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发生在安丘一中的七君子事件
李连科整理
安丘一中有百年多的历史了，最早建立于清朝宣统三年（1911），安丘县首任劝学张公制等人将县城东门里官立高等小学堂改为安丘县立中学。此为安丘一中之滥觞，也是安丘市中等教育的发端。首任校长为刘光照，任课教师多为清末秀才、贡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学校最初招生1个班（甲班）10余人。民国二年（1913年）年，增至甲、乙两班，共有学生44人。学制四年，不分初、高中。
民国三年（1914年），刘光照辞去县立中学校长职务，于县城南关创办教会德育中学。其后继任校长先后为张光三、赵华淑。民国五年（1916年）4月7日，讨伐袁世凯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马海龙部副司令李长乐率部进驻县城，局势动荡，社会骚乱，学校停办。
安丘县立初级中学时期(1924—1937年)：
民国十三年(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理化部毕业生郑书云会同县内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原县立中学旧址续办了安丘县立初级中学，并任校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迁入城西北角（原县立第一模范小学旧址）新校舍。民国十七年(1928年)校长郑书云去职，赵式仪接任校长。民国十九年(1930年)赵东济代理校长，后继换侯圣麟、娄光汉。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省教育厅又委任山东大学毕业生韩连琪为安丘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腊月，日军侵占了县城，学校停办。
这一时期（共14年），学校共招收初中班14个，560余人；师范班4个，160余人；小学班8个，300余人。其中，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驾机起义的、后成为共和国将军的刘善本，原广西军区副政委王侨，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马萧萧，以及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8月在上株梧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叶之枞，就是安丘县立初级中学之毕业学生。县立初级中学时期，辛亥革命的新思潮涌入学校，众多学子接受了新思想，开拓了视野，奔赴四方，成为国家栋梁。中国楹联泰斗马萧萧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经应安丘文史编辑室之邀，写过关于在（1937年）学潮事件，马老在家上中学的亲身经历。曹绵富、马振、李承恩、李家瑞、马星旭、曹克庄，李X，五个代表，两个班长，共七人。因对教师的教学质量不满，他们七人带头罢课，称其为“七君子”事件，而被时任安丘县长黄鸿良关到县看守所。
九十年代，我任安丘市文化局长期间，曾经有幸参加全国文化局长培训班。多次去马萧萧先生住处拜访，他老人家告诉我很多、很多关于家乡安丘的事情。他对在安丘一中求学时遇到的学潮事件，如数家珍讲的很详细。我根据有关资料与笔记整理如下；
关于1937年安丘县中学事件：
一九三七年秋，芦沟桥的炮声，震动了整个中国，安丘的人民和青年，也处在沸动不安之中，这时我们安丘初中的十一级学生，刚升入三年级，既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也关心着自己的学业和前途。可是这时学校管理比较混乱，教学质量日益下降，同学们的心情益加不安。
