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先驱王乐平
王乐平为著名民主革命家，诸城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为救亡图存，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从1912年始，陆续当选为山东省首届议员、国会参议员、山东省议员及秘书长。五四运动爆发，他率领济南请愿团赴京，捍卫山东主权。他创办齐鲁书社，借此宣传新文化，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1922年，他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便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北伐战争爆发后，王乐平任军事特派员。王乐平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最终被刺杀，一代民主斗士含恨九泉。
家国危亡之际奋起革命
王乐平
王乐平，诸城西楼子村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考入山东高等学堂读书。他深忧民族灾难深重，痛恨清政府丧权辱国，因此一心革命，立志报国挽救危亡。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9月当选为山东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并兼任省议会秘书长。
书香世家管教严格
每日早起读书劳动
王乐平，名者塾，字乐平，以字行。1884年12月8日生于诸城王家楼子村(现日照市五莲县西楼子村)。王氏家族耕读继世，家学渊源。曾祖父、祖父均留有不少诗文，皆因经济拮据而无力付梓。
王乐平父亲王纪龙是晚清举人，一生没有做官，献身教育事业，成绩卓著，终其一生，当过塾师，办过小学，任过相州三等学堂学监、诸城县学务委员会主任、县立中学首任校长等职。由于他的艰苦创业，给桑梓青年提供了深造机会，因而在诸城享有一定声誉。他虽系前清遗老，但思想进步，拥护共和，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曾两次被当地劣绅指控为革命党而横遭监禁。事后于1926年秋寓居上海。
王纪龙晚婚，29岁始得王乐平，故倍加爱惜，管教甚严。王纪龙妻范氏，精于治家，善睦邻里，常教王乐平裁衣做饭，培养其自治能力。
王纪龙亲自教王乐平读书。爷俩经常睡在学屋里，所谓学屋，只不过是矮矮的茅茨两间，冬不暖，夏不凉。父子二人每天除教与学之外，都要干些农活。王纪龙深知务农艰难，起了个堂号叫“知稼轩”，意思是让子孙知道农民之辛苦，稼穑之不易。王乐平在父亲的教育下，每天清早起身，必先学习，后干活，再吃早饭，此习惯一直保持，干活又能吃苦，很得乡亲们的称赞。
王乐平聪慧过人，父亲教的四书五经，都能很快领悟背诵。父亲教学要求严格，耳提面命，所教的书必须讲背精熟。冬季白天短，父亲上了年纪，醒得早，天不亮就把王乐平唤醒，让他在被窝里背书。如此常年不辍，所以王乐平学业进步很快，18岁中了秀才。
耕读勤俭、公正善良、艰苦奋进的家教培育了王乐平感情深沉、坚持正义、勇往直前的性格。入仕后虽公务繁忙，但不忘恪尽人子之道，使双亲得以康宁，终其天年。
王乐平于1904年结婚。夫人范氏，虽是缠足、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但温良恭俭，孝顺老人，与王乐平相敬如宾，生有一女三子。王乐平当选省议员及国会议员后，即将夫人接至住所共同生活。这与当时一朝腾达便另觅新欢的军阀政客之行径，恰成鲜明对照。乡里亲朋都说王乐平洁身自好，一不图财，二不置地，三不忘结发糟糠的品德，实是难能可贵。家庭的勤俭传统使王乐平对子侄辈管教甚严，从不许子侄追逐纨绔，荒疏学业，随意花钱。但对革命事业及革命同志的需求，却是热情资助，尽心竭力。
痛恨清政府丧权辱国 组织革命活动
王乐平少年时胸怀大志，时值列强任意宰割我大好河山，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日益激烈。王乐平心忧民族灾难深重，痛恨清政府的昏聩无能，丧权辱国，因此一心革命，立志挽救国家危亡。1906年，他去济南考入山东高等学堂，翌年由同学臧耀西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生涯。
1907年至1908年，为保护山东人民的权益，王乐平奋起联络同盟会会员于洪起、陈干等人，发动学生组织保矿运动，领导群众反对清政府以山东矿产为抵押向德帝国主义借款。德帝国主义被迫作出让步，山东矿权得以维护，而王乐平却被校方以“革命嫌疑”为由开除学籍。嗣后奉父命返回故乡，在本县相州及昌邑县的小学任教。1909年夏，王乐平才重返济南，考入山东省城官立法政学堂继续求学，并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全国行省群起响应，相继宣布独立。王乐平在济南与革命党人号召各校学生及商民数千人集会游行，并组织山东各界联合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当时王乐平为学生代表，虑及政变伊始，宜防帝制余孽反扑，而党人缺乏军备，难应大变，于是倡议编练学生军，士绅王讷等赞成其议，学生群起应征，商人踊跃助饷，不旬日而成军。11月24日，不出王乐平所料，孙宝琦突然宣布取消独立，解散学生军，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王乐平等人转移到青岛，以王乐平为领导中心聚集同志，发动各县青年参加革命，秘密分赴各县工作，同时组建革命军并任司令，曾指挥胶东之役与清军作战，旋经高密与臧汉臣等宣布文告。
受孙中山派遣赴烟
任议员目睹乱局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王乐平受山东革命党人委托，由青岛转上海到南京谒见孙中山，陈述山东党人及山东意见，受孙中山派遣赴烟台军政府任秘书长。
不久，山东省南北议和，烟台军政府撤销，山东临时议会成立，他被选为省议员。山东革命党人机关报《齐鲁公报》改为《齐鲁日报》时，王乐平担任主编。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齐鲁日报》被迫停刊。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分派干部到国内密谋武装倒袁。赴山东联络人中途被捕，山东都督靳云鹏按搜出的密件名单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王乐平遭通缉，走避甘肃。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愤怒声讨中倒台毙命。国会、省议会相继恢复，省议员复职，此时王乐平身为议员，目睹各系军阀只知互相勾结谋取私利，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混乱局面，忧心如焚，认定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青年学生。
