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臣王度昭
明清时期，王氏家族为诸城盛族。相州王氏、王璊王氏、铁沟王氏、所上王氏、水西王氏等望族门第，科第蝉联，名宦辈出。水西王氏崛起于明末清初，累世书香，名着一时，代表人物王度昭于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由知县擢升御史，累升浙江巡抚，官至兵部左侍郎。所至政绩卓着，负有清名，《满汉名臣传》为其立传。
本期撰稿：李金科
家世业儒高中进士
《诸城县乡土志》关于水西王氏的记载。
《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三代履历》记载的王度昭。
诸多望族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数代人的精心培育和长久累积。水西王氏先世耕读传家，行善积德，注重诗书，历经持续不断地接力，最终推动其家族跻身清代科宦名族之列。
王氏先世耕读传家
乐善好施望重乡里
王度昭，字玉其，号带河，清代初年诸城县报恩乡水西社（今高密市前水西村）人。生于顺治八年（1651）五月二十八，卒于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二，是水西王氏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于水西王氏的称谓由来和家族发展历程，清代诸城进士王萦绪在《水西王氏族谱序》中说得甚为详细：“诸邑古琅琊国，山川雄秀名京东。其钟为人物，称衣冠巨族者，亦富甲海岱间，而惟王氏为尤多，几与邑中各姓相埒。而聚族异地，人即以其地别之曰某王氏，水西其一也。水西王氏自文安公顺治丁亥进士官县令，以戆直忤上官。司马公登康熙壬戌进士，抚绥两浙，晋卿贰，为一代名臣，其族始大。”序文中所说的“司马公”，即指官至兵部左侍郎的王度昭。
据家谱史料记载，水西王家始祖王文忠，相传明初自云南乌撒卫鸭儿湾（一说云南大理府浪穹县东文庙前鸭儿湾）迁居平度城北高望山隋疃二甲，至王文忠曾孙王海孙，迁居诸城城北六十里洋溪之左，取村名曰水西，后分为前水西、后水西二村。《诸城县乡土志·氏族》亦载：“水西王氏，前兵部侍郎王度昭之族，明初自云南浪穹县迁来，现传至二十五代。”
前水西村、后水西村与刘墉故乡逄戈庄村南北毗邻。明代，逄戈庄曾隶属水西社，后来逄戈庄单独成社。水西王家的崛起，是经过钟情诗书的数代人的执着追求，最终推动整个家族兴起的。
王度昭的高祖父王琼，字英华，虽居乡里，然为人豪爽，雅好诗书。史料记载王琼：“克勤务农，家道丰盈，一切田园牧养，甲于一乡。用是广设西席，凡知名之士，延之入坐，为邑中传书门第焉。”后人称水西王家“雅好文学，诗礼之传，实肇于此”。王琼有三子：长子早逝。次子王思孟，字养吾，诸城县学庠生，即王度昭曾祖。幼子王思曾，字省吾，亦是诸城县学庠生，即顺治四年（1647）进士王劝的祖父。王度昭祖父王廷元，字献墀，号对之，青州府学庠生。父王勤，字懋哉，号文只，诸城县学庠生。母亲任氏，系出高密书香门第梁尹任氏。
王度昭家族秉承良好家风，乐善好施，在乡里颇有声望。康熙《诸城县志》记载，王度昭的曾叔祖王思曾，性纯孝，其继母无子，王思曾事之甚孝。其继母曾说：“吾死必请于天，使汝生贤子孙。”王思曾曾任诸城县掾，治狱多有阴德，后谒选应授典史，恐自己为官不能造福百姓，毅然拂袖归里。王思曾为人端方，乡党有不平之事，都请其裁决。康熙《诸城县志》感叹说：“今后昆昌茂，科贡相继，咸谓孝感积善之报云。”王度昭堂叔祖王翰元，青州府学生，“公门不入，横逆不交”，屡次被人欺凌，都不与计较。王翰元勤于着述，仁慈好施，曾买下乡人王思禄家产，已付给银两，旋怜其年老，毅然还其家产，而且不问所付钱财。明崇祯九年（1636），水西村一带灾荒连年，百姓难以缴纳政府赋税，相继逃亡，值王翰元之子王劝中举人，即以所得牌坊银代偿赋税，乡人得守故业。《诸城县乡土志》记载，王度昭之父王勤，其兄早卒，无子，遗女嫁乔姓，家极贫，王勤“割田宅给之”。
明末遭遇壬午兵燹
其父曾被清军掳获
明清之交，水西王家与当地的诸多家族都遭受劫难。特别是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长驱入山东，攻破寿光、昌邑、诸城、平度、莱阳、莒州、蒙阴、日照、沂水等州县，围攻昌乐、安丘、潍县、高密、胶州、即墨、莱州等城不克，史称壬午兵燹（xiǎn）。
清军掳掠了大量山东百姓，他们很多成为满洲包衣和汉军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昌邑人姜士桢，被掳后改姓李，隶属满洲正白旗包衣，后任江西、广东巡抚。诸城人李佐圣、高密景芝（今属安丘）人郝文芳，被掳后隶属汉军镶黄旗，皆以八旗贡生出仕，李佐圣官至福建延平府知府，郝文芳官至湖北上荆南道。王度昭之父王勤11岁时与其弟王绪亦被掳获，后王勤被遗落于离家数百里的费县，朝夕思念父母，幸得一孙姓老者送还家乡。而王度昭叔父王绪被掳入旗籍，据传康熙年间任山东巡抚，出告示认亲，未明而离任，至其子方认明归宗。
以《易经》为家学
王劝揭开科第序幕
顺治四年（1647），王度昭堂伯王劝高中进士，由此揭开水西王氏科第序幕。
王萦绪曾描述水西王氏的读书历程：“八世祖省吾公、养吾公入胶庠，九世祖对之、笃之、选之三公继之。十世为文安公，即选之公子。十一世为司马公，对之公孙。嗣后科甲连绵。至会元讳穆舟者，已十有四世。计十四世来，捷南宫者五人，领乡荐者十人，贡成均、列簧序者，指不胜屈。呜呼，盛矣！”
水西王家注重诗书，至王度昭父辈入学读书者甚多。王度昭父王勤是诸城县庠生，王勤兄弟辈中多业儒。如王励，字无逸，号翼庵，顺治十七年（1660）岁贡，官招远训导，他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会元王中孚的高祖。王助，字九一，顺治十七年（1660）恩贡。王勷、王效、王邵、王匡等皆为庠生。王度昭兄弟三人，其居长。二弟王容昭，字仲伸，号襟河，一号愚旃，康熙四十七年（1708）戊子科山东乡试中第60名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拣选知县。三弟王向昭，字寻乐，号冶侯，诸城县学庠生。
