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夫潍坊征战记
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一支支抗日武装应运而生，党中央先后派出三批干部支援山东，杨国夫在首批中，被分到清河区抗战。清河区地域辽阔，包括昌潍北部大平原，对日作战不占优势。但杨国夫遵从上级部署，像颗钉子一样钉在这里，在敌强我弱和遭受“蚕食”“扫荡”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本文侧重记述他率所属部队深入潍坊地区对日作战的史实。
本期撰稿：张漱耳
首批赴鲁分派清河
首批派驻干部抵达山东后留影，摄于1938年5月。
七七事变后不到半年，山东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听取山东省委意见，于1938年分别派去三批干部支援。杨国夫列为首批，被派到清河地区，首要任务是对本区内两支起义武装进行整编。
山东烽火燎原
选派干部支援
1937年12月，正在陕北红4师12团担任团长的杨国夫，突然接到回延安抗大参加培训的命令。此时距卢沟桥事变不到半年，抗日形势不容乐观。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路南下，而镇守山东的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率十万大军后撤，山东沦入敌手。但山东的共产党人接二连三发动了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西、湖西、鲁南等武装起义，一支支抗日队伍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党中央听取山东省委汇报，并应省委要求，马上决策派干部到山东支援，开展敌后斗争。1938年，分别派去三批干部。
杨国夫在首批中，这批人数最少，共50多名，后两批都200人以上。组成人员系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学员、红军干部及一部分白区工作的同志。
杨国夫既是红军团长，也是抗大学员。他原名杨国富，来自安徽霍邱县农村，自幼父母双亡，与祖母、弟妹相依为命。祖母为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将他送于叔父家。叔父也同样贫困，杨国夫放过牛，种过地，干过油坊里的帮工，一天学都上不起，自己的名字到了红军队伍才会写。
1925年，国民党新编第二师在他家乡挂旗招兵，20岁的杨国夫抱着混口饭吃的目的参军。在国民党的队伍里，他经常受长官、老兵打骂。转年4月，他乘部队调动之机，开小差逃回家，在六安县麻埠镇上的一个地主家打工。在这里认识了一王姓男子，后来知道是共产党员，杨国夫被介绍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给麻埠区委当秘密交通员，并加入共青团。
1929年1月，红31师第二大队攻打霍邱县洪家集，杨国夫参加红军，不久入党，此后成为红军干部。但他职务多有起落，曾由团长改任连长，还做过警卫连连长。可以说，他对党赤胆忠心，服从大局，不计个人官职高低由来已久。
援鲁干部大队出发前，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前来接见送行。毛泽东在讲话中交底：“在山东，我们要开辟以抱崮山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以沂蒙山为中心的鲁中根据地，以淄川、博山为中心的根据地，逐渐向北发展，以及胶东根据地……”
刘少奇强调补充：“毛主席说的这些根据地，沂蒙山区是最中心，鲁北、清河平原地区能不能站住脚，还要靠实践来检验，必要时退回山区休整。”
杨国夫当时听了，深感责任重大和光荣，但不知道到山东后省委让他到山区还是平原，对刘少奇的补充讲话没有特别在意。
分到清河西部 整编起义武装
由延安到山东，须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几个省，行程数千里，杨国夫他们在新任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带领下，历时两个月，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于1938年5月16日，到达泰安县东南的南尚庄。
接着，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迫在眉睫的指示，山东抗日队伍组建支队，恢复使用八路军番号，不能让国民党投降派控制。
5月21日，省委在南尚庄召开会议，将延安来的干部悉数派往有起义武装的地方，组建八路军抗日游击支队。
杨国夫与霍士廉、鲍辉被派往鲁北清河平原。这一派，杨国夫的抗战生涯就定在清河了（后鲍辉牺牲，霍士廉上调）。
当时清河平原抗日武装以同于1937年12月起义的“两马”最为瞩目——马耀南为司令的黑铁山起义武装、马保三为司令的寿光牛头镇起义武装。此次改编，将分别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第八支队”。还有李人凤的“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以及鹿省三在潍县北部发动的起义武装，都须编进两个支队。
这时杨国夫还没踏上潍坊的土地，他负责清河西的马耀南、李人凤的部队整编，东面潍坊地界是一起从延安来的韩明柱负责。杨国夫、韩明柱都将以支队副司令身份前去推动改编。
杨国夫、霍士廉、鲍辉从博山佛村跨过胶济铁路进入清河，与清河特委负责人金明接上头，听他介绍了马耀南、李人凤的情况。这时改编面临着新问题，原来逃之夭夭的国民党也在往回派人企图控制他们。另外清河地区国民党顽固派与地方豪绅势力大，纷纷以抗日为名，乘机拉队伍。
