。”[73]贺次君《史记书録》题爲“南宋庆元二年建安黄善夫本”，其依据是黄善夫本《汉书》目録後有牌记，知《汉书》刻於庆元二年（1196），“故知《史记》刻成亦在庆元二年”[74]。张玉春引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之説，谓此本刊刻当早於《汉书》，在庆元元年（1195）以前，“应刊刻於光宗绍熙（1190-1195）年间”[75]，进而研究认爲“黄善夫本以蔡（梦弼）本爲底本，首次引入《正义》，刊成三家注合刻本”[76]，因此黄善夫应当视爲三家注合刻之始。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一百三十卷本次第爲：《史记目録》、《史记集解序》、《补史记序》、《史记索隐序》、《史记正义序》、《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补史记 三皇本纪》、《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索隐後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黄本残卷卷次爲：《史记索隐序》、《史记正义序》、《史记集解序》、《补史记序》、《史记目録》、《补史记三皇本纪》、《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史记》六十九卷、《史记索隐後序》。国图藏黄本卷首诸篇次第混乱，当非黄本原样。
黄善夫本保存了《史记索隐》的前後序、《补史记序》及《三皇本纪》。此外，黄本将《索隐述赞》刻附诸卷之末，前标“索隐述赞曰”，四字爲句，句间空二字，大字同正文。将《补史记》条例散入相应各卷标题之下，空四格，前标“索隐曰”，双行小字，视同注文处理。重作《述赞》条例“右述赞之体深所不安”云云在《五帝本纪述赞》末，爲大字。
以上可见黄善夫本除将《索隐》注解分散附於史文及《集解》之下外，又将司马贞“补《史记》”的所有内容分散安排，未有删汰，与前代多数二家注本一致。黄善夫本爲第一部三家注合刻本，其形制也多爲後世三家注本所遵循。
2．元彭寅翁本
彭寅翁本刻於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是现存宋元《史记》版本中最多的一种，共九部，分散於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日本。据张玉春、张兴吉研究，此本乃据黄善夫本翻刻，故其目録次第与黄本全同。今笔者所见《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影印彭寅翁本次第爲：《史记目録》、《史记集解序》、《补史记序》、《史记索隐序》、《史记正义序》、《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三皇本纪》、《史记》一百三十卷。这一次第与日本所藏黄善夫本次第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彭本不见有《史记索隐後序》，其原因尚待深究。
此本《索隐述赞》刻附诸卷之末，《补史记》条例散入相应各卷标题下，重作《述赞》条例在《五帝本纪述赞》末，一如黄善夫本。
3．明南监本
明代南京国子监刻有三家注《史记》三种：嘉靖九年（1530）张邦奇、江汝璧刊本，万历三年（1575）余有丁、周子义刊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冯梦祯、黄汝良刊本。据张玉春研究，万历年间两本以嘉靖本爲底本增删而成。但万历三年余有丁本“大量删削了嘉靖本所载三家注文，三家注所余不及一半。又淆乱嘉靖本体例，增入宋、元、明代学者评论《史记》之语及余氏的按语，混於三家注之下，几令读者误认诸文爲三家注原文”，[77]因此余有丁本已非传统意义的翻刻《史记》三家注本，故此不论。
嘉靖九年（1530）南监本次第爲：《史记正义序》、《史记索隐序》、《索隐後序》、《补史记序》、《史记集解序》、《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史记补》目録、《史记》目録。其中《史记补》目录下列《三皇本纪》。目録後爲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首行小题“三皇本纪第一上”在上，大题“史记一上”在下。卷尾末行题“三皇本纪第一上终 史记一上”。次卷爲《五帝本纪》，首行题“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一”。[78]
此本以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与《五帝本纪》同编爲卷一，且《三皇本纪》称“第一上”“史记一上”。张玉春谓如此处理是承元大德本体制。这样的处理方式尝遭後人非议，《四库全书总目·史记提要》云：“南监本至以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冠《五帝本纪》之上，殊失旧观。”[79]
万历二十四年（1596）冯梦祯、黄汝良刊本，卷首有冯梦祯“南京国子监新镌史记序”、黄汝良“南雍重刻史记序”。其後次第与嘉靖九年（1530）本相同，唯《三皇本纪》首行及末行题“三皇本纪（空八字）史记补”，不出卷次。次《五帝本纪第一（空四字）史记一》。可见此本虽承嘉靖本而来，但不以《三皇本纪》与《五帝本纪》同卷，同中有异，或冯梦祯、黄汝良二人亦不赞同《三皇》与《五帝》同卷，但仍置於《五帝本纪》之前。[80]
嘉靖九年（1530）及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监本《索隐述赞》刻附诸卷之末，大字同正文，前标“索隐述赞曰”，四字一句，句间空两字。《五帝本纪述赞》末附“右述赞之体深所不安”云云，亦大字。