清代诸城、高密读书子弟多习《易经》中科第，刘墉家族、景芝李裀家族等皆以易学传家，水西王家亦世传易学。康熙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海宁人许汝霖在《送王带河中丞擢少司空》诗中曾对王度昭早年秉承家学、刻苦上进的经历有过形象刻画：“琅琊无匹族，阀阅有司常。枕海源真远，襟淮沠（pài）更泱。佩刀启薇省，鸣玉绍槐堂。公禀如椽笔，群推似绣肠。亭亭同鹄立，矫矫迈鸾翔。稽古胸书库，承先手墨庄。黑头觇伟器，翠管发奇章。自奋凌云翮，难韬游刃铓。”
康熙二十年（1681）辛酉科山东乡试，王度昭以诸城县学生、习《易经》中第43名举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会试联捷第63名贡士，出《易经》三房，房师是桐城人、时任翰林院编修马教思，是科马教思房共有10人中贡士，该科会元金德嘉亦出其门。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补殿试，王度昭中三甲第58名进士。
关于王度昭的性格，乾隆《诸城县志》描述说：“性纯笃，若无町畦，而意所不可，强有力者不能夺。”意思是王度昭为人纯朴笃实，处事周密，不显锋芒，而意志坚定，不受外人干扰。他后来为官近30年，都坚持着这种纵观全局、执着不屈的作风。
清代名臣王度昭
初仕知县擢升御史
光绪《浪穹县志略》记载的王度昭。
《国朝御史题名》记载的王度昭。
清代，以知县起家官至一二品大员者，虽不罕见，但绝非易事。《国朝经世文续编》就说：“今士人一绾县符，终身摈外。百余年来，公卿中以州县起家者无几人。”王度昭能以知县屡经擢升，官至巡抚、侍郎，足以看出他过人的智慧与才能。
出任云南浪穹知县
政绩斐然百姓爱戴
康熙三十一年（1692)，中进士已七年之久的王度昭入京参加铨选，出任云南浪穹县知县。当时他已进入不惑之年，但地处偏远的云南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政治舞台，此后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据乾隆《诸城县志》、光绪《浪穹县志略》记载，当时三藩之乱刚平定不久，浪穹百姓大量逃亡，而官府仍按原有户口摊派劳役，百姓苦不堪言。王度昭到任后，查清户籍，减免劳役。他在浪穹创办城东、城北两处义学。当时倡修《大理府志》，王度昭被列入“州县捐修”名单。
浪穹县境内部分村庄虽向县衙纳粮，但人口归附近军营管理，时常被抽丁随征，军营官兵则不时来勒索草料、朱砂、纸张等物资，稍不如意即鞭笞百姓。而且军营每年都将军马交给当地百姓喂养，马瘦则倍罚草料，马死则令百姓加倍赔偿银两。当地百姓难以承受，无奈远走他乡。王度昭了解后，数次请求上官将原先由军营管理的村庄改由浪穹县管辖，“屡驳屡详”，在他的不懈力争下终于得到应允。百姓深受其益，特为王度昭立德政碑以示感激之情。
王度昭为官所至，注重教化百姓，对佛教、道教亦不排斥，常常出资捐修寺庙、道观。他在所撰《崇圣寺碑记》一文中曾阐述自己的为官理念：“余自壬申莅兹土，矣数载来，方念切苍生，未遑种菩提果。偶因劝稼，甫循行于阡陌间，历览水曲山阿，随处必有梵宫佛刹，香雾氤氲，知此地之民风亦良多好善也。然而训忠型孝正，不妨顺民俗而导之，是躬任斯民之责者，不必讳言佛事，以为政刑之一助耳。”
王度昭在浪穹整整五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离任时，浪穹百姓感念其恩德，为他建生祠。据乾隆《诸城县志》载，王度昭离任浪穹的前一日，因百姓为他塑造的泥像未干，不能施彩，有人提议用火烘干，众人认为用火不敬，皆说不可，于是纷纷脱下衣服，轮流用体温焐塑像，“一夕而干”。
浪穹纪念王度昭的王公祠也屡经重修。道光年间，浪穹人为王度昭所立的王公祠岁久失修，祭田也被豪强侵占，改为民居，新任浪穹知县黎讷询及事迹，“慨然伤之”，重修王公祠，并重置祭田。《新纂云南通志》专门记载王公祠说：“在（浪穹）县治右，祀知县王度昭。清道光十四年知县黎讷重修，咸丰六年毁于兵，光绪四年邑人重建。”黎讷在《复修前浪穹令王公生祠记》中描绘浪穹百姓对王度昭的虔诚：“展见神像，巍然未改。而神之座前床灶纵横，米盐杂沓，几无尺寸隙地。”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光绪四年（1878），时间跨越近200年，但浪穹人一直将王度昭牢记在心，足见王度昭当年在浪穹政绩之佳。
被举荐为监察御史
弹劾重臣抗直敢言
康熙三十六年（1697），王度昭因在浪穹知县任内政绩卓着，被上司举荐，行取入京升任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行取是明清时期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凡地方州县官吏政绩卓异者，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由吏部行文调取入京，考授科道、部员等职，称为行取。
康熙三十七年（1698），王度昭父王勤去世，遂去职丁忧。康熙三十九年（1700）服阕后补授云南道监察御史，奉命巡视南城。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官员、监督朝政，王度昭任御史期间，不辱使命，抗直敢言，史称“风裁甚峻”。他先后弹劾着名廉吏彭鹏、户部尚书李振裕，直声着闻一时。浙江海宁人、礼部尚书许汝霖当时称誉说：“豸法森冠上，骢威避路旁。引绳期必直，对仗问谁当。片语摇山岳，孤声耸庙廊。一班惊落胆，举国贺鸣吭。”
