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昌乐科举史上那些落榜生
郄锡奎
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揭晓了。在今天的全民教育背景下，金榜题名已不再是什么奢望和难事。每年上千万的录取名额，可以保证大多数考生被录取。只要你愿意去读大学，落榜的概率比考得上大学要小得多。
但如果放到古代，以清代为例，秀才三年考两次，每次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每个县录取名额只有十个八个的；举人、进士三年考一次（恩科除外），举人山东省每次取七八十名，进士全国每次取三百名左右。可以说，层层过关斩将，考试持续时间之长、内容之难、录取率之低，今天的高考绝对不可与其同日而语。关于此方面内容，本文不作赘述。即便如此，面对堪称“魔鬼般”“地狱级”的应试，各地考生仍然趋之若鹜，但最终能考取举人或进士的，实在是凤毛麟角。据文献记载，自隋代设立科举制度以来，昌乐籍进士仅44名，举人82名。一批又一批读书人，别说举人、进士，能够得一“生员（俗称‘秀才’）”资格，就足以光宗耀祖，导致祖坟上直冒青烟。于是，在科举路上，便会有数不清的才子名落孙山。他们有的苦读一生仍一无所获，有的在科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却止步于秀才或贡生，也有的屡败屡战最终如愿以偿。翻阅诸版本《昌乐县志》和有关家族的谱牒，我们可以发现，封建科举制度给有志之士开辟了上升渠道和空间，同时也给不少士子的生活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毕湘南，弱冠即成秀才，但“八试乡闱不第”。红河镇朱汉村的高延龄，九入棘闱，以副车终，遂不复进取。房仕庄的庠生陈德文，“困棘闱者几三十年”。乔官镇乔西村的冯麟瑞，“棘闱十入不售”。乔官镇北岩南村的黄润，十五岁便考取秀才，但“十入棘闱不售”。营丘镇黎家村的阎郁文，“乡试十次不第”。最后一次参加乡试放榜时，其门生及小门生均有列榜上者，阎郁文遂口占一联：“十次入场，岁贡终成老岁贡；两班报喜，门生还有小门生”。有一位考生，如果论落榜次数，比不过前边几位考场“老手”，《昌乐县志》记载其“五试于乡不第”，也就是说，考了五次举人皆折戟沉沙。这位考生与前几位落榜生一样，也是边读书、边教书、边备考、边等待落榜的消息，但不一样的是，他的教学KPI非常了得。这位考生就是岁贡生滕纲。他的学生简单列举几位，昌乐进士、工部尚书阎循琦，进士、吏部考功司主事阎循观，潍县进士、来安知县韩梦周，胶州进士、大理寺评事法坤宏，以及举人阎循厚、阎循霦等，大有成就者不乏其人。滕纲深研程朱理学，是儒家学风重要传播者，其教学以“敦善行、严义利”为核心，注重道德实践而非科场技巧，是有清一代山左地区着名教育家。[嘉庆]《昌乐县志》云：“远近咸称之曰‘滕先生’。”大家都知道，昌乐阎氏家族乃山左地区一大望族，从八世开始，历十三世三百多年，该家族共考取7个进士、13个举人，外加110多名庠生、贡生、廪生等，金榜之上，硕果累累，可谓科第连绵。正是在这样的家族传统熏陶下，培养了一批科举“钉子户”。阎湘茝和阎湘蕙哥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人为增广生阎清澜之次子、三子，尧沟梁庄村人。据《昌乐县志》《阎氏家乘》等文献记载，阎湘茝“应乡试十三次”，于道光八年、十五年两中副榜，其后“数科均荐而未售”，每每与举人擦肩而过。最终任齐河县教谕，钦加六品衔，在任九年，重德尚义，育人尤重品性，赢得“士林干城”美誉。晚年归乡，仍以“处为纯儒，出为循吏”自律，守正持节，乡里称贤。阎湘蕙参加乡试不下十次，亦屡屡败北，以教书终老。在第十次赴济南参加考试时，阎湘蕙作诗《乙卯八月十五夜闱中作》一首：“堪怜白发早盈颠，逐队仍来矮屋前。头上姮娥应识我，闱中看月九回圆。”乡试是也叫“秋闱”，二十多年来，阎湘蕙已经是大明湖畔圆月的熟客了。后来又有诗云：“屡困公车已几回，知君非仅孝亷才。吾家登第传衣钵，集号辰辰细读来。”“秋闱我赴十余回，无奈依然老秀才。天榜姓名无注定，槐黄空向济南来。”对阎湘蕙这样的读书人来说，“考试永远在路上”，每一次考场内的失利，都阻挡不了其继续考的毅力，同时，也阻挡不了其考场外的努力。即便是“老秀才”，而且家境极其窘迫，也浇不灭他毕生致力舌耕和保护文献的热情。阎湘蕙每年所得教书酬金除购书外，尽数用于文献整理及公益事业。晚年更主持整理乡邦文献二十余载，在着书立说、古籍保护、文化遗产传承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还有一位落榜生的故事极具戏剧性。赵玉丰，祖籍宝城街道北三里村，自高祖赵以爵始迁居直隶承德府赤峰县。