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丨刘锡诚口述：为人作嫁半生缘
原创 刘锡诚 民间文艺论坛
2024年08月24日 23:09 北京
刘锡诚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展历史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逝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为了纪念他，我们特刊发中国民协在成立70周年时为他所做的口述史。他的口述回溯了中国民协及其创办的期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适时谋划与整体布局，也展现了老一辈学者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
口述人简介
刘锡诚，男，山东昌乐人，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研究人员，新华社翻译、编辑、记者，《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分党组书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主编。着有：《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增订本）《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道路》《双重的文学：作家文学+民间文学》《民俗与艺术》《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讲演录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有《中国原始艺术》、《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增订本，上下两册）等。
一、初入民研会
我是1957年9月4日北大毕业后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中国民研会）工作的，1971年7月从文化部（静海）团泊洼干校分配到新华社，前后是14年。
在北大上学时，我就曾翻译过苏联学者的理论文章和消息报道，投给《民间文学》杂志，稿子都是经编辑部的负责人汪曾祺发表的。到民研会后，与汪曾祺在一个单位工作。那时他虽然还没有后来在文坛上的成就和名声，但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曾经师从沈从文，在写作上深得沈先生的真传和称赞，青年时代就发表和出版过《邂逅集》等文学作品。他早期在北京市文联，一面编《说说唱唱》，一面写作，文采独具，才华超群，在北京文坛上是大家公认的才子。
在单位里，我们朝夕相处了一年多，我一直把他尊为老师。那时，他年仅37岁，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平时他都是用毛笔写作和改稿，一行行行书小楷，清秀而透着灵气。但是他写完一张张的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于是废稿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我很纳闷，对他在写作上的那种刻苦磨练很不理解，只是到了后来才悟出，汪曾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学的大家，才华固然十分重要，与他当年孜孜不倦的苦苦锤炼与追求也是分不开的。
记得他在《民间文学》1956年第10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在1958年第4期上发表过一篇论述义和团故事的文章《仇恨·轻蔑·自豪》。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和民间文学作品，有时用曾芪这个笔名，如在《民间文学》1956年第4期上发表的他修改写定的鲁班故事《锔大家伙》，用的就是曾芪这个笔名。大约在1957年的上半年，他收到了已故神话学家程憬（程仰之）先生的遗孀沙应若女士从南京寄给他的一部程憬的遗稿《中国古代神话》，请他帮忙出版。他给主管丛书出版的陶建基写了一封信，请他处理。
程憬于4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中央大学教书，不幸于50年代英年早逝。陶建基接到汪曾祺的信后，又将书稿转给了主持研究工作的路工先生。我来单位报到后，路工就将程憬的稿子和汪曾祺的信一起交给我来处理。我看过稿子后，将其送交（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理论家毛星同志，请他代为审阅，他接受了；后又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这本着作写了序言。
我接手这部书稿时，正值反右派斗争的后期，这部由铅排校样和毛笔手稿混合组成的文稿，从此就不知下落了。1996年我的老伴马昌仪听顾颉刚先生的大女儿顾潮说，程憬先生这部书稿和顾先生的序言都保存在她那里，便借来看，但遗憾的是书稿只剩下了半部，其余的半部不见了。多年后，我在整理新时期作家们给我的书简和“文革”前留下来的资料时，竟然在劫后旧稿旧物中找出了汪曾祺这封被尘封了多年的信件，不禁悲从中来。后来，程憬的那本遗稿，由青年学者、北大中文系的陈泳超老师帮忙出版了，他还为此书的出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学术史家》的文章，交代了我和马昌仪参与处理这本书稿的过程。有趣的是，他选用的题目套用了此前我写的一篇评论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的文章《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在研究部工作的时候，一共有三个人，主任是路工，还有就是张紫晨和我。当时我们有三方面的工作：自己写点东西，编辑民间文学理论方面的书和内部参考，还要出去做调查。
