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县九山公社王庄农业中学办学纪实
记述 | 张立成 整理 | 许法忠
农中办学缘起
位于临朐、沂源、沂水三县交界的临朐县九山公社，地处沂山西麓、弥河源头，是纯山区，也是革命老区，文化教育本来落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又遭重创，为巩固和切实发展山区教育，“大饥荒”过后的1963年秋后，全社完全小学改为半日制学校耕读小学（这种半农半读学校，既是一种劳动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制度，同时又是一种学校制度），1964年公社配备耕读教育辅导员，推广半耕半读小学，同时兴办午班、夜校，力求教育普及；但大多数高小学生毕业后，面临升学困境——1958年国家投资兴建于九山村的山东省临朐第六中学，每年只能招收2个班108名学生，4处高级小学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不能升学。
1965春，全国各地的农村社、队，贯彻落实国家主席刘少奇1964年8月关于建立“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精神，试办农业中学。九山公社（曾在1958年底在柴家庄后崖创办过农业中学）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大队，认识到创办半耕半读的农中，能够适应国家、农村集体、家庭的经济和生产力水平，既可以扩大高小毕业生升学率，又能够培养农家子弟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因此创办积极性很高。最终，公社、县批准王庄大队（后称宋王庄大队）、晋家沟大队、吴家庄大队分别创办农中。九山公社党委、人委安排耕读教育辅导员高希堂，具体协调、指导3处农中的筹建事宜。在王庄创办的学校规范名称是“临朐县九山公社王庄农业中学”，简称“王庄农中”。
校舍设施变迁
王庄大队当时辖王庄、王庄西山、王庄西沟、王庄南沟、崖下、褚庄、褚庄东沟、褚庄南峪8个自然村，在王庄农中校址选择上，公社、大队几经权衡。最终，校址确定在王庄村北“风门口”，也叫“耷拉地”。这里位于8个村的中点，便于学生上学和就近实习、试验，更重要的是有现成的房屋：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风门口”平坟垫地，建了5间粉坊、几排矮棚（养猪场，王庄人因此改称此地为“猪圈”）。社员把5间粉坊的大瓮抬出来，拆掉锅灶，支起墼块，上面横担上杨树板子当课桌（学生自带凳子），在东墙上用白石灰加锅灰制成黑板，西头2间为办公室。在学校前边找一个小屋当图书室，用墼垒成方框当书橱。后来，学校师生自己动手，开辟了篮球场，购置了单杠、双杠等。学生通校，每天傍晚回家住宿。王庄、崖下等离家近的6个村的学生大部分回家吃午饭。褚庄东沟、南峪等村离家远的学生捎午饭，就在教室里吃。
1966年，师生打墼，在王庄西沟新建5间校舍，东面3间为教室，西头2间当办公室。学校从“猪圈”迁移那里。新校前面20亩左右的苹果园有小国光、秋花皮、伏魁等品种，便于师生讲授、学习果树管理技术；还有一个小塘坝，上面有西沟水库，可谓是青山绿水好风光。
教室前后开窗，非常亮堂，就是课桌不配套。王庄是全国闻名的林业先进单位（王庄村1958年10月前称“绿化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先后于1957年5月、1959年、1979年12月三次受国务院表彰），漫山遍野有的是树，老师学生向校长宋作森（曾任龙山乡乡长、九山公社副社长）反映，请求大队更换课桌，大队党支部重视支持，安排副业队木匠杀伐几棵粗大的枰柳树（木质好，不裂纹、不脱圈）拉大锯解板子，又专门雇沂水县沙沟公社贺家沟的老木匠赵立祥，打了20张课桌和办公桌，油漆得铮明放光，教室因此也让师生眼前为之一亮。
1967年春，为方便进驻学校的“军宣队”饮食起居和军训，公社、大队决定农中从王庄西沟迁到王庄大队办公院内民兵连连部。
学校招生开学
1965年夏季，在3处农中开学之前，九山公社组织了农中招生。招收条件及录取办法为：贫下中农出身，高小毕业学历，20岁以下年龄，自愿报名，参加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王庄农业中学考场设在村内老槐树边的小学3间教室，考生进考场，监考教师发给每人一支铅笔、一张白纸，5道试题写在黑板上，考生在白纸上先抄上试题，然后在下面答题。我当时觉得5道试题都不难，顺利地答完，在最下面签上自已姓名，交卷出场。
不久，我和54名考生被正式录取。同学年龄在15—17岁，我是1949年农历正月十四出生，16岁属于中间年龄。多数是男学生，女同学有王庄的宋传英、宋爱华，崖下村的宋秀珠，褚庄的宋光荣、付少荣。最后，只有宋光荣、付少荣坚持到毕业。
