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寿广支部群英谱
今年，是潍坊大地上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寿广支部成立100周年。1924年8月，寿光县的党员张玉山、王云生与广饶县的党员延安吉组成一个党小组，之后又发展了李铁梅、马保三、张用之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经中共济南地执委批准，成立中共寿广支部。由此，潍坊地区的革命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寿广支部是潍坊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同时也是山东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谨以此文纪念中共寿广支部的先驱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期撰稿：高培忠 温桂鹏 郭振兴
张玉山：筚路蓝缕开新篇
1921年5月，张玉山（前排中间）、延伯真（前排右二）等9名同学在济南成立“青年互助社”时留影。
张玉山
寿光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年9月1日）。
中共寿广支部与一个光辉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共早期党员、寿光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玉山。张玉山是中共寿广支部的主要创建者，历任中共寿（光）广（饶）支部书记、中共寿光支部书记、中共寿光地执委（县委）书记等职。张玉山为在寿光、广饶两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创立和发展寿光党的早期组织作出了卓著贡献。
自筹经费办学堂 传播新文化思想
张玉山，原名张振儒，字玉山，1898年2月4日出生在寿光县张家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他从小性情豪爽、坚毅刚强。8岁在本村读私塾，15岁考入寿光凤台高小，后转入寿光县立高等学堂就读，至1916年（18岁）毕业，随即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在济南读书的张玉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走上街头，开展宣传。他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运动中积极地站到了斗争的前列，充分表现了高尚民族气节，进一步坚定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信念。1920年张玉山得了肺病，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停止革命活动和中断学业，学完了全部课程。他与本班同学延伯真等九人组建了进步团体“青年互助社”，以研究新文化、发展乡村教育为宗旨，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毕业前，他因病情加重在济南住院治疗，1922年五六月间出院回到寿光老家。
张玉山回乡后，带病从事乡村教育工作。1923年，他邀请进步青年王云生到张家庄办学堂，宣传新思想、学习新文化。为了使更多的贫雇农子弟得到求学机会，他不顾少数人的反对，把张家庄家庙里的几棵大松树卖掉，解决学校的桌凳及经费问题。在教学中，他注意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用大量生活中的事例，讲解社会上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他与王云生共同编写教材，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周围村庄的不少学生也纷纷慕名而至。
成立寿广党支部 带领群众作斗争
1924年4月，张玉山、王云生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党，并与广饶县的延安吉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张玉山任组长。从此，张玉山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转变成一个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
张玉山、王云生又发展了李铁梅、马保三、张用之等人入党。是年9月，经中共济南地执委批准，在原寿广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寿（光）广（饶）党支部，张玉山任支部书记。该支部隶属中共济南地执委，统一领导寿光、广饶两县的党团工作和指导两县的革命斗争。潍坊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在寿光县诞生了。中共寿广支部是全省建立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从全国来讲，也是建立较早的农村基层党支部。它对山东乃至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共寿广支部的建立，是潍坊党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已经扎入潍坊大地，揭开了中共潍坊地方党组织发展的新篇章。
1924年冬，在张玉山的积极倡导组织下，寿光北半部和广饶县的许多村庄，又先后办起了夜校和平民学校，进一步向贫苦农民传授文化知识，灌输革命思想。
张玉山在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2月，他在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领导寿光县巨淀区的人民群众，把欺压百姓、敲诈勒索、贪污肥私的反动区董侯乃萱赶下台。次年秋季，又在张家庄一带领导雇工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罢市增资斗争。
大力发展党组织 建立寿光地执委
1925年初，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寿广支部分设，张玉山任中共寿光支部书记，统一领导寿光县的党团工作。6月，张玉山受崔家庄双凤小学校长李植庭的聘请，到该校任教员。他在教员、学生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处处注重阶级教育，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使整个学校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不少教员、学生加入了党团组织，建立了中共双凤小学支部、共青团支部，使这个学校完全成了党组织控制的一所学校，成为当时寿光党团组织的活动中心。
1925年秋，张玉山离开双凤小学，集中力量指导全县的革命斗争，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到1926年秋，寿光党团组织已由城北发展到城南，由河西发展到河东，党团员发展到300余人。
