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家王乐平
前言
一、早年即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
1、、幼年随父读书，展现爱国情怀
2、成为同盟会员，找到革命方向
3、中华民国成立，继续民主革命
二、山东“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1、利用山东议会，组织民众爱国运动
2、组织领导济南各界“三罢”斗争
3、率山东代表团赴京请愿取得胜利
三、山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
1、认定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青年
2、创办齐鲁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3、为济南建党奠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四、欣然允诺陈独秀相约济南建党
1、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
2、拒绝参加华盛顿会议毅然前往苏俄
3、以共产党员身份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
五、推动孙中山实施新三民主义
1、面谒孙中山先生报告苏俄考察所得
2、主持山东国民党工作，出色实施国共合作
3、继续孙中山革命之志
六、“三一八”惨案负伤北伐建奇功
1、王乐平与李大钊等领导“三一八”运动
2、王乐平助北伐军攻克武昌、南吕，建立奇功
七、誓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打倒新军阀领袖蒋介石”
2、成为国民党左派的真正领袖
3、惨遭蒋介石特务枪杀身亡
献身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家王乐平
王伟 王洽 刘明义
王乐平，名者塾，字乐平，以字行。1884年12月8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王家楼子村（现为五莲县西楼子村）。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8年当选为山东省议会秘书长。山东“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1919年夏，创办齐鲁书社。1920年夏秋，陈独秀函约济南建党；王乐平“欣然允诺”,成为济南共产党的创建者；继而依据中共“一大”党章成为保留国会议员身份的“特许”秘密中共党员。1922年1月，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并实地考察苏俄的社会制度。回国后，专程拜访孙中山，推动其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与李大钊等发动了“三一八”爱国运动，被反动军警枪击重伤。北伐战争建奇功，助力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发表声明并以实际行动誓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29年被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开除出党。1930年2月18日，在上海被蒋介石特务枪杀；献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早年即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
1、幼年随父读书，展现爱国情怀
王乐平，名者塾，字乐平，以字行。1884年12月8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王家楼子村(现为五莲县西楼子村)一个耕读世家。
父王纪龙，晚清举人，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当过塾师，办过小学，曾任相州三等（初小、高小、初中）学堂学监、山东咨议局议员、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诸城独立义举。民国以后，历任诸城劝学所所长、诸城学务委员会主任、县立中学首任校
长。曾撰写《诸城县乡土志》。他艰苦创业，关心乡里，劝说家长培育子女，为莘莘学子提供深造机会，在诸城享有声誉。群众流行的谚语称：“老龙王创办中学校，王蓬一率众闹学潮。”“老龙王”即王纪龙,为校长，王蓬一为教员，曾领导学生参加“五四运动”。
母亲范氏，系邻村范家车村范守涵之女。公正善良，精于治家,善睦邻里，乐平深受其影响。
生于忧患年代的王乐平，幼年随父读书，聪颖过人，悟性极强，父母深为喜爱，但家教甚严，早课后要下地劳动，空闲时随母亲裁衣做饭，自治能力得以培养。张希周着《王乐平传略》记叙：“父纪龙，曾在诸城兴办中学，深受人们称赞。乐平为人深沉多智，刚毅果断，幼受庭训，古典文学根基深厚。”
王乐平在耕读家庭的熏陶下，加上“天资聪颖，每逢考试必列前茅”的出众才华，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对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统治下贫穷落后的国家现状极为不安。
《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有：“生而奇凝，意气磅礴，愤清廷之颟顸昏昧，国权之堕丧殆危，非彻底更张不足以挽颓势。”展现了王乐平年轻志高的爱国情怀。
2、成为同盟会员，找到革命方向
1902年，他自带干粮步行至青州，考中秀才。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先兄王者塾先生，字乐平，后以字行。诸城人。生于民前二十八年（1884年），清光绪十年年崇次四甲，清邑庠生。”
时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日益激烈，他深忧民族灾难的深重，痛恨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萌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之志。
1906年考入山东高等学堂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潮正弥漫全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为王乐平立志报国、挽救危亡的心愿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他对孙中山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论国体，谈政事，热诚地切磋于同学亲友之间。
已故山东省政协副主席范予遂曾写道：“王乐平在济南高等学堂读书，每假期回家，就向我和王均甫（乐平之弟）宣传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主张，我们都非常同情。我早年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主要是得自王乐平的宣传”。
1907年，王乐平由同学臧跃西（山东高等学堂的同盟会七人小组之一）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立誓矢志不移。
1908年，“时德人租占青岛，修筑胶济铁路，定沿线附近为其势力范围，更胁迫清廷，强质铁路沿线矿权，先生奋起发动学生组织保矿会，宣传力争，德人见民气不可侮而让步，矿权得以保全。”（王立哉：《王乐平先生公葬记》）
1909年，王乐平重返济南，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法政学堂，继续求学并开展革命活动。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愤满廷之颟顸昏昧，国权之堕丧阽危，非彻底更张，不足以挽颓势。乃弃举业，考入山东省立法政学堂，肄习新知。并加入同盟会，倡行革命。淸宣统二年春，丁惟汾以同盟会山东代表任敎于法政学堂，以先生儁杰精敏，首拔为革命干部，委以重任，日后举事多赖其力。”
夏莲居著《1911年山东独立前后》记有：“王者塾，是诸城人，号乐平。在酝酿独立时，他是法政学堂的学生代表。”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武汉首义，鲁省党人亦号召各校学生及商民数千人，于九月十五日集会于谘议局，迫巡抚孙宝琦请淸廷准予独立。当时先生为学校代表，以政变伊始，宜防帝制余孽之反侧，而党人无军备，何能以应大变！乃倡议编练学生军，士绅王讷（字墨轩，其后会任教育厅长）等助其议。于是士众群起应征，商人踊跃助饷，不旬日而成军。嗣以孙宝琦反复，撤销独立，并发兵包围学校，解散学生军，以取悦于袁世凯。党人以济南不可留，多集青岛，以先生为领导中心，谋取各县。于是吸收各地青年，介绍入党，分发各县工作。”
丁惟汾着《山东革命党史稿》卷五之《山东独立篇》记有：“独立宣告后，王乐平虑及以政变伊始，宜防反侧，而军权归五镇，党人无军备，何以应大难，乃唱编练学生军，王讷等助其议，士众群起应征，商人踊跃助饷，官府各部亦多派员参与。”
果如王乐平所虑，在省城济南发起的山东独立失败，但革命并未停止。《王乐平先生公葬记》略述了此时之情况：“嗣以孙宝琦反复，撤销独立，并发兵包围学校，解散学生军，以取悦于袁世凯。党人以济南不可留，多集青岛，以先生为领导中心，谋取各县，于是吸收各地青年，介绍入党，分发各县工作。”
王乐平在青岛，与革命党人组建胶东革命军500余人；王乐平为司令。他们“活动于胶东、即墨、高密一带，并议定夺取青州，缴获满营军械物资，扩充革命力量，进取各县统一山东全境，不料为袁氏亲信张广建侦知，令青州满营戒备严防”。
革命军未能攻下青州，王乐平为保存力量，退驻高密，旋即去烟台军政府胡瑛都督处集中。
3、中华民国成立，继续民主革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此时山东烟台军政府（孙中山委派胡瑛为都督）与济南清政权（张广建由巡抚改称都督）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王乐平满怀信心投入革命，“曾受山东党人委托由青岛转道上海至南京谒见孙中山，陈述山东党人复鲁意见，受孙派遣任烟台军政府秘书长”。参加过青州起义的赵海秋（即赵太侔，后任山东大学校长），此时在军政府任军务科科员。赵为人沉默，外冷内热，二人志同道和，成为挚友。
2月3日诸城独立，11天即遭清军反扑，三百多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王乐平回诸城参加追悼会。继而被诸城流亡烟台人士推举为“诸城公案代表团”代表，与吴大洲、臧少梅等控告王少舲等勾结当局杀害辛亥革命志士之罪行。
诸城文史资料第九辑记有：“王乐平、吴大洲、王跃东领导五县流亡来烟台的人，同去都督府请愿，恳求发兵为诸城死难的三百多烈士报仇。”
7月，山东省临时议会成立，王乐平被选为省议员。
7月31日，烟台军政府被迫撤销，王乐平回到了济南。
山东革命党人机关报《齐鲁公报》以持论严正而遭禁闭改为《齐鲁日报》，王乐平担任主编。他借舆论阵地以揭露打击敌人，唤醒群众、团结群众关注民族命运，表现了鲜明的爱国立场。
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后，周游各省宣传实业救国。史料记载：“《齐鲁公报》记者、国民党员王乐平等提出集权分权等几个热点问题，请孙中山详细作答，孙中山发表了不同凡响的意见，如对门户开放给予很高评价，称这‘正所以为收回法权地步，极言开放的益处，开放正所以保全领土’……”等等。王乐平亲聆中山先生的教诲，深受启发，更加坚定了追随中山先生，走民主革命道路。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等五党合并为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阐明政治主张，选孙中山为理事长，成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人数众多，为国内第一大党。山东同盟会员亦由秘密转为公开，王乐平即由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员。
孙中山从经验教训中清楚地认识到，“欲竞辛亥之功，首要建立一个比国民党纯洁、信仰一致，纪律严格的新的革命党”。继而展开近一年的发起、开展、组党工作。
1914年2月各省议会又被解散，山东省议会也“在劫难逃”。此时国民党机关报《齐鲁公报》被迫停刊，王乐平执教于山东高等学堂，转入秘密工作。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已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同时强调：“确信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非诉诸武力不可。”
王乐平即转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并筹备武装起义。当时派往山东的联络人被捕事发。史料记载：“派人赴鲁联络同志，使者中途被逮，当道按书索人，遭捕戳者以十数”。
丁惟汾在《山东革命党史稿》卷十二“讨袁之师”中亦有所记：“王乐平、刘溥霖、赵华叔在济南，二人过之皆有书。……吏尾而捕之，密函尽发，于是按名索捕，……济南王乐平走陕西，刘溥霖亡燕晋，隋仲裕遁
吉林，蔡自声亡之青岛，而党狱由是数起。”
这次武装讨袁世凯失败后，王乐平遭通辑，避走陕西、甘肃秘密活动。
1916年初，孙中山委任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统筹冀、鲁、
晋三省讨袁事宜，组织数千人于2月在山东起事。此时“王乐平返回山东，往来于护国讨袁军驻潍县之居正部及驻周村吴大洲部之间参与策划讨袁。”
1916年8月1日，国会恢复，王乐平被推为参议员。
9月，山东省议会复会，王乐平恢复了省议员职。
1918年9月，王乐平当选为山东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并兼任省议会秘书长。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先生以领导青年革命，成效大着，声誉益隆，乃于八年当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当时省议员分为二大派系：一为国民党领导之民治社，领导人为王鸿一、王乐平、周树桢（干庭），李天翼、聂湘溪等，出版有民
治日报，由王子容任总编辑。另一为诚社，领导人为张介礼（公制）、周树标（周树桢之兄，原为同盟会员，后变节依附拥袁之杨度），出版有大风报，由王在密（静一，王子容之族兄）任总编辑。嗣更受省议员之推崇支持，于九年冬当选为国会参议院参议员。（国会参议员由省议会议员选举，众议员由民众选举。）”
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了区别民国初年五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这次在“国民党”前面冠以“中国”二字。王乐平随即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王乐平忠实遵循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在军阀统治下的山东，充分利用议会的合法身份，坚定地登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政治舞台。。
二、山东“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1、利用山东省议会，组织民众爱国运动
“山东问题”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分割世界和策划反苏的分赃会议。由英、美、法、意组成的高层“四人会议”竟让日本列席，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排斥在外。会议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卖国求荣的北京政府在日本的要挟下，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有切肤之痛的山东人民的义愤。
史料记载，当山东人民奋起抗争之际，“革命党人以山东省议会为中心领导山东各界人民誓死力争。”“王乐平是积极参与者，也是杰出的组织者之一”。“时任省议会秘书长的王乐平等人的爱国主张最为激烈。他们首先表态，积极支持、鼓动组织民众爱国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山东民众反帝反军阀、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日益高涨”。
