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张天佐
肖文贞
张天佐，这个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昌潍地区的代表人物，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直到1948年潍县战役结束，残酷统治昌乐以至整个昌潍地区达11年之久。11年中，他从一个县的警察局长步步升任，直至当上了“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山东省保安第一师师长”、“胶济铁路警备司令”、“山东省府委员”、“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其统治地区也从昌乐扩展到安丘、临朐、益都、诸城、胶县、高密等地。任期之内，他对辖区的人民实行军事上的血腥屠杀、政治上的高压恐怖、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文化上的欺骗蒙蔽，所犯罪行罄竹难书。潍县战役结束了张天佐在昌潍(尤其是昌乐)的黑喑统治，但张天佐的种种罪恶并没有随他的尸体化为灰烟。下面仅将他如何钻营发迹、独霸昌乐的权诈狠毒行径作一概述，以便读者进一步认识张天佐其人。
(一)投机钻营，跻身国民党军政界。
张天佐，字仲辅，1906年生于寿光县田马乡李家官庄村。1925年他于省立十中(青州)毕业时，满心要当个“身著戎装、无人敢欺”的警察。他如愿以偿，当年就考入张宗昌在洛口主办的警官学校。两年之后，21岁的张天佐于警官学校毕业，踌躇满志地到利津县赴任，历任这个县的警备营连长，自卫团中队长，警察分队长。1932年，有了一定社会经历的张天佐多方钻营，考入山东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公安局长班，训练期满，充任潍县警察局坊子分局局长。其时，坊子火车站的日本商人明目张胆地贩卖海洛因毒品。张天佐为大树个人的权威，利用分局长的职权，给贩毒日商以严厉惩处。这一事件引起所有日商的憎恨。不久，日商联合起来，勾结地方势力对他进行疯狂的报复。张天佐不堪排挤，离开坊子，转赴鲁西，出任武城县公安局长。1936年张天佐调任昌乐县警察局长。张天佐到昌乐，很快便与县长王金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次庙会，王金岳下令戏班在戏楼上演京剧，他巧借点戏之机，用戏文对张夭佐进行人身攻击。张天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锋相对点出另一出戏，用戏中的情节含沙射影地对王金岳作出坚决反击，使王金岳一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此后，张天佐扎根昌乐，羽翼渐渐丰满，步步跻身国民党军政界。
(二)结党营私，发展复兴社组织。
1937年6月，以张天佐担任警察局长颇有政绩，被选送庐山暑训团接受政治训练。在庐山，他亲聆蒋介石的教诲，接受蒋介石亲赠的刻有“不成功，便成仁”字样的短剑一把。他还由同期参加训练的淮县公安局长胡鼎三拉入国民党的派别组织复兴社。张天佐加入复兴社可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关节，从此，他走向顽固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七七”事变爆发，庐山暑训团提前结束。张天佐由庐山返回昌乐路经济南时，特意秘密会见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时任省建设厅厅长)。秦启荣接见了他，耳提面命，密授机宜。张天佐返回昌乐，改任公安局长，任内与潍县复兴社
分子厉文礼频繁接触，秉承秦启荣的旨意，在昌乐大力发展复兴社组织。当时的昌乐，基本上是国民党CC派的天下，张天佐发展复兴社阻力是相当大的。昌乐当时的复兴社分子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民众教育馆馆长张晔如(一名张倬),一个是公安局巡官王虎忱。这两个人物胆小如鼠，甚至连复兴社社员的真实身份都未敢暴露，角说发展组织了。张天佐插足复兴社的发展工作，情形就迥然不同了。他与早已与之结识的秦、厉、胡3个复兴社人物上下勾结，废寝忘食地四出活动。他在昌乐上层人物中宣传说：“你抗战而不加入组织(指复兴社),你抗战有谁知道，既然无人知道，那岂不是白费了心血?”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军界的荣光治、李道纯、孟繁义，政界的赵仲诺、张砚田、曹子君、赵华轩、刘克善，教育界的赵伯枢、赵叔勤、赵理卿等20人于这年秋天，先后加入复兴社组织。