杨国夫与马耀南见面后，马耀南从挎包里找出一张纸，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信。杨国夫看到，沈鸿烈委任马耀南“鲁北行署游击纵队司令”。
杨国夫看完信交还马耀南，被他当场撕碎扔了。他说：“沈鸿烈见我拉起了二十多个中队，两千多支枪，想把队伍抓在手，他打错算盘了！”
马耀南一心跟共产党走，整编较为顺利。只有他手下的原第三支队队长高竹君、第四支队队长张景南态度不同（后来他们拉着队伍叛逃）。张景南说：“八路军也受国民党领导，为什么要用八路军的番号呢。八路军防地在延安，这么远，在山东用八路军番号，就是孤军突出，得不到及时接济，我觉得不好。”
杨国夫反驳，八路军番号是国民党给的，但是作战独立自主。现在八路军抗战深得民心，抗日不跟着真正的队伍，难道要跟不战而逃的队伍吗？
经过坚决斗争，6月16日，三支队正式纳入八路军麾下。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委，杨国夫任副司令员，鲍辉任政治部主任。
按预定计划，霍士廉、杨国夫7月初又来到长山九区卫固镇，将李人凤的武装改编为第三支队第十团，李人凤为团长。尔后返回三支队总部。
迎接八支队 杨国夫首进潍坊
不久，第八支队在司令员马保三、副司令员韩明柱带领下，奉命离开寿光南下鲁中。杨国夫、霍士廉为迎接八支队，进临淄进行掩护呼应。
1938年10月，日军第七师团对临淄扫荡，南下鲁中的八支队路经长山孟家村，被扫荡的敌人包围，副司令员韩明柱壮烈牺牲。突围开进沂蒙山后，杨国夫立即来到寿光，将八支队所有留下的部队收拢编入“寿光独立团”，归属他的第三支队。他建议马耀南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建立一个边区大队，专门策应寿光独立团在清（河）东地区的斗争。
这时候，省委将淄河长秋一带山区划为清河八路军休整的后方。清河区的八路军在铁路以北的平原活动，不是我军擅长，如果环境恶化，就撤到这里，相当于有个救命的地方，有个缓冲基地。
屡次受挫苦思方向
1938年10月，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右二）、政委霍士廉（左三）与八支队副司令员韩明柱（左一）等合影。
清河区为开辟根据地选拔的62名干部在送训途中被国民党顽固派屠杀；由黑铁山武装起义队伍改编的三支队被日伪军挤压在胶济路西部沿线损失惨重，司令员马耀南也牺牲了。支队士气颓丧，指战员陷入何去何从的迷茫之中。
惊闻太河惨案
抱病指挥战斗
进入1939年，平原上的国民党顽军与日寇往来频繁，制造反共摩擦。主要代表人物是寿光的张景月和淄河上游的秦启荣、王尚志。清河地区武装斗争相继进入历史至暗时刻。
日寇为确保胶济铁路线安全，增设大量密集的据点，并出兵3000余人扫荡铁路以北，清河区所有县城均被日寇占领。3月，清河军区选派的62名排、连、营、团四级优秀干部，连同护送连队共计300多人，到八路军山东省总部干校受训。不料30日上午途经太河镇时，遭到顽固派秦启荣、王尚志所部伏击，除尖刀班奋力突出，大部遇难。
杨国夫是4月2日上午惊悉噩耗的，当时他正与霍士廉政委在益都北部马兰、段村、朱良一带创建新区，接到交通员送的情报一看，脸色骤变，跌坐在地。情报还简单记述了秦启荣、王尚志对我被俘人员进行了残酷迫害。负责护送的营长吕乙亭中弹牺牲；带队的鲍辉是他们一起从延安来的战友，在三支队任职政治部主任，两条腿被打断后，被推到悬崖下用石头砸死。
马耀南、霍士廉、杨国夫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表示统一战线中，不能对顽固派有任何幻想。这是血的教训。会议决议：请示山东纵队，集中三支队主力，为死难烈士报仇。
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召开主要负责人会议，部署讨伐秦启荣、王尚志。决定动用三个支队投入战斗，四支队由南向北，刚由八支队改编的一支队由东向西，担任主攻的是报仇心切的第三支队。
部署后，张经武、郭洪涛、黎玉连夜赶到博山夏庄坐镇指挥。这关口，杨国夫突然患病，一连几天汤水不进，他躺在担架上也要随军前进，指挥作战。
4月4日晚，三支队战斗打响，指战员义愤填膺，猛攻顽匪。山野到处回响着气壮山河的报仇口号。
4月7日，三支队主力攻入太河镇，连克镇东面秦启荣的海山、上房、吴王崮据点，截击了大量溃散逃窜之敌。紧接着，三支队特务团向益都方向追击，十团向临朐方向追击……幸运的是，在峨庄救出一些被捕的同志。他们全部身负重伤，几天来水米未进，生命垂危，见了眼前的亲人，热泪满面。杨国夫身体仍然不行，委托秘书崔醒农快送他们去医院，返身率队伍继续追歼逃敌，进击到临朐暖水河一带。
西进受困被敌冲散 民众掩护方得脱险
讨顽战役赶跑秦启荣，夺回了淄河流域，益都、临朐、博山大片土地解放。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示三支队乘胜追击，西去章丘、齐东活动，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为此，分局还特地调来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现任鲁东南特委书记的景晓村任清河区特委书记，同时带来一批担任组织、财务、青年、妇女等项工作的干部。
5月下旬，杨国夫和景晓村带部队离开潍地西进长山，与马耀南会合，并传达了分局指示，然后一同西进。不料，分局指定的这一带，南面是胶济铁路与明水据点，西面是战略重镇济南，敌人控制严密。三支队行踪很快暴露，被大量敌人尾随，相当凶险。几个负责人认为，预定的由章丘、齐东向北打通冀鲁边区的目标难以实现，只能暂缓北进，分散突围，回师东归。
支队的突围行动被觉察，敌人迅速追击合围过来。杨国夫与马耀南、景晓村、李人凤被敌人的汽车冲散。杨国夫所部损失惨重，只带出了100多人。换了便衣，藏了枪支，分散于百姓家中。
敌人得知八路藏在村中，就把所有人一起赶到村里的打麦场，让老百姓领人。乡亲们就把战士认作自己的亲人，有的小弟弟、小妹妹认大哥，有的大嫂认丈夫，把战士一一领回家。日寇折腾了七八天，一无所获，只得撤回。
带队突围赶赴临淄 受敌制约急需指点
