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思想史“轴心时代”的重心；特别是对中国民俗影响深远的儒学，发祥于山东，并长期以山东为传播的中心。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从山东入海，五岳之首泰山雄踞鲁中。境内既有绵延起伏的群山丘陵，又有坦荡辽阔的平原大川，西部有大运河穿境而过，东部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山东民俗古朴淳厚、丰富多彩的特点，也为民俗学调查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山东乃“礼仪之邦”，以礼义民俗为特征的山东民俗是中国北方汉民族民俗的代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山东民俗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生活在泰沂山区、距今 20万～40 万年的“沂源猿人”是至 2005 年山东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居民。此后几十万年间，山东人的先民不断向四周迁移扩散，遍布于山东大地的各个角落。由于年代久远，民俗考古资料缺乏，这一时期先民的民俗生活无法被描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的考古发现已能提供原始先民民俗生活较为丰富的资料，如饮食器物、衣着妆饰、生产工具、成年礼仪、婚姻形式、丧葬类型、图腾崇拜、山川信仰等，都显示出山东民俗的特点。
山东一带的先民，历史上被称为“夷”。从远古到商代，山东地区长期居住着东夷部落。东夷人与诸夏、诸戎、苗蛮部落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古代文明。东夷民俗是山东民俗发展史的最早阶段。
东夷人的信仰民俗以鸟崇拜为特征。无论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证明了鸟崇拜在东夷人中无处不在。《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流传于商族的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传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云东夷人“被服容止，皆像鸟”。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女性特别是成年女性口中往往含有一个直径 15～20 毫米的石球或陶球，而且由于长年累月含球，还导致牙齿变形。估计女子把球一旦放入，便永不取出，死后下葬仍含在口中。这种习俗是模仿简狄吞卵生子，球象征鸟卵，含球乃祈子。考古发现证明东夷人喜欢戴用羽毛装饰的帽子。东夷人中还存在着拔牙、变头的习俗，这种习俗也是东夷人容貌举止作鸟状的具体表现形式：拔牙是为了使人的嘴像鸟喙；变头是为了使人的头像燕子的头部一样扁平。东夷人的生活中还有许多与鸟有关的习俗，如东夷人把许多器物如陶鬲铸成鸟状，用鸟来命名各种官吏，说“鸟语”等。因此，东夷人也被称为“鸟夷”。
生活民俗中，嗜酒好饮和勇武剽悍是东夷人的两大特征。《后汉书·东夷传》云：“东夷率皆土着，喜饮酒歌舞。”在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从 45 座墓中发现随葬的高脚杯一类的酒器有 663 个，占全部出土器物的 45%。东夷人的饮酒之风可见一斑。东夷人勇猛善斗，尤其擅长射箭，使弓箭成为东夷人的特征之一。民间传说中与弓箭有关的人物，东夷人数量最多，名声最响。蚩尤、般、夷牟都被认为是弓箭的发明者，羿则是公认的最擅长射箭的人。东夷人也将弓箭视为自己最宝贵的器物之一。考古发现证明东夷人有以石镞、玉镞装饰躯体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随葬的石镞与玉镞有的被戴在头的右侧，有的戴在右肩上，大多数是佩戴在腰部。
东夷人以仁义着称。《后汉书·东夷传》云：“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说文解字》也云：“夷俗仁。”
西周建国后分封诸侯，山东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国家就有三四十个之多。其中齐国、鲁国和莒国疆域面积较大、存续年代较久、文化比较繁盛，三地民俗对汉代以来山东民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齐国是雄踞东方的工商大国。齐自建国起，重工商，大力发展农业、渔业、盐业、纺织业，工商立国的政策为齐国的历代统治者所遵循。齐国生产民俗以工商民俗为特征。在政治上，齐国统治者推行“尊贤上功”（《吕氏春秋·长见》），也就是唯才是举，有功即赏，鼓励人们奋力进取，博取功名富贵。齐国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对社会风习的影响深远，其表现是推崇功名富贵、追逐物利、能言善辩、豁达开放、粗犷刚烈、喜欢铺张等。建国之初，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的治国政策，对齐地从前的习俗很少触动。其后，历代统治者都灵活地因东夷礼俗施治，如管仲相齐，采取“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方针。因此齐国民俗较多地保留了东夷民俗，而周礼在齐国影响相对薄弱，人们受周礼的约束较轻。《汉书·地理志》记载齐国婚5 概 述俗时说：“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这显然是东夷母系氏族婚俗的遗风。齐国婚俗不讲究“亲迎”，与六礼不合，受到世人的鄙视。
鲁国民俗的主要特征是生产上的农耕民俗和生活中的礼乐民俗。鲁国地处内陆，没有齐国发展海上捕捞、煮海为盐的条件，但其地处洙泗之滨，土地肥沃，加之鲁国国君伯禽深受姬周农耕文化的影响，重稼穑、尚耕织，所以在传统与自然条件的双重驱动下，鲁国走上了农业立国的道路。直到西汉时，司马迁还说此地“颇有桑麻之业”（《史记·货殖列传》）。
与农耕民俗紧密结合的是生活中的礼乐民俗。立国之初，鲁国在政治上实行礼治。伯禽采取 “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针，变革鲁国控制区内旧有的东夷习俗，全力推行周礼。在列国诸侯中，鲁国推行周礼最力，成为礼治秩序最好的地区，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自此，礼乐开始支配鲁国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纳入礼乐的规范之中。所以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
农耕习俗与礼乐习俗铸成为鲁国不同于齐国的社会风习，其表现一是崇尚伦理道德，尤重男女之别。二是俭啬成风。除去租税，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能为农人提供的衣食远不足以供其挥霍，丰年多储余粮以备荒年成为鲁人的习惯，而节俭也正是礼的要求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说：“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由此可见其俭啬。三是谨小慎微，如同孔子所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秦朝建立后，推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这一传统来自商鞅变法以来的以农战立国的方针。重农抑商不仅为争霸战争提供更多的物质储备，更重要的在于使国民形成淳厚民风，利于统治。因此工商业最为发达的齐国，因其“虚诈不情”、好勇斗狠、浮奢成风成为秦始皇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在琅琊台刻石上大书特书的“上农除末”就是针对齐国的这种风气。
汉朝建立后，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过渡，获得在政治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在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以礼俗文化为代表的鲁国民风民俗日益成为国家推崇的范本，包括齐国民俗在内的不符合礼俗文化的习俗逐渐被整合，向主流民俗靠拢，一场“易青齐为邹鲁”的齐、鲁民俗整合大幕就此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