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作家穆陶
穆陶，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他致力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其代表作《红颜怨》《孽海情》《林则徐》《落日》《屈原》《戊戌变法》，饱含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而着名文坛，他的作品分别荣获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山东省优秀图书奖等多个奖项。穆陶辛勤笔耕，成就卓着，其为人为文在潍坊文学界享有较高美誉。2025年6月17日，穆陶溘然长逝，享年85岁。
主编：马道远副主编：李海滨
长篇《红颜怨》一鸣惊人
青年穆陶
穆陶着作《红颜怨》
穆陶20世纪80年代加入潍坊市文联，在孜孜矻矻地度过了一千多个夜晚之后，拿出重量级作品、4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红颜怨》。一些着名学者、专家纷纷为之撰写评论文章，“穆陶”这个笔名，也逐渐在潍坊乃至全省、全国熠熠闪耀。
少年才子出乡野弃医从文写小说
穆陶，本名林培真，1940年6月15日出生于安丘县白芬子乡林家屯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上过私塾，是全村少有的文化人。穆陶4岁那年，祖父即开始教他背诵“春眠不觉晓”；长到10岁，老人家橱柜里的《论语》《孟子》《千家诗》等书籍，便由穆陶继承了。
在贪玩的年纪里，穆陶却经常躲在墙角读鲁迅的小说。1958年，他读初二，居然在上海《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我家有个胖娃娃》的诗作。
1965年，穆陶就读山东中医学院。1971年，他回到家乡在白芬子医院工作，曾任副院长。1975年，他到安丘县卫生局工作。1977年又被提调至昌潍地区中西医结合办公室。1979年，再调入地区（市）卫生局，任中医科副科长。他依然热爱创作。
1985年，潍坊市文联刚刚创建，我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席正“招兵买马”，便找到了穆陶，与他谈话。填表时，穆陶向我表态：“只要能调入文联，职务无所谓，只要有时间创作就行。”进入文联后，他更是如鱼得水，潜心写作，心无旁骛。
心血倾注《红颜怨》后记谈创作了心愿
1988年6月，穆陶4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红颜怨》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发20万册。
穆陶在《红颜怨》的“后记”中谈到：“二十年前……那时正闹书荒。偶尔一次去逛书店，在那冷落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甲申三百年祭》，花了两角钱买回家，一口气读完。读完后，除略微缓解了一下我这‘书痴’症患者的饥渴以外，忽觉得书中提到的陈圆圆这人颇为有趣，是一个绝妙的小说素材，便有些跃跃欲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开始了春天，我写陈圆圆的心愿才能得以实现。”
《红颜怨》是穆陶的处女作，亦是他的发轫之作。这部作品以300多年前的清兵入关、明王朝覆灭为背景，以艳名远播的江南名姬陈圆圆的悲剧命运为主线，描绘了明清鼎革之际动荡变化、波谲云诡的社会生活风貌，刻画了上至帝王将相，下及医丐妓卜等一系列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陈圆圆为生活所迫，年仅13岁就沦落于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一家妓院。她容貌出众，精琴曲，擅诗词。陈圆圆18岁与江北才子冒襄（字辟疆）定情，此后拒不接客。不幸的是，陈圆圆又被国丈田弘遇仗势抢去。极度悲愤之际，她机智地周旋于田氏夫妇之间，方避免蹂躏。恰在此时，田贵妃病逝，田弘遇为免失宠之祸而忍痛割爱，匆忙把陈圆圆献于皇帝。陈圆圆怀着报复心理，幻想借以改变命运，然而她仅仅与皇上见了一面，便被当作“不祥之物”驱出宫闱，回到田家，其身份降为婢女。不久，田弘遇闻知边将吴三桂深得朝廷重用，于是经官场要人牵线，又将陈圆圆送给吴三桂为妾。然而不久，李自成的大军攻占京都，其麾下大将刘宗敏欲霸占这位倾国倾城的美人；恰在此时，远方又传来吴三桂降清的消息。于是陈圆圆痛不欲生，最终在清兵入京的风雨之夜，她披发垢面，手持鸳鸯剑走进观音庵里……
专家纷纷热评《红颜怨》
穆陶喜获“泰山文艺奖”
《红颜怨》甫一问世，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关注，一些着名学者、专家纷纷为之撰写评论文章。
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着名文艺理论家陈荒煤认为：“穆陶的小说《红颜怨》，抓住陈圆圆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通过她（以及其他若干不同阶层的女性）的命运来反映那一混乱的时代，通过她的不寻常的经历和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揭示了封建王朝腐朽堕落、必然走向灭亡，既有历史感，也有真实感。就此而论，这部小说是写得相当成功的。”陈荒煤还高度评价了穆陶的文史底蕴：“从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对历史环境、人物身份、生活细节等均做了许多研究，因此能够具体地再现不同的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人物心态。”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任孚先在《山东新时期小说论稿》中，用“独具匠心”四个字概括了穆陶的构思，他说“历史题材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点，就是忠实于历史，写出历史的真实来”“《红颜怨》的作者信守了这一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准则”“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杭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秀明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近万字的专题论文《红颜悲剧与作家的当代思考》。他认为《红颜怨》并非仅仅演绎一个凄婉的悲剧故事；相反的，作家沿着陈圆圆的命运进展脉络，让自己的当代思考意识的触角，延伸到晚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把晚明窘迫的政治状况、畸形的文化和灰暗的文人生活以及凄惨的青楼生涯等等，用作家自己的目光扫描、穿透，然后烘烤……将陈圆圆与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王美娘、玉堂春等进行了相对比较，从而加深了《红颜怨》这部作品的思想厚度。