此后，他蒙蔽对发展复兴社持反对态度的县长王金岳，策动县政当局举办全县小学教员训练班、乡长庄长训练班、联庄会员训练班。张天佐亲带复兴社分子打入其中活动，或作精神讲话，或搞军事操练，使尽各自的手段向受训学员灌输“拥蒋”思想，将其导入“拥蒋”的渠道。在复兴社不断发展的同时，CC派停止了一切活动，昌乐县成了以张天佐为首的复兴社的天下。
(三)弃城南逃，截掠寿光县长宋宪章。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济南，省会失守。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集不战而逃。1938年1月，青岛、淮县同告沦陷，第八专署专员厉文礼率部逃离潍县城，跑到安丘县境的泥沟子，成立了第八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同月9日，日寇沿胶济铁路东进，逼近昌乐城。县长王金岳采取不抵抗主义，率部弃城南逃。作为公安局长的张天佐，带领20余人的地方武装在城西丹河岸边与日军稍一接火，亦即南窜，路经南郝、北岩、桃花山，开到郎郡一带。对这一逃跑行动，张天佐
对部属解释为“退保郎部”。
张天佐逃到鄜郡，喘息未定，即大肆扩充武装力量。此时，适有寿光县长宋宪章为逃避
日寇打击.率部百余人逃奔鲁西省府驻地路经
郎部。张天佐见是机会，便以“弃职潜逃”罪名指使部属侯毓奎，于夜间将宋宪章扣留，一次劫获战马60匹，长短枪40支，金钱财物10大车，中国银行存折10个，现款10余万元。在宋宪章的苦求之下，张天佐只退还劣马3匹，即将其逐出昌乐县境。张天佐用这次所劫物资装备了自己。
(四)“转进”南流镇，驱逐昌乐县长王金岳。
随同王金岳一起撤至郎部的，有县政府公务人员、县公安局和县保安大队，还有部分商人和老百姓。王金岳宣布自己已被厉文礼任命为第八区保安副司令兼昌乐游击支队长，紧接在郎部着手组织“副司令部”,成立八大处(参谋处、政治处、副官处、书记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军医处)。于是，郎部镇人满为患，到处是投机钻营冀得一官半职的人。如愿者弹冠相庆，失意者不甘离走。王金岳扣留了青岛一位商人的一辆福特牌小轿车，找了一名司机开着，很抖了几天威风。可惜好景不长，只20天时间，到这年1月中旬，盛传日寇要从县城南下“扫荡”,王金岳和张天住即率领人马仓皇西逃，“转进”到临朐县境的南流镇。其实，日寇南下“扫荡”纯属谣传，日寇首次“扫荡”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当时跟随王金岳行动的那一帮人，其多数并没有爱国抗日之心，他们一是怕日本人，二是因为1937年全县的税收款还没有上交韩复集，仍在王金岳的掌握之中，大家都想趁机捞上一把。在南流，正逢春节前夕，人心浮动，军心思散，有人嚷着要杀县长，打开保险柜分钱散伙。只是群龙无首，无人敢挑头。王金岳也深感局势严重，难以撑持。于是他召集部属开会，提出投奔鲁南国民党正规部队，想以此摆脱困境，暂时安抚一下人心。与会者大都唯唯诺诺，不敢讲话，只有张天佐一人拍案而起，当众表示：“离开昌乐地面，会被人家吃掉!”“昌乐没有大声色的人物，昌乐人服从性大，易于摆布，不能丢弃!”他以种种理由，驳斥了王金岳的提议，并厉声宣布：“昌乐的钱应归昌乐人使用，不是县长一人的私产。但念王金岳当县长一场，不准任何人加害于他。我的意见，给他5000元路费，他必须立即离开，否则无人敢担保其人身安全。其余款项，愿回家者，每人发五块银元，但必须把枪留下；愿继续干的，每人发一个月的饷过年；参加南流“转进”者一律发双薪；其余的钱充当今后的军饷，全部运回昌乐县境。”当日，王金岳含泪离开南流镇，率亲信逃往临沂；张天佐则率残部返回昌乐。这时，张天佐掌握着一支人不满百的警察队伍，县保安大队的中队长，既不能与其抗衡，便想投这个新的靠山，以便继续生存下去。加之当时人心所向，张提出拉回昌乐，既适时宜，又顺人心，因缘际会，张天佐成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五)钓鱼台会议，成立抗战团体。