同年10月，在诸城旅济学生会成立时，他曾祝词：“政府以还，道丧俗窳（yǔ）。昂昂政客，不轨以驱。决落振策，惟利之图。峨峨青年，摩厉以须。异日宣劳，实为国柱。兹会学生，举籍吾诸。朝夕攻错，无间寒暑。敬慎旃（zhān）哉，始终勿渝。祝此数语，为公等勖（xù）。”表达了王乐平对官僚政客黑暗统治的憎恨与鄙视，更寄托了他对青年学生的无限关怀和深情。
1918年9月，王乐平当选为山东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并兼任省议会秘书长。
组织运动维护山东主权
《每周评论》刊发《山东问题》。
1919年5月5日，上海《新申报》为五四运动爆发印发的号外。
一战结束后，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把持下，“巴黎和会”对中国作出了极不公正的裁决，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山东人民的爱国运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王乐平积极奔走，组织山东民众奋起反抗，站在了拒签《巴黎合约》斗争的前列。
带头发动民众运动
拒签和约守卫山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实行吞并山东的阴谋活动，山东人民奋起抗争，流血惨案时有发生。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一战期间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益等要求，均遭到和会最高会议的拒绝。日本更是对中国代表的发言横加干涉，视中国为其附庸。卖国求荣的北洋政府在日本的要挟下，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卖国外交的消息传来，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特别是有切肤之痛的山东人民更是义愤填膺。
当山东人民奋起抗争之际，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与省议会副议长王鸿一等人的爱国主张最为强烈，积极组织支持民众爱国运动。
从1月开始，山东省议会致电北洋政府与有关各界，反对中日双方单独解决青岛问题，主张交巴黎和会公议，表达了山东人民奋力抗争的决心，此后，山东民众反帝反军阀、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日益激烈。2月10日，山东省议会致电中国驻法公使和巴黎和会中国专使，称“青岛问题，务请坚持，万勿退让，鲁民全体誓以死力对待”。表示了对日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斗争坚持到底绝不让步的决心。随后，山东省教育会、总商会、外交商榷会等也相继发出函电，要求北洋政府严行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速电专使“循权发言，勿畏强御”。山东国会议员亦联名致电巴黎专使，对他们力争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举动表示支持，并鼓励山东各界民众进一步掀起爱国运动。
1919年4月20日，山东省各界10余万民众举行了国民请愿大会。要求省长转电北洋政府，坚持青岛及山东路矿由和会公判直接交还中国，并惩办祸首，废除中日非法密约。21日，山东各界分别致电上海南北和谈代表、北洋政府及山东督军，要求“斥宵小之奸谋，助专使抗争之力”“俯顺舆情”，力争国权的实现。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被侵略被凌辱的山东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汹涌怒潮，王乐平首当其冲地卷入了这一洪流。有资料记载：“山东省议会在日益奋起的山东各界民众中是积极救国的，因而起了带头组织作用，尤其是秘书长王乐平和副议长王鸿一等国民党人，发动组织民众爱国最为热心，最有影响。”
赴上海发动同乡会 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在广大群众反帝爱国的浪潮中，王乐平满怀爱国激情，四处奔走呼号，往来于济南、上海、北京之间，争取国际同情与国内支持。
在济南十万国民请愿大会开过之后，4月下旬，王乐平以山东省议会代表的身份与尤开统等人离开山东，去上海联络鼓动，先在山东会馆与旅沪鲁籍爱国商人商讨救国措施，宣传保卫山东主权的重要意义，发动组织山东旅沪同乡会。据《民国日报》登载：“山东议会代表王者塾、尤开统来沪，屡要求山东旅沪商人开会力争，曾在山东会馆开谈话会两次……山东旅沪商人无不赞成，遂决定致电政府力争。”电文驳斥了日本强占山东的谬论，申诉了收回青岛争取主权独立的迫切要求。
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来，王乐平立即带动、指挥山东同乡会积极参加上海五四民众运动。5月7日，山东同乡会作为发起团体之一，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并积极落实了国民大会的决议，推动上海民众运动的发展，这对促进五四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有重大影响。
5月8日，王乐平在百忙中以旅沪山东省议会代表的名义，面见了鲁籍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请其设法力争青岛主权。后又与尤开统及鲁籍国会议员张瑞萱等，联名致电鲁籍湖北督军王占元和北洋军阀吴佩孚，请他们迅速致电政府，惩办卖国贼。5月10日得到了王占元的回复，表示对青岛问题要“力图挽救，断不让步”。6月18日，吴佩孚亦通电拒绝签字。
在敦促上层人物的同时，王乐平继续深入发动组织旅沪山东民众，特别是商人和学生，动员劝说鲁籍商人为反对帝国主义对山东的瓜分和维护山东主权，要采取一致行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5月11日，在山东会馆召开了力争山东主权爱国大会。“天虽阴雨，到者几达千人，场内无余地，后至者多立于窗板迥廊之上”“由王乐平君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继由丁佛言君演说……”“均慷慨淋漓，闻者动容”，遂决定实行抵制日货，与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会议决定将不进日货等条款，通函各省，请求同意一致执行。会议还决定“由学商等界各选代表五人共同组织山东协会，以谋切实进行……随时筹商救亡办法”，使协会成为旅沪山东民众开展爱国运动的领导机关。大会具体落实了上海国民大会的决议。会后发出致北洋政府、旅京鲁人、济南各界关于恳请政府速惩国贼等三个函电。大会的召开，鼓舞了山东旅沪人士的斗志，轰动全上海。不久，上海展开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
