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拓名匠台继武
台继武，着名文物鉴赏家、摩拓名匠。20世纪初拜潍县邃古斋古董店“第一高眼”孙海屏学艺，又跟济南茹古斋古董店“奇人”钱汝英学艺。新中国成立后受王献唐之邀，进入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台继武得潍县陈介祺后人真传，练就一手“全形拓”绝活，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一代金石摩拓名匠。台继武在文物经营与鉴赏领域深耕几十年，具备深厚的文物鉴赏功力，他不辞劳苦，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术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中，为我省的文博事业作出了贡献。
本期撰稿：台文倩 戴智忠
拜师孙海屏入行文物界
1932年潍县县志局编纂委员合影，前排右一为孙海屏。
台继武
台继武的父亲台鸿庆是潍县远近闻名的裁缝，与名门望族常有来往。台继武读完私塾，拜师姨夫孙海屏学习文物经营，逐渐成为其左膀右臂。孙海屏被誉为20世纪初潍县古玩界“第一高眼”，台继武通过接触陈家后人，习得全形拓绝活。
父亲为裁缝手艺精湛
出入大家族相处融洽
台增绪，字继武，以字行，祖籍诸城，1893年出生于潍县曹家巷，其父台鸿庆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裁缝，算不上大户，但也属中产家庭。潍县有郭、陈、丁、张四大家族，其中丁、陈两族与台继武渊源颇深。
丁氏家族既是官宦世家，又是潍县首富，有“丁半城”之称。丁家尤以丁叔言为最。丁叔言关心国家大事，曾任黎元洪总统府咨议，热衷公益事业，还出资办学，多次救助灾民，深受群众赞扬与爱戴。丁叔言能诗善文，一生着述甚多，有诗文集多部。1931年晋军攻打潍县城退走后，丁叔言写了《潍县半月围城记》一书，记叙了潍县军民抗击晋军的情形。1937年到安丘山区抗战期间，创作并印行了诗集《枕戈集》，收录诗歌42首。晚年写了《五十年之回顾》《崂山游记》等着作。
陈氏家族是科举世家，明清两代曾出过53名举人，其中19人中进士，另有陈大本在嘉庆十九年（1814）中武进士。这些陈氏子孙中，既有出仕廉洁的清官，又有惠泽乡里的义士。由此，潍县人为这一望族的一些家庭起了“广东道”“翰林院”“金巷子”“八支旗杆底”等雅号。陈氏子孙中，尤以陈介祺最为突出。陈介祺，清着名书画家、金石学家、藏书家。字寿卿，号簠斋，别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读学士。咸丰四年（1854）辞官归里，绝意仕途。一生唯以征文考献为事，收藏宏富，又精墨拓，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
台鸿庆的裁缝铺开在潍县城里，制衣技术精湛，讲诚信，誉满全城，还带了几个聪明能干的徒弟。据88岁高龄的台继武外甥女李桂英回忆：“姥爷衣服做得好，潍县四大家族用马车接姥爷到家里给家人量体裁衣，男人的马褂、女人的旗袍，上至老人装，下至儿童衣，无所不能。不论到哪家，时至中午，都留姥爷吃饭，若是赶上逢年过节，还送上随手礼品。天长日久熟了，姥爷也就不再客气，一一笑纳，相处得像家人。到了丁家就更不客气了——姥爷和丁家是亲戚，丁叔言的婶子是姥爷的姑姑……我清楚地记得，继武大舅当年住的房子就是丁家的，出厦大屋，很宽敞，丁家也不收房租。”
读私塾打下国学基础 拜师学习文物经营
随着台继武逐渐长大，父亲台鸿庆便把他送到私塾，读四书五经，练写毛笔字，一读就是三年。因年龄稍大，不能再读，父亲开始琢磨着让他学点手艺，将来养家糊口。打定主意不让儿子学裁缝的父亲冥思苦想，思路慢慢清晰起来：让台继武跟姨夫孙海屏学习古董鉴赏与经营。
当台鸿庆把这个想法告诉连襟孙海屏后，孙海屏没有犹豫，当即应允。因为孙海屏手下也急需补充年轻人，其实他早看好了外甥台继武，伶俐知礼，又有国学功底。为此，台鸿庆专门办了一桌酒席，请孙海屏吃了顿饭，就算举行拜师仪式了。
孙海屏，字毓藩（1875—1945），年少时在戏班唱戏，走南闯北，因扮相魁梧英俊，受到潍县首富丁善长赏识，收留在丁六宅，身份在家人和清客之间。孙海屏年轻力壮，既能干活，又能唱戏，给丁家带来不少欢乐。丁善长是清末太学生，刑部郎中，一级军功，四品封典，擅长诗文，能写会画，喜爱收藏古董。
那时潍县着名画家丁东斋也在丁六宅，孙海屏比他大两岁，二人成为挚友。在丁六宅浓郁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孙海屏学会了看字画、赏古董，后来在丁家帮助下，做起古董生意，20世纪20年代在大十字口经营“邃古斋”古玩店。他成家后搬出丁宅，在离丁六宅百米的水巷子西头安了家。孙海屏一生认丁善长为长辈恩人，始终来往，经常拜望，胜似亲人。
凭着在丁家的文化滋养，加之思维灵敏，砥砺拼搏，处事爽快，成年之后，孙海屏已成为“邃古斋”投资人、潍县有名的古董商人兼买卖经纪人。他精于鉴赏和鉴定，被誉为20世纪初潍县古玩界“第一高眼”。
成为邃古斋业务骨干 跟随陈氏后人习得“全形拓”
台继武来到邃古斋，对各式各样的文物古董很好奇，兴趣渐浓。他通过看各种书籍，再对照实物，不断丰富文物鉴赏知识。孙海屏则手把手地教，只要有机会就带他看实物，参与文物买卖过程。台继武通过艰苦磨练，没过几年就和另一个学徒潘承霖成为孙海屏的左膀右臂。
旧时的潍县书肆林立，古董店也不在少数，但数邃古斋最大。20世纪初，有些外国古董商相继进入潍县，主要瞄准陈家藏品，业界公认陈家的古董保真；另外洋买卖只有邃古斋这样的“卖洋庄”才有能力做。陈介祺的后人陈秀章介绍：“陈家的不少古董文物，是经我爷爷（陈介祺的孙子陈阜）的手卖出去的。”陈秀章还曾对孙海屏的孙子孙基亮说：“你爷爷和我们陈家太熟悉了。我三爷爷陈执甫去世的时候，你爷爷来吊唁，让他扶灵，痛哭流涕，不是特别亲近的人是不能扶灵的。”