有关《红颜怨》的评论文章中，专家、学者们几乎都注意到了穆陶的“叙述方式”以及语言风格。陈白尘在《历史题材与章回体》中说：“《红颜怨》的作者没有用现代语言，也没有用僵死的语言，整个故事又富有历史感，在语言文字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历史小说而又用章回体，这又是一个难题……在这一问题上，作者没有拘泥于章回体的旧形式，而有所创新。这种创新，并非简单地从新文学里借用什么手法，而是在白描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要举例子，便是《红颜怨》第十二章里描绘田弘遇送陈圆圆给吴三桂的过程。当龚鼎孳来拜见他，劝其以陈圆圆送给吴三桂时，他先是生气，连客人告辞都不相送；继之，想起龚鼎孳所叙石崇与绿珠故事的警告，不由为未来而恐惧；然后田弘遇去看陈圆圆，忍痛割爱，愿以圆圆嫁吴三桂。真是‘又酸，又妒，又恼，又悔’！及至酒席宴前，把圆圆送给了吴三桂，在行酒令时，又不免心痛起来，以酒浇愁，大醉之后，还‘圆圆，哎幺！圆圆……’叫个不休。这段描写，既细致又简洁……”陈荒煤赞同陈白尘的意见，并说“尽管采用了章回体，却又不完全是旧章回体小说的写法，作者在吸取新文学的特点和长处、改造章回小说传统形式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
穆陶这种“可喜的努力”大获成功。这部浸淫着作者心血的《红颜怨》，先是参加了1988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继又荣获山东省政府“泰山文艺奖”。他从此显名齐鲁文坛，成为潍坊市文学界有代表性的“标杆人物”之一。
文/图韩钟亮
续篇《孽海情》立意新颖
穆陶着作《孽海情》
继《红颜怨》之后，穆陶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孽海情》出版，与《红颜怨》可谓姊妹篇。《孽海情》的立意脱出了一般“历史小说”的窠臼，写出了新面貌和新水平，可见其功力。这两部婉约风格的作品也显示出其广博的学识。
创作姊妹篇《孽海情》描述明清鼎革之时
《红颜怨》出版后，穆陶马不停蹄又开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孽海情》的创作。
《孽海情》是《红颜怨》的姊妹篇，其人物和故事是前后对应、连贯的。这部小说以清朝初期吴三桂反清称帝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叙写了一个个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动态和人民的命运与斗争，着名评论家、作家刘金曾评价其“是一部有着严肃思想内涵的作品”。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吴三桂叛清，震撼朝野，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地位。《孽海情》以名姬陈圆圆的生活命运为线索，写出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上自帝王将相、后妃宫人，下至侍妾歌妓、僧尼道姑，犹如一轴色彩缤纷的封建社会生活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真切反映了当时人心的向背和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
在《孽海情》中，穆陶一扫过去某些历史小说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将新旧王朝的鼎革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陈圆圆本是一个身怀亡国之痛的女子，她身为吴三桂的爱妾，痛恨吴三桂降清。当吴三桂表白他降清乃出于权宜之计而实有反清复明之志时，她才在吴王府生活下去。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当她看到听到老百姓对社会安定的渴求、对吴三桂阴谋叛乱的厌恶和憎恨之后，便逐渐认清了民心所向，从而由支持吴三桂反清走向反对其叛清的自我矛盾的道路。她这一思想转变使其免遭杀身之祸。
需要指出的是，在《孽海情》中，陈圆圆虽是女性中的主角，但她身上的笔墨却并非最多，倒是其他几个配角如侠女杨娥、瑶女嚲（duǒ）娘等的故事占了很大篇幅，某些情节的描写甚至更具魅力。瑶族山寨首领嚲娘与汉族书生邝露的恩怨、满族军官铁云与侠女杨娥的爱情纠葛以及他们的性格和命运结局，都在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和社会矛盾的撞击中显现出来。
不为言情为“心史”艺术风格“婉约派”
穆陶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长篇历史小说。其代表作，窃以为可分三组，即《红颜怨》和《孽海情》，《林则徐》和《落日》，《屈原》和《戊戌变法》。以第一组为例，简谈一下他的艺术探索和风格特点。综合报刊上的专家评论，大致梳理出如下几点：
关于史与实以及对传统的继承创新问题。刘金以为，对于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优秀传统（例如故事性、通俗性、传奇性等），一方面需要继承下来，坚持下去；另一方面也不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不可拘泥于历史的真实胡编乱造，而应当在情节和细节上驰骋想象，进行大胆虚构。“穆陶在这方面显然是做得比较好的”。
