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顾
康汉民
我自一九二六年济南将校毕业后，曾历任旧职、伪职达二十年的时间。现仅就我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年这段时期内的主要经历，作如下回顾。临朐县聚粮崮土匪集散记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兵分三路进攻山东。盘踞在山东的张宗昌不能支持，率残部向北逃窜。张宗昌从济南退出，革命军于四月底攻进济南。日寇制造“五·三”惨案，蒋介石不敢和日本人对抗，日本人在济南肆虐横行，见到青年留头发就杀，一天西门外就杀死十多个人，白色恐怖笼罩泉城，人都不敢上街。这时，山东各地大乱，尤其是鲁东最乱，杂牌军各据一方，互相格斗。张鸣九驻章丘，刘桂堂（刘黑七）驻临淄，黄凤起驻广饶，刘珍年驻烟台，各自为政，在地方要粮要钱，随意枪杀，弄得民不聊生。这时，我在济南，经位大可（我的老师）介绍到山东民团指挥谷良友部下当军事教官，后升为团长（全团人数四百多人）。一九三○年四月，韩复榘到山东与晋军作战。阎锡山派张荫梧部进攻山东，沿胶济铁路东下，占据了淄河东南面的坨山。我团奉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命令，阻击晋军，攻克坨山。由于晋军居高临下，经过几次冲锋，伤亡三百多人，才攻占了坨山。但部队伤亡很大，士气低落。这时在晋军的反击下，我军四散逃离，溃不成军，最后收容残部二百来人退到云门山西坡，与大部队失掉了联系。正在发难之时，见到了同乡衣可春（又名衣来好），后来又见到了王百川，我便和他们商量另找出路的问题，我们各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这时晋军继续向东进攻，韩复榘已败退到潍县。我和衣可春、王百川决定带着队伍（共五百多人）到临朐九山聚粮崮驻防。因该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我们得知当时山上有民团十几人把守，便研究了智取的方法，挑选了两个熟悉地形又能干的人当向导，暗藏匣枪，化装挑夫给民团送东西上山，又派了一个排随后接应。结果，按照我们的行动计划，顺利地收复了该山，大部队从廖子东峪登上了聚粮崮，时在一九三○年六月底。部队仍沿袭了原部队的番号“山东民团总指挥部第二团”。团长由我充任，下设三个营，第一营长张××（名字已忘记），第二营营长衣可春，第三营营长王百川。第一营住在山的东面，第二营住在山的西南面，第三营住在西北面。三个营各派人下山向周围的群众要钱要粮，给周围的群众造成了灾难。衣可春是当土匪起家的，王百川也是个土匪。这两个人性情野蛮，残忍好杀。他们经常下山架票绑人，绑架的人赎迟了就被他们杀掉。由于我不同意他们这种做法，为此，我们之间产生了分歧。一九三○年九月，临朐县警备队来打我们，我们当即迎击，打退了县警备队。还在花龙潭俘获了一个受了伤的县警备队的小队长王文蔚，我当即命令释放了他，而王百川则主张杀了，为此，我们两人吵了嘴。县警备队几次攻打聚粮崮都失利，国民党县政府把战情上报，于一九三○年九月底国民党第三路军七十四师（师长乔立志）来攻打我们，他们一面派兵把山团团围住，给我们以重兵压境相威胁，一面派人（张参谋）上山和我们谈判，张说：“乔是谷指挥（良友）的人，乔同意你们去。”于是我同张参谋到寺头会见了熊参谋。谈判的结果，我们同意归乔编制，编为二二二旅（旅长马贯一）第三团，团长由我来充任，各营营长仍按以前未动。第二天，下山开往益都。临行前，临朐县商会送来开拨费五千元，拨给现款三千元，写了二千元的期条，每个营暂发一千元。一九三○年十一月初部队开到益都县境内，第一营驻防在城北琼林寺，衣王两人带着人开往云门山，我同乔立志去济南拜见韩复榘。韩复榘留我在总部副官处任上校副官。?我任俵康部队司令的前后经过“七·七”事变这天，我在天津旧政府公安局任督察。事变的早晨，日军几十架飞机，对天津狂轰滥炸。这时公安局局长程希贤带着局内人员逃到意租界，后转到英租界。我和几个同事住在法租界北辰饭店。因为租界来的人很多，住房拥挤，因此，各自托友找亲朋故旧寻觅住处。这时我也走访了几个朋友，并谈起抗日问题。郑恩普把我介绍给一个姓朱的，在他的帮助下，我和几个同事化装去北京。这时北京已被日寇占领，日寇叫王揖堂组织华北维持会北京政治委员会。我们几个人商议到北京昌平县拉游击抗日。当时人少枪也少，经研究到外地找友人筹办枪支。我到了天津，找到了同乡郭少贤。他有个朋友在宋哲元部下干过事，藏起了一部分枪支，我请郭问问。结果从郭手里买到了十支匣子枪，找拉大粪的车运出西直门，我将这批枪带回了部队。昌平县伪公安局局长王冠英，是我在天津时认识的，我见到他，也请他帮忙，他卖给湖北造的大枪二十支，每支枪带子弹二十粒。三个月的时间人数扩大到七八十人。和我一块共事的刘××（名已忘记，是昌平县人）他找到了同乡阮少宽，阮在伪治安军第二团一营当连长，驻防在唐山一带。经刘做工作后，阮带全连拉到六王爷坟，归我收编。