正是依仗孙海屏与陈家的亲密关系，台继武才有机会接近陈家后人，习得全形拓，从而成就其山东乃至全国全形拓名匠之名。山东省着名文物鉴定专家崔明泉曾在一次采访时提到：“台继武是新中国建立前山东的名匠，有一手做青铜器拓片的绝活。做平面铜器的拓片，一般人还能对付，但一些圆形铜器上面的纹饰，很多人往往感到很困难，但台继武就能拓出来，而且还具有立体感。”
茹古斋学艺扎根济南城
茹古斋店址
十三位老友为台继武创作的书画折扇。
台继武来到济南茹古斋古董店，跟随经理钱汝英学艺，经过7年时间成为伙友店员。台继武辅助钱汝英把茹古斋的文物经营业务做大做强，他在钱汝英的指点下，文物鉴赏能力炉火纯青。另外，台继武在济南还结交了一大批文人墨客。
到济南茹古斋
跟钱汝英学艺
1913年，台继武来到济南，入茹古斋古董店跟经理钱汝英学艺，1920年转为伙友店员。关于茹古斋，济南着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张景栻在《济南书肆记》中记载：
主人钱汝英，绰号钱眼子，博山人。肆设辘轳把子街路南，门市房一间，而后座房屋院落颇宽广，专营古玩，兼及书画、旧书。钱氏精于鉴别古器物，不识字而能望气审定书画之真赝，亦一奇人。战前王献唐先生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时，常与其交易往来。50年代初，献唐先生与余同至茹古斋，其时钱氏已故，歇业已久，伙友杨疯子回张店原籍，店中唯有台继武留守。壁上尚悬钱氏遗像，旁挂王献唐题台继武手拓秦瓦量立幅，景况至为凄清。
台继武，潍县人，摹拓古器物得乡人陈簠斋家真传，后在山东省博物馆服务，退休后病卒，年八十余岁。杨疯子似名杨德新。
台继武在潍县邃古斋已成为孙海屏的得力店员，而且把文物经营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为何又离开邃古斋，来到济南茹古斋呢？个中原因无从知晓，不过，从孙海屏与钱汝英的交际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邃古斋与茹古斋从20世纪初就有多项文物经营业务合作，在业务往来中，孙海屏与钱汝英也有了交情。着名画家俞剑华（原配夫人钱秀真）是钱汝英的女婿，孙海屏的儿子孙德庭最初在潍县跟丁叔言、丁东斋学画，后拜师俞剑华，就是依仗孙海屏与钱汝英的关系。据了解，孙德庭最初称俞夫人为“师母”，后改称“俞大姐”，这应该是俞剑华从父辈们的关系考量所作要求。后来俞剑华去上海，孙德庭和于希宁一起到上海新华艺专学习，常去俞家拜访。正如孙德庭说：“余客居上海时，常客业师俞剑华家，俞先生当面亲授，获益良多。”从中可看出，孙家与钱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台继武来茹古斋，应与孙海屏密切相关。
孙海屏让台继武赴济，实属三赢的妙招：将台继武推向了更高的平台；为好友输送专业人才，尤其是台继武的全形拓手艺，将会成为茹古斋的一张靓丽名片；在济南有了“自己人”，对拓宽自己的业务有好处。
辅助做大文物经营 文物鉴赏炉火纯青
济南的茹古斋跟北京的茹古斋有无关系，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潍县的邃古斋20世纪初就把业务做到了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都留下了孙海屏和台继武的足迹。北京的茹古斋也是邃古斋的合作伙伴，孙海屏和台继武带去的每件器物，都是他们感兴趣的，因为这些器物大多出自潍县陈家，一没假货，二是精品。台继武的外甥女李桂英回忆：“继武大舅早年常去北京，就住丁家在北京的房子。继武大舅去济南，是从北京去的，而不是从潍县去的。”
台继武有在邃古斋打下的基础，到济南后很快进入状态，辅助钱汝英把文物经营业务做了起来，且越来越好，越来越大，茹古斋在济南几十家书肆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从“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与茹古斋多有业务往来和交易”的记载中就可见一斑。
钱汝英不识字，但鉴定文物能力超强，在济南古玩界被称为“奇人”。跟随钱汝英多年，台继武的文物鉴赏功力基本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老济南山水沟有个旧货集市，台继武是常客。据了解，当年光顾旧货集市的收藏爱好者，一进集市先打听台继武来没来，当听说台继武逛完刚走了，他们就不再看货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让台继武过了眼，如有好东西，早已被他收走。此说法尽管有点夸张，但从中可看出台继武的文物鉴赏功力。
与文人墨客来往密切 十三老友作书画折扇
茹古斋位于济南辘轳把子街路南，老城的核心位置，南邻珍珠泉，北依大明湖，与百花洲近在咫尺，离山东省图书馆不过百米。
茹古斋不仅位置极佳，而且周边还居住了不少大户人家。辛公馆、路大荒故居就在旁边；民主革命斗士刘大同从天津迁来，住所也相隔不远；明湖画社就在百花洲西旁，是济南文人墨客的聚集地。这为台继武与他们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文人墨客有记载的有：刘大同、王献唐、路大荒、辛铸九、左次修、关友声、庞镜塘、程公博、张海清、石谷风、王坊、王际唐、张彦青、陈寿荣、靳涛、关佶等。
经历了近百年而幸运留存下来的一件件艺术品，见证了台继武与老友们的一段段往事，也铭刻下他们的深情厚谊。当中，以“刘大同等十三位老友为台继武所作书画折扇”最具代表性。
