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尖兵李振远
时间:2024年07月06日 来源:潍坊晚报
李振远是从寿光走出的一名我党出色的情报战士。在东北长大的他，深刻感受到日军的压迫。他在高中时加入“抗日学生队”，该队伍接受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收编，配合主力作战，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日军对东北抗联进行围剿时，李振远领导的游击大队为牵制敌人，策应邓铁梅部队转战，灵活采用游击战，粉碎了敌人的四次“讨伐”。南满的党组织遭受破坏，李振远身负重伤，幸免逃脱，回到山东寿光老家，他坚持进行抗日宣传，发展队伍，调动起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1936年6月，李振远前往延安学习，他在这里认识了爱人周梅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本期主要讲述了李振远成为一名情报人员之前的成长过程，以及抗日期间他战斗在一线的精彩故事。
本期撰稿：李洪敏（张书功整理）
日本人手中救下女学生
原安东沙河镇站。
李振远祖籍寿光，祖父李森因生活所迫闯关东，落户安东（今称丹东）沙河镇。小时候的李振远既要上学，又要照顾残疾的弟弟和做家务。他学习很优秀，且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高中时曾从日本警察手中勇救女学生。
祖父举家闯关东
落户安东讨生活
李振远（1914—2000）的祖籍是寿光县李家宋村（今寿光市田柳镇李家宋村），这里北临渤海莱州湾，近海都是盐碱地，地瘠民贫。清朝末年，寿光旱涝灾害频仍，蝗虫、冰雹也是时有发生，庄稼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情。
1897年春，李振远的祖父李森被迫携儿带女闯关东。临行前，他告诉孩子们：“咱祖上是明代从山西大槐树迁移到山东的，现在咱们又要迁移了，可无论走到哪里，都别忘了我们的根啊！”
他们一路乞讨，不知走了多少个日夜，在一个夏天到达了一处河滩。放眼望去，这片黑土地长满了茁壮的玉米，李森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喜悦。于是，他们就在河边搭起窝棚，与同行的几位乡亲住了下来。
这块河滩地处安东（今称丹东）沙河镇，这条河就是鸭绿江的支流大沙河。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快到入海口时有一个90度的大转弯，李森就在这里帮山里放木排的人拉木头上岸。祖母则在江边，为船家缝补船帆，补贴家用。后来，李森一家在附近的元宝山上建起了三间泥草房，一家人就这样安顿了下来。
李森原有七个孩子，大女儿早逝，老二是男孩，取名李献顺。老三叫李献玉，就是李振远的父亲。李献玉20岁时，奉父亲之命回到老家山东寿光，娶舅家表妹丁氏为妻。1914年2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李振远在寿光出生了。1916年秋天，在寿光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李献玉又挑着不满3岁的李振远回到安东。
飞来横祸弟弟瘫痪
突遭变故少年当家
1919年，李振远的弟弟李振刚出生了，1周岁时因一次意外下肢瘫痪。李献玉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李振远身上，在李振远7岁时，将其送进安东县立第一小学读书。母亲因为弟弟治疗无望，悲痛去世。那年，李振远8岁，弟弟3岁。从此，照顾弟弟的重任就落在了李振远身上。弟弟不能站立和行走，大小便全靠李振远背着去上。祖父、祖母在时，常常帮助他照顾弟弟。祖父有时上山打野兽，经常带上李振远，使他练就一手好枪法。这是自娘亲去世后，他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但好景不长，祖父也因劳累过度，不到50岁就病故了。
根据祖父的遗愿，祖母要带着祖父的骨灰回山东寿光。临行前，祖母用旧布给两个没娘的孩子做了过冬的棉衣裤，放在孩子们睡觉的炕上，含着泪一步三回头地踏出了大门。看着祖母的背影，李振远伤心地背着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此时11岁的李振远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和孤独。他经常望着老家的方向，盼着祖母早日回来。
家里的一切事情都落在李振远的身上。每天一大早，父亲李献玉就要赶着去上班，李振远要早起生火烧水，热早饭，打扫卫生，照顾弟弟。中午，请邻居帮助照看弟弟，他在学校吃带的剩饭。放学后还要到山上捡柴火，挑水，做晚饭。晚上哄弟弟睡觉后，才有做作业的时间。两个孩子孤苦伶仃，李献玉工作忙又不会做饭，只能每天买点干粮给孩子们，这一家人就这么一天天熬着。后来弟弟逐渐长大，学会了用双拐慢慢拖着双腿走路，基本能自理，还学会写字、说书，李振远也就放心了。
扳道岔令日军车相撞
回寿光接受革命启蒙
李振远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安东东边道林科中学。他最喜欢上历史课，因为历史老师能给他们讲很多道理（许多年后，他才知道历史老师是共产党员）。历史老师悄悄告诉学生们，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践踏到安东的土地上，压迫中国人民，侵占中国土地，掠夺中国财富。
安东被日本人修的铁路分隔成两个部分，由横跨铁道的高架铁桥相连。李振远家正好住在沙河镇青龙街的小山上，这里住的都是穷苦人。青龙街有一口甜水井，是整个青龙街上百户人家饮用的救命水。日本人建铁路附属地，把甜水井围在铁丝网内，不准中国人打水。青龙街的人要想喝水，就得绕道走很多路，到别的街区挑水，大家恨透了日本强盗。中国学生每天上学、下学全要走高架铁桥。日本学生仗势欺人，故意拦住不让过桥，还经常打骂中国学生，有时还用气枪把中国学生当活靶子打。中国学生予以还击，事情闹大了，中国警察就抓中国小孩教训一顿，却从来不敢惹日本人的孩子。李振远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外来侵略者欺辱、当局无能的环境中长大的。
对于日本人在安东的种种暴行，李振远看在眼里，痛在心头。16岁时，趁天黑，他悄悄扳动了铁路上的道岔，使鬼子的两列军车相撞，其中一列撞翻了好几节。鬼子气急了，沿街到处抓人。于是祖母带着他回到了寿光老家。
在寿光，李振远认识了褚景塘和王怀之。褚景塘和王怀之都是1911年出生。褚景塘1929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寿光县立中学支部书记。王怀之1928年加入共产党。经他们介绍，李振远来到寿光县立中学，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进步读书会，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在寿光住了两个多月，使他学到了不少知识，明白了许多道理，打开了眼界。不久，他接到父亲来信，让他赶回安东，参加升学考试，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寿光。李振远顺利地考入了安东林科高中。
放学路上遇不平事
阻止日本警察作恶