1926年8月，在省委的领导和直接帮助下，中共寿光地执委（后改称县委）在张家庄正式建立，张玉山任书记。从此，他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以更加顽强的斗志，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不断开创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张玉山不仅注重党的建设，而且对统一战线工作也非常重视。1925年，中共寿光支部根据上级指示作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那时，寿光县国民党的力量很小，为了帮助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张玉山带头加入国民党，有的同志思想不通，他就耐心地做思想教育工作，并用苏联的“二月革命”作例子教育党内同志。到1926年，寿光县国民党的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共寿光县委建立后，张玉山考虑到为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建议成立国民党寿光临时县党部，张玉山、孟雪园（时为国民党左派）等为临时县党部负责人。临时县党部建立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与中共寿光县委进行了密切合作。
抱重病坚持工作 争时间推迟分裂
1927年，张玉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仍顽强地工作，带病先后去济南、益都等地参加多次会议，并认真地向大会作工作汇报。对不便在家研究的机密事情，他就让同志们搀扶自己到场院里，躺在柴禾堆上听汇报，安排布置全县党的工作。在北伐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张玉山拖着病重的身子，多次主持召开寿光县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共商迎接北伐的大事。他抱病主持举办了数次党团骨干训练班，为大家讲授共产主义理论，讲解加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团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
1927年春夏，因为连年灾荒，苛捐杂税压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为了狠狠打击反动军阀政府，使人民群众渡过难关，张玉山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粮抗捐斗争，取得胜利。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张玉山根据寿光的革命斗争形势，分析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他认为此时在寿光继续搞好国共合作，仍然存有一定基础和有利条件。他凭借两党负责人的身份，在党内和党外继续强调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时间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开创革命的新局面。由于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寿光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正确而得力的措施，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工作，使寿光国共合作的局面又维持了一年半之久，为发展寿光的革命形势赢得了时间。
繁重的革命工作、艰苦的斗争环境，使张玉山心力交瘁，病情不断恶化，但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仍以炽热的革命精神坚持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27年12月18日，为寿光党组织的创建和革命斗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张玉山与世长辞，年仅29岁。
王云生：勇担重任写忠诚
1965年冬的王云生。
1956年5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为王云生签发的出入证。
1950年5月15日，清河专区干部会议留影，二排左七为王云生。
王云生是寿光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委员、寿光县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军法处处长、山东纵队特务团政委，山东淄博地委常委、专员公署专员，山东军区国防建筑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胸有大志性刚直 革命斗争中成长
王云生，名伯龙，字云生（以字行），1904年生于寿光县王高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王云生毕业于本村旧制高等小学，有老师赏识道：“伯龙日不得温饱而无戚戚之容，胸有大志常沉默不言”“刚直持重，学业优良，是诸生中之佼佼者。”
1923年春，王云生应张玉山邀请到张家庄学堂当教员。两人志同道合，立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觅改变社会现实的道路。
1924年4月，王云生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9月，寿广支部成立，任支部委员。他与张玉山一起，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培养了许多党的骨干。
1925年8月，王云生被派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五期训练班，聆听了彭湃等党的高级领导人讲课，开阔了政治视野。
1926年1月，中共山东临时地执委分配他到青岛市委任组织委员。2月，王云生在四方机厂参加会议，不幸被军阀张宗昌部逮捕。在狱中他机智勇敢，巧妙应对敌人数次刑讯。8月，因查无证据，他被无罪释放。
王云生几经辗转，10月回到寿光。他不顾身体伤痛，积极奔走于寿北地区，协助县委巩固统一战线成果，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为迎接革命高潮作准备。这年春节，他写了一副春联：削尽阶级方平等，挣脱束缚得自由。
1927年4月，王云生当选为中共青州地执委农民委员，从事益、寿、临、广、潍五县的农民运动。6月，王云生出席了省委在益都县圣水村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回寿光后着手整顿组织，疏散干部，部署开展秘密斗争，领导了寿光县的抗粮抗捐斗争。10月，王云生当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
恶劣环境挑重担 狱中斗争显气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寿光革命形势趋向恶化。张玉山逝世后，王云生受县委委托，承担起领导寿光革命斗争的重担。
1928年2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坊子召开第二次全体执委会议，王云生当选为省委常委，负责农民工作。
同年春，寿光县委改选，王云生当选为书记。寿光县委依靠广大党员，发动农学组织，积极活动在寿北、弥东及城南一带，慎重地发展党员，扭转了寿光党组织一度松散消沉的局面。在王云生亲自指挥下，县委领导抗粮抗捐斗争，击毙了张宗昌部税官刘文田，军阀县府被震慑，半年多未敢下乡催粮要款。王云生在王高镇民团队伍中开展工作，为后来的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培养了骨干。
