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张适
张适（1904—1946），原名张来顺，字适斋，曾用名张有才、张弓，人称“黑张”，他出生在昌潍大地，是昌乐县朱刘店东圈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入军校，参加广州起义，在海陆丰的战斗中负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到东北与北满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他的足迹踏遍东北三省，是绥化党组织创建人，组建抗日义勇军，组建以李维民为书记的吉林市委，担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他被捕入狱九年，在狱中仍带领狱友斗争，并建立党的秘密组织。1946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血洒松花江畔。1957年9月25日，毛泽东签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追认张适为革命烈士。
本期撰稿：齐英华
文字激扬一心救国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时间，总有着诸多不经意的巧合。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潍坊境内的朱刘店站是青岛至济南铁道里程的中点。昌乐县朱刘店（今朱刘街道）东圈村，胶济铁路沿线一个普通的村庄，桂河从村中穿过。1904年农历八月二十二，张适出生于这里。这天是公历10月1日，老张家一定不会想到，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遗憾的是，张适未能等到那天。
天资聪颖 过目成诵成绩优异
张适1904年10月1日出生于昌乐县朱刘店东圈村，张家一大家子人居住一处，祖父母、父母、姑姑及叔婶都还一个锅里摸勺子。他是父母的独子，从小渴望学习，父母也非常重视教育，虽然不是十分富裕，全家还是节衣缩食地送他上学读书。张适曾就读于昌乐县立高等小学，是家中最有学问的人，笔记本上显示，他此时用名张来顺。
张适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塾师张世熙对他影响较大。张适的日记中还专门写到张老师善赋诗，所赋皆念念不平之事。张适凭记忆记录了先生表达自规、自明、解恨的三首诗，比如先生对当时富人和穷人差距忿忿不平，赋诗以自规：“富贵贫贱总由天，心机用尽徒枉然……自劝自知一拙见，休教富人厌穷酸。”老师的教诲，给他种下济世安民的种子。
由于长期在外求学，张适接触到先进思想，经常参加各类活动，家人不放心，担心他出事，便想用家庭拴住他，于1919年替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娶东云町村年长他4岁的赵明霞为妻。
毕竟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张适起初并不喜欢妻子，但她温柔贤惠，渐渐走进他的心里，1920年，长子张同喜出生。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知识青年开始觉醒，他们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深恶痛绝，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心怀救国救民之志的张适，没有被婚姻和家庭束缚住，在追求学业、追寻真理的路上奋力前行。
济南求学 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1923年，张适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南育英中学。他才华横溢，写的小说、诗歌、话剧、游记等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读其长达万言的《珞珈山游记》，如身临其境，意词精深，令人感叹。日记中有感而发的诗句也常出现，如《在东北楼观法政苍园有感》“云散雨收斜阳天，凭栏纵观小苍园。三五燕子翔空际，一二蝴蝶舞苍间”。《晚饭后偕同学郊游有感》“登高远瞻千佛山，迷迷濛濛罩云烟。方绕过去双燕子，乘风又来一杜鹃”。这些诗让人感受到一位奋进青年的细腻情感，而“凭栏纵观”“登高远瞻”等字眼里又透露着他心怀高远的家国情怀。
面对军阀林立、连年混战、生灵涂炭的黑暗现实，张适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济南育英中学国文教员王翔千是诸城人、中共早期党员，他时常给学生们讲世界革命形势，讲十月革命的胜利，讲五四运动……新鲜而又深刻的道理，使张适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团已于1922年9月在济南育英中学“紫燕楼”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更加广泛。1925年，张适加入青年团。
讨伐檄文 充满民主革命思想
张适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于l923年至l925年间撰写了《我对于段执政之感想》《庆贺云南起义之我感》《农业为兴国之本论》《重民权说》《她的苦楚》《庆祝元旦之感言》《从军临行别娇妻》等数十篇反帝反封建檄文，字里行间充满着民主革命思想。
《我们要怎样去反抗帝国资本主义》一文指出，因为国际资本家的侵略，“我国的钱少了又少，人民的生活难上加难”，官僚政客们能去改造这一局面吗？张适认为“还是得反抗”，因为民贫如洗，有几个钱都被官僚政客们搜刮了去，他们才不会管国家存亡呢，所以“欲反抗国际帝国资本的侵略，非推倒本国的官僚不可”。《我对于国耻纪念之感想》一文，痛陈《二十一条》“既悖公理又失公谊，是倭奴欲奴隶我国民也，割据我沃壤也，侵夺我权利也”，分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指出中国只有国内团结一致才能有更好的外交。
1924年5月4日，济南育英中学百余学生一早在操场集合，赴公园与一师一中、女师、医学、农业、法政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开会，纪念五四运动。距离开会时间尚早，张适偕三五知己信步公园，“虽有奇葩异卉之芬芳，黄鹂紫莺之歌鸣，而我心中如拳塞胸者何耶”？
参加集会的千余学生公推法政学生担任临时主席，登台演讲，还有十余名学生也登台发表演讲，台下怒发冲冠之貌、咬牙切齿之声不绝，可见“一般学生良心未泯也”。此次学生集会旨在纪念五四，当局者很是紧张，担心学生们闹事，巡警陆军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停地在公园里巡逻，张适认为他们是“庸人自扰”。集会之后，学生们成立联合会。
在日记中描述集会的具体情况后，张适接着写下《五四纪念之我感》。他认为，每到五四，学生们除了开会、游行、演说等举动外，更要关注国家之如何，讨伐“政府之劣”。
1924年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七），张适以很长的篇幅抄录了老师王考臣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时，北京、济南学生的活动，“官府诉之于武力而学生宁牺牲而不惧”。他有感而发，写下《我对于现今学生的感慨》，认为现今的学生不应该只埋头读《四书》，而应该关注国家大事。