王乐平积极参与组织了这场斗争。6月5日他以山东省议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由国民党人召集的著名卡尔登茶话会。此会的召开，更加坚定了上海民众，特别是商界进行“三罢”斗争的决心。
组织济南各界联合会 发动“三罢”斗争
王乐平回到济南后，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力主各界商人联合罢市，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山东主权的罪行。6月9日晚，济南商、学界重要成员在师范学校召开联合会议，决定与上海一致行动，发动“三罢”，成立各界联合会。在省议会中，由副议长王鸿一和秘书长王乐平等国民党人组成的一派，更积极地支持济南的“三罢”斗争，特别是王乐平罢市的主张更为激烈，在山东各界联合会中很有影响力。6月10日实行罢市。凌晨4时30分，各校男女学生分两路出动，一路巡行演讲，劝说帮助商人罢市；一路到督军署、镇守署、省署门前，请求代电政府陈述山东学界的三项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促进南北议和）。同日济南商界罢市后，也发表宣言，提出内容与学界基本一致的要求，宣称商界暂作学生的后盾。
在罢市期间，山东各界联合会始终是实际的领导机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被罢免后，即召开全体商学联合大会决定开市。6月15日，万余民众参加游行，虽遇大雨，照常进行。山东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报界联合会、学生外交后援会联名致电北洋政府，说明济南虽已开市，但“曹、章、陆诸奸必当严行惩办，拒绝签字必须始终坚持”。否则，“激烈行为更有甚于罢市者”。还致电巴黎中国专使，明言“全国人民已下定决心，誓死拒约”“诸公愿入国门尚其坚持斯义”，否则休想活着回国。“通过各界联合会的活动，王乐平对济南罢市的实现与坚持到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请愿成功政府未敢签约
山东请愿团在北京新华门请愿时的情形。
王乐平率山东请愿代表团赴北京总统府请愿之行，声势浩大，面见总统徐世昌时，王乐平的发言慷慨激昂，引起了京津学生和广大群众的同情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声援。北洋政府迫于全国革命浪潮的压力，未敢在合约上签字。请愿团胜利而归。
带请愿团赴京请愿
声泪俱下重述要求
1919年6月28日为和约签字的既定日期，针对总统徐世昌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主张，山东人民心急如焚，决定开展请愿拒约运动，与北洋政府作殊死斗争。
6月15日后，济南各界民众连续在省议会开会商讨议定救国大计。17日决定选出代表赴京请愿。18日选出各团体代表86人组成请愿团，王乐平为总负责人。
6月19日清晨，请愿团乘车晋京请愿。这天，济南各中学、专科学校学生及市民等齐聚车站前往送行，许多同学讲话送别时，愤慨激昂，甚至痛哭流涕。代表们手执标语旗帜，向送行者沉痛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其气氛如易水悲歌，严肃悲壮。肩负着山东人民的重托，代表们与送行的群众挥泪作别，沿途经过德州、沧州、东光、天津、杨柳青等地都有学生欢迎。代表们分组下车进行宣传，有散传单的，有演讲的，翌日晨到达北京，受到鲁、京学生及山东同乡的热烈欢迎，王乐平立即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了去总统府请愿的要求：拒绝和约；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惩办卖国贼。并通电各省请求援助，电达山东同乡军人王占元、吴佩孚、卢永祥等，恳其热心救国。
20日上午，代表们整队出发前往总统府请愿。沿途观众如堵，代表们高举标语旗帜，边游行边演讲，高呼请愿的三大要求，中午到达新华门前，要求面见徐世昌，门前警卫持枪阻拦，戒备森严。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不远千里来京呼吁救国，竟被拒之门外，十分气愤。当时天气炎热，有的代表中暑晕倒，引起全体代表的更大愤慨。80余人在新华门前放声痛哭。北京各界人士及过路中外民众，见此情景，深表同情。有痛骂卖国贼的，有送食品的。代表们先遭烈日曝晒，后遭大雨浇淋，加之全部绝食，情况异常紧张，直至夜晚10时，徐世昌被迫答应次日派代总理龚心湛代为接见，代表们始返回住地。
21日王乐平率请愿团代表面见龚心湛。据报载王乐平当时对于请愿诸要求“反复陈述，声泪俱下”，并表示对签约“誓死不予承认”，这种坚决的态度，迫使龚心湛不得不答应批复请愿书。
面见总统徐世昌慷慨陈词 联络各界请求声援
1919年6月23日王乐平等六名代表前往面见徐世昌，遵交请愿书后，他作了长时间的发言，申明进京请愿的原因，历数中日密约的危害，强烈要求徐世昌采纳民意，维护主权，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曹、章、陆等。
6月27日《申报》登载其发言：“……今日代表等代表山东全体人民，陈述请愿意旨。自从巴黎和约将山东三条规定之后，山东人民奔走呼号，群众将成为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之人民，不得不向大总统为最后哀恳之陈情。第一，巴黎和约关于山东三条必须保留，如不能保留，即完全拒绝签字。业经大总统俯顺舆情，电令专使遵办，代表等极为感激。惟以前政府屡次通电，均系主张签字，此次变更前次政策，绝非空言所能取信国人。即代表等亦难以取信于山东省父老。应请政府通电全国，明白宣示，以平民气。第二，高徐、顺济铁路，北连京汉，南通津浦。若入日人之手，不独山东完全丧失，大江以北均在日人势力范围之内，此次草约，无论如何必须废除。政府所难者，不过两千万垫款耳。以前垫款，政府如何用途，东民不敢过问。东人情愿倾家荡产，鬻妻卖子，凑还此款。但求政府代为取消前订草约，则东人感戴靡既(代表言至此，泪下声梗)。第三，曹、陆、章等人与山东人民并无恶感，不过私订密约，丧权卖国，通国皆知。即就高徐、顺济路草约及胶济路换文言之，外交关系何等重要？何以交通部不得外交部同意，未经国会通过，遽然单独订约，擅权卖国？即此一端，已足证明政府何苦袒避二三佥壬，惹起全国公愤。大总统整肃官箴之素志，何竟如此。应请明令交法庭按律惩办，以平民愤，而肃官方。以上三条，请大总统容纳民意，明白指示。代表等携回山东，全体人民宣布大总统德意，使知大总统尚不忍舍弃山东人民，我山东或尚有不亡之希望，或可暂安人心。否则不惟代表等无面目见东省父老，东人全体亦不能让代表等生还山东也。”
他的发言，“理正词严，慷慨激昂，不仅全体代表听后痛哭失声，连“执戟的卫士也不断以巾拭泪”。但处此爱国求存，痛陈利害的悲愤场面，徐世昌却骄倨昧良，无动于衷，以外交困难为藉口，转弯抹角地说了一些所谓理由进行敷衍应付。并说请愿书须由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批复。当晚王乐平与代表们议定，一方面推出代表要求龚心湛明确批复，一方面分头去各界联络，请求声援。