虎口脱险后，杨国夫与被打散的景晓村首先会面。两人决定，杨国夫就地收拢队伍，景晓村去临淄寻找东撤的十团。
杨国夫带着一部分被打散的人员进入长山山区时，在八区由家河滩与马耀南重逢。劫后余生，大家感慨万千，就地在山区休整。
7月中旬，从临淄传来消息，景晓村已找到李人凤，十团未受大的损失。马耀南、杨国夫决定停止休整，与他们会合，于是率残队急速赶赴临淄。
7月12日，行进到桓台牛王庄过夜，由于当地汉奸地主告密，三支队被敌人包围。杨国夫断后，掩护马耀南突围。马耀南撤出牛王庄后，发现东南1公里远的大寨村没有枪声，带着警卫员直奔过去，结果遭到日寇机枪伏击，献出了生命，年仅37岁。
杨国夫带领小分队在牛王庄顽强阻击敌人，日伪军一面正面攻击，一面从左侧迂回。他命令小分队，放敌人进村，近战歼敌。他们迅速占领东西大街几个小院，组织起交叉火力网。日寇看到我军后撤，顺着大街大摇大摆进入了伏击圈，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中，七八个日寇应声倒地。小分队趁机撤出战斗。
杨国夫带队突围后，赶到临淄找到景晓村、李人凤。听说马耀南牺牲，大家无比沉痛，接着在临淄北部大夫店召开紧急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应变措施。一致认为，自往西发展后打的都是憋屈仗，如继续再置主力于胶济铁路敌据点之间苦斗，老本也会拼光。
杨国夫其实很早就想过这个问题，认为骑在胶济铁路上，只会受到挤压，解决不了发展战略空间。
但究竟朝哪里发展，他又说不好。大家缺乏平原抗战经验，对预留的山区还舍不得。诸多问题都始料未及，三支队首次从铁路以北跨越胶济线时，沿线据点还少，得以顺利进驻休整。随着日寇对胶济铁路的严密防范，三支队的空间反而因此受到严重压缩与制约。此时此刻，杨国夫迫切渴望得到上级首长的正确指点。
受到指点进军寿北
徐向前
朱瑞
山东抗日队伍多，为统一指挥，军委建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派来徐向前坐镇指挥。徐向前是杨国夫红军时候的老领导，经他一番面授机宜，三支队生机显现。
三支队面临困难
求助老领导支招
抗日战争初期，我军立足陕甘宁隔壁山西，建立了根据地，此后长江局与北方局以及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站在各自角度，分别提出了下步向南发展和立足北方的不同意见。
1939年3月，115师师部和343旅遵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进入鲁西。为统一指挥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总部于4月13日致电中央：……徐（向前）朱（瑞）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统一指挥张（经武）、黎（玉）、陈（光）、罗（荣桓）、萧（华）及（彭）雪枫部队。4月21日，朱德再次电报提请，5月4日，由北方局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正式通知下达了此项任命。依据八路军总部此电，八路军第一纵队级别高于115师。
徐向前、朱瑞6月底抵达山东就任伊始，第三支队在济南侧翼遭到敌人围攻，激战正酣。退回临淄后，财务又发生困难，战士们吃不到干粮，只得煮半熟的高粱穗子充饥。有的没鞋子，光着脚行军打仗。到敌占区募集军需的同志被叛徒出卖杀害，留下的各地武装，如清西“邹（平）长（山）游击大队”，受到汉奸土匪袭击……总之，我军沿胶济铁路的邹平、长山、桓台一线作战，建立根据地极为困难。三支队向何处去？两条路，或退回山区，或开到平原。走了第一条路，敌人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山区；而进入平原，无险可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可能很难坚持下去……
杨国夫他们陷入了迷茫。最后决定先由景晓村向上级汇报。
1939年10月，三支队接到八路军第一纵队电，令山东纵队副总指挥兼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第三支队代司令员杨国夫一起到纵队汇报工作。徐向前与杨国夫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从初创时期杨国夫就在徐向前手下工作。见是自己的老首长召唤，杨国夫脸上开朗了许多，他想：“去的真是时候啊，我一定把三支队面临的问题如实说出来，求得解决。”
当天下午，二位军区司令员带着一支30多人的骑兵小分队，奔向一纵司令部驻地沂水县马牧池。
经过巧妙穿插，王建安、杨国夫平安通过鲁苏战区51军驻地，穿越蒙阴投降派郑小尹封锁线，于第三天傍晚到达马牧池。在一个不大的农家院里，见到了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一番亲切的寒暄后，约定第二天听取汇报。
徐向前分析利弊 坚持平原游击战
次日上午，杨国夫很快在汇报中将心中最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目前三支队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兵力部署不妥。”刚说到这里，徐向前马上就接茬问：“噢，怎么不妥？”
杨国夫就把三支队尴尬的处境讲了出来：“我们既在铁路以南淄博山区保留着部队和后方，又在胶济铁路以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这样的部署，分散了兵力。”说到这里后，杨国夫故意停下来，想看看首长的反应。徐向前不动声色，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杨国夫就说，现在仅在小清河以南的狭长地带游来游去，不是长久之计。三支队的战略方向需要明确。说到这里，杨国夫看到徐向前微微点头。接着报告了后勤给养遇到的困难。