关于“言情”或“古今心史”。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陈宝云在《小说评论》中撰文谈道：“有人把《红颜怨》及其续篇《孽海情》说成是言情的通俗小说，这自然不无道理。”“我也曾一度有过这样的看法。但在我读了第二遍和第三遍之后，我的认识变了。我认为，如果只把他们视作通俗的言情小说，那只能说是抓住了作品的浮表，而丢掉了作品的精髓。”他认为其精髓所在，就是在艺术构思上的两个突出特点，即“生发”和“融入”。所谓“生发”，就是从陈圆圆生发开去；所谓融入，就是将人物故事融入历史的矛盾纠葛里去，这样就使“红颜悲剧”与明末清初的历史融为一体了。
事实上穆陶也不承认《红颜怨》和《孽海情》为言情小说。他说：“所叙虽多涉‘情’事，然其义不在‘艳情’，亦不类所谓通俗传奇者。”他把他的历史小说名之曰“古今心史”。陈宝云论其“以己之心去写历史之心”“这是历史之心，也是现实之心”。
穆陶是不是“婉约派”？着名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宋遂良在《文学评论》撰文认为：“就艺术风格而言，穆陶也许可以算作是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婉约派’。”“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塑造了众多善良美丽珍情重义的女性、风流倜傥多愁善感的文人，而且还因为他善于营造一种典雅的历史氛围，在黍离之悲、家国之恨的抒写中飘溢着几缕书香剑气，显示着传统文化中怨而不怒的一面。”
我对宋遂良之论深以为然，但“婉约派”之论仅以《红颜怨》和《孽海情》为研究对象；后来穆陶还写出了《林则徐》《落日》《屈原》和《戊戌变法》。在这几部作品中，“婉约”之风明显减少，“豪放”之气勃然高涨。穆陶的风格和路数，已经有明显的变化了。
属于学者型作家腹笥丰盈功力强
我在潍坊文艺界工作了近半个世纪，请允许我把潍坊的作家分作两类：一类属学者型，以陈炳熙、穆陶为代表；一类属乡土型，以郝湘榛、郭建华为旗帜。这里的“学者型”和“乡土型”不是简单的雅俗之分，而只是说明各自的风格特点罢了。
穆陶从踏入文学界那天起，就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历史小说上面，“咬定青山不放松”。他看上去文文弱弱，与世无争，实则内心坚强，颇有定力。
我与穆陶相处已有40年，都酷爱文史，有许多共同的话题。穆陶在出版《红颜怨》之前，曾将他的电影剧本《郑板桥》拿给我看；之后，我专门请来珠影的文学编辑与他对接。遗憾的是，这次“触电（影）”没有成功。但后来市委宣传部组织创作电视连续剧《郑板桥》，穆陶成为班子主要成员，应该说，他的“触电（视）”算成功了。
穆陶后来还有更重要的作品出版。他还曾对唐朝大诗人白居易颇感兴趣，甚至已开始动笔，并且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过某些情节。然而后来因身体等方面的原因所致，《白居易》没了消息。他也许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始注意身体，将有限的精力用之短文。于是一系列的评论、随笔，就陆续见诸报端了。
关于穆陶的功力，评论穆陶的专家们很少提及。但读罢《红颜怨》和《孽海情》，则知不是“戏说历史”的通俗读物，是靠作家以文史学识正面“硬抗”的纯文学作品。其中涉及的诸如诏书、文牍、人物对话、诗词歌赋的唱和以及服饰礼仪的描述等等，都符合那个时代的语境。当我读到《红颜怨》《孽海情》中一些关于操琴、行令、占卜、切脉之类的文字时，不能不被穆陶广博的学识所叹羡。
文/图韩钟亮
《林则徐》献礼香港回归
穆陶着作《林则徐》
20世纪90年代，穆陶有为香港回归献礼的想法，为此翻阅海量资料、南下考察，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林则徐》做准备。陈荒煤精准点出《林则徐》的文学价值：不仅聚焦林则徐这一主要人物，更着力刻画众多关联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这些人物共同编织出一幅纷纭复杂的历史画卷。
研究资料实地考察
筹备工作细致入微
穆陶是一位坚守创作初心、以笔为刃剖开历史肌理的创作者。他秉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的创作主张，让历史小说成为映照现实的明镜，而长篇小说《林则徐》，正是其创作理念最生动的注脚，在历史回溯与现实观照间，奏响了一曲深沉浓郁的家国情怀乐章。
20世纪90年代，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那片被英国强占百余年的土地，即将重回祖国怀抱。穆陶站在时代节点上，回望历史，鸦片战争的屈辱记忆与香港回归的振奋愿景，萦绕在心头，交织于脑际。香港被强占的历史源头，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不仅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标志性事件，更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每当我翻开那历史的书页，就好像听见隆隆的炮声和悲愤的叹息；听见林则徐嘱告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话音；也使我深深地思考：鸦片这东西，为什么会与人类命运连在了一起？”于是，创作一部以林则徐为主角的历史小说，借历史人物之魂，抒家国情怀，为香港回归献礼的想法，在他心中悄然萌芽。
为了写好《林则徐》，穆陶开启了一场“与历史对话”的艰辛旅程。他一头扎进图书馆、资料室，翻阅海量关于鸦片战争、林则徐的史料，从官方记载到私人笔记，从通史论述到专题研究，逐字逐句梳理，记详实的读书笔记，让林则徐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思想脉络，在自己心中渐渐清晰、明亮起来。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真切感受历史现场，穆陶克服晕车的痛苦，南下广州实地考察。在虎门销烟旧址，那片曾燃起熊熊烈火的土地上，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在广州的街巷、码头、花地，他仿佛看见当年鸦片贸易的暗流涌动以及林则徐禁烟时的艰难与坚毅。他还拜访当地历史学家，虚心请教，从专业视角挖掘历史细节，校正自己对历史的认知，力求让笔下的故事、人物，都能稳稳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之上。
写作筹备阶段，穆陶更是细致入微。他将作品中主要人物、次要人物的关系脉络，梳理成清晰的线索，列在本子上，如同绘制一幅复杂的历史人物关系图谱。这让他在写作时，能精准把握人物命运走向，使故事既符合历史逻辑，又具备文学张力，真正做到胸有成竹、落笔成章。