1925年11月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25期上，发表了张适（署名张适斋）的文章《富庶城镇的贫民生活》，描写了浙江南浔镇“恐在通国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区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南浔人用来形容富家的，有千万财产为象、百万财产为牛、十万财产为狗），可就在这样一片富庶之地，运河上的船家靠捕鱼、载人的微薄收入，过着贫苦的生活，“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张适发出呼吁：“他们正在黑暗无光的地狱里，仰首跷脚地盼望热心改造社会的诸君去提拔他们。”
编辑报纸 揭露时局鼓舞青年
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中，创办过《励新》《晨钟报》等进步报刊。2022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3周年之际，山东博物馆首次对外公布了和王尽美有关的早期革命文物——《晨钟报》和《晨钟·星期副刊》原件。山东博物馆相关人员在公开报道中表示，山东博物馆发现的《晨钟报》正刊报纸一份（1924年中秋节）、《晨钟·星期副刊》三份（第43期、第47期、第54期），是失传已久的、王尽美参与编辑过的报纸，是极为罕见、珍贵的革命文物，《晨钟·星期副刊》已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
资料显示，《晨钟报》创刊于1923年8月20日，由进步人士、济南电话局泺口领班汝仲文在中共济南支部的推动下创办，汝仲文担任营业和筹款负责人，进步人士李容甫担任首任社长，王翔千、王尽美等共产党员参加了编辑部，王翔千任主笔。报纸取名《晨钟报》，是对标北平《晨钟报》的办报理念，意在唤醒民众、鼓舞斗争。王翔千在1950年的履历表中写道，《晨钟报》“系小型通俗报，但注重政治及社会问题，不采低级趣味作风，经由王尽美参加领导，为本党宣传时较多。在当时为山东仅有的进步言论……”
山东博物馆李娉在《震此“晨钟”——从革命文献看王尽美的为党初心》一文中写道：“王尽美与王翔千、张适斋等人利用《晨钟报》尤其是《星期副刊》这一思想阵地，发表了大量揭露黑暗时局、鼓舞青年奋斗、倡导民主人权的进步文章。《晨钟·星期副刊》是《晨钟报》的星期日副刊，由莘莘青年社编辑，编辑部在济南普利门外钟声里。副刊随《晨钟报》附送，不取分文。《晨钟·星期副刊》以‘群众、团结、努力、改造’和‘奋斗、牺牲、平等、自由’为宗旨和办刊理念，刊登新体诗、宣传新教育思想、介绍西方法治思想和新青年生活的改变等，王尽美、张适斋等人写的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都侧重在随正刊附送的副刊上发表。”
赵晓林文章指出：“通过解析馆藏的三份《晨钟·星期副刊》的内容就能知道，副刊虽是《晨钟报》的附属品，但却是这份进步报纸的真义宗旨所在，上面刊载的各个文体都或深或浅地彰显了抨击现实、鼓舞青年、唤醒民智的进步思想。”
这两段文字中提到的张适斋，即张适在这一时期的用名。山东博物馆公众号上发布了1925年3月22日第43期《晨钟·星期副刊》的3版，这期副刊目前仅存两版。报头之下印有“本刊编辑主任张适斋”，“寸铁”专栏刊登了张适斋的杂论《吴子玉死灰复燃》。直系军阀吴佩孚，字子玉，直系倒闭后溃逃四川，与赵恒惕暗谋北伐之事，杂论所论正是此事，张适斋在文末直抒胸臆：“两次直奉大战导致国贫民困，若再起第三次大战，那中国可就了不得啦！”该版用半个版的篇幅刊发了署名适斋的小说《一个青年的求学史》，述说主人公求学之路的悲惨遭遇和受到的非人虐待，初等小学时遇到脑子古老的先生，“只知作福作威，对待学生同看守对待囚犯一般，不是打手板就是罚长跪”；升入高小后，校长“同森殿阎王一般，那群教员，目眦口裂，怒发冲冠的，同恶鬼一样”。文章以文学笔调揭示了官办学校落后僵化的教育模式。
《大众日报》2022年10月9日刊发的《“晨钟”回响 声越百年》一文，提及1925年6月7日第54期《晨钟·星期副刊》，“张适斋发表署名文章《青年中竟有此等败类》，以犀利之笔严厉批判了在山东筹备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之际，某些青年学生只想着去看女师学生的庸俗妄谈。张适斋痛切疾言‘勇于救国’应是学界青年学生的责任，农工学商军政各界中当尤以学界为要”。
成为党员 论述人民的重要性
1926年，对22岁的张适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
由王翔千介绍，张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寻求真理的路上，找到了指路明灯。
昌乐籍“四五”烈士李华亭此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当年暑假回到家乡，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与同在济南求学的孟繁锷、张适、梁德元等组成回乡宣传小组，一起分析昌乐时局，深入农村、集市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进步青年介绍《向导》《新青年》等刊物。
张适入党后，思想进步很快，对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有着精深的宏论，如他在《人民何以为国家要素之一试略言之》的论文中指出：“天下之要素三，即土地、人民、主权也。斯三者，富国之基础、强国之根本也。故欲富强其国家者，皆宜等视斯三者。何也？盖主权所以维持人民，土地所以生殖人民，此三者如子母不可离也。苟有人民而无土地，则人民无所依为生；有人民而无主权，则人民任性放纵无所缺其一也。然而更宜重视人民，何则盖人民者立国之本，凡国家之强弱兴衰，全在于人民程度之高低，人民众者，其国必强；人民寡者，其国必弱；人民智者，其国必兴；人民愚者，其国必衰。”
张适的文字透着自省与担当，让我们从中读到他不一样的文化素养。
文字激扬一心救国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时间，总有着诸多不经意的巧合。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潍坊境内的朱刘店站是青岛至济南铁道里程的中点。昌乐县朱刘店（今朱刘街道）东圈村，胶济铁路沿线一个普通的村庄，桂河从村中穿过。1904年农历八月二十二，张适出生于这里。这天是公历10月1日，老张家一定不会想到，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遗憾的是，张适未能等到那天。
天资聪颖 过目成诵成绩优异
张适1904年10月1日出生于昌乐县朱刘店东圈村，张家一大家子人居住一处，祖父母、父母、姑姑及叔婶都还一个锅里摸勺子。他是父母的独子，从小渴望学习，父母也非常重视教育，虽然不是十分富裕，全家还是节衣缩食地送他上学读书。张适曾就读于昌乐县立高等小学，是家中最有学问的人，笔记本上显示，他此时用名张来顺。
张适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塾师张世熙对他影响较大。张适的日记中还专门写到张老师善赋诗，所赋皆念念不平之事。张适凭记忆记录了先生表达自规、自明、解恨的三首诗，比如先生对当时富人和穷人差距忿忿不平，赋诗以自规：“富贵贫贱总由天，心机用尽徒枉然……自劝自知一拙见，休教富人厌穷酸。”老师的教诲，给他种下济世安民的种子。
由于长期在外求学，张适接触到先进思想，经常参加各类活动，家人不放心，担心他出事，便想用家庭拴住他，于1919年替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娶东云町村年长他4岁的赵明霞为妻。