1919年1月10日，山东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双方单独解决青岛问题，主张交巴黎和会公议，期待“公理战胜强权”，以挽回国家主权。
2月10日，山东省议会致电中国驻法公使和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内称“青岛问题，务请坚持，万勿退让。鲁民全体誓以死力对待”；表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进行斗争、坚持到底绝不让步的决心。
4月20日，山东省议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团体在济南举行了山东省各界十万余民众参加的山东国民请愿大会，要求省长专电北京政府，坚持青岛及山东路矿由和会公判直接交还中国，并惩办祸首，废除中日非法密约。
大会又于21日，以山东各界人民十万三千人的名义，分别致电上海、南北和谈代表、北京政府、北京国会、参众两院及山东督军，要求“斥霄小之奸谋，助专使抗争之力”“俯顺舆情”力争国权的实现。
在王乐平等的领导下，山东成为全国五四运动之先声，促进了各地反帝爱国斗争的迅速发展。
王乐平满怀爱国激情四处奔走联络，在十万国民请愿大会开过之后，他又去上海发动旅沪鲁籍各界人士参加这一运动。
4月下旬，王乐平以山东省议会代表的身份与龙开统等人，离开山东去上海联络鼓动。他们首先在山东会馆与旅沪山东爱国商人商讨救国措施，宣传保卫山东主权的重要意义，发动组织山东旅沪同乡会。
据《民国日报》5月6日登载：“山东省议会代表王乐平，龙开统来沪，屡要求山东旅沪商人开会力争，曾在山东会馆开谈话会两次……山东旅沪商人无不赞成，遂决定致电政府力争。5月4日以山东旅沪同乡会名义致电北洋政府：‘青岛及附属各项路权，具属我国之领土主权。德国失败，当然物归故主’；‘不惟日本无占领之权，即五国亦岂有共管之理”要求“电饬专使，据理力争，务达直接交还之目’。”电文驳斥了日本妄图强占山东的谬论，申诉了收回青岛争取主权独立的迫切要求。
当北京五四运动爆发遭北洋政府镇压的消息传来后，激起了上海民众的极大愤慨。王乐平立即带动、领导山东同乡会积极参加上海“五四”民众爱国运动。
5月5日致电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向北京政府及和会代表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晚9时，山东会馆（山东同乡会）与世界和平共进会等近30个团体，在霞飞路220号召开了紧急会议，议决5月7日召开上海国民大会。并组织大批山东乡胞参加。
5月7日山东同乡会作为发起团体之一，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并积极落实了国民大会的决议，各省旅沪团体亦积极召开会议议决与山东同乡会共同协作，推动了上海民众运动的发展，这对促进“五四”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有重要影响。
5月8日，王乐平以旅沪山东省议会代表的名义，面见了鲁籍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请其设法力争青岛主权。后又与龙开统及鲁籍国会议员张瑞萱等联名致电鲁籍湖北督军王占元和直系将领吴佩孚，请他们迅速致电政府，惩办国贼。
5月10日得到了王占元的回复，表示对青岛问题要“力图挽救，断不让步”。后吴佩孚亦通电拒绝签字。
在敦促上层人物的同时，王乐平继续深入发动组织旅沪山东民众，特别是下层商人和学生，动员劝说鲁籍商人为反对帝国主义对山东的瓜分和维护山东主权，要采取一致行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5月11日，王乐平在上海市的山东会馆召开了力争山东主权爱国大会。《申报》载：“天虽阴雨，到者几达千人，场内无余地，后至者多立于窗板廻廊之上……由王乐平君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继由丁佛言君演说……均慷慨淋漓，闻者动容。”大
会遂当场议决实行抵制日货、与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不进日货等条款，通函各省，请求同意一致执行。会议还决定“由学商等界各选代表五人共同组织山东协会，以谋切实进行……随时筹商救亡办法”，使协会成为旅沪山东民众开展爱国运动的领导机关。这次大会具体落实了上海国民大会的决议。会后，又向北京政府、旅京鲁人和济南各界发出关于恳请政府速惩国贼等内容的三个函电。
大会的召开，鼓舞了山东旅沪人士的斗志，轰动了全上海。不久，上海展开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王乐平积极参与组织了这场斗争。
6月5日，王乐平以山东省议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由国民党人召集的着名卡尔登茶话会。此会的召开，更加坚定了上海民众，特别是商界进行“三罢”斗争的决心。山东会馆对在上海参加“三罢”斗争的学生、工人们表现了极大的支持，‘愿为后盾，为国努力’；并购置山东特产精美草帽2200余顶，赠予游行学生。
2、组织领导济南各界“三罢”斗争
王乐平从上海回到济南后，组织领导了济南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以反对北京政府出卖山东主权的罪行。
6月9日晚，济南近万人（大部分为商界）在省议会开会，议决十日举
行罢市。济南商学界重要成员在师范学校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响应上海义举与上海取得一致行动，发动“三罢”，成立各界联合会。罢市期间，山东各界联合会成为实际的领导机构。
王乐平通过山东各界联合会的活动，领导济南罢市的实现并坚持到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组织与推动作用。史料记载，在省议会中“由王鸿一副议长和王乐平秘书长等国民党人组成的一派，更积极支持济南民众的‘三罢’斗争，特别是王乐平罢市的主张最为激烈，在当时的山东各界联合会中很有影响。”
6月10日实行罢市。清晨四点半，各校男女学生分两路出动，一部分巡行演讲，劝说帮助商人罢市；一部分到督军署、镇守署、省署门前请愿，要求代电政府陈述山东学界的三项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促进南北议和)。各商店在学生支持下，亦冲破军警阻挠，全体罢市，并发表宣言，提出内容与学界基本一致的要求，宣称商界誓作学生的后盾。“下午各界代表数百人在省议会集会，听取省议会驻沪代表王乐平关于上海罢市等情况的报告，并推其代表谒见督军.省长，请急电政府罢斥国贼。”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方面学生与商人并肩战斗，坚持罢课罢市，一方面则是在督军张树元的命令下，大批军警、骑兵出动，封锁校门，不许学生外出，勒令商家敞门开市，斗争十分紧张。
当时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隋灵璧回忆参加运动的情景时说：“我们女师学生也都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向督军请愿。这时有些男同学被捕，大家都义愤填膺……连午饭都没吃上，但谁也不说饿，齐集西门大街坐地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学，不释放人决不回校。泰康点心铺的经理见大家不吃饭，便在门外摆上点心、面包让我们吃，但我们坚持不吃东西不喝水，督军张树元派马队来踏我们的脚，我们也不退缩。一直到深夜四点，被捕的同学释放以后，我们才回到学校。第二天报纸上便登载了学生上街坐地请愿，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的消息。我们这些大胆而果敢的行动，都是与王乐平先生的教导和支持分不开的。
早在年初，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遭到巴黎和会的拒绝，卖国求荣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特别是山东人民莫不同仇敌忾。身为省议员兼议会秘书长的王乐平曾多次对我们讲，要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迫使当局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的这些谈话，给了我们以勇气和力量，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
在学生绝食.商民罢市坚持斗争下，终于在13日深夜11时，迫使当局答应了学商界提出的条件：（1）电请中央释放北京被捕学生。（2）撤走监视各校的军警。（3）学生演讲自由，军警不得干涉。（4）商人开市与否，任其自由，不许军警干涉。（5）释放因罢市而被捕的商人(6)青岛问题不签字。（7）不再取缔报稿等等。15日济南商学界万余人在省立一师前召开联合大会一致决议下午开市。并以山东各界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北京政府，重申各项要求，致电巴黎专使“诸公愿入国门，尚其坚持斯义”。
这次游行示威和西门大街的露天斗争，不仅表现了济南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顽强斗争的精神，也打乱了反动统治者预先的布署，“罢市斗争更有意义的是进一步唤起了济南城关各街道居民和商号对于国家大事的关怀，扩大了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力量。”
3、王乐平率山东代表团赴京请愿取得胜利
6月17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按照帝国主义的旨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同时向各省通报决定签字称：“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
济南各界民众在省议会议定，立即选出代表赴京请愿，面谒总统，要求各项问题，不达目的决不返济。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共同展开请愿拒约运动，与北洋政府作殊死斗争。
6月18日，各团体选出代表86人组成赴京请愿团，其中省议会代表23人，学界代表23人，农会代表1人，总商会代表11人，济南商埠商会代表3人，报界联合会3人，学生代表22人；王乐平为总负责人。
19日清晨，请愿团乘津浦火车进京请愿。济南各中学，专科学校，市民等万余人齐集车站送行。群情激昂，许多学生市民为爱国热情所激动，致词送别时，甚至痛哭流涕，代表们手执标语旗帜，向送行者沉痛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汽笛长鸣，火车开动，车上车下，挥泪者极多，其场面之悲壮如易水悲歌。代表们肩负着山东人民的重托与送行的群众挥手作别北去。
当年济南洪桥小学的老传达十年后对王乐平的次子——年仅13岁的王钧五感慨地说：“五四时候，你老太爷带着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在火车站上，上万群众送别，他慷慨激昂的讲话，立誓不达目的，决不生还见山东父老。感动的大家都十分难过，我也跟着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请愿团代表们的热烈情怀感动着山东及全国人民的爱国忠心。
翌日晨到达北京，受到京津学生及山东同乡的盛大欢迎。请愿团随即入住北京和平门附近的山东中学。
当晚，王乐平主持召开了会议，研究去总统府请愿的要求：（一）巴黎和约关于山东三条，必须拒绝签字。（二）高徐，顺济铁路草约，必须废除。（三）卖国奸人必须严惩。并通电各省请求援助及电达山东同乡军人王占元，吴佩孚，卢永祥等，恳其热心救国（后均通电拒绝签字）。
20日上午，代表们整队出发前往总统府，于中午到达新华门前，沿途观众如堵。代表们高举标语旗帜，边
游行，边演讲，高呼请愿三大要求，要求面见徐世昌。门前警卫持枪阻拦，戒备森严。徐世昌拒不接见。当时天气十分炎热，有的代表中暑晕倒，引起全体代表更大愤慨，80余人在新华门前，放声痛哭。北京各界人士及过路中外群众，见此情景，均表同情。有痛骂卖国贼的，有纷纷送食品的。代表们先遭烈日爆晒，后遭大雨淋浇，加之全部绝食，内有韦君延廷一痛而绝，幸群相扶救，始得复苏。情况异常紧张。直至夜晚十时，徐世昌被迫答应21日下午二时派代总理龚心湛代为接见，代表们始返回住地。
1919年6月24日《新闻报》报道：“下午一时，山东旅京各界同乡又在山东中学开会欢迎代表团。山东同乡会会长马龙标为主席报告旅京同乡对于请愿团欢迎之意，并祝请愿团此次来京争回外交之失败达到完全之目的……请愿团代表王者塾（王乐平）进谢辞，略谓蒙同乡欢迎且感且愧。感者诸君之盛意，愧者愧未得奏功先蒙赐宴,惟有坚持此心以报山东父老兄弟云云……”
下午二时，王乐平与请愿团代表面见龚心湛，据报载，王乐平对于请愿诸要求“反复陈述，泪下语哽”，表示对签约“誓死不予承认”，代表们坚决的态度，迫使龚心湛不得不答应批复请愿书。
1919年6月23日《晨报》在《鲁请愿团谒总理详情别报》记述：23日王乐平、李子善、张彝伯、张星五、庄达中、王香荪（王建兴）等六名代表前往面见总统徐世昌，递交请愿书后，依次陈述请愿意见。王乐平作了长时间的发言，申明进京请愿的原因，厉数中日密约的危害，强烈要求徐世昌采纳民意，维护主权，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曹，章，陆等。
6月27日《申报》登载其发言：“……今日代表等代表山东全体人民，陈述请愿意旨。自从巴黎和约将山东三条规定之后，山东人民奔走呼号，群以将成为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之人民，不得不向大总统为最后哀恳之陈请。第一，巴黎和约关于山东三条必须保留。如不能保留，即完全拒绝签字。业经大总统俯顺舆情，电令专使遵办。代表等极为感激。惟以前政府屡次通电，均系主张签字，此次变更前次政策，绝非空言所能取信国人。即代表等亦难以取信于东省父老。
应请政府通电全国，明白宣示。以平民气。第二，高徐，顺济铁路，北连京汉，南通津浦，若入日人之手，不独山东完全丧失，大江以北均在日人势力范围之内，此次草约，无论如何，必须废除。政府所难者，不过两千万垫款耳。以前垫款，政府如何用途，东民不敢过问。东人情愿倾家荡产鬻妻卖子，凑还此款。但求政府代为取消前订草约，则东人感载靡既（代表言至此，泪下声哽）。第三，曹、章、陆等人与山东人民并无恶感，不过私订密约，丧权卖国，通国皆知，即就高徐，顺济草约及胶济路换文言之，外交关系何等重要？何以交通部不得外交部同意，未经国会通过，遽然单独订约，擅权卖国？即此一端，已足证明政府何苦袒庇二三佥壬，惹起全国公愤。大总统整肃官箴之素志，何竞如此，应请明令交法庭按律惩办，以平民愤，而肃官方。以上三条，请大总统容纳民意，明白指示。代表等携回山东，向全体人民宣布大总统德意，使知大总统尚不忍舍弃山东人民，我山东或尚有不亡之希望。或可暂安人心。否则不惟代表等无面目见东省父老，东人全体亦不能让代表等生还山东也。”
《申报》评述：“他的发言，理正词严慷慨激昂，表现了一个忠心爱国者的鲜明立场，不仅全体代表痛哭失声，连执戟的卫士也不断以巾拭泪”，但处此爱国求存，痛陈利害的悲愤场面徐世昌却无动于衷，以外交困难为借口，转弯抹角的说了一些所谓理由，进行敷衍应付，并说请愿书须由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批复。
当晚王乐平与代表们议定，一方面推出代表要求龚心湛批复，一方面分头去各界联络，请求声援。
直到25日才接到龚的批复，内容竞和徐世昌的口头答复大同小异。王乐平召集代表们研究了这个批复。全体代表赶到国务院，面见龚心湛，郑重声明：若奉此批复，不能归见山东父老，并将原批复退回，要求重批。龚在代表们“语皆悲愤，坚决不可动摇的气氛下，只好答应重批”。
代表团决定派李代表返省组织第二批请愿团，火速来京增援。并再次通电全国各省呼吁求援。此时拒绝签字，惩办国贼已成全国一致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纷纷致电山东请愿代表团表示支持，京津地区请愿团，山东第二批请愿团均迅速进京，留日，留欧同学代表，许多爱国同胞不分昼夜地在总统府门前示威高呼口号“一定要拒签和约”“誓死保卫山东主权”“我们不当亡国奴”！在全国范围内以罢市罢课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浪潮业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
27日，请愿代表团终于接到了北京政府对请愿书的第二次批复：“关于山东问题，所有各代表陈请不能保留，拒绝签字等情，昨已经电达专使尊照在案……所称高徐，顺济路约一节，查该路约原系草约，自必多方磋议，力图收回，绝不续订正约……”。
北洋政府迫于全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压力，不得不接受了民意，未敢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8期上着文：今天（28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前的哭声。”