下午，徐向前为三支队作了具体指示。他说：“前几日，清河特委书记景晓村按照你们的想法来汇报过，我们已经明确了你们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要坚定不移，利用清河平原的有利条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根。至于胶济铁路以南的小块山区，应立即让出，所有部队统统开到清河平原。三支队新的根据地问题……”
说到这里，他问杨国夫：“你知道清水泊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清水泊是寿光北部的一片湖泊湿地，芦苇、灌木丛生，地形复杂，西边、南边村落较多。如果往西北，越过小清河，就是博兴，再往北就是垦利，接近海边了，而沿海边继续发展就可以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
发现杨国夫摇头，徐向前说：“我早就留意过，那一带不远就是八支队起义的牛头镇，说明群众基础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啊。你们第一步先在寿光县的清水泊建立起根据地；第二步向小清河以北地区发展，到黄河入海的地方去建立大后方。我就是想，把原来的东西一条线，变成南北一大片，明白了吗？”
调整领导班子成员 向寿光清水泊进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杨国夫听罢徐向前这么具体的部署，顿时豁然开朗，久悬心头的阴云一扫而净。“我们坚决依照司令员的指示走！”
清河后来的大好形势完全源于这天的会议。原来，徐向前所谓“早就留意过”，是指自己还未派到山东前，已率129师路东纵队进入了冀南，在冀鲁边活动过，他曾经盯上寿北这个地方，那时就有过大胆的设想。
徐向前把在冀南积累和摸索出的平原游击战经验带到了山东，从那一刻起，杨国夫对徐向前又增加了敬重。晚年，杨国夫写了本《战斗在清河平原》的回忆录，封面题字就是徐向前写的。
会后，徐向前又派警卫员把杨国夫的秘书崔醒农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批了5000元法币，以缓解三支队遇到的实际困难。还给杨国夫派去了也是老红军出身的搭档、政委徐斌洲。二人离开马牧池时，纵队特派了一个连护送。
过了几天，王建安带着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命令赶来支队，传达三支队最新班子：杨国夫任司令员，徐斌洲任政委，原政委霍士廉调省委工作，李人凤任副司令员，并督促向寿光清水泊进军。
建大本营分兵渡河
王建安
张景月
沿着富有平原作战经验的徐向前指引的正确方向，三支队不再囿于保住胶济铁路南那片“保命”的狭小山区的思路，义无反顾将部队拉到广阔的寿光清水泊。当地的顽固派极力阻挠，三支队通过勇猛作战在此立足。
开赴清水泊
猛击张景月
1939年11月，杨国夫和他的三支队带着明确的目标，离开鲁中山区淄河流域的尚庄、池上一带，朝着寿光清水泊进发。
清河平原上的日伪顽主要兵力集中在县城和大的村镇，跨越胶济铁路，渡过小清河，必须充分考虑到。夜里，三支队兵分东西两路，东路主力避开县城重镇，选择从张店东侧跨过铁路，直插清水泊。在行至朱鹿时遭遇鬼子，激战半日，因敌人施放了毒气弹，我军被迫撤退，继续北上，不日进入清水泊地区的郑家埝、牛头镇、邢家茅坨、央上、东台头、西台头、寇家坞、李家坞等村。
清水泊由南边的巨淀湖和北边的清水泊组成，中间横着桃花岭，上游九条河都汇流于此，每年汛期一到，九河聚淀，水漫过桃花岭，流入清水泊。它方圆近百里，芦苇、杂草丛生，水鸟成群，地广人稀，敌人不便控制。南面和西面村庄稠密，群众条件好。譬如附近活动的“寿光独立营”就已发展成“寿光独立团”了，多次与日伪军作战，声震四方。就在三支队到来一个月前，他们粉碎了顽军张景月部2000余人对清水泊地区的进犯。
张景月是寿光留吕镇张家庄人，1938年春节前后，他以抗日为名，竖起“山东抗日救国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大旗，组成一支约8000余人的队伍，自封为司令。1938年10月，张景月所部被沈鸿烈收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张景月任旅长，并筹设了国民党寿光县政府。
清水泊来了八路军主力，张景月还能坐住吗？没几天，他就获悉了情报：三支队在郑家埝召开了誓师大会，开辟清水泊地区抗日根据地。
张景月既恨又怕，在沈鸿烈的鼓动下，准备进犯袭扰。杨国夫把主力秘密埋伏在郎家营西有利位置，用地方小分队引他入伏击圈。张景月果然中计，令部队紧追地方小分队。待敌人进入我军预伏地点以后，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将冲在前面的敌人全部消灭，后面的敌人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发起冲锋，从郎家营一直打到弥河岸。又经寿光县境王高、侯镇等地几次战斗，将张景月部揍得不轻。接着向西游击，夜间冒雪从牛头镇出发，奔袭纪家疃，歼灭了李青山一部，西面也打开了局面。不甘心失败的张景月，妄想乘虚而入，从背后袭击。三支队折回头，置前方的战斗于不顾，专打张景月，一直打到其老巢垒村。
从此，张景月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
兵分两路渡过小清河 意在打通冀鲁边区
清水泊真是块理想的根据地。此后，三支队主力迅速以清水泊为大本营，北渡开辟广饶、博兴、垦利等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与此同时，清河西路的两个连也插到了长山六区焦家桥、一溜十八套以及长山八区一带。这里往北就是小清河重要渡口陶唐口，西路部队将这块根据地恢复起来，策应东路，创造了随时北渡小清河的有利条件。这样就形成了可进可退、清东清西配合作战的良好态势。