1958年第一期《红旗》半月刊上发表了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长文，这一年的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发出关于搜集民歌的号召，在全国开展了“新民歌运动”。我和《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老编辑铁肩同志，在路工先生带领下赶赴山东烟台的芝罘岛去做新民歌调查，记录了许多新民歌，接触了很多关于海盗、妈祖的故事传说。
结束了在芝罘的采风，铁肩回编辑部编稿发稿，我和路工途经济南南下江苏南京。此时的江南已是春意阑珊。我们在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等的建议和指导下，来到了着名的吴歌之乡常熟县白茆乡。在白茆乡公所的办公室里，县文化馆和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就把陆瑞英找来。那时，陆瑞英是乡里的卫生员，以唱四句头山歌在当地颇有名气。在过去白茆塘的山歌对唱中，她曾经被推选为对唱的首席女歌手。她的肚里不仅贮藏了许多传统山歌，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在后援者的支持下临场即兴编创。当陆瑞英来到我们跟前时，我们发现，她就是我们老远看到的那个光着脚丫子一面踩水车一面唱歌的年轻女孩子。在那个狭窄而又光线并不充足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对面的陆瑞英，从“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山歌万万千；南京唱到北京去，回来还唱两三年”之类的“引歌”开始，一路给我们唱下来，既有新民歌，也有旧民歌，但主要的还是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旧民歌、薅草歌和莳秧歌一类的劳动歌，也给我们唱了几首“盘歌”。“盘歌”富有知识性和情趣性，语言机敏而曲调高亢，给我们以阡陌山野间的开阔感舒展感。但她没有给我们唱情歌。我们知道，情歌只适合于在田野里唱，而不适宜在家里和在室内唱，尤其是与我们面对面唱。她给我们的印象是：性格开朗，会唱很多山歌（田歌），没有拘束感，唱歌是她抒发内心情感的一个渠道。她歌喉很圆润，音域开阔，很耐听，无疑是一个很合适的民间歌手调查对象。可惜的是，后来她唱歌唱坏了嗓子，不能再唱山歌了。陆瑞英的嗓音嘶哑后，当时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后来就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周正良十分关心，主动给她写信，勉励她另辟蹊径，讲民间故事。从此之后，她就逐渐以讲述故事为主了。正因为周正良的这一建议，才有了五十年后，即2007年，北京大学陈泳超教授和周正良两人用吴语方言记录稿与普通话整理稿对照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的问世。
白茆采风结束之后，我和路工继续上路，辗转奔赴福建。先是沿着闽江乘船而下，第一站是福州，继而去闽西老革命根据地上杭以及厦门海防前线。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搜集了一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歌谣，在厦门海防前线和福州搜集了一批战士歌谣，以《福建前线战士歌谣》为题发表在《民间文学》1959年1月号上。后编成一本《海防前线战士歌谣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了。在江西老苏区搜集红色歌谣，我发现了一本当年中央苏区瑞金编印的《革命歌谣选》（“实话丛书”之一），便把那里面的歌谣全部抄下来，在1959年第3期的《民间文学》上选发了一组，加了编者按，并撰写了一篇《读〈革命歌谣选〉的〈代序〉和〈编完以后〉》加以介绍。后又内部出版了《革命歌谣》一书。
受白茆民歌和民歌手陆瑞英的激发，我对民间歌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福建直驱安徽省肥东县，去访问已经有点名气的女农民歌手殷光兰，并撰写了一篇题为《民间歌手殷光兰》的文章，编入中国民研会主编的《向民歌学习》（民间文学论丛之二）一书中，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7月出版。那个时代，向民歌和民间歌手学习，是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提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并形成风气。中国民研会主编的《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和《向民歌学习》两种丛书相继出版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诗刊》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殷光兰所唱的“门歌”（有些地方称“锣鼓歌”）这种本来只流行于皖中地区的民间演唱形式，一下子知名于全国，殷光兰也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看重，请她参加了1958年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并和全体代表一起到中南海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上，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的评论，刘守华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其次，时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刘魁立，撰文对着名搜集者董均伦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和及其搜集整理方法，提出商榷，引发了争论。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论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发表文章的不止《民间文学》一家刊物，云南的《边疆文艺》也发表过不少这类文章。1962年，在研究部主任路工的领导下，中国民研会署名编辑《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收集了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书中的蔚钢是《民间文学》编辑部歌谣组张文的笔名；星火是丛书组吉星的笔名；刘波是刘锡诚的笔名。