康熙朝曾有众多清官廉吏，公案小说《彭公案》的历史人物原型彭鹏就是其中之一。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命举天下廉能官吏四人，彭鹏名列第一。康熙四十年（1701）八月，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王度昭，以过人胆识弹劾时任广东巡抚彭鹏，说他任广西巡抚时，明知广西布政使教化新亏帑银却不立即纠举，待离任后才奏报，且含糊其辞，隐瞒亏空数目，同时袒护虚耗粮米的广西粮道张天觉。康熙命彭鹏据实回奏，彭鹏上疏辩解，并称王度昭诬告自己，并弹劾王度昭有意袒护其亲戚李华之（诸城人，官至刑部左侍郎）等人。康熙对彭鹏、王度昭二人互相攻伐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在谕旨中谴责彭鹏：“彭鹏虽操守清廉，居官亦善，此回奏反复渎陈，辞气不胜忿激，粗戾已极，着严饬行。”最终查明，二人均无实据，皆是借道听途说之事而相互攻讦，康熙也未再深究。
康熙四十一年（1702），王度昭又弹劾户部尚书李振裕借贺寿勒索下属礼物。经吏部查实，李振裕并未勒索属员，但收受贺寿围屏属实，吏部拟定给予李振裕革职处分。但康熙责怪吏部小题大做，认为李振裕若真如王度昭所参贪鄙勒索属员，其罪不止革职，如果仅仅是收一围屏，岂能轻易就将大臣革职，大臣收受属官围屏等物只不过是寻常之事而已。并说：“即巡抚彭鹏、李光地、赵申乔，虽属清吏，岂皆不受一物耶？”
康熙历来厌恶朋党之争，康熙四十一年（1702）闰六月十八，他以怀疑的口吻对大臣们说：“王度昭乃山东人，喜于挟仇。司官内必有山东人怀私恨以参振裕，亦未可定。此事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王度昭，面质详问。”后来经九卿查问，王度昭心怀私恨之说查无实据，最终此事也不了了之，李振裕、王度昭都没有受到处罚。但对山东人有偏见的康熙对王度昭产生了不良印象，于同年九月初十下旨：“王度昭着外转。”外转即京官转任外省同级官职，王度昭的御史生涯也随之结束。
实心任事累获升迁
康熙朱批王度昭奏折。
“实心任事，可嘉。”这是王度昭署理偏沅巡抚时，康熙给予的评价。王度昭由御史出任下荆南道，后再次入京供职，累升户部右侍郎，奉旨赴湖南办案，署理偏沅巡抚。为官所至，认真做事，由此颇受康熙皇帝器重。
任下荆南道政绩卓着
捐修武当山御书楼等
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度昭奉旨由御史外任湖广布政使司参议、分守下荆南道。下荆南道始设于明代初年，康熙中后期分守下荆南道辖郧阳、襄阳二府，道署驻郧阳，至雍正六年（1728）改为襄阳道，改驻襄阳。
王度昭赴任下荆南道时，其好友孙勷（ráng）作《送王玉其侍御左迁荆南，兼寄制府郭公、臬司李公》诗送行，诗中对王度昭任御史时的直言壮举极力颂扬：“前时北阙焚谏草，今朝远指襄阳道。沂山潍水多白云，一片愁心令人老。男儿生畏不成名，执经抗疏惟君能。闻君马首更东去，风节岂但乡人荣。堂有萱草庭有兰，好持春酒陈春盘。白头老母顾之笑，儿能报国吾开颜。”孙勷在诗题中用“左迁”二字，明显带有惋惜之意。王度昭之母任太夫人随子赴任，后又随任浙江、京师，年八十五而卒，八十岁时，礼部尚书许汝霖作《祝王年伯任太夫人八袠寿序》。
王度昭在下荆南道任内颇有政绩。当时郧阳、襄阳一带发生水患，王度昭及时上报灾情，得到朝廷赈灾。襄阳王守仁祠原有祭田数百亩，被不法之民侵占，王度昭审明实情，将不法者查办，收回祭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在生日时为武当山金殿亲书金匾，并遣重臣进香，王度昭率同僚捐修御书楼及供器、碑亭等，称“太和一时盛举”。王度昭在下荆南道任内，至少三次到武当山进香参拜。现今武当山南岩宫石壁所嵌《武当仙山碑》明确记载：“王度昭朝山三次。”诸城人王槩（gài）纂修的《太岳太和山纪略》记载，王度昭曾捐建武当山天柱峰顶端金殿旁的两座陪房，及升任浙江巡抚后，听说陪房被烧毁，又捐银800两重建，并增设天门、围栏、石墙，又捐修自河南内乡至武当山金顶的道路。王度昭热衷捐修祠庙，《静慈寺志》载，他任浙江巡抚时，曾给杭州静慈寺捐银100两。
再入京仕途顺遂
数年内多次升迁
康熙四十五年（1706）春，外任不及四载的王度昭再次被举荐入京，奉旨补授光禄寺少卿。同年五月，顺天府府丞一职缺出，大学士马齐举荐王度昭升补，但越过一级，康熙说：“顺天府、奉天府府丞员缺，俱系紧要，不可空悬，着将品级相当官员调补具奏。”在马齐等人的一再举荐下，康熙最终同意王度昭升任顺天府丞。任顺天府丞时，有一官吏鞭笞百姓以取悦权贵，王度昭立即弹劾将其罢职，“三辅士气为之一振”。
此后数年间，王度昭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康熙四十六年（1707），王度昭由顺天府丞擢升大理寺少卿。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以大理寺少卿出任河南乡试正考官，时任翰林院编修余正健为副考官。王度昭出的试题是：“富与贵是”（一节），“日省月省”（三句），“流水之为”（一节）。取中解元贾甡（shēn），河南叶县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二月擢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月迁太常寺卿，同年八月初七奉旨升授通政司通政使，九月又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当时米价疯涨，王度昭奏请出太仓米平稳米价，得到允许。
署理偏沅巡抚
受康熙帝表扬