台继武出身普通，没有背景，依靠勤奋在济南闯出一片天地，实属不易。他诗、书、画、印皆不精通，却能在济南文人圈子里立足，自有其独特之处。
台继武为人实在，待人和蔼，乐于助人，朋友们都愿与他交往。他鉴赏文物眼力极好。文物收藏需要殷实的家底，这个圈内人，非达官即贵人，大多能书会画，为饱学之士。每当朋友需要帮助时，台继武总会尽其所能。他的鉴别意见会让老友们少花冤枉钱，不走弯路。
他有一双巧手，他的“绝活”全形拓令人叹服。他依靠这双巧手帮不少老友实现了收藏愿望。帮助路大荒全拓曼生紫砂壶就是一个例证。台继武与老友们的若干交际场面，不是百花洲旁的明湖画社，就是大明湖湖心岛的历下亭，也不排除济南的名店燕喜堂。谈诗论画，文物鉴赏，品茗对弈，把酒言欢，总离不开一个“酒”字。而台继武的酒量不在话下，老人家喝了一辈子酒。
应好友之邀举贤不避亲
后排右四台继武，后排左一为台立业，第三排左二为潘承霖。
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
济南解放后，台继武为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推荐了台立业、潘承霖两名人才。潘承霖擅长修复青铜器，参与了铸客大鼎、后母戊鼎、亚丑钺等重要文物的修复。台立业则进入调查组，后辗转多个文物部门，进行了大量一线工作，为文物的鉴定、收藏、保护作了大量贡献。
好友邀请重操旧业 举荐台立业潘承霖
1948年济南解放，茹古斋歇业。台继武被政府部门临时安排在国有粮油店工作至1949年。
国有粮油店的工作是一项全新的业务，从事文物经营与鉴定几十年的台继武面临着诸多挑战。几名素质参差不齐的店员难以管理，偷摸店内物品时有发生，跑冒滴漏现象频现。最终粮油店出现亏空，管理部门准备问责，台继武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1948年冬，为重整旗鼓，振兴战后文物考古工作，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张静斋任主任，王兰斋、王献唐任副主任。机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招兵买马，组建队伍。
1949年的一天下午，王献唐来到台继武家，看到多日不见的老友王献唐来访，台继武甚为高兴，未等王献唐询问，便将心中郁闷一吐为快。王献唐说想邀台继武一起到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台继武紧锁的眉头立即舒展开来，说感谢老友关键时刻没忘记自己。可说完后眉头又皱了起来，王献唐忙问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吗？台继武道出了心里话：“我年龄大了，工作安排不安排无所谓，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一是我的儿子台立业，献唐兄你也知道，他在茹古斋学徒已有五六年，这小子悟性高，学得也快，现在基本出徒了。再是我在潍县的好兄弟潘承霖，姨夫孙海屏1945年去世前，把邃古斋交给了他，因战乱等原因，难以为继，目前也处于歇业状态，无事可做。他可是咱们省乃至全国数一数二的青铜器修复高手呀。”听到这里，王献唐忽然明白了，老友是在举荐人才。其实这两人早就在王献唐的考虑范围内了。
1950年，台立业、潘承霖加入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省第一批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台继武为表达对王献唐的支持和谢意，捐献了许多自己心爱的青铜器、瓷器等文物。
潘承霖和台立业没有辜负台继武的期望，为我省乃至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作出了卓越成就。
潘承霖修复大量文物 仿制后母戊鼎耳修复亚丑钺
潘承霖是“潍县派”仿古铜制作大师胡延贞的大徒弟，技艺精湛，声名远播，他仿古铜仿造修复技艺运用到青铜器修复工作中，修复了大量文物。
1954年，潘承霖受安徽省文博部门之邀，修复镇馆之宝铸客大鼎及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诸多青铜器。1955年，潘承霖受邀于南京的博物馆，修复国宝后母戊鼎，并根据残存的一只鼎耳仿制了遗失的另一只。1959年，完成修复的后母戊鼎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存至今。
潘承霖在山东博物馆也修复了大量馆藏青铜器文物，并收俞一为徒，培养了多名青铜器修复人才，留下了珍贵的经验和技术。潘承霖为山东博物馆修复许多珍贵铜器中，最为着名的是十大镇馆之宝的亚丑钺（商代文物，青州苏埠屯1号墓出土）。
潘承霖还是一位文物修复多面手，他将修复青铜器的技术融汇贯通运用到修复其他文物中。如经他修复的1959年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台立业参与一线工作
致力于文物发掘鉴定
1950年10月，台立业成为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组成员，1957年调山东博物馆工作，得到王献唐、杜明甫、卫志珍、霍介秋、刘春浦等着名文献学家、文物专家的指导与亲授，并于1954年参加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文化部举办的考古训练班。