1960年摄于内蒙古达勒特旗，后排左一为刘锡诚
我在中国民研会研究部，除编辑了几本民间文学理论书外，还担任了《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编辑和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翻译工作。1962—1963年，署名中国民研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共出了9辑，发表了包括苏联、日本、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国学者的外国民间文学理论和资料，数量可观。1960年，世界学界在莫斯科发起第一届非洲学家会议，并且于1962年在加纳大学召开，研究非洲、拉美第三世界的民间文学成为重要课题。我接受任务，1962年1月完成了《非洲民间文学的一些情况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上刊发了一个非洲民间文学和民俗专集。
从1963年起我负责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的文学所民间室合作编辑《民间文学工作动态》。由中国民研会研究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编印的《民间文学工作动态》（内刊）第1号于3月2日出版。
当时翻译和编辑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文章和着作，较有代表性的是：克鲁宾斯卡娅、希捷里尼可夫着《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多人合集《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和索科洛娃等着《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受所能接触到的原文材料的限制，加上为配合工作，当年所翻译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并不是人家的精深理论，只不过是一些基础的内容和当时在苏联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至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着作，我们都没有介绍过来。
与研究部并列的一个机构是丛书组，在文联大楼的三层。工作人员有陶建基、李星华、陈戈华等。他们的任务是从1950年民研会成立以来积累起来的大量自然来稿中，挑选出有价值的来稿作为“留参稿”，收藏起来。这批留参稿是中国民研会成立以来按照科学观点所做的一项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贡献极大。他们还从1958年新民歌运动以来积累的来稿中编选了一部《红旗歌谣》。初编工作就是陶建基和吉星两人做的。
为向建国10周年献礼，成立了献礼办公室，调集人马，并对原有的“丛书组”作了调整。陶建基被委任为献礼办公室的副主任，我被调去当秘书。陶先生是民主党派，曾用曼斯的笔名翻译过苏联作家伊凡?柯鲁包夫的长篇小说《鼓风炉旁四十年》，我上中学时就读过的，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那时他在中国民主促进会里的职位，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为人谦和厚道，严于自律，从不剑拔弩张，学识渊博，又有编辑出版工作经验。
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由共青团中央委托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中国儿歌选》资料本，《中国歌谣选》五卷资料本，古代卷聘请魏建功、杨晦主持终审，由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55级民间文学小组编《中国谚语资料》三卷本。编辑出版《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中国各地歌谣集》和《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三套丛书，以及《中国民间文学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编入《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中有：《吉林民间故事》（1960），《湖南民间故事》（1960），《安徽民间故事》（1960），《义和团民间故事》（1960）等。《中国各地歌谣集》出版的较多，除山东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两省区没有出版外，其他各省市均已出版。编入《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中的：有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本彝族撒尼人叙事诗《阿诗玛》（1960），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搜集整理的阿细人叙事诗《阿细的先基》（1960），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搜集整理的彝族叙事诗《梅葛》（1960），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德宏调查队搜集整理的傣族叙事诗《娥并与桑洛》《召树屯》和《葫芦信》（1960）等。编入《中国民间文学丛书》的有：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编《云南省各族民间故事选》（1962），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苗族民间故事选》（1962），董均伦、江源记录整理的《找姑鸟》（汉族民间故事集，1963），陈石峻整理《泽玛姬》（藏族民间故事集，1963）等。