29日代表团确知巴黎专使已于28日拒绝签字的消息后，即决定留十余人驻京，其余各代表返鲁。
7月1日晨离京时发出《山东请愿团敬告全国同胞书》，将赴京请愿经过宣告全国，疾呼“国势危矣，祸至无日”，号召“全国父老昆季诸姑姐妹同心同德，共图挽救”。山东请愿团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坚决顽强的不懈抗争，不负山东民众的重托，终于取胜而归。
王乐平在这被侵略被凌辱的山东人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汹涌怒潮中，首当其冲，积极为国奔走呼号，革命豪情气壮山河。他德才兼备的睿智人品，热烈澎湃的爱国胸襟，不惧权贵的勇敢精神，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敬，在山东革命史上，展现了他光辉历史的一页。
1919年12月15日，王乐平在山东省议会审议财政预算会上，以新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提出指控山东督军张树元侵吞军费三百万元的临时动议。由于“事实确凿，数额巨大，议员大愤”，经议长签字，一致同意王乐平起草电文拍发北京。
12月20日，《晨报》以《省议会居然实行天职》、《中央还能掩饰吗？!》等醒目标题予以报道，转载电报全文。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当先生任省议员时，曾提案弹劾督军张树元滥捕杀青年，为军阀所惮，乃密令济南警察厅予以逮捕。该项密令由警察厅督察长周敬民（保定军校毕业，诸城人）负责执行。周氏乃急经由其胞兄周健三转知先生，迅速走避北京，得免于难。”
弹劾张树元的成功，也是“山东五四运动的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参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王乐平作山东“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并为在济南组建共产党奠定了政治基础。
三、山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
1、认定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青年
1917年冬末，北方各省督军在天津举行会议，以曹锟、张怀芝为首十几个人联名，请求北京政府“讨伐”西南时，曹、张二人率军“南征”，由湘入赣，与南军马济交战而一败涂
地，这位狡横而粗野的“山东王”从此结束了统治山东的“大业”，徐世昌任命张树元继张怀芝为山东督军兼省长，是为自民国以来统治山东的第四任北洋军阀。
王乐平目睹各系军阀只知相互勾结，谋取私利，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混乱局面，忧心如焚，认定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青年学生之身。
在10月18日诸城旅济学生会成立时，他被邀请参加，祝词曰：“政府以还，道丧俗窳。昂昂政客，不轨以驱，决藩振策，唯利之图，峨峨青年，摩历以须。异日宣劳，实为国柱，兹会学生，举籍吾诸，朝夕攻错，无间寒暑。敬慎旃哉，始终勿渝。祝此数语，为公等勖。”
贺词表达了他对官僚政客黑暗统治的憎恨与鄙视，更体现了他对青年的关怀与寄托。爱国忧民之情溢满字里行间。王乐平表达了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国家现状的深深忧虑，以满腔地爱国主义情怀，对故乡来济求学的子弟们的深情激励，获得了大家的敬佩。“毋忘爱国”他这样要求别人，也更严格要求自己。
老共产党员隋灵璧《对王乐平先生的点滴回忆》一文中说：“我初次认识王乐平，是1916年我到济南上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因他同我的一个本家哥哥同住在天地坛街的一个院子里，我去看我的本家哥时，同时见到了他。那时，他三十出头年纪，待人和气，谈话爽朗，很愿接近青年学生，一见面就问这问那，给人一种亲切之感。时间长了，就像学生见到老师一样，有关我们学校和自己本身的事都愿意和他谈。而他也总是循循善诱，给我们指明方向，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帮助我们女学生破除封建迷信，争取自身的自由解放”。
隋灵璧（1902年6月——1991年6月）是山东诸城人。
1916年在济南女子师范就读，1919年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4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1925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参与组织并加入“新中革命青年社”，1927年响应北伐，并赴北京策应。
“四一二”事变后脱离国民党，在北京创办“协化女子中小学”任教
务主任，后经学生共产党员韩子栋介绍参加党的地下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经保获释。
1936年由宋美龄和邓颖超同志指派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山东保育会理事，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参与组织“华北妇女抗日救护队”支援上海抗战。
1940年抵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教育委员理事，1941年至1945年任延安第一保育院（编者注：应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保教科长，并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任中共代表团政治委员会委员，随周恩来同志一起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1948年任山东省妇女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49年任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继任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一、二、三届山东省政协委员，并参加了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期间还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委员，山东省文化艺术联合会委员、济南市公会妇女委员、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理事等职。
1949年任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后受市长委托创办济南市工人子弟中学并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山东分会组织部长。1966年任山东省政府参事室秘书，1982年任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委员会委员，至1991年6月病逝。
《山东革命党史稿》记有：“路友于烈士，民初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肄业，时与乐平先生接谈，先生见其学识优良，见解高远，且遇事沉着坚毅，甚致嘉许，时予奖勉。其后路氏留学日本，以肺病归国，当时对肺病尚无特效药可医，只能增加营养，安静休息。故称为‘富贵病’。以一学生，何克负荷。先生乃将其送往烟台，嘱托时任烟台农林事务所所长之至友李可良先生，予以照料，在烟台疗养年余，一切医药食宿日用各费均由李
先生负责照料供应。病愈之后，转赴北京，任职益世报社并加入本党。十三年丁惟汾奉命组织中央党部北京执行部，先生乃就介绍路氏任执行部秘书。以工作优异，为同志所钦仰，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北京代表，并膺选为第二届中央后补执行委员。不幸于十六年被张作霖所扑杀，年三十六岁。”
张作霖操纵的法院判决路友于死刑时所定的罪名为“共产党罪”。
2、创办齐鲁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五四运动起于山东问题，本省青年尤为激奋。先生乃号召青年，起而响应。八年，先生为启廸青年革命思想，在济南天地坛成立齐鲁通讯社，贩售新文化书刋，以诸城王诚斋负责。翌年，通讯社以地址狭隘暂停办。复邀同聂湘溪、熊观民、武竞民等在大布政司街筹设齐鲁书社。以长山王绍文任经理，任子材司账，成湘舟、石秀岩、陈乐民任店员。十二年
王绍文以故去职，由笔者继任经理。该书社经售全国各书局所出版新文化书刋；并向各县市推销，传播新文化，介绍革命思想，影响青年思想甚巨。当时，党务进行日急，工作亦益密，该书社所负责任亦益重。凡秘密集会，通讯，及融通经费等，皆假该书社为之，实为一革命新势力之中心。”
1919年10月，王乐平和济南教育界、知识界的部分进步人士，在天地坛王乐平的家中组建了“齐鲁通讯社”和“齐鲁报社”，用新闻机构的名称，联络各地文化界人士。
通讯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业。卖书部创设的本意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额却逐月增加，头一个月只卖了五六十元，后来，每天平均可卖十几元钱。创设的同人都非常高兴，愿意增加资本，扩大营业。
1920年9月，全体股东在该社开创立大会，公推姚仲辉、徐晶岩等七人为董事，由董事会公推王乐平为社长，聂湘溪为副社长，租赁大布政司街（今省府前街）北头路东铺房为营业地点，正式更名为“齐鲁书社”。
经大家讨论决定，书社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书社贩卖的书籍不注重教科书而以参考书为主；贩卖的教育用品不注重学校团体用品。而以学生个人用品为主。
并制定招股简章如下：一、本社定名为齐鲁书社。二、本社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三、本社营业如左：1.代派日报；2.销售杂志；3.贩卖各项中外书籍。四、本社地点设于济南。五、本社资本拟招三百股，每股十元，共为三千元。六、本社为股份有限公司，一切对内对外，悉照公司条例办理。七、本社股票为记名式，得随意转让本国人。八、本社由股东推选董事七人，组织董事会，议决进行事务。九、本社由董事会公推社长、副社长各一人，经理本社一切营业事项。十、本社董事每二年改选一次。十一、本社每年结账一次，由董事会核阅后，开股东会报告。十二、本社所得纯利分为十成，以一成为基金，三成为办事人花红，其余六成分配众股东。十三、本简章有不适用时，得由股东提交董事会修改。
经过这次招股，股东增加到20多人，有王乐平、熊观民、陈雪南、聂湘溪、于沐尘、于瑞亭、于范亭、赵华叔、完颜祥卿、隋即吾、蔡自声、武竞民、王少韩、李子善、刘次肖、王世栋、隋君璧、潘介泉等。王乐平被选为董事长兼任社长。负责营业的经理为王昌龄（王大年），后由王稚祥、王立哉分别担任。店员有成湘舟、陈乐民、石秀岩三人，另有一名会计。
综上所述，1919年10月，王乐平在济南天地坛街自己家里，发起创办齐鲁通讯社。后规模扩大，1920年迁址于大布政司街20号（现省府前街88号和90号），改名“齐鲁书社”（10月1日正式开业）。“该社的精神是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书社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推销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新刊物，主流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当时出售的革命书刊，除《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唯物辩证法研究》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外，还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觉悟》、《少年中国》、《曙光》、《新潮》、《莽原》等进步期刊，成为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的读物。这些进步书刊极大地推动了济南地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12月28日，《晨报》以《山东的文化运动》为题作了报导：“自‘五四’运动后沉默的山东，也是如梦初醒……山东人民受尽不见不闻的苦痛。但今夏间，王者塾君曾约些同志在济南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一方面做通讯事业传达到外边去，一方面代派各处新出版物，为介绍新思想改良社会的先声。”
“齐鲁书社带有政治色彩的经营活动，推动了济南地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军阀统治者的注意。山东督军张树元在1919年6月11日发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称：在山东济南等地，“《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为求积极秘密发展，乃于十一年春成立平民学会，设齐鲁书社内，以为党务活动中心。发行旬刊，定名“十日”，由笔者任发行人，王子容为总编辑，以宣传党义。复于各大城市设平民学会分会，吸收青年及工人，介绍入党。更在各地陆续创办学校，以培植本党基层干部。复利用书局，搜集新文化书刋，开拓学生新知识。”
“平民学会”会员有王志坚、莆美西、王景鲁、张健斋、孟超、魏巍、于佩文、于守瑾、徐步云、赵注东、王鸣双、李毅民、臧克家、邓恭三、徐伯璞、吴宝璞、谷风田、赵文涛、王意坚、芮双、秦淑美、牛淑琴、王逸民等50余人。“学会”是半公开的群众学术组织形式，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定期举行讨论会、音乐演奏会和学术讲演会。“平民学会”的也设在齐鲁书社院内。
1923年5月5日，王尽美以“平民学会”的名义，在济南主办了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的纪念会。
在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了由王尽美亲手绘制的、有1米高的马克思像。
王尽美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揭露了国内反动派的罪行，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会后，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散发了传单。
以“平民学会”名义出刊的《十日》旬刊，由王尽美任主编，曾先后刊载王尽美撰写的《中俄携手后的蒙古》、《呜呼！北京政府的外交！》等文章。
齐鲁书社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和教育界。除济南市区外，各县中等学校的教员、学生函购书刊的也很多。书刊内容的新颖，激励了许多青年读者的心，特别是对黑暗中渴望寻求光明，寻求科学与民主的爱国青年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王乐平尽量利用其上层关系和营业上的掩护，给求知者以指导和帮助。在青年读者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光明磊落、诚恳待人、受到尊敬和爱戴的师长。很多青年都乐意与他接近，向他提出各方面的问题和要求，他总是诚恳地谈出自己的看法，帮助找出他们所需要的书籍，让他们阅读研讨。对家境困难的学生，他往往给于援助。对邀请他参加的活动，他都是尽量争取时间参加(如在学校、团体、议会等处)。
据齐鲁书社店员成湘舟回忆：“‘五四’以后在山东推销进步书刊的只有这一家书店，它与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出版界都有联系，当时介绍的新书有《俄国革命史》、《并证法》、《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最盛行的是鲁迅的着作，还有李大钊、瞿秋白翻译的书。对创造社、新青年出版社，新湖社、北京书店的出版物铺售极广。进步杂志知名的有《新青年》月刊、《新湖》月刊。《创造》季刊、《奔流》月刊、《小说月报》等，报刊则有《努力》周报、《觉悟》周报、《莽原》周报，《醒狮》周报等。此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占比重很大。齐鲁书社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教育界。除了济南市区以外，各县中等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西购书刊的很多。”
