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善本飞到延安之后
全国政协委员周叔璜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公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刚刚从日寇铁蹄下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又陷入内战的深渊。但是，似乎历史有意安排了一个绝妙的讽刺，就在这一天，已经接到任蒋介石专机一美龄号机长调令的刘善本，却驾驶着B-24重型轰炸机起义，飞到了延安。
当时，我们住在上海迪斯威路麦加里的国民党空军宿舍区。大女儿兰平才三岁，我又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同住的，还有善本的老母亲、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大家子人住着一栋日本式的二层小楼。
善本没有把起义的事告诉任何人，我们都蒙在鼓里。只记得出发前的那个晚上，他在老母亲的床前坐了很久。母亲一再催他早些去睡，他望着老人家花白的头发，叮嘱她多多保重身体，并悄悄地往枕头下塞了些钱。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走出屋门，见他正一人坐在楼下客厅里沉思。我问他，他也没说什么。后来我们重逢时，他才告诉我，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决定告诉我。
六月二十六日，善本驾机从成都起飞，到了延安。由于他利用恶劣天气作掩护，没有被地面部队发现。过了几天，我听他们飞行八大队的人猜测说，可能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撞山了。我心里非常难过，要真是那样，机毁人亡，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这一家老小指望谁去呢?可我又不死心。美国顾问不是根本不相信吗，他们了解刘善本的飞行技术，说他绝不可能撞山，再说也没有发现飞机残骸或尸体。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在心里作着种种猜测。
七月二日晚，我刚打开收音机，忽然听到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传出来善本那熟悉的声音，我这颗已濒于绝望的心重新充满了希望。
他还活着!原来他为了反对内战，投奔共产党，到了延安。“共产党"、“延安”,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陌生。三十年代中期，我在四川丰都的适存中学上初中，我的语文老师朱洋怀就是共产党员。我的许多同学先后去了延安。
一九四二年，我和善本结婚后住在兰州。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国民党空军的任务就成了驾飞机跑警报。当时我们也看清了，真正打日本救中国的是共产党。善本曾和杜道时、李鑫淼等几位密友议定，我们先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去延安参加抗战。当李鑫水水去接头时，办事处的负责同志(伍修权)赞扬了这种抗战热情，又说，现在正值国共合作，统一抗战时期，如果你们起义后，国民党坚持向我们要人，那会对你们的生命安全不利。只要一心抗日，在哪边都一样。当时的起义计划就这样放弃了。四年后，善本终于到了延安。
这天夜里，我听了广播之后思绪万千，心情很不平静。凌晨三四点钟，正在似睡非睡之中，忽然听见有人在叫后门。我问是谁，门外答说是来拖垃圾的。我的心中有些诧异，怎么今天这么早就来拖垃圾了?但我还是起床去开了门，一开门，这个清道夫就递给我一封电报，一面告诉我：“刘先生已经平安到达延安。我是来接你们的，现在附近都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走不出去。你们上午九点整在北四川路老八字路口等我。”说完，他就匆匆走了。
可是，还没有吃早饭，汤恩伯的部队就包围了我们家，全家人都被一个盯一个的看起来，他们抄走了所有写着人名、地址和电话的小本子。然后留下了四个带着手枪的特务日夜看管我们。随后，八大队的队长王世锋到我家来对我进行反复盘问，并声色俱厉地说：“你不告诉我也不要紧，你听着，上面让把你明天送到南京，看你到了那儿再嘴硬。”因为我已经听了广播，又接到电报，心里有底，此时见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很生气，就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你叫他走的，是你提供的交通工具，要不他想走也走不了。你送我到南京去，我就这么说，我还要向你要人呢。”王一听就慌了，他越着急，我越一口咬定是他让刘善本走的。结果到了晚上，又说不送我去南京了。后来，南京来人审我，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是
一问三不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空军司令部派来四个武装士兵接替了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每隔十天半个月，上海空军司令部就要来人盘问我：有什么人到过你家?刘善本有没有消息?有时，也有些不穿军装的女特务来花言巧语一番，想从我嘴里套出他们需要的情况来。
善本起义后，国民党立即停发薪饷，我们一家老小生活无着。善本的一些老同学和同事同情我们，大家凑份子为我们捐了一笔生活费。我怕连累他们，再说上海物价飞涨，谁家生活也不宽裕，便说娘家会给生活费，请他们别再费心了。其实我心中也很不踏实，六七张等吃的嘴，加上即将出世的孩子，我用什么来维持生活呢?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地下党组织向我伸出了温暖的双手。后来我才知道，善本一到延安就提出通过广播讲话，向全国发表退出内战的声明，并动员国民党官兵象自己一样，认清光明与黑暗，跳出内战旋涡。但是，