《补史记》条例散入各卷标题下，前标“索隐曰”，双行小字，与注文无异。
4．明北监本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国子监刘应秋、杨道宾刊。张玉春谓此本亦以嘉靖九年（1530）南监本爲底本翻刻。[81]
北监本篇次首《史记索隐序》，次《史记索隐後序》，次《补史记序》，次《史记集解序》，次《史记正义论例諡法解》，次《史记补目録》，次《史记目録》，次《三皇本纪》，次《史记》一百三十卷。无《史记正义序》。此本《三皇本纪》首行题“史记卷一上（空二字）三皇本纪第一上”，卷尾末行题“史记卷一上终”无小题。而《五帝本纪》首行题“史记卷一（空二字）五帝本纪第一”。[82]此本将《三皇本纪》与《五帝本纪》俱标爲“卷一”，实承嘉靖九年（1530）南监本，而改大题在上，小题在下，一反通例，变乱旧式。
《索隐述赞》刻附诸卷之末，《补史记》条例散入各卷标题下，“右述赞之体深所不安”云云在《五帝本纪述赞》末。
5．《史记评林》本
明万历四年（1576）吴兴凌稚隆辑校刊刻。其卷首《凡例》云：“兹刻以宋本与汪本字字详对，间有不合者，又以他善本参之，反覆讐校。”[83]是凌本与明柯维熊校金台汪谅刊本有继承关系，钱泰吉、贺次君皆信其説。
此本起首爲明茅坤《刻史记评林序》，次《史记索隐序》、《史记索隐後序》、《补史记序》、《史记正义序》、《史记集解叙》、《史记正义论例》、《史记正义谥法解》、《史记正义列国分野》，次三皇五帝以至汉代谱系图，次五帝至汉代国都地理图，次《史记评林凡例》、《史记评林姓氏》、《史记评林引用书目》、《读史总评》，次《补史记》（另行题“三皇本纪”）、《史记评林目録》（目録不载《补史记》），以上爲第一册，第二册卷首题“史记评林卷之一”，另行低一格题“五帝本纪第一”。
其《凡例》云：“小司马氏补《三皇本纪》兹列于目録之前，以非一百三十卷之原数也。”[84]
《索隐述赞》刻附诸卷之末，前标“索隐述赞曰”，双行小字，不空格。《五帝本纪述赞》末附“右述赞之体深所不安”云云，亦双行小字。
《补史记》条例散入各卷标题下，双行小字，与注同。
6．清武英殿本
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爲诏刻《二十一史》之一。此本以明北监本爲底本，然校勘颇勤，增补大量北监本脱文，改正讹误不计其数，与北监本不可同日而语。
此本首《御制重刻二十一史序》，次《校刻二十一史进表》，次《重刻二十一史诸臣职名》，次《史记集解序》，次《史记索隐序》，次《史记索隐後序》，次《史记正义序》，次《史记目録》，次《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贞《补史记序》《补史记三皇本纪》及《史记正义论例諡法解列国分野》附全书之末，终张照《史记考证跋语》。又每卷末皆附《考证》。
《索隐述赞》刻附诸卷之末，前标“索隐述赞曰”，双行小字，不空格。《五帝本纪述赞》末附“右述赞之体深所不安”云云，亦双行小字。
《补史记》条例散入各卷标题下，双行小字，与注同。
7．日本古活字本
日本古活字本《史记》，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题爲日本庆长（1596—1614）古活字传嵯峨本八行无界本《史记》，又有八行有界本、九行无界本。此本爲日本最早之《史记》刻本，日本多有。今所据本爲传增湘旧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此本次第爲：《史记索隐序》《史记索隐後序》《史记正义序》《补史记序》《史记集解序》《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史记目録》（目録第一卷首“三皇司马贞补史”次“五帝”），以上第一册；第二册始《三皇本纪》，首行题“三皇本纪（空五字）补史记”，次“五帝本纪”，首行题“五帝本纪第一（空五字）史记一”。
此本《索隐述赞》刻附诸卷之末，大字同正文，前标“索隐述赞曰”，四字一句，句间空一字。《五帝本纪述赞》末附“右述赞之体深所不安”云云，亦大字。
《补史记》条例散入各卷标题下，前标“索隐曰”，双行小字，与注文无异。
以上考察了自黄善夫本以来的七种有代表性的三家注本《史记》的卷次，从中可见三家注合刻本对於司马贞《史记索隐》的处理。总述如次：
在《史记索隐》前後序方面，除彭寅翁本无《索隐後序》外，其他诸本皆有此二序。除黄善夫本将《索隐後序》附在卷末之外，其他诸本皆将此二序刻在卷首。
在“补《史记》”方面，诸本并存《补史记序》及《三皇本纪》。不同在於诸本对其处理方式，殿本将二者附於全书之末，他本则沿袭二家注本，置於书首。同在书首，对《三皇本纪》的处理又有不同。一是将《三皇本纪》置於目録之後、《五帝本纪》之前，但小题不标卷次，只称“三皇本纪”，同行大题称“补史记”或“史记补”，《五帝本纪》仍称“第一”。如黄善夫本、彭寅翁本[85]、日本古活字本、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监本。但黄本、彭本及日本古活字本则於目録中将《三皇本纪》与《五帝本纪》同列在第一卷，而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监本则於《史记目録》前另行出《补史记目録》。二是将《三皇本纪》置於目録之前，如《史记评林》本。《史记评林凡例》云：“小司马氏补《三皇本纪》兹列于目録之前，以非一百三十卷之原数也。”[86]可见此本虽置《三皇本纪》於书首，但与殿本一样将其视同附録。第三种处理方法与前二种大不同，以明嘉靖九年（1530）南监本爲代表，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监本踵之。此本承元大德本、明建宁官刊本，将《三皇本纪》与《五帝本纪》合爲一卷而分上下，称“三皇本纪第一上”，这是以司马贞补作增入《史记》原书，类似褚少孙补史，不再视爲附録。但这种编排方式并不能引起广泛认同，反遭後人讥议。故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监本虽以嘉靖九年（1530）南监本爲底本但对《三皇本纪》的处理则改从他本。