毕竟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张适起初并不喜欢妻子，但她温柔贤惠，渐渐走进他的心里，1920年，长子张同喜出生。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知识青年开始觉醒，他们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深恶痛绝，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心怀救国救民之志的张适，没有被婚姻和家庭束缚住，在追求学业、追寻真理的路上奋力前行。
济南求学 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1923年，张适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南育英中学。他才华横溢，写的小说、诗歌、话剧、游记等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读其长达万言的《珞珈山游记》，如身临其境，意词精深，令人感叹。日记中有感而发的诗句也常出现，如《在东北楼观法政苍园有感》“云散雨收斜阳天，凭栏纵观小苍园。三五燕子翔空际，一二蝴蝶舞苍间”。《晚饭后偕同学郊游有感》“登高远瞻千佛山，迷迷濛濛罩云烟。方绕过去双燕子，乘风又来一杜鹃”。这些诗让人感受到一位奋进青年的细腻情感，而“凭栏纵观”“登高远瞻”等字眼里又透露着他心怀高远的家国情怀。
面对军阀林立、连年混战、生灵涂炭的黑暗现实，张适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济南育英中学国文教员王翔千是诸城人、中共早期党员，他时常给学生们讲世界革命形势，讲十月革命的胜利，讲五四运动……新鲜而又深刻的道理，使张适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团已于1922年9月在济南育英中学“紫燕楼”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更加广泛。1925年，张适加入青年团。
讨伐檄文 充满民主革命思想
张适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于l923年至l925年间撰写了《我对于段执政之感想》《庆贺云南起义之我感》《农业为兴国之本论》《重民权说》《她的苦楚》《庆祝元旦之感言》《从军临行别娇妻》等数十篇反帝反封建檄文，字里行间充满着民主革命思想。
《我们要怎样去反抗帝国资本主义》一文指出，因为国际资本家的侵略，“我国的钱少了又少，人民的生活难上加难”，官僚政客们能去改造这一局面吗？张适认为“还是得反抗”，因为民贫如洗，有几个钱都被官僚政客们搜刮了去，他们才不会管国家存亡呢，所以“欲反抗国际帝国资本的侵略，非推倒本国的官僚不可”。《我对于国耻纪念之感想》一文，痛陈《二十一条》“既悖公理又失公谊，是倭奴欲奴隶我国民也，割据我沃壤也，侵夺我权利也”，分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指出中国只有国内团结一致才能有更好的外交。
1924年5月4日，济南育英中学百余学生一早在操场集合，赴公园与一师一中、女师、医学、农业、法政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开会，纪念五四运动。距离开会时间尚早，张适偕三五知己信步公园，“虽有奇葩异卉之芬芳，黄鹂紫莺之歌鸣，而我心中如拳塞胸者何耶”？
参加集会的千余学生公推法政学生担任临时主席，登台演讲，还有十余名学生也登台发表演讲，台下怒发冲冠之貌、咬牙切齿之声不绝，可见“一般学生良心未泯也”。此次学生集会旨在纪念五四，当局者很是紧张，担心学生们闹事，巡警陆军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停地在公园里巡逻，张适认为他们是“庸人自扰”。集会之后，学生们成立联合会。
在日记中描述集会的具体情况后，张适接着写下《五四纪念之我感》。他认为，每到五四，学生们除了开会、游行、演说等举动外，更要关注国家之如何，讨伐“政府之劣”。
1924年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七），张适以很长的篇幅抄录了老师王考臣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时，北京、济南学生的活动，“官府诉之于武力而学生宁牺牲而不惧”。他有感而发，写下《我对于现今学生的感慨》，认为现今的学生不应该只埋头读《四书》，而应该关注国家大事。
1925年11月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25期上，发表了张适（署名张适斋）的文章《富庶城镇的贫民生活》，描写了浙江南浔镇“恐在通国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区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南浔人用来形容富家的，有千万财产为象、百万财产为牛、十万财产为狗），可就在这样一片富庶之地，运河上的船家靠捕鱼、载人的微薄收入，过着贫苦的生活，“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张适发出呼吁：“他们正在黑暗无光的地狱里，仰首跷脚地盼望热心改造社会的诸君去提拔他们。”
编辑报纸 揭露时局鼓舞青年
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中，创办过《励新》《晨钟报》等进步报刊。2022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3周年之际，山东博物馆首次对外公布了和王尽美有关的早期革命文物——《晨钟报》和《晨钟·星期副刊》原件。山东博物馆相关人员在公开报道中表示，山东博物馆发现的《晨钟报》正刊报纸一份（1924年中秋节）、《晨钟·星期副刊》三份（第43期、第47期、第54期），是失传已久的、王尽美参与编辑过的报纸，是极为罕见、珍贵的革命文物，《晨钟·星期副刊》已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
资料显示，《晨钟报》创刊于1923年8月20日，由进步人士、济南电话局泺口领班汝仲文在中共济南支部的推动下创办，汝仲文担任营业和筹款负责人，进步人士李容甫担任首任社长，王翔千、王尽美等共产党员参加了编辑部，王翔千任主笔。报纸取名《晨钟报》，是对标北平《晨钟报》的办报理念，意在唤醒民众、鼓舞斗争。王翔千在1950年的履历表中写道，《晨钟报》“系小型通俗报，但注重政治及社会问题，不采低级趣味作风，经由王尽美参加领导，为本党宣传时较多。在当时为山东仅有的进步言论……”
山东博物馆李娉在《震此“晨钟”——从革命文献看王尽美的为党初心》一文中写道：“王尽美与王翔千、张适斋等人利用《晨钟报》尤其是《星期副刊》这一思想阵地，发表了大量揭露黑暗时局、鼓舞青年奋斗、倡导民主人权的进步文章。《晨钟·星期副刊》是《晨钟报》的星期日副刊，由莘莘青年社编辑，编辑部在济南普利门外钟声里。副刊随《晨钟报》附送，不取分文。《晨钟·星期副刊》以‘群众、团结、努力、改造’和‘奋斗、牺牲、平等、自由’为宗旨和办刊理念，刊登新体诗、宣传新教育思想、介绍西方法治思想和新青年生活的改变等，王尽美、张适斋等人写的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都侧重在随正刊附送的副刊上发表。”
赵晓林文章指出：“通过解析馆藏的三份《晨钟·星期副刊》的内容就能知道，副刊虽是《晨钟报》的附属品，但却是这份进步报纸的真义宗旨所在，上面刊载的各个文体都或深或浅地彰显了抨击现实、鼓舞青年、唤醒民智的进步思想。”
这两段文字中提到的张适斋，即张适在这一时期的用名。山东博物馆公众号上发布了1925年3月22日第43期《晨钟·星期副刊》的3版，这期副刊目前仅存两版。报头之下印有“本刊编辑主任张适斋”，“寸铁”专栏刊登了张适斋的杂论《吴子玉死灰复燃》。直系军阀吴佩孚，字子玉，直系倒闭后溃逃四川，与赵恒惕暗谋北伐之事，杂论所论正是此事，张适斋在文末直抒胸臆：“两次直奉大战导致国贫民困，若再起第三次大战，那中国可就了不得啦！”该版用半个版的篇幅刊发了署名适斋的小说《一个青年的求学史》，述说主人公求学之路的悲惨遭遇和受到的非人虐待，初等小学时遇到脑子古老的先生，“只知作福作威，对待学生同看守对待囚犯一般，不是打手板就是罚长跪”；升入高小后，校长“同森殿阎王一般，那群教员，目眦口裂，怒发冲冠的，同恶鬼一样”。文章以文学笔调揭示了官办学校落后僵化的教育模式。