1958年之后，中国民研会及其研究部，以及地方分会，开始有意识地强调按照“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进行有组织的科学的采集。同年，研究部派路工和我到福州和厦门海防前线搜集战士歌谣出版了《海防前线战士歌谣选》、发表了调查报告之后，1959年5月研究部组织了到江苏省常熟县白茆公社进行的民歌调查，参加调查者有路工、张紫晨，江苏的周正良、钟兆锦、陆瑞英，这次调查采录的成果，出版了《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1962年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派李星华、董森和我到河北省乐亭县沿渤海地区调查搜集渔民的民间故事；同年冬，又派陶建基、潜明兹等到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进行的民间文学调查，调查报告《湘西采风杂记》和搜集的作品发表在《民间文学》上。1965年8—10月，派董森和我与当地学人才旺冬久、洛布到西藏的山南藏族聚居地区和错那县门巴族聚居地区进行民间文学调查，搜集的部分作品《西藏藏族民歌》和《西藏门巴族民歌》发表在《民间文学》上。特别值得记一笔的是1964年—1966年中国民研会派员参加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采录，这是一次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科学搜集采录工作。这部史诗的正式记录工作开始于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的师生在新疆乌恰县根据“玛纳斯奇”铁木尔的演唱记录了《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并发表于《天山》（汉文）和《塔里木》（维吾尔文）上。1961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文联、新疆文学研究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州委和中央民族学院，抽调人员组成史诗《玛纳斯》工作组，记录了 25万行（其中居素普·玛玛依演唱117000行，曾印为《玛纳斯》上下两册）。1964年，中国民研会、中国作协新疆分会、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州委宣传部组成《玛纳斯》工作组，并邀请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参加，深入柯族地区进行补充调查。参加这次调查的人员有：中国民研会的陶阳（组长）、郎樱，新疆作协的刘发俊（副组长）、赵秀珍；柯尔克孜自治州的玉山阿里、帕孜力、阿不都卡德尔、尚锡静；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沙坎·玉买尔和赵潜德。进入翻译阶段后，人员还有增加。这次补充调查，又搜集了294200行。通过补记和新记，基本上把着名“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六部全部记录下来，并译成汉文。保存在中国民研会资料室中的全部手稿，“文革”中在转运外地过程中，不幸遗失。“文革”后，曾在中国文联资料室中堆积的资料中找回大部分。
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出版，从1958年7月起就纳入了中国作协、中国民研会和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日程。其时蒙古史诗已先后有两种版本问世，边垣编着的《洪古尔》。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也在这一年问世。规模最为宏伟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翻译工作，便显得特别紧迫和突出起来。为了促进《格萨尔》的搜集工作，经中央宣传部批准由青海省担纲开始全面搜集，组织上派我赴青海去与省文联联系落实。我到西宁出差的使命是落实中宣部转发的文件，尽快组织对藏族史诗《格萨尔》开展实地调查采录和资料搜集。青海省被指定为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内蒙古七个《格萨尔》流传省区的首选地。我拜访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程秀山同志。他被誉为青海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接待我的是他的两个部下：《青海湖》编辑部的左可国和王歌行，还有刚从中国民研会下放到这里的徐国琼。同年12月18日，程秀山带着他们编印的60多本《格萨尔》内部资料本来京汇报工作。北京召开了《格萨尔》工作座谈会。在老舍先生主持下，讨论和部署了藏族史诗的抢救和搜集工作。我们把他带来的这套青海文联编印的《格萨尔》资料本，收藏在王府大街64号当时中国文联的地下室的一间库房里。
二、《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论坛》
《民间文学》创刊于1955年4月。自创刊至1957年编辑委员会由钟敬文、贾芝、陶钝（以上为常务编委）、阿英、王亚平、毛星、汪曾祺7人组成。1958年春天之前，编辑部的负责人是汪曾祺，秘书是吴超，吴又兼负责评论稿件的处理。编辑部分故事组、歌谣组。《民间文学》每期都有“编后记”，1958年之前多由汪曾祺执笔。1957年调来一个新的编辑部主任江橹。之后一段时间，编辑部由陶建基负责。
《民间文学》在编刊中，过去主要靠自然来稿，从基层涌现出来的搜集者能提供大量传统的可读性强的民间文学作品，像山东的董均伦、江源夫妇，河北的张士杰等。作为刊物的编者，我们逐渐发现和发表了一些反映农民起义的民间作品，如水浒传说、义和团传说、捻军的传说等。这就开启并促进了刊物对新创作的民间故事——新故事的提倡。提倡新故事，获取新的材料，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方针。