要求重新批复绝不动摇 全国支援胜利而归
直到6月25日，请愿团才接到龚的批复，内容竟和徐世昌的口头答复大同小异。王乐平召集代表们研究了这个批复，全体代表赶到国务院，面见龚心湛，郑重声明，若奉此批不能归见山东父老，并将原批退回要求重批。龚在代表们“语皆悲愤，坚决不可动摇的气氛下，只好答应重批”。代表团决定派李子善立即返回济南组织第二批请愿团，火速来京增援，并再次通电全国各省呼吁声援。
这时拒绝签字、惩办国贼已成为全国一致的要求，京津地区请愿团、山东第二批请愿团皆迅速晋京。全国各省纷纷致电山东请愿团表示支持。在全国范围内以罢市、罢课、罢工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浪潮业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
27日代表团终于接到北洋政府第二次批复，“关于山东问题，所有各代表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经电达专使遵照在案……所称高徐、顺济路约一节，查该路约原系草约，自必多方磋议，为图收回，绝不续订正约……”北洋政府迫于全国群众运动压力，不得不接受民意，未敢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29日，代表团确知巴黎专使已拒绝签字的消息后，决定留10余人驻京，其余代表返鲁。7月1日晨离京时发出《山东请愿团敬告全国同胞书》，将赴京请愿经过宣告全国疾呼“国势危矣，祸至无日”，号召“全国父老昆季诸姑姐妹同心同德，共图挽救”。山东请愿团不负重托，终于取胜而归。
办书社打造新文化阵地
齐鲁书社旧址院内。
齐鲁书社畅销书刊。
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王乐平积极从事传播争取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他创办的齐鲁书社以营业为掩护，成为进步青年研究探讨真理的地方，也是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之一。
创办齐鲁书社通联全中国
代售进步书刊宣传新文化
1919年夏，王乐平深知要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必须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培养人们敢于向封建主义作斗争的献身精神。为此，他不顾“异端邪说”“洪水猛兽”等反对声浪，在山东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他一方面发起创办《民治日报》，辟有新文化专栏，登载有关文章与报道；另一方面在济南天地坛街的家中，发起创办“齐鲁通讯社”，并附设售书部。大力推销新版书刊与进步书刊。1920年9月20日，齐鲁通讯社规模扩大，迁址到大布政司街，改名“齐鲁书社”，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阵地。齐鲁书社于10月1日正式成立，王乐平任社长。“该社的精神就是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推销的书刊在种类和数量上，比通讯社时期大有发展。
王乐平与上海、北京、广东等地进步团体和出版界都有联系，全国各地出版单位会主动把新书刊寄来代销。当时推销的新书有《俄国革命史》《辨证法》《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最盛行的是鲁迅、李大钊、瞿秋白等著译的书。对创造社、新青年出版社、新潮社、北京书店的出版物销售极广：进步杂志有《新青年》《新潮》《创造》《奔流》《觉悟》《莽原》《醒狮》等。此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占比不少，还有关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方面的书籍。书社销售的书籍不注重教科书，而以参考书为主；销售的教育用品不注重学校团体的用品，而以学生个人用品为主。这些新书刊的推销和传播，使青年学生最早接触到新的革命思想与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当时的山东，齐鲁书社无论规模或群众影响都是最大的，1919年12月18《晨报》曾报道过书社当时所处形势与概况：“自五四运动后，就是沉默的山东，也是如梦初醒……山东人民受尽不见不闻的苦痛。但今夏间，王者塾君曾约些同志在济南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一方面作通讯事业传达到外边去，一方面代派各处新出版物，为介绍新思想改良社会的先声。”《晨报》在12月23日报道：“王乐平办的齐鲁通讯社，在济南销新思想的出版物很有些力量。”“济南有一件很可乐观的事，就是出现了新旧之争。”
齐鲁书社的创办，受到陈独秀的认可，得到《新青年》杂志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新青年》连续为其刊登启事，介绍书社宗旨和业务范围：“本社开办以来，复提出了宣传文化的宗旨；凡各处有价值的出版物——新青年丛书杂志，无论是季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日刊，无不乐意代售。”
各种活动不断 书社聚集进步青年
齐鲁书社以营业为掩护，成为进步青年研究探讨真理的地方。除济南市区外，各县中等学校的教员、学生函购书刊的也很多。书刊内容的新颖激励了许多青年读者，特别是对渴望寻求光明、寻求科学与民主的爱国青年，更具吸引力。
齐鲁书社还设有乒乓球台及各种乐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前来，阅读之余吹拉弹唱，十分活跃。书社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当时的济南绝无仅有。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齐鲁书社常举办各种学术演讲会和讨论会。一次，王乐平请胡适来作报告。胡适提倡写白话文，给厨房门上题了一副对联：“涮洗碟子盘碗，爆炒鸡肉鱼蛋。”
王乐平诚恳待人，很多青年乐于和他接近，被誉为革命前辈。对于青年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总是诚恳地谈看法，尽可能给出指导和帮助。书社逐步集中了一批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工专学生王志坚、王象午，一中学生赵震寰（赵明宇）、王克捷、李祚周，女师学生隋焕东、隋灵璧等，都是王乐平家的常客。王乐平往往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对活动邀约，他总是尽量争取时间赴约。
以书社做掩护
进行革命运动