1930年至1932年，王云生先后任县委委员和青莱特委委员。1932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王云生等转移到胶东，后辗转去济南山东省委工作。
1933年2月，省委、团省委机关均遭破坏，王云生被捕。在狱中，反动当局软硬兼施，面对高官厚禄引诱，鞭笞酷刑等手段，王云生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斗争，与被捕战友团结一致，开展了反诱降、反自首、反迫害、绝食斗争活动，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其五年徒刑。
投身抗日举义旗 战场杀敌立功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王云生得到无条件释放，回到寿光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洪流。
10月，寿光县委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军政委员会，王云生被选为委员。他到各村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在他的动员下，王高镇有80多人参加了八支队。牛头镇起义后，他担任了八支队作战科科长。
1938年3月，八支队奉令东进，在昌邑瓦城与七支队合编，王云生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军法处处长。4月，王云生参与指挥了解除黄县（今龙口市）县长王景宋地方部队、铲除掖县（今莱州市）三支队内部的赵森堂反动组织、攻打伪张金铭部的战斗，为三支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八支队西进邹（平）、长（山）、桓（台）一带，王云生参与指挥了焦桥战斗，打垮了当地多股土匪部队的进攻。12月，王云生等率八支队南下沂蒙。
1939年3月，王云生任山东纵队特务团政治委员。不久，到第一支队铁路北工作团扩军，后任山东纵队民运部副部长，负责补充兵源、筹运物资。
1942年10月15日，日军集结七千日伪军合围寿光清水泊抗日根据地，王云生参与指挥了这次反“扫荡”斗争，而后坚持了清水泊地区的艰苦斗争。
1943年7月，王云生出任寿光县县长，担任民兵指挥部总指挥。他深入各区组织民兵，发动群众，除叛徒、抓汉奸、破坏敌伪据点、动员教育伪属“唤子”“索夫”，为争取瓦解敌军做了大量工作。王云生非常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组织群众发展多种经营生产，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加强文化教育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扫盲活动，冬学、夜校、妇女识字班遍布各村。他提议各区成立业余文艺团，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
1945年10月，王云生调任渤海区第三专署副专员，不久，到华东党校学习。1948年1月，王云生任清河专署专员。他在工作中关心群众，平易近人。他常说：“在革命大家庭里，不论职务高低，都是战友，都是兄弟。”
公正无私严律己 实事求是为人民
1950年5月，王云生任淄博地委常委、专员公署专员。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有人提议成立干部子弟学校，以便于机关干部子女就近上学。他坚持先成立烈士子弟小学，得到大家一致赞成拥护。他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化。1950年秋，机关管理员鉴于接待工作需要，建议专署购置一套沙发，被他否决，直到他调离淄博时，专署一对沙发也没有。
1952年12月，王云生任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55年10月，任山东省移民垦荒局局长。1956年9月，王云生调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他工作认真细致，处理案件慎重，掌握党的政策稳妥。1959年胜利完成特赦工作任务。到法院工作三个月，就建立了院长、庭长接见人民来访和批阅重要申诉来信的制度。针对华侨婚姻案件，提出了具体政策和措施，使侨眷侨属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他从自身做起，狠抓法院队伍的思想作风、业务建设。对下级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怀备至，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化教育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云生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1972年9月18日在上海因病逝世。1984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给王云生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延安吉：三次入党志不渝
延安吉中年时期。
1953年，延伯真（前左）、延安吉(前右)、延佃桐(后)合影。
延安吉，历任中共寿广支部委员，中共延集支部书记。参加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曾三次入党。1932年到东北参加抗联，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航校、吉林省实验中学工作。
办夜校鼓舞民众 除叛徒初显身手
延安吉，又名延蔼民，1902年出生于广饶县大王镇延集村一户农民家庭。少时入本村私塾就读，青年时在青州省立十中读了三年，中途退学，到济南考入护士学校，入学三个月，因父亲去世，回乡务农支撑家庭生活。
读书期间，延安吉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从而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文化，思想比较活跃。1924年8月，早期共产党员延伯真从青岛回到广饶、寿光一带开辟党的工作，在延伯真主持下，延安吉与张玉山、王云生共同建立中共寿广党小组。9月，延安吉与寿光县党员张玉山等人，在党小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寿(光)广(饶)支部，延安吉任委员。
由于寿光、广饶两县党员数量增加较快，1925年2月，两县分别建立党支部。延安吉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先后发展延春熙（后叛变）、延俊章、延安庆（后脱党）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延集支部，延安吉任书记。
延集支部建立后，延安吉与其他党员一起代上级党组织销售《向导》周刊、《新青年》和《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他们还举办两期农民夜校。开始时找了一间破旧房屋，灯油、书等一应用具靠延安吉自己掏腰包。一开始参加的人很少，延安吉就用唱鼓词、说闲书的办法吸引群众。后来安排了一位小学教员负责上课，教的是基督教会出的一本通俗识字课本《五百字编》，其中一课的内容是：一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第二年冬天夜校红火起来，最多时达300余人。延安吉带领大家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地窖，夜校就在里边办，教授打拳、认字和吹、拉、弹、唱。通过办夜校联络了感情，增强了团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民协会，对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1925年，延安吉参加了潍县二十里堡会议之后，组织上调他到青岛，以四方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他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到党组织办的职工学校上课。延安吉接受了处决叛徒郭福祥的任务，他与赵玉璋和王元盛装作不知道郭福祥是叛徒，把郭福祥稳住后，以开会为名把郭福祥叫到胶州湾岸边芦苇塘里的一条船上，由赵玉璋、王元盛等人把他捆起来扔到海里。