1931年某一天的放学路上，李振远和好友胡京良在大沙河桥头附近，突然看到一名喝醉酒的日本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拦住一名女中专生，并企图对其实施强奸。女学生不停地哭喊着，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但日本警察有枪，没人敢上前。
就在那家伙要解自己衣服的一刹那，李振远朝胡京良递了一个眼神，两人一起扑了上去，死死摁住日本警察。日本警察丢下姑娘，翻身用力压住了李振远，想把他掐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京良拿起酒瓶，猛地向日本警察的后脑勺砸去。这时突然有人喊：“杀人啦，学生杀人啦！”周围的人们吓得一哄而散，姑娘被好心人救走。李振远趁机推开日本警察的尸体，解下他的手枪，与胡京良把尸体推下河，撒腿就跑了。
等到天黑后，李振远摸黑回到家。当他把救女学生的事告诉父亲时，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日本人未必知道是你们干的这事，现在赶快把衣服换了，把枪藏起来，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明天继续去上学。不过，以后要多加小心。”不出所料，第二天日本警察来到学校清点人数。但他们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只是怀疑学校的学生。校方害怕日本警察还来找麻烦，就把那天没来上学的学生全部开除。恰巧胡京良没有到校上学，李振远替他请了假，但校方依然坚持把他除了名。虽然李振远继续读书，但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唤起了他的爱国责任感。
士兵成长为游击大队长
1932年的李振远。
1985年，李振远（左）和满连捷在丹东。
“九一八事变”后，李振远加入了“抗日学生队”，组织了几次突袭，为有大作为，他们认为必须寻找党组织，并与其他抗日力量联合作战。他们接受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收编，配合主力作战，自卫军半年时间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队伍不断壮大，李振远也由一名士兵成长为游击大队长。
加入“抗日学生队”
回到家乡买弹药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罪行。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相继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为保卫民族生存和祖国神圣领土而战。时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贤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出现了武装抗日新的大好形势。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应是领导东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
日本侵占东北后，东北成立了不少抗日地方武装。李振远所在学校的学生们自发成立了“抗日学生队”，李振远也在其中，大家推选张庭轩为学生队司令。
李振远向张庭轩建议“只有搞到武器，才能不受欺负”。1931年10月，20多人的学生队突袭了凤城四台子伪军据点，这些伪军都是刚抓来的新兵，没有打过仗，学生队顺利缴获了一些枪和子弹。这是学生队第一次正式打仗，名声大振。但是，只靠缴获敌人的武器和弹药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学生队和抗日需要。这年冬，在父亲李献玉的帮助下，李振远回到寿光老家，买了一些炸药，并学会了做子弹和炸弹。
寻找党组织“请能人”
联系友军共同抗日
1932年l月，通过冬天的休整和作战，李振远所在队伍发展到200余人。不幸的是，张庭轩牺牲了，组织上也发生了变化。周凤梧接任司令，董厚泉任副司令，李振远由战士升为副参谋长，负责情报和招募新兵等工作。
在一次队领导会议中，李振远提出：一方面要联系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要找东北抗日义勇军，必要时可联合作战，才能给敌人更大打击。他告诉大家，在寿光老家时，听人们讲过，共产党是人民大众的党，抗日最坚决，“咱们要想赶走鬼子，就得请能人来”。胡京良和董厚泉都支持他的意见。
1932年3月，李振远联系到时任共青团寿光县委书记的褚景塘和时任中共寿光县中学党支部书记的李杰。他们把李振远的情况汇报到北平。中共中央在北平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满连捷到安东找到李振远。满连捷见这支队伍里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参加人数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农民，就建议把“抗日学生队”改为“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董厚泉提名让李振远当主席（司令），大家一致同意。
年仅18岁的李振远深感担子重，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他认为，队伍发展了，就要更加有效地大量消灭敌人，而仅靠这支部队是不行的，还要联系友军，共同抗日。
寻找友军途中险遇害
加入东北民众自卫军
1932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李振远和栾文两人出去联系友军。刚走出去不久，迎面就碰上了一队巡逻的日本鬼子。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押着他们向鸭绿江边走。李振远听懂了他们的日本话：“不能放过一个支那成年男人。”李振远明白：这是要杀掉他们。快到江边了，就在鬼子喊叫着端起步枪刺向他时，他一侧身，双手抓住枪管，飞起一脚，将鬼子踹倒，将枪夺到手中。这时，另一个鬼子锋利的刺刀刺进了他的右臂，他顾不上许多，拔出刺刀，投向鬼子的同时，转身跳入鸭绿江中。栾文看他动手了，也踹倒另一个鬼子，纵身跳入鸭绿江。一入水，李振远立刻向右一转，顺水而下，潜游了80多米，头露出水面。他看见鬼子一个劲地向着栾文下水的方向开枪，他怕击中栾文，端起枪来向鬼子射击，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当鬼子掉转枪口向他打来时，他又潜入水中，向下游去。摆脱鬼子后，李振远上岸向北跑去。
1932年4月下旬，李振远终于与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取得了联系。在邓铁梅的说明及建议下，没过多久，李振远所在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独立游击大队”，他被任命为游击大队大队长。
配合主力协同作战
半年大小战斗百余次
这一时期，游击大队的主要战斗都是配合邓铁梅主力打仗的，十分激烈。1932年5月打龙王庙镇。龙王庙是一个近千户的大镇，镇内有商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庄河北部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占据此地，不仅可以解决自卫军的粮食给养问题，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凤城之敌的供给线。
