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子官庄村记事
任广元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的晚年回忆之作。作者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和国建立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生前又曾长期担任庙子官庄村支部书记一职，其回忆内容丰富，细节详实，折射出农村的近百年兴衰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此，将其遗作稍加整理，编入本书。题目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括号内注释属编者所加者一律注明编者注。
为了让子孙后代充分了解先辈们的曲折经历，解放前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是如何抗争，如何艰苦创业的；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是如何得来的，现就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简略地写下我们村的一些情况，供子孙后代参考。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鬼子很快占领了我们的大小城市及街店农村。1938年的正月十八，鬼子血洗了我们的邻村大、小善地，一早上就杀死了28人，烧毁了三分之二的房屋，抢去了所有财物。从此以后，他们就盘踞在乔官和鞋山子，不断地下乡搔扰抢掠，还抓壮丁给他们打工。
1940年左右，乔官的日本鬼子让乔官周边的村庄下坡、黄家洼、陶家庄、大善地、小善地以及贾陶等村，给他们交纳苛捐杂税，并且每村设一名报告员，每天汇报国民党的一切动向。当时把这些村叫沦陷区，要交纳两份苛捐杂税：一份交国民党，一份交鬼子。从我村以及以南的村，只交给国民党，不交给日本鬼子。但日本鬼子也经常来我村抢物抓人。
我们村庄小人少，老少爷们一向很团结，就自发地在高处设了一处岗哨，两人一组，每天轮流观望乔官、石柱子岭、梁家庄、贾陶、黄家洼、下坡等方向的动静，一旦发现鬼子从哪个方向来，就迅速跑回村吆喝。听到吆喝声，全村人就大的领着小的，老的带着少的，往安全地方跑。
我们一般都是往南沟跑，那儿地形复杂，能藏身，基本上没让鬼子抓住过。有时也往西河跑。有一次，鬼子早上来得特别早，全村人没范防备，把潘贵洪、王万孝、刘存顺他们三个抓去了。押送途中，在东南岭跟正在巡逻的伪三连（编者注：指国民党张天佐所属抗日武装）交上了火，他们三个又乘机跑回了家。
有一次是夜间来的，刘林增、任庆合正在西门看场院，又被抓去了。好在夜里天黑，鬼子们路况不熟悉，他们两个就又逃脱了。
还有一次，鬼子由汉奸带路，从东沟下去又从南河折回，然后从西河上来。刚巧我和父亲跑到西河，等发现他们时已距我们不足百米，鬼子连朝我们开了数枪。当时我也就十一二岁，父亲连拉带拽地拖着我一直跑到贾陶村，大概跑了十多里地，没让他们抓住。那次回来后，连累带吓，我长了一个多月的病。
还有就是我村刘存照，是走街串巷的货郎，经常赶集上店。有一天他去赶北展集，正巧遇着从唐吾过来的鬼子和汉奸，一看他象是很有钱的样子，就把他抓了去，想带到乔官敲诈他的钱财，还在他肋窝处打了一枪。幸好他认识乔官区长（编者注：应为日本人任命的伪职），也就是龙顺堂的二掌柜，帮他换了衣服，偷偷地给放了。
就这样熬过了七八年，终于熬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
解放战争时期
鬼子投降了，本想从此能过上安稳日子，但是国民党变本加厉地盘剥和压迫，老百姓的日子照样难过。
张天佐的队伍伪五团盘踞在仓上村，经常要求各区、各乡、各保派壮丁，到仓上修围子，挖战壕，修碉堡等防御工事，耽误了种地，收成不好，他们又加重苛捐杂税，少吃缺穿的老百姓还得轮流给他们打工、站岗，还经常挨打受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刘会增、刘存亮一家被迫逼着下关东卖劳工，下炭井，刘会增死在了东北。王万喜随娘改嫁到潍县赵家，改姓栾，叫栾万喜。
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分县、区、乡、保四级，我们村隶属伪三区西级乡庙子官庄保，保长分别是刘存忠，刘存孝，潘贵显，刘存富（编者注：此处应指历任保长）。下设5个甲，甲长分别是刘存德，刘存富，任光富，王万贵，郝西顺。保队副1人，是王玉忠，后换成刘文增。他们分管派夫、派岗，摧交公粮。出夫工依地亩折算，二亩地一班，派岗的按壮丁即18至45岁男性，轮流四门站岗，盘查行人等。上交公粮又叫给养，也是按地亩摊派，不论土质好坏，都按亩数收集，只要一打下来粮食就要上交，就先收集存起来，存在大户人家的空房里，随时等上边调用。
1947年又改成了联保，也叫大保。西级乡改成三个保，即11保、12保和13保。11保有西级、驻马河、程家庄、房家庄等；12保有大善地、小善地、张家坊子、羊栏子、前君祥、后君祥等；13保有盖家庄、韩家寨子、庙子官庄，保公所设在盖家庄。