1920年11月，王尽美联络进步学生邓恩铭、王志坚等11人发起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王尽美任主编。励新学会的会址就设在齐鲁书社内的图书室，成立时，邀请王乐平作讲演，王乐平为学会捐赠基金。在此期间，王尽美的思想也产生了飞跃性进步，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王乐平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有通信联系。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时，曾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但当时他是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便毅然把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王尽美、邓恩铭介绍给陈独秀。
1921年初，山东共产主义组织秘密成立，王乐平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并加以掩护，齐鲁书社也就成了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此后一切秘密集会、通讯及通融经费等事，皆假书社为之，王乐平的工作日益繁忙。1921年冬，王尽美被学校视为危险分子开除学籍后，就住在齐鲁书社，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活动。
1922年春，王乐平从莫斯科回国后，在山东主持中国国民党党务工作，创办了山东群众性学术团体平民学会，会址在齐鲁书社内，他创办并主编了宣传三民主义、报道山东国民党活动情况的《十月》旬刊，寄发全国各地，开办平民夜校，吸收青年和工人参加学习。平民学会还定期举行讨论会、音乐演奏会和学术讲演会及各种纪念活动。王尽美就曾以平民学会的名义在育英中学演过话剧《夜未央》。至1923年底，平民学会在济南发展会员300余名。同时在青州、烟台、曹州、青岛、武定等地建立分会，这些分会各有会员100余名，为山东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及改组奠定了基础。此时的齐鲁书社，是济南城中思想和政治最活跃的地方。
齐鲁书社对山东国共合作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24年，王乐平与王尽美等出席国民党“一大”后回省，筹建了国民党山东支部，以书社为党务活动中心，秘密进行组织联络工作，书社还负有为党部筹办经费、收发文件等职责。1925年，军阀张宗昌督鲁，血腥镇压革命活动，书社受到严密监视，文件、书刊横遭检查扣禁，局势极为险恶，革命工作完全转入地下。1926年夏，齐鲁书社被查封。
推动妇女解放弹劾督军
隋灵璧
周干庭
王乐平帮助女学生破除封建迷信，走向自身解放。他为女师介绍了思想开明的新校长，带领女学生以参加葬礼为名，抛头露面，借以宣传妇女自由解放，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王乐平成功将反动军阀、山东督军张树元弹劾下马，他在山东的声望达到巅峰。
支持女生解放思想
为女师介绍新校长
在新思潮影响下，在济南，有不少女学生剪去发辫，甚至公开与男学生往来，打破了学校一贯坚持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律条，开始与封建伦理道德决裂，走向自身解放。
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堡垒。校长周干庭（名树桢，字干庭），坊子黄旗堡镇北新庄人，清末廪生，长于诗词文章，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他反对妇女解放，禁止学生接触新思想，严禁女学生与男学生接触，他对学生的行动管制得很严。给女师学生讲课的老师都是留胡子的男教师，上课时不许看学生，要眼望天花板。女学生对这些封建束缚只能默默忍受。
女师学生隋灵璧等人时常与王乐平倾吐闷气，王乐平每每给予安慰和鼓励。有名女生未婚生了孩子，偷偷放在厕所里用盆盖着，事发后，周干庭便命工人将孩子和那名女生送回家。女生的父亲便给她菜刀、绳子，逼其自杀，后来那名女生被迫跳井自杀。这件事后，周干庭便请来女医生和护士，挂出牌子宣布某日为女学生体检，高年级学生私下议论纷纷，校方竟然开除了8名高年级学生。有的同学说：“我们平日打球跳绳，一旦检查结果不好，岂不要蒙受这不白之冤吗？”一时人心惶惶，根本无心上课。于是隋灵璧又去找王乐平，详细讲了事情经过，王乐平听了气愤地说：“这是污辱全体同学，你们把他赶走，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好的校长来。”隋灵璧回校告诉了同学们，大家一致同意驱逐周干庭。
女师学生奋起抗争，根据预先与王乐平约定的时间，在新校长来校的当天，把学校大门关了，将全体教师召集到一起，历数了周干庭迫害同学们的罪行，然后宣布把他赶走，当天下午，接来了由王乐平介绍的新校长。
新校长叫李兰斋，是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北师大毕业生。他一来，同学们就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要废除一切歧视女学生的不合理的规定；第二，给各班级学生订阅报纸；第三增添体育设施，同男同学一样广泛开展体育运动。李兰斋一一答应，从此，学校里出现了民主自由的新空气。
王乐平积极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事迹，在山东是没有先例的。他很早就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20世纪初，诸城相州一位王姓知名人士去世，王乐平曾与隋理堂(时任诸城昌城镇隋家官庄村女子小学校长，隋灵璧之父)相约，带领女学生以参加葬礼为名，抛头露面，借以宣传妇女自由解放，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一天，全体女学生队列整齐地排在参加葬礼的队伍里，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围观群众投以羡慕的目光，以致道路阻塞。从此打破了女孩不能上学的陈腐观念，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此后不久，诸城城里也办起了女学。
1922年秋，王乐平还发动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监秦凤仪，联络教职员工在济南从事妇女运动。翌年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是为山东女权运动之发轫”。复于1924年举秦凤仪为校长，在济南南关三合街创办育才小学，该校成为山东临时省党部的秘密机关。
弹劾案轰动全国
张树元被撤职查办
五四运动的拒约目的虽已实现，但运动并未结束，山东又出现了以反军阀、争民主、争人权为中心的新的斗争高潮。