1965年8月，我接手主持《民间文学》编辑部的工作，任编辑部评论组代组长并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刊物出到1966年第3期（双月刊）即总第108期就停刊了。第3期的出版日期是1966年6月4日。我主持《民间文学》编辑部工作时，还编辑了两期普及版的《民间文学增刊》。
《民间文学论坛》（季刊）创刊于1982年5月，贾芝在《发刊词》明确办刊宗旨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发表对我国众多的民族的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期望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有所建树,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文艺创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民间文学论坛》前后已经38年了，刊名有好几次变更，现在的刊名是《民间文化论坛》；主编先后更换了13任。作为民间文学（化）界唯一的理论学术刊物，在文艺风雨当中，在提升学科水平和培养队伍素质两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主编水平不一和社会思潮发展两方面的原因，也导致刊物发展的不平衡、学术质量的起伏等历史变迁。
我于1983年调到中国民研会担任驻会副主席和分党组书记到1990年去职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除了担任《民间文学论坛》主编外，曾对《论坛》的编辑思想和编辑队伍的素质，陆续发表过一些主导性的意见，起过一定的作用。我很看重《论坛》在民间文学界的影响和作用，要办好《论坛》，关键是提高编辑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提倡编辑要学者化。为了培养编辑队伍、提高刊物品质的设想，《论坛》编辑部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于1985年创办了刊授大学，第二，1985年和1989年先后举办了两届“银河奖”的评奖。
《论坛》办刊授大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提高民间文学队伍的素质。刊授大学校长由我担任，教务长吴超，参加工作的有刘晔原、李路阳、徐纪民等。刊授课程有12门，应约写教材的，有刘锡诚的《原始艺术论纲》、谢选骏的《神话学》、吴超的《歌谣学》、刘守华的《故事学论纲》、乌丙安的《民俗学与民俗调查》《民间文艺学原理》、段宝林的《中国俗文学概要》，屈育德的《中国民间文学史略》、张振犁的《民俗学》、张紫晨的《民俗调查》等等。此外，还有《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美学概论》等等。刊授大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像云南的章虹宇、广西的过竹等民间文艺学家。《论坛》自1985年开辟“刊大园地”栏目，刊载刊授大学动态和理论信息，如1985年第1期封底，刊载了《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招收第一期学员》，第2期刊载本刊编辑部的《努力办好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第4期和第6期刊载了龚文的《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在南通进行面授》、刘锡诚的《原始艺术论》，1986年的“刊大园地”刊发了本刊编辑部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祝刊大学员结业》。
关于“银河奖”。第一届“银河奖”的评奖开始于1986年。获奖者有：一等奖共三名，有杨堃的《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乌丙安的《论中国风物传说圈》，林河、杨进飞的《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与楚辞神话南方民族神话比较研究》；二等奖共九名，有袁珂的《古代神话的发展及其流传演变》，张振犁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初议》，龙海清的《盘瓠神话的始作者》，汪玢玲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刘守华的《佛本生故事与傣族阿銮故事》，车锡伦的《八仙故事的传播和上中下八仙》，陈建宪《从信息革命看资料工作的紧迫性》，王晓华的《论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段宝林的《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1986年《论坛》开辟了“银河奖”专栏，刊载了记者关于首届银河奖的报道以及获奖名单 。
第二届“银河奖”的评奖是1989年。获奖者有16位学者。他们是：刘尧汉、叶舒宪、马昌仪、宋兆麟、阎云翔、杨堃、吴超、靳玮、张振犁、杨宏海、刘守华、刘魁立、刘晔原、富育光、毕尔刚、张紫晨。三十多年来，《论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好文章，仅两届“银河奖”就评出来了49篇优秀文章。两届“银河奖”评选出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刊物上发表的优秀民间文学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论文不仅代表了《论坛》这一刊物的学术水平，而且也能够代表中国民间文学界在那个时代的理论水平。
通过办刊授大学和举办“银河奖”评奖这两个措施，《论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作者，有些人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了。