经过研究，邓铁梅下定决心，龙王庙势在必得。他调动部队于凌晨包围了龙王庙并向其发起攻击。龙王庙镇子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网的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民众自卫军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街巷，并击毁敌人的碉堡和兵营，日伪军在梦中惊醒，四处逃窜，100多名日伪军被击毙，很多敌人在渡河逃跑时被淹死。伪军司令李寿山混于乱军之中逃出了镇子，向大孤山跑去。
东北民众自卫军占领龙王庙和周边地区后，邓铁梅遂将司令部移驻龙王庙镇。伪军司令李寿山逃出后在大孤山设立了司令部，与龙王庙隔大洋河相对峙。李振远所在游击大队消灭敌伪靖安军20余人，缴获自动步枪、长短枪10余支。
6月，游击大队在石城子附近打伏击，打死了敌人后卫队一名营长，缴获一架望远镜、枪支10余支。7月，游击大队配合邓铁梅部队收复了黄土坎，歼敌3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在仅半年的时间里，邓铁梅带领东北民众自卫军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
李振远任独立游击大队长
1932年8月初，在鸿顺客栈，李振远第二次和满连捷见了面，满连捷带来了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等。李振远向他谈了自己已经读过《共产党宣言》了，也讲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还谈了不知邓铁梅部队里是否有共产党员，自己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满连捷笑着说：“共产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
胡京良、张连仲和李振远三个人当即写了入党申请报告，交给满连捷。8月底，李振远和满连捷第三次见面，满连捷严肃地告诉李振远，上级党组织已批准李振远他们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振远等三人在鸿顺客栈进行了宣誓，成立党小组，胡京良担任小组长。
满连捷走后，为庆贺入党，三人兴奋地到僻静的半截沟饭馆吃了一大碗面。他们商量下次过小组生活的地点，就选在山上的八角亭，安静又好撤离。
各地抗日武装此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东北全境154个县中就有93个县建立了民众抗日武装。1932年9月，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东北民众抗日组织统一改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编成54路军又33个独立支队。李振远被北平正式任命独立游击大队长，部队扩大到2000多人。
艰苦粉碎敌人三次“讨伐”
邓铁梅
抗日义勇军一名士兵在监视敌军调动。
日本发动了多次针对东北抗日武装的围剿，李振远领导的游击大队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打破敌人的合围包围圈，策应邓铁梅部队的转战。他们灵活采用游击战，不断突围，粉碎了敌人的两次“讨伐”。在第三次反“讨伐”中，他们突围进小山村，遭遇土匪。李振远凭借机智的策略和精准的枪法，为战士们赢得了休整的机会。
面临严峻考验灵活作战
粉碎日军第一次“讨伐”
日本帝国主义图谋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就要有巩固的后方。因此，他们大量增兵，加紧了对东北抗联的围剿，对东北进行法西斯统治。日本鬼子还将山区的老百姓都赶进“集团部落”，围上栅栏和铁丝网，控制出入，把年轻男子抓去当劳工，切断抗日队伍的供给和兵员。离开了老百姓的支援，东北抗日进入了艰苦的阶段。日伪军从辽宁开始集中大量兵力，进行多次大“讨伐”，各抗日队伍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李振远所在的游击大队为了对付鬼子的封锁，坚持长期斗争。他们采用了两种作战方案：一种是配合主力的武装斗争，另一种是分散到敌后，坚持敌后斗争。为了站住脚，游击大队联系群众，宣传爱国主义，在城镇和农村建立了外围组织，建立情报点，并派人打进敌人伪保组织和伪军警察内部，或把伪保甲人员拉过来为游击大队工作。还解决部分军需、医药和粮食问题。
1932年12月，日伪当局急调日军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第三、四大队及伪军1万余人，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讨伐”。李振远和其他义勇军一样机智勇敢地和敌人周旋。他把2000多人的队伍分成3个分队分散出击，他自己带领一队，周凤梧指挥一队，唐佐力带领另一队。与敌人转战了一个半月，在多次遭遇战中，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做掩护，一再奋力突围，冲垮敌人的部署，终于胜利穿过安奉铁路，转移到丁岐山休整。
李振远的部队虽然兵力少，火力装备差，但在强敌面前从未屈服，一直打得很顽强，总计杀伤敌伪军400余人，炸毁敌人运输车、弹药车10余辆，缴获步枪60余支、机枪一挺，还有很多弹药。游击大队也伤亡近500人，失散近700人。李振远和董厚泉也受伤了。但是，他们粉碎了日伪军历时一个半月的第一次大“讨伐”。
牵制敌人策应主力转移
粉碎日军第二次“讨伐”
1933年4月15日，敌人再次纠集大批兵力，以更大规模分兵多路向民众自卫军扑来。第二次大“讨伐”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所到之处，建据点、修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妄图割断民众自卫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消灭抗日队伍。
民众自卫军不停地转移，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战斗减员，部队从万人减到只剩1000余人，大队长苗可秀英勇牺牲。抗日部队在与群众几乎完全隔绝、活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邓铁梅带领部队进入深山密林与敌开展游击战。在此期间，邓铁梅总结了作战失利的经验教训，整顿了部队，与敌人继续周旋，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李振远的游击大队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打破敌人的合围包围圈，策应邓铁梅部队的转移。
李振远带领200多人，组成三个分队打埋伏，分散出击，利用各种手段阻击敌人，采用最多的是地雷战。这次反“讨伐”战斗连续作战一个多月，杀伤敌人100余人。青纱帐起来后，李振远他们又集中了300余人，拔掉了敌伪在“讨伐”中安下的几个据点，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敌人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讨伐”被粉碎。