《大众日报》2022年10月9日刊发的《“晨钟”回响 声越百年》一文，提及1925年6月7日第54期《晨钟·星期副刊》，“张适斋发表署名文章《青年中竟有此等败类》，以犀利之笔严厉批判了在山东筹备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之际，某些青年学生只想着去看女师学生的庸俗妄谈。张适斋痛切疾言‘勇于救国’应是学界青年学生的责任，农工学商军政各界中当尤以学界为要”。
成为党员 论述人民的重要性
1926年，对22岁的张适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
由王翔千介绍，张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寻求真理的路上，找到了指路明灯。
昌乐籍“四五”烈士李华亭此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当年暑假回到家乡，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与同在济南求学的孟繁锷、张适、梁德元等组成回乡宣传小组，一起分析昌乐时局，深入农村、集市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进步青年介绍《向导》《新青年》等刊物。
张适入党后，思想进步很快，对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有着精深的宏论，如他在《人民何以为国家要素之一试略言之》的论文中指出：“天下之要素三，即土地、人民、主权也。斯三者，富国之基础、强国之根本也。故欲富强其国家者，皆宜等视斯三者。何也？盖主权所以维持人民，土地所以生殖人民，此三者如子母不可离也。苟有人民而无土地，则人民无所依为生；有人民而无主权，则人民任性放纵无所缺其一也。然而更宜重视人民，何则盖人民者立国之本，凡国家之强弱兴衰，全在于人民程度之高低，人民众者，其国必强；人民寡者，其国必弱；人民智者，其国必兴；人民愚者，其国必衰。”
张适的文字透着自省与担当，让我们从中读到他不一样的文化素养。
远赴北国寻找党组织
昌乐老爷车主题公园内的张适雕像。
军官教导团起义时用过的武器。（资料图片）
从地方院校进入军事院校，张适成为黄埔六期学员，参加了广州起义，在海陆丰的战斗中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怀着坚定的信念，相信在北方一定能找到党组织。一路乞讨回到家乡，因身份不适合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再度北上，到达东北。
毕业后离开济南 赴武汉入黄埔
张适从济南育英中学毕业，不顾祖父母和父母的阻挠，撇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对儿女，离开济南，先后到上海、南京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其间，他在一家小医院工作，后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活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风起云涌，随着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1926年秋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落户位于武昌长街的“两湖书院”旧址。10月，武汉分校在全国各大城市登报招收男、女新学员，上海党组织选送张适报考。
1927年初，全国近万名青年才俊云集武昌，参加军校考试，最终录取男生986人、女生195人，张适是其中之一。1927年2月，这批学生入校，称入伍生，4月份结束入伍训练，成为黄埔六期正式学员。同期学员中有“黄埔六期三大巾帼英雄”游曦、胡筠、赵一曼以及《红岩》中小萝卜头的父亲、在西安事变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树卓然的宋绮云等。
1927年5月17日，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夏斗寅率部叛变，攻打武汉，张适所在的分校学员组成的独立师，参加了由卫戍司令叶挺指挥的讨伐夏部、保卫武汉的战斗。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部分学员被迫离校，一部分入叶挺、贺龙部，一部分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部，张适在张发奎部任班长（或排长），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参加广州起义 保卫海陆丰根据地负伤
大革命失败，张发奎表面上伪装革命，背地里却在扩充实力，另找地盘。1927年7月底，张发奎强行让这批学员开赴广州。8月，武汉分校教导团从武汉乘船东下，到达江西九江，却被张发奎勒令缴械。经过叶剑英做工作，武汉分校教导团改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由叶剑英兼任团长。10月初，张适随这支部队来到广州。
1927年12月11日，张适参加了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领导的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军官教导团的1300多名师生是广州起义的主力，恽代英、徐向前、程子华、袁国平、游曦、曾宪植、危拱之等师生都是起义骨干。广州起义后，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第一个城市工农兵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
此时，张发奎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12月12日，他指挥数倍于起义部队的军队包围广州。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起义部队激战一天后弹尽粮绝，张适随起义部队被迫撤出广州城，1200多人于15日晚到达城北的花县。16日，起义部队在花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党的会议，决定将队伍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叶镛为师长，宋湘涛为副师长，袁裕为师参谋长；会议还决定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师会合，那里临海靠山，已经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都较好。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经从化、龙门向海陆丰进发，边打边进，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张适在三营担任党代表（营长郭声镛），他积极向全营指战员宣传革命思想，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朱道南在一份证明材料中回忆，张适有一次给全营讲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情况，讲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国民党又大举进攻，部队不得不分开投入战斗。