当时共产党八路军接连不断地解放沂蒙山区，诸、安二县，胶东半岛，游击队神出鬼没，吓得伪五团张天佐以及区、乡、保长们坐立不安，白天加紧修防御工事，夜里守围子，美其名曰“大炮队”，所有壮丁，轮流替换，五天一轮。一直到1948年3月（编者注：应为1948年5月）八路军捣毁了仓上伪五团的老窝，消灭了张天佐，昌潍地区彻底解放，这些国民党的盘剥和压迫才算是完事。
解放后
解放以后，我村就驻进了共产党的宣传干部（老战、老程、张桂兰三位），他们带领着我们穷苦的老百姓，斗争了一小撮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整改和废除了一些高利贷剥削和一些不合理的债权债务，宣传落实共产党的好政策。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让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了主人，老百姓也确确实实地把共产党当作救命恩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国陆续地建立了省、地、县、乡、区各级人民政府，确定各级领导人。
我村第一批村班子是：刘存顺，郝成，刘存贵，王永昌，王万中五人。班子成立后，开展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一部分农民分到了土地，名曰：土地回老家。与此同时，还划分了阶级成分。确定了一户地主刘焕河，一户富农刘存中，把他们多余的土地分给了王永昌、王玉中、张子孝、刘西元、刘西山和任光明六户。五户富裕中农，他们分别是潘贵显，潘贵荣，潘贵洪，刘存照，刘存陆。其他的都是中农、下中农。上级政策是保存富农经济，团结中、富农，依靠贫下中农。
从1950年开始丈量土地，大亩换官亩，一大亩等于3.48官亩，后又改为市亩，一大亩等于3.22市亩（原来是6000平方尺，现在是666平方米）。接着就废除旧约，颁发土地证，一式三份，上交两份，自存一份。上级要求必须把土地证发放到每家每户手中，所以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细致。上级责成我负主要责任，由刘西三、刘存忠协助。到了1952年，又改选领导班子，由张子孝，王玉田，刘宣增，王兆升和我担任。
接着上级下达查田定产任务，由我负主要责任，刘西文，任庆华协助。先从部分农户议出以往三年的平均亩产量，乘每户总亩数，算出每户的总产量，然后算出全村的年总产量，最后汇编成册，给以后粮食征购任务打下了基础。
1953年上级又宣传把余粮卖给国家，到秋后实现了统购统销。刚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收购了部分过头粮。不久就改了回来。
1954年又开展互助组运动，就是几户或十几户组织起来，互帮互助。1955年秋实行合作化，又叫初级农业社，刚开始先找18户做了实验，由王玉田，刘宣增和我负责。到1956年春基本上都参加了，只有王永昌、潘福庆二户烈属和任光祥痴呆三户没有参加。我们做了大量说服动员和帮扶工作，才让他们加入进来。具体工作就是土地入股，大家畜、大农具入股，小麦青苗入股等，到了麦收后，参加了集体分配，交了公粮，留足了种子，每人平均口量104斤。社员们都非常满意。
到了秋后就提升到高级社，即人七劳三的三七分配。1957年年景不好，粮食欠收，麦季虽然减免了部分公粮，但口量仍然低于往年，所以老百姓心中生出了不满意情绪，引起了闹事闹粮。上级要求领导干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歹把大家的情绪安抚了下去。
冬天上级又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各级领导班子开了四十天会议，我村刘宣增参加，叫整风反右，反出了一批右派分子。我村任庆文当时在韩家阳阜任小学教师，因说了过头话，打成了右派分子，遣返回本村务农改造三年，期满后派他到高崖任教，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就一直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直到三中全会以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工作，直至离休。
1958年春天，我村有12户一块去了西北绥远，到1960年陆续回来9户，只有郝西顺，郝西坡，黄多加三户没有回来。
之后又开展了撤区并乡运动。乔官区分为乔官、北展两个乡，我村隶属北展乡。之后开展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反右倾、鼓干劲、拔白旗等运动，秋后成立了人民公社，我村又划归乔官公社。村又称为大队，干部改称大队长、副大队长、大队会计。所有财产，财物，帐物一律上交公社。
紧接着就成立集体食堂，先以小队为单位，我村设立两个，后又以大队为单位，合并成一个。按人分发饭票，凭票领饭。
之后就是大炼钢铁，把户里的锅，鏊子，凡是铁制品一律上交。当时我村偷偷留下了一部分，到过年时悄无声息的分了下去。
