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伯父锡诚先生
作者 | 刘海清
亲爱的伯父仙逝四天了。大雨，陪我整夜不眠。亲爱的伯父，阴阳相隔，侄儿已无法与您当面对话、微信沟通，只能写几行字以追思您了！
不忘每次我赴京见您与伯母，您都亲自给我详细地用笔写好出游的交通路线，并且步行一段送我上车，至少也要送到马路对面才放心；不忘我从京返鲁，您与伯母把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大包小包让我捎走，每次我都对您说，老家的生活已经不是当年、甚至衣食住行比您更好了；不忘您一直叮嘱我，在小县城容易陷于安逸，要有进取之心，不能下班只有吃喝玩乐，可以写点东西，至少有个爱好，还给我陆续寄来大量书籍、字帖。
一时不知怎么写下去，我还是借用2014年3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会议的总结语吧：“刘锡诚先生淡薄名利，专注科研，勤奋异常，笔耕不辍，同时又颇具担当意识，热切关注社会发展和学科进程。他宽厚朴实、蔼然谦逊、关怀后学、奖掖后进，高尚品德令人敬仰赞叹。他的为学为人，足为学界楷模，世人风范。”
您耿直诚挚，人品高尚。伯父酒量不大，但与朋友喝酒，随性自由。与台湾散文作家王孝廉先生对饮，以一瓶为限，不论是五粮液还是董酒，酒完为止，海阔天空侃大山。伯父赴贵州出发，作家何士光闻讯赶来，连拖鞋都没顾得上换，看桌上没有茅台，提着一瓶茅台来，情意满满。
您追求进步，一步一个脚印。1950年，15岁的伯父成为新中国较早的一批共青团员。1955年，伯父在北京大学读大二时入党。1983年，根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扬的意见，伯父从干得风生水起的《文艺报》编辑部主任，转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主持工作。在当时中国文联系统十个协会的主要领导中，是唯一一个解放后培养起来的大学生出身的干部，其余都是延安鲁艺或国统区的演剧队走出的老干部。您的热心肠，让很多人一辈子记在心里。1993年夏天，伯父电邀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曹保明写一本《神秘的关东奇俗》，纳入他正在主编的一套《中华民俗文丛》。当时邀请的都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刚刚进入民间文学领域的曹保明十分犹豫。伯父鼓励说：你能行，就要一部你这样的来自于田野的专家学者写的专著。当即下令：“你马上进京，住在我家里修改……”曹保明连夜进京，黎明敲开家门，只见伯父已将一张行军床给他搭好了。伯母下楼买来大馃子，三人匆匆吃完早点，立刻开始写作。家里十分挤巴，到处是书籍，却特意给他收拾出一张桌子。伯父、伯母跑来跑去服务，随时回答询问、请教，随时对文笔、观点进行指正、校正，耳提面授。吃住11天，书稿写完。这一幕，现已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的曹保明终生难忘。
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师大教授杨利慧说，从她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开始交往，“锡诚先生为人诚恳，与我们这些晚辈学子交往从不摆长者和领导的架子，总令我们如沐春风；他的指导总是带着学界领袖的高远格局和开阔视野，常令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学识渊博，博闻强记，每次总是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偶尔一时顿住，他总拍拍脑门，然后就能准确地说出何时、何地、何人说过何种观点，令我不胜钦服。”
您的谦逊豁达，令人钦佩。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伯父到民研会主持工作后正式启动的。民研会是群众文化团体，要制定一个指导全国各级民研会和文化部系统群众文化部门的文件，是一件难事。文件递到文化部后，周巍峙部长批示：“文化部不管文学！请王蒙同志研究。”后来伯父钻了一个空子，找了文化部主管少数民族文化司的副部长丁峤。丁峤说“等周部长出差不在北京的时候你来找我，我给你批”。后来丁部长签署，才形成了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4年5月28日联合发出的关于编辑出版“三套集成”的通知。伯父是研究会的主要领导，但他没有把自己列为主编或副主编，不讲功名，高风亮节。“三套集成”上不留名字，时过境迁，还有多少人了解内情呢。但伯父从不计较这些。
伯父从行政领导位置退下来之后，心态平和，自称“边缘人”，“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身处江湖，心忧庙堂和家国，痴心民间文艺学术，为非遗工作奔走。1996年，与闫纲，及刚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唐达成，相约攀登太行自然保护区苍岩山。三人回忆当年与谢永旺一起，被称为《文艺报》“四条汉子”时的快乐时光，凑成打油诗一首：“当年四条汉，有志气如牛；转眼相扶走，莫怀千岁忧。”以表豁达平和之情。
您注重提携后人，颇受称道。伯父在《文艺报》工作时，与同事雷达、阎纲发现宋遂良的一篇评论文章不错，邀他参加1979年底举办的长篇小说读书会。宋遂良是湖南人，牵连家庭出身，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泰安一中当教师，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在学校的处境不好。二十年后，已经成为著名学者的宋遂良写了一篇《却顾所来径》，深情地回忆起这件往事：我想到了“范进中举”，我泪如泉涌……为从根本上改变宋遂良的处境，伯父专程拜访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田仲济，把他调到了山师大。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为更好地了解全国长篇小说创作情况，培养青年人才，《文艺报》于1979年12月举办“长篇小说读书会”。伯父组织的这个活动，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一个类似笔会性质的活动，后来人们戏称为“黄埔一期”。这样的“读书会”陆续举办了好几期，联系和扶持了一批文学评论新作者，如刘思谦、吴宗蕙、谢望新、潘旭澜、宋遂良等。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多成绩斐然。