保卫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异常惨烈，张适在战斗中不幸负伤，部队又被敌人冲散，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一路北上到东北 小学任教开展活动
离开战友和部队，张适内心万分痛苦。在革命紧要关头，他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失败是暂时的，只要党还在，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他决定北上，回山东寻找党组织，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他隐姓埋名，一路乞讨，1928年初回到昌乐老家。此时的山东，白色恐怖很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加之当地人都知道他是“革命党”，并不适合在当地从事革命活动。家人担心他被抓，决定筹集路费让他离开山东，到黑龙江省避风头。
1928年，张适一路历经风霜，从齐鲁大地到达祖国东北。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东北的土地，他在哈尔滨先找到老同学、济坤医院的杨子真大夫，后经杨子真介绍到北满林区当伐木工人。张适有文化，工人们让他管账，他当上会计，一边做工，一边寻找党组织。
绥化县城有一名地主姜鸿章（有资料写作姜洪章，字鹏博），是爱国知识分子，崇敬、热爱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了一生，被称为开明绅士、红色绅士。1928年，姜鸿章出资在四方台镇（今属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办起博文小学，任校董，四处招募人才。
姜鸿章与杨子真是好朋友，1929年春经杨子真介绍，与张适相识。张适是文化人，也正想着找一个“合法”身份，到学校任职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他和另一名地下党员梁道静一起应聘到博文小学，梁道静任校长，张适任国文教员。博文小学还有多名教员也是中共党员，学校逐渐成为他们的栖身之地、秘密基地，他们以博文小学为据点，开展党的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动员人民反对帝国列强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反对国民党镇压人民运动的暴行、反对地方军阀统治，很快赢得人民的信赖。
组队抗日打起游击战
呼海铁路管理局旧址。（资料图片）
张适事迹陈列馆内展示的载有张适烈士事迹的书籍资料。
东北松江两岸、白山黑水间留下了张适战斗的足迹。他创建绥化地区党组织，组建抗日义勇军，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组建吉林市委，他生活朴素，从衣着打扮到举止言谈，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待人诚恳，是深受广大群众爱戴的“黑张”。
创建四方台特支
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四方台为绥化县第一大镇，据称此处为金朝军队储粮窖穴，四方台站是呼海铁路线（由哈尔滨附近三棵树经呼兰至海伦）沿线站点之一。1930年初，中共呼海铁路特支创办的《知行月刊》刊登了洛蚌（特支代理书记罗烽的笔名）的署名文章，张适看到文章后给洛蚌写信，希望能约见。经杨靖宇同意，罗烽两次会见张适。通过罗烽，张适还见到了杨靖宇。
几经曲折，张适终于与北满特委接上党的关系。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张适激动、兴奋，马上竭尽全力投入新的战斗，以追回失去的时间。他根据北满特委的指示积极工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筹建和发展党的组织。
张适是绥化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30年春，中共满洲省委派张适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绥化地区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呼海铁路沿线，留下他奔走呼号的身影。1931年l0月10日，他领导创建四方台特别支部，并任书记，直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其间，张适积极发展绥化地区党的组织，创建了海伦站、秦家站、呼兰县的松浦站和四方台镇曹家烧锅屯四个党支部。一年后，四方台特支发展党员10余名，壮大了党的队伍。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哈尔滨松浦车站，计划沿着呼海铁路继续向北侵略，四方台特别支部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张适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巧妙地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将四方台镇的“反帝大同盟”改为“反日会”，发表《告同胞书》，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号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反日会”很快发展到整个绥化地区。
组建2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 与日军展开游击战
l932年5月，日本侵略者从哈尔滨沿着呼海铁路往北进攻，位置重要的四方台也驻扎了日军，四方台特支在满洲省委的指示下，通过姜鸿章的社会威望，将博文小学的教师、年龄较大的学生以及铁路工人、农民等200多人组成一支抗日义勇军。
姜鸿章作为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又受到张适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担任队长。四方台特支委员梁道静任副队长，张适任参谋长。张适还为这支队伍写了队歌：“危急的灾，灭亡的祸……磨我的刀，拿我的枪，同把祖国保！”
这支队伍先后辗转于四方台以北的克音河、绥棱、海伦、望奎、拜泉等地，扒铁路、炸桥梁、袭击列车，给了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因战斗在呼海铁路沿钱，这支义勇军后来也被称为“铁道游击队”。
1932年入夏，抗日义勇军在四方台与望奎的交界处，与日军进行了一次激战，打死打伤日军数十名，缴获了一批物资，张适在战斗中负伤，仍带着战士们英勇作战。当年秋，抗日义勇军在夜袭四方台日军的战斗中，击毙一名日军军官，击伤数名日本士兵，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还炸毁了日军占领的一段铁路。
成立7个月后，由于敌人疯狂围剿，不断讨伐，队伍给养匮乏，战斗减员严重，抗日义勇军和在巴彦起义的江北游击队合并，由赵尚志等领导。
两次到吉林巡视工作 叛徒告密险落日军之手
随后，张适被调到哈尔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先后以满洲省委巡视员、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等身份开展工作。