王庄农中8月开学那天，临朐六中（九山中学）教师捐赠了很多书籍，不少书的扉页还签有姓名，盖着手章。九山公社分管文教及包王庄片的几位干部，文教干事高希堂，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希法，副书记宋法钧、宋作森，出席了开学典礼。公社干部致辞，大队干部、师生代表表态发言。我们模模糊糊知道，农中学生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就是从哪个村（生产队）选拔考试进校学习，毕业后再回到本村（生产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能担任技术员或会计、记工员等。
师生的教与学
王庄农中校长由王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宋作森兼任，他只负责联系解决农中的大事，不在校办公，不参与学校日常工作。学校有3位专职教师，班主任宋作林兼语文教师，王庄人，和宋作森是亲叔兄弟，曾任王庄大队会计，复员军人，共产党员，主持学校业务工作。他为人正直，做事务实，很受学生的尊敬，说话比较有权威。数学教师程继正，原籍泰安，山东林校毕业生，1959年同180余名师生来到着名的万亩黑松林林场实习一年，后要求分配到临朐县林业部门工作，主管养蚕，和山东省林业劳动模范宋法钧的二女儿宋莲香认识成亲。他学历最高，为人老实，但口头表达能力差。政治教师宋吉贵，王庄人，复员军人，曾任大队民兵连长，同学们感觉他“小心眼”比较多，对他不大服气。他们3名教师都是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另有公社农技站、林业站、水利站的技术人员，兼职农中专业课教师。
学生50多人被编为1个班。课程分为语文、代数、政治、土壤学、测绘、苗木嫁接等专业课。
农业方面，以耕种管理试验田为主。由王庄大队在学校北面划拨出4亩左右土地，师生主要进行土壤结构观察、水肥观察、小麦玉米种植试验等。对小麦进行高产实验研究，主要搞播种时间、播种量不同的小麦分蘖数量实验，每天去观察、记录数字。搞玉米丰产实验，培育1行雄株、2行雌株，每天早上6至8点人工授粉，摇晃玉米雄株，使花粉落到雌株的花须上，观察玉米穗及籽粒的饱满度。
林业方面，主要是在村北头（今宋王庄小学南边）苗圃，分别以临朐县苗圃培育的桑树实生苗为砧木，接穗为嫁接枝，由公社林业站技术员上课，学习桑树嫁接技术，从育种到长条，再进行“土接”“哨接”。如在九山公社之外学习，学校就派品学兼优的学生前往学习，回来再当小老师“传帮带”。
水利方面，公社水利站姚守斋等技术员，不定期地到学校讲水利测绘课，怎样使用水准仪（社员俗称“看镜子”）。
实行半日制，一般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劳动报酬为每干半天计5分工，年终转到父母所在生产队参与总决算。
学生兼职活动
王庄农中办学期间，王庄完全小学老师因事请假，就找农中学生去代课。我曾去代过两三次，有时5—7天，有时十天半月。代课结束时，王庄完全小学按照规定支付代课费，学生回来后上缴农中。
公社时常抽调品学兼优学生协助宣传工作，我被选派参加2次。
一次是1966年上半年，到公社参加计划生育宣传队。公社干部高永堂、妇联主任郝秀兰、吴家庄大队妇女主任申桂花等人带队，我们背着简单的铺盖卷，巡回各大队驻地村，从马头店子村到沂山村、周家庄，再到麻坞村，一圈下来，10天以内完成。过段时间，再到吴家庄、白沙村、花龙潭村。带队干部口头宣讲少生、妇女戴环节育等计划生育政策、常识，申桂花唱两首歌，我主要是说快板书，因为时间关系，一般只说二三个小段子，都是我编写后经领导审定的“顺口溜”，印象较深的是《少生少育好处多》。创作快板书不能用生僻、高深的词语和古怪句子，要是初稿出现了这类词句，领导当即删除修改。公社有时也请国营九山林场的职工参与作品创作、修改，有一个叫孙宁的青岛市歌舞团下放“右派”，腿脚不好但很有文才，我编写一个快板书草稿，请他给我修改润色，报领导批准后，由我上场手执竹板以快节奏击板叙唱。快板书紧扣主题，切近农村群众实际，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
另一次，是宣传“农业跨纲要”（当时国家制订农业发展规划纲要，粮田亩产达到500斤是跨过“黄河”，达到800斤就是跨过“长江”）。我们白天创作出作品，记得我编写的节目是快板书《喜看农业跨纲要》，经领导修改后，再认真演习，晚上跟随公社干部巡回各大队院或者宽大的场园，待社、队领导干部讲话后，我们以快板等通俗易懂的形式，配合宣传农村中心任务。大队院或场园里汽灯高悬，明如白昼，大人小孩，男男女女，挤得满满当当，像过大年一样热闹。这次文艺宣传，相比计划生育宣传，可以说是大受欢迎。
为大众创作为百姓服务的理念，就是在那个年代深深植入我的心田，并初步打下通俗创作的基础。
卷入政治运动