到秋后又开展大兵团作战运动，干活以片为单位，称之为大兵团作战。公社分成10个大队，后改叫管理区，以大队为单位开展生产，坡里红旗招展，热火朝天，到处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效益不高，质量不够。
秋后粮食都交国库，地瓜干自存，但是也归国库管理。所留粮食只吃到了1959年1月23日，食堂就关门大吉。关了二十多天，有好多户已经断粮断炊，靠挖地里残留的已经冻烂了的小地瓜、地瓜根、树皮为生。幸好地委及时来人走访民情，立即批给统销粮，每人每天0.75斤谷子，才缓解了燃眉之急。同时也把权力下放给各村，回到了原来的各村为独立核算单位。
此时正是春耕时节，面对暂时的困难，我村社员没有灰心，仍然齐心协力，多种了地瓜和萝卜，除去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94455斤），社员手里还有节余。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及时结婚的大龄男青年，都纷纷用地瓜干换了媳妇。那年我村用地瓜干共换了十多个媳妇。那些爱美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用地瓜干换了好看的衣服。那时地瓜干的价格每斤2.5元左右，基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以后每年上交的公数大都在6万至7万斤之间。
1960年，王玉田和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冬，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级派驻工作组来农村，每村一名。我村由吴宗元同志来我村帮扶工作，贯彻落实16字方针：“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共同对敌”。目的是防止干部贪污腐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阶级敌人。
1964至1965年，大搞四清运动，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
1966年秋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6月1日开始，大搞破“四旧”运动，“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炮打司令部，发动红卫兵、造反派，把村里的两个土地庙给拆除了，各人家里所有的书也都收集起来烧光了，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到处充斥着打砸抢的现象。
原来的党支部、大队领导班子都靠边站，又重新改组领导班子。1967年正月二十，就选出了刘西斌任大队长、王瑞堂为副大队长，上任一个月就垮了台。之后在公社武装部长于尽三同志的支持帮助和多数群众的拥护下，又重新建立了领导班子，叫革命委员会，还是原班人马，我任主任，王玉田任副主，刘宣增、王兆升、刘西庆任委员。直到1970后才改为正式的党支部和大队。当时的工作分为两派，一派红卫兵，一派大联合，又是反又是保，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主张搞好生产种好地，而红卫兵跟我们唱反调，他们主要是搞打砸抢。
但是不管多么艰难，我们都没有影响生产。1967至1968年，我们村修建了西河水库，购置了8马力柴油机和钢磨，设立了西河林业，种置了30亩苹果园，到69年就开始结果，当年只苹果一项就收入2000元。1969年冬，我村搞了部分大寨田。如家西，家东，东北坡，西南坡搞成了梯田，顺地势整平耕种。村庄实行了新农村规划，每户四间，两户一排，东西街宽十米，中心街宽十二米，南北街宽五米，中心街宽八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本人由于身体原因，退去正职，担任支部委员兼调解主任，支部书记由王玉田担任，刘西福任副支书，到82年王玉田与我等都退了下来，王玉田刚退下来不到一个月就病逝了。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中央拨乱反正。我村也从1982年开始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党的路线以抓经济为主，土地分到各户手中，除去每年必须上交的提留款以外，其他都归个人所有。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部分户渐渐富起来了，但也出现了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逐渐加大了。特别是集体经济成了空壳，以前的集体积累，如集体的公房，办公室，场棚，饲养室，拖拉机等也都消失了，之前建立的林业承包给个人以后不久也把所有树都卖光了。1952年查田定产时总耕地面积1264.53亩，现在实有耕地面积不足6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