这个连的枪支好，都是日本造，还有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挺。这时部队已发展到四百多人。以后相继有小股的游击队前来受编，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到一千多人，部队番号是“忠义救国军第六路第二支队”。司令由我充任（天津朱铁军委任的）。部队的发展扩大，又加上我们经常与日军交火，因而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秦城被日军三面包围，部队损失三十多人，我身受伤两处，退到京西妙峰山（山上是北京国通寺和尚的下院，香火极盛，每年四月初八有香火，囤积粮米很多，以备伺候香客）。在山上住了十几天，日军去打过两次，均被我部打退。后来小唐山宣抚班班长俵板庄资（日本人），先派人上山劝我们投降日本军，共搞大东亚共荣圈。这时，我因受伤医治无药，天天疼得厉害，又因接济无援，处境很不好，也有心投降。于是我通知俵板前来面谈，结果他马上来了。我派我部的张参谋同他一块前去北京，会见了日军驻京的最高指挥南云，谈判结果，我部正式投降了日本军，当了汉奸，被编入俵康部队（取俵板和康汉民的第一个字为部队番号，表示合作的意思），由我任司令，俵板任顾问。接着，部队开往小唐山驻防，编了六个小队，一小队驻安家庄，二小队驻杨坊，三小队驻大辛丰，四小队驻高派营，五、六小队和我一块驻小唐山。就在这时八路军攻打昌平县，日军南口大佐命我部攻打寒岭失败。二小队投诚八路军，四小队归高丽营日本军小队，五小队拉到北山自干，剩下的不成队伍了。这时我和俵板回北京见了南云，南云叫我们在北京继续收容人，扩充队伍。我已无心再干，就住在北京，什么也不干了。俵康部队也就此结束。?山东剿共第一军的活动经过及临朐县清乡队的建立一九三九年初，伪山东省省长唐仰杜去北京会见金寿良（号咸五，曾任山东督军张宗昌的总参谋长，他是我在军官学校学习时的老师）时，我也随同前去一块拜见。经金介绍后，我同唐回到济南，由日本军驻济南顾问俵板领见了日本山东驻军土桥司令官和小林参谋。通过这次会见，委任我为“山东剿共第一军”军长。有缺无人，命我到鲁东一带收容改编国民党的游击队。活动范围在临邑、济阳、章丘、益都、临朐等县，军部设在临朐城北关（原老当铺房子）。从此，便派人到各县联络组织扩充队伍。经过一番工作，先后由临邑的孙锡九率部七八十人，济阳的艾慕礼率部五六十人，博山的唐耘三率部百余人和潘树勋率部五百余人来到临朐编入“山东剿共第一军”。当时来投编人数最多的是潘树勋部，潘来临朐后部队分布在逄峪、篦子庄、谭马庄、营子等地。潘的一中队长戴亚川住营子，三中队队长张宪廷驻谭马庄，其余的跟潘树勋住逄峪、王坟一带。我的手枪队队长康健民住北关西坦，军部的各处人员也随我一块住在北关。到一九三九年底，队伍扩充到一千余人。部队的给养供给由临朐县县长萧廷赞（子襄，临朐北关人）拨给一部分，同时，也派人到乡间要一部分。敲诈勒索，搞得人民不得安宁。一九四○年二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了一个姓康的来找我，向我索取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这张地图是日本人给我的，当时这样的地图是很缺少的），并托我给他购买布匹等物品，随送我三万元（法币）。我和沈早有认识，我就把那张地图送给了沈。自此以后，沈派来的那姓康的也留在我部了。这个人依仗和我是同姓，为虎作伥，胡作非为，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反对。有一次他因嫖妓被公安局抓捕，送交宪兵队，施加严刑，他供出我和沈鸿烈的来往，引起了日本人对我的怀疑。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怕身受其害，便想法脱身。于是，我便到益都拜见了日军大佐，从会见情况表明，他已知道了我的情况，结果他叫我把军长职务让给潘树勋，我答应下来，接着从益都到省请了假（解脱日本人对我的怀疑），随后去北京。从此“山东剿共第一军”由潘树勋接手，改编为临朐县清乡大队，潘任大队长。潘树勋是甘肃人，曾在二十师当过排长。日本侵入山东后，在博山南山一带抗日打游击，他当司令，徐维东任副司令。以后投降日本，当了汉奸。委任我为“山东剿共第一军”军长时，我到博山衣可春处见到了潘，由衣介绍加入了我部。潘为人狠毒，手段阴险，因而失去军心。如戴亚川和他有矛盾，他便将其暗杀，为杀人灭迹，将尸体投入井中。这一事件传出后，引起了清乡队内部的震惊，议论纷纷。其头头们，唯恐会有一天被害，纷纷离去。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由唐耘三、孙锡九、艾慕礼等各自拉着队伍脱离了潘部。潘树勋的清乡队在临朐为非作歹，无所不为，弄得民不聊生，是骇人听闻的临朐无人区的制造者之一。
摘自临朐县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