康熙四十八年（1709）冬，时任偏沅巡抚（设置于明万历年间，清康熙三年起由沅州移驻长沙，雍正年间改为湖南巡抚）赵申乔与湖广提督俞益谟不睦，互相弹劾。赵申乔参奏俞益谟冒支兵饷，私取兵粮三十五石，俞益谟上疏辩解，并参奏赵申乔遇事苛刻。康熙询问朝臣意见，九卿奏请将此案交湖广总督郭世隆详加审理。同年十二月奉旨：“着吏部尚书萧永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度昭前往与该督会审具奏。”同月又奉旨，王度昭升任户部右侍郎。王度昭连续升迁，由此可见康熙对他的眷顾。
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王度昭正式启程随吏部尚书萧永藻赴长沙办案。同月，康熙下旨谴责赵申乔、俞益谟互相参劾，有损大臣形象，同在一省而不相睦，必致贻误地方，命将二人离任候审，同时命王度昭署理偏沅巡抚。
王度昭在署理偏沅巡抚任内，兢兢业业，“未敢妄行一事”。康熙四十九年（1710）四月二十日，他在所上《地方情形事折》中奏报：“臣一介庸愚，滥列卿班，每于启奏时随诸臣后跪领圣训，敬记不忘。今署偏沅巡抚印务，奉以从事，期以吏习民安，不负皇上加惠元元之至意。虽楚风健讼，臣愚意以和静镇之，谅必相安。”康熙朱批表扬：“这奏的是。前任巡抚做官虽有清名，众论不服，所以如此。地方只以安静，自然百姓受福。”
王度昭署理偏沅巡抚时，滞狱累累，他发现许多盗案命案牵连甚多，许多无辜之人被关牢狱，王度昭“烛照刃剸，严行催审，或题或结”，迅速办结四百余案。“两月之后，囹圄渐空”。王度昭后来对康熙提及此事，曾问心无愧道：“臣谓此事可以对皇上，并可以告天地、质鬼神。”当时靖州知州祖彰行事不端，吏目钱天佑纵肆不法，王度昭据实题参，将二人绳之以法。
王度昭特别留意当地民生，当时的镇筸（gān）地方，自设置总兵官以后，兵民聚集，人口渐多，但当地产粮不足，为保障当地粮食供应、预防灾荒，王度昭奏请筹借帑银3000两，买谷贮仓，谷贵之时，平价发粜，秋收谷贱之时，再买谷补仓，预备赈济，每年将结余用于偿还所借银两。康熙对此赞赏有加，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月二十，针对王度昭的奏请特发上谕给户部说：“各省事务，果有济于兵民，地方官筹画至当，即应举行。”同时表扬王度昭：“具见实心任事，可嘉，着即照所请行。”
关于王度昭在湖南的政绩，多年以后，文安翰林陈仪代华亭王顼龄撰《王少司马七袠寿序》称誉：“当其假节抚楚军也，承武进（指赵申乔）澄清之后，息养吏民以无事。撤禁防，省文书，简静治大体而已。而州府及丞尉咸恪乃职，秩秩然若网之在纲。讼者休、悍者柔，鸟言卉服之乡，皆奉法唯谨。古所谓不震不动者，庶几近之。”王度昭沿用家乡秦汉盛传的黄老之术治理湖南，正如康熙所说，“自然百姓受福”。
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月，赵申乔与俞益谟互相弹劾案彻底查清。经吏部尚书萧永藻等查实，俞益谟、赵申乔所参事项俱实，萧永藻奏请将俞益谟、赵申乔二人俱革职。康熙颁布谕旨：“俞益谟着休致，赵申乔着革职留任。”王度昭由此完成使命，与复任偏沅巡抚的赵申乔交接完巡抚印务后即奉旨回京。
巡抚两省颇有清名
王度昭《备陈浙省地方情形折》
康熙朱批王度昭奏折
“勋并高峰峻，德垂圣水洋。九霄轸吴越，两篆摄苏杭。泽徧徐扬域，风行淮楚疆。”这是康熙年间名臣许汝霖赞扬王度昭巡抚浙江、江苏的话。康熙也曾说：“王度昭初莅浙江，声名俱佳。”王度昭担任浙江巡抚兼理江苏巡抚期间，清廉为官，屡受康熙嘉奖。
担任浙江巡抚
善政不胜枚举
康熙四十九年（1710）九月十三，回京不久的王度昭再一次出现在康熙的谕旨中，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正式成为封疆大吏。十月初五，王度昭被康熙召见后，立即离京南下浙江赴任。离京之际，康熙还特别让他留意一下西湖行宫在修缮过程中有无给百姓添累之事。
王度昭初到浙江，即出杭州城调查政务民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到任不及两月，往返宁郡，随处咨访，凡此弊端，已粗知大概。”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到浙江仅三个月的王度昭上《备陈浙省地方情形折》，以敏锐的眼光阐述浙江存在的弊端和解决办法。围绕钱粮，王度昭认为首先要解决全省兵饷问题，兵饷发放及时，将士才能奋力，兵防、海防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对于未完成的地丁银，严行征缴。对于未结案件，勒限销案，对办理不力者，据实参劾。针对海防存在的海贼肆虐问题，在沿海推行保甲法，派官兵密加侦稽。康熙对王度昭所奏甚为欣赏，将奏折中大量文字逐一圈出，以示表扬之意。最后朱批说：“尔虽到任未久，览其奏折，治法颇好。凡事不可太急，从容更便。”
随后，王度昭所上奏请事宜，康熙大多应允。康熙五十年（1711）四月，浙江兵粮不足，王度昭奏请从嘉兴、湖州二府挪移万石粮米收储省仓备用，待夏秋征粮时归还，得到康熙允许。
五月巡盐御史颛图奏请将温州、处州两府境内使用的盐引（政府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可凭证）允许在绍兴府使用，以增加财税收入。康熙命王度昭查奏，王度昭调查后上奏说，温州、处州地近盐场，百姓取盐方便，稍远的山区百姓用盐较少，造成当地完不成盐引使用任务，而邻近的绍兴府发放盐引少，将温州、处州盐引酌量给绍兴府，当地不致缺盐，绍兴商民也从中受益，实为两便之举，康熙同意了王度昭的奏请。
围绕吏治，王度昭举荐了大批贤能官员，对庸劣官员据实弹劾。王度昭题参浙江粮道陈延才力不及，应降两级调用。康熙说：“这事依议。粮道缺紧要，着问九卿各举所知之人明日具奏。”康熙五十一年（1712），浙江驿盐道缺出，王度昭同时举荐宁绍台道胡承祖、衢州知府马遴、温州知府王沛憻、杭州知府张恕守四人。康熙朱批说：“这奏的是，知道了。朕自有主意。”同年，王度昭奏请以宁波府通判李肃补授宁波府知府，康熙说：“王度昭所题之人定佳，李肃着照该抚所请补授宁波府知府。”同年，浙江按察使员缺，王度昭奏请以驿盐道吕犹龙补授，康熙说：“吕犹龙，朕知之，人亦去得，着照该抚所请补授。”