20世纪50年代，台立业参加了省内及周边地区田野考古的大量一线工作。1951年春，他在配合导沭整沂工程中，收集到珍贵文物东周青铜器八件；1953年参加华东文物工作队，参加了即墨姜家泊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1955年春，参加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调查和钻探；1956年，在全省文物普查工作中，在滕州征集到历史价值较高的汉代画像石30余块，收藏到山东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初，台立业参与济宁宋代铁塔复原整修工程和淄博市辛店电厂建设工程的考古与挖掘工作，发掘出北朝与隋代的墓葬37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台立业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山东省流散文物管理与文物收购鉴定工作中。1980年，调任山东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鉴定组副组长。1982年起主持了全省文物藏品及一级品鉴选和国家一级品巡回鉴定工作，一大批过去存有争议的珍贵文物经他鉴定后，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与收藏。
台立业是全国文物鉴定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权威专家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潜心苦学，精勤从业，深谙文物鉴定学科精髓，尤其在瓷器、书画、杂项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鉴定水平和造诣。在其主持或参与的文物鉴定工作中，为国家收购各类文物近3万件，其中达到国家收藏标准的近百件，为各地文物商店鉴定供出口文物近7万件，为各地文博单位和海关鉴定文物近2万件，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传承华夏文明、发展文物收藏与保护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90年应中国外交部邀请赴苏联、罗马尼亚、英国、法国、德国、埃及等国，对我国驻外使馆所藏文物进行鉴定评估。1993年—1995年被国家文物局派往英国工作，其间参加了中国明代成化官窑在伦敦展览的筹展工作。
考古日记透露发掘过程
临沂张官庄汉墓画像石（山东博物馆藏）。
台继武考古日记前2页。
台继五和潘承霖所拓临沂张官庄汉代画像石墓拓片。
台继武留有一份考古工作日记，里面除叙述了工作的困难外，还提及一处画像石墓的发掘过程。这份日记记录的是“临沂张官庄画像石墓”的发掘。发掘报告所附发掘人员名单显示，台继武、台立业父子同时参与了这次发掘。
发现六页考古日记
记载诸多困难艰辛
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台继武的后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一份考古工作日记。该日记共6页，用泛黄的红框竖格稿纸，工整楷书书写，记录详实，不乏为一份考古工作日记的范本。时间从1956年3月7日至4月5日，共计30天。内容为每日考古主要事项，包括雇工人数、雇工姓名、用工天数、拓片数量、邮局取款、订制木箱、打包回运等。日记中涉及古墓发掘工作人员为“台继武”和“潘同志”，涉及地名有临沂城、相公镇、“独树头”等，但据此都不能判断古墓的详细地址和名称。
这份田野考古工作日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台继武唯一一份工作记录资料，透露出那年的考古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难：
交通不便。这次考古行程路线为，自济南乘坐火车至益都（现青州），转乘长途汽车至临沂城附近的某县城，再步行至相公镇附近的古墓所在地。这条路线和台立业1954年赴沂南汉墓考古的行程路线大致相同。近70年前，要经过火车、汽车、步行方可到达，有时还要乘坐马车、驴车，时间至少需要一整天。完成任务后，还要带回拓片、陶器、画像石等，其不便可想而知。
寒潮天气。北方的三月，乍暖还寒。雨雪、寒风不时造访，从日记中可看出，考古期间至少有三次雨雪寒潮天气，给田野考古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费用不足。在益都车站过磅托运装有拓片、陶器的木箱时，台继武付不起10元运费。
生活不便。那个年代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同去的“潘同志”工作期间生病与生活不便有着直接关系。
1956年，台继武已经63岁，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还忙碌在考古第一线，尤其是从益都返回济南已是次日凌晨1时许，回到宿舍稍作休整，下午又赶到机关汇报工作。而这样的行程和节奏，需要极大的精力、体力作支撑。
临沂张官庄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与日记相吻合
2024年8月，作者从文友王成军处得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海岱考古》杂志上发表的“临沂张官庄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报告与日记的时间、地点、内容完全吻合，且报告所附发掘人员中有台继武、台立业父子。后人这才解开了困扰10余年的谜团。