1933年7月间，敌人对安东、岫岩、庄河三角地带又进行了第三次“讨伐”。敌人守备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坂津直纯率领两个日军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还有伪军李寿山全部、于芷山一部。这次敌人出动总兵力5000余人，多路合击，妄图消灭南满邓铁梅部队及这一带其他抗日义勇军。邓铁梅亲自调动兵力，以密集的火力组织突围，在部队猛烈的攻击下，打开了一个缺口。率部刚突出去，又被另一部敌人包围。此时游击大队刚组织起1000余人，正处于汤山城、高丽门、凤城三路敌人的夹击中，他们多次与敌人遭遇，边打边走，和敌人绕圈子，在运动中给敌人大量杀伤。但敌人仍不断增加兵力，尾随不舍，企图全歼游击大队。
8月初，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日趋紧张，李振远从安东带领20多名援兵，带着武器弹药，还携带大量自制手榴弹、地雷与主力汇合。李振远依赖熟悉地形的优势，指挥部队采取大迂回的办法，试图甩掉敌人的追击，有时甚至和敌人擦肩而过，几次差一点被敌人包了进去，但又走脱了。部队每天都要走很多路，边打边走，一两天也吃不上一顿饭，不少同志掉了队，游击大队只剩700余人。
钻进山沟赢得一天休整
粉碎日军第三次“讨伐”
部队继续往山里走，又走了大半天，敌人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游击大队成功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
又走了一段路，游击大队发现了一个小村子。村里无一人，没有战火的痕迹，村头有一大户人家，这户人家院墙高大而且完好无损，前后两个院子很大，前院是正房和厢房，后院是一排平房，部队全能进来。战士们一进来，一个个挤在一起坐地而睡，他们实在是太累了。火头军到处找粮食，在后院的牲口棚里翻出了粮食，但只够做稀饭的。李振远和栾文等一些人进了屋子，也休息了。周凤梧不放心，又去查了一遍哨，回来后，也困得打起盹，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下午4时许，院子里突然有人喊“有情况”。战士们“哗”地一下拿起枪，李振远和大家一起冲出屋子。院墙上站着一些人，院门也被打开了。“请你们当家的出来说话”，一个土匪叫喊着。李振远马上拱手上前一步说：“不知是哪位朋友，我们多有打搅，请多原谅。”院门口站出来一位40来岁的黑汉子：“你们私自闯入我的地盘，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什么意思？”
李振远又上前一步，把突围的事说了一遍，并表示部队只借住一晚上，明日开拔。黑汉子非要用“打杆子”的方式争地盘。于是，双方都把兵撤出院子，李振远带着栾文在东墙边，黑汉子带人在西墙边。院外鸦雀无声，几百双眼睛都看着院墙。
李振远让栾文拿一根杆子举着自己的帽子在墙边露出一点，李振远却藏在另一头看着对方。黑汉子看见帽子，就把枪瞄好，只等对方竖杆，可等了半天，没见竖起来。黑汉子便令：“竖杆。”话音一落，杆刚竖起，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杆被打中了。黑汉子说：“好啊，干脆利索，人家是真本事，我服了，撤。”李振远看着浑身是土的一百来号人慢慢往村外走，就知道他们也跑了很多路。“等等”，李振远让火头军老张去舀一桶粥。老张有些迟疑地嘟囔着：“咱还不够，还给他们。”李振远说：“不够可掺点水，都是抗日的，快点去，这是命令。”
黑汉子眼睛湿润了，现在的粥比金子还珍贵啊。李振远后来才得知，土匪们也遇见鬼子了，他们是从西面往这边来的，看来，西面也有敌人了。黑汉子告诉李振远：“这个山沟很少有人知道，短期不易被发现，可在此驻扎。”李振远说部队要出去牵制鬼子，减少邓铁梅主力的压力，感谢他们的好意。黑汉子走后，部队很好地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下午，趁天还没黑，又转移到新的地方和鬼子作战。游击大队就这样和敌人兜圈子，边走边打，又走了近一个月，敌人被拖垮了，抗日部队拼的是顽强的信念和毅力，终于粉碎了敌人长达80天的第三次“讨伐”。
游击大队骨干英勇就义
1985年李振远在帽盔山下。
邓铁梅在张忠仁家养病时使用的煎药壶。
在日军第四次大“讨伐”之下，东北民众自卫军和游击大队遭受重创，先是李振远身负重伤，接着邓铁梅慷慨就义，东北民众自卫军解体。1935年初，东北党组织又遭受破坏，游击大队的三名骨干被捕，壮烈牺牲。李振远幸免逃脱，再次回到山东寿光老家。
掩护主力身负重伤
四周战友全部牺牲
1933年9月，敌人开始了第四次大“讨伐”，李振远指挥部队穿插过程中，在太阳沟一带，不慎被包围。情况万分危急，李振远当即决定，由他带一个分队，挺进帽盔山，借以诱惑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跳出敌人的围攻与堵截。游击大队立刻分兵三路，副队长于德水和分队长兼机枪手牛福星、王秉章等100余人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李振远带领100余人，甩出手榴弹，趁着烟雾，冲出敌人的包围，边走边打，向帽盔山进军，把敌人引向帽盔山。
李振远让栾文跟着游击大队主力向相反的方向突围。由于敌众我寡，副队长于德水等阻击分队的战士都壮烈牺牲。李振远带领的100余人刚进帽盔山，就被鬼子的骑兵部队追上，他们拼命往山上跑。李振远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剧痛，背上挨了一马蹄子，倒了下去。就在那一瞬间，鬼子骑兵也向他的后颈砍了一刀。
当他醒来时，鬼子正在清理战场，他们往每个战士的身上再补上一刺刀。李振远的警卫员腿上也受了伤，可为了掩护他，有意倒在他的身上。鬼子用刺刀刺进警卫员腹部，警卫员壮烈牺牲了，但他还死死压在李振远的身上。鬼子搬不动他俩，就往李振远的小腿上刺了一刀，李振远趴在地上忍住剧痛，一动不动，鬼子以为他已死了，就撤走了。他慢慢地爬起来，看到四周的战友全部牺牲，无一人投降。他往山上爬了一会儿，因失血过多，昏过去了。
后来，大部队派栾文来找他们，这才救下了浑身是伤的李振远。
第四次反“讨伐”胜利
小股游击炸日军火车
游击大队主力突围后，连夜袭击了秋木庄火车站，打死了不少敌人。之后游击大队沿着帽盔山北麓北上，转移到了丁歧山。冬天快到了，敌人也被拖得狼狈不堪，退兵了。游击大队取得了第四次反“讨伐”的胜利。1934年1月，邓铁梅召开军事会议，为保存实力，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成若干支队，化整为零，进行小股游击，分散行动。并约定春暖花开时再行会合，重振东北民众自卫军。
1934年上半年，敌人又多次集中兵力连续“讨伐”，游击大队和其他义勇军伤亡不小。为了破坏“讨伐”，李振远带着游击大队的小分队20余人，准备炸毁敌人增援的兵车。由于是头一回炸火车，经验不足，车轮崩起半尺高又落回铁轨上，车身没翻。鬼子下车查看，大笑游击大队的土地雷。李振远悄悄跑回去，请教在铁路上工作了半辈子的老父亲。李献玉告诉他，在弯道处，火车因速度快，惯性之下很易翻车，不放炸药，放块大石头都能把它颠翻。一列火车最重的就是车头，火药足的时候，炸车头最好，不足时就炸车厢，也能把后半截列车毁了。
李振远知道门路后，又把游击大队分成五个小分队，派往许多地方。取得敌人铁路情报后，在各个地区，加大炸药量炸翻火车。敌人火车翻车就成了常事，鬼子抢修不迭，恨透了李振远和他的游击大队。
前仆后继坚持游击
后方扰敌又获战功