1938年1月30日，正值旧历除夕，张天佐率残部返回昌乐西南边陲的时马村。借春节之际，派部属韩凤歧联络旧有僚属和复兴社分子。大年初一，赵仲诺、张晔如、侯毓奎、赵华轩等人与张天佐会于时马。张天佐向
他们叙述了驱逐王金岳的经过情形之后说道：“王金岳这次走了也好，他在昌乐除了摆官架子别无大用。我这次回来，要召集各区队长开个会，香怎样把队伍整理起来。”一区区长赵仲诺就近与第五区区长陈鸿岗联系，拟于2月4日(正月初五)在庞家淳于开会，并由他们分别通知了全县各区区长、区队长。开会的结果是一致同意恢复组织，接受张天佐的领导。但是，地方人士要求张天佐当众公布昌乐财款账目，因难于当面开口，大家委托外籍人侯毓奎(河北通县人)代达。侯别有用心地对张天佐说：“昌乐人要跟你算帐!”这使张天佐大为恼火，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张天佐逐一与各区队长个别谈话，拉拢势力。数日后，张天佐于钓鱼台重行召集会议，大家回避昌乐财款之事，只谈尽快恢复组织。会议之后，各区队长即回各区首先召集联庄会员开会，号召参加抗战团体。具体规定是联庄会员各带其枪支弹药参加，会员中不愿参加者须交出共枪，由其他志愿青年使用。所有富绅之私有枪支，由各乡长向其索要。紧接着张天佐专门召开财粮会议，向民间筹粮筹款，规定每银一两摊钱一元五角。2月下旬，即在毕都东侧的丁家山集结部队，随之在仓上西南角之褚家庄由张天佐亲自点编，这是张天佐组军的第一个步骤。
(六)张髯农出马，钱裕子背回个县长。
2月底，张天佐决意与第八区专员厉文礼恢复联系，以为靠山。开始，张天佐派张晔如前往联系，无奈张晔如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张天佐大为不快。后池子人张髯农因与厉部有旧，自告奋勇。张髯农1925年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毕业，曾在济南办报馆，任《真报》社外勤主任，并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报馆被查封，他本人被拘押数月。获释后，他经本县电报局长王裕湘介绍，在潍县火车站干货物司事，此时，他即注意联络结交潍县县府公务人员(厉文礼任县长)。事变后，厉文礼任鲁苏战区第二纵队司令时，委任他为司令部的高级参议。张天佐这次组建抗战团体，张髯农有意入伙。张髯农领受联络任务后，与一名叫孙孝三的人结伴同往。张髯农脚扎鞋绊，肩背钱裕，先到沂水县天晴寨(茹素团的一个寨子)拜见寨主王晋藩。王晋藩又派茹素团的联络人员作向导，经过好多个茹素团的寨子，辗转数百里，将张、孙二人送到厉文礼的司令部驻地安丘罗圈崖。张髯农拜见了厉文礼，备述昌乐情形，厉文礼遂委任张天佐为昌乐县长兼游击独立第四总队长。张髯农初到张天佐门下时，因“共产党案”不受重用，并受到怀疑。在张天佐苦于没有政治地位和合法名义，无法向群众征粮派款时，张髯农自告奋勇为之奔走，并取得成功。因那时人们出远门都有背钱裕子的习惯，张髯农此行也背了钱裕。所以，当时昌乐有人戏称：“张天佐的昌乐县长，是张髯农从罗圈崖一钱裕子背回来的!”
(七)招兵买马，组建游击独立第四总队。
张天佐接到厉文礼的委任状，立即着手在仓上组建他的总队部。
荣光治，号平甫，河南商丘人，是第三路军旅长荣光兴的胞弟，他本人在第三路军干过下级军官。事变之前，荣光治来昌乐担任民团训练大队长，被张天佐拉入国民党派别组织复兴社。张天佐前不久自郎向南流“转进”时，他则逃往仓上到张乐德家中避居。张天佐拉队伍，首先想到荣光治，拉他出来干副总队长。同一天，张天佐又委任刘克善(号秉仁，河北人，原昌乐县公安局股员)为军需官，程维州(河北人，原昌乐公安局事务员)为书记。以上四人组成总队部。3月7日，张天佐于仓上召集全县区长、区队长会议，号召与会者回各区召集联庄会员和志愿青年入伍。为迅速扩大队伍，张天佐宣布了两条：一、各区谁负责召集部队，谁就是当然的大队长；二、联庄会员必须携带枪支子弹入伍，有枪而不愿参加者，强令交出其枪，另行分配。两条决定一宣布，怀有野心的地方实力派，张天佐的亲朋故旧和往日僚属，都纷纷挑头召集队伍，受过训的联庄会员、不舍得交出私有枪支的人，一时都归顺了他。游击独立第四总队很快即编组而成。