《论坛》在培养和提高编辑人员素质方面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组织他们到民间去做民俗文化、地域文化、行业文化的实地调查。我选最重要的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渔村民俗调查，叫庙岛-屺?渔民调查。第一次渔村民俗调查是在1988年6月，《论坛》编辑部同人为成员，我为课题组长，向当时在中国的（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提出了一份题为《历史变革中的渔村民间文化》的调查提纲，拟对以渤海中的庙岛为中心，对沿海岸线和近海岛屿渔村的民间文化、民俗、民艺、民间文学进行一次实地考察。第二次渔村民间民俗文化的调查是在1988年9月。这次调查由彭文新撰写了调查报告《屺?岛村民俗文化调查》，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5期上，部分照片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2期上。第三次渔村民间民俗文化调查，是在1991年4月谷雨前后。成果有刘锡诚《谷雨海祭——山东岁时记》及这次考察的图片发表在台北《汉声》杂志第41期（1992年5月）的《民间文化简帖》上；在国内发表于济南出版的《走向世界》1993年1月第1期。
第二个调查是天津葛沽皇会调查，时间是1990年2月，农历正月。这次参加调查的人有吴超、贺嘉、李凌燕、李亚沙、金辉、刘晓路，最后的成果《葛沽皇会有遗韵》，发表在台北的《民俗曲艺》1990年10月份的第67-68期，也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2005年第3期。
第三个调查是丝绸之路调查。1990年，在新疆天池开完少数民族的会以后我们就到伊宁、哈萨克州去调查，这次参加的人除了我，还有刘士毅、李路阳、金辉、彭文新、周燕屏、杨之水。1990年6月15日我写的《丝绸之路民俗文化考察计划》，中国民协主席办公会议批准，纳入《民间文学论坛》杂志1990年工作计划。这次的考察的目的是收集采录丝路沿线的民俗事项和民间文物学，考察沿线群众的信仰、礼仪、史传、典故、异闻等民俗文化，所得出的资料编辑成册出版，并根据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或者专着，通过考察培养和锻炼干部的田野作业能力和着述研究水平。
以上是我作为《论坛》主编或我主持民研会工作时倡导编辑人员在案头工作之外，也要找机会深入民间做田野调查、获取社会知识、提高编辑能力的例子。因为我很强调编辑的学术修养和素质，一个学术刊物的编辑必须是一个学者化的编辑。如果我们编辑提不出新的问题，提不出新的观点，那么这个刊物就不可能站到读者的前面，就不可能发出引领性、导论性的文章。
从《民间文学论坛》到《民间文化论坛》，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论坛》是民间文学界和民间文化界的一个公共的学术园地，是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要坚定不移地守住学术品格，为发展和提升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论坛》不是工作刊物，不是通俗文艺刊物，而是一个国家级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方面的学术刊物，是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标志。刊物的任务，是要参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努力将其办成学界的“龙门”。
三、结语
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民间文学、民间文化变得不再受到文化人的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研究也趋向衰微。回想1958年前后，我们是一个非常红火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民间文学编辑室，作家出版社有民间文学编辑室。中国民研会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先后出了不少好书，后来合并到大众文艺出版社。各方面的问题使得民间文学现在处于一个比较消停、落后的时期。现在高校的一些博士基本上都是学院派，没有从民间文学这个土壤当中提取问题，从根文化提出问题，完全是在做文章，《论坛》应该少发这种文章，要提倡从民间文化生态、从文化土壤当中提取出问题，归纳出问题。
我希望我们的学者们研究一下“现在为什么民间文学衰落了”。我们在文联十几个协会中越来越没有地位，现在文艺报、艺术报他们都有美术的、戏剧的专刊，但是民间文学搞的很少，而且没有系统。除了《论坛》以外还应该搞一个副刊，想一想建国初期在《光明日报》最早的副刊就是民间文学的，叫“民间文艺”，是钟敬文搞的。我在《丝绸之路》2013年第7期上发表一篇《遥望西宁》的随笔，讲到我从青海拿到两本中国第一批史诗《格萨尔》印本，一本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一本是从蒙古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在监狱中服刑的国民党县长、文化局长翻译的，他们懂外文。史诗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郎樱先生指出：“最早《格萨尔》与《玛纳斯》都曾由中国民协前身（民研会）主导的，后与地方合作进行的。现在都放弃了。”事实正是这样，现在这些都被放弃了！这种状况不应该尽快得到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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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支持项目：中国民协成立70周年学术史”访谈整理而成。口述人：刘锡诚；访谈人：冯莉、王素珍；整理人：王素珍、周利利等；参与访谈人：李航；摄像：杨尚志；访谈时间：2019年11月19日上午；访谈地点：东城区安定门外东河沿8号楼。
整理人简介：王素珍，中国文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副编审；周利利，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