入黄埔身陷囹圄 出狱后多方寻党
1926年秋，组织上决定送延安吉到黄埔军校参加第六期学习。山东这批到黄埔军校的共22人，延安吉是领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延安吉被捕入狱，关入国民党所谓的“感化院”中，50多名教师对被捕者进行“感化”，学习材料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和《军事八大教程》等，党的地下特委组织大家认真地学习了其中的一些材料。在狱中特委领导下，延安吉和同狱的战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处死了一个扮成犯人向狱方通风报信的密探特务。
经过延安吉家里人多方营救，延安吉于1930年冬出狱。根据党组织提供的地址，延安吉先后到上海、青岛、天津，但都没接上党的关系。
正当延安吉多方奔走找不到党组织，准备再回上海时，收到上海的同志寄来的一封信和30多元钱，让他先到东北接一个关系，然后再与上海联系。在去东北途中，正遇上张学良的队伍进关，他们沿途抓兵，延安吉被抓，随奉军进了山海关。
延安吉所在旅部教导连里有一个教官与他是同乡，通过几次接触，他们相熟，这位教官就把延安吉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团长。有一次应这位教官要求，延安吉替他上课，团长在外面听了叫好，就想把延安吉留在这里，委任其当名誉副官，被延安吉推辞了。
队伍在安国县休整时，那位团长有一夜赌钱赢了几千元，一时高兴，就要给延安吉几百元钱做路费，要他回家看看。延安吉没有要钱，但借此机会即刻动身从河北返回家乡，到家时正是1931年的中秋。
回到延集村后，延安吉在村小学当教员，经延春城介绍重新入党。随着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延集坚持革命的党员所剩无几，村里还有13个共青团员由延宪孟领导坚持地下活动。延佃宾让延安吉写自首书被拒绝后，就报告了他的上司。国民党三次派人逮捕延安吉，但所幸都被延安吉躲过。
赴东北三次入党
为托付矢志不渝
在家乡实在站不住脚，延安吉便于1932年去了东北，1933年到了抚松县，碰到广饶成口村的成介范。成介范在抚松中学当教员，经他帮助，延安吉谋到一个教学职务，并认识了张蔚华，张父是个资本家，曾任县商会会长。张蔚华与金日成是同窗好友，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还是抚松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延安吉与他很谈得来，关系日益密切，经他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延安吉第三次入党。延安吉协助张蔚华一同开展党的工作，支部的主要工作是为抗联秘密运送军需及医药物资。为便于开展工作，经上级批准，在抚松县城南门里开了一家旅店作掩护，与抗联联系的交通员都是由延安吉派出的。由于日本人的察觉和搜捕，延安吉在抚松待不下去了，经请示上级，于1936年参加了抗联。1937年，张蔚华被捕，日伪妄图从他身上获取金日成的线索。张蔚华为保全组织和保护金日成，毅然服毒，以身殉国。
延安吉参加抗联后，先在周振东的四师当了一年多秘书，周振东牺牲后，他又转到金日成的部队当秘书。那时，部队的战术意识差，作战只靠猛打猛冲。有一次打西岗，在没有侦察好的情况下就布置作战，延安吉认为不妥，并提出了几条不能打的理由。部队领导发现延安吉懂军事知识，以后召开军事会议都要他参加。延安吉还常给部队的领导讲一些军事知识，如《孙子兵法》等。在日本人的残酷“围剿”下，抗联损失严重。这时，抗联根据上级指示撤到苏联。这次撤退，延安吉属于断后的部队，在残酷的战斗中，一个营的兵力只剩下13人，最后除2人侥幸脱险外，其余11人全部被俘，延安吉是其中之一。他们被押到日本兵营，受尽虐待。获释后，延安吉当了铁路工人。
1946年，山东渤海区八路军改编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到东北，延安吉参军。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吉和金日成通过几次书信，还为收集金日成抗战事迹的朝鲜代表团写了许多战斗故事。1949年，延安吉受金日成委托，专程到抚松看望张蔚华的遗属，并将其12岁的女儿张金禄带到沈阳抚养。20世纪50年代转业后，延安吉先后在东北航校、吉林省实验中学工作，妻儿则一直生活在山东老家。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延安吉又承担了抚养张蔚华7岁孙子的义务。离休后，他一人在吉林长住。198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考虑到延安吉年事已高，把他接回广饶县城居住。1986年1月，延安吉病逝。
马保三：抗日老将威名传
马保三在青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马保三
修缮前的马保三故居。
马保三，192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2月病逝。在长达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中共寿光县委宣传委员，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青岛市市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筹经费卖掉场院 查乡长逼交赃款
马保三，原名马鉴堂，曾化名张炳炎，1888年出生于寿光县牛头镇村一个农民家庭，10岁入村塾读书。他自幼聪慧、好学，深得塾师赏识。后因家庭困难，辍学务农。他勤学、健谈，富有正义感。曲折的生活道路和广泛的社会阅历，使他深知广大群众的疾苦。1921年，国民党县长带领武装人员来到牛头镇村，划界插标，硬要掠夺400亩地作为“学田”。这一蛮横行为遭到村民强烈反对，大家推举马保三出面交涉。马保三带领村民与官府和豪绅进行了坚决斗争。青年时代的马保三在群众中有很高声望。当时流传着“牛头镇，两头尖，当中出了个马保三”的民谣。
1922年夏，马保三与张玉山相识，在张玉山的启发、引导下，阶级觉悟逐步提高。1924年8月，经张玉山、李铁梅介绍，马保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寿光党组织第一批党员。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不惜卖掉自家一个场院。他积极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在本村发展了7名党员，建立牛头镇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1926年8月，中共寿光地执委成立，马保三任县执委委员，负责农运、宣传等工作。10月，马保三任寿光县农民协会主席，到各村组织农会，积极开展反对封建军阀和苛捐杂税的斗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马保三远走东北，辗转到了朝鲜的仁川，与在朝鲜的中国同志组建了中华劳动组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1933年7月，马保三由东北回到寿光，不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1934年春，通过党组织营救，加之敌人无可靠证据，马保三被保释出狱。