在两年多的学习中，国文、英文、数学、化学老师都数易其人，还时常缺课。特别是化学，最初是由一个教代数的兼任。这位老师开口就是“现在么要是假设要是……”一串废话，至于正题，则讲得一塌糊涂。同学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现在么”。后来又换了一位医生来代课，他已久不搞化学了，又无教学经验，讲课效果更糟。一上课不到五分钟，几乎全班同学都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当时因为我坐在最前排的正中，同他又有点世谊关系，不好意思睡觉，强打精神听讲，却从来也没有听明白过，只是看到他对着许多睡着了的人在非常吃力而认真地讲，有些好笑，又觉得很可怜。）只有两堂课大家没有打磕睡，是他做的两次极为简单的氧气实验。实验了两次就炸了两次烧瓶，玻璃碴子崩到我头上，把女同学们的旗袍也溅湿了，他自己的眼镜上，大褂子上都是水，弄得满堂先是吃惊，接着就是哗然大笑。其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了。这位医生教不成了，“现在么”又回来教。大家对他本来就有反感，他却不给同学们准备的时间就宣布考试。同学们为了对他表示抗议，就约定全班交了白卷。
教学质量不好，本来是学校应该负责任的。学校不但不知自检，反来怪罪学生，竞挂出布告牌：给班长马星旭、副班长曹克庄各记大过一次，给全班同学严重警告一次，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公愤。同学们便选举曹绵富、马振、李承恩、李家瑞（还有一位是庞凌魁?韩志梓?还是周鸿泗?已记不清了）五人为代表，向校方交涉撤销这个布告。我们五个代表在学校办公室与校长、教务主任等进行谈判，同学们站在院子里助威。谈判一直到夜间，校方仍然顽固不答应。我们便说：“如果校方觉得搞掉布告牌子不体面，那么我们就替学校摘了!”我们这里话刚一出口，站在院子里的同学就立刻动手把牌子摘下来摔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在家里吃过晚饭回学校的时候，经过县政府门前，看见一队县警，提着手枪，向着通往学校的胡同里走去，我一看事情不好，便加快脚步赶上前去，发现县长金鸿良走在最前面，队伍中有人还提着篮子，里面象是手铐。我不顾县长在前；悄悄赶过队伍，在一转弯处，拔腿跑回学校，在宿舍告诉同学们；县长正带着一队县警向这走，很可能是到学校来抓人的。同学们马上聚拢在一间大宿舍里坚守以待。
过了一会，果然有人来通知我们到教室集合，听县长训话。同学们坚守在宿舍里不动。最后是校方出面劝说好久，我们才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教室坐下来。县警把教室四周都包围起来。
县长金鸿良，矮矮的个子，头上有几块癞痢疤，穿着褐色呢子大衣，阴阳怪气地给我们训话：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韩主席（韩复榘）有令，凡是学校有暴动行为，先把闹事者抓起来枪毙再说。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学生把学校的牌子给砸啦，这就是暴动行为，是犯法的。现在我带了一个传票来，我念到谁的名字，谁就站出来。同学们开初听他讲韩复榘命令，枪毙等等，以为他不过是说话吓唬小孩子，及至他从怀里真的掏出传票，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了。但立刻也自我严峻起来。
果然县长开始念名字了，头一名：“曹锦富”!
没有人答应，后排中有人还发出一声嗤笑。因为他把曹绵富的名字念错了。从而这位摆着威严架势的县长一下子变得倒象一个小丑。然而他还若有其事地环视着教室，又喊了一声：“曹锦富，曹锦富站出来!”
仍然没有动静，他未免有点发火。这时旁边有个人在他耳边提醒是“曹绵富”，他才又看了一下传票，改口念道：
“曹绵富”。
曹绵富从容地站了起来，挺着腰板走到前面去，立刻上来两个巡警把他架起来。接着县长又念道：
“马振。”
一念到曹绵富，我已早在料中，便也象曹绵富那样，镇定地挺身站起来，走出座位，也上来两个人把我架住。接着县长又念：
“李承恩、李家瑞……马星旭、曹克庄”一个一个地念下去。五个代表，两个班长，共七个人，都从容地走到前面。然后县长挥了一下手，喊道：
“带走”!
我们便被架着走出教室。刚走出教室，就听见教室里爆发出一片哭喊：
“我们也要去!”
“要抓把我们都抓走!”
“呜!……”
路上，县警们提着枪，把我们夹在中间。走到县衙东南角的第一看守所，铁栅栏门一下打开。把我们一个一个推进去，还喊着：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交差!”
“哗啦”铁门关上，落了锁。我们回头一看，王宇启、王崇德、曹全福、梁纪、都钟秀等一大群同学都趴在铁栅栏门外哭喊。我们感动得眼泪也流下来了。挥着手喊：“同学们，放心吧，你们回去吧!”同学们仍恋恋不去。我们喊着：“请你们回去，告诉安丘父老，让他们看看，金鸿良是怎样对待他的子弟的!”但再不容我们分说，便被推进一间黑房子里。一进屋，我们便大骂起来：
“金鸿良，你这个残害青年的蟊贼，安丘父老饶不了你!