3、为济南建党奠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王乐平与济南地区的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学生结下了友谊，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特别是来自诸城的一些青年学生，又有同族同乡之谊，更是成为王乐平家中的座上客；他们无处住时，就住在王乐平的家里。省立一师学生王尽美、王志坚，工专学生王象午、一中学生赵明宇（震寰）、王深林、王克捷、李祚周、女师学生隋焕东、隋灵璧、王辩等都是齐鲁书社的常客。王乐平在书社中准备的新书刊，促使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思想转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济南一中学生赵明宇（震寰）当年还将从王乐平处得到的《新青年》，带回诸城相州请父母阅读，以此劝说父母让开始緾足的大妹放脚，三个妹妹也从此得以陆续上学读书。
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王辩回忆道：“我父亲王翔千带我到济南升学，就住在王乐平三哥家里，其前院即齐鲁通讯社，专门出售这些新书刊，一些进步青年都来买书。”
老共产党员隋灵璧1991年4月回忆：“王乐平先生在济南天地坛街（后来迁到大布政司街）办了一处‘齐鲁书社’，备有许多进步书刊，如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王统照等办的《曙光》杂志，以及《新潮》和郭沫若的《三叶集》等等，在这里都能看到和买到。当时在济南市这是唯一的一家经售进步书籍的书店，因而它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学生，我是这里的常客。乐平先生热情地接待我们，还把一些通俗易读的书刊送给我，要我细心研读……他常给我们青年学生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讲封建主义对中国的束缚，讲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讲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这些都在我年青的心灵里燃起反帝反封建的火花，唤起爱国爱民的觉醒。……王乐平先生对我的教育启迪使我终生难忘。”（参阅《诸城文史资料》第12辑）。
王乐平在“五四”运动中代表山东省议会赴上海联络各界人士期间，与陈独秀相识相交。王乐平创办的齐鲁通讯社和书社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关系密切。齐鲁书社是《新青年》在济南的代售处，《新青年》也为齐鲁书社做广告宣传，王乐平与陈独秀者之间的友情日益加深。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写道：王乐平“曾在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
齐鲁书社还代为发行山东旅京大学生们主办的《曙光》杂志，该杂志于1919年11月创立，主编宋介是山东滋阳人，主笔王统照是山东诸城人。主编宋介后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王统照与王乐平同是诸城相州王氏家族，私人交往颇深。宋介等还多次回山东活动，与王乐平等人研讨马克思主义。
1920年10月，为了扩充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阵地，在经营齐鲁书社的同时，王乐平又在济南城内鹊华桥发起创办了《民治日报》，开辟新文化专栏，登载有关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与报导。1922年初《民治日报》为济垣警厅勒令停刊。1920年10月，为了扩充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阵地，在经营齐鲁书社的同时，王乐平又在济南城内鹊华桥发起创办了《民治日报》，开辟新文化专栏，登载有关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与报导。1922年初《民治日报》为济垣警厅勒令停刊。
时任《民治日报》编辑的顾随在《顾随全集.4》“书信日记卷”中对该报的创办、被封、当时的政治形势及人们的苦辣酸甜有较为细致地记述：
“民治日报是1920年10月21日创办”；“报馆的地址很好，一片镜面似的大明湖水都来到眼底下呢！水声汤汤，荷叶飘举，时而有一两个萤火虫在水面叶底忽隐忽现。吃饭之前，曾下了几点雨，此刻天气异常爽适，我同乐平畅谈心曲，这也是人生快事了。”
“乐平为人，颇近激烈，性子又暴。他虽然脱不了政客习气，然而也算是痛中佼佼。他对于我更是一见如故，可见人生遇合，都是前缘。”
“王乐平先生确乎是一个政客。他能一日夜只睡四小时，还要作应酬，
谈话，拜客等等事情，毫不显困惫的形状。他是报馆的经理，对于馆中的人员、夫役，说吵便立刻吵，说骂便立刻骂。然而过去了，依然是光风霁月，高兴了还和小听差说笑话呢。我看他是政客中的有天性的、有良心的。比较那些险狠、阴贼、卑琐、苟贱的政客流氓，真有上下床之别。他同我倒也谈得来，时常说：‘伙计！你作一篇论评登在报上吧。’我第一次听了，很奇怪。为甚么他赶着我叫‘伙计’呢？后来一看，敢情他管着亲昵的人都叫这个称呼呢……”
“济南这地方，关于新文化的书还容易购得。就是因为王乐平亲手办了一个齐鲁书社，专传播新思想书籍的原故。”
简言之，王乐平对包括王尽美在内的一批革命青年的思想转变起了启蒙作用，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作了思想上与干部上的准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之所以即与王乐平联系，请他“在济南组织共产党”，因为王乐平的确是最佳人选。
四、欣然允诺陈独秀相约济南建党
1、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
陈独秀函约王乐平济南建党，是我国党史界的共识。
罗章龙在《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曾明确指出，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曾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由山东的‘王姓世家’组织。”“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
陈独秀函约王乐平组建“过激党”共产党，必然是慎之又慎；双方彼此必定相识、相知，更要有高度的信任；在函约王乐平之前，两人必然有过酝酿交流，形成共识，都认定对方是共产主义者。否则，陈独秀不可能冒坐牢杀头之危险，冒然就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建共产党。何况此时陈独秀又是刚为撒传单被捕坐牢才出狱几个月，而王乐平则是国会议员、山东省议员兼秘书长。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这样，
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这表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党，是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经过研究形成的决议，是组织行为，而不是陈独秀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中共早期组织的总部，认定王乐平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领军组建山东党组织的最佳人选。所以，才赋予王乐平组建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大历史使命。
“王乐平欣然允诺陈独秀相约建党”，则源于1981年5月我们(刘明义、曲琦、王伟)对罗章龙先生的访问。刘明义第一次访罗章龙则在1979年，是刘子久代为联系的。此后刘明义每次去北京都去看罗章龙，彼此还有书信来往。罗章龙并将三联书店出版的《椿园载记》，签名赠送刘明义。
我们对罗章龙先生的访问，是在其北京前门东大街的寓所中进行的；其子罗平海与之同住。罗章龙先生当时的职务是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访谈中，罗章龙先生明确说道，1920年夏秋之时，他带着陈独秀的亲笔信，前往济南去见王乐平先生，请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读完陈独秀给自己的信，并听取了罗章龙对有关情况的介绍后，欣然允诺。
访谈结束后，罗章龙先生特意将我们送至楼下，其子罗平海帮助拍摄了罗章龙先生与我们在北京前门东大街寓所前的合影。
我们至今保存有这张珍贵的照片，可作为历史的见证。
王乐平收到陈独秀相约建党的信函后，积极推动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志坚、赵明宇等在济南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
“康米尼斯特”是俄文“коммунист”的音译，中文意思是“共产主义者”。就是说，康米尼斯特学会不是普通的学术团体，而是政治组织，是“共产主义者”的学会。参加学会的成员要学习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志愿成为共产主义者。
1920年10月，康米尼斯特学会，即济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赵明宇和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志坚、王克捷、李祚周等是首批成员。其主要活动的地点即在齐鲁书社。
这里，插入一个我们正在研究的重要线索，即关于杨明斋1920年4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来济南与王乐平会面的考证。
此时，北京的李大钊只认识王乐平，而不可能认识王尽美和邓恩铭。王尽美到北京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硏究会做通讯会员，是1921年春季的事。同时做通讯会员的还有机车工厂工会的王广义，胶济铁路的李青山。罗章龙保存的有登记的名单。1920年4月之前王尽美不曾到北京大学，他不可能认识李大钊。
李大钊要介绍威金斯基到济南，可能找的只有王乐平。王乐平再找王尽美等一块会见座谈才符合逻辑。
而且，杨明斋与王乐平系山东法政学堂的校友。杨明斋1908年考入山东法政学堂，1910年毕业。王乐平19O9年考入山东法政学堂，随即被推举为该校的学生代表；王乐平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知名度很高。虽然王乐平与杨明斋同校学友只有一年，但给杨明斋的印象应该是很深刻的。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申报的《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史料征集与进一步研究》专项课题研究；报告（载《山东党史》2022年第1期）确认，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是1920年10月建立的康米尼斯特学会。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史料征集与进一步研究》肯定了王乐平在接受陈独秀函约济南建党过程中不可
替代的作用，并强调指出：“确定哪个小团体组织是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伊始的组织”首要条件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必须有三个与王乐平关系十分密切的学生。”
这个长达1万多字的课题研究报告得出重要结论：“初始成员，可以确定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志坚、王克捷、李祚周、赵震寰（明宇）。”
其中，“王尽美、王象午、王志坚、赵震寰与王乐平都是诸城的老乡，王乐平和王尽美、王志坚、王象午还是同一个大家族，而赵震寰又是王乐平本家弟媳赵慧英的哥哥。赵震寰与邓恩铭、王克捷、李祚周都是济南一中同班学生，赵震寰与邓恩铭还同住一间宿舍。而一师的王尽美和王志坚也是同宿舍。他们追随王乐平投入济南的新文化运动，非常积极，被称为王乐平的卫星。王乐平是他们组织励新学会的最主要支持者，不仅是励新学会开成立大会时的来宾，而且为励新学会提供了活动场所，常会处就设在王乐平主办的齐鲁书社内，王乐平还为励新学会捐助了30块大洋。”
有资料表明，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之初，共产国际给予的资金是直接拨付到王乐平处；然后，王尽美、邓恩铭等再从王乐平处支取。
2、拒绝参加华盛顿会议毅然前往苏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
1919年的巴黎和会没有提出解决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的方案。美国因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获得预期的利益，遂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发起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九国。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问题。
北洋政府成立的中国赴美代表团，据顾维钧回忆：“当时赴美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有130人之多，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为第二，王宠惠位居第三。还有三位高等顾问，一是周自齐，曾任过山东都督、财政总长，代理过外交总长，国务总理、陆军总长等职。二是梁如浩，是袁世凯的幕僚。1870----1880年代，派遣留美学生之一。回国后任过天津海关道台、铁路总办。三是蔡廷干，海军中将，早期留美学生。他们可以调解全权代表间的任何个人分歧。其他成员有外交部指派的，也有各部委派的。”该团是北洋政府所派遣，因之是公开的，待遇更是从优。
王乐平曾受到派遣，但他拒绝了。他要前往苏俄出席另一个会议。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先生默察军阀专政，代议政治难裨国是；而苏俄甫推翻帝俄，新政权成立，或有可供借镜参考之处。乃于十年赴俄考察，返国赴沪，谒总理报告视察所得。遂被派回鲁主持党务。”
为了对华盛顿会议予以抗衡、抵消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动员远东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定于1922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伊尔库茨克局指示从中国、朝鲜、日本以及蒙古、印尼、菲律宾等远东各国选派代表出席，要求尽量动员更多的革命团体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到通知，开始组织代表团，同时派同志到广州及另外几个城市去邀请当地的团体参加。
中国代表团由北京派宋介来鲁邀请山东代表出席参加，由王乐平、王尽美、王志坚、王象午、邓恩铭、王复元组成了代表团山东分团。
据罗章龙回忆（1983年《山东党史资料>第2期）：“这是属于北方区委派出代表中的成员，通过苏联外交使馆办理的出国手续。”《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载有：“先生默察军阀专政，代议政治难裨国事；而苏俄甫推翻帝俄，新政权成立，或有可供借镜参考之处。乃于十年赴俄考察”。
王乐平深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由于国内战争的消耗及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长达三年的武装干涉、包围封锁，而致粮食紧张、卢布贬值，经济十分困难。出发前特意购买了四十匹山东特产着昌邑绸子。其他代表甚为不解，问他买这干嘛？他向大家解释了苏俄当前的困境，带上绸子以商人身份前往，不仅便于掩护还能解决行程中的费用。这一招果然奏效，一路上卖出了十几匹绸子，为大家生活吃用解决了不少问题。当时的苏俄境内一块银元竟能兑换到十几万卢布。