对於“补《史记》条例”，诸本的处理方式非常一致：将条例分散附入相应卷次的标题之下，前标“索隐曰”或“索隐”，内容爲双行小字。这是将条例等同注文处理了。各本唯文字有异同，或散刻时偶有脱落而已。这是承袭二家注本的处理方法，未有删削。
司马贞“补《史记》”还有一项内容，即补作《述赞》百三十篇，汲古阁单本列在二十八卷注解之後。三家注合刻本亦将其分散刻入诸卷之末，前标“索隐述赞曰”或“索隐述赞”，只是行款略有不同，一种是大字与正文同，四字一句，句间空格；一种是双行小字，不空格。汲古阁单本於《补史记》条例末有一行特标“爲述赞”，另行“右述赞之体，深所不安”云云，述其所以补作《述赞》之由。此条实爲“补《史记》条例”之“补《述赞》条例”，诸本并刻附《五帝本纪述赞》之後，或大字或小字，此亦上承二家注本。
另外，三家注合刻本版本体系有所不同，翻刻之时或无心致误或人爲删削，故文字之间多有差异，在《索隐》注文亦然。此皆古籍翻刻之通病，不赘。
以上分别考察了毛晋汲古阁刻单行本及二家注合刻本、三家注合刻本中的《史记索隐》形态，可以发现汲古阁本虽有讹误，但基本保存了小司马原本之貌。从单行本到合刻本的转变过程中，《索隐》的存在形式颇有改易，刻书者根据自己的见解，将小司马“补《史记》”分散全书之中，次第或有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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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陵书局本对《史记索隐》的校理
清同治五年（1866）至九年（1870），金陵书局张文虎、唐仁寿在曾国藩、李鸿章支持下曾汇校衆本，刻成《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部，世称“金陵书局本”。金陵本号称“择善而从，不主一本”。张文虎在校刊之外，撰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其跋语云：“先是嘉兴钱警石学博泰吉尝汇校各本，历三十余年，点画小殊，必详记之。乌程周缦云侍御学濬借其本过録，择善而从。同治五年，请於署江督肃毅伯今相国合肥李公，以属学博高弟海甯唐端甫文学仁寿覆校付刊。”[87]又《札记》卷端记十七种版本及前人校勘记，其中八种版本爲张文虎所亲校。张文虎所撰《唐端甫别传》云：“乃重订校例，或如旧本，或删或改，分卷互视，遇所疑难，反覆参订。”[88]可见金陵本是在前人汇校本的基础之上参校衆本而成的，故《札记》跋语谓“新刊史文及注皆不主一本”。又据《札记》卷端，金陵本三家注各有所本，其《集解》多据毛晋汲古阁《史记集解》本，《索隐》多据汲古阁刻单行本，《正义》多据明王延喆本，因此金陵书局本《史记》是有别於前代三家注本而自成系统的新版本。当然，《史记》传本衆多，校勘任务繁重，张文虎当时或有一个工作底本，同治八年三月五日张文虎日记云：“连日复閲《史记》诸卷，《索隐》颇与单本不合，盖多後人改窜。今亦不能尽从单本，且书已刊成，势难一一刓改，去其太甚者而已。”[89]似亦提示张文虎当以合刻本爲工作本，以单本校改，这样的工作方式，文字自难尽从单本。陈正宏推测“此工作底本的底本，很可能是万历间刊的《史记评林》”[90]，这一可能性是极大的。
金陵本三家注《史记》版框高19.6厘米，宽14厘米，四周双边，文武栏，黑口，双对鱼尾，鱼尾间题“史记?”及当卷页码，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小字双行同。书名页篆文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次页有“同治五年首夏金陵书局校刊九年仲春毕工”隶书牌记。首《史记目録》，次《史记索隐序》，次《史记索隐後序》[91]，次《史记正义序》，次《史记正义论例》，次《史记集解序》，次《史记》一百三十卷。无《补史记序》及《三皇本纪》。
张文虎、唐仁寿二人皆长於校勘，又兼取前人校勘记，因此金陵本《史记》在总体质量上要远超前代三家注合刻本，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其中《史记》即以金陵本爲底本，这是十分恰当的。虽然如此，金陵本并非没有遗憾，其最大问题在於张文虎对《史记索隐》的校理。
首先，张文虎利用汲古阁单本未洽，金陵本《索隐》仍多讹脱。张文虎《札记》自谓《索隐》多据汲古阁单行本，但如前引《张文虎日记》所云“《索隐》颇与单本不合，盖多後人改窜。今亦不能尽从单本”[92]，可见金陵本未能尽得毛刻单本之善，张文虎自己亦不满意。而汲古阁本《索隐》难称善本，其中讹误不可枚举，不少又爲金陵本所沿袭。贺次君谓：“又此书《索隐》全用单行《索隐》本文，而毛晋汲古阁刊单行本《索隐》错误特多”，“此本於《索隐》悉依单行本，且仍其错误，反不如合刻《索隐》之得当”，“而此本《索隐》悉从毛刻，一仍其错夺误衍，鲜加补正，则非择善而从之初义矣”[93]。贺氏谓金陵本“全用”、“悉依”单行本，“悉从毛刻”，“鲜加补正”，言辞未免武断，然而所反映的金陵本据单行本《索隐》而致误的情况确是事实。赵昌文尝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爲底本，以殿本、毛刻汲古阁《索隐》单本、张元济百衲本爲校本，对中华本的《索隐》佚文做了辑佚工作。据其统计，“版本校勘所得完全佚失的《索隐》有近百条之多”，“部分亡佚的佚文数量很多，有近三百条”。[94]中华本以金陵本爲底本点校，由此金陵本《索隐》之脱佚亦可见一斑。
张文虎在《日记》中説：“今也旋校旋写，旋写旋刊，区区以两人之心力，而出之以急就。予老而衰，端甫又多病，如此虽二三前辈恐亦不能任也。”[95]因此时间上的仓促及精力的不足可能是导致金陵本《索隐》仍留有不少讹误的重要原因。