丰富细节勾勒形象突出爱国主义精神
穆陶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林则徐性格的主导特征，又通过丰富细节，为其勾勒出立体丰满的形象。
在叩见道光皇帝时，林则徐提出禁烟的办法，竟然是“禁烟不难，使禁烟之人禁烟实难”。他列举地方官吏在禁烟上的种种弊端：“有的只管传达朝廷旨意，不求落实；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为应付上司不管国家百姓利益；更有甚者，则是知法犯法，口喊禁烟，自己却在抽烟，并且暗中勾结烟贩，收受贿赂，成了鸦片贩子的保护伞。”我想，每一个读者在读到此处时，都会展开联想。这正是穆陶写作的高明之处，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不也是历史的回光返照么？
林则徐对于清朝官场的形势，心里明镜似的。但为了国家，却奋不顾身。奉命去广州查禁鸦片前，林的恩师、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等人请林吃饭，张际亮提议留诗纪念，林则徐吟道：“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王鼎道：“这句诗好是好，但是韩昌黎遭遇贬谪之时所写，与你的钦差大臣身份不符。我送你辛弃疾的两句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后来的禁烟过程证明，林则徐的“预感”与王鼎的“结论”都是富有远见的。在风雨如晦的晚清，朝堂之上妥协声、投降声不绝于耳，林则徐以一己之力，扛起抗敌禁烟的大旗，哪怕前路荆棘丛生，哪怕可能招致灾祸，也毫不退缩，这份无畏，惊天地而泣鬼神。
穆陶在塑造林则徐的同时，还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和深刻内涵的典型人物。如写林则徐与穆彰阿、琦善等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来表现他的禁烟困境与决心；通过与两广总督邓廷祯之间关系的演变，杀掉韩肇庆，二人成为患难与共的同事；通过王鼎、沈维鐈、田溥、龚自珍以及玉箫姐妹、林福祥夫妇等人的遭遇和命运，来塑造林则徐真实感人的英雄形象和悲壮角色。
精妙把控历史艺术
树立崇高感人形象
陈荒煤对《林则徐》的评价，精准点出其文学价值。穆陶在创作中，不仅聚焦林则徐这一主要人物，更着力刻画众多关联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从朝堂之上的君臣博弈，到民间百姓的苦难与抗争；从英国商人的狡诈贪婪，到王鼎等大臣的不同选择，这些人物共同编织出一幅纷纭复杂的历史画卷。读者透过这些人物，能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审视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全貌，理解那个时代的矛盾、挣扎与抗争。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美的平衡上，穆陶做到了精妙把控。他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确保历史事件、人物性格的真实底色，又以文学的想象力与感染力，赋予历史以温度与情感。那些生动的细节描写、精彩的场景塑造、细腻的人物对话，让历史人物从冰冷的史料中走出，成为生动感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正如陈荒煤所言，这是一部“具有真实力量和美的文学作品”，它让读者在感受文学魅力的同时，完成对历史的深度认知与情感共鸣。
林则徐的五世孙凌青（原名林墨卿）在读了《林则徐》之后，撰文给予极高评价：“《林则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运用充分的历史材料，以文学艺术的笔法，真实地反映了从1838年文忠公奉旨入京，到1841年被流放新疆这一段历史时期的不平凡遭遇，表现了主人公对外敌的凛然气节和为国家忍辱负重的高尚精神。”“在写法上，作者没有完全拘泥于史实，而是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的创作成果，通过艺术的构思进行再创造，塑造出了具有艺术形象的人物……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了一个既伟大崇高又生动感人的形象。”“《林则徐》是一部政治性和艺术性很强的好作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1998年，《林则徐》荣获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这是对其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双重肯定。
文/图孙贵颂
《落日》中再现英雄悲歌
穆陶着作《落日》
《落日》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艺术加工，这种“大写意”式的创作，让其成为一部充满现代意识的意绪化历史佳作。他深入挖掘历史背后的精神内核，用文学的笔触勾勒出历史的整体风貌与时代氛围。
承前启后续史篇苦心着就《落日》
在完成《林则徐》一书的创作后，穆陶带着一份对历史的敬畏与反思，倾注数年心血，又完成了鸦片战争三部曲的第二部——《落日》，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更为壮阔也更为沉痛的历史画卷。
《落日》的故事聚焦于鸦片战争中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抗英统帅、扬威将军奕经率领数倍于敌军的清军，本应占据绝对优势，却在战场上一触即溃，惨败收场。这一败，让中国彻底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渊。穆陶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这场“奇异的战争”背后的荒诞与悲凉：前方的上层将领，一个个卑怯自私，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终日勾心斗角，对御敌之策毫无兴趣；而普通军民虽满怀救亡图存的赤诚之心，却只能在绝望中泣血扼腕，无力改变战局。战事爆发后，那些身居高位的将领所思所想唯有自保，一次次错失战机，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抗英军民慷慨赴死，在战火中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