王度昭在浙江特别注重文教。乾隆《诸城县志》记载说：“屏馈遗，力禁滥差、株连之弊，暇则取书院诸生文为定甲乙。”其在浙江四年，杭州西湖为天下名胜，未曾到此一游。王度昭曾添建浙江贡院号舍2300间，浙江贡院达到12276间，当时各省号舍以浙江最多。
王度昭在浙江曾两次修筑海塘。据《敕修两浙海塘通志》《海塘挈要》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王度昭奏请修筑海盐县塌毁石塘一百五十四丈一尺。后又题请修筑因飓风毁坏的海盐县石塘。
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廿二，康熙曾问大学士等朝臣：“王度昭居官何如？”学士凌绍雯回答：“居官善。”康熙说：“居官果善。”康熙又问：“福建巡抚黄秉中比王度昭何如？”大学士萧永藻回答：“黄秉中不及王度昭。”康熙说：“果然不及王度昭。”
肩挑两省重担
康熙给予肯定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不合，互相弹劾。噶礼疏参张伯行诬告自己私卖举人得银50万两，请求当面对质。二月间，康熙下旨，命将噶礼、张伯行解任，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印务分别由江西巡抚郎廷极、浙江巡抚王度昭暂为署理。三月初三，王度昭正式到苏州上任。据载，当时噶礼、张伯行的支持者们曾鼓动商民在扬州、镇江等地罢市，拒绝新总督、新巡抚上任，并要求减免税额。
康熙五十一年（1712），江苏山阳、邳州、宿迁遭受水灾，王度昭及时奏请将受灾严重的地方免征钱粮，得到康熙允许。
王度昭同时任浙江、江苏两省巡抚，自然是政务缠身。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王度昭上《叩祝万寿折》，康熙警告他：“江宁巡抚职任甚重，南方人心风俗，尔自然知道，凡事不可看得轻了。”九月王度昭上折说：“臣代理江苏，两省事务甚繁且剧，臣亲自批答，早夜不遑，已积劳成疾，仅存皮骨。伏祈皇上早简贤能来苏料理。”针对江苏巡抚的人选，康熙也犹豫不决。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二十，康熙颁布谕旨：“苏州巡抚缺甚要，今悬缺日久。浙江地方亦属紧要，王度昭遥领二省事务，恐致有误。即使张伯行等事平结，张伯行乃现经降级调用之人，缺亦宜补，着交九卿议奏。”对于王度昭的才能，康熙也给予肯定，他在同年六月廿六的谕旨中曾说：“江宁巡抚甚是紧要，自王度昭为巡抚以来，浙省各项钱粮皆清，但两省事务难于遥为办理。”
王度昭兼署江苏巡抚不及一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初一，康熙发布谕旨，命将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张伯行再次出任江苏巡抚，王度昭署理江苏巡抚的任务也宣告结束。
文安翰林陈仪代华亭王顼龄所撰《王少司马七袠寿序》对王度昭在浙江、江苏的治绩亦有生动描绘：“公尝开府于越，而兼抚吴。吴越之繁剧、难治，为天下最矣！其民习机巧豪猾，吏多深文善附会，案牍之委者山积。公识精而才敏，摘发若神。虽湖山千里之外，若烛照而数计者。每州府以成案上，公凭几披视，目数行，下坐臬长于旁，略商决否，顷刻辄定，莫不中其情伪。日数十事，无留行焉。县无宿民，讼无淹滞，吴下之人至今称之。”
祝寿祈福不遗余力
王度昭《恭请圣安折》
《万寿盛典初集》关于王度昭奏开万寿武乡会试的记载。
康熙五十二年（1713）农历三月十八，是康熙的六十大寿。从京师到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锦坊彩亭星罗棋布，彩棚相望，一派欢庆景象。各地封疆大吏不能到京城者，则各自率属下官吏到当地名山寺庙进香恭祝，时任浙江巡抚的王度昭自然不能缺席。
上请安折成为常态
君臣之间气氛微妙
康熙年间，各省督抚大臣定期向康熙请安问好已成常态。王度昭自出任浙江巡抚后，出于政治上的敏感和政务需要，每逢重要节庆和康熙的生日，都雷打不动地向康熙请安问好。从王度昭所上请安折，也可以看出君臣二人关系的微妙变化。
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十八，时间距离王度昭就任浙江巡抚仅仅三个月，王度昭在请安折上说：“臣一介庸愚，蒙恩拔擢，委以封疆重任，夙夜思维，常恐覆餗贻羞。幸两次恭承圣训，谆且开导，俾臣有所遵循。然自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五陛辞就道，远离阙庭，已逾三月，微臣恋主之私，无日敢忘。”当年五月的请安折也是同样的话：“臣远离庭阙，已阅七月，依恋之私，夙夜惓惓，未敢稍斁。”当时王度昭踌躇满志，康熙也对他充满期望。
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节来临之际，王度昭特上请安折说：“三冬雪瑞，早兆来牟之丰盈。方春气融，遥知嘉谷之秀实。臣羁于职守，不获逐队鹓行，拜舞阶廷，仰瞻天颜，谨与同城满汉诸臣，望阙叩头，少伸微悃。”康熙朱批：“朕安。余知道了。”同年四月，他在请安折中奏报说：“窃臣一介庸愚，智识浅陋，恭承圣谕，敢不益存兢惕，郑重小心，以求不负皇上任使至意。臣莅浙一载有半，仰赖圣主福庇，年岁丰登，民生乐业，臣在地方得以悉心调剂，一切事宜始觉稍有头绪。”同年六月，王度昭上折请安并奏报浙江、江苏两省春花收成，康熙赐给王度昭御书金扇一柄，在苏州衙署的王度昭“焚香袛受，叩头谢恩”。当时王度昭兼任江苏巡抚，康熙对王度昭信任有加。