王乐平、王尽美等山东代表们由北京出发，一路经过奉天，哈尔滨到达了中俄边境的满州里。这个小城镇，不只驻有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边防马队，还有白俄杂牌军，土匪，胡子，各类走私贩子等也都居聚在这里。情况相当复杂与危险。
王象午回忆说，在关键场合，善于灵活机智、镇静而有分寸的应对，是王乐平的一大长处。像遇上张作霖的马队阻拦时，王乐平就平静地作着自我介绍话语：“我是郭松龄的朋友……，”即可得以爽快的放行。出境时，遇到军阀政府边境检查机构的阻挠和刁难，王乐平就吩咐大家乔装改扮，雇用挑夫设法先将行李与所带物品送出国境，再轻装过境。
在共产国际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下，王乐平一行终于坐上撬车越过冰封的黑龙江，到达了俄属的十八里站火车站。车站很简陋，只有一间站长办公室，一间电报室。深夜四望，一片雪白悄无声息。王乐平与代表们被领进了停着的车厢内，与先后到达的中国代表以及日本、朝鲜的代表们相聚。车窗的玻璃破碎，钉着木板，空隙中结着冰凌，车内虽零下30余度，仍然感到发闷，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
火车在茫茫的西伯利亚大雪原上行驶，沿途经过许多森林地带和很长的隧道,沿着浩瀚无际的贝加尔湖蜿蜒西行。因铁道桥梁破坏进行修复时间的紧迫，行车需十分小心，战前原只需走一天多的路程，而此次历时七日，始到达伊尔库茨克。
战争的气氛仍然存在，敌对势力的破坏骚扰，暗杀活动时有所闻。公务员的住宅里都挂着长短枪与子弹袋，夜晚和衣而睡，时刻准备不测。
街上各处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店铺关门、工厂停工，冷冷清清，饥饿与战乱带给了人们异常的不幸。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情的代表们，面对现实，感慨多多。王乐平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要将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扼死在摇篮中的狠毒，非常愤慨，联想到本国的国殇民耻，反帝意志愈坚，他相信在列宁英明领导下的苏俄人民，困难一定会能得以克服。
1921年底接到通知，远东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王乐平与代表们非常激动与兴奋，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劳动人民革命的中心，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进程。这是革命者日夜向往的地方，亲自去那里考察，亲自聆听列宁的教诲，是王乐平很久以来的心愿，而今梦想成真。
1922年年初，一辆专车载送代表团西去莫斯科。沿途虽时而闪过战争破坏的痕迹，但与伊尔库茨克以东的情况相比，显然有了变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人民积极动手修复家园，医治创伤。工厂矿山大部分恢复、农田耕种、荒地开垦，基本设施兴建等等都大有起色。但由于列强封锁遗留的灾难深重，粮食问题尚需时日。
3、以共产党员身份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
载送代表团的火车经过9天行程，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在巍峨雄伟的莫斯科车站，代表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欢迎的群众唱起了激昂高亢的《国际歌》，口号声
此起彼伏，着名的日本共产党创始人片山潜代表共产国际向各国代表致以热烈亲切的欢迎词，整个车站沉浸在一片“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团结战斗欢欣鼓舞的气氛中。
这一切为王乐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感动，当个人命运与世界命运结合在一起时，生命竟是如此宽广。
中国代表团被安排在一所豪华的宾馆里，这是已逃跑的贵族罗夫托夫斯基亲王的宅邸。王乐平与王尽美被安置在二楼一个房间住，服务员说这原是罗夫托夫斯基的寝室。壁炉内燃烧着木柴，温暖如春。
作为共产国际会议工作人员的瞿秋白来看他们。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
瞿秋白告诉王乐平与王尽美，现在莫斯科烧的吃的都很困难，均按定量供应，木柴也是如此。但对我们却特别破例优待。大家都非常感动。其他的供应也都比在伊尔库茨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还有香烟、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给。面对莫斯科粮食物资极其缺乏的艰难情况，代表们心中既感动又难以接受，大家商定将丰盛的三餐按供应部门必需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转赠给儿童公寓的烈士子弟。
1922年1月21日远东大会在共产国际的主持下于莫斯科开幕，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共约16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场悬挂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东方劳动者”的巨幅标语，庄严肃穆。1922年1月21日远东大会在共产国际的主持下于莫斯科开幕，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共约16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场悬挂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东方劳动者”的巨幅标语，庄严肃穆。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宣布开会，旋即推举列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五人为名誉主席。
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瓦罗夫、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16人被推为主席。
大会的议事议程是：一、由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刚刚结束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结果；二、由各国代表做报告介绍各国革命的形势；三，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瓦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党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四、大会宣言。
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莅会发表演讲，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这次大会重点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侵略实质，分析和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各被压迫民族和人
民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重申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明确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及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的土地制度。勉励中国工人阶级要团结其他革命的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大会从1月21日到2月2日共举行了12次会议，除按照议程进行外，还有参观、考察、实践等活动。
王乐平深深感到，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的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各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以自己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艰苦斗争的深切体验，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共同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正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
王乐平心潮涌动，信仰愈坚，决不辜负列宁的教诲。他梦想从这里得到的启示，能战胜内外敌人，引领祖国规划未来发展的蓝图，开辟一条大国重新崛起的道路，使国力衰退的祖国逐步得以重振雄风，富国强民，自
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他更衷心希望当前中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国民党和年轻的共产党能够亲密团结，凝聚起坚如磐石的民族复兴之力，共同拚搏、顽强前行，使革命早日取得成功。
王乐平深深体会到，在革命阵营中，和则两益、离则两损。分裂只会使意志消沉，团结就是力量。他决心返国后，首先在济南地区不遗余力地促进山东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发展。
此时，列宁因病正在住院，但他仍然关心着中国的革命，决心带病接见中国代表团，亲自听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介绍。
列宁虽病疼缠身，依然思维敏捷、
兴致勃勃地与代表们亲切交谈。他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工人必须团结其它革命人民。”并关切的询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代表们肯定地表示两党有共同的革命目标和奋斗基础，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
范予遂等撰写的《王乐平生平》中说：“王乐平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去过苏联，见过列宁。回国后，曾对范予遂等人传达过列宁对他们说过的一句话：‘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打倒帝国主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着《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华盛顿会议进行侵略扩张的面目，广泛传播列宁关于民族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
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
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均不允许带回会议的任何文件、资料，致使我国党史界长期不能对出席会议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作出准确判定。
直至1991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第39期，提供了关于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的中国共产党成员的权威性的资料和证据。
《中共党史资料》第39期转载了苏联历史学家索尔金1960年撰写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马贵凡译，译文有删节）。文章明确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表决权的131名，有发言权的17名”。“中国代表团有表决权的39名，有发言权的5名”；其中“中国共产党代表14人，
民族革命党代表（指中国国民党）1人，无党派代表13人，青年团代表11人。”
杨奎松撰写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依据见到的俄国当代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即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历史照片及说明等详实资料，对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出了周密完整的论证。
文章指出：“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的一组有关档案，对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比较系统和可靠的原始记录。这就是《远东共产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调查表》（中国部）。根据这一系列由中国代表当年亲手填写的调查表，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获得有关他们姓名和个人背景等12个方面的情况。”“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事实上对代表的政治身份只承认三种情况，即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无党。（中国代表中）除去14名代表被承认属于共产党，另外14名代表被认定为无党外，在39名代表中剩下的11人则被大会承认属于社会主义青年团。”
文章明确指出：“得到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的（中国代表中）14人属于共产党”，“即邓培、王居一（乐平）、王寒烬、黄凌霜、张国焘、王尽美、王筱锦（象午）、王福源（复元）、冯菊坡、贺恕、邓又铭（恩铭）、夏揆生、李霁初和夏曦”。出席会议的王乐平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乐平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填写的《调查表》）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移交我国中央档案馆的相关文件更确切的证明：1922年1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有44人组成（其中共产党14人，国民党1人也就是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张秋白，青年团11人，无党派人士13人）。山东参会的“中国共产党员”有5人，他们是：王居一（乐平）、王尽美、王福源（复元）、王莜锦（象午）、邓又铭（恩铭）。他们5人出席会议时填写的《远东共产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调查表》十分清晰，在“属何党派或团体”栏目中，王尽美填的是“中国共产党山东部”，而王乐平等其余4人填的都是“中华共产党山东部”。撰写本文时，我们又认真查阅了王尽美当年所填之表格；在该表格第一行“调查表”三个字旁边，王尽美写的也是“中华共产党部”。
经中央档案馆及中共党史研究室认定，“中华共产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77页）再次肯定了此史实。
这确切而有力地表明，王乐平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党员；同时也可以间接证明，王乐平是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创立者。王乐平在济南共产党创建中有着不应忽视的历史地位！
王乐平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填写的《调查表》确切证实，王乐平是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参加的共产国际主办的大会，表明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党员。