马保三出狱后，因当时寿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但他仍同过去一样，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34年底，他带领群众千余人包围乡公所，通过查账，搞清了乡长马秉修的贪污行为。在他们强烈要求下，县政府撤销了马秉修的乡长职务，并令其交出赃款，被迫答应群众推荐马保三担任湖东乡乡长的要求。
拉队伍家乡起义 战胶东声名远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共寿光县委领导下，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马保三以湖东乡乡长的合法身份，搜集枪支，举办抗日民众训练班，积极投入组织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跑了8个乡，几十个村庄，组织了七八十人的队伍，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培养了骨干，打下了基础。
1937年11月，中共寿光县委在马保三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以牛头镇为起义中心，起义后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被推举为总指挥和军政委员会成员。12月29日，各地游击队员700余人陆续到牛头镇集结，在乡公所门前竖起“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大旗，马保三宣布八支队正式成立，宣读《八支队成立宣言》。
牛头镇起义后，八支队随后在牛头镇进行集中整训，整训一开始，马保三打开自家的粮仓，腾出自家的房子，让战士们食宿。他说：“先吃完我家的，然后再吃大伙的。”他全家老小整天磨面、做饭，全力为部队服务，被指战员亲切地誉为“八支队的后勤部”。为鼓动参军，他率先垂范，带领子孙三代一起参军。在他的带动下，全县掀起了参军的高潮。
1938年2月5日，马保三与副指挥韩明柱组织指挥的三里庄伏击战，一举击毙日军官兵三名，缴获汽车一辆及一批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取得部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对日军作战的胜利。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当月23日，发动三合庄战斗，收编67名伪军，声名鹊起。
1938年3月，鲁东工委决定调八支队东去昌邑，与七支队会师，扩大武装，协同作战。4月，八支队到达昌北与七支队合编，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七、八支队，马保三任指挥。合编后，应胶东特委邀请，马保三率部继续东进，帮助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开辟蓬(莱)、黄(县)、掖(县)地区抗日根据地。在马保三的指挥下，鲁东游击队与第三军一起，智取黄县城，解围黄山馆，收编龙口公安局和水上警察队，名声大震。部队很快发展到6000多人，钢枪5000多支。5月12日，在第八支队队部，马保三主持召开了第三军、第八支队和第三支队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第三军、第八支队、第三支队组成抗日联军，由马保三任指挥。会后，前敌指挥部率领鲁东游击队一部向掖县进发，攻克白沙，再夺夏丘堡，以解三支队之围，将掖县、黄县、蓬莱等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7月，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指示，马保三率部回师邹(平)长(山)地区，与清河三支队并肩作战，巩固扩大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10月，鲁东游击队主动出击周村城日军，创造了攻城范例。12月，马保三率领部队越过胶济铁路挺进鲁中，参与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下旬，部队被改编为山东纵队第八支队，马保三任支队司令员。1939年春，八支队编为山纵第八支队(不久改称一支队)，马保三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从此，这支武装在山纵直接领导下，转战沂蒙山，驰骋鲁中南，粉碎了日军无数次“扫荡”。
解甲后主政地方 任市长廉洁奉公
1940年7月，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马保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从此，他结束几年的戎马生活，开始做地方工作。他领导制定了民主选举法、双减法等，使各项工作做到有法可循。他亲自到基层帮助建立各级政权，选举县长、区长，并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1945年，他兼任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分会主任，在分配盟国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时，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据理力争。亲自到山东解放区沿海港口组织人力，调度运输工具，及时把救济物资运到各个根据地。
1949年青岛解放后，马保三任青岛市首任市长。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秘书看到他的被单破了，要给他添件“太平洋”被单，被他婉言谢绝。离开青岛时，市委送给他两个皮箱、两个木箱，他说：“进青岛时带的什么，走时还带什么，多一件也不要。”
1950年4月，马保三到省里工作，同年当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56年当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任统战部部长；195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继续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63年继续当选为山东省委委员。1964年2月，马保三病逝，享年76岁。
李铁梅：革命军中是名医
李铁梅画像。
李铁梅的家乡范家庄西村村貌。
李铁梅，中共寿广支部党员，寿光地执委委员，医术高超，以行医为名开展党的活动。全民抗战时期，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在后勤部卫生处工作。1942年在莱芜牺牲。
县学堂启蒙思想 遇挫折远走他乡
李铁梅，原名李瑶林，字凤巢，1892年生于寿光城北范家庄西村。他11岁入本村私塾读书，聪明好学，攻读刻苦，学业优异，于1909年考入县立高等学堂。他在县立高等学堂读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前后，李瑶林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渐渐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1911年，辛亥革命后，各地的清政权纷纷垮台，乡村政权也动荡不定，陷入混乱状态。当时李瑶林全家刚从外乡逃荒来范家庄西村落户，其父李龙云被范家庄西村人推为村正，以应付时局。适逢该村发生一起人命案子，县官到村里验尸，按照惯例，村正理应前去接待。那时百姓见官还是要下跪叩拜。李瑶林的父亲胆小怕事，不敢去见官，于是李瑶林替父去拜见。当他见到县官时，立而不跪。县官问他为何不跪？他说：“现在是中华民国，而不是清政府，我是县高等学堂学生，故而不跪。”此事在当时传为笑谈，不少思想守旧的人认为这是年幼无知，不懂王法，其实他是故意与封建官吏进行斗争。李瑶林在县高等学堂读书3年，于1912年毕业，毕业后，曾先后在罗庄、王古城等地教学。