《临沂张官庄汉代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的“后记”记载：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料信息中心在整理老旧资料时发现临沂张官庄一批较完整且未发表的汉墓拓片。经院领导同意，资料信息中心刘晨、万菲等开始对拓片进行整理，并于2023年5月申报了山东省人文社科项目。2023年7月，在老旧资料中又发现该墓的原始记录资料及发掘报告草稿。本报告即是在原稿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但文中所提到的出土遗物现已不存，故器物描述按照原文保留原样，未做改动。
这座古墓的“发掘经过”为：临沂张官庄汉代画像石墓位于时临沂县城东北10公里独树头乡张官庄村后，附近地势较高，靠益都至临沂公路，当地称之为“王坟”。相传原封土高大，因群众历年取土范围逐渐缩小。之后更在墓旁修筑工事，封土堆几变为平地，仅残存为1.5米高，藻井露出地面。
1956年春，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王思礼等人专门作了一次调查，墓室已破坏大半，三分之一的画像石、将近半数的石材及大部分墓砖被移至墓外。墓已无法保存，故决定清理。先后参与的有王思礼、台继武、潘承霖、祝志成、台立业五人。清理结束后，复将墓室残存的完整部分重加修整，散置墓外的画像石搬至墓坑内，全部封闭，并责成该县、村妥善保护。
日记送至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留下珍贵资料
至此，台继武遗留考古日记留下的所有谜团均解开。其实早有一些蛛丝马迹，只因外行人不了解内情，没有注意罢了。
现在回头再看山东博物馆《山东安丘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第三部分，开头写道：“安丘画像石墓，是山东省解放后继沂南、临沂（尚未发表）画像石墓之后的第三批经过科学发掘的材料。其内容丰富多彩，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造型艺术等，提供了珍贵资料。”其中的“临沂（尚未发表）画像石墓”指的就是张官庄画像石墓，“尚未发表”留下了伏笔，发掘报告最终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完成并公开发表。
2024年底，作者携带台继武的考古日记来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领导和参与整理报告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激动和兴奋，感叹考古日记这么多年能完整保留实属不易。这份当年参与发掘该墓亲历者的考古日记和新整理的发掘报告，穿越近70年的时空，实现重逢与对话，是一个奇迹。这也是对已故五位画像石墓发掘者的最好告慰。
完美迁移出董家庄汉墓
安丘董家庄汉墓。
台继武所拓安丘董家庄汉墓拓片。
安丘董家庄汉墓画像石
台继武的遗物《文物》杂志。
在台继武珍藏的一本《文物》杂志中，详细记录了他参与发掘的董家庄村汉画像石墓。这座墓位于牟山水库库区的安丘董家庄村村北，其发掘始于1959年12月底。为保证水库按时竣工合拢以及发掘工作正常进行，台继武一行人冒着严寒进行抢救性发掘。
《文物》记录发掘过程 汶河北岸藏古墓葬
在台继武遗物中，有一本泛黄杂志，是国家文物局出版的1964年第4期《文物》，其中有一篇张学海、蒋英炬、毕宝启合着的《山东安丘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详细记录了台继武参与发掘的一座汉画像石墓的发掘过程。其发掘过程要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
1959年冬是一个多年不见的寒冬，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寒风猎猎。安丘利用冬闲时节，组织全县数十万民工，在县城西牟山东侧修筑水库。县委、县政府发动机关干部踊跃到工地“参战”，县政府文教科的郑其敏是其中一员。他是全县唯一的文物干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文教科安排他到水库工地，主要负责文物保护工作。从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上看，正在建设的库区内至少有四座较大的古墓葬和一处故城址。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如何保护，他心里没底，请示县领导批准，便写了一份汇报材料，附上文物普查资料，上报到省文管处。
根据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的安排，到安丘县指导工作的是李步青和台继武。他们冒着严寒到县政府文教科报到后，立即由郑其敏带领赶赴牟山水库工地。他们先在汶河北岸考察了两座较大的古墓葬，但因年代较晚，价值不大。又到南岸挖开一座风土高大的古墓葬，经探查也没有考古发掘的必要。最后他们来到凌河公社董家庄村，这里靠近汉代的安丘故城址，据地方文献记载，这一带可能有重要的古墓葬。文物普查时当地群众也反映这里曾有一个大冢子，只因封土已被推平，辟为农田种植庄稼，古墓葬的确切位置谁也说不清楚，难以确认。
董家庄村刨出汉墓 清淤汇报双管齐下
郑其敏的老家在凌河公社郑家河村，他对牟山周围情况比较熟悉，带领李步青和台继武走村串户深入调查，终于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董家庄村一名农民反映，村北约100米处原有一座古冢，后来推平种地，但那地方种的庄稼特别不耐旱，下雨时渗得特别快。郑其敏等向县领导做了汇报，并和李步青、台继武组织民工刨开冻土打孔探查，在距地表以下约1米深处发现了巨大的石板，也就是墓葬室顶的盖石，并由此推断出墓道方位，继续挖掘清理，果然找到了砖砌的拱型墓道，民工挖出填土后，两扇巨大的石门赫然暴露在眼前。