1939年底，三支队在清东的清水泊地区，清西的邹平、长山、高苑一带站住了脚。不过活动范围仍局限于胶济铁路以北、小清河以南，这个东西长、南北短的狭窄地带，被大家戏称为“一枪打透的根据地”，易受敌军夹击。
1940年1月底，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奉命第三次来到三支队，在央上、郑家埝传达司令员徐向前的意见：清河特委和三支队必须正视小清河与胶济铁路之间东西一条线的局面，坚决向小清河以北至黄河两岸发展，打通与冀鲁边区联系。并指令清河区成立景晓村、杨国夫、徐斌洲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辖区部队和地方的行动，解决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传达完毕，王建安返回了鲁中山区。
为贯彻执行徐向前首长的命令，新成立的军政委员会向所属部队作了向小清河北广阔平原挺进的政治动员，讲清了此举的重要战略意义。
经过动员，部队战斗情绪高涨，请战书、挑战书雪片般飞来，个个摩拳擦掌，争打头阵。
1940年以前，小清河南的地方武装曾三次进军博兴均未奏效，杨国夫认为，从一处整体渡河是比较困难的，遂决定东西两路分别渡河，迫敌处于两面作战、防不胜防的境地。
又在大部队渡河之前，先组织了一支精干小分队过去，东路保留一部分兵力扼守清水泊，并随时准备向已经渡河的先遣小分队增援。
小分队过河后，挺进博兴地区，与早已过河进入高苑县地区的三大队配合行动，以造成声势、吸引敌人。然后，东西两路部队陆续渡河，向纵深穿插，东路部队向西北发展，西路部队向东发展，成犄角之势。
1940年2月22日，正值传统元宵佳节，当晚，清河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带小分队偷渡成功，进入博兴。过河后，发动群众，发布《告博兴父老书》，得到人民群众欢迎，并和国民党蒲台县王雪亭的保安第九团建立了统战关系。
几天后，马千里返回清水泊，将情况报告后，杨国夫即令东西两路部队迅速渡河。
东路部队，于2月下旬从牛头镇、央上、台头一带出发，突破国民党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在小清河两岸堵截，从三岔、高儿港附近胜利渡过小清河，插到广饶、博兴北部。
由李曼村、韩子衡指挥的西路部队，利用清西长山六区陶唐口作为桥头堡，也渡过小清河，进入邹平北部的十三乡和高苑西部，在双柳树、花沟、池崖一带活动。接着又向东发展，挺进到高苑县的二、三、四区，与孙明光、孙健萍等领导的三大队胜利会师。在邹平北部南寺庄与日寇激战取得胜利后，活动在高苑、青城东部和滨县五区、蒲台一区一带。
敌人组织多路进攻 我军还击次次打退
这一系列的行动引起敌人注意。他们察觉我军过河不是一般的袭扰游击，而是带有重要战略意图的行动。于是，组织当地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围剿”。并在博兴县东王文村展开血战。我军猛烈开火，一次次把敌人打退。经过一天的激战，日伪军丢下100多具尸体逃窜了。
开辟小清河第一仗取得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日军说，这些土八路，不知吃了什么药，个个不怕死，“厉害大大的”。
国民党地方部队对我军进入小清河极为反感，并组织多路猖狂进攻，但都被我军各个击破。此后连续打胜仗，在魏家埠首次实现了对日寇全歼。但是这次没有实现打通冀鲁边的目标。
这年5月，徐向前回了延安，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撤销，三支队整编、扩编，更名为山东纵队第三旅，调许世友来担任旅长，杨国夫为副旅长。
困于寿北死里逃生
清水泊地区1940年6月成立的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印币厂。
杨国夫带领所属地区的军民，根据中央指示，全力投入根据地建设，在“大本营”清水泊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印币厂和后方医院等，敌人又恨又怕，多次纠集兵力围剿。在第二次突围时，为了保护缴获的重机枪，杨国夫陷入了包围圈中。
军民关系日趋亲密 建厂设院挖抗日沟
1941年，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军民关系越来越亲密，清河区党委和第三旅确定了“边打仗边建设根据地”的工作重点。
于是，三旅依托清水泊筹建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
分派供给部生产科长张化中和司令部参谋丁四勋在清水泊巨淀湖里，创建一座小型兵工厂。他们手中仅有200元北海币的“筹建资金”，通过地方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聚集了自带工具的能工巧匠，很快将兵工厂建立起来。缺少原材料，就依靠人民群众，或找来用过不响的废手榴弹壳自制手榴弹；用旧子弹壳加上铜板改造的子弹头，自制步枪子弹。渐由三十几人扩大到二三百人，由修理枪械、自制枪弹到造地雷、迫击炮弹。这个兵工厂在山东八路军的兵工厂中制造能力数一数二。
分派供给部部长官宗礼主管组建被服厂，渐由几十人发展到100多人，分为了缝纫、染布、制皮革三个部。
分派卫生部部长王星阳组建后方医院。当年卫生部的同志都是自带医疗器械和药品参加三支队的，各团配备了卫生队，各营配备了卫生员，组建后方医院后，形成了更为完善的部队医疗组织，这项工作成为山东八路军一项首创。另外，清水泊还建有地下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印制发行北海币。
三旅在平原上坚持游击战争，经验越来越丰富，除了建厂设院，还发动军民深挖“抗日沟”，成为平原上继青纱帐和村庄为掩护打仗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