李龙云有个义兄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李龙云为了照顾他的晚年生活，特将其接来家中照顾。后来，因为他义兄渐渐地好逸恶劳，吃喝玩乐，乱卖家产，引起李家不满，彼此之间发生了口角，其义兄想不开竟在范家沟子土地庙内缢死，李家吃了官司。李瑶林秉性豪爽、刚强，骤然受了这场官司的打击，难以忍受，于是出走东北，途中在东北某火车站不慎被火车轧去右臂。治愈后，在东北其舅父家住了一段时间，由于时局混乱，舅父家境也比较困难，为生活所迫，李瑶林又返回寿光故乡。
为革命化名铁梅 借行医壮大组织
李瑶林回到家乡后，发愤攻读医书，拜傅家庄张宿源为师，他苦学苦钻，最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瑶林对肺病诊治有独到之处，这时张玉山正患肺病，经常请他诊治。由于常常接触，彼此了解颇深，于1924年8月经延伯真、张玉山介绍，李瑶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化名李铁梅。
1925年2月，中共寿光支部建立，张玉山当选为支部书记，王云生、李铁梅被选为支部委员。
春夏之间，张玉山、李铁梅先后到崔家庄，张玉山住在崔家庄双凤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李铁梅以行医为名住在崔家庄李子庚家，他们相互配合，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张玉山和李铁梅一起，深入农民中间，询问群众疾苦，经常邀请进步青年促膝而谈，引导他们为促进社会变革而投身革命，在不到半年时间先后发展李灼亭、李子庚、李良轩、李瑞林、李光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7月，李铁梅到寿光北部南河一带，以行医为掩护发展党组织，他谈话诙谐，好唱京戏，便于接近群众，经过调查了解、培养教育，先发展了北南河的小学教员王辅之入党，后又与王辅之一起发展了王桂之、王清琴、王相兰等人入党，是年冬建立了南河党小组。
1925年7月底，为了在寿光建立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中共寿光支部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在崔家庄村双凤小学开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李铁梅等寿光早期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为了搞好同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他向党员反复讲解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亲自安排几位党团骨干加入国民党，以便对统战工作加强领导，更好地贯彻统战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1926年4月，根据济南农运扩大会议精神，寿光支部决定建立农民协会，李铁梅参加了在牛头镇村马保三家召开的会议，会上推举马保三负责寿光农民协会的工作。同年夏，李铁梅和王辅之参加了在张家庄召开的寿光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次会议对推动寿光党团组织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年8月，中共寿光地执委成立，他任地执委委员。不久，国民党寿光县临时县党部成立，他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李铁梅为发展壮大寿光党的组织，开创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巩固发展国共两党的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治病人爱憎分明
被毒打抗战牺牲
李铁梅行医爱憎分明。穷苦人请他，近者徒步而去，远者骑自行车前往，到了病人家中，不饮不食，不受任何礼物，精心问病诊治。若是富贵人家，特别是有名气、有社会地位的人家请他，他非车不往，非礼不到。而且到后必须好酒、好饭招待，如若招待不周，当即得到他的讽刺、挖苦或奚落。
王家疃的刘代武家有五六十亩地，住着楼房、雇着长工，是一个相当富裕的人家。他请李铁梅去开药铺，当坐堂先生。李铁梅看病处处扶危济贫，救死扶伤，深受群众称赞，因而远近闻名。请他看过病的贫苦百姓，自发集资制作了一块横匾，上写“济世活人”四个大字，赠给李铁梅，以表示对他的感激和崇敬。在李铁梅的教育和影响下，刘代武成了开明人士，经常资助穷苦百姓，土地和家产也大部分变卖了，辞了长工，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来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成了医学界的代表。
1928年军阀张宗昌溃败，其残部张来友回到寿光，驻扎在上口一带，招兵买马，催粮备饷，以待东山再起。李铁梅经与县委商量，带领李光辉、张文杰等十余人，忍辱负重，打入了张来友部队，视时机成熟，准备拔旗易帜，将这伙土匪武装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但后来形势急剧变化，兵匪混战、相互残杀，张来友及其残部东奔西窜，党的工作很难在里面开展。于是李铁梅、张文杰、李光辉等同志，根据县委暂不行动的指示，为准备武装暴动，筹集武器和经费，开展了更加隐蔽的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李铁梅遵照县委指示，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周围几十里的青年群众中，不少人听过他的宣传演讲。党组织在牛头镇组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虽然年纪大、身体弱，但还是日夜操劳，为建立抗日人民武装呕心沥血。1938年，李铁梅撇家舍业，与儿子一起参加了八支队，在后勤部卫生处工作。1942年，他随部队在转战鲁中南的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被日本鬼子毒打后投到井里。日军撤退以后，当地群众将他营救上来，李铁梅已昏迷，群众当即对他进行了抢救，使他暂时脱离了危险状态。但由于这次惨无人道的折磨，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不久，便牺牲在莱芜县响水湾。
李铁梅虽已牺牲，但每当提起他的名字，战友和乡亲们还是赞不绝口地颂扬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褚方珍：文武双全逞英豪
褚方珍故居北屋。
褚方珍画像。
褚方珍故居大门。
褚方珍，字宝斋，号燕山，寿光市台头镇南台头村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任省农民运动特派员，8月任中共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赴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4月任共青团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任中共寿光县委委员。1932年2月任中共寿光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8月入狱，抗战爆发后被释放。1937年任淄川工人支队队长。1939年在博山地区牺牲。