这是一座规格很高的汉画像石墓，有前、中、后三个墓室，总长14米，宽约8米，高近3米，全部用预制石材构筑。虽早期被盗，随葬品仅剩寥寥几件陶器，但大量精美的画像石却保存完好。画像内容有奇禽异兽、神话传说和社会生活及历史故事等，雕刻技法全面而高超，所刻人物、动物栩栩如生。三人经认真考证，认为这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必须进行发掘和迁移。于是，他们在清理墓内淤泥和腐朽棺木等的同时，向省文管处请示报告。上级很快下达指示，让他们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抓紧抢救性发掘，务必在牟山水库建成合拢、库水淹没此地之前，将这座汉墓抢救迁移出来。
冒严寒抢救发掘
台继武妙法运输
董家庄汉墓的发掘工作是从1959年12月底开始的，第一步是拓印、测绘、照相等，为拆迁做好必要的准备。墓室处于地下，光线太暗，县里送来一盏汽灯供照明使用，那个年代能用上汽灯照明是非常奢侈的，可见县领导的重视。他们冒着风雪和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白天在墓室里工作，晚上整理资料，夜以继日，手脚冻得发麻，县政府派人送来煤块生火取暖。挖土抬石等重体力活他们干不过来，水库工地指挥部又调来几十名民工，由他们负责指挥调度。1960年元旦至春节期间，为保证水库按时竣工合拢，发掘工作正常进行，李步青和台继武牺牲了与亲人的团聚时光，坚守在水库工地上，分管文化的副县长郑守田亲临发掘工地，与他们一同过节，并送来景芝烧酒和年货，慰问参加发掘考古的工作人员。
1960年2月，汉墓的石材全部拆完，并用草绳层层捆扎。一共224块，大的重达数吨，小的也有几百斤。县委、县政府决定全部运到县城北关大队果园内集中存放，并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突击运完，以免大坝合拢时，被库水淹没。从凌河公社董家庄村到县城近10公里路，运输工具又成了问题。小推车不顶压，马车、小地排车又不好装卸，这时台继武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从水库工地申请要来了一些粗大的木料，让木匠加工做成了三个大平板，下面安装固定上马车用的车轴和两个胶轮，上面没有车棚，既坚固又便于装卸，用牲口拉车，在民工的护运下，他们就用这种特制的大地排车，一天两趟抢运了近一个月，终于在1960年3月底全部运完。
李步青、台继武完成了该画像石墓的发掘清理拆运工作，回到省城以后，多次建议省文管处的领导尽快复原安丘汉墓。但因种种原因，计划中的汉墓复原工作一次次搁浅。直到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省文管处派人再赴安丘，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汉墓在县城北关大队果园内进行了复原。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包华石率先前来参观考察该汉画像石墓，一时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慕名而来的专家学者、游人络绎不绝，与日俱增。这座被誉为“罕见的汉代艺术杰作”的汉画像石墓，驰名中外，闻名遐迩。
曼生壶拓片见证老友情
《大荒山人身外长物》题跋及台继武为路大荒所拓曼生壶拓片。
1938年，中国现代蒲学研究专家路大荒携带大量蒲松龄手稿，潜入济南。他与台继武因共同爱好成为莫逆之交。路大荒的线装薄书《大荒山人身外长物》中，收集了几把清代着名紫砂壶曼生壶的拓片，其中三把系台继武所拓。
路大荒潜入济南
与台继武成至交
路大荒，原名鸿藻，亦名爱范，字笠生，号大荒山人、大荒堂主人，中国现代蒲学研究专家。路大荒1895年生于淄川北关乡菜园村，该村距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只有3公里。蒲家庄与菜园村世代通婚，且处于相同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下，青林狐变，秋坟唱鬼，路大荒的幼年就沉浸在蒲松龄所迷恋的乡村意境中。
路大荒7岁入学，启蒙老师蒲国政是蒲松龄的同族后裔。蒲国政对蒲松龄的生平着述津津乐道，课余假日常向学生讲三老祖（蒲松龄排行老三）轶事，他还知道《聊斋志异》中一些故事的渊源和真相。路大荒转入县城王东生家的私塾求学，王家有不少《聊斋志异》抄本和《蒲松龄诗集》手稿本，令路大荒眼界大开。
搞蒲学研究首先要有研究资料，而大部分资料在蒲氏后人手中秘不示人，路大荒为了见到蒲松龄的手稿，便千方百计接近蒲氏后人，为了表达对蒲松龄的崇敬，他经常跟随蒲氏后人给蒲氏先祖上坟。精诚所至，蒲氏家人才肯把先人遗物拿给路大荒看。为搜集蒲松龄遗稿，路大荒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还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家中蒲氏着作越来越多。路大荒节衣缩食，从蒲氏后人手里高价购得蒲松龄手稿。20世纪30年代初，他陆续在上海《申报》《国闻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蒲学文章。1936年上海书局出版了路大荒主持编辑的60万字的《聊斋全集》，轰动学界，有关他收藏大量蒲松龄手稿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1937年12月日寇攻陷淄川城，得知路大荒有蒲松龄手稿，赶到他家中搜查。可路大荒早已背着蒲松龄的手稿躲入深山中。一无所获的日寇放火烧掉了他的房屋，还在淄川城门贴满了捉拿路大荒的告示。