其次，张文虎人爲删削《索隐》。如果説金陵本利用汲古阁本有失误还带有版本、时间等客观因素的话，那麽金陵本《索隐》没有司马贞“补《史记》”的内容则完全是张文虎主观因素所致了。《张文虎日记》云：“与端甫谒节相（引者案：即曾国藩），……予请删去小司马《述赞》及《补史记》，深以爲然，以《述赞》已刻附每篇之後，可无刻者，其《补史记》依予説删之。”[96]又《札记》云“中统、游本及合刻各本并録《补史记序》及《三皇本纪》，此在《索隐》之外，今删。”[97]可见金陵本无司马贞《补史记》乃是张文虎有意删削所致，而其并欲删《索隐述赞》，因业已刊刻乃罢。
张文虎云“依予説删之”，然并未详述其説。《札记》云“此在《索隐》之外”，可视爲其删削司马贞《补史记》的理由。然而通过前文对於《史记索隐》成书及其流传过程的考察，可知“补《史记》”和“注《史记》”是司马贞整个着述计画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成书的《史记索隐》是司马贞退而求其次的结果，“补《史记》”虽未能完成，但其部分内容仍被司马贞收入《史记索隐》一书。司马贞在序中亦明言此书爲三十卷，而注解的内容只有二十八卷。因此《史记索隐》一书实际仍是“补《史记》”和“注《史记》”的共同体。历代合刻本虽然将此书分散，但其中“补《史记》”部分除个别版本有所删削外，絶大多数版本仍予以保留，这正是将“补《史记》”和“注《史记》”视爲有机的整体来通盘考虑，也是对司马贞的尊重。张文虎认爲“补《史记》”在“《索隐》之外”，缺乏对司马贞着述的总体把握，进而删削，更显随意。司马贞补作对於《史记》一书而言可谓画蛇添足，但从传承文献及保存《史记索隐》一书的完整性来看，仍当保留。如因其爲补作，不合史公原意，则褚少孙之补作是否亦当删去？南宋张杅尝删褚少孙补作，但数年後耿秉重修本又将其补入。据毛晋跋单行本《索隐》，明代亦有删褚少孙补作者，然爲人所病，流传不广，後之翻刻者又将其补足。有鍳於此，我们认爲张文虎对於《史记索隐》的处理尤其是迳删《补史记》内容有失允当。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説明》认爲张文虎的处理方法是合理的，“所以没有把《三皇本纪》补上”[98]，未提到司马贞的《补史记序》及《补史记》条例，以讹传讹，不是现代整理者所应有的态度。
金陵本对《史记索隐》的处理亦有创新而值得推许者。如：（1）金陵本三家注往往重出，至《集解》或与《索隐》全同，此类最多，亦间有《集解》与《正义》相重者。张文虎《札记》《夏本纪》“壶口集解县之东南”条：“案：此条全同《索隐》，小司马注本以补裴，不当相袭，盖传写错乱，今不能别，各仍之。後放此，不复记。”[99]汲古阁本《索隐》亦有此注，这是张文虎据单行本刻入，而两存之。在金陵本之前的二家注本及三家注本中，此类皆不重，盖前人合刻时即已删去《索隐》。有本别出“索隐注同”四字，算是保存《索隐》单行本的蛛丝马迹。（2）金陵本《索隐》保存了汲古阁本所存的《史记》异文。汲古阁本标字所列的《史记》正文往往有与他本不同者，这些异文极具校勘价值。前代合刻本往往不顾《索隐》标字，甚至爲使史文与注文相合，改动《索隐》注文。金陵本遇到《索隐》标字与《史记》正文有所不同者，则於当条注文前重出《索隐》标字。此举保存了更多的《史记》早期异文，意义重大。（3）金陵本多存古字，尤以《索隐》注爲最，这也是金陵本多据汲古阁本的证据。丁晏《史记毛本正误》列汲古阁本古字百余字，其他合刻本多改爲今字。
四、对金陵本的进一步完善
总体而言，金陵本是一个全新的三家注合刻本，经过张文虎、唐仁寿的精心校勘，择善而从，成爲清末後出转精的《史记》版本。当然，金陵本也有其不足之处。今日若以金陵本爲底本重新整理三家注本《史记》，关於《史记索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一）恢复《史记索隐》全貌，补入《补史记》序及条例、《三皇本纪》。《史记索隐》原本三十卷，前二十八卷注《史记》，第二十九、三十卷补《史记》。补《史记》部分包括《索隐述赞》《补史记序》《补史记条例》及《三皇本纪》。前代合刻本对司马贞补《史记》部分多如是处理：将《述赞》分附《史记》一百三十卷之末；置《补史记序》於卷首，与《索隐》前後序并列；置《三皇本纪》於卷首，在《五帝本纪》之前，亦有与《五帝本纪》同卷者；《补史记条例》共十七条，“爲述赞”一条附在《五帝本纪述赞》之後，“补三皇本纪”一条附在《三皇本纪》小题下，其余诸条亦皆散入相关篇章之中，多在小题下，或在卷中，与《索隐》注文无别。
在前代合刻本中，清武英殿本的处理稍有创新。此本对《索隐述赞》及《补史记条例》的处理一如旧本，惟将《补史记序》《三皇本纪》及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諡法解列国分野》作爲附録置於全书之末。张照《史记目録考证》云：“按监本此行前有三行，一曰‘史记补目録’，一曰‘唐弘文馆学士司马贞着’，一曰‘三皇本纪’。以补书而先正书，以唐司马贞而先汉司马迁，乖舛倒置。……贞之补三皇并失迁之旨矣，今依古本刊云此三行，附补书於正书之末，庶不改龙门之旧云。”[100]殿本的处理方法可以爲今人借鉴。
（二）以《索隐》单行本校三家注合刻本，改正讹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虽多有讹误，但毕竟存有《索隐》原貌。其他合刻本在合刻时爲使正文与注文相合，往往擅改注文，此在《索隐》注中往往有之。今既有《索隐》单行本在，正可据以纠正他本之误。张文虎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未能尽善，前文已揭。今日重理此书，可以弥补此憾。
（三）利用单本完善合刻本的体例。《史记索隐》单行本的体例是标字列注。标字形式有三类：一是重出《史记》原文，即将被释词列出，此类最多；二是撮举《史记》原文，如被释内容较多，则不全抄原文，而是标举“某至某”，或概括一事；三是爲《集解》作注者，标字前出“注”字，如“注某某”或“注某至某”。