1918年6月至1919年底，北洋军阀张树元在任山东督军期间，政治上专横跋扈，经济上贪污自肥。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张树元更是辱骂学生、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其喉舌《昌言报》屡发谬论诋毁运动。镇守使兼戒严司令马良殴打学生，枪杀爱国志士马云亭等三人，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济南血案”，山东人民因此愤恨不已。王乐平时任山东学生联合会理事、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决心弹劾张树元，为民除害。
1919年12月15日，在省议会通过财政预算会上，王乐平突然以新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提出指控张树元侵吞军费300万元的临时动议，由于事实确凿、数额巨大，人心大愤，一致同意起草电文拍发北京，电文指出“年来东省财政困难，臻于绝境，内债外债已近千万元，而预算每年尚短300万元之多，罗掘之术俱穷，破产之期将至”。山东全年收入1100余万元，军费即占用820余万元。“东省频年灾盗，火热水深，剜肉补疮，以供军用”。若按中央裁军费两成等规定计算，山东军费“反盈390万元”均为张所侵吞。电文“写得淋漓尽致，慷慨激昂，感人肺腑，实是讨伐封建军阀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所列事实使张树元罪责难逃，叙及鲁省遭张荼毒之惨更是动人肺腑。此案轰动社会，人皆翘拇指，敬佩不已，不久张树元便被撤职。镇压爱国运动的刽子手被撤职查办大快人心，轰动全国，1919年12月10日《晨报》以《省议会居然实行天职》《中央还能掩饰吗？！》等醒目标题予以报道，并转载电报全文。
在军阀政府统治下，虽然撤换一个省督军不能改变政权的性质，但一个省议会的秘书长为伸张正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确凿证据去弹劾手握重兵、据地称雄的土皇帝，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弹劾张树元的成功，是山东人民反军阀斗争的胜利，也是“山东五四运动的组成部分”。此时，王乐平在山东的声望达到巅峰。
1919年底，张树元被弹劾去职，田中玉继任督军兼省长，二人实为一丘之貉，田中玉企图操纵三届议会选举，欲搞垮议会中的反对派，以达到包办议会的目的。王乐平是其主要排斥对象。田中玉公然指名“不准王乐平当选”。在复选中竟出动便衣警察用殴打绑架议员、磕匦换票等卑劣手段，以遂其愿，议员们激于义愤群起反田，斗争甚为激烈，选举一再反复。田中玉费尽心机，终未取得多数议席。王乐平为避免群众流血惨剧发生，决定将选票赠送陈鸾书，自动让出，不再参选。
改组国民党促国共合作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会日纪念合影，后排左二为王乐平。
孙中山《北上宣言》手稿。
王乐平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孙中山病逝，王乐平通过悼念活动，组织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的示威。北伐战争开始后，王乐平被派为军事特派员。
在山东建立国民党组织 为国共合作奠定基础
共产国际定于1922年1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与华盛顿会议抗衡。王乐平拒绝北洋政府要他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派遣，接受共产党邀请，作为山东革命团体代表成员，于1921年11月乔装商人，与代表团一行30余人秘密赴莫斯科。
王乐平除了参会，还实地进行考察。1922年辗转回国，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建议采用“俄国之组织方法”。孙中山深以为然，遂按既定计划着手改组国民党。王乐平在上海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改组国民党会议的讨论后，被派回山东主持党务，进行国共合作。初建的共产党组织经济时感困难，王乐平经常予以解决。
1923年王乐平为培养基层人才，开拓学者知识，陆续在各地创办了胶澳、先志等中学，其中胶澳中学的党务发展尤好。另在青州、烟台、曹州、青岛、武定等中等学校设立分会，吸收革命青年，奠定革命基础。同年，王乐平介绍路友于参加国民党，同意王尽美以共产党人的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王乐平是孙中山指派的山东代表，大会通过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决定了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王乐平被委任为山东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返回山东建立国民党组织。1924年4月，王乐平在济南成立山东临时省党部，被推为执行委员。根据国民党一大宣言精神，与王尽美等亲密合作，共同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动员青年参加广州黄埔军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十日》旬刊上发表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文章。两党互相团结，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对山东革命作出积极贡献。
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要求对内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19日发表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各大城市出现了促成国民会议的高潮。王乐平积极投入了这场革命运动，在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的会议，听取了李大钊、瞿秋白等的报告。会后与王尽美等四人去天津谒见孙中山，被委任为国民会议宣传特派员。返鲁后在济南、烟台、青岛等地举行新闻界座谈会及群众大会，宣传三民主义，倡导召开国民会议之意义，相继建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促进运动的开展。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国民会议预备会。孙中山便决定尽早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与之斗争。王乐平以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的身份，去北京参加了3月1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为主席团主席之一。大会有力地传播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始终沿着反帝反军阀的轨道前进。