康熙五十二年（1713）八月，王度昭在请安折中奏请入京陛见：“拟于十月初旬轻装就道，驰赴都门，展孺慕之微忱，觐天颜于咫尺。”结果未得到允许，康熙回复：“不必来罢。”同年十二月初六，在新年到来之前，王度昭上《恭请圣安折》，暗示自己有意入京觐见的心愿：“窃念臣以山左鄙儒，洊登九列，圣恩高厚，备极知遇之恩。但臣自四十九年正月奉旨查审湖广抚提两臣互讦一事，旋蒙皇上委臣署理湖南巡抚印务，谢事回京，复有巡抚浙江之命。是臣四载之间，在朝之日无几。瞻望庭阙，实深依恋。今秋八月折请陛见未蒙俞允，臣又何敢冒昧渎陈。”但康熙始终没有让他进京的打算，此时康熙可能已对王度昭心生不满。
在云林寺大殿建道场
率两省官员虔诚祝寿
与众多督抚大员一样，王度昭对康熙的生日一直很敏感。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在康熙59岁生日临近之际，王度昭上《恭祝圣寿无疆折》奏报自己“率两省文武臣僚，肃志斋心，延选禅侣，虔建道场七昼夜，顶祝圣天子万寿之无疆”。王度昭在折尾情文并茂地说：“而微臣瞻恋之诚，犹不能自已。”
王度昭因参与浙江乡试等原因，未能入京为康熙祝寿。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在康熙60岁生日来临之际，王度昭专门上《恭祝圣寿折》，奏报自己敬制彩锻六联已派人送至礼部，表达自己“不胜踊跃欢忭之至”。康熙朱批说：“知道了。”当时王度昭顺应浙江全省士绅商民之意上折请求在杭州建万寿碑亭，并请康熙御书匾额，康熙下旨说：“碑亭不必建造。”并下诏各省俱不许建造碑亭。
而各省未能入京的督抚提镇大员都在当地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祖籍高密、时任湖广提督的高其位到武当山庆祝圣寿。时任山东巡抚蒋陈锡则到泰山进香，江西巡抚佟国勷到庐山进香，偏沅巡抚潘宗洛则到南岳祝融峰祈寿，四川巡抚年羹尧则到峨眉山伏虎寺恭祝。高密的官员则到感化寺举行祝寿仪式。
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在康熙61岁生日来临之际，王度昭率浙江文武官员在杭州云林寺（即灵隐寺）建道场为康熙祝寿。他在《恭请圣安折》中详细汇报说：“臣三年外吏，久恋庭阙，虽怙冒于天而趋跄无地，臣于去年九月折请陛见，未蒙皇上俞允，继因督臣入觐，臣职任封疆，官守攸寄，未敢具疏渎陈……臣三千里外不获偕在廷诸臣随班庆贺，惟率同杭城文武于云林寺大殿启建祝圣道场，七昼夜山呼舞蹈，稍尽臣子一念之诚。”康熙朱批：“朕安。折子知道了。”
康熙六十大寿开恩科
奏请开万寿武乡会试
清代科举考试，通常以子、午、卯、酉年秋举行乡试，以丑、未、辰、戌年春举行会试。但逢皇帝、皇太后大寿，新皇登基，往往开设恩科。而万寿恩科乡会试就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六十大寿之年。早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举人、贡监生员李长庚、陈大庆等上疏，请求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特开万寿乡试与会试，以彰千载一时之盛。上奏很快得到恩准，清代首次万寿恩科乡会试就此诞生。但当时康熙只恩准特开万寿恩科文乡会试，在王度昭的奏请下，万寿恩科武乡会试也随之举行。
康熙允许开设万寿恩科文乡会试后，江苏、浙江文士欢呼雀跃，王度昭上奏两份题本，分别代表江苏、浙江书生表达了“恭逢皇上六十万寿之昌期，钦奉谕旨正诞加科之盛典”的感激与喜悦。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六月，王度昭针对开设万寿恩科武乡会试，特上《题为恭遇万寿广作人事》的题本，称浙江十一府、七十七州县学全体武生，共同肯请按开万寿恩科文乡试之例，文武并举，一视同仁，开设万寿恩科武乡会试。王度昭的奏请，可以说也是当时全国广大武生的共同心愿。八月十四，康熙同意了王度昭的请求，下旨：“照文场例，特开万寿武乡会科，每十年一举，永着为令，以昭旷典。”万寿恩科武乡会试由此开始。
君臣生隙内调回京
康熙皇帝关于王度昭的谕旨。
《御定千叟宴诗》收录的王度昭诗作。
《满汉名臣传》收录的《王度昭传》。
王度昭在浙江并不是一帆风顺。当时浙江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藩库存银仅有七万两，全省亏空达30余万两，王度昭只能紧紧抓住钱粮这一关键不松手，由此在浙江官场掀起波澜。
催缴钱粮弥补亏空
触动私利引人非议
当时经过王度昭的催督，浙江陈欠地丁银完成66万两，尚有近16万两未完成。按照朝廷所定蠲免之年可停征之例，未完成的任务可待来年新旧并征。但王度昭坚持可以缓征不能停征，他向康熙分析停征的弊端说，浙江赋税繁重，每年有地丁、漕项、漕白等名目，因漕粮最为紧急，官员往往先完漕粮，将地丁一项拖延成为惯例，而百姓多守法按限完公，而奸民猾吏年年拖欠，积至数十百万两，如果遇到朝廷豁免，受益的多是奸民猾吏，而守法完税的百姓并没有得到利益。康熙在王度昭奏折上作夹批说：“奸民中即有乡宦。”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对王度昭观点的认同。
最终，康熙同意了王度昭的建议，但这无疑触动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官宦利益，朝臣中由此也出现议论王度昭“刻薄背旨”者。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王度昭特上《剖明臣心仰祈圣鉴折》辩解：“九卿班中竟有议臣刻薄、诬臣背旨者，臣诚不知其何心。身为大臣，与谋国是，借朝廷之金钱，博一己之虚名，而不念军国之大计，是欺君也，是误国也，臣实不敢。”最后王度昭请求康熙罢其回乡奉养81岁老母，并请求将自己的奏折转给九卿阅看。康熙回复：“此折不必与九卿看。尔之所奏，朕已明白了。”王度昭奏折中所指“九卿班中竟有议臣刻薄、诬臣背旨者”，不是别人，正是前任偏沅巡抚、时任左都御史赵申乔。