少年时命运坎坷 为农运积极奔走
1892年，褚方珍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褚廷武是个老实敦厚的农民，曾上过一年学，后经自学，粗通文墨。因受当地豪绅欺凌，深知没文化的痛苦，便让次子褚方玉打短工，老伴编苇席，阖家茹苦含辛，挣来微薄收入，供长子褚方珍（褚方珍、褚方玉、褚方塘系同胞兄弟，在寿光当地被誉为“褚氏三英”）上学。褚方珍深知家贫求学不易，故发愤苦读，勤学好问，备受师生赞誉。后因遭土匪劫持绑票，家中倾其全部家产才赎回，从此辍学。
褚方珍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国事日非、外侮日亟的年代。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他寻求人生新路的决心。他毅然辞别家乡亲人，去东北投考沈阳警察学校，立志学到本领，以救国难，报效祖国。后因经济困难，弃学回家。
1923年，褚方珍与邻村张玉山相识。1924年张玉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介绍褚方珍入党。在革命斗争中，两人来往密切，志同道合，结为生死与共的战友。
1925年春，褚方珍克服种种困难，在南台头村创办了农民夜校。他走门串户，访贫问苦，广招学员，一面开展教学活动，一面宣传革命道理。
办校期间，他先后发展其弟褚方玉、褚方塘以及张连奎、段九治等入党；并发展褚景塘、褚方普、张法先、于正贤等人入团。根据上级指示，寿、广支部分设，建立寿光党支部后，褚方珍已成为南、北台头一带的党员骨干。同年，他担任了凤台小学校长，与王云生一块宣传革命，并在南北台头等地建立了党团组织，为寿光党团组织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25年夏，褚方珍根据组织决定，为建立和加强寿光县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褚方珍作为寿光县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山东地执委在济南召开的农运工作代表会议和国民党在长清召开的农民代表会议，并被任命为省农民运动特派员，为寿光县的农民革命运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26年8月被选为中共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与张玉山、马保三奔走于寿北地区，宣传组织民众，积极发展党的力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参加领导了农民运动。
狱中设计除敌特 组织对抗“耕作团”
1926年11月，褚方珍根据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指示，被县地执委派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褚方珍入校编入第五期，受训时年已34岁。他克服水土不服和年龄偏大的困难，勤奋学习和刻苦锻炼，逐渐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广州方面的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黄埔军校被视为“重点”。褚方珍耿直的山东人性格，他的中共身份在军校暴露无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在中共秘密组织领导下，和难友们对敌展开英勇的斗争。他巧施智谋，将一个装成犯人的国民党特务除掉。褚方珍因武功很好，在处理密探特务的战斗中成为主力，他趁早上放风时挤在人群里靠近那个特务，找了个借口就同那特务吵起来了，并凑上去打了其一个耳光，两个人就扭到了一起，只见他一指头就把特务捅倒在地。看守听到吵闹声围过来，一看地上躺着个人，就抡起棍子乱打，其实特务已被褚方珍捅死了。他还对难友关怀备至，曾用点穴、放血和推拿的办法救了延安吉的生命。
1928年，广东军阀不断混战，褚方珍获释。他与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省委工作一段时间后申请回家乡寿光开展地下工作。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危险随时降临，但他无所畏惧，坚持工作。
1931年12月，寿光县委进行改组，褚方珍担任县委书记。次年2月，他陪同省委书记胡萍舟巡视检查寿光党的全面工作，并向他作了详细汇报。根据省委指示，建立寿光中心县委（下辖广饶、博兴、青州、寿光等县），褚方珍当选为中心县委书记。在这一时期，他具体领导了寿广边界群众反对豪绅武装“耕作团”的斗争。在寿、广两县边界地区，先前有荒地2000余亩，后被贫苦农民自动开垦，渐成熟地。当地豪绅看到眼红，便与官府勾结，征夫雇役，组织武装，名曰“耕作团”，妄图霸占农民这片土地。县委在褚方珍的领导下，一面派人组织农民开展保地斗争，反对豪绅；一面派人打入“耕作团”内部，伺机夺其武器，准备武装斗争。由于县委上下左右做了大量工作，使反动豪绅霸地阴谋未能得逞。
几经周折送捐款
带领亲人心向党
1932年7月，为支援苏区反“围剿”斗争，寿光县委发动全体党员为“山东号飞机”募捐200块现大洋，由褚方珍送交省委。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省委遭严重破坏。褚方珍带上儿子作掩护，去济南未找到省委，便长途跋涉，改途胶东，辗转青岛，屡经周折，几个月后，才将200元捐款安全送交省委，对此，省委负责人对褚方珍给予高度评价。
1932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寿光县委遭破坏，张用之被捕。褚方珍因公事于济南幸免。1933年春，褚方珍奉省委之命秘密返回寿光，当晚便召开了由褚景塘、陈纪明二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斗争策略。要求他们在县委遭破坏的情况下，勇挑革命重担，继续开展斗争。会后，褚方珍连夜返回省委，继续活动于济南、青岛等地。
1933年秋，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全省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褚方珍与其弟褚方塘、其子褚文亮在青岛崂山被捕入狱。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褚方珍为了崇高理想，无私无畏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他的教育培养下，其弟褚方玉、褚方塘亦早年投身革命。大女儿褚文秀、三女儿褚秀芳、儿子褚文亮均在战争年代入党，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褚方珍被无条件释放，他没来得及吊唁双亲，忍受着极大悲痛，又辞别家乡，毅然西去参加了淄川工人支队（即四支队），并担任队长，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中。1939年，在博山地区不幸壮烈牺牲。
群英谱华章 星光耀千秋
王化一
陈炳军
中共寿广支部时期，还有王化一、陈文胜、陈炳军、张用之、陈坤山、侯树胜6位党员，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记于史册。
王化一 土匪手中缴获枪支建立抗日队伍
王化一（19041956），原名王涟洲，字湘宾，寿光市营里镇孙家庄村人。曾任小学教员，教书10余年，成绩显著，深受群众爱戴。与寿光早期共产党员王云生交谊甚厚，早年便参加革命活动。