为什么除了王乐平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填写的《调查表》之外，尚未发现其他有关王乐平以中共党员身份活动的文献资料呢？
下述重要史实有助于我们解开其中的秘密——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第十四条“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在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争议很大。
据共产国际保存的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载：“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讨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面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做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据陈独秀派遣参加党的“一大”的包惠僧在1978年8月12日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在威基斯克的建议下，提出发起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威基斯克和陈独秀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国
共产党党纲，用来统一思想，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样首先吓倒了张东荪（张原信仰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退出了这个运动。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但看到党纲中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不当议员’时，则声明不能脱离孙中山，以此为借口跑回四川去了”。
（陈独秀）
陈独秀既然曾和王乐平相约济南建党，王乐平也欣然允诺在济南组建共产党，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共同起草的党纲中的这条规定，自然会向王乐平通报清楚。
由于党纲是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起草的，而在党的“一大”上，争论异常激烈的第十四条，又没有做出结论，这对已经担任国会议员又是山东省议会议员兼秘书长的王乐平来说，在北洋军阀严酷统治下的山东，一直隐瞒着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是可以理解并且是必须的。
而相约王乐平在济南建党，并且担任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当然是完全知晓并且特许的。
（维经斯基）
至于当共产国际远东会议要填写代表《调查表》时，王乐平身处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他可以不再顾及国会议员、山东省议员兼秘书长的身份，不顾及暴露自己的中共党员的真
实身份可能带来的风险，而毅然决然地填上中共党员的真实身份，这是他的信仰和人格使然。
近年来，王乐平填写的《远东共产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调查表》的原件照片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王乐平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业已大白于天下。2023年，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播放了从俄罗斯政治与历史档案馆找到共产国际1922年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珍贵录像，其中就有王乐平与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等人出席远东会议的珍贵镜头。
（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播放的王乐平作为中共党员出席会议的镜头）
五、推动孙中山实施新三民主义
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王乐平在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后，尽管没有再以中国共产党员身份活动的记载，然而他公开以中国国民党真正左派领袖之所作所为、直至牺牲，则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履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使命。王乐平无愧为献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家。
1、面谒孙中山先生报告苏俄考察所得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
第一次代表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会后，遵照列宁的建议，王乐平和代表们进行了参观和访问，还参加了列宁倡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劳动，表现了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代表们还参观了列宁的办公室。室内极为简陋，仅有的两个书柜与一张写字台上放满了书籍与文件。列宁在此常常是通宵达旦，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吃着黑面包，与群众共同经受着这场艰苦的考验。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列宁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研究着世界革命的重大问题，写下许多光辉的历史文献，领导着无产级革命时代的世界潮流，指引着苏维埃政权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代表们深受感动与敬佩。
2月2日，中国代表团由莫斯科乘车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到达了彼得格勒（现圣彼得堡），参加大会的闭幕式，会场中约有两千群众。
（沙皇冬宫）
首先由季洛维耶夫发表闭幕演讲，接着就是列宁格勒的各机关代表们纷纷致祝词，远东代表团的代表们也相继发言，表达对大会成功的祝贺和对首先发动革命的列宁格勒的市民表示敬意。最后宣读大会宣言，在如雷的掌声中大会宣告了闭幕。代表们在此做了短暂的考察，参观了有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时俄共的总指挥部所在地——斯摩罗大厦、与始建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沙皇冬宫等等。
（克里姆林宫）
王乐平与代表们返回莫斯科后，稍事休息时日，即又开启了长达三个月的考察。通过实地考察，王乐平十分佩服俄共组织的键全和革命后的若干措施，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联合苏维埃俄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王乐平思想境界新的升华。
1922年5月，王乐平实地考察完
苏联的社会制度，带着思想上的重大收获，带着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启程返国。
（孙中山）
一路辗转、历尽险阻，直达上海，“面谒孙中山先生，报告视察所得，建议采用俄国之组织方法，孙深以为然，遂按既定计划，着手改组国民党”（参阅《王乐平碑文》）。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在1919年10月由国民党改称中国国民党以后，其成员有所增加，但并没有从组织上统一起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制定过统一的行动纲领。孙中山和他的一些同志是国民党的主导力量。他们在屡遭失败后仍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所不容。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与此同时，他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幻想也宣告破灭。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李大钊）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廖仲恺等领导人积极主张改造国民党，以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他们从陈炯明叛变的教训中体会到，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吸收新鲜血液。这是孙中山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除了因为自身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决定外，还因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进行民主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阵营和力量。这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中国国民党年轻得多的政党，党员数量也少得多，并处于秘密状态，活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2、主持山东国民党工作，出色实施国共合作
1922年，王乐平在上海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改组国民党会议的讨论后，被孙中山派回山东主持党务。
据《淮上先贤常恒芳》一书的年谱记载：“1922年春，在上海，王乐平曾与常恒芳、柏文蔚、王亚樵、关云农、杨虎等人聚会交谈联俄、联共问题。杨虎持异议，被王亚樵痛打；夏，王乐平与常恒芳、柏文蔚、王亚樵等一起在上海环龙路晋谒孙中山先生，请示讨曹（锟）、吴（佩孚）直系问题；夏秋间，与常恒芳、黄孚、褚辅成、沈钧儒、李少川等国会议员一起，在沪反对受贿议员。”
（常恒芳手书）
据马克先在1982年《山东党史资料》第3期的《济南建党后初期活动片断》的回忆：“山东党成立不久，经费来源很困难，一部分由北京寄来，但不能按月寄。有紧急开支时，由党内收入较多的同志捐助。那时王乐平也经常给予帮助。……王用章经常到王乐平在县东巷组织的俱乐部，联络两党关系。我也由王用章介绍见到王乐平一次，感谢他对共产党的经济帮助……我在王乐平那里，看见进进出出的多是穿长袍马褂，拄文明棍儿的一些人物，心中颇不以为然。回来时我对王用章说：‘王乐平那里有那么多穿长袍马褂、拄文明棍儿的阔人出出进进，我看这些人活像高等流氓’。王用章把我这话传给了王乐平。过了
没几天，接到张国焘自京来信，严责我说话失体；说王乐平得知我指责那些出入俱乐部的人，很不高兴，写信告诉陈独秀说我‘妨碍国共合作’。
就因为这，张国焘给我撤去代理书记的处分，另委我领导S.Y。同时派吴容沧来济南。这是1922年11月里的事。”
（马克先）
这表明，王乐平与陈独秀不但有联系，而且陈独秀很重视王乐平关于处理好国共合作的意见。
1923年秋，王乐平在济南三合街开办了“育才小学”，作为国共两党秘密办公的地方。在学校担任教职员工的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如刘巍、王翔千等。王尽美、刘子久等曾较长时间在这个学校里居住工作。《现代青年》周刊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和经费创办的，实际的撰稿人和编辑主要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个周刊每期发行三千份，共出十二期，“极受一般青年之欢迎”。（参阅向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山东共青团》）
1924年，国民党实行改组，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两大革命目标，并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就是共产党人承认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参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大会议决每省区出席代表6人。其中3名总理指派，3名由当地推选。王乐平为孙中山指派的山东出席代表，并在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一届一中全会上首先被委任为山东临时委员会筹备员。
会后决定已委任的筹备员分赴各省建立国民党组织，（其余未委派的各地，则由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决定之。）王乐平返省后，山东的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是年在济南国民党山东省委员会成立后，王乐平被推为执行委员。“组织党务，整理党务，身任艰巨，不辞劳怨”。
王乐平与王尽美等亲密合作，共同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各项工作，动员各界
革命青年参加广州黄埔军校（有关资料记载王乐平介绍的有王叔铭、刁步云、项传远、李子玉、李玉堂、甘达朝等一期学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十日》旬刊上发表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猛烈抨击的文章，为国共两党互相团结、顺利结成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胶澳中学即青岛一中成立百年之际，家人在校园中王乐平塑像前合影）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当时各地所设学校，以青岛之胶澳中学为最着。原青岛党务自十一年冬始有活动，由先生指导，成立临时党部。翌年，先生再赴青岛，为培育革命干部，由唐恩良（蜀眉）与高秉坊（春如）等协助，勘定校址，筹设胶澳中学。于十三年春招生开学。由陈名豫（雪南）任校长，刘次箫任教务主任，孟广诰（民言）任训导主任。于恩波（沐尘）、隋卽吾、李可良、唐蜀眉、凌道扬、凌陈英梅，顾随（羡季）、蔡自声、蔡寿潜、尹景伊（莘农）、李树峻（子刚）、禚敬襄（赞廷）、王赞忱、于观城、刘麟绂（寿岑），明少华、王志坚、李少卿、任子中、胡六吉、王志超等任敎职员。先生经常莅校督导，并密运三民主义等党务书刋，分发学生同读，以启廸其革命思想。极获员生之崇敬。青岛市党部卽设于该校，实为青岛党务中心。十五年暑期，有李仙海者具呈张宗昌，谓冯玉祥由天津潜赴青岛，匮胶澳中学，与敎职员学生秘密开会，图大擧。张乃派员彻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卽后之市政府）卽将该校强迫接收，改归官办（卽后之市立中学）。同志顿失根据地。该校成立不及三年，仅招收学生两届四班，约二百人。多有所成就，蔚为党政军各界中坚干部。十一年六月总理派丁惟汾为国民党山东支部长，与先生在北京银闸六号设秘密通讯处，联络青年，吸收同志：王仲裕、李汉鸣、李澄之，郝任夫等均于此时加入本党。”
（中国国民党一大）
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
（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十三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总理应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之邀请，由粤北上共商国是。十一月十二日发表宣言，主张以国民会议解决国是，而谋全国统一。十二月三十一日抵京。十四年一月四日在京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派先生及阎容德回鲁宣传指导，促其早日实现。先生等抵济南，召集新闻界举行谈话会，解释本党倡导国民会议之理由，并解释三民主义之真诠。先生复到烟台召开民众大会，扩大宣传。时历半月，驻鲁军阀承段祺瑞之命，强迫干涉，并逮捕同志，始止。”