1966年6月中下旬，也就是我们迁入新校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波及距离县城100多里的九山。继临朐一中6月19日开始文化大革命，临朐六中6月20日也停课闹革命。6月21日，相隔九山12华里的王庄农中师生也闻风而动，纷纷张贴大字报，在校内校外刷写标语。标语有：誓死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王庄农中同全社另外3处中学一样，进入“停课闹革命”时期，正常的教学、劳动秩序陷于停顿状态。
8月，农中开展“破四旧”运动。先从“地富反坏右”家庭下手，进村进单位挨家逐户搜查，凡是旧的物品，旧的东西都砸烂。包括家具、用品、饰品、字画等等，只要是从“旧社会”留传下来的统统没收，有好的自己留着，不好的砸烂。然后，对这些人调查其历史：是不是特务、漏网坏分子，是否干过伪保长，是否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官当过兵……做到深查细挖坏人。
10月15日前后，学校选举出赵兴山、宋光全（外号叫“老美国”）两名学生代表，17日，两人自带简单行李，与临朐六中、晋家沟农中、吴家庄农中的师生代表共40人乘车到县城，18日下午在临朐一中操场与全县师生代表汇合，乘县委调集的汽车到益都火车站，搭乘专列次日晚上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11月1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11月13日随营乘坐火车返回益都火车站，再乘坐临朐县委派来的汽车直接送回九山。
赵兴山、宋光全从北京回来后，传达了上北京的经过、收获、感想，教唱在北京几所高校学的几首流行革命歌曲。现在我还想着歌词：“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方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伟大的导师英明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各族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很快，他俩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队名叫“钢筋铁骨战斗队”，赵兴山任队长，宋光全任副队长，我也加入了这个组织。政治教师宋吉贵成立一个组织，师生无人参加，就他一个人，人们戏称此“组织”是“单打一战斗队”。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根正苗红”的师生必须参加红卫兵组织，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不听主席话，人人争当毛主席的好战士，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宣战。师生当时参加“红卫兵”，胳膊上戴红底黄字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左胸口戴毛主席像章（现在我还收藏着着几枚）。每个单位、学校、大队、村都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动静”，我们就去“点火”“发动”，以成“燎原”之势。
1967年4月，继九山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王庄农中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称“临朐县九山公社王庄农业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此后，要革命就要斗争，对“地富反坏右”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夜晚点上汽灯开批判会，白天游街，不论男女：用白纸扎个高帽子戴在“地富反坏右”分子头上，大字报贴在身上，弄双破鞋挂在搞婚外情妇女的脖子上，勒令其自己敲锣自己喊：“我是地主，我剥削贫下中农，我有罪！我该死！”“我是坏分子！我干了不少坏事，大家伙儿别跟着我学！”“我是破鞋，我不要脸……”
再批斗“走资派”。学校里的3名教师，都是挣公分的民办教师，两个还是复员军人，都是“根正苗红”，因此，农中红卫兵走出校门“闹革命”。因为当时自上而下都认为“当权派”就是“走资派”，所以就把批斗矛头对准了公社、大队的“当权派”——多次揪斗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公社人民委员会社长、副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凡是“当权派”，也不管他是“老革命”还是劳动模范，都要对其批判。勒令他们先自我检查、检讨，之后是群众提意见。台上台下一人带头高呼口号，例如“×××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臭斗垮斗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罪该万死！“”砸烂×××的狗头！“”要斗私批修！“……一呼百应，群情振奋。因为学校、大队都没有电话，王庄农中红卫兵组织在公社设立”联络处“，时刻保持与县、公社及其他中学的联系；2名”联络员“日夜轮番守候公社办公室的电话，一旦接到县红卫兵组织下达的指示或情报，一人立即骑上专门配备的自行车飞驰王庄农中，向学校”文革委“的”领导“汇报。