为了便于工作，1932年l2月，张适化名张弓，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首次来到吉林，在十几天的时间里，他对吉林地区党、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他特别指示：“吉林市党、团组织发展得快，青年多，要加强领导，提高警惕。”当时，正值广州起义纪念日前夕，他受吉林特支邀请，给部分党员同志作了一次关于广州起义的革命传统报告。
1933年5月初，张适第二次到吉林巡视工作，组建了以李维民为书记的吉林市委，为吉林地区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著贡献。为了激发吉林人民的抗日斗争情绪，张适帮吉林市委审查了《时事问题分析》等稿件，还亲自起草了一篇宣传稿。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到李维民家抓人，李维民不在家，张适并不知这一突发情况，多亏在门外等着他前往李家的李母及时报信，他才迅速离开，侥幸脱险。
张适出身知识分子，历经大革命时期的磨炼和考验。他知识渊博，事业心强，经常不避艰险，深入工农群众宣讲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
张适事迹陈列馆里有一份曾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的王守贤一份手写材料，他曾与张适一起在哈尔滨工作过，评价张适“最大的特点是平易近人，最能联系群众，从生活作风上看，就像一个普通的工农群众，更近乎农民群众”。材料中还提到张适从吉林脱险回到哈尔滨一事。当时，正逢水灾，一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在南岗、马家沟一带临时搭起棚子作为住处。张适深入到难民中，用拉家常的方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快在难民中建立“抗日救国会”。
张适生活朴素，从衣着打扮到举止言谈，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待人诚恳，注重联系群众，加之他淳朴体壮，面庞黝黑，群众亲切地称他“黑张”。“黑张”在北满党的组织中威望很高，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
叛徒出卖血洒哈尔滨
1957年颁发的张适烈士证。
民政部颁发的张适烈士证。
张适临危受命，担任奉天特委书记，工作刚有起色时被叛徒出卖，遭到日本宪兵本部抓捕。1933年10月至1942年3月，狱中九年，张适受尽折磨却仍坚持斗争。出狱后继续寻找党组织，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临危受命恢复奉天特委 领导成员开展工作
1933年6月，由于叛徒张柏生的出卖，中共奉天（今沈阳）特委遭到重大破坏，特委书记杨一辰等20多人相继被捕。7月，张适受满洲省委委派，从哈尔滨到奉天，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领导南至大连、北至铁岭、西至山海关、东到安东和抚顺等地区党的工作。
此时，奉天特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特委组织，与所属地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处境万分险恶，可张适仍四处奔走，广泛联系工人和群众。不久，他联系到幸免于难的地下党员李长贵，为了便于工作，他搬到大西关小什字街会升店，与李长贵同住，又与大连市委、抚顺特支等党组织接上关系，发展工人出身的张智山等人入党。通过李长贵介绍，张适将暂住大连的原中共日照县委委员、曾参与组织鲁南游击队的于冀贤调到奉天。
奉天特委的工作初步恢复。为进一步打开局面，张适把会升店作为特委秘密机关，安排于冀贤在会升店以开成衣铺为掩护，派李长贵去抚顺煤矿，派张智山到奉天兵工厂开展工作，还准备通过大连市委调一名女同志到奉天纺织厂做女工工作。
遭受酷刑丝毫不动摇 狱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就在奉天特委工作刚有起色时，于冀贤总觉得有人监视他，被白色恐怖吓破胆。1933年10月9日，他向伪奉天高等法院和伪奉天宪兵本部出卖革命同志。10月10日，张适、李长贵、张智山同时被捕，奉天特委再次遭到重大破坏。
张适被捕后关押在伪奉天宪兵队，敌人动用各种酷刑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妄图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张适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一口咬定自己叫“张有才”，与于冀贤只是同乡，开成衣铺做买卖是想“赚钱”。一份伪奉天宪兵本部1933年10月18日的审讯笔录记载，伪宪兵“军曹”问他：“你与于冀贤谈过没有，开买卖为共产党的宣传机关打掩护？”“你与于冀贤商量过没有，若有大连女同志来了，使她入纺纱厂好组织同胞？”“你与于商量过没有，派张金山(即张智山)在兵工厂宣传共产主义？”不管敌人怎么拷问，他都坚决地回答“没有”。
再次提审，张适痛斥于冀贤“卖友求荣，栽赖我是共产党”，于冀贤在这番浩然正气面前，心虚理亏，百口莫辩。
但意外发生了，李长贵经不住酷刑，说出了一些情况，敌人又生一计，让李长贵和于冀贤一起“劝降”。张适痛斥二人行为，表示“一定要忠于主义，至死不自白”。
张适分析，李长贵与于冀贤不同，虽变节，但还是能争取他翻供，孤立于冀贤。他趁看守不注意，与李长贵沟通：“于冀贤破坏了共产党的规则，把同志的事都向敌人说了，实在是个坏蛋。你也与于一样都说了，可是我至死也不能说，我要有出去那天，非把于冀贤杀了不可！”言简意骇，既指明了叛徒的可耻行为，又告诉他叛徒的下场。
经过张适多次做思想工作，李长贵翻供，说“因为受到拷问，才供出了不实在的话”，彻底孤立了于冀贤，使敌人无计可施。
经过五个多月的刑讯，敌人找不到任何确凿证据，判处张适12年徒刑，将他关押在奉天监狱中。
在狱中，张适被分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他与杨一辰、王德海等共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称“狱支”，领导狱中革命斗争。他经常教青年狱友识字，帮助他们写家书，向狱友宣讲革命思想，号召抗敌救国，带着狱友与狱吏斗争。1939年6月末，奉天监狱把他转到伪满新京（今长春）监狱。
1942年3月，时逢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纪念，张适遇赦提前出狱。狱中九年，他的身体倍受摧残，与组织也再次失去联系。出狱后，他回到绥化县，住在姜鸿章家中，一边养身体，一边设法寻找组织。
回乡得知家人已逝
再度北上寻找组织
养好身体后，张适再次踏上寻找党组织的征程。1943年，他写信给在山东莒南县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杨一辰（1940年因病保释出狱），杨一辰复信建议他回山东开展党的工作。几经周折，张适终于回到阔别15年的家乡昌乐县。回乡的张适虽经多方努力，但最终未能再联系到杨一辰。
当时的昌乐形势不容乐观，胶济铁路以北被国民党土顽张景月的保安十五旅控制着；铁路以南由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昌乐县长张天佐控制着，两人都极为反动。张适无法回家和亲人团聚，只在离东圈村2公里的朱刘店同学家里住了一天，家人悄悄去探望。此时，他才得知父母和妻子均已过世，三个孩子由叔叔抚养，他万分悲痛，但是党的信仰让他再次毅然舍弃家庭。第二天，他挥泪告别叔叔，踏上重返绥化县的北行路。此行，他带走了时年13岁的次子张同嘉。