1938年春，在日寇占领的济南，一个背着土布口袋的中年人悄然潜入。他定居下来，以做家教、街头写字为生，这落魄书生模样的人就是路大荒，口袋中装的不是干粮和衣物，正是弥足珍贵的蒲松龄手稿。
台继武与路大荒的交游，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路大荒来到济南，先住大明湖畔的秋柳园，后住曲水亭街8号。曲水亭街8号斜对面就是辘轳把子街，茹古斋古董店就在这条街南面。文物鉴赏和收藏的共同爱好以及如此近的距离，让台继武和路大荒成为莫逆之交。
路大荒整理编写《蒲松龄集》
1945年日本投降后，路大荒来到山东省图书馆任特藏部主任，主要承担馆藏金石及古籍善本的鉴定考证工作。1948年济南解放，路大荒被任命为山东省图书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副馆长，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与台继武共事。
1953年，文化部部长周扬来济南，在会上提到路大荒是蒲学专家，点名由他牵头展开蒲学研究，并嘱托省文化局局长王统照提供帮助。
1951年，路大荒的大女婿买下了济南曲水亭街8号一处四合院，路大荒遂搬来与女儿一家同住，好友画家黄宾虹曾为之题名为“曲水书巢”。直至去世，路大荒的后半生有30余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曲水书巢”中，路大荒不分昼夜地看书写作，1962年，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收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比1936年的《聊斋全集》多了60万字。经路大荒积年笔耕，这些颠沛流离的断简残编终于聚集、合拢起来。这是他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为表达难以言表的激动心情，他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给山东省图书馆。
线装书记录二人友谊
收集曼生壶各类拓片
《大荒山人身外长物》是路大荒的一本线装薄书，现为其孙女路方红收藏，见证了台继武和路大荒的深厚友谊。它略显褪色的蓝色书皮左侧是着名学者王献唐题写的封签“大荒山人身外长物”，里面收集了多个紫砂壶的拓片，有全形拓，也有局部拓片，有文字，也有图形，可以看出这些紫砂壶拓片均来自清代着名紫砂名壶——曼生壶。
在这本旧线装书中共有八把曼生壶的拓片，有三把系台继武所拓。其中第五把曼生壶是全形拓，石瓢壶式样，上面刻有“为惠施为张苍取满腹无湖江”。全形拓下方有一完整的壶底拓片，在壶底中央亦可见“阿曼陀室”阳文印章在此页上，可见一红色阳文图章：“继武手拓”；第六把曼生壶为扁石壶，在壶身上刻有“非铫非鼎宜于凤饼”。在壶底中央亦可见“阿曼陀室”阳文印章。全形拓扁石壶左旁亦可见一红色方形阴文印章“继武手拓”；第七把壶是半瓜壶，这也是一把全形拓、局部拓、壶底拓都具备的曼生壶。在半瓜壶的壶身上刻有：“为惠施为张苍取满腹无湖江”，壶底仍为“阿曼陀室”阳文印章。有趣的是，在半瓜壶全形拓的壶把手处，亦有一红色阴文“继武手拓”图章。
翻过这些美轮美奂、古意盎然的曼生壶拓片，下一页映入眼帘的是洋洋洒洒两页半跋文，是路大荒的挚友王献唐所题，他写道：
大荒山人不荒于酒色财气，独荒于古董。古董夥矣，一一荒之，济上称“巨眼”。然为穷措大，不能收藏，过眼获其拓本，辄粘于册。此曼生壶诸拓其一也，壶为他人物，内有一器为山人自藏，殆竭索敝而得，余爱而未能强夺也。姑记于此，异日山人如得第二壶，此必归我，证人为郑干丞、台继武，时辛卯八月五日。
从跋文中可知，路大荒对曼生壶发自内心地喜爱。他虽有“巨眼”辨识曼生壶，却不能一一收藏。但他认为过眼获其拓本，集于一册，可时时欣赏，也是人间一快事。老友王献唐以诙谐的语气谈道，拓片中有一壶为大荒先生所藏，他未能夺爱，如山人得第二壶，此必归于他。证人为郑干丞、台继武。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的深厚情谊。
和王献唐互赠拓片册页
王献唐绘画册页题记，记录了和台继武互赠册页和拓片的经过。
王献唐赠台继武绘画册页。
王献唐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长达20年，为当代搜集、整理、保护齐鲁文献和树立齐鲁学派的一面旗帜。他与台继武的姨夫孙海屏交往甚密，还曾赠送给台继武一本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册页。
王献唐为国学集大成者 抗战时全力保护文物
台继武与王献唐的交游，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台继武于1913年入济南茹古斋。王献唐于1929年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山东省图书馆位于大明湖南岸，与位于辘轳把子街的茹古斋古董店相距不远。
王献唐（1896—1960），山东日照人，初名家驹，后改名琯，字献唐，是20世纪我国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国学集大成者，在图书馆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史学、版本、目录、古籍、考古、金石学以及诗文、书画和篆刻等领域着述宏富。他广泛搜集文物、典籍，成为当代搜集、整理、保护齐鲁文献和树立齐鲁学派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山左300年罕有之学者”。