在这场家国危亡的劫难中，抗敌志士臧纡青与渔家孤女聂烟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他们在战争的磨难中相识相知，结为生死与共的知己，怀揣着同仇敌忾的决心，为国难家仇而奔走。臧纡青组织义勇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聂烟则深入敌后，凭借着智慧与勇气搜集情报。然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尽管他们拼尽全力，却终究难违时势，回天乏术。英雄末路，空洒热血，这已然是令人痛惜的结局，可命运的残酷远不止于此——最终，两人因选择的道路不同，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之余，更引发了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在《落日》中，穆陶以入木三分的文笔，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腐败就会亡国”这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书中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但历史与现实之间从未有过隔绝。穆陶巧妙地将当代人的情感、企冀与理想融入历史叙事之中，让读者在回望过去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反观当下，引发深沉的反省。这部作品于1998年发表后，迅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紧接着在1999年便斩获了山东省精品工程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作品文学价值的肯定，更证明了它在文学界占据的重要地位。
虚实结合写史诗创作手法大写意
《落日》延续了穆陶一贯秉持的“以史实为基础，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创作理念。小说紧紧围绕鸦片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奕经出征、宁波等三城的失陷与争夺等，通过文学化的叙事手法，生动还原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同时，穆陶极为注重细节刻画，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还是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都描写得细致入微。
正如陈宝云在《小说评论》中评价：“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落日》虽然写历史，但主要不是写历史事件，而是写历史的风貌、历史的氛围和历史的特征。对于历史的取舍，也不是根据历史的本身，而是根据作者的感悟和作品的艺术需要。可以说，《落日》是对历史的大写意，是一部意绪化了的现代的历史小说。”这一评价精准道出了《落日》在历史性与文学性平衡上的独特之处。穆陶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感悟和作品的艺术需求，对历史素材进行精心筛选与重构，使作品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具备文学的感染力。
两条主线贯穿全书英雄悲剧绝响震撼
《落日》的叙事结构颇具匠心，全书贯穿两条清晰的主线，将战争的全局与个体的命运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第一条主线围绕奉旨出征收复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钦差大臣奕经及其幕僚们的备战过程展开。穆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奕经从接到圣旨时的志得意满，到备战过程中的敷衍塞责，再到战场上的惊慌失措，将这位皇室成员养尊处优、不谙兵略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奕经及其幕僚们的种种行径，如在备战期间沉迷享乐、对军务漠不关心，在关键时刻寄希望于占卜、解梦、拜关公等迷信活动，将全部赌注押在所谓的“内线”接应上，无一不暴露了清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无能。
第二条主线则聚焦于抗敌志士臧纡青所代表的民间自发抵御外侮、救国图存的曲折经历。臧纡青是一位有勇有谋、满怀家国情怀的志士，他深知清军的腐朽不堪，于是积极组织乡勇，凭借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和民众的支持，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条线索中，穆陶不仅描写了民间力量的坚韧与顽强，更刻画了臧纡青与聂烟之间深厚的情谊，以及他们在救国道路上的挣扎与抉择。
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穿插推进，互为补充，展现了战争的全局态势，又让读者看到了不同阶层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使作品的内容更加丰满，情节更加跌宕起伏。