1924年4月，王化一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38年，王化一遵照党的指示，曾在当地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借粮斗争，并从土匪手中缴获17支枪，组成小股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同年，他被选为中共孙家庄第一任支部书记。1939年8月至1941年3月任中共寿光第八区委书记（其间曾调鲁南党委干校学习一年）。1942年8月，寿光县南、北八区合并后，重建中共寿光第八区委，王化一复任中共寿光第八区委书记。他积极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建立民主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当敌人“蚕食”封锁、环境极端恶化时，县委任命他负责交通传递工作。他多次以卖虾酱、干短工、扮叫花子等商贩活动掩护革命工作，虽数历险境，但都凭他的巧妙周旋而圆满完成任务。
自1944年5月，他先后任中共寿光县委秘书、组织部副部长、工商局寿广支局监委、中共寿光县委委员、渤海行署河南盐务局组织科长、中共莱州盐务局总支书记等职。1956年病逝于青岛，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陈文胜 借行医之名开展革命工作
陈文胜（？1936），寿光市台头镇北台头村人，他出生于一个家业兴旺、生活殷实的中医、诗礼之家。以行医为业，医德高尚，为乡里所尊重。1924年冬，经张家庄张玉山和南台头村的褚方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陈文胜与同村陈坤山、陈炳军三人在寿光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北台头村党小组。1926年，在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北台头村党支部，陈文胜任支部书记。此时，他虽早已过不惑之年，但以行医为名开展革命工作，四处奔走，与周围村庄及广饶县的延集村等地党员，一同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新思想，推行进步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并为党组织发展建设竭忠尽智，呼吁进步青年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为巩固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做了大量工作，把后半生献给了革命事业。后被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陈炳军 北台头村最可靠的红色家庭
陈炳军(18931967)是北台头村最早的三名党员之一，1924年秋后由延伯真介绍入党，与同村陈文胜、陈坤山成立村党小组，陈文胜任组长，他和陈坤山为成员。
1925年，北台头村建立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陈炳军任站长兼交通员，以修车、修鞋为业串村搜集整理传递情报。他为传达党的工作任务指示，先后发展儿媳郭桂香、侄女陈玉书、堂弟陈炳章、妹妹陈炳参入党，成为北台头村政治上最可靠的红色革命家庭，因此成为县政府的领导和部队首长的常驻地。刘季青（曾任抗日民主政府寿光县县长）、郑大林（十一团团长）、赵寄舟（寿光独立团团长）以及杨国夫司令员路过村庄都在他家住过，为防不测，他家北屋门后常放一把一米多长带刀鞘的大刀。一家人带动其他人，女的做军鞋、军袜，摊煎饼，擀饼，动参支前并带头参军上前线，一起投入到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炳军没有向党和国家伸手要条件要待遇，靠自己的能力办了一处屠宰场。1955年公私合营时，陈炳军把屠宰场无偿献给国家。后因年事已高，他在村外一间茅草房里为村民看护庄稼，一住就是十几年，一生淡泊名利，清贫一生，后因积劳成疾，于1967年谢世。
陈炳军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一心为党和人民利益，不计自我得失，树立了一个老党员的光辉形象。
寿广支部成员兢兢业业 一心为党做大量工作
中共寿广支部时期，除以上主要成员外，还有以下3名党员，也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甚至献出了生命。
张用之（19051993），字心斋，寿光市台头镇张家庄村人。1924年8月由张玉山等介绍入党，1932年4月任中共寿光县委书记，8月被捕，同年底无供保释出狱，后失去组织关系。1935年在东北曾参加第三共产国际，1946年在大连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大连市二轻局监事会主任等职。
陈坤山(19031941)出生在寿光市台头镇北台头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聪慧勤奋、通情达理，成年后在本村陈文胜家帮助料理家庭事务和地里的农活等，其间认识了一些周围村庄的革命者，受其影响很早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经南台头村共产党员褚方珍介绍，于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陈坤山与陈文胜、陈炳君在寿光支部领导下，建立了北台头村党支部并任支部委员，开展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并为上级党组织传递传达工作精神和工作任务，散发党的先进刊物，发展巩固村党组织的力量，为革命火种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被敌人诱至城南惨遭杀害，时年仅38岁，后被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侯树胜（18961941），寿光市台头镇北洋头村人，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担任北洋头村党小组组长，自1927年8月至1934年11月担任北洋头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北洋头村第一任自卫团团长。1925至1926年灾荒严重，他响应中共寿光地执委号召，带领北洋头村人民在东头庙发动了贫农户向富户借粮和抗粮抗捐活动。
1930年，共青团寿光县委发起反迷信活动号召，侯树胜带头破除封建迷信，率众拆除凤凰台庙内神像，在当地影响极大，震慑了当地封建势力。他先后组建了北洋头村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等先进民团组织。1933年夏，寿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全县的党组织失去了县委的统一领导。北洋头村党支部在侯树胜领导下，进行地下活动，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
1941年，由于叛徒出卖，侯树胜不幸被捕。敌人多次审问，严刑拷打，用石灰搓他的双眼，把他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打，在腰上捆绑蜡烛，烧他的腋窝，惨无人道。但侯树胜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保守了党的秘密。11月，他在韩庄村被敌人摧残致死，壮烈牺牲。
本期图片由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寿光市委党史研究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