“金鸿良，老昏蛋!”
大家怒不可遏，骂一阵县长，又骂校长，骂一回校长，又骂县长。隔着铁栅栏两头房子里的犯人，本来已睡着了，都被惊醒。在黑影里吃惊地望着我们：看守的人最初大声制止我们，可是他越制止，我们的骂声越高：他们也奇怪，这些学生怎么这么大胆，敢骂县长?后来他们又好声地劝，劝我们不听，只是骂。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又被提到县政府的大厅里，金鸿良又对我们训话。我们站成一排，一个个背着手，挺着胸，对金鸿良怒目而视。金鸿良又是韩主席的命令，又是非常时期，暴动行为，先枪毙再说……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他见我们无动于衷，又转变成一种惋惜的口气：“小小年纪，枪毙死了，多可惜啊?”最后他才说：“现在我看在安丘父老的份上，先不杀你们，让你们的校长具保领你们回去。明天一早，你们要写出悔过书来，以后绝对不容许有这种暴动行为再发生!听见没有?”
我们仍然兀然地站着，没有回声。金鸿良好象也再没有什么词儿了。来回踱了几步，就让人叫韩校长把我们领走。韩走在前头，我们跟在后面，为了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用劲地跺着地走，通!通!通!通!
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是同学们四处奔走的结果。同学们先告诉了我们的家长，家长们去找到张公制先生，张公制先生大为激怒，立即把韩校长叫来训了一通。并要求县长立即释放学生。
金鸿良逮捕学生的行为，更大地激怒了同学，也激怒了家长。
第二天，学校还要我们七人交悔过书。我们觉得无过可悔，便都写道：由于学校教学不好，我们没有考好，却被记过和警告，甚至抓进监狱要枪毙，看来求学人身生命安全都无保障；所以申请退学。
跟着全班同学也都以求学无人身安全保障为由一齐写了退学书。当晚一起送到校长办公室，大家就全部退出学校。
在退出学校的当天夜里，几位同学便集合在曹绵富家的园屋子里，起草了罢学宣言，把学校的诸多弊端，开列了十大罪状，控诉学校戕害青年的行径。第二天，一、二年级和师范班的同学停顿。也都一致罢课，声援我们的斗争。整个学校陷于停顿。
这一下使金鸿良大为气恼，但又无计可施，因为退学不犯法，他没有理由抓人。后来他只好让教育局长马杏村出面调停。马杏村和韩校长有矛盾，想利用学生打击韩而讨好县长，所以表示出支持学生的态度，说服县长以免除韩校长的办法而换取学生复学上课。但是学生仍然坚决不复课。县长只好又动员所有的家首来劝说学生复课。家长们个别劝说都无效。后来就在八蜡庙当行了家长与学生的谈判大会。学生们以“你们忍心让自己的子弟在学校随便被抓去坐牢、枪端毙吗?”来质问家长，家长们也都无言可对。其实家长们对金鸿良这个十足的政客也是很不满的实，开这样的会来说服学生，也只是应付局面而已罢课持续下去。
后来县长亲自宣布他可以绝对保证学生们的人身安全，并宣布免除韩校长的职务。由他来兼任校长，他以校长的名义要求大家复课。但这时大部分乡下的同学已经回家了。有些老师也已离校，学校的教具也受到一定的破坏，已经很难上课了。不久，日本飞机飞到安丘上空，投了两枚炸弹，日军侵略的战火，已逼近安丘。金鸿良夹起皮包偷偷地溜之乎也。整个安丘已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学校也就自行解体了。
我在这次学潮中所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是巨大的。过去，我是一个只知循规蹈矩，老实读书的“好学生”，在校长韩连琪（字东生）先生的心目中，也把我和曹绵富当做最得意的门生看待。在文史知识方面，韩先生曾给我和曹绵富“吃过偏饭”我们受到他的教益和影响是很深的。可是同学们既然选我们去当代表，我们当然要坚定地站在同学的这一方面，代表同学们来讲话。这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特别是当我被抓进监狱，听见那“哐啷”一声铁锁声响时，使我的思想一下子升华了。我自己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只是一个规规矩矩地读书，顺顺从从地生活的老实人了，而是开始真正象鲁迅先生那样，做一个旧世界的叛逆者，向一切恶势力抗争。在斗争中，我也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于是在我的性格上、情操上起了决定性的一次飞跃，影响着我的一生。