穆陶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了大量严格的考据工作，钩沉历史细节，确保作品在大的历史框架上不出现偏差。在此基础上，他以真实人物为切入点，如奕经、臧纡青等，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从容游走。他成功地写出了重点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文蕴含和历史局限，让读者看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即便是英雄志士，也难以摆脱时代的束缚。正是这种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洞察，让《落日》中的人物形象鲜活立体，历史场景真实可感，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落日》的责编张海珊在该书出版后曾撰文感慨：“编罢《落日》，心情是愤激后的沉重，太息后的若有所思……我们借助《落日》，走近历史，细审历史，一声绝响已震撼刺痛心灵，沉思前事，仿佛梦里，而痛定思痛之际，悲剧时代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曲落日悲歌。”这番话精准地道出了《落日》带给读者的心灵冲击，也正是穆陶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想要表达和追求的效果。他希望通过《落日》，让读者不仅仅是了解一段历史，更能从历史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思考民族的未来。这部“意绪化”的历史小说，如同一位深沉的历史诉说者，在字里行间传递着对家国的热爱、对历史的敬畏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值得每一位读者静下心来，细细品读。
文/图孙贵颂
海外华人掀起《屈原》热
穆陶着作《屈原》
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屈原》，穆陶经过数年研究考据，厘清屈原与周遭人物关系、楚国风俗人情以及所处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为屈原塑造了政治家和诗人的多维度形象。作品于2002年出版，文学界好评如潮。《屈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在海外华人圈引发持续热议。
数年阅读大量史籍厘清屈原人际关系
2002年，穆陶的第五部长篇历史小说《屈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在华夏大地，屈原的名字早已与端午节紧密相连。每逢农历五月初五，龙舟竞渡的鼓声、粽叶飘香的气息，都在诉说着那个流传千年的传说：屈原忠心辅佐楚怀王，却遭奸臣构陷，被流放他乡。满腔悲愤之下，他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楚国百姓纷纷驾舟搜救，又将米团投入江中以防鱼虾侵害其尸身，这便成了今日端午龙舟与粽子习俗的由来。
传说是事实的牵强附会，而真相则往往扑朔迷离。以屈原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其生平事迹，除了汉代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新序》留下了大致相同的简略记述，几乎再无什么更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他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风貌、礼仪制度、物质文明与地方风俗，在文献典籍中或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后世研究更是莫衷一是。
穆陶为还原屈原与他的时代，一头扎进史籍的海洋，光是精读与浏览的核心参考文献便达30余种、数十册之多，从《战国策》《楚辞》到近代学者的考据论着，字里行间都留下了他批注的痕迹。
经过数年爬梳剔抉与分条析理，穆陶终于厘清了屈原与周遭人物的复杂关系、楚国独特的风俗人情，甚至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成功缩短了古今之间的认知隔阂。比如，他考证出屈原与宋玉并非简单的师徒关系，更蕴含着文学传承的精神共鸣；楚怀王与郑袖的宫廷纠葛背后，暗藏着楚国贵族势力的权力博弈；就连“上官大夫靳尚是一人还是两人”“庄蹻（qiāo）是楚国将领还是起义领袖”这类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谜题，他也结合史料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读。在此基础上，穆陶以“于史有征”为准则，用文学的笔触为屈原与他的时代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以史为核融入情感致敬古人照见当下
“历史小说要体现‘史’的内核，就必须忠实于基本历史框架。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史’的骨骼与作者的思想情感血肉相融。当《屈原》中的人物带着他们的爱与恨走进我的情感世界时，我忽然觉得，他们身上的古意不再遥远，他们的喜怒哀乐或淡如水，或浓如血，或缠绵悱恻，或壮怀激烈，都让我忘记了时空的阻隔，仿佛他们就活在当下。”穆陶在《我写屈原（代跋）》中的这段文字，道出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精髓。
正因屈原的史料稀少，反而为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穆陶塑造了一个多维度的形象：他既是锐意改革的政治活动家，力推宪令以图强国；又是“发愤以抒情”的伟大诗人，《离骚》《九歌》在书中化为与命运对话的心声；更是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在乱世中坚守着对“善”与“和”的信仰。在屈原逐渐成为抽象文化符号的今天，穆陶着重刻画其具体的生命轨迹：他如何在朝堂与奸臣据理力争，如何在流放途中体察民间疾苦，如何在绝望中保持精神的挺立。书中郑袖为争夺王后之位，以高官厚禄威逼利诱，恳请屈原为她撰写祷词。屈原朗声大笑：“郑袖你听着，我的笔墨只为天地灵秀、人间真情而作，决不为罪恶辩护、为丑恶唱颂；我的文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岂容肮脏灵魂玷污其芳洁！”这番话虽带些许现代语感，却精准击中了屈原的精神内核，也暗藏着作者对坚守者的敬意。
细节中更见匠心。屈原与侍女婵娟谈及战国变法时，评价吴起：“其变法过于峻急，重‘战’轻‘和’。我要拟定的宪令，既要利耕战，更要养善性，终让人心归‘善’，方能消弭战争，成就太平世界。”这段独白与其说是屈原的政治理想，不如说是穆陶对人类文明的思考。正如他所言：“写《屈原》的过程，像一场跨越千年的灵魂对话，我追随着那个遥远的身影，也在字里行间照见了当下的自己。”
推向海外好评如潮架起古今对话桥梁
《屈原》一书油墨尚未干透，这部作品便如一颗投入文坛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韩国出版界闻讯，迅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取得联系，推出韩文版《屈原》，让这位中国诗人的故事在汉江之畔落地生根。