您是一位走在学术前沿的学术达人，学界景仰。有学者评价说：“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几个说话有分量的长者，即所谓的学术台柱，惟其如此，学术发展方可平稳。每每举行重要的学术仪式，刘（锡诚）先生就座前台，便起到了威震四座的作用。具有此等学术影响，主要得益于刘先生的学术能量和品质。”伯父著作等身，仅仅列出的个人著述目录就长达70页，专著20余种，主编和编纂百余种，文章一千五百余篇。八十高龄时，仍是平均十天写一篇文章。他的学术地位已然崇高，拥有吃不完的老本，然而依旧刻苦，比年轻人还年轻，实乃纯粹的学者。伯父潜心于书斋，但总是“面朝大海”，紧跟时代，学术心胸辽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间文艺界和整个文化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当全社会都执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时候，伯父冷静地从学理的层面思考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方式》等一系列论文，指引了非遗保护的方向。1991年2月，伯父工作调整来到中国文联。他以因文学知名、却后来转向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为榜样，远离时评性的文学评论，做些稳定性的研究，从此将重心转到民间文艺学、艺术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研究上，专心著书立说。1991年申报了“八五”科研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历时五年脱稿。老专家钟敬文评价说：“过去有关原始艺术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外国原始艺术的，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书。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2003年，伯父申报了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三年结项。研究成果被学界评价为具有拓荒性质，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上的一项空白，成为民间文学学科硕博研究生的参考书目。伯父做这个课题时，不像大学或社科院的教授有自己的学生帮助提供、整理资料，也没有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便利，又是70岁的老人，独坐陋室，耳朵基本失聪，硬是凭一己之力查资料、敲键盘，攻下了110万字、前人从未涉足的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说：“刘锡诚先生不趋时，不从俗，甘于清贫，潜心学术，坐冷板凳，淡泊名利，令我辈敬佩。这部填补了空白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其开拓意义和学术价值，将随着历史的推移愈益显现出来。刘锡诚先生这样的当代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脊梁，特别是学术建设的脊梁。我们真正应该把像刘先生这样的学者，推到中国学术建设宝塔的塔尖，照亮我们的学术航程。”您一身正气，敢于担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思想界，左右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文艺界众多作家都还没有平反或开始写作，中央还没有制定新的文艺政策。《人民文学》决定带头，从文艺界打开缺口。担任评论组组长的伯父动议开个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77年10月20日，茅盾、刘白羽等参加会议，率先发出文艺冰河解冻的信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后，天津市有关领导将文学创作问题上升到政治批判层面。刘锡诚随即撰写评论《乔光朴是一个典型》，明确表达肯定和赞赏。蒋子龙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言：“我是从寒冷的冬天来到春天的温暖里。”这场争议，由于《文艺报》组织在京学者和评论家仗义执言，使他摆脱了困境。
《收获》1980年第1期发表了谌容的《人到中年》。伯父事先已拜访谌容读到校样，立即动手写了评论《为中年干杯——读谌容的<人到中年>有感》。这是评论《人到中年》的第一篇文章。后来谌容回忆，正是在《人到中年》产生影响不久之后，她的待遇得到改善，被调入北京市作协做驻会作家，补发工资，还当选了北京市作协理事。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用文学与足球的比喻，回忆《文艺报》这段有趣的经历：我们这支甲级劲旅，前锋有刘锡诚、阎纲、吴泰昌、雷达，两名中场谢永旺、陈丹晨，后卫有钟艺兵、杨天喜、何孔周，以及唐达成、唐因，我和李炳银替补，掀起文坛一次又一次大讨论，真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您永远记着故乡、念着故乡，心里有浓得化不开的乡愁。1980年3月，伯父以《文艺报》编辑部的名义召开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冯牧、刘绍棠、管桦、林斤澜、浩然等人出席。浩然是伯父的老朋友。1960年，他曾在伯父的老家昌乐县的农村下放劳动，此后写出的《艳阳天》及一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就与那段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相关。听了浩然在会上的发言，伯父感到了其心灵深处的激荡，也对他在农民问题上的责任感和同情感抱有认同，会后他特地写了《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一文。伯父先后为昌乐县有关单位编纂的《姜太公与营丘》《齐都文苑》《浩然与昌乐档案资料》等题写书名，为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高崖水库纪念馆等题字，为《昌乐文学五十年》《昌乐古今˙朱刘辑》以及郭建华、郄杰堂、王文凯、刘福新等作家的文集作序。2016年5月，伯父把个人积累的6000余册文学类图书资料，捐赠给母校昌乐一中，设立“刘锡诚文库”。
伯父从昌乐县农村长大，对土地的依恋和乡愁的记忆在他的身上显示出浓浓的乡土情怀。他说：“我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日头多么毒，在没有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 伯父像农民一样劳作了一生。万千头绪涌来，把我经历的、了解的、记忆的、理解的伯父，用粗浅的文字杂汇而成，作一记录，缅怀追思。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您的精神与智慧将如星辰般永远闪耀！
2024年8月27日
作者简介
刘海清，1968年10月生，昌乐县宝城街道人。昌潍师专中文系毕业，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本科。当过教师，又从事多年机关公文写作。喜欢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