对于弥补亏空，王度昭也是竭尽全力。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新任浙江巡抚徐元梦奏报说，王度昭上任时，浙江亏空达31万两上下，“王度昭接任后，取官员俸禄及衙门之人所吃钱粮填补，现今只剩7万两”。短短三四年之内，即能弥补20多万两的亏空，王度昭的弥补力度和辛勤付出可见一斑。对于此事，康熙心知肚明。他曾对徐元梦说：“王度昭曾殚力催督，缘催督太紧，人甚怨之。”
滥保属员皇帝不满
称其不尽心为民
王度昭初任浙江，颇得康熙信任，但后来康熙对其渐生不满。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廿三，康熙问尚书张鹏翮：“尔去年往浙江审事，闻巡抚王度昭居官何如？”张鹏翮回答说：“于地方事尚留心，臣见伊时似有病容。”康熙接着对九卿说：“王度昭初莅浙江时，声名甚佳，后因保题属官，声名遂坏。伊曾保题一人为知府，人心俱不服，尔等知之乎？”学士沈涵奏称：“王度昭去岁曾保题一通判为宁波府知府，旨不允行。”随后，康熙表扬了湖广总督额伦特、江苏巡抚张伯行、贵州巡抚刘荫枢，王度昭在康熙心中的地位不复从前。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月廿四，康熙在听取户部关于王度昭的一件奏请事宜后，最终萌生调任王度昭的想法。他对大臣们说：“朕自幼读书，无一时不以民间疾苦为念，巡抚乃专任封疆之大吏，理应实心为民，勤求乐利，迩来浙省地方歉收，民生艰难，每观巡抚王度昭所奏，并无尽心利民之处。”十月廿九，大学士松柱迎合康熙的旨意，回奏说：“臣等遵旨以巡抚王度昭问九卿。九卿云：浙江巡抚王度昭前居官亦有才能，今不尽心为民，全无益于地方是实，诚如圣谕。”
降级留任返乡丁忧
回京任职还乡而卒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王度昭奉诏入京，浙江巡抚由满洲正白旗人徐元梦继任。同年十二月，王度昭奉旨补授工部右侍郎。对于王度昭由浙江巡抚内调入京，其同乡王沛憻在写给王度昭的书信中感慨说：“巡抚任大责重，善始善终者十不得一。今借此内升以为退步，吾兄可以息肩矣。”当时朝廷征讨泽旺阿喇蒲坦，王度昭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请旨自愿前往运送兵粮。他在奏折中说：“今臣年六十有五，精力未衰，虽不能披坚执锐，身先士卒，而押运粮米，催督兵役，驰驱道路，自顾犹可稍尽涓滴。伏祈皇上允臣所请。”但当时康熙已派人前往，王度昭未能如愿。王度昭曾奏请在西域屯田、轻言进兵，但未被康熙采纳。
康熙五十五年（1716），受祈雨事件牵连，王度昭被降级留任，恩诏所得荫生亦被革退。同年十月，王度昭之母、85岁的任太夫人去世，遂丁忧回乡。丁忧期间，曾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中秋前三日为《高密单氏家乘》作序。康熙五十八年（1719）十二月服满，家拜兵部右侍郎。乾隆《诸城县志》称：“首疏陈马政，陕西等五省便之。”康熙五十九年（1720），王度昭时年七十，华亭翰林陈仪代武英殿大学士王顼龄撰《王少司马七袠寿序》云：“公与予同源，而门望盛于山左，自予弟子武同公成进士，榜下各出谱系，乃知为弟昆，自是欢好若家人焉。”
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康熙举办第二次千叟宴，在宴会上即兴赋诗，并命大臣也赋诗记事，名曰《千叟宴诗》。王度昭有幸参加这一盛会，也作有一首《千叟宴诗》：“四海同瞻日月光，王师到处扫欃枪。太平司马欣无事，白发从容侍庙廊。”据载，在宴会上，康熙对王度昭“谆谆以老年君臣相须、勿遽求去为言”。当年三月王度昭转任兵部左侍郎。是年冬，监督奉天粮税，史称“除累年积逋，人甚感颂”。
雍正元年（1723）七月，王度昭因年老患病乞请还乡调理。他在奏折中说：“臣一介庸愚，由县令拔置台班，洊历今职。今年七十三岁，气血衰颓，仅存皮骨，枢副重任，衰残之躯，久厕其间，诚恐贻误职事，恳请皇上弘慈，准臣解任调理，候山陵事毕，然后回籍。”八月初五奉旨：“王度昭准解任调理。”
王度昭于雍正元年（1723）九月回到家乡，但不久旧病复发，于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二病卒。他在临终之际，让其子执笔代写遗折，他在折中说：“从此永辞盛世，惟嘱臣长子举臣王奇猷、次子举臣王弘猷、长孙进士臣王辂、次孙荫生臣王辊，勉励图报，维臣未尽之志而已。”一代名臣最终凋谢，他的事迹，散见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起居注》《万寿盛典初集》等大量文献中，乾隆末清国史馆编纂《满汉名臣传》，王度昭名列其中。
王度昭墓原在前水西村南，今天早已难辨踪迹。
诗书传家科第连绵
《王汝瑶会试朱卷》关于水西王家科举人物的记载。
王度昭为《高密单氏家乘》所作序文。
《东武诗存》收录的王中夏、王中谷诗作。
清代诸城进士王萦绪曾称赞水西王家子弟说：“余所见水西人士，淳朴敦厚，以耕读为世业，虽簪缨门第，曾无淫靡怙侈之习。”王度昭后裔及其家族，耕读传家，书香继世，科第仕宦连绵。
子孙科宦相继
任上俱有政绩
王度昭有四子。长子王奇猷，字天授，号沧溟，康熙五十六年（1717）丁酉科山东乡试与其子王辂同榜中举，王奇猷中第64名举人，王辂中第21名。次子王宏猷，字图南，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科山东乡试中第30名举人，乾隆八年（1743年）出任河南孟津知县，在任甚有政绩，百姓为其立碑颂德。嘉庆《孟津县志》称：“廉明勤惠，百废俱举，尤崇儒术。”三子王建猷，字方叔，监生。四子王家宰，早卒。
