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蜗居”到“宜居”
张素兰
1997年金秋，我和先生结婚后就在任教的乡镇中学分到了两间住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旧平房。栗色的小木格窗子，木格很细碎，如横在窗口的剪刀，把进屋的阳光凭空剪得零落而黯淡。门口低矮，婚前请人用红砖铺了地面，显出了随意浪漫的气息。
房子不大，有一小院，墙外那棵筑着鸟窝和旁逸斜出虬枝点缀的大梧桐树总能给人制造出变幻的阴凉和遐想。春天桐花开得纷纷扬扬，满院生香。秋季我挺着大肚子扫院子和胡同的桐叶，邻居大嫂总是喊着先生的名字嘱咐，别累坏了小张和宝宝，你多干点活，记着。那关切的声音软软的，柔柔的，跟丝绸一样，爱人总是应着，笑哈哈抢我手里的扫把。这种对话时不时像水面的波纹一样绽开，引来阵阵笑声，大嫂那怜爱的眼神总是让我感觉到她温柔的抚摸和贴心贴肺的关切，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儿子从小就在散发着湿漉漉鲜活生命气息的地方长大。夜里撒尿就如抛物线润湿了那红红的砖面。冬天透风无暖气，煤炉的炭火如星星闪着微光，两床被子依然暖不过身子；夏天漏雨，地基低又潮，地面五彩斑斓。苍蝇蚊子频繁光顾，怀抱儿子在院子里上个厕所，儿子嫩嫩的屁股上经常被叮上“大红包”，两三天还肿胀。再后来我就拿着蒲扇一边扇风，一边看看有没有“敌情”。
2000年，孩子未满周岁，我们搬至学校刚落成的家属院。两间房子比原先宽敞了，还有一稍大的院子。搬家的那天晚上，星光灿烂，月色微明，57岁的婆婆担心我身体未恢复，硬是肩背腕挎，把一包包的细软沿着长长的陡崖搬进新家。先生和在一处学校任教的弟弟把必备的生活用具抬着、扛着运至新房。后来，婆婆的手腕经常疼，就是那次搬家留下的后遗症。
我们在院子里种着几垄菜，菠菜、生菜、葱和爬蔓的豆角，先生找来了竹竿或树枝搭起豆角架。收获时节，豆角如美女的发辫，散散落落在风中摇摆。
2002年，我和先生到另一中学任教，房子紧张。学校大门南侧有一原板房厂，那是一个荒芜大院，一把大锁叩在铁栅大门上。贴西墙有两间小屋是原先的办公室，冬冷夏热，常年不见阳光，我和先生在此住了近两年，孩子跟着婆婆在老家。院内有一口井，用来洗衣做饭。水不深不浅，每次放桶下去，我觉得井中的水就像是一幅画，点燃着画面的有树木、微风，而微风是通过水波来渲染画面的。微风吹皱了井水，改变了它的容颜。当我将水桶顺势投在水中时，映在井中的树木的投影，瞬间就给揉碎了，平静的水面在瞬间剥离，就有了立体感。
校园石子路的两侧，是几株高大的白杨。初春，门口右侧的柳树绿了枝条，白杨则绿了身躯，呈现出一派如梦似幻的温柔之色。路左是一庄稼地，经常会在地里看到劳作农人的身影。放学时，会遇见赶着羊群归家的老汉。一年四季，看麦苗结穗，听玉米拔节，赏杨柳吐绿，闻槐花飘香。周末，接儿子来小住。沿门口西拐的小路、墙角、障子边到处种满或是杂生了扫帚梅、爬山虎、步步高、金盏菊等等。我们娘俩边走边一问一答，这是什么树呀？杨树，柳树、槐树……地里有什么呀？小麦、玉米、花生……岁月就在我们不咸不淡的生活里溜走。
2004年，我们迁至四家共用一院落的家属院，每家两间小房。地面砖铺了地，屋内明亮了许多。儿子已四岁，母亲搬来照看孩子上幼儿园。进门是小客厅，从客厅西门入就是一间卧室，左边刚好东西向放置一张单人小木床，母亲睡。靠小床南墙，是原先教室的门，嵌一个个形状各异的斑驳小洞，想起孩子们定会从洞口外伸出一根根的指头，扮着鬼脸看向对方哈哈大笑。冬天，西北风沿洞口肆无忌惮发出尖利的呼啸，我先将废旧报纸卷成条塞紧洞口，再用胶带封好。西北角搁结婚的衣柜，靠北墙是供全家睡的双人床，空间逼仄，衣柜门仅半开，人还转不过身。有趣的是房间隔音效果极差，西邻是新婚不久的小夫妻，经常听到女人对爱人娇嗔的对话和夫妻间的絮语。
2007年，在乡镇街道工作的弟媳为我们申请了一套她单位的楼房，我一直心存感激，还真应了那句话，“家和万事兴”。结婚十年，我们终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晚，先生从这屋走到那屋，沙发上坐坐，床上躺躺，阳台上站站，高兴得像个孩子。阳台上的六月梅绽蕊吐香，天上是一轮皓月，映着街道的灯火。将窗帘儿拉开，月光透过窗子漫进屋子，将床照得泛出暖融融的白光。沐浴着月光的我，犹如在云中漫步的曼妙感觉，有一种极其温存和幸福的感觉。
2016年学校搬迁，我们在城郊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12层楼的宽阔视野，可以让我看见几个红绿灯的街景。小区的绿化美化缤纷多姿，早起小鸟啾啾，空气宜人。我常与先生晚饭后沿着小区内的鹅卵石路散步，年轻妈妈们推车哄孩谈育儿经验，小朋友们玩着游戏，大家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结婚20多年，从老屋到高楼，从小家到大家，从蜗居到宜居，变化的不仅仅是钢筋泥瓦，更体现着我们潍坊一代又一代人的汗水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