王献唐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长达20年。当时，图书馆正处于困难时期，经费短缺，制度不健全，人才缺乏。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制定办馆章程及管理制度，培养图书馆收藏与科学分类人才。他主持编撰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山左先哲遗书》《海岳楼秘籍丛刊》《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在保护国粹、传承国学方面为全国图书馆树立了典范。
王献唐在搜集、保存山东地方文献、历史文物方面功绩卓着。他四处筹款，多渠道购置书籍和文物，自1929年至1937年，他请求政府增加经费，联系藏家，出入坊肆，抢救、购买古籍文物，丰富馆藏，数年之间搜罗宏富，蔚为大观。潍县陈氏万印楼藏印、滕县等地新出土的汉画石、潍县高氏藏绝世砖瓦、历城马国翰收藏的钱币、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曲阜孔氏微波榭藏书等文献和文物，大多收藏入馆中，所收善本多达1700种3500册。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献唐为保护大批珍贵古籍、文物，毅然与同事屈万里、李义贵将这些书籍和文物装箱，亲自押运，冒着敌人的炮火，长途跋涉，来到四川大后方，保住了这些国宝。
书信中多次提起孙海屏 透露交往细节
台继武入邃古斋古董店跟姨夫孙海屏学徒，而王献唐自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后，与孙海屏交往甚密，《王献唐书信集》所收1931年—1938年的信中，多处提到孙海屏。
1934年5月5日王献唐信中写道：“至胶州站，蹬车开行，抵潍县。下车后赴稼民（丁锡田）处，途中遇伯父、祥五、雨宸，偕至稼民家，天微雨。晚饭后，与祥五等至海屏处，看永和石羊，甚高大，前为馆中以千三百元购得者也……”看信可得知，孙海屏在临沂石羊镇发现的“永和石羊”虽已被山东省图书馆收购，但仍放在孙家，王献唐特意到水巷子10号孙家观赏。石羊刻有铭文“永和五年……孙仲乔所作羊”。“永和”即东汉顺帝刘保年号，“五年”即140年，距今已有1885年的历史，此石羊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在中国陵墓雕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934年5月6日王献唐在信中写：“五时回城，仍寓丁家，稼民赴平，叔言等来陪，饭后海屏等来，并送古物来看，东斋来，赠画一幅甚佳。”短短38个字，同时出现丁锡田、丁叔言、丁东斋、孙海屏四人，说明他们关系密切，随时相见，并均和王献唐有文物交往。有孙海屏与王献唐的这层关系，台继武与王献唐的交游便顺理成章了。
通过张景栻《济南书肆记》关于济南茹古斋的记载，王献唐在新中国成立前与茹古斋常有交易往来，与茹古斋钱汝英、台继武交往甚密。台继武和王献唐互赠拓片与书画册页的故事，进一步印证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赠台继武绘画册页
70余年后在济南展出
2020年5月，济南市博物馆举办“画为心声——济南市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书画精品展”，展品中有王献唐赠送给台继武的绘画册页。精美绝伦的册页依次翻开，摆放在展厅中央硕大的玻璃展柜内，一幅台继武和王献唐70余年前互赠拓片和册页的动人画面，瞬间浮现在眼前。
王献唐书画精品展名为“此处无声最可听——村人写意”。前言写道：“此作是解放前后，王献唐为台继武同志所作。继武同志，即台继武先生，为解放前山东着名的青铜器收藏家，精于全形拓。其子台立业，曾在山东省文管会、省文物总店等任职，师从王献唐先生，对青铜器、瓷器、砚台颇有研究。”
册页第一幅作品释文如下：“意在青藤臼阳之间，献唐病中写。”由此可知在创作册页作品时，王献唐已生病了。册页第三幅作品释文如下：“戏为老树枯藤写照，献唐时寓济上。”可知创作之时王献唐居住在济南，这应是自抗战前组织文物南迁后从四川回来不久。册页第五幅作品释文如下：“蜀道难，旅蜀九年追忆写此。”可得知，王献唐通过创作《蜀道难》这幅作品，追忆山东文物南迁的艰苦岁月。抗战期间山东文物南迁的故事跌宕起伏，历尽艰险。在那艰苦的9年里，为保护山东文物不受损失，他舍生忘死，不顾疲劳，忘我工作，加上生活条件差，就医不及时，身体受到极大损害，回到济南不久他就病倒了，后来去北京做脑部手术。
册页最后题记写道：“病脑目四年，不敢作画，画也以意为之，强视弗任也。继武老友精毯蜡术，昨以是册夹所拓金文多种，嘱选留，留矣。亦留其册画以为报，青主诗云：事了不相与，情来可奈何，听其情来可也。”有此题记，就有了台继武和王献唐互赠拓片与绘画册页的故事。
册页最后的题记，落款时间是1949年农历二月。这时济南解放不久，新的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尚未成立，王献唐应是养病期间创作了这本册页，赠给台继武。该册页今藏于济南市博物馆。
本期图片由戴智忠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济南书肆记》《跨越七十年的守望——山东博物馆青铜器传统修复技艺传承与发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