东北民众自卫军化整为零后，邓铁梅带领小部队在三角抗区内坚持斗争，以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其他小股抗日武装安全转移。由于长年征战，休整不足，邓铁梅已精疲力竭，身体病弱，有人劝他离开东北暂避关内休养身体。他说：“拼将此身一死，也不离开抗区一步。”
1934年5月，邓铁梅因患痢疾，不能随军行动，5月27日被秘密送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张忠仁家中养病，被叛徒沈廷辅探知。5月30日晚，邓铁梅被沈廷辅带领的伪便衣暗杀队捕获。邓铁梅英勇不屈，慷慨陈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牺牲后，东北民众自卫军逐渐解体。政治部主任邹大鹏带着一部分人去了黑龙江，还有一部分人到了其他抗联队伍中，李振远游击大队里也来了一些人。
根据黑龙江省委指示，游击大队更名为“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九师”，也叫“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李振远告诉战友们：“现在很困难，邓铁梅又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救同胞于水火，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誓言不能忘，就是再艰苦，咱们也要坚持下去。”李振远与董厚泉、胡京良召开党小组会，统一了思想，并发展了一批骨干入党。他们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唐佐力、董厚泉等各带小分队，采取游击战术，消耗敌人兵力，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将战斗一直延续下去。
李振远深知要想坚持长期斗争，必须再打胜仗，教训敌人。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经过休整，战斗力恢复了一些，“青纱帐”长起来后，李振远集中了200多人。情报称敌人的主力去讨伐，后方空虚，他就绕到敌人背后，拔掉了敌伪在讨伐中安下的几个新据点。他还带人混进凤凰县城，袭击了敌人的银行，烧了敌人的粮库，敌人急忙调回讨伐的部队增援，李振远早已带队撤出县城，跑得无影无踪。辽东的民众听到抗联打胜仗的消息，心中又燃起希望的火种。
接连出现叛徒
三名领导牺牲
1935年1月初，大连联络站的孙波三被日本特务逮捕并叛变投敌，供出了王济之。王济之受不了酷刑，也叛变了。王济之是南满地区总负责人，并兼管沈阳，这对地下党和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造成了极大威胁。王济之先供出了李振远、栾文等，接着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的其他领导也暴露了。日本宪兵队马上布下一张大网，想把中共领导下的东北地下情报组织和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一网打尽。
李振远和栾文得到消息后，先转移到沈阳，见到了山东寿光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来到沈阳的褚景塘和李杰，让他们立刻转移，并通知王怀之转移。他们分手后，褚景塘、李杰立即把消息报告上级领导胡文芳，这使她得到及时转移，上级组织没再受损失。根据上级组织决定，褚景塘到北平建立情报点，王怀之、李杰直接回到寿光，继续领导抗日斗争。
游击大队的领导成员董厚泉、胡京良和张连仲不幸被捕。敌人将董厚泉打得遍体鳞伤，董厚泉骂声不断，直至昏过去。敌人把他弄醒，又往他身上撒海盐粒子，他还是骂声不断，敌人无计可施。敌人又往胡京良的伤口上杵，胡京良疼昏过去，敌人把他弄醒，又打他。胡京良紧咬牙关，始终没说一个字。敌人气急了，折磨了他近一个月，胡京良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敌人接着将董厚泉秘密杀害。
张连仲被毒打后，鬼子又用钳子，每隔一天夹断其一节手指，张连仲神经受到刺激，有些恍惚。敌人把安东的老百姓赶到江边，当着老百姓的面，把打得血肉模糊的张连仲装在麻袋里沉入鸭绿江。三位烈士百折不挠，光荣牺牲。由于董厚泉、胡京良、张连仲三位烈士对党忠心耿耿，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的其他成员没有再遭到迫害，他们又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战斗。李振远和栾文先是转移到北平，但没有找到组织，只好又朝着山东寿光老家奔去。
寿光惩恶拉起抗日队伍
张闻天
张文通
南满的党组织遭受破坏后，李振远辗转来到山东寿光老家。路上，他们帮助老百姓惩治恶霸，还趁机发展了队伍。在寿光，他坚持进行抗日宣传，发展队伍，又调动起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1936年6月，根据上级组织指示，李振远离开寿光，前往延安学习。从此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
回乡路上棍打恶狗
帮助村民惩治恶霸
1935年2月，李振远和栾文从沈阳来到北平，没找到组织，只好辗转山东寿光，想等上级的指示后，潜回部队，继续和鬼子斗争。在返乡的路上，栾文发烧，闹肚子，他在李振远的搀扶下来到一个大村子，挺热闹，来往的人很多。两人经过一大户人家的门口时，门里涌出一伙人，为首的是这家恶少爷，他们还牵着几条狗。只见村民慌忙四处逃散，李振远没能问明白怎么回事，回头一看，身后已空无一人。他们正准备继续往前走，就听见狗叫声，李振远立刻转身把栾文藏在身后，拿着要饭棍，半蹲着盯住三条已经冲到眼前的恶狗。
三条恶狗一起扑上来，李振远抡起要饭棍一扫，一条狗被打晕，另两条狗的前爪被打断，掉头跑了。在场所有人呆立住。李振远怒斥恶奴：“谁再敢放狗咬人，这就是他的下场！”恶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李振远搀扶栾文继续往村外走去。
到了村外，有人小声叫道：“好汉留步。”原来是一位老汉，他悄悄把二人迎进家中。老汉说，那少爷是村里恶霸的小儿子，以放狗咬人为乐，多人受害，老汉的孩子也被咬伤了，至今躺在床上。李振远答应，等栾文病好后，一定帮助他们除掉恶霸。老汉问了李振远老家地址，又为两人送上干粮，便分别了。李振远搀扶栾文又步行了两天，才回到寿光老家。
不久，老汉找来，栾文的病也基本好了。李振远和栾文商量：“乡亲们太苦了，咱们教训一下恶霸也是应该的。把群众动员起来，为下一步抗日工作做准备。”栾文高兴地点点头，寿光李家宋村的几个小伙子也一起去，这几个人是李振远二叔家的兄弟。到了老汉家，李振远给乡亲们讲全国的情况，讲东北抗联打鬼子的事。头两天有十几人听。几天后，上百人围在一起，群众被动员起来了。李振远告诉乡亲们，只有团结起来和恶霸斗，才不会受欺负。李振远又写了六条谈判协议，包括不许仗势欺人，不能放狗伤人，向受伤者赔礼道歉、提供医疗费、养伤期间的口粮，不许卖国求荣当汉奸等等。
要和恶霸谈判的消息一下子传遍全村。恶霸在十几个拿枪汉子的保护下，神气活现地出来了。当他看见几百人围在街上，便心虚了。李振远讲出六条，恶霸抵赖装傻。栾文趁其不备，一下子夺了身边一个人的枪，其他拿枪的都傻眼了，李振远身后不知什么时候也站着一些手拿棍棒的乡亲，恶霸等人再不敢动。李振远说：“你如果再作恶，脑袋就像这瓦片一样。”说着，他左手单臂一举，“啪”，一枪将恶霸家门上的瓦片打了下来。惊吓与压力之下，恶霸不得不答应了所有条款。几百人欢欣鼓舞。李振远回到老汉家中，恶霸派人给每家受害者送粮食，还特意给李振远和栾文送来100元现大洋，表示支持抗日。