一区区长赵仲诺，又名赵宿丰，城东商家庄人，本县书院小学毕业，曾就学于张宗昌在济南张庄主办的直鲁军官学校，也曾受训于济南区长训练所。他率领一区联庄会员与区署公务人员一起参加了“南流转进”的行动。由南流返回昌乐县境后，各区联庄会员纷纷溃散，该区因距县城和车站最近，会员不敢返回，即潜伏在五六区各村庄。张天佐拉队伍，赵仲诺第一个率部参加，他当了第一大队长。第二区的部队由原区长张砚田负责召集，称为第二大队。张砚田，字墨仙，本县山坡庄人，初中毕业后教小学数年，又参加济南区长训练班，结业后充任第二区区长。张天佐很器重他，不仅委任他为第二大队长，还让他担任了县给养统筹委员会的副主任。:第三区区长邵进阶(亦名邵振升)未经手召集部队，第三大队暂作空额。第四区区长曹济臣亦未经手召集部队，负责召集部队的有王士谔、刘厚民、吕经邦。其中王士谔，又名王冠千，本县解召人，与张天佐同毕业于山东省警官学校，他毕业后曾任青岛公安局保安分队长，还干过杂牌队伍。张天佐比较看重他，委任他为第四大队长。刘厚民、吕经邦分别干了军需书记和分队长。第五区负责召集部队的有陈鸿岗、路九阶、杨振业、刘世隆。其中陈鸿岗号振乾，时马村人，曾任第五区的区长和区队长，干过杂牌队伍的军官，张天佐即以陈鸿岗为第五大队长。其余3人均以分队长任用。第六区原区长唐汝纯在对日作战中阵亡，张天佐叫新任区长张乐德代为召集部队。张乐德，字子明，仓上村人。他曾参加联庄会员训练班受训，事变前六区一带土匪猖獗时，他在本乡组织民团，防御土匪，掌握枪支武器不少。“南流转进”后，船底村财主郑曰让向张天佐保荐张乐德，张天佐认为这是个用得着的人物。后来，张天佐住到他家。张乐德招待备至，为之谋划一切，把私存枪支和全乡存枪都起出来交张使用，很得张的欢心，张则让他尽力扩充人马，以他为第六大队长。
七、八两区的部队由区长赵承卞和初纪轩负责召集，张天佐即以赵承卞为第七大队长，以初纪轩为第八大队长。张天佐还在原公安局兵力的基础上编了第九、第十、第十一3个大队。第九大队长谢茂圻，高唐县人，是张天佐的同学、换帖仁兄弟，曾干过山东省警察厅保安队长，张天佐任警察局长时，他干便衣队长。第十大队长王虎忱，外籍人。此人胆小怕事，但资格很老，不仅是原公安局的巡官，还是昌乐最早的复兴社分子，所以张天佐仍以第十大队长任用。第十一大队长侯毓奎，号聚五，河北通县人，曾任张绍堂(韩复集的秘书长)的传令队长，干过朱刘店公安分局局长。劫掠寿光县长宋宪章，张夭佐主要得力于他。张天佐还收编了赵裕明的土匪武装，编为第十二大队，以赵裕明为第十二大队长。
张天佐还指使赵凤翔拉起一个手枪大队(也称第十三大队或特务大队)。赵凤翔，号腾霄，本县赵家庄人，曾干过杂牌队伍的排长、本县警察局的便衣兵、张天佐的传令兵，张天佐让他召集部队，他尽让土匪、流氓充当手枪大队的骨干。
张震寰，潍县大山洼人，从小不务正业，干过土匪、架过肉票，后来逃往东北大连当船拉子，事变后跑回原籍拉队伍。他的部队在淮县经常与王有为部发生武装冲突，他怕被王有为吃掉，故投奔了张天佐。张将他的部队收编为第十四大队。张天佐为了集军事大权于一身，防止发生尾大不掉的现象，规定各大队只起纵的作用，不准发生横的联系。
(八)相互勾结，枪杀抗日战士。
1938年1月，正当张天佐的部队被日寇南下“扫荡”的谣言吓得向临朐境内南流镇仓皇“转进”的时候，共产党员孟繁锷领导昌乐中部地区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于25日在北展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对此，一心独霸昌乐的张天佐视之为眼中之钉。他率领残部返回昌乐的第一件事，就是勾结地方实力派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无理纠缠。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长赵西林的脚踏车被张的属员赵承卞扣留，棉衣被夺走。第十七大队中队长高文然在接洽抗日工作途中于古城店被张部武力扣押。