在合刻本中，《索隐》单本标字列注的体例不得不改变，注文迳附正文之後，单本所出标字均不另出。而《索隐》注《集解》诸条目，其标字除偶有保存外，大多删汰。
金陵本《史记》之《索隐》注号称多据毛刻《索隐》单本，但在体例上，仍依合刻本通例。单本标字除部分因与今本《史记》正文有异，爲存异而重出，其余亦皆不存。《索隐》爲《集解》作注之条目，单本所出“注某某”之标字亦多不存，此种做法值得探讨。金陵本对於《索隐》单本标字“注某某”条目的处理可分爲以下六种情况：
（1）删标字，注文前标“索隐”，附《集解》注文後。此爲大部分情况。如卷一《五帝本纪》“尧大祖也”《索隐》注“《尚书帝命验》曰”云云，[101]单本注文前出标字“注五府”，明此条《索隐》乃爲《集解》“五府”作注。金陵本删“注五府”三字。
（2）删标字，将注文与前一条《索隐》合并，附於前条注文之後。此种情况不爲少见。如卷一〇《孝文本纪》“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索隐》注“荀悦云繇抽也”云云，[102]单本前出标字“注庚其繇文”，明此下爲注《集解》，金陵本删此标字，将注文与上“大横庚庚”条《索隐》合并，附於其後。
（3）删单本标字中“注”字，其余标字保留。如卷二八《封禅书》“上卑耳之山”《索隐》注：“《齐语》，即《春秋外传》《国语》之书也。”[103]单本出标字“注齐语”。金陵本删标字“注”字，“齐语”二字保留。
（4）删单本标字，仅保留被释词。如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子康公贷立”《索隐》注：“最音祖外反。”[104]，单本注文作“音祖外反”，前出标字“注伐鲁取最”。金陵本仅保留被注音字“最”，且与上条注文合并。
（5）删单本标字，另外表述。此类仅1条，即卷三五《管蔡世家》“乃背晋干宋”《索隐》注：“裴氏引贾逵注云‘以小加大者’……”[105]。单本出标字“注以小加大”，无“裴氏引贾逵注云以小加大者”十二字。
（6）完整保留单本标字。共14条。如卷三〇《平准书》“居官者以姓爲号”《索隐》注：“注‘仓氏庾氏’，按出《食货志》。”[106]“注仓氏庾氏”五字爲单本标字，金陵本保留之。
以上六种情况，除（5）（6）外，其余四种皆宜据单本补足标字。
《史记索隐》体例原爲标字列注，一如《经典释文》，经济实用。注《史记》原文与注《集解》，标字有别，眉目清楚。《十三经注疏》原本亦是注疏各自单行，合刻之後，先经後注再疏，疏正文与疏注文先後有别，标字明晰。《史记》之合刻，未能如十三经合刻本体例谨严。前人草率从事，书贾或爲省工节财，删除标字，注史文遂与注《集解》不分，以至不知《索隐》爲何而发，鹄的何在，时或误解。今日重整三家注合刻本，宜除此弊。
（四）删除金陵本爲出异文而新增的《索隐》注文。张文虎对於《索隐》单本标字，其与金陵本史文有不同者，则将其刻在当条《索隐》注前，以存异文。此举保存了《索隐》单本史文标字的异文，意义很大。但有时并无《索隐》注文，爲列汲古阁本异文而别出《索隐》，此举人爲造成了索隐条目的增多，并不恰当。如：《惠景间侯者年表》“容成”侯，汲古阁本出标字“容成侯唯徐庐”，注云：“县名，属涿郡。匈奴王降也。”金陵本将“县名属涿郡”五字附在侯名格“容成”下，於史文“侯唯徐卢”下别出《索隐》注：“容成侯唯徐庐”。盖金陵本史文“卢”与汲古阁本标字“庐”不同，张文虎别增一条《索隐》。又如《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繁安侯”，汲古阁本《索隐》标字作“繁安夷侯忠”，注云：“表志阙。”金陵本史文与《索隐》标字不同，於是将《索隐》注“表志阙”三字置“繁安”下，而於史文“侯刘忠元年”下别出一条《索隐》注“夷侯忠”。这些实际上是以小注。此在表中多见。对於此类情况，应当全面核查，重新整理。
此外又有汲古阁本标字与史文相异而金陵本未出者。如：《屈原贾生列传》“屈平属草稾”，汲古阁本标字作“屈原属草槀”，一作平，一作原，一作稾，一作槀。又“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汲古阁本标字作“而作离?”，《索隐》注：“?，亦作‘骚’。按：《楚词》‘?’作‘骚’，音素刀反。应劭云‘离，遭也；骚，忧也’。又《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金陵本史文与标字不合，至使注文存有矛盾。凡此应当另外出校説明。
结 语
司马贞“补《史记》”与“注《史记》”两项工作构成《史记索隐》整体。二家注本以来的合刻本除个别版本外皆将《索隐》注文及补《史记》内容散入全书之中，保存了《史记索隐》的全部内容。张文虎以一己之见删削《补史记条例》及《三皇本纪》，其出发点是维护《史记》原书，对司马贞调整《史记》原本次第及补作的做法不以爲然。於今看来，这一理念并不高明。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是一部完整的着作，也是最爲重要的《史记》注解着作，留传至今实爲不易。金陵本及中华本既已将其注文及《索隐述赞》散入各篇，前後两篇序言亦存，我们没有理由任《三皇本纪》《补史记序》及十七条《条例》继续散失在外。中华本是今日影向最大的《史记》版本，缺少这一部分，难称完帙。缺少这一部分，今人亦难以窥见小司马学问的全貌，对於《史记索隐》甚至《史记》的研究，也是一大遗憾。今日整理三家注本《史记》，不能以个人喜好随意增删原本，而应当尽力保存文献，本着对古书、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提供一个更爲完善，不讹不缺的本子。惟其如此，方能“於史公可告无罪”[107]。