地主大儿子积极参军
群众抗日热情高涨
恶霸的大儿子是在省城读高中的进步青年，他不满父亲之前的所做作为，听说来了抗联英雄，非要见见。有些乡亲担心他是奸细，李振远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起抗战，把他教育过来，他就成为我们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奸细’。”大少爷成为这里的常客，最使大少爷感到惊讶的是，李振远和栾文都是读书人，而且栾文比他年龄小，却已经是抗联的老战士了。能报效祖国是他的理想，他积极要求参军（后来参加新四军，解放后转到武汉，在某高校当党委书记）。
通过这件事，许多人要求参加抗联打鬼子，李振远说要等上级指示，同时要求他们向邻村进行宣传，发展队伍，李家宋村几个小伙子也在队伍中（其中一位在解放战争中，领导一个团打阻击战时壮烈牺牲）。后来他们发展到近500人，李振远把这批人交给山东省委，成为山东抗日一、二、三支队的骨干。后来邻村的人又找来，他们组织了多次起义，潍坊地区的抗日热情被调动起来。以后山东发展了八个游击支队，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化名张金吾）、政委黎玉，指挥和训练这些游击支队，使其转变成为正规部队。他们打了很多胜仗。如，1939年4月2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第三、第四支队各一部在张经武、黎玉和第三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夫指挥下收复太和镇；第三支队进抵峨庄，救出30余名受重伤的被俘人员……解放战争时，他们隶属四野，一直打到海南岛。
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
先赴西安再去延安
虽然安定了几个月，可李振远内心十分苦闷，每想起牺牲的战友，心便如针扎一样，他日思夜想能和组织早些联系上。1936年6月，终于得到寿光县委李杰带来上级组织的通知，让李振远立即到北平。李振远与栾文第二天就出发了，临走时，李振远把500多农民起义人员的联系方式交给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李振远和栾文在北平与上级领导见面。领导说，他们的工作另有安排。栾文留下来继续等待消息，李振远到济南，找到在北平认识的地下党闫先生，一起寻找山东省委的同志。8月初，终于与山东省委的同志联系上。李振远汇报了在寿光坚持抗日的情况，省委的同志非常高兴，答应马上派人与寿光县委的褚景塘和李杰联系。
8月，中共党员、济南乡师寿光籍学生朱春和受省委委派回到寿光，向陈少卿、李杰、陈纪明传达省委批准组建中共寿光县工委的指示，并将王福五、郭玉章、张金奎等乡师毕业的党员向寿光党组织作了介绍。同月，中共寿光县工委在北台头村建立，陈少卿任书记，李杰任组织委员，陈纪明任宣传委员，王登盈任交通委员。
10月，寿光县恢复建立党支部近20个，党员恢复发展到90多人。经山东省委批准，中共寿光县工委改称中共寿光县委。这是寿光县委自1933年5月遭到破坏后的重生。
11月，李振远接到栾文的通知，又来到北平，张闻天接见二人时说：“你们在东北已经暴露，我介绍你们到陕北，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或学习。”李振远和栾文立即动身去西安。他们身无分文，打短工挣了一点干粮，蹭了一段车，又走了段路，干粮吃完了，又开始要饭，边走边要，再苦再累他们也坚持赶路，在1936年底到达西安。与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取得联系，他们被安排去延安抗大学习。两人马不停蹄，终于在1937年1月到达了延安，从此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
而在1937年12月29日，寿光700多名游击队员肩扛长枪，手持长矛，身背大刀，集结在巨淀湖畔，举起了寿光人民抗日救亡的大旗，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就此爆发。马保三任司令员，张文通任政治委员，当时的寿光县委委员和全县105名党员骨干全部入伍，成为部队的核心力量。从此，这支部队驰骋沙场，东征西进，南征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抗大学习得到首长称赞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门。
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
1937年1月，李振远来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里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是精神生活却很富足，李振远受益匪浅。在这里，他得到朱德和周恩来的称赞。抗大毕业后，他又到中央党校学习，因为他丰富的实战经历，得以留校任军事教员。
登记时自动“降级”
只为低调谦虚学习
随着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去从事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大批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为我们党培养造就干部提供了可能。
1937年1月底，李振远和栾文到达延安参加抗大第二期学习。进了学校门一看，还挺热闹，有不少人已经报到了。他俩上前登记，李振远只写了“上校独立大队长”。栾文奇怪地问：“你最后的任命是第3军9师师长呀，你怎么不写？”李振远说：“这里能人多，水平很高，咱还是谦虚些，写低点吧。”栾文笑了，他们一起交出组织部的介绍信。李振远和栾文被分配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四大队十一队学习，四大队政委董必武热情地欢迎他们，早报到的同学把他们接到宿舍。没过多久，同学们都陆陆续续来报到了，2月正式开学。
开学后不久，成立了十一队的领导班子。队长是何长工，支部书记是季凯，李振远被选任为组织委员、列宁室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抗日军政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出操，整理内务，早饭后上课。课程内容十分丰富。李振远他们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教员是张唯心、吴亮平。还学习了政治课，这个学科主要是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由洛甫、博古、王观澜、罗世文等主讲。军事课程主要讲抗日游击战争，由肖劲光、罗炳辉、郭化若主讲。毛泽东亲自给抗大讲课或讲演，基本都是大课，全校一起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贺龙等也都给抗大作了讲演或讲过课。
抗大生活艰苦而愉快
受到朱德周恩来夸赞