该生共九次参加顺天乡试，多少个日日夜夜里，赵玉丰深谙屡战屡败的滋味，在《一剪梅》中写道：“春梦参差又一场，不是黄粱，却似黄粱。短衣孤剑太郎当，来也滦阳，去也滦阳。造榜天过客断肠，越好风光，越不风光，搔头高唱望吾乡，路也茫茫，心也茫茫。”看来，实在是心灰意冷，再无斗志继续考下去了。令人搞笑的是，自己考得“一塌糊涂”，赵玉丰却鬼使神差地替别人代笔，当“枪手”以赚取酬金。要知道，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种替考行为的风险性是非常之高的。说风险高并不是担心替考成绩不佳人家不给钱，而是科场舞弊之举一旦被发现，其后果相当严重，不只是断了科举路，甚至可能以罪论处。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此次替考赵玉丰“超常发挥”，被替之人竟然榜上有名，而且考卷还被印成“行卷”（亦称“闱墨”，即科举考试的范文），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刊发。赵玉丰成人之美，自己却与举人无缘，真是有苦难言。若干年后，他写了一首诗，道出了肚子里的苦水：“忽从故纸忆前因，姓字虽非笔墨真。千里惯为弹铗客，百年谁识捉刀人。才如方朔但求饱，赋学扬雄常逐贫。何以利名俱忏悔，幡然归作葛天民。”这咎由自取的苦酒，想必只有自酿自喝了。或许是替考成功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咸丰九年，赵玉丰收拾心情，决心再试一次，但内心还是认为有一搭无一搭，匆匆答完试卷，在揭榜的前一天，便乘车返乡。谁知走到半路，忽闻捷音，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实在令人慰藉。惊喜之余，赵玉丰提笔写道：“松州词客太詅痴，乍见泥金喜又疑。九转灵丹刚转遍，朱衣也有点头时。”又写道：“惭愧龙门跋浪难，十年鬻赋向长安。至今脱却青衫看，尚有刘蕡泪未乾。”寥寥数语，道出了科举路上的苦辣酸甜。其后，赵玉丰又继续纵身跃入科考深渊，七次参加会试，却始终与进士无缘。尽管如此，赵玉丰仍然被签分福建，以亲老而告假未就任。
最后，让我们认识一位“最成功”的落榜生孟椿山。该生是宝都街道孟家庄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中举后，孟椿山雄心不减，立志会试折桂。可他三次参加殿试，皆因书法不合规范而落榜。《皇朝琐屑录》记载：“朝殿三试，以书不入格，履落人后。”古代科举，不仅需要文章写得好，字体还要漂亮，人长得也要五官端正，可以说“文、字、人”需俱佳，缺一不可。但孟椿山老当益壮，心怀老骥伏枥之志，在一败再败之后，于同治十年再赴都门。此辛未科因“孟椿山齿最高”，蒙恩钦批以三甲第二百名得进士，时年七十三岁。按旧例，中进士即可入候选官员序列，但因孟椿山年事已高且暂时无缺，遂返乡改任莱州教授。也就是说，孟椿山的录取，得益于皇帝的“点录”，或者说“特招”。这种做法源于宋代科举的“特奏名”制度，其背后的意义，有利于化解屡试不第者的怨气，巩固统治稳定；能够强化“崇文”价值观，维系社会对科举制度的信心；同时，为耗尽年华的士人提供政策性救济通道和最低保障，通过特批高龄考生入围而彰显“皇恩浩荡”。虽然孟椿山的进士功名不是硬实力的比拼结果，但也是其忠于朝廷、矢志不渝的奋斗换来的。这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模范行为和可贵精神，理应受到社会普遍认可和高度尊崇，不管是于古代，还是在今天。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作为资深考生，心里肯定是失落的。但从另一方面解读，我们也似乎发现，古人的态度并不完全是颓靡不振的，大部分落榜生的表现是“意豁如也”。人生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生活还得继续，必须拿得起，看得开，放得下。他们或隐居教书，诱掖后进，诲人不倦；或结社交游，谈文论艺，广结良朋；或着书立说，引经据典，笔耕不辍；或力行乡贤，扶危济困，敦风化俗。可以说，这些读书人虽然榜上无名，但他们身处基层，还是有道德声望和文化权威的，在协助官府、维系传统、整肃民风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落榜不等于人生落幕。还是那句话，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从此一蹶不振。要相信，每一次失败，都是在为你的成长和成功添加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