张适再次回到东北，仍没找到党组织。他先在绥化庆记印刷厂当工人，由于敌人监视严密，他无法进行革命活动。为了能通过抗联队伍找到党，1943年除夕晚，张适在姜鸿章的外甥杨雨泽护送下，来到黑龙江省甘南县宝山镇姜的姐夫张海山家。
宝山镇靠近苏联边境，便于隐蔽从事革命活动。张适在这里办起私学，一边教书，一边寻找抗联。他教书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大部分都是农家子弟。他把教课内容分成两部分，一是自然、算术等采用伪满的统编教材，一是自己编印国文、地理、历史讲义，只讲中国文化。当时抗联部队因大部过境去了苏联，通过抗联找党的愿望落空了。张适并不灰心，他还在甘南“道德会”觅了个文书的差事，寻找机会找党组织。
迎来抗战胜利
却遭敌人毒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张适接到中共地下党员张克明的信，要他回绥化。1946年春，他怀着极兴奋的心情，经齐齐哈尔，取道哈尔滨去绥化。在哈尔滨，他见到了著名抗联将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老战友久别重逢格外高兴，李兆麟安排他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张适欣然接受，再次回到党的怀抱。
当时，哈尔滨局势仍很混乱，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仍较薄弱，组织没有公开，国民党大肆搜捕和残害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张适在道外区的天泰栈旅馆住了一段日子，国民党特务、地痞流氓混杂在客栈来往人群中，客栈老板不久也投靠了国民党，李兆麟让张适搬到协会住，张适也答应尽快搬，但此时，国民党已经伸出了毒手。
1946年3月9日晚，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暗害。当晚，有自称中苏友好协会的人到客栈找张适，让他到外面谈。张适跟随出去，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狱中家书显铁汉柔情
张适与姜鸿章幼子。
张适烈士家书。
张适先前到东北寻找党组织时结识红色乡绅姜鸿章，两人的革命友情比金坚。张适常住姜家，入狱后更是得到姜家的关照，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张适舍小家顾大家，他的家书里写满对家人的牵挂，让我们看到一个铮铮硬汉的铁骨柔情。
张适与姜鸿章情谊深厚 姜家待他如亲人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张适遗照只有一张画像、一张照片。画像是东圈村的张适后人前几年翻建房屋时发现的，已经泛黄；照片是他抱着姜鸿章的孩子拍摄的，其个人头像照也是从这张照片中截取的。
姜鸿章和张适，两人相互欣赏，有着共同的追求，结下深情厚谊。博文小学关闭后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张适一直住在姜鸿章家中。张适在四方台和绥化之间来回奔波，每次从姜家外出，姜家都会给他备下新衣帽，但每次回来都成了破衣烂衫。姜鸿章还给家里立下规矩，他与张老师在房中谈话时，任何人都不许听，不许问，家里一旦有外人来，张适立马躲开。
曾任国家石油工业部物资局局长的郑浩是姜鸿章的外甥，张适是他在博文小学时的启蒙老师。郑浩在《追述我的老师——张适烈士》一文中写道，张老师曾带他去哈尔滨看望朋友，其实是为了借小孩作掩护。张适每次从外地回来，都很高兴。他还带领教师、学生，在十字街口组织平民讲演会，让学生们手拿小纸旗，呼喊口号，宣传抗日救国。郑浩那时在家常见老师们来来往往，很忙碌，说话也不让小孩听。
1933年张适入狱后，换季衣物都是姜鸿章的妻子、妹妹给他做的。姜鸿章的妹妹给他做的棉衣，充分考虑到他戴手铐、脚镣的情况，袖口、裤脚处特意豁开口，絮上薄薄的一层棉纱，这样不磨肉。最初时的衣物都是姜鸿章每年春秋换季时送到狱中，后来因为姜被宪兵队抓过，是有前科的“思想犯”，送衣物的任务就落到了十来岁的郑浩身上。郑浩每次到奉天，找到一位鲁爷爷，由鲁爷爷送到狱中，偶尔也会捎回几封张适写给舅舅姜鸿章的信。
封封家书流露思念 关心儿子读书期盼殷殷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从离家干革命到牺牲，张适与家人的交流全凭书信，其后人保存下来的仅有五封，其中四封是他在狱中写给家人的，复印件在张适事迹陈列馆都有展陈。家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家园的思念、对家人的牵挂。
1937年5月24日，张适在奉天大北边门外第二监狱给连襟刘树栋写信，信中说：“我身体强壮，精神也好，衣食各方面皆不成问题……当我未被羁押时，家中之事我概不顾，现在想对家庭负责又□（此字不清）了。望你时常用开心话安慰我的老人，并看顾我的犬子，使他们好好做人。”其实此时，他的父母、妻子都已过世。
1938年8月20日，张适从奉天大北边门外沈海市场饶河一番地，给刘树栋的信中写道：“……近来我的神经过敏，对家事老是胡思乱想，老亲的慈颜、儿女的獃（dāi）影，时常隐现于梦寐之中，数年长离的时期中，我想家园情况，定然今昔不同，但只要祖父等健在便可慰我千里的挂虑……老亲勿用怀念，回家之期也不久即到，那时再在堂前尽孝。犬子仍望亲朋照看，见信可把家况及你的情况简单告知。”
1939年11月15日，张适写给内兄赵显荣一封信，是托刘树栋转交的。信中说：“今有一事拜托吾兄，即次子读书问题，谚云：‘要好子孙必读书’，同喜未得多念几年已成错误，若广生（次子张同嘉）子幼不求学，便是一误再误，恐将来也无出息。本村学校若设备不好，可到街上入学。朱刘店之学校可为一区之唯一学校，可使其与树栋姨夫同居一起，以便求学。同时栋弟更负监督之责。在街念二年，等我回家再作道理。四弟亦宜读书，此事可以家叔商有磋。”
1940年3月20日，他在伪新京监狱给赵显荣信中，再次提起孩子上学的事情，他说：“我潦倒半生，百事无成，前途暗淡，无什曙光，只得将己希望移于子辈。而且弟近来舔犊心切，子女生活时为挂心。次子先天衰弱，恐非长寿，倘仍存也，正届小学时代，千万使其就学。吾意使其幼读几年，有了基本知识，再为择业，将来应可作一自食其力独立谋生之国民。关其求学问题，可与其家叔及婶母商磋。”
张适给家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44年九月十七（农历），是从甘南县写给叔父张义和的，让叔叔不要挂念在外的他，并告知儿子广生在满洲求学进步，如果堂弟们在家难过时也可以到满洲谋生。
带13岁次子到东北求学 父子俩仅相处15天
在1932年5月母亲因病去世时，张同嘉还不到三岁，而且自懂事起就不知道父亲的存在，家人也从未跟他提及过他的父亲。二婶家有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姐姐，二婶特别亲他，“我二奶奶走到哪儿都抱着我父亲，领着自己的亲女儿。”张同嘉之子张宁说，计划经济年代，父亲每年逢年过节都往老家寄东西给两个婶婶、兄长等。
张适1943年回昌乐家乡时，看到张同嘉辍学很难过，决定把这个13岁的儿子带到绥化，让他继续求学。张适带着张同嘉从朱刘店火车站坐火车到了济南的悦来客栈，把张同嘉安排在屋里就出去了。张同嘉左等右等，都不见父亲回来，天渐渐暗下来，他肚子空空的，想回家又没有钱，吓得哭起来，甚至特别后悔跟着父亲离开家乡。很晚的时候，张适才回来，也没有跟儿子说去了哪里。“我父亲生前多次说起他一生从来没害怕过，那次是真害怕了，毕竟他当时才13岁。父亲跟爷爷总共相处的日子是15天，而且父子交流并不多，说的最多的就是‘好好读书’。”张宁说，父亲到东北后寄住在姜鹏博家，爷爷就出去搞革命了。
张适去甘南后再也没有回来，张同嘉一直在姜家住着，姜家对他视如己出，他和姜家的孩子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三年多。孩子中只有他可以去姜鸿章的屋子，可见姜鸿章对他的偏爱。