清河地区土质松散，地下水位高，不便挖地道，三旅发明了挖沟，村与村之间挖一条宽一至两米、深超过两米的大沟，村与村、区与区、县与县通联，就叫“抗日交通沟”；在敌人据点四周和他们经常出动地方挖的沟就叫“抗日封锁沟”。清河区军民无论三九严寒，还是酷热夏日，相继挖沟750公里，形成了纵横交错、能攻能守、便于隐蔽的沟网，从而让日寇机动受限，受阻挨打，吃尽苦头。
重机枪被缴敌人恐慌 改变战术“铁壁合围”
为适应斗争形势，这时党中央又把山东纵队和115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并为一个军政委员会，山东军政大权统一到115师政委罗荣桓身上。1942年2月，根据指示，山东纵队全部转化为地方军。于是，第三旅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兼政委，许世友已经调任胶东军区任司令员。
在第三旅改编之前的1941年秋，九团在寿光北河地区，曾利用抗日沟和青纱帐，粉碎了来自羊角沟、侯镇、道口据点300名日伪军的“扫荡”，生俘3名军曹，缴获了九二重机枪一挺。这挺重机枪是当时最为精良的，鬼子很迷信武器，丢失后极为震惊恐慌，日军驻济南的军团长将丢枪的侯镇据点头目木村撤职法办。此后敌人多次不惜代价，试图夺回。只要一听到这挺机枪的射击声，就立即大兵出动。在半年后日伪军更大规模的对清水泊的“扫荡”中，为保护这挺机枪，杨国夫经历了山东抗战最危险的一幕，他的一名警卫员都牺牲了。
原来，日寇首次以“分合进击”方式“扫荡”清水泊没有成功，在丢枪蒙受损失后，极不甘心，于1942年5月纠集济南、潍县、惠民三地5000名日伪军，改分合进击为铁壁合围战术，第二次进犯清水泊。所谓“铁壁合围”，是以优势兵力往纵深层层拉网，并以机动兵力随时打击突围部队。
合围的日伪军分5路扑向清水泊。每一路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横向拉开队形搜索前进，第二梯队集中兵力与我军决战，第三梯队机动驰援。
保重机枪经历危险
警卫员当诱饵牺牲
6月8日拂晓，杨国夫与组织科长从牛头镇西边出来，发现有无数群众及地方抗日武装被围在巨淀湖的大洼里，立即号令部队向北转移。当杨国夫带着机炮连要穿过织女河崖时，被设在西边小官庄的指挥所发现，遭到围过来的敌人猛烈伏击，杨国夫等没有冲出去，掉头向南。
这时日寇看到了那挺重机枪，嚎叫着像疯狗一样扑来。杨国夫立即命令：“全力保护重机枪，向南撤！”
机枪连连长张少华是个神枪手，抓过一名战士手里的轻机枪，边打边撤，掩护抬重机枪的战士。抬枪战士摔倒了再爬起来，顾不上浑身的泥土，时而向南，忽而向东，利用清水泊的复杂地形和芦苇荡，周旋到下午二三时，跑了几十里，但还没有突围出去。
杨国夫到前面查看敌情，看到密密麻麻很多端着刺刀的日伪军，隐约听到“八路大官的有，抓活的”。
杨国夫突然计上心来，利用敌人“抓活的”的心理，决定用小分队突然行动造出声势，掩护重机枪趁机转移。杨国夫让警卫员王京建把文件能烧的烧，能埋的埋。大伙都担心杨国夫的安全。杨国夫安慰大家说：“清水泊这么大，想逮住我，没有那么容易。”
杨国夫把东南方向作为小分队造声势的地方，哪想到，刚把这个说完，警卫员王来西忽然纵身跳上了杨国夫的枣红马，说了声：“这任务算我的！”便挥舞着一把缴获来的日本指挥刀，高喊着：“首长，同志们，再见了……”一阵风朝东南方向飞驰而去。他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让敌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八路军的大官突出去了，集中兵力猛追，各种武器疯狂射击。
这边，张少华把重机枪架在“抗日沟”沟头，朝着敌人背后扫射，杨国夫带着大伙向南、北台头突围。指战员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边冲边喊：“是中国人闪开！”以锐不可当之势，杀开了一条血路，安全转移到邢家茅坨村。但引开敌人的警卫员却倒在了寿光的土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当时乡亲们目击到杨司令员的枣红马带伤嘶跑，也认为他出事了。当晚敌人撤退后，一些老人打着灯笼，流着眼泪，喊着杨司令员的名字，在清水泊的大洼里一遍遍寻找。
战争年代，杨国夫与寿光人民结下了深厚情义。
面对围剿全力抵抗
杨国夫在祝捷大会上讲话。
杨国夫（前中）与战友。
1942年，日寇纠集兵力进行各种方式的大“扫荡”，我方凭借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和密密麻麻的红荆，化整为零，大打平原游击战，并保护清河与胶东两地的交通走廊。1943年，挫败了敌人的“拉网合围”。
东西两线作战 粉碎敌人“蚕食”
日寇对清水泊等地“扫荡”以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轮番“清乡”“扫荡”，并在小清河南岸修起了100公里的公路，沿路碉堡林立。
1942年6月，敌人扫荡清水泊后仅两个月，就从惠民、滨县、蒲台等县集中日伪军7000余人，在敌酋高川、伪武定道尹刘景尧、汉奸刘佩忱的指挥下，发动了对小清河北根据地的大“扫荡”。他们用“打回老家去，那里富庶，可以扩军发财，那里有好女人、好衣穿、好饭吃”等鬼话诱惑伪军官兵，敌军于8月12日分东西两路进犯。
西路之敌从富国据点扑向义和庄；东路之敌从盐窝据点扑向罗家镇。敌人所到之处，抢掠、奸淫、毒打、烧杀，无恶不作。百姓背井离乡，十室九空。“扫荡”过后义和庄、太平镇等地安设了据点，妄图隔断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
清河军区在敌形成合围前先发制人，各个击破。杨国夫指挥部队，大打平原游击战，先打伪军，后打日军，时而打西路，时而打东路。
两线作战中，战士们不怕疲劳，依靠打伏击、打游击，打胜了徐家坝战役、韩家庄战役，以及奇袭罗家镇、五庄等，以几百人的队伍歼敌数千。
凭借地形与敌周旋 重点保护交通走廊