张天佐在取得昌乐军政大权之后，酝酿着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更大阴谋。3月23日，张天佐借抗日别动队中的共产党员去潍县七支二大队联系部队合编事宜之机，以国民党“正统”县长的身份，诡称向抗日别动队“点名发饷”,采取诱骗手段，将以刘汉三为首的部分抗日别动队指战员调集北展小学。张天佐亲率所部80余人，将其团团包围，先以“验枪”为名，强令抗日战士子弹退膛，继而蜂拥扑上，以武力缴枪。张天佐的野蛮行径，受到抗日别动队员理所当然的抵制。张天佐凶相毕露，令部下当场拉出郑太平、李和功等7名有意反抗的抗日战士就地枪杀。抗日别动队员张思昌进院前已发觉情况异常，他把所带两支短枪在袖管内藏好一支以防不测，他见发生血案，忙用所藏短枪向张天佐射击。张天佐的卫队长于介成急忙向前护卫时中弹毙命，张天佐侥幸躲过了这一枪。当天，张天佐下令将被俘的30余名抗日战士遣送丁家山和仓上两地关押，迫令他们按等级花钱取保始予开释，他口头宣布一级的120元，二级的100元，三级的80元。多数人按级花钱取保后获得释放，杜家沟村杜修武等2人因家穷拿不出钱，被迫磕了两
个响头顶了帐。其后，张天佐继续迫害抗日战士及其亲属，迫使他们隐蔽或者外逃，将其推入生活的绝境，从而扼杀了昌乐县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九)“大山事件”,驱逐抗日队伍。
昌乐人民并不象张天佐事先估计的那么“易于摆布”。尽管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抗口救亡斗争设置重重障碍，1938年夏天，淳于、耿安两地的群众组织“抗日救亡团”又发展到500人的规模。共产党员孟繁锷、赵西林等在“抗日救亡团”的基础上重建抗日武装。9月13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在东耿安村宣告成立。二十九大队成立初期，孟繁锷到仓上与张天佐联系共同抗战的策略，张天佐采取敷衍态度，指派张髯农以副官的身份应付几句就算完事。几天以后，孟繁锷再到仓上接洽抗日工作，张天佐采用搪塞办法，派其财政科长赵华轩出面，並嘱其不准答应对方的任何要求，只要将其支走就行。孟与赵晤面后，首先提出驻防区域问题、
吃饭供应问题、联合击敌问题。赵华轩根据张
夭佐的旨意搪塞道：“原驻何处仍驻何处；吃饭供应问题自己设法，但不准在县境之内任何区域筹措；联合击敌几时需要几时通知。”过了一段时间，孟繁锷与庄少云、郭家瑞(二人皆潍县籍，二十九大队负责人)一起到仓上。这次张天佐在躲不过的情况下只好出面，准许二十九大队在四区的解召一带驻防，给养准许由他的给养统筹委员会按实有人数拨给，联合击敌一事，叫二十九大队组织爆破队，待命出发，破坏敌伪铁路桥梁。张天佐表面作些让步之后，却暗中于仓上秘密召集党政军团会议，讨论对共产党限制一切活动和严加防范的策略，并决定举办全县乡保长短训班，进行防共部署，会后又拼凑起以曹子君、赵伯枢、侯毓奎、张震寰、谢茂圻、张髯农、赵文斋、荣光治、李迪新、唐玉璋为头子的反共巡回小组。这个反共巡回小组，平日里分赴各连队对官兵训话，月终各连队发饷时，由财政科和团部军需处派员参加进去，以点名发饷名义，在军队基层煽动反共情绪，组织反共力量。这年冬天，张天佐别有用心地邀约二十九大队袭击驻昌乐城的日伪军，妄图借日伪军之手达到消灭二十九大队的肮脏目的。但事与愿违，战斗打响之后，因张天佐的第四总队阵地紊乱，成为日伪军火力轰击的主要目标，张部溃不成军，四散奔逃。二十九大队布防于城东南方向的阎家墓地，因事先作了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对日伪军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之后，很有秩序地安全撤出战斗。张天佐的阴谋失败之后，他又以“防区统一”为词，指派二十九大队到极不利于队伍发展的抗日前哨大山村驻防。
在二十九大队抗日活动的影响和国民党六十九军某部政治指导员蔡贯卿的协助下，昌乐西部山区毕都、打鼓山一带的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纷纷组织抗日自卫团、抗日儿童团。二十九大队大有蓬勃发展的趋势。张天佐闻听消息，大为恐慌，他借口二十九大队“私起枪支”,命令侯毓奎、张震寰率队开往大山村，制造以武力驱逐二十九大队出境的“大山事件”。与此同时，张天佐派兵驱逐“赤色分子”蔡贯卿出境时与六十九军某部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张天佐的一再破坏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被迫离开昌乐县境，并入八路军大部队活动。从此，整个昌乐县境成为张天佐的“一统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