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时至今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的学术方法得到普遍运用，解决了许多学术难题。同时,新材料的出土舆发现亦日益得到重视,并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周易》《五十二病方》等，给沉寂的学术界带来了生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与医学的发展。同时,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舆《孙胰兵法》,使长期以来图绕孙子的世系，《孙子兵法》的作者、版本，以及孙武舆孙膜关系等问题的争论得以冰释。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简,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形成“简帛学”。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战国楚竹书,虽然至今仍然没有全部整理完，但就已经发表的《孔子诗论》而言，就足以推动学术界对孔子诗学思想的深入研究。2008年清华简的发现和2009年北大藏竹书的公布，虽然其学术价值尚不好预测，但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上证明，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都会在学术界引发研究的热潮，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道教研究向来重视新材料的运用，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尚未提出以前，广东酥醪观主陈铭珪就运用大量碑刻、笔记、文集等材料，对丘处机龙门一系全真道的傅承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写出了《长春道教源流》一书,开全真道研究之先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提出之後,道教研究学者对新材料更加重视,陈垣先生利用其所收集整理的道教碑刻材料，对南宋初産生於中国北方的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三大新道派进行了研究，出版了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垣先生编纂的《道家金石略》正式出版，其中收録自汉至明道教碑刻一千五百余块,成为研究道教的重要材料。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受海外汉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国内学者对碑刻材料越来越重视,北京大学王宗昱教授对各种方志资料中收録而《道家金石略》未收的金元时期全真道碑刻进行了收集，编韩出版
了《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学术文章。
但是，真正系统运用《道家金石略》《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等碑刻材料来研究全真道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广保研究员,他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大量运用道教碑刻材料展开对金元时期全真道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补阙性和创新性学术价值的文章，并於2008年结集为《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一书,由香港青松出版社出版。
尽管道教碑刻材料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学术研究的发展，解决了许多道教史上的难题，但是，仍然有诸多课题因史料缺乏而尚未解决。以全真道研究为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任继愈和卿希泰两位先生主编各自的《中国道教史》时,就已经感到了全真道史料的缺乏。近年来,随着全真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史料缺乏成为限制全真道研究的最大障碍,比如七真道派的形成、北京白云观藏《诸真宗派总簿》所记载的各个宗派的传承、明清全真道的发展状况等，都需要新材料来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许多过去已经定论的问题，现在看来仍然值得商榷，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舆思考。可以这様説，目前全真道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状态,只有依靠新材料的发现才能最终改变这种状况。
山东道教文化源远流长,战国齐文化中的神仙传説曾风靡一时,秦汉方仙道及其术士们对长生不老的承诺和对神仙世界的描述，令秦皇汉武疯狂展开大规模的寻仙活动。在漠末道教座生过程中，山东又扮演了重要角色，齐鲁文化不仅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第一部道经《太平经》的成书与早期流傅即在山东一带。然而，在山东道教文化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産生於金大定年间的全真道。全真道祖师王重阳虽然是陕西咸阳人，但全真道却是在山东胶东创立的。王重阳在陕西终南山一带得道之後,即东出潼关来到山东沿海傅道，收全真七子，建三州五会,创立全真道。在早期全真道中，不仅全真七子都是山东人，而且金元之际的大多数全真高道，或为山东人，或曾在山东傅道。明清以降，虽然全真道整体呈衰势,然而山东全真道仍然有新的发展，在崂山産生了鹤山、金山、金辉三大全真龙门支派，并産生了像周玄真、孙玄清、匡常修等大批着名的全真高道。历代全真高道在山东修道和傅教过程中，留下了诸多文化遗存，道教碑刻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据初步考察，目前山东现存道教碑刻有几千块,且正面临被毁壤的危险，亟须收集整理。
基於山东现存道教碑刻材料的重要学术价值，2005年我们完成四卷本《王重阳集》《马钰集》《丘处机集》《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集》校点工作以後,赵卫东博士便开始了对山东现存道教碑刻材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因为经费缺乏等原因而步履维艰,但凭着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热爱，赵卫东博士无论天寒地冻,无论盛夏酷暑，有时忍饥挨饿,餐风饮露，
爬山涉水，出入於山林宫观之中，足迹踏遍整个山东,舆他的团队一起，冲破各种困难,一直在坚持着这项工作。随着工作的进展，赵卫东博士对碑刻材料的收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先是2008年“山东道教碑刻收集、整理舆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接着2009年香港青松观又立项资助，有了经费的支持，山东道教碑刻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正式全面展开,其成果将陆续出版。相信他的这份学术贡献必将给道教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使道教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周立昇
2009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