《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小说进行了连载，使屈原这一形象跨越重洋，遍及五湖四海，在海外华人圈引发持续热议。学术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穆陶的《屈原》，是自《桃花扇》《李自成》以来，又一部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作品，与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一脉相承，又在历史深度与人性刻画上有所突破与创造。”
《屈原》问世后，文学界好评如潮。着名学者曾敏之在书评中写道：“穆陶以诗性笔触重构了屈原的一生，让这位伟人从传说中走出，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部作品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不仅写活了历史，更接通了古今精神的血脉。”他特别称赞：“穆陶将现代叙事技巧与古典意境融合，文笔简劲如剑，刻画精微如绣，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文艺报》罕见地连发两篇评论，足见学界重视。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朱辉军指出：“屈原身上凝聚的刚毅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穆陶的写作没有停留在复述历史，而是让这种精神在当代苏醒——我们怀念屈原，正是因为他为后人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而《屈原》一书，让这种力量穿透了时光的帷幕。”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则从文学性角度分析：“小说对屈原的武功文治、宫廷争斗着墨不多，重心全在展示他在困厄中的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坚守本心？是屈膝求生还是以身殉道？这种对人格操守的深度挖掘，让作品超越了普通历史小说的范畴，成为一部关于人性与信仰的寓言。”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刘伟生的比较研究颇具见地。他将穆陶的《屈原》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对照，认为：“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是‘烈火焚身的诗人’，激情澎湃如火山喷发；穆陶则让屈原站在政治与思想的双重维度上——他既是‘上下而求索’的诗人，也是‘哀民生之多艰’的政治家，更是思考文明走向的思想家。这种定位更贴近民众对屈原的集体想象，也让人物更具现实观照意义。”刘伟生在文中强调：“《屈原》的成功，在于它没有停留在‘讲好故事’的层面，而是始终追问：民族文化的灵魂是什么？生命的价值何在？现代人该如何安放精神家园？这些追问，让一部历史小说有了照见当下的力量。”
从国内学界的专题研讨到海外华人的读书会，穆陶的《屈原》如一座桥梁，让两千年前的屈原与当代读者相遇。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伟人的生平，更是一个民族对精神高地的永恒守望。这种守望，正是历史文学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文/图孙贵颂
《戊戌变法》追溯变革史
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举行《戊戌变法》新书分享会。
古稀之年，穆陶着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作品体现了对历史的反思，也借由历史小说，歌颂变法的仁人志士。耗时八载，《戊戌变法》于2018年由作家出版社重点推出，并举办新书分享会，众多历史学者、文艺评论家、作家纷纷在报刊发文，一致好评。
埋首八年增删数次创作53万字长篇小说
我与穆陶，亦师亦友亦同事。他的驾鹤西去，令人心中无限悲痛。
他出版的所有作品，都工工整整签名赠我。2018年8月，他赠给我签名本《戊戌变法》，这也是他鸦片战争三部曲的第三部。我用23天时间，一字一句读完了这部长达53万字的扛鼎之作。为这位老作家的执着精神和使命意识，为其对历史的反思、温情和敬意，深深感动。
2018年是戊戌变法双甲子之年。穆陶早怀执念，决定创作一部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于是从2010年便开始做准备工作。其时他已是古稀之年，决心用历史小说的形式，“试图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捡拼逐渐被遗忘的历史细节，铭记为社会转型、历史进步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以凸显其现实意义。”这是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万顺在《〈戊戌变法〉：以文学书写抵抗对历史的遗忘》中对穆陶的评价。穆陶广泛搜集资料，从时人的奏折、笔记、日记，到着述、年谱和后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披沙拣金，博采众说，钩沉稽古，发微抉隐。仅书中后记中所列出的着作，就达74种之多，做到对清代近300年的历史了然于胸。
穆陶认为，作家应具有历史思维，“而历史思维总是反思”。他试图以小说的名义还原那波澜壮阔的103天，以作者的名义参与对变法的反思。为此，他在书中悉心布局戊戌变法发生前后的若干典型事件，对无可挽回走向衰落的历史大趋势和总背景作了全面概括，以此探讨戊戌变法之发生、发展、失败的必然性。“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作为，无论古今，都是会永远赢得人民的怀念的。我写《戊戌变法》，便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穆陶在《〈戊戌变法〉后记》中说。