王度昭孙辈中，以其长孙王辂最有成就。王辂，字孟载，号车同，雍正元年（1723）中进士，御笔记名在景山教习馆行走。此后历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刑部主事、大理寺右寺正，升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吏部稽勋司郎中。王辂为官清正无私，其任职考功司时，京察不阿权贵。任职稽勋司时，掌管八旗勋旧及大臣世袭，人惮王辂刚介，“无敢干以私”。居京城六年，不携家眷，襥被萧然如寒士。雍正八年（1730）补授福建延平府知府，前任知府亏空欠银不能离任，王辂替其偿还欠银。在任“持己清慎，一如吏部时”。雍正十年（1732）福建巡抚赵国麟曾上奏：“延平府知府王辂到任未久，居官颇好。”乾隆五年（1740）补授安徽池州府知府，后奉命署理安徽按察使。当时旧牍累累，王辂手剖口决，数日内积案一空，百姓悦服。后因事罢官，贫不能归，当地百姓馈送柴米者塞于路，王辂不忍牵连当地百姓，流落江宁、扬州，卒于客舍。
王度昭的孙辈中，王辊，康熙六十一年（1722）以王度昭任兵部右侍郎得二品荫生，候选都察院经历，早卒。王轼，继补荫生，乾隆间任福州府通判。王泰，官直隶晋州州判。王豫，官湖北鹤峰州州判。
中科举者不绝
文武进士皆有
清代水西王家自王度昭堂伯王劝于顺治四年（1647）中进士，其家族科第蝉联，中进士、举人者累世不绝。
清代水西王家共走出7位文武进士，除王劝、王度昭、王辂外，王度昭族侄王筠，康熙六十年（1721）武进士，候选守备。王度昭族孙王靖，字牧邨，乾隆七年（1742）进士，官修武、望江知县。王度昭族曾孙王中孚，字木舟，乾隆二十五年（1760）会元，官翰林编修。王度昭族玄孙王汝瑶，字维玉，嘉庆六年（1801）进士，官莘县教谕。
清代水西王家中举者甚多，王度昭胞弟王容昭、王容昭子王名扬、王度昭长子王奇猷、次子王宏猷皆中举人。王名扬，字岳荐，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庚子科顺天乡试第219名举人。其他如王广宇，字届綋，乾隆元年（1736）举人，官四川大宁知县。王好礼，字肃亭，乾隆三年（1738）举人，官阳信教谕。王焘，字明远，雍正二年（1724）举人。王烈，字仲光，乾隆九年（1744）举人。王载道，字文谷，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王仕，字公宰，乾隆三年（1738）举人，官达州州同。王中谷，字既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王綎晋，嘉庆九年（1804）举人，官蓬莱训导。王豫征，字和庭，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官观城训导。
诗文继世根柢深厚
家族多有着作留存
水西王家亦是诗文世家，工诗文者累世不绝。王度昭堂伯王劝，字旌叔，号淮南，工诗文，着有《孝友斋文集》《易诂》《书诂》《周易三注》。王度昭早年即有文名，诗文多无留存，今有《高密单氏家乘序》《李大中丞开濬河道碑》《崇圣寺碑记》《陈令重修学宫修浚陡闸溪塘碑》《千叟宴诗》《遂昌县志序》等诗文传世。王度昭二弟王容昭，工诗文，着有《襄阳省慈记》《杭程寄怀（三篇）》《星沙程草（四篇）》。三弟王向昭，工诗，诗入王赓言《东武诗存》。
王度昭次子王宏猷亦工诗文，在孟津知县任上曾重修《孟津县志》，并为该志作序。王宏猷所修《孟津县志》首列孟津十二景，每景绘图，王宏猷亲书题诗，署名“潍水王宏猷题”。其《中潬渔歌》云：“淡荡微云罨不流，澄潭是处下渔舟。一声欸乃青山外，风荻潇潇两岸秋。”王度昭孙王辂亦有《名教罪人诗》传世。
清代水西王家最负文名的是王度昭的族曾孙王中孚。王中孚，字木舟，一字沐洲，号济川，又号蓼溪。乾隆《诸城县志》称：“四岁学切韵，能辨五声，人号为神童。”12岁时随父王焘游京师，诗文名家方苞刮目相看，为之延誉。14岁应童子试，倍受山东学政徐铎赏识，以第一名补诸生。乾隆九年（1744）山东乡试中第四名举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会试高中第一名会元，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翰林编修出任河南乡试副考官，不久奔祖父丧，哀伤而卒，年仅37岁，天下学者痛惜之。王中孚早负才名，与昌乐阎循观、掖县毛其人、潍县韩梦周号称“东国四妙”，当时有“王诗刘（墉）书窦（光鼐）文章”之誉。其早年为文横肆，晚归纯洁，诗好歌行大篇，着有《蓼溪诗略》。
王中孚家族以诗文为家学。王中孚弟王中夏，字注清，诸生，承家学，早岁即能诗，与兄王中孚俱负文名，惜其早卒。王中孚堂弟王中谷，字既方，号石泉，举人，工诗，与王中孚齐名。王中孚卒后，其子王绅旦、王绍昆、王綎晋年少无依，家徒壁立，然拥书万卷，苦学不辍，皆能继其家学。王绅旦，字寅夫，号莪原，岁贡生，工诗文，着有《信可葊草》，诸城进士王玮庆《藕舲诗话》称“为文幽微深邃，诗亦根柢深厚”。
王中孚的族兄弟王锡芾、王景祺亦工诗文。王锡芾，字少章，廪生，嗜古工诗。王景祺，字伯寿，号秋畴，别号牧坡居士，乾隆间岁贡。《诸城县续志》称，诗学李商隐、苏东坡，又好收藏，长于考古。其诗入《山左诗续钞》，着有《仇池书屋诗集》《牧坡居士诗》《牧坡论古》《牧坡诗话》《绉渌亭诗余》等。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清钞本《牧坡诗话》《绉渌亭诗余》，极罕见。
水西王家工诗文者甚多，其他如王豫征，字和庭，举人，《增修诸城县续志》称“亦以诗名于时”。王溪，字竹洲，善书工诗，诗入《山左诗续钞》。王 ，工诗，着有《屯云山房诗草》。进士王汝瑶，与王锡芾、王绅旦俱有文名，着有《秋渠斋文稿》。进士王靖亦工诗文，在修武任内倡修县志并为之作序，有《城南杏树》《创筑堤工记》等诗文传世。
本期图片由李金科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满汉名臣传》《康熙起居注》《万寿盛典初集》《圣祖仁皇帝实录》《诸城县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