2013年赵生群先生主持修订的《史记》点校本，已部分采纳上述建议，补入司马贞《三皇本纪》《补史记序》及《条例》，列入附録。对於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标字中爲《集解》作注的条目，也补入了“注某某”一类的标字。但因修订凡例所限，加之时间仓促，《索隐》注中仍存在一些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处理。
注释：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记》版本叙録”（项目号20BZS009）的阶段性成果。
[2] 〔唐〕司马贞：《补史记序》，《史记索隐》卷三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间毛晋汲古阁刻本，第9页a-b。
[3] 〔唐〕司马贞：《补史记序》，《史记索隐》卷三〇，第8页b。
[4] 〔唐〕司马贞：《补史记序》，《史记索隐》卷三〇，第8页b-第9页a。
[5] 〔唐〕司马贞：《补史记序》，《史记索隐》卷三〇，第9页a。
[6]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三〇，第11页b。
[7]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後序》，《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页。
[8]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第10册，第7页。
[9]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後序》，《史记》第10册，第9页。
[10]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後序》，《史记》第10册，第9页。
[11]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後序》，《史记》第10册，第7页。
[12]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第10册，第7-8页。
[13]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後序》，《史记》第10册，第10页。
[14] 王涛：《司马贞补〈史记〉及其对〈史记〉版本的影向》，《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35页。
[15]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页。
[16] 〔清〕纪昀等着，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16页。
[17]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第10页。
[18]“各爲一篇”，清武英殿本《史记·萧相国世家》小题下《索隐》注作“合爲一篇”，南宋黄善夫本、元彭寅翁本、明凌稚隆本注文与殿本同，而置於《曹相国世家》小题下。王鸣盛云：“至其又欲分萧相国、曹相国、留侯、绦侯、五宗、三王世家各爲一篇，作六篇。案今本固爲六篇，而贞言如此，则不可解，意者此即所谓八十卷本之分卷邪？但子长於留侯下有陈平，方继以绦侯，而贞所举留侯下即绦侯，则又不可解。”（《十七史商榷》卷一，第10-11页）
[19] 〔清〕纪昀等着，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616页。
[20]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第11页。
[21]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388页。
[22] 朱东润：《史记考索》（外二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23] 张大可、赵生群等：《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一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24] 白寿彝主编，瞿林东着：《中国史学史》（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25]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52页。
[26]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卷二，第57页。
[27]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卷二，第63页。
[28] 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29] 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第60页。
[30] 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第215页。
[31] 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自叙》，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页。
[3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卷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刻明修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33] 〔明〕毛晋：《史记索隐》卷末《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间毛晋汲古阁刻本。