后来，发展到外出拉练、大串联。我记得首次是到临朐开批判大会，批斗县委书记徐贞吉，大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吃饭上招待所（红卫兵串联，免费坐车、吃饭、住宿）。还有一次，我们战斗队到九山公社驻地串联，中午去九山唯一的南北大街路东的供销社饭店吃饭，吃玉米窝窝头就白菜汤，没有面食和肉，有一个同学嫌吃的不好，还摔了一个碗以发泄不满，女营业员王凤彩（与王庄相隔6里路的大尧峪村人）用北京普通话说：”谁打谁赔！“，惹得哄堂大笑。到后来，演变成九山歇后语”王凤彩那个碗——谁打谁赔“。
学生军事训练
1967年4月，上级派遣驻益都的解放军25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进驻九山公社的4处中学，帮助成立”革命委员会“，恢复正常秩序。一名叫李庆泉的排长和一名姓尹的战士，进驻王庄农中。此时，大多数学生已经没有多少心思上课学习了。一月后，”军宣队“2名官兵返回原部队驻地。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大部分学生陆续回到学校。10月下旬，排长李庆泉带领一名姓毛的战士（也可能是班长，穿两个兜的上衣）再次进驻王庄农中。为收回我们”野“惯了”耍“滑了的心，李排长和战士按照上级部署实施学生军训，严格学习纪律和作息纪律，按照作息时间表上下课，练队形、立正、稍息、敬礼，前后左右转法等。文化方面，主要学习”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针对当时的形势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除原来教师上课，李排长和战士也经常为我们上课，他们上课时学习纪律明显好转。遗憾的是，李排长和战士一月后即归队。
几点反思感想
1968年秋天，同全县所有的农中一样，王庄农中停办，我们提前毕业。吴希法、宋法钧等几个大队干部，带着几十个苹果去农中出席”毕业典礼“，作了总结报告，鼓励学员们毕业后回生产队好好干活，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林业发展奉献才智。当时，毕业生已不到20人，”毕业“却没有毕业证，我们是王庄农中第一届也是唯一届毕业生。
谈起农中，那时上级讲话，说是刘少奇主席倡导的农村新型学校，培养新型农民，当时我没觉得上农中多么荣耀。事过50多年，现在来看，当时成立这么个学校，确实切合农村实际，到这所”半农半读“ 学校学习劳动，确实是值得庆幸的事，只是自己当时”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所学校因国家政治形势逆转而夭折，也是遗憾。在这所”半农半读“学校里，我们受到的锻炼比较多，受累多，收获的也多。班长宋吉刚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后担任褚庄小学负责人十余年，为人沉稳，工作务实，业绩突出，现已退休。有个同学叫赵学忠，当时在供销社工作，后来失去联系。但绝大多数同学在农村务农，赵兴山、赵兴堂同学五六十岁已经去世。
但是，作为贫下中农后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公社只有少数高小毕业生升初中的形势下，我们毕竟接受了中学教育，尽管只是正儿八经地学习一年多，也受益匪浅。我是本家族有史以来接受文化、专业教育最高的人，毕业后我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干施工员，当司号员，紧接着修建淌水崖水库，抽调我到水库工程指挥部，担负办公室工作兼司号员，后被选拔到九山供销社工作，退休后从事文化行业的工作。这从源头上讲，应该是王庄农中求学期间奠定了我的文化基础。
对创办农中的社队干部和执教的专兼职教师，我们将永远心存感恩！对我们因为年幼无知而批斗过激的和已经谢世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我们只能是愧疚和反思。唯有将此段历史如实记述，以留作执政者振兴乡村、平民百姓处世待人的镜鉴。
（作者附言：选自尚未出版的《九山镇教育志·附录》，2018年底成文。诸多客观因素制约，文中定有错讹落漏之处，热切希望当事人或知情者点评、指谬、补充，以便完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