为孙中山治丧 借此组织反帝反军阀示威
3月12日，孙中山因操劳过度在京病逝。王乐平失去导师，痛苦异常。他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在三天的追悼活动中，革命党人发动了30万人参加，配合国民会议运动，宣传三民主义政治主张。在移柩安放社稷坛时，十余万群众恭送，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的大示威，王乐平任指挥员。
王乐平返鲁后，于4月27日至29日在济南公园主持召开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山东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悼念活动发展到各县市。
4月17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王乐平与刘清扬、顾孟余、苏兆征等7人被推举为常务委员，议决出版会刊《国民会议》周刊。
7月，国民党山东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与共产党人共同成立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王乐平被选为执行委员。此后张宗昌督鲁压迫愈紧，进步报刊均被停刊，齐鲁书社屡遭搜查，进而包围王乐平的住所并下令逮捕，王乐平闻风乔装出走北京。
1926年1月1日，王乐平代表山东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日“二大”闭幕，王乐平返京。2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派于树德、王乐平筹建山西省党部。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北京市党部召集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美英等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王乐平被选为五代表之一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门前卫队戒备森严，当代表进入国务院时，室内空无一人，突然枪声大作，血肉横飞，埋伏卫队丛起，刀枪木棍分途追杀，惨案死伤200余人，王乐平肢骨受重伤。三一八惨案使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径暴露无遗，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5月下旬至7月中旬，王乐平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中执委召开的多次会议。
担任军事特派员 参与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王乐平被派为军事特派员，潜入汉口秘密掌握邮电通讯。王乐平无所惧，选拔长江以北各省之黄埔军校革命青年秘密分赴各地工作，历尽艰险，挥军前进，对革命的进展帮助甚大。“虽老练之军事家，亦为之倾服”。
1926年8月，王乐平父亲王纪龙被当地劣绅诬为革命党逮捕入狱。
1926年9月，军阀吴佩孚在汀泗桥、贺胜桥失败后，残部退守武昌据坚顽抗，北伐军猛烈攻击逾月仍不能克，适据守武昌城西门一带之敌，系吴佩孚团长贺对廷，参加辛亥革命时与王乐平相识，王乐平晓以大义规劝起义。10月9日夜，贺对廷被策反，开西门。至此，固若金汤屯守40余日的武昌终被瓦解收复，使两湖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1月5日，北伐军收复九江，孙传芳败退南昌后，降军数万，大半系北方人。王乐平派陈名豫、王立哉、王承堡等人至南昌城外收抚降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悉编为革命军。
武汉既下，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邓演达为主任委员，王乐平为政务委员兼电政监察委员，第一次会议被推为起草委员会四委员之一。王乐平对蒋介石之专横跋扈、阴险狡诈十分厌恶，因而远之，凡事总向邓演达汇报商讨。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王乐平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员占了多数。会议纠正了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坚持国共合作，撤销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会、军委会主席及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削弱了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部分职权，选汪精卫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主席。
成立改组派掀反蒋高潮
王乐平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王乐平参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署名讨蒋通电。王乐平提出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独裁，在上海成立改组派，遭到蒋介石镇压。1930年2月18日，王乐平被刺身亡。
退居上海旗帜鲜明 强烈反蒋反对独裁
北伐军在即将与北洋军阀一决胜负前夕，国民党政府却分裂为两个政治中心，矛盾错综复杂，武汉形势紧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王乐平参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署名讨蒋通电。
王乐平坚持不去南昌就蒋，于6月去主持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党务人员训练班，提出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10月，王乐平参与驻粤委员反蒋活动。
1928年2月，四中全会中，王乐平等10位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王乐平等粤方委员联名提出《重新确定党的基础案》，这项既反对蒋介石独裁，又反对地方实力派拥兵割据的提案，遭到右派反对，粤方委员中途退席返沪。
