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其人
董乃斌
读过王实甫《西厢记》或欣赏过《西厢记》戏曲的人，大约总会对剧中那位年少风流的男主人公张生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而元杂剧《西厢记》是根据唐人传奇《莺莺传》改编创作的，传奇的男主人公张生，其实就是小说作者元稹本人。这位把自己描绘得如此多情而蕴藉的元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桓公，其所成就，当与郑子产比耳。”(苏辙《栾城集》)其实这只是看到了现象并没有指山本质。晏子主张薄敛省痢，他为政清廉，尘活朴素，直言敢谏，正直无私，这毕竟是可贵的，是他的美德。他为百姓作了好事，这是他的幸运。但他看不到历史的大趋势。他力挽狂澜，但又怎能懂得这狂澜是挽不得的，也是挽不了的。他要为他认定的理想奋斗，但即便桓公再世，他也无法抗拒“归之如流水”的大势，他的理想已经过时了。他的美德，他的政见，只能为这样一个行将灭亡的阶级服务，一个即将过去的时代效劳，这，又何其不幸。晏子死于公元前500年，距今将近二千五百年了，但他的风采依然让人怀想，这岂不是历史给他做的公正结论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电，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那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河中节度使浑城刚死，驱军骚动，蒲州大乱。元稹请人保护了旅居此地的一门远亲，因此结识了这家的女儿--我们姑且也称她为“崔莺莺”吧。崔莺莺是个十七岁的少女，“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元稹一见就热烈地爱上了她。通过她的一个侍婢，元稹以“艳诗”相试，竟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翟莺莺的心。他们的爱情艰难曲折然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终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自由结合了。这是敌事充满浪漫情味的前半截。后来元稹为谋求官职而进京应试。这对情人只得匆匆分手。谁知元稹在长安一留数载，这其问他们曾互通书问，互致礼物，崔莺莺的书信婉曲地表现出对元稹的一片深情。然而元稹还是变心了。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二十五岁，因登书判拔萃科而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不久以后，他便忍心地抛弃了痴等着他的崔莺莺，在长安做了朝廷显贵韦夏卿的东床。不但如此，元稹还在《莺莺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称崔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怀疑她在自已离蒲之后另有私爱(参元稹《古决绝词》),却把自己“始乱终弃”的行径说成是什么“善补过”云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莺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面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随恶趣。”这是十分严正而公允的。爱情婚姻属于个人生活之事，但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往往能深刻细微地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与人格。元稹对崔莺莺的背叛，说明他性格中存在着见利忘义和缺乏操守的一面。他的这个劣点，后来在政治生涯中又一再表现出来，以致造成个人历史上更大的瑕疵。
《旧唐书·元稹传》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这话显然带有贬意，意思是说他为人聪颖敏锐，善观风色，一遇机会便要寻找事端以突出自己。若按元稹一生表现，用这话加以概括并非全然无理，可是还应作些具体分析。凡从政之人，如能纯然无私，固然最为可贵；但历史评价的根本关键还在于其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否具有进步性，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如这样来看，那么元稹早期的政治活动就不可用“见事风生”一词轻轻否定，应该批判的主要是后期的表现。
元稹从政初期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平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更)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崩，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
过了几年，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问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吏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有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硼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延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体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谪，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出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着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
倘若元稹能够安于下位，矢志不渝，那他的形象也将象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逐而不肯屈服的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光辉。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就在江陵任上，他变了。以前他曾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望云骓马歌》)的诗句表示过斗争意志，如今却变得情绪低沉颓丧，甚至发出“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贻蜀五首》之四)的说教。以前他敢于纠弹藩镇、对抗宦官，如今他却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尹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元稹《严公行状》),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
长庆元年(821),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他已是一个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穆宗皇帝也很喜欢他的诗，致使宫中人人都知道方今有个“元才子”。次年二月，元稹当上了宰相，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可是，官位的升迁既是以他和宦官深相勾结为代价的，这就很为一般朝臣所轻。早先有一次中书省同僚一起食瓜，有蝇集于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一面挥扇驱蝇，一面弦外有产地斥叱：“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致使“同僚失色”(参《旧唐书·武儒衡传》)。后来裴度也曾因为元稹对他的掣肘而一再上章。在《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第二疏》中，有这样的话：“伏乞圣恩宣出，令文武百官于朝堂集议，必以臣表状虚谬，抵悟权俸，伏望更加谴责，以谢弘简、元稹；如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敝圣聪，实是好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全唐文》卷五三七)可见裴度和元稹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朋党之争是中晚脂朝政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作后盾域牵线的。由于宦官内部同样充满争夺，后来另一个依附宦官的奸人李逢吉利用元、裴不和，诬陷攻击，竟使二人同时罢相。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
应该说，元稹政治生涯的后一阶段因为勾结宦官，弄权营私，是不光彩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做了些革除弊端、减轻人民负担的好事。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
……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玖壤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粗龋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意一方，不周于四海。这里除所谓“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其余所论颇能概括元稹一生特色。其实，元稹真正的韩业不在其政绩，而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后者，他才成为一个至今未被忘却的历史人物。提起唐朝的诗人，有谁不知“李杜”、“韩柳”和“元白”呢。元稹是白居易的挚友，诗名也与之相埒。他们共同创造了以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的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系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也成为他们手巾的谏诤之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启发者。是元稹看到李绅的新题乐府面“取其病时尤急者”写出和作，这才触发了白居易的创作激情，写出《新乐府五十首》,从而把运动推向高潮。后来又是元稹读了刘猛、张余的古乐府诗，一面“选而和之”,一面便写出着名的《乐府古题序》。这篇文章既肯定“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又大力提倡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这样“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歌行。它同《叙诗寄乐天》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等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文献。至于元、白的友谊和诗文交往，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元稹被贬在江陵和通州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白居易的友谊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通州，元稹染瘴大病，“危慑之际，不暇他及，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在这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消息传米，元稹扶疾吟诗一首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喑风吹雨入寒窗。”一个重病之人被朋友左迁的消息惊得猛然坐起，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关怀之切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乐府诗和同白居易等友人的唱酬诗以外，元稹一生还写了不少好作品，如着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官词》,如悼亡之作《三遣悲怀》、《六年春遣怀八首》以及象“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古行宫》)这样隽永的小诗，至今仍为读者所喜爱。元稹在古文写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不但《莺莺传》用简洁娴熟的古文写成，而且他在担任翰林学士起草制诰等政府文书时，也一改当时流行的骈俪体，用古文来写作。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制从长庆辞高古”(《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后一句就是指元稹的制诰而言。元稹对制诰文休的改革可以看作对韩柳古文运动的响应。
在我们看来，元稹是这样一个人：政治上有抱负、有热情、也有能力，无论于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子来。但是聪明过份，私心太重，因而在黑暗势力面前缺乏斗争的坚定性，甚至不免堕落。个人生活上多才多情，相当重视友谊，然而出于利害的考虑也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恋人另娶高门，而对早天的妻子的深切怀念，也非不影响他讨妾和再娶。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性格复杂、优长和劣点奇妙地融于一身的文人。
元稹一生曾几次编集作品，其诗文集名《元氏长庆集》,有百卷之多，后来散佚不少，只剩下六于卷，但还是保存了诗歌八百多首、文章二百五六十篇。这些诗文对于我们了解元和、长庆的政治状况、研究元稹和新乐府运动，都是极可定贵的，前当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元稹其人之后再来读他的作品，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准确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