[3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卷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刻明修本。
[35]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2页。
[36] 〔清〕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绪十一年增修本影印，第286页。
[37] “尝”，疑爲“当”字之讹。
[38] 〔清〕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519册，第331页。
[39] 〔清〕莫友芝、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史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页。
[40] 贺次君：《史记书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4页。
[41]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56页。
[42] 王勇：《明毛晋刻〈史记索隐〉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南京，2009年，第18页。
[43] 王勇：《明毛晋刻〈史记索隐〉研究》，第20页。
[44] 〔唐〕司马贞：《补史记序》，《二十五史》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第361页。
[45] 〔明〕毛晋：《史记索隐》卷末《跋》。
[46] 程金造：《汲古阁单本史记索隐之来源和价值》，《史记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页。
[47] 程金造：《汲古阁单本史记索隐之来源和价值》，《史记管窥》，第236-237页。
[48] 程金造：《汲古阁单本史记索隐之来源和价值》，《史记管窥》，第239页。
[49]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105页。
[50] 王勇：《明毛晋刻〈史记索隐〉研究》，第24页。
[51] 赵望秦、王璐：《论〈史记索隐〉的成书及版本流传与递嬗关系》，《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3辑），扬州：广陵书社，2019年，第212页。
[52]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第1页。
[53] 贺次君：《史记书録》，第19页。
[54]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207页。
[55] 贺次君：《史记书録》，第37页。
[56]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214页。
[57] 贺次君：《史记书録》，第37-39页。
[58]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337页。
[59]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339页。
[60]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337页。
[6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东塾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6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6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刻明修本。
[64]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段子成本残卷一部，存92卷，自《秦始皇本纪》後半部分至《太史公自序》，卷末无《索隐後序》，此书经後人重新装裱，疑非原貌。
[65]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卷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
[66] 题名据《史记书録》，此本避南宋孝宗讳，张玉春云“或可谓其刻於孝宗时期”，定其爲“绍兴刊本”不当。
[67] 〔清〕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19册，第288页。
[68] 贺次君：《史记书録》，第42页。
[69] 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古籍整理与研究》，1986年第1期。
[70]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207页。
[7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卷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刻明修本。