曹绵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班上我们两个可算是志同道合、朝夕相处，特别喜欢文史，他的文风比我超逸。在这次学潮中也表现得特别明慧而坚定。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大多出于他的手笔。学校解体之后，眼看抗战的烽火已燃烧到山东，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与曹全福等同学结伴离家想去报考空军（我因高度近视眼不能同去)。他们在西安受到老同学曹林斋的思想影响和帮助，与曹全福共同到安吴青训班学习，然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在“向敌人后方去”的行进中，曹绵富（已改名曹勉夫）担任冀鲁豫抗大分校的青年队副队长。1942年9月间，他带着青年队在范县一带与进行“扫荡”的日军遭遇，他带病率领全队英勇突围，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他以二十一岁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
班长马星旭，他年龄比我们大，是一位极有才干的社会活动家。在学潮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安丘抗日军兴，他很快地投身到抗日军中。只是由于这支部队后来为厉文礼所控制，使他的报国热情受到了局限。后来在教育工作中，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
曹克庄（当时的副班长），是一个又粗又壮的愣小伙子。在学潮中他是一员猛冲猛撞的勇将，和曹绵富等结伴出走之后，途中被阎锡山招兵的欺骗了去，后来不知下落。
李承恩，当时他是一个功课比较好的优等生，在学潮中表现得机敏而勇敢，出了不少好主意。抗战期问，流亡到重庆，考入交通大学，学业优秀，以后不知去向。
李家瑞和另外一个同学代表，在学校解体后就失去联系，一直不知音信。
校长韩东生先生，他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1935年秋，他刚从山东大学毕业，当时只有23岁，就回到故乡当了安丘县立初级中学的校长。初来学校，锐气颇盛，带来了一批年轻的教员，也多是山大毕业的优秀人才。确实给学校带来一些新的生气。然而他终究缺乏社会经验，不善于行政领导，以至两三个学期之后，一些好的老师相继离去，教学质量日渐下降，加以他任用的一些行政人员不当，学校管理比较混乱。听说他又去搞什么竞选，弄得大家意见纷纷。
我们第十一级，本是韩东生到校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他对我们这一班本来特别爱护，同学们对他也抱有很大的希望。也可能是由于可望之切，感到失望也就愈大，所以当我们升入三年级，对毕业成绩最为关心的时候，不满的情绪便首先从我们班上最尖锐地表现了出来。但开始只是反对一个教员，埋怨他教学质量低，竟因处理不当而发展到县长抓人，全校罢课，这是他所预想不到的。
从我个人来说，不管在学潮中我多么激烈地反对他，但在我的心目中，韩东生先生始终是我的恩师。我觉得我今天在文学艺术上如果多少有点成就的话，除了童年时代受到母亲的教育影响之外，韩东生先生在中学时代给我打了一个比较坚实的文史基础，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对曹绵富来说，也是如此。
1941年，我得知韩东生先生也投身到抗日军中，主持一个报社的编辑工作，我给他写过一封信，表示抗战的烈火又把我们召唤到一条战线上来了。过去之事，“付之东流可也。”先生热情地复我一信，信中写道：“此真如清人王士祯所谓‘爱有大而必失，恶有大而必得者也’。”表示了他当时对我的关爱和以后对我的谅解。他现在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全国知名的秦汉史专家。我一直很尊敬他。我认为他仍然是我们安丘的骄傲。绵富在世，也当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时在安丘似是一场轩然大波。而我们当时不过是十几岁的孩子，韩校长也只有二十几岁。面对山东那么恶劣的政治气候和反动狡诈的安丘县长，这件事，对我们大家都是一场锻炼，是我们参加革命斗争前的一次预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