张适牺牲半年后，党组织找到张同嘉，他才知道父亲是地下党员。1946年9月，在冯仲云（原松江省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安排下，张同嘉被时任中共绥化中心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雷接到望奎，按烈士子弟参军。1948年10月，张同嘉入党，曾在海军某部工作，后在位于武汉的海军工程学院（今海军工程大学）任院务部政委、党委书记。
立碑建馆传红色精神
张适烈士纪念碑。
张适事迹陈列馆。
张同嘉阔别十年回到家乡，家人才知道张适的身份。在昌乐，“张适烈士故居”被保留下来，铭记烈士的故事，是为了更好地缅怀。守护纪念碑、建设事迹陈列馆，烈士家乡的亲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重走烈士战斗之地 各地参观重温历史
1953年，离乡十年的张同嘉第一次回昌乐探亲，那时家里人才知道张适是共产党员，已牺牲。1957年，张同嘉给中共昌乐县委去函，介绍父亲的情况，并提供父亲战友冯仲云、杨一辰等人的联系方式，请县委调查。昌乐县委查证后发放了烈士证明和650元抚恤金。
张同嘉1987年离休后，不遗余力地寻找父亲的战友，到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到绥化市、哈尔滨市、沈阳市等地收集刊载张适烈士事迹的报刊、书籍等资料，把发现的新资料送给相关部门，以供研究。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张同嘉之子张宁出生于1964年，1982年参军，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当年转业回地方时，有民航机场、市公安局、铁路公安局三个单位可选，他毫无犹疑地选择铁路公安局，“我爷爷当年就是沿着呼海线干革命的，我对铁路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也想亲身感受一下铁路线的工作。”张宁说。
父亲张同嘉重走爷爷工作过的地方时，张宁因为工作无法全程陪同，但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他都会到跟爷爷相关的地方瞻仰，追寻足迹，重温那段历史。2014年到哈尔滨出差，张宁特意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这栋建筑在日伪时期是伪哈尔滨警察厅，地下室曾囚禁过诸多共产党员，张宁走进去，“看到那里的刑具，就像刀扎心脏一样，这里曾是我爷爷受刑的地方，我爷爷被刑讯了五个多月，打得全身没有一块好地方”。在满洲省委纪念馆，张宁看到“张有才”这个名字时非常激动。
今年7月初，他参观广州起义纪念馆，他说，如果不去，心里总有事情，“心心念念不忘记”，他打算退休后探访各红色纪念地，缅怀先烈。
故居古槐苍劲 纪念碑庄严肃穆
东圈村，位于昌乐县城东南部，桂河从村中蜿蜒穿过，依河而建的桂河公园成为村庄一景。绿树浓阴的夏日，蝉鸣声声，7月11日，拾步公园，沿高高的台阶而上，迎面看到的是一处宅院的旧址，半米高的地基之上，分畦种植着各种蔬菜，旁边还有一棵古槐、一个磨盘、一座院门，标识牌上写着“张适烈士故居”几个字。
张适的重孙张建波说，老宅所处位置是东圈村的老村，门洞是老宅的大门口，那盘石磨以前是张家人磨面用的。
张适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从这里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孩子们也都是出生在这个院子里。院内的明初古槐树干斑驳，枝叶苍劲茂盛。资料显示，这棵国槐树高6米，胸围3.1米，冠幅4.5米，是三级保护古树。与古槐相对的是一座新建的凉亭。
岁月无声，丰碑为证。张适烈士纪念碑位于东圈村东北角，四株松树立在围栏四角处，高大苍劲。朱刘街道实施“红色记忆工程”，对纪念碑的基础设施进行提升完善，平常由张适之孙张正德守护烈士纪念碑，他将院落打理得井然有序。
张适烈士纪念碑是1958年3月6日由昌乐县委所立，碑身、碑铭均由昌乐县委撰文、题写，碑文由昌乐一中退休教师、西圈村人张镜清书写。纪念碑整体高3.06米，前侧刻有“烈士张适同志纪念碑”，左侧刻有“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虽死犹生”，右侧刻有“共誓继承先烈遗志，向革命事业前进”，皆由东圈村张永胜刻写，碑身文字的拓印目前陈列在张适事迹陈列馆。
建张适事迹陈列馆
持续开展红色教育
张适事迹陈列馆位于老爷车主题公园内，由老爷车主题公园董事长张永龙出资打造。张永龙说，村内有张适烈士纪念碑，每年烈士纪念日或清明节一到，附近村民、学校的学生会来给烈士扫墓、献花。为了能让更多人知道张适烈士的事迹，赓续红色血脉，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2017年他在打造老爷车主题公园时，决定把张适事迹陈列馆列入规划中。
建馆前，张永龙联系到张适的后人，征得其同意和支持，张同嘉将收集到的70多份烈士相关资料捐赠给陈列馆。陈列馆南侧是高4.8米的张适雕像，面向东方。张适生前只有一张照片，如何更好地塑造烈士的形象？雕塑制作单位在青岛平度市，工人每制作一次泥模，张永龙都要跑一趟现场，提修改意见，拍照发给张同嘉老人，直到看到第七版泥模，张同嘉点头同意了，张永龙才通知雕刻石头像。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张永龙先后六次前往平度，每次单程110公里。头像的问题解决了，雕像中的烈士该穿什么样的服装？“他是做地下工作的，日常服装一定是很普通的，而且常常需要伪装。”张永龙思前想后，决定用广州起义时的服装，以展现烈士的军人英姿。
从夏天到冬天，陈列馆建设过程中，只要有时间，张永龙都会到现场，从建筑质量把关，到馆内设计、展陈，亲力亲为。“我们敬仰英雄，烈士事迹陈列馆是最好的载体”。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2017年底，张适事迹陈列馆建成开馆，2022年，张适烈士的后人四五十人一起前来祭拜。馆内存有一封2022年张同嘉写给张永龙的信，表达对张永龙的感激之情：“……令我敬佩和感激，你办的这件大事很有意义，它将成为宣传红色基因的重要场地，让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代代相传下去。”张同嘉说，建馆一事“了去了后半生的心愿”。
致敬革命烈士，弘扬红色文化。多年以来，张适事迹陈列馆已经成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而今，张永龙打算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将张适事迹陈列馆与军事教育研学体验馆打造成潍坊的红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持续开展红色教育。东圈村也将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乘着乡村文化振兴的东风，迈出新步伐。
从张适到张同嘉、张宁，传承的是革命军人热血报国的忠诚；从张适到张建波、张永龙，传承的是新时代奋斗者敢为人先的勇气。精神不息、薪火永续，这份热情与坚守将跨过一代又一代的时光，照亮后人的路。
本期图片由齐英华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辽宁党史人物传》《中共沈阳党史人物传》《山东党史人物传》《中共哈尔滨党史人物》《哈尔滨党史资料》《满洲省委烈士传》《中共哈尔滨历史》《铁窗丹心》《绥化英杰》《辽宁英烈》《沈阳英烈》《炎黄春秋》《党史纵横》《张适日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