1942年10月15日，日寇调集7000兵力，在第六混成旅团长幡井指挥下，对清水泊地区进行第三次大“扫荡”。
敌人先将兵力调集到广饶、稻庄、寿光、丰城、侯镇、道口、羊角沟等据点，于14日夜，从各据点分别出动，以清水泊为中心目标，实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
这时在清水泊地区的只有清东独立团和军区直属团的一个营。直属团团长郑大林率该营在清水泊以南台头一带。发现敌情后，采取“敌进我进”战术，乘敌合围圈尚未形成，狠打敌人一路，插进敌占区，然后转回小清河北，基本未受损失。
清东独立团团部及其主力，在清水泊以东的孙家庄一带发现敌情以后，立即向西南方向转移。当进至寇家坞附近时，陷入敌人重围。指战员利用芦苇，凭借沟坎，与敌短兵相接，英勇拼杀。曾经在王文战斗中大显神威的第一连全体官兵，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拼刺刀，和敌人拼死在血泊之中，全连壮烈牺牲。
团部通信排排长常方田是神射手，用一支从日寇手中缴来的“三八”式步枪，连续打倒十几个敌人。负伤以后还在凭借沟坎继续射击，掩护同志们突围，直到中弹牺牲。
这次反“扫荡”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并击伤了敌酋幡井，但清东独立团也遭受到重大损失。团长董有炳、副团长陈乙斋各带少数战士突出重围；政委岳拙元和政治处主任王林都负了伤。而大“扫荡”后，敌人并没有撤走，在清水泊周围增设20多个据点，沿小清河设立严密封锁线，侯镇到羊角沟的公路挖了封锁沟，欲彻底摧毁我军清水泊大本营。
杨国夫针对清水泊的情况，决定把清东独立团并入昌潍独立团。任命从“抗大”学习归来的赵寄舟为团长，岳拙元为政委。清水泊地区归昌潍独立团领导，尽力把清水泊根据地恢复起来。
此后，鉴于清东主力昌潍独立团暂时无法在清水泊地区公开活动，遂令团长赵寄舟率部转移到昌（邑）潍（县）北部地区，执行更重要的战斗任务——确保清河与胶东两地的交通走廊。
这条走廊被称“渤海走廊”，主体为昌潍根据地，中心昌北，形成胶东与清河、鲁中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通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想，而将构想实现的，就是清河军区。
昌潍独立团来到后，在昌潍县大队（大队长李力超，政委何凤池）的紧密配合下，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袭击，斗争相当残酷，但他们始终维护着清河与胶东两地区这条秘密通道的畅通，直到抗战胜利。
多方作战牵制敌人 挫败拉网合围
进入1943年，敌人先后采取的“分合进击”“铁壁合围”“突然袭击”方式都没有消灭清河我军，他们总结经验，新推出了“拉网合围”。即面对广大的地区，采用强而大的兵力，构成多个合围圈，逐渐收网搜索，白天摇旗呐喊，晚上在合围圈四周点火，遇我军突围，即射击阻拦，最后压迫于狭小区域围歼。
杨国夫等研究了敌情，决定不待敌人收拢“网口”，即跳出去。1943年1月10日夜，敌人首先集中7000兵力，分数路对军区机关与主力所在地区“拉网合围”，当还剩十余里的圈子时，敌人分成若干纵队，慢慢收缩，满以为网中有鱼，殊不知，头天夜里，军区早就转移到了敌后。
有时候前哨遇到敌人拉网，立即投入顽强阻击，决不退缩，掩护后面部队快撤。有时候在敌人分若干纵队时，我军化整为零，利用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和密密麻麻的红荆撤走。
战争是个大学校。在与日寇的反复斗争中，清河军区指战员百炼成钢。什么情况打什么仗，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为走错一步就会带来灭顶之灾。他们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抓住战机，在敌人的网眼里游来游去，神出鬼没打击敌人。
敌人在清西拉网“扫荡”，杨国夫传令清中、清东独立团、县大队、区中队开展破袭战。赵寄舟、岳拙元带领昌潍独立团，夜袭广饶城，一度攻进西关，敌人惊恐万状，盲目射击3个多小时；清中独立团在小清河边连续摧毁十余座碉堡岗楼；广（饶）北大队连夜砍断了公路边10公里的电线杆；沾化县县大队、利津独立营、滨县独立营联合进攻沾化县东北韩家庄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分解了主力部队的压力。全区指战员团结一致，挫败了敌人“拉网”图谋。
调整战术灵活反攻
解放后毛主席接见杨国夫（左）。
《战斗在清河平原》
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杨国夫带领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实现了徐向前司令员的战略设想：打通冀鲁边，让两块地盘合并，发展为强大的渤海军区。他征战无数，杀敌勇猛，深受官兵爱戴。
不惧毁灭性手段
化整为零战果丰
抗日战争即将进入1944年时，日军为了抽兵南下加入华中和中原作战，急于解除山东八路军对津浦铁路线、胶济铁路线的威胁，日本中国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策划了对清河军区规模最大的、以“拉网合围”为手段的“扫荡”。
日军共纠集26000人，汽车900余辆，另加一个骑兵旅团，并有飞机、舰艇配合，由驻济第12军团长喜多指挥，于11月18日对处在广北一带的清河军区机关和直属队进行合围。
各路之敌分乘汽车前进，灯光闪耀，人喊马叫，来势汹汹，给根据地群众不小的惊动。当距我军仅有10余公里，日军即以骑兵为前驱，在飞机配合下，逐步向内压缩，合围圈越来越小。
杨国夫根本不惧怕，他知道日寇虽然刁毒，但战术呆板，且大兵团行动，合击目标一旦确定，一时不好改变。这就便于我军寻找空隙突围。于是当机立断，留一个营阻击敌人，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利用抗日沟隐蔽行动，按指定路线向东北方向辛镇、沙营、六户一带转移。当天军区机关和主力连续跳出两次包围圈。