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等处，抗大的起居饮食比起他们从前的生活不知苦多少倍。学生们总是吃小米饭，没得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睡在窑洞里，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在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很多，无法清除。最苦不堪言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太不易，水结成冰，要用柴来烧，而柴很贵。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生活虽然艰苦，但每个人都精神焕发。
抗大的生活紧张而又愉快，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待遇的人，官兵上下一致，形成一种好的风气。有一次，李振远在学校里遇见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几位首长，李振远立即敬礼。张闻天高兴地和他握手，并把他介绍给其他人。朱总司令高兴地说：“听说你曾是正式被任命的上校独立大队长，和鬼子真刀真枪拼命的勇士，了不起。这里和鬼子打过仗的人不多，你要好好介绍一下经验呦！”周恩来也随声附和：“我们要多了解鬼子，才能战胜他们，你说是吧！”望着这些身经百战又毫无官架子的首长，李振远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点了点头。周恩来只和李振远简单说了几句话，却把他深深地记在脑海里。
这里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他们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他们的学习生活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精神，学员们的精神生活是愉快、充实的。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
他们还组织了合唱和演戏等文艺演出，全方位育人。课余时，董政委经常让学员们学习打球，如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以及各种棋类。李振远学习球类和象棋比较快，但文娱项目可就一窍不通了。记得有一次，同学们抓他去唱歌，把他搞了一个大红脸也没唱出来，只好“饶”了他。同学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和谐的，抗大生活使李振远一生都受益匪浅。
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也使李振远改掉一些游击习气，加强了自我约束的能力。李振远原是大大咧咧不爱讲究的人。来到抗大一看，虽然军装不太整齐，大大小小的都有，有的还有些破旧，但别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破的地方补得整整齐齐。这位昔日的“司令”也拿起脸盆，到河边洗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的。
栾文夸赞说：“我们司令显得更加英俊了。”李振远一本正经地纠正：“这里有许多老红军都是战斗英雄，咱们那点儿算啥，革命队伍里都是同志，可别再叫司令……”
两次救林彪
留校任教员
有一天，李振远正在河边洗衣服，听见了一阵马蹄声，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人骑着马，挥舞着日本大战刀向前冲，可能是玩得正高兴，忽然那人被路边茶馆横梁伸出的木桩撞倒，掉下马来。“不好！”李振远丢下手里的衣服，冲上路基，双手将这人拖起一看，是抗大校长林彪，头部受伤了。李振远连叫了两声，可林彪已昏迷，没有一点反应。没有耽搁，李振远抱起林彪就往卫生队跑，“医生，医生，赶快救人！”
医生们听到呼叫声，立刻迎上来进行救治。正跟医生们详细地讲林彪受伤的经过，李振远突然想起军装还在河边，他“呀”的一声，转身撒腿往回跑。还好，军装还在。
林彪清醒后，到处查找救命恩人，最后在四大队找到了。林彪希望李振远能留在抗大任教员，李振远说“考虑考虑”，其实他一心想上前方打鬼子。后来，没想到李振远又救了林彪一次。
那是1938年12月上旬，组织上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抽调人员到兰州建立地下情报站。几天后，经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介绍，李振远等三人搭乘前往苏联养病的林彪的车队，离开延安，前往兰州。第一辆车上乘坐的是林彪夫妇，第二辆是他们的警卫车；李振远一行三人则乘坐在第三辆车里，同车的还有司机的助手。第二天傍晚，车队赶到陕西耀县县城的一家客店里住下。夜晚，李振远在院子里仔细巡视，查看周边动静，当走到东墙厕所边时，隐约听到墙外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说：“汽车准备明早七点开车，头一辆车上坐的就是林彪。”李振远借着月光从砖缝中观察，发现那人竟是司机助手，正同特务接头，策划一场针对林彪的暗杀行动，准备用卡车将林彪乘坐的汽车撞下山崖。李振远急忙返回叫醒林彪等人。林彪果断决定车队提前出发，并让李振远设法拖住那名奸细，不让他再通知敌人。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
抗大毕业后，大约是1937年8月至11月，组织安排李振远和栾文等到桥儿沟的中央党校学习。因李振远和鬼子真枪实弹打过仗，又经苏联专家训练过爆破技术，武艺也不差，因此在毕业后，被中央党校留校当了一名军事教员。
1937年12月至1938年7月，李振远在中央党校任军事教员，还兼任学校自卫军大队长，学校的保卫和安全落在他头上。课余时间，他每天在党校院子里巡视、查哨。在这过程中，李振远认识了一位对他一生都有重大影响的人，这就是从上海来延安学习的中学生周梅影。
毛泽东等首长参加婚礼
1931年的周梅影。
1949年9月，李振远和周梅影在香山。
李振远在中央党校学习并任教期间，结识了学员周梅影。他们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组织上派他们去延安西北旅社做侦查工作，并借此为他们安排蜜月。李振远深深感到组织的温暖关怀，二人从此开始了险象环生的情报生涯。
周梅影倾诉经历
李教员聆听开导
在中央党校的一天傍晚，一个学员悄悄地躲在山坡上流泪。李振远查哨刚好从此处走过，看见后走上山坡，劝道：“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就不会憋闷，心情就会好多了。”小姑娘点点头，自述起来。
她叫周梅影，刚收到奶奶病逝的噩耗。她是从上海来延安学习的中学生。1919年2月5日，她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位姓周的大户人家里，刚开始的生活无忧无虑。后来闹分家，她的父亲把家搬到绍兴，她在那里上小学，家里人口越来越多，生活开始走下坡。不久，她父亲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的布行里当店员，全家来到上海。家里又增添了人口，上有老奶奶，下有9个儿女，12口人。父亲工资不高，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周梅影排行老二，最小的是个弟弟，8个都是女孩。孩子们都想上学，母亲规定，只要考上前三名者就可以上学（前三名免交学费）。1925年8月至1932年8月，她和姐姐到上海爱群学校上小学。大姐周月英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她考不过姐姐，仍是第三名。