[72] 〔明〕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卷首，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年（1576）刻本。
[73] 张元济：《校史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
[74] 贺次君：《史记书録》，第95页。
[75]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238页。
[76]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257页。
[77]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329页。
[78]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九年（1530）南京国子监刊本。
[79] 〔清〕纪昀等着，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615页。
[80]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京国子监刊本。
[81]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332页。
[8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国子监刊本。
[83] 〔明〕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卷首。
[84] 〔明〕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卷首。
[85] 彭本有数部，编次又有不同，彭本祖黄本，目録全同，编次亦当同於黄本。其有不同者当是後人修书时重编。
[86] 〔明〕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卷首。
[87]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跋》，《舒蓺室杂箸 甲编》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据清光绪刻本影印，第205页。
[88] 〔清〕张文虎：《唐端甫别传》，《舒蓺室杂箸 甲编》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221页。
[89] 〔清〕张文虎着，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90] 陈正宏：《影印清金陵书局本史记序》，〔汉〕司马迁：《史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据清金陵书局本影印，第9页。
[91] 此《索隐後序》无篇题，此据目録及版心。
[92] 〔清〕张文虎着，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173页。
[93] 贺次君：《史记书録》，第219—220页。
[94] 赵昌文：《〈史记索隐〉佚文探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南京，2001年，第6页。
[95] 〔清〕张文虎着，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106页。
[96] 〔清〕张文虎着，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159-106页。
[97]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第756页。
[98]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册，第5页。
[99]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第14页。
[100] 〔汉〕司马迁《史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洲同文局石印清武英殿本。
[10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3页。
[10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15页。
[10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2页。
[10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1886页。
[105]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三五《陈杞世家》，第1574页。
[106]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页。
[107] 〔清〕张文虎着，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106页。
【作者简介】
王永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史部文献整理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