当在辛镇遭遇日寇骑兵第四旅团后，军区特务营、直属团三营利用抗日沟掩护与之激战，连续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黄昏时，狂风骤起，沙土飞扬，日寇不敢妄动，我军趁机从辛镇西北转移。
此后，部队化整为零，连同地方武装与民兵，进入机动灵活模式打击敌人；内线部队运用“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敌人昼夜不安；战斗在游击区、敌占区的武工队，出没无常，杀日寇、惩叛徒、捉汉奸……从11月18日至12月10日21天的时间，军区官兵作战230次，击毙日伪军600余人，击落敌机3架，炸毁汽车30多辆、火车一列。敌人不得不狼狈收场。这一战果，延安《解放日报》作了报道，称“此次‘扫荡’与反‘扫荡’，在山东敌我斗争历史上比任何一次更为激烈，更为复杂……敌人作战意图，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带毁灭性……军民斗争的奋不顾身和战术的灵活机动，在这次斗争中均有优良的表现”。
这以后，日寇再也无力对清河区发动“扫荡”了。
抓住时机穷追猛打 两个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遭到美国及其盟国军队联合反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御。中国正面战场上，日寇急于打通北平到广州和南宁交通线，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已深入到贵州境内。
但在解放区战场上，日寇深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被迫“收缩兵力”，日军从1944年起在山东留下仅25000兵力，主要部署在交通干线、战略要点及工矿资源区等47处重点。伪军虽然增加到20多万，但战斗力弱。
杨国夫他们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了一连串反攻战役。1944年1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命令清河军区和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合并后的渤海军区司令员是杨国夫，党委书记是景晓村。域内下辖6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计55县（市），面积54000平方公里，区域涉今山东省的潍坊市、淄博市、滨州市、东营市、德州市、济南市、河北省的沧州市，以及天津市津南地区，为全国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
渤海军区的成立，标志着渤海平原抗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感化俘虏转变立场 胸怀宽广深受爱戴
杨国夫抗战期间打的仗，论数量在山东五大军区（其余为鲁中、鲁南、滨海、胶东）中独占鳌头。他亲历的百人以上战役过百，百人以下战役过千。
众所周知，将俘虏改造成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日本俘虏。但杨国夫做到了。在一开始日本士兵用绝食来求一死的时候，杨国夫用最耐心的言语和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念头。
当时部队缺衣少粮，可杨国夫给日本士兵们准备了大米与香烟，还有肉食，甚至杨国夫亲自为他们宰杀家禽，将优待战俘做到了极致。此举难免受到同志们误解质疑，他不去解释，一切用行动说话。一到了战场上，他奋勇冲杀，不遗余力；日寇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纷纷欲杀之而后快。
1944年1月7日中午，一架日军飞机突然在潍县北部海边草洼里降落。昌潍县大队和民兵立即向敌机围攻，从敌机上缴获重机枪两挺、电台两部，生俘飞行员一名。除用杂草和荆条掩盖隐蔽敌机以外，他们将飞行员护送到军分区，由军分区转送新成立的渤海军区领导机关。
杨国夫审讯查明：该飞行员叫山田井马，军阶中尉，属日空军第一师团一○八联队。已获准回东京探亲，行前去青岛看望朋友。起飞后方向舵失灵，勉强飞到潍（县）北海滨降落。山田井马是冈村宁次的侄子。日寇对他的失踪十分焦急，从益都出动日伪军800多人，在四架飞机掩护下，到潍县北部搜索，又散发传单，愿以大批武器交换。
这时，在杨国夫教育感化及被俘日人现身说法作用下，山田井马加入了清河日人反战同盟。当看到日军交换条件，军区研究，可以放他回去，但是须换回被俘的我军人员。敌人将我被俘人员分做两批释放，第一批10人，第二批30多人。现实面前，大家终于认识和认可了杨司令员优待俘虏的种种举动，对杨国夫更加爱戴。
很多日本俘虏最后在他的感化下，加入了反法西斯的阵营。
1957年，杨国夫回到山东工作，担任济南军区的副司令员，从此又与清河、渤海人民在一起了。1970年，兼任黄海、渤海区渔业生产指挥部指挥。1973年，兼任山东海上安全指挥部指挥，1975年8月，担任济南军区顾问，1982年2月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7岁。
他去世的前两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邀请他写回忆录，他撰写了《战斗在清河平原》，其最后一句话是：“清河、渤海平原，我的第二故乡！”
本期图片由张漱耳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战斗在清河平原》《徐向前评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