为养家拼命工作，父亲累坏了身体，加上小儿子早夭，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不到41岁的父亲一病不起，1931年便去世了。家里更加困难。母亲去给人家洗衣服，晚上回来还要给一家人做饭、糊纸盒。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便扛起家务重担。周梅影白天上学，放学后就在家里忙活。等夜深忙完家务后，才是学习时间。她不仅学习好，会弹琴，还有一副好嗓音，大家都喜欢她。在小学校庆时，她自编、自演、自唱的独舞，受到好评。她的体育也十分出色。
周梅影以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上海务本女中，得以免费上初中。1935年2月，她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散发传单，参加学校的演讲团。1937年8月13日，日本鬼子打到上海，她留在城里，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服务。她的表现比较突出，引起了潘达（共产党员潘大成）老师的注意。
1937年8月，周梅影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上海务本女中高中。学习没多久，奶奶患脑中风，卧床，家里更需要人照顾，母亲决定让周梅影每天照顾奶奶和妹妹们，不让她上学了。她很难过，已经见过世面的姑娘怎甘心被关到家里的小天地呢？她一有空，便悄悄溜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次数毕竟比以前少了。潘达就问起原因，她讲了家里的困难，也说了渴望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愿望。潘达告诉她在延安有不交学费就可以上的学校，还管吃管住，还能学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圣地延安成为她向往的革命摇篮。
过了不久，潘达老师联系了12个学生一起去延安。到集合地点时，她忍不住告诉潘达自己家的住址，请他帮助照顾家人，潘达微笑着答应了。后来，潘达成为她的姐夫，姐姐也入党了。
到延安后，周梅影在陕北工学6队14班学习，很快就习惯了。延安是抗日的圣地，革命的摇篮，宝塔山下，延河水旁，到处可以听到抗战的歌声，到处充满着朝气和活力。她再也不感到压抑和困惑，再也不怕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每天都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她于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毕业后，就来到延安城外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呦，看不出还是个小布尔什维克呢。一个刚参加革命的青年，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你是非常幸运了，要珍惜啊！”听了教员李振远的一番话，周梅影笑了，心情也好多了。
以后，他们又多次联系，李振远也渐渐喜欢上这个胆大心细、多才多艺的小姑娘，两人要好的事情在学校里传开。
窑洞婚礼简单热闹
中央首长到场祝福
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挑选和培训干部，开办了保卫、情报干部训练班。第二期训练班时间为1938年8月至12月，李振远和周梅影就参加了这期枣园训练班。
1938年11月理论学习结束，要组织学员外出实习工作一个月。同时组织批准李振远和周梅影结婚。11月最后一个周末的晚上，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在枣园为二人举办婚礼。这是中央社会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新人的正式婚礼，教员毛城有一件红格毛衣借给周梅影穿，同学林一总想找点红纸装扮一下窑洞的门，可就是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在窑洞前的桌子上铺了一块自纺的土布。上边堆放着大枣、核桃和几块糖（在敌人的封锁下，糖块很难买到）。
来参加婚礼的张闻天说：“李振远是我从北京推荐来延安的，有师生情分，所以，我一定要来参加婚礼。”毛泽东说：“你还找了一个借口，那我就是打牙祭的。”在场的人全笑了，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首长。有人吹口琴，有人唱歌，周梅影优美的歌声赢得好评，最后还举办了舞会。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中央首长和群众打成一片，跟着跳起舞来。留学回来的人们翩翩起舞，而李振远这类“武生”，别说跳舞，都没见人跳过几回，真是赶鸭子上架。李振远这个新郎官想逃，可当他看见毛主席都能放下架子，认真学舞步，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在女同学的帮助下，一步一步走起来，累得满头大汗。问他感觉如何？他憨厚地说：“不好，比打仗还累。”许多人听了捧腹大笑，毛泽东和张闻天也被逗乐了。婚礼办得热热闹闹。
蜜月期间潜伏旅社
搜集敌方各种情报
李振远和周梅影被派去延安城里西北旅社，做侦察工作，这里南来北往的人不少。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旅客的行动，将可疑分子的行动报告组织。同时照顾李振远和周梅影在此度蜜月，这里比窑洞里强多了。在战争年代，在艰苦的延安，能有这样的时间、这样好的地方度蜜月，真如天堂一般。李振远深感组织的用心良苦，真切地体会到了温暖，只好暂时放下上前线打仗的念头，安心做地下工作。他哪里想到，地下工作有时比战场上更惊心动魄。周梅影半开玩笑地说：“嘿，还想调走吗？”李振远傻笑着说：“士为知己者死，还能调走嘛。”
周梅影笑着捂住李振远的嘴：“大好日子里，不许说些不吉利的话。不管今后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会闯过去的。”还真让周梅影说着了，在后来的潜伏任务中，多次遇到危险，他们都逢凶化吉了。年底，他们神秘地消失了，像一把钢刀插入敌后。
李振远和周梅影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术情报，了解日本和国民党的军事结构、编制、布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以及今后打算和意图，这就必须长期潜伏在敌区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和机会，接近或打入敌方的决策部门和情报机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此，李振远和周梅影经历了闯龙潭、探虎穴，开始了险象环生的情报工作生涯，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本期图片由张书功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虎侠纵横 李振远同志的情报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