顾及到仍在蒋管区的我们，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告诉他己经和上海进行了联系，周副主席在亲自指挥营救亲属的工作，让他一周后再发表广播讲话。但由于时局恶劣，国民党蒋介石又造出种种谣言，在善本的一再要求下，提前一天广播了。当时，周恩来、邓颖超作为中共谈判代表，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在上海，就住在马斯南路。善本起义后，每隔一段时间，总有地下党派来的同志看望我们，传递消息，送生活费。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许多同志的姓名，但他们的出色工作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四条“黄狗”日夜看管着我们，企图“放长线，钓大鱼。”我的行动很不自由，每一个来找我的人，也都要受到特务的盘问。但是，地下党的同志们也很有办法：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领着个五六岁的孩子，讲一口四川话，特务问她，她说是我的表姐，特务不得不信；一对青年夫妇来看我，自称是我的亲戚，特务也没有发现破绽；一天，兰平在门口玩，一下子跌倒了叫妈妈，我从客厅跑出来扶她，这时，一位邮递员模样的人走过来说：“刘太太，你的信。”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信封，里面硬邦邦、沉甸甸的。我会意了，赶紧放在怀里，抱起孩子回到屋里，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装的是亮闪闪的十根金条；离我家不远有个菜市场，有一次，我说要去买菜，一个特务讨好地说：“我替你抱孩子吧。”便抱了兰平紧紧跟在我后面。菜市场里人很多，我挤来挤去，买了一篮子菜回到家，当我把菜一样一样取出来后，忽然发现篮子底下有好大一叠钞票。……
十月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我的心头，却乎添了几丝愁绪。第二天醒来，我躺在病床上思忖，如何对付这笔对我来说算是昂贵的住院费。正想着，病房的门开了，走进一位细高个、眉目清秀的女子，她走到我床边交给我一个小包：“刘太太，这是你的住院费。”我觉得她简直就象是仙女下凡，特地来解我的燃眉之急。一时间，我感激得连声谢谢也忘了说。她放下钱，就悄然离去了。
八月里的一天，一位记者模样的人走进我家，他个子不高，那天天气很好，但他手上却拿了件雨衣似乎遮挡着什么。他进了客厅，问善本的妹妹：小姑娘，刘太太在家吗?霁虹答道在楼上。我闻声出，他刚跟我轻轻说了一句：党组织派我来慰问你们……”四条“黄狗”中的一个走过来，当头就问他是干什么的。这位同志从容地拿出名片说：“听说有个飞行员到延安去了，上头叫我来调查调查。”特务问：“你为什么不去空军司令部，又不去机场，偏偏到这里来采访?”他说：“我马上就要去司令部。”这么说着，他们两个人一起出了我家客厅。我不放心，也跟着他们到了门口，汽车就停在马路对面，那位同志上了车把车门关上，可特务说要跟他一起走，死死抓住车门不放。这时，司机一踩油门，汽车飞快地开走了，把这条狗甩在一边，他从地下爬起来，气急败坏地跑来问我：“刚才走的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你问我，我问谁去呀?”这位地下工作者是张建良同志。
来人中也有我以前认识的，那就是聂岳撼同志。他原在兰州空军当报务员，当时和我们有过来往。后来他去了延安，现在被党派出来打入国民党部队，在四十七军当情报人员。盛夏的一天，他身着全副美式军装来到我家。他送给兰平一辆玩具汽车，又给了我一些钱作为生活费用。后来我回到四川老家，他也随四十七军调防到丰都。一九四九年夏，他因暴露了身份，要立即离开丰都。我让他穿上我父亲的长袍，摘下我的一对金手镯，和二十块银元一起交给他，帮助他当晚离开丰都脱了险。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要数“蔡梅影”女士。她也是善本起义后在我家出现的那些人中的一位。这天，一辆国民党空军的吉普车在我家门口停住，从车里走出一位女士，只见她高高的身材，短短的头发，身穿湘云纱旗袍，手拎一个黑提包，使人觉得气宇不凡。特务们认得车牌，见此人来头不小，
她刚一进客厅，四条狗便都站起身，毕恭毕敬地立正，注视着来人。这位女士高声问道：人呢?狗子回答：在楼上。她便向楼上走来。一个特务似乎有些不放心，低着头小心地跟在她后面。她一见我，就厉声训斥起来。说了几句，她转头叫那特务下去，他也真的乖乖地退出去了。我以为又是来盘问我的国民党特多，便照旧冷淡地半转过身去，准备一言不发。池走到我身边，悄声告诉我：“我叫蔡梅影，会经常来看你，家里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忙。”谈话间，她不时故意提高嗓门，粗声大气地训斥我几句，好让楼下那几条竖着耳朵的狗听。
果然，蔡女士以后又来过几次，除了给我送生活费，还带来了善本的亲笔信。看到那熟悉的字体，亲切的话语，我很激动。对于我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安慰和鼓励河。信看完了，我抬起头，感激地望着蔡女士。她会心地笑了，把信接过来，装作吸烟，划根火柴烧掉。
十一月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要撤回延安。蔡女士特地来和我商量，由于国民党规定，代表团不许多走一人，也不准少走一人，看来我们不能直接去解放区，最好先离开上海回老家，然后找机会去延安。我也觉得这样好。她又说，孩子目标小，可以设法让兰平跟代表团先去延安。但那时兰平还不到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时哄不动她跟蔡姨走，这个计划也只得放弃了。
我遵照组织的安排，借口上海物价昂贵，又没有生活来源，请善本的老同学、上海空军司令王淑铭吃饭，说情让我们回老家。情面总算是给了点，只是不许我跟善本的家人回山东(那里离解放区很近),我一定要走的话，只能回四川娘家。我变卖了家具，凑足路费，送善本的母亲和弟妹五人上了路。我带着两个女儿，在武装押送下回到四川丰都县。
到丰都后不久，当地的党组织就和我接上了头。虽然我一时还不能与善本团聚，但通过地下党的转送，我们每年总有两三次的书信来往。四川一解放，我们一家就在组织的帮助下，终于重新团圆了。
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一次观看文艺演出，我们正好坐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后面。邓大姐告诉我们：“施剑翘来信问，你们现在有几个小宝宝了?”我很奇怪，
说：“我不认识施剑翘呀。”邓大姐笑了，提醒我：“你在上海时，有个身材高大的女同志去看你……”我连忙说：“她不是叫蔡梅影吗?”
周总理说：“那是化名，她真名叫施剑翘，就是那个枪杀孙传芳的女中豪杰。”听了这话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几经打听也找不到蔡梅影这个人。
--摘自一九八五年五月《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