（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原稿）
王乐平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为山东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委员，负责开展山东的国民会议运动。随之山东各地开展了拥护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山东国共两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公开发动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5年1月7日，在济南正式成立“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由于国民会议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王乐平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忌恨。
（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时与社会各界人士合影）
1925年1月王乐平与王尽美、路友于等出席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总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同年2月20日起草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总会章程。“由王乐平主席报告筹备经过，交换意见，加推筹备员，次由乐平报告起草章程，讨论大会应列之议事日程及应进行之事项，先产生一执行机关，议定宣传方法，制定国民
会议组织”。
3月1日，王乐平作为主席团主席，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坚决否定2月1日段祺瑞企图对抗国民会议而开场的善后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军阀内乱、主张人民自由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运动的发展。
3、继续孙中山革命之志
1925年3月12日，不幸降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守灵）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三月总理在北京逝世，丁惟汾、王乐平、路友于、于洪起、延国符等山东同志参加治丧处工作。本省自举行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党部
后，张宗昌压迫日紧；同情本党之报刋均被迫先后停刋，齐鲁书社更屡遭搜查。十四年秋，并下令逮捕先生。幸先得消息，军警到其寓所时，已闻风先避，乔装走北京。齐鲁书社遂以封闭。先生抵京后，其他省党部委员亦陆续赴北京。遂在京设通讯处，分别通知各县，以资联。并派员回省，秘密继续整理活动，以学生工人为主要对象。”
王乐平在茫茫的革命征途上始终严格遵循着先生的教导前行，失去导师，痛苦异常；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在三天的追悼活动中，革命党人发动了三十万人参加，配合国民会议运动，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在移柩安放社稷坛时，有十数万群众恭送，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的群众大示威。王乐平任指挥员。
（国民会议促成会部分代表）
4月17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王乐平被推举为常务委员。议决出版会刊《国民会议》周刊。
4月27日，山东各界在济南商埠公园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数万人与会。
4月27日，王乐平回鲁组织山东各界在济南商埠公园（青岛在胶澳中学）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王乐平在会上报告孙中山革命历史，并望请同志本中山先生之遗嘱，以继续先生革命之志。
4月30日《大公报》第一版以《山
东各界悼孙大会之第一日》予以报导：“中山先生革命之志，始于满清乙寅中法战争之后，及甲午中东战起，联合同志在檀岛美洲设立兴中会。谋推倒满清，改建民国。不料事机不密，旋归失败。先生遂改装渡美，转赴日本，再图恢复。及庚子八国联军之役，以有时机可成。乃如集同志，以谋发动，而结果复归失败。其后又经过许多艰险，办理革命事业共历十七年，失败达十余次。惟惨淡经营，始终不懈。故革命事业，终归成功。及宣统末年，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满清退位，共和告成。乃袁世凯被推为大总统后，密谋帝制，改建洪宪。先生复联合同志，推倒袁逆。恢复共和，是为二次革命成功。及民国七年，黎元洪解散国会，先生以革命结果，国家内政不竟，外交失败，人民未得幸福，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发起护法会议。并在广东设置临时政府，派兵北伐。去冬北京政变，临时政府成立。中山被邀入京，发起国民会议，根本解决国政。不料卧病都门，与世长辞。先生临死之遗嘱，尤以‘国民救国’四字，训告国人。望请同志本中山先生之遗嘱，以继续先生革命之志可也。”。
（“青岛惨案”）
5月8日，军阀张宗昌就山东督办职，血腥镇压参加革命活动的人，通缉共产党人，下令逮捕王乐平。当月，军阀张宗昌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与上海的“五卅惨案”，史称“沪青惨案”。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了“沪青惨案后援会”，伦克忠任会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济南各界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声援青、沪。王乐平发表讲话：“此次大会为‘五四’之继续，‘五四’为爱国，此次为救国”。
王尽美同志病重，王乐平助其赴青岛治疗，委托王象午照料。
7月，王乐平主持召开国民党山东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与共产党人共同成立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时“张宗昌压迫愈紧，齐鲁书社屡遭搜查并下令逮捕王乐平，致以走避北京”。
1925年7月26日，张宗昌再次派军警在青岛封锁四方机厂工会和各纱厂工会，逮捕了中共青岛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伦克忠、韩文玉秘密赴京联络各界，
发起共同声讨张宗昌的运动。伦克忠、韩文玉到北京后，先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负责人王乐平介绍住进翠花胡同。中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罗章龙得知，几次邀其谈话，了解青岛惨案的真象和后援会活动的情况，共同研究了活动计划。
在王乐平和罗章龙的协助下，伦克忠、韩文玉走访了工厂、机关、学校和各群众团体，组织了许多工人、学生代表及各界代表人士，参加了一些大小集会，陈述青岛惨案真象。
8月16日，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召开追悼在青、沪、宁各地惨案中遇害者大会，王乐平与李大钊、宋庆龄、日本共产党党代表崛一郎、于右任等出席了大会。会上伦克忠代表胶济铁路总工会作了长篇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宗昌残害青岛人民的滔天罪行。
北京大学学生根据大会的演讲，编写了《张宗昌祸鲁十大罪状》，在群众中散发。
1926年1月，王乐平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返京后，筹备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六、“三一八”惨案负伤北伐建奇功
1、王乐平与李大钊等领导“三一八”运动
“三一八”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领导的反帝国主
义、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公然闯进大沽口，向守卫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开炮轰击，守军被迫还击。
3月14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愤怒声讨日军暴行。
3月16日，英、美、法、日、意、西、荷、比八国串通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向北京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谍，竟然要国民军在四十四小时内拆除天津到大沽口之间的防御工事，否则将强行拆除。对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北京人民和学生义愤填膺。
（李大钊）
3月17日下午，学联代表在翠花胡同国民党市党部开会。李大钊指示，先专门提外交问题，以便集中力量对外；要是段政府一直媚外，再做下一步打算。当天到会的团体有中国国民
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全国学联、国立八校学生会、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民国大学、外语专校、新闻记者联合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留日学生归国团、四川和广东外交请愿团、北京各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报界工会、北京印刷业工会、人力车工会、北京总商会等四十多个团体。会后，共产党员、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党团书记陈毅带领六七十名代表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国务院进行交涉，直到夜里十二点，国务院秘书邓汉祥才出来应付了一下。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的霸道行径，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王乐平和李大钊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王一飞等三人为总指挥。
3月18日上午十点钟，北京各界人民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帝国主义强盗行径的大会，历时约两个小时，会后到执政府门前请愿。会后，数千人的请愿队伍前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请愿队伍经东长安街、东单、东四等地向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前进。李大钊、王乐平、丁惟汾、王一飞、陈毅等走在前面，赵明宇紧随其后。沿途的群众排成了人墙，纷纷鼓掌，挥帽致敬。当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时，执政府戒备森严，卫队端着上了刺刀的枪。
（执政府门前戒备森严）
王乐平、丁惟汾、安体诚、陈公翊、谭季缄五人被推为代表，携带大会决议，进入执政府交涉。
五名代表在段祺瑞执政府交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走出执政府后，王乐平向在场的人们通报了有关情况，群众闻听忍无可忍，响起了愤努的口号。就在此时，枪响了，一次有预谋的屠杀开始了。
五代表之一的谭季缄当场死亡，王乐平肢骨受重伤。赵明宇看到后，不顾一切地冲到王乐平身边，与随之赶来的同伴一起，立即抬着王乐平，送往医院救治。王乐平身上的鲜血，染红了赵明宇的衣服。
刽子手们继续用排枪、刺刀和棍棒，对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进行无情袭击。请愿队伍向胡同口外涌去，不料早有伏兵，许多人中弹倒下。李大钊手背负伤。据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李大钊险些丧命于卫兵的枪下。
当时，一个卫兵正要向李大钊开枪，忽然旁边有人喊：“不要开枪，拿活的！拿活的！”李大钊扭头一看是个警察。不过，那警察并没有抓他，而是向东边一指，小声说：“朝那边走！快走，快走！”李大钊跌跌撞撞往东走，躲进一个小饭铺，才得以脱险。陈毅在枪响后，走在队伍最后掩护着群众；他看见一个倒在血泊中的女学生，急忙把她送进了医院。
这场灭绝人性的屠杀，当场死28人，在医院又死19人，伤199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现场）
王乐平在医院手术后终于苏醒过来。他看见守护在病床旁边的赵明宇，首先关切地询问同志们的安全情况。赵明宇沉痛坡告诉他，五代表之一的谭季缄已经当场牺牲，李大钊手背负伤并险些丧命，还有许多青年学生牺牲和受伤。
王乐平闻听后沉默了许久；然后极为感慨地对赵明宇，也是对自己说道：“要记住‘三一八’发生的惨案，还要有应对更为艰难、更为残酷的斗争局面的准备；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需要付出流血牺牲的。”
赵明宇深情地望着王乐平，坚定地回答：“我从这次经历的‘三一八’惨案进一步认识道，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需要我们不懈地艰苦斗争，甚至付出生命。我已经作好了准备！”
王乐平望着赵明宇，欣慰地点了点头，说道：“我们都要作好充分准备！”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
（段祺瑞）
3月23日，北京总工会、全国学
生总会等团体及各校学生1万多人，在北大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团中央送的挽联上写道：“为革命牺牲方是真正共产主义者，踏血迹前进不愧勇敢少年先锋团。”
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然惨遭镇压，但是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基于全国人民为三一八惨案愤怒声讨段祺瑞，驻北京的国民军第一军鹿钟麟部于4月9日驱逐段祺瑞，推倒执政府。
1926年4月22日，段祺瑞下台。随后，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放弃《最后通牒》的无理要求。
2、王乐平助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建立奇功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这时，北洋军阀的兵力还很强大。直系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
三省及直隶的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直系孙传芳割据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兵力20万人左右。奉系张作霖占据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和北京、天津地区，连同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30多万人。其他各省还有许多小军阀。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十五年本党北伐前夕，蒋总司令指示训练情报人员，深入敌后活动。指派先生负责主持，直属总司令。乃选拔长江以北各省籍黄埔学生，在广州东山附近船上分批训练，以防敌探追踪。其训练任务为：（1）搜集情报，（2）策反敌军，（3）组训民众响应北伐，（4）组织游击队扰敌军后方。由各有关单位派员到船上讲授各种技术，短期训练后分派各省活动。有张守初先生在中外杂志七十一年八月号为文，曾参加该项训练，分配在豫组，其组长为黄埔一期之李正韬。”