1928年5月3日，日寇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蒋介石向日寇致歉并下令禁止还击，国人痛心疾首，悲愤异常。5月12日，王乐平与王法勤、潘云超联名致函中常委会，提出对济南事件的意见：不应在日军未撤退前的压迫侮辱下开任何谈判，对日谈判要绝对公开，反对秘密谈判。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内部意见愈加分歧，王乐平退居上海，1928年6月参与创办《前进》《检阅》等刊物，并提出恢复十三年精神改组国民党，整理出版王乐平所著《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与其他反蒋刊物，形成声势颇大的反蒋舆论战线。7月，王乐平参与创办大陆大学，陈公博出国后，王乐平代理校长。
蒋介石为加强军事独裁，定于1929年举行“三全大会”，与会代表不用选举制而由南京政府指派、圈定并使用威胁、操纵、收买等手段，使大会彻底成为蒋介石的御用会议。这一决定激起了国民党内极大不满。王乐平旗帜鲜明地投入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活动。蒋介石被激怒，下令查封《前进》，绝大多数反蒋报刊也被迫停刊。此时，反独裁、反腐败、改组国民党已成为国民党内的普遍要求。
改组派发展迅速 公开反蒋遭到镇压
1928年冬，王乐平与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朱霁青、潘云超、白云梯、郭春涛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后称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内设组织、宣传、总务三部，王乐平负责组织部。1929年1月陈公博去法国后，王乐平成为实际上的总负责人。
改组派1929年2月宣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今日已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窃、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经被他们篡改；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纲领，已被他们唾弃。“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故而“重新决定纲领，准备改组国民党”。
改组派很快在浙、苏、皖、鄂、湘、鲁、晋、豫、川、桂等10余省市及日本、越南、法国、新加坡等地相继建立支部，会员遍布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各大学校及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声势颇大。蒋介石变本加厉镇压改组派，严令各地检举呈报，进行惩处。
1929年3月，王乐平等13名中执委员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成立“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斥责蒋介石在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大会上进行血腥镇压。蒋介石恼羞成怒，议决开除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等的党籍，将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
蒋介石进一步控制了整个国民党后，便从政治、军事上排除异己扩充实力，因而与阎、冯、李等各系军阀产生了重重矛盾，爆发了一系列残酷的内战。那时，地方军队在政治上缺乏反蒋资本，为谋求出路，便派出代表常驻上海，同改组派总部加强联系共谋反蒋。因而给了改组派军事倒蒋强有力支持。
5月，王乐平在上海主持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及《缘起》两个文件，历数蒋背叛革命篡夺北伐胜利果实，穷兵黩武，攻桂迫冯实行个人专制等罪状。宣布“为推翻蒋介石统治，重建革命政府”。
鉴于汪精卫、陈公博的别有用心，王乐平于7月决定护送父柩返原籍暂时离沪。一路小心躲避暗算，入诸城县境，得杨虎城部属(冯钦哉团)保护逃过此劫。王乐平知高密仍为蒋特监视，万难通过，于是南下日照石臼所，9月初乘帆船返回上海。
10月3日，国民党第三十九次中常会以“勾结军阀余孽、颠覆党国”罪，议决通缉王乐平等10人。19日，国民政府训令第1117号密令查封上海改组派总部，同时大陆大学也被查封。28日，国民党第五十二次中常会议决将上述9人永远开除党籍(陈公博已于国民党三全大会开除党籍)。
王乐平遇刺 改组派瘫痪
12月，各地改组派纷纷讨蒋拥汪，军事倒蒋八方呼应。蒋介石的阴毒残狠人所共知，此时同仁亲友均劝王乐平加以防范，他漠然置之。在改组派的领导层中，王乐平与陈公博、顾孟余之间不仅政治主张、理论原则不尽相同，就连组织也不统一，王乐平是衷心拥护三民主义，坚决主张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而陈、顾只主张改组，是谋取权势的政客。在王乐平负责期间，改组派的活动给蒋介石以很大威胁，在蒋介石看来，只有王乐平是眼中钉，因而对其密谋加害。遂派亲信陈希曾到上海，嘱令特务头子杨虎派打手七人，于1930年2月18日深夜，闯入法租界迈尔西爱路314号办公室，乱枪狙击。王乐平首当其冲，身中七弹，一代民主斗士，壮志未酬而饮恨九泉。
舆论大哗，纷纷谴责蒋介石摧残民权，扼杀民主，丧心病狂，惨无人道。蒋介石在民情激愤，群起声讨中狼狈不堪，为遮羞盖丑，贼喊捉贼地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限期破案，严惩凶手。又以“王乐平在北伐中卓著功绩”为名，派代表奉赙两千元，以资治丧，被王乐平遗属严词拒绝。王乐平长女王贞民(又名王平)为此登报声明(见《革命日报》1930年3月1日第一版）：
本月二十二日，有警备司令部王某者，携介石致两千元前来，声言为先父治丧之用。窃先父为何而死，与孰致之死，世人早已大白。当此元凶尚未授首，贞民何人忍受仇赙，当严词拒绝。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此登报声明(再，此项启事，昨送上海各报，均被沪淞司令部禁登）。
王贞民泣启
1930年2月24日
改组派受到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上海总部垮台，改组派陷入瘫痪。王乐平遇难后，灵柩厝于上海南市谨记路齐鲁别墅。1933年春，由汪兆铭、陈公博、于右任、蔡元培、丁惟汾、孔祥熙、冯玉祥、李宗仁、黄绍竑、何香凝、李澄之、范予遂、王立哉等130人发起公葬并募捐修建陵园、纪念堂于济南千佛山东麓。建成后于10月22日安葬。
本期图片由孟文杰提供
本期资料来源：根据《诸城文史资料》第12辑及王钧五、臧任堪、隋灵璧、王力、王洽、王铨吾的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