1926年8月，诸城党案发生，王乐平之父王纪龙被诬为革命党入狱，济南的齐鲁书社亦被张宗昌查封。
王乐平此时正参加北伐，被委任为军事特派员。“潜入汉口，秘密掌握邮电通讯；逆军方面情况复杂，工作极为困难，先生无所惧。”王乐平率所选拔长江以北各省之黄埔军校革命青年秘密分赴各地工作，历尽险阻。当时，吴佩孚的主力在湖南、湖北，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吴之嫡系，湖北督军陈嘉谟控制着此战场的后方，对地下工作人员严加防备。
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一直担任预备队，没有同敌人打过硬仗。在第八军进攻汉口、汉阳时，蒋介石才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同其他北伐军部队进攻武昌。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进攻武昌的战斗一再受挫。从8月30日，吴佩孚残部退守武昌后，北伐军40天未能攻克。
王乐平于是只身进入武昌。当时的西门守军团长贺对廷，辛亥起义时王乐平与之相识。王乐平晓以大义策反贺对廷。贺对廷又联络其师长吴俊卿、参谋长李绍甫、旅长杜吉卿等，于10月9日开西门投诚。武昌城头终于升起北伐军的军旗。围城40天之武昌得以全部克复，歼敌两万余，生擒刘玉春、陈嘉谟。两湖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避免了重大伤亡。贺对廷团编为北伐革命军独立第一旅。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迨誓师北伐后，前方军事紧张，中央遂派王法勤、王乐平、朱霁青三人为军事特派员，赴前方协助工作。先生卽潜赴武汉，秘密分派前所训练之黄埔学生，分赴华北各地工
作。北方军人之输诚本党，及过去与本党有关系者，皆与先生秘密联络接洽。国民革命至长沙后，吴佩孚部败退，坚守武昌。”
“守军第三师之团长贺对廷，辛亥起义时曾参加革命，受先生指示，联络其师长吴俊卿、参谋长李绍甫、旅长杜吉卿等，率第三师输诚本党，于双十节开城迎革命军入城。武昌克复后，吴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央第一混成旅，以当时师长吴俊卿等皆已他去，乃以贺对廷任旅长，以阎容德任政治部主任。”
11月5日，北伐军收复九江。孙传芳败退南昌后，降军数万，大半系
北方直鲁子弟，多系为军阀逼迫裹胁而来，不知为何而战，生活穷困，士气低落。“王乐平至南昌城外收抚降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悉编为北伐革命军。”时人赞之曰：“即老练的军事革命家也难以为之。”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孙传芳复败于南昌，降者数万人。孙部大半为北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乃电请先生派陈名豫、于恩波、王立哉、林笑佛、王承堡、韩方正等赴南昌，收抚降兵，晓以大义，悉编为革命军，共同参加北伐。”随即，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邓演达为主任委员，王乐平为政务委员兼电政监察委员。
七、誓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打倒新军阀领袖蒋介石”
1927年3月10日——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王乐平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员占了多数，坚持国共合作，反对独裁。撤销了蒋介石的许多重要职务，削弱了其职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7日，王乐平参加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内的40位中央委员联名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全文登载。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反动的“国民政府”。之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
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组织2000名国民党员在西安举行反蒋大会。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提出“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的口号，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斗争。
同年6月，王乐平经中央宣传部介绍被迫化装去河南开封，任教于冯玉祥举办的党务政治训练班。讲授《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讲义，提出恢复十三年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10月去广州参与“驻粤委员”反蒋活动。
11月到上海对南京特委会展开猛烈抨击。
1928年2月与8月，王乐平与何香凝、陈树人、潘云超、王法勤等粤方委员出席了在蒋介石一手策划下召开的二届四中（2月2—7日）、五中（8月8—15）全会。通过会议，蒋介石达到了独揽大权的目的。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执委会常委，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王乐平等10位侯补委员在四中全会上依次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召开后，王乐平在上海主持成立了“护党革命大同盟”，明确提出：“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打倒新军阀领袖蒋介石；蒋介石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破坏本党的罪魁；要救党只有先打倒蒋介石！”
在五中全会上，王乐平与其他粤方委员联名提出《重新确定党的基础案》的提案，强调必须奉行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规定的对内援助农工，对外坚持反帝的政策；要求实行党的民主化、民众化；强调政府必须执行党的政策；主张裁撤各地政治分会；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指挥。这项既反对蒋介石独裁又反对地方实力派拥兵割据的提案，遭到右派的反对。王乐平与同志们中途退席返沪，致会议草草收场。
2、成为国民党左派的真正领袖
1928年冬，王乐平与陈公博、顾
孟余、王法勤、朱霁青等人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总负责人为陈公博，内设组织、宣传、总务三部，王乐平负责组织部。
1929年1月陈公博去法国，王乐平成为实际上的总负责人.以“粤方委员”为基础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此时正式成立。
2月，在王乐平主持下，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今日已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窃、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经被他们篡改，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纲领，已被他们唾弃。”“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等等，故而“重新决定纲领，准备改组国民党”。
3月，王乐平与13位中执委员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政治宣言》，揭露蒋介石包办“三大”的行径，否认该会产生的一切决议。成立“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并发表通告，斥责蒋介石在南
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大会上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三.一四惨案的罪行。蒋介石大怒，对改组派进行镇压。
5月，王乐平在上海组织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和《缘起》两个文件，以极其激烈的言词历数蒋介石篡夺北伐胜利果实、穷兵黩武、攻桂迫冯、实行个人专制独裁等等叛党卖国的累累罪行。宣布“为推翻蒋介石政权统治，革命同志捐除成见，联合起来重建革命政权”。
7月，鉴于汪、陈的别有用心，王乐平决定护送父柩及病妻幼子离开上海，返回原籍。路经青岛，住观海二路49号族叔王统照处。后乘火车到高密转诸城五里铺时,蒋介石密令山东党部刘涟漪在高密车站伺机逮捕未着，形势极其危险。王乐平趁天下大雨，冒雨急行到诸城县境，得杨虎城部属护佑始安全抵达。
9月，从石臼所乘小帆船，漂泊海上数日，返回上海。
王乐平的“改组”，与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的“改组”有本质区别。王乐平真正反对国民党右派，坚决奉行“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据《淮上先贤常恒芳》一书：“1928年，国民党二届中委各派反蒋最烈的是改组派，聚于上海的中委以王乐平
为首，联络各方发动反蒋，密谋会议多在霞飞路王乐平寓所，参加者有王乐平、刘芦隐、柏文蔚、常恒芳、王亚樵等……同时，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委联名通电，拥护广州政府，声讨蒋介石叛党独裁，背叛革命和背叛孙中山先生等劣行……”
（常恒芳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安徽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何汉文着《改组派回忆录》写道：“他为人勇敢机敏，在改组派中，虽只负责组织责任，但由于他做事积极负责，思想比较左倾，和一般知识分子青年比较接近，做事也很有一些决断干才，因此改组派各地开展活动以后，对各地支部的指挥完全由他负责，在总部里的一切组织、宣传、军事、联络以及经费措施等工作，都是由他作最后的决定处理。事实上他成了改组派的‘总书记’”。
民革上海市委顾问姜豪回忆：“王乐平为人机智勇敢，思想左倾，敢于负责，所以最为一班青年所拥护。……其实王乐平是改组派总部里最有办法的人，尽管分工上只负责组织，实际上则是通盘主持。改组派前两次军事反蒋，都是他筹划组织的，他和冯玉祥、阎锡山都有个人联系，第三党的邓演达也与他有接触。至于像王亚樵
这些人，简直是只知有王乐平而不把陈公博、顾孟余当回事……王乐平死后，改组派总部的负责工作即由朱霁青挑起，但他热情虽高，能力确实比不上王。因此改组派由兴盛而转向衰微，的确可以王乐平的被害作标志。有时我在想，假使王乐平不死，即使汪蒋合流仍要实现，但改组派里还是会有许多人跟着他继续反蒋吧？”（参阅《和谈密使回想录》）
3、惨遭蒋介石特务枪杀身亡
（蒋介石）
1929年7月，王乐平护送父亲灵柩返山东诸城原籍时，蒋介石即密令山东的亲信在高密火车站暗中抓捕王乐平，但因种种缘故蒋介石没有抓捕到王乐平。（下图为杨虎城）
随后，王乐平在诸城境内的杨虎城部属的保护下，避开高密，由石臼所南下，乘船前往上海，逃过了此劫。
10月，国民党中常委会及国民政府数次决议，下令通缉王乐平等十人，并假以“颠覆党国，甘心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等罪名永远开除党籍；密令查封改组派总部，连续数月搜查王乐平担任代理校长的大陆大学，称有“共党罪证”。
其时，王乐平处境已十分危险。蒋介石的阴毒残狠，人所共知；同仁亲友均劝其加以小心防范，他却淡然置之。王乐平对女儿说：“按你的说法办，工作怎么搞？都像你们那样，我什么也不用干了。”
1930年2月18日夜，蒋介石指派7名杀手将王乐平残杀。时年，王乐平46岁。《团结报》以《王乐平上海遇刺案》为题作了如下报道：“1930年2月18日深夜，上海法租界迈尔西路314号响起一阵枪声，国民党“改组派”中坚人物，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王乐平遭7名杀手暗算，身中7弹死亡。下达刺王令的是陈希曾，7名杀手的派出者为特务头子杨
虎。舆论公认刺王的主谋是蒋介石。”
王乐平遇难后，蒋介石故装“惊讶”，以“王乐平在北伐中卓着功绩”为名，派员代表他本人奉赙两千元，
以资治丧。但王乐平遗属拒收赙赠。
王乐平长女王贞民随之撰写《启事》，送达上海诸报；上海沪淞司令部均令禁登。上海《革命日报》第一版发表该《启事》时，已到了3月1日。
以下是时年仅22岁的王乐平长女王贞民（又名王平）所登报声明的全文：
本月22日，有警备司令部王某者，携蒋介石致赙两千元前来，声言为先父治丧之用。窃先父为何而死，与孰致之死，世人早已大白。当此元凶尚未授首，贞民何人忍受仇赙，当严词拒绝。深恐外界不明真像，特此登报声明。（再，此项启事，昨送上海各报，均被淞沪司令部禁登。）
王贞民泣启
1930年2月24日
王乐平遇难后，灵柩厝于上海南市谨记路齐鲁别墅。
1933年春，由汪兆铭韩复榘谷
正纲范予遂丁惟汾唐生智于右任李宗仁张继黄绍竑王法勤白崇禧居正叶楚伧孙绳蔡元培孙科张苇村王子壮冯玉祥陈树人阎锡山孔祥熙陶希圣顾孟余陈璧陈公博何香凝李澄之高一涵王立哉周健三何思源王深林等130人发起公葬，并募捐修建陵园、纪念堂于济南千佛山东麓。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
中写道：“经中央常务委员会议核定：由发起人组设公葬筹备委员会，并推派丁惟汾于启灵及安灵时代表中央主祭。当经筹备委员会商定十月间安葬于济南千佛山；并推笔者端赴济南成立筹备处，勘察墓地，准备安葬事宜。”
“立哉奉派到济南，几经勘察，得千佛山东麓林地最为适宜。该地系国立山东大学林场之一部份。乃由筹备会备具公函，转赴靑岛，与山东大学校长赵畸（太侔）商洽拨用。当获赵校长同意，即派员会同赴济南勘定坡地十余亩，以为墓地。于是积极进行平整土地，建立墓堂，修筑墓穴。于墓后立碑：正面书‘王乐平先生之墓’，背面书墓志铭，于二十二年十
月公葬前如期完成。”
“公葬事宜，按预定时间于十月十五日由上海齐鲁别墅启灵，经南京下关，于十八日到达济南车站，灵榇转中山公园暂停。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二十二日下午一时启灵由丁惟汾代表中央主祭，赴千于恩波、陈名豫、李文斋等陪祭。襟怀弘濶，刚毅奋发之革命斗士，从此长眠地下。”
建成后于1933年10月22日安葬，济南群众自发参加送葬者近万人。当年济南女子师范学生赵慧英向我们讲过：“出席王乐平安葬仪式的热血青年，将灵堂上摆放的蒋介石送的花圈扔在地上践踏，高呼悼念王乐平、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口号，游行示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乐平是一名坚决反对蒋介石反革命独裁统治，并为之献出生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家！
王立哉在《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中写道：“安葬旣毕，复由笔者继续整建墓园。墓园建在山坡最高处之平地，其下划为五层：最高层植青梅，其下层植绛桃（红白色桃国间植），再下层植双樱花，更下层植白果-卽仁杏树（立秋后其叶作黄色）及柿树（霜降后其叶变红色），最下层植喜马拉雅松。入口处建拱形墓门，额书‘王乐平先生墓园’。经两年之经营，花树均已繁茂。以其为赴千佛山大庙开元寺必经之大道，故游人如织，顿成为观光圣地。”
曾跟随王乐平的王深林是王乐平公葬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时年30岁。
1949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王深林赴北京出席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年46岁。王乐平当年遇害时，也是46岁。
王深林告诉王伟，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想到了为新民主广义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而献身的王乐平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