出于这样的心曲与背景，穆陶重返戊戌变法的历史现场，实践现实主义对真实、规律和本质的主张，显示和成就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在小说中，作家搭建中央、地方、民间三维结构空间，多角度还原守旧派、洋务派、维新派之间的观念差异和利益斗争，并把戊戌历史纳入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脉络中，为近代知识分子选择提供了具体而恢弘的语境，在此基础上对“改良”的必要性及其走向失败的必然性进行了理性思考。在观念层面，作者对戊戌变法的体认建立在民本主义、人民史观的基础上。小说一再强调“百姓”“民权”“民心”，从这一维度观照和把握戊戌变法，这也表明穆陶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救国家于危亡的爱国热忱以及宁死不悔的牺牲精神的欣赏和认同；而这，恰恰是这一历史原型所蕴含的超越时空的、重要的美学资源。
“孜孜八载于斯”，增删数次，穆陶终于完成了心愿。
融史思于笔端万象文内体现现实意义
在《戊戌变法》中，你能看到光绪帝在养心殿里徘徊的身影，手中的朱批从“可”到“暂缓”，笔锋的变化藏着多少无奈；能看到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听戏时，眼角余光扫过奏折的瞬间，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瞥里，藏着怎样的政治阴谋；更能看到谭嗣同深夜拜访袁世凯时，两人对话间的试探与交锋，烛火摇曳中，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孤勇与一个务实者的权衡，碰撞出令人窒息的张力。
这些场景里，有史实的骨架，也有文学的血肉。穆陶从不避讳虚构，但他的虚构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专门填补正史语焉不详的缝隙。他的生花妙笔，既写得了朝堂的波谲云诡，也写得了民间的悲欢离合。有官员为保住乌纱帽而阳奉阴违，有士子为理想抛家舍业，有百姓在变法中迎来片刻希望又跌入更深的失望。这些人物共同回答着一个问题：戊戌变法为何会失败？是守旧派的阻挠？是维新派的激进？还是时代的局限？穆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是把这些可能性摊开，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自己去寻觅——这或许就是穆陶所说的“现实意义”：历史从不是故纸堆里的故事，而是照进当下的镜子。
举办新书分享会众家评论见真章
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举行《戊戌变法》新书分享会。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评论家张陵称赞作者，用唯物史观来读历史、写历史，写出如此高立意、深主题、大格局的作品；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用章回小说的体例展开叙述，在小说结构上突出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的特点，塑造了一大批饱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评论家顾建平称赞道，小说切入点独特，用虚构的方式解决了小说中历史时间的连贯性和逻辑上的合理性，内容扎实、事件丰富、生动可读。
穆陶因故未能赴会，作了书面发言，谈了创作感想。他说，写这部作品，首先想到的，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我并不是在编写小说故事，而是在做一个社会民众的代言人，把我的心思交给我书中的人物，让他们去实践”。戊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失败的只是这次变法维新的过程，而志士们的理想与精神，以及他们为国家命运而舍身就义的英雄气概与爱国情怀，是永存不灭的，也是有益于后人、有补于当世的。
除此之外，众多历史学者、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在《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艺评论》《中华读书报》《中国作家网》等报刊纷纷发文。他们认为，“《戊戌变法》并非对历史文献进行翻译式的转述，而是从改良变法与权力斗争的双重认识上探索历史真实”；“历史现场与现实语境的互动，有助于突破固化的思维方式，打开历史的意义空间”；“史学和文学对戊戌变法的‘重写’高度契合了时代精神”。
王万顺在评论中称：“历史类长篇章回小说多为演义，以史实为基础，三分实，七分虚，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腾挪，以期能够兼顾平衡。穆陶的《戊戌变法》则给人一种难辨真假的错觉，不再奉古代小说惯用的传奇书写方法为圭臬，而是以史实为依据，参照大可采信的野史，进行文学性书写。小说主干自不待言，细节上则能弥补正史之不足，澄清语焉不详的历史边角。”“最可称道之处倒不在于它的雅俗共赏，更不在于它的章回体形式，而主要是在于它的内容，它的与悲剧相谐的艺术意蕴，它的将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和对毁灭的富有个性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手法。”
张凌称：“这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正因此，在众多同类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这部作品定能在深主题、高立意、大格局方面因自己的独到追求而不同凡响。”
《戊戌变法》入选第10届茅盾文学奖参评入围作品。
文/图孙贵颂
众文友撰文追忆穆陶
穆陶为人谦逊，作为前辈，对潍坊文坛后辈毫无保留，谆谆教诲，不吝支持与鼓励，令人敬仰、钦佩，不少人尊他为师。他曾经一路扶持过的文坛小友们，也逐渐成长为潍坊文坛的中坚力量。穆陶溘然长逝，文友们纷纷撰文悼念。
互赠书籍诗表意
书似故人留叮咛
2008年冬，我第一次去拜访穆陶先生，踏着寒意走近那间早已听闻的“爱吾庐”。推开书房，果然清雅整洁，气象万千。先生脸上荡漾着温和的笑意，娓娓道来这些书的来历、读书心得和伏案写作的甘苦寸心。临别时赠送了我他的成名作《红颜怨》。
2012年，我去高密莫言文学馆赴一场文学的盛宴。与穆陶先生再次重逢，摄影师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先生站在中间，官旭峰和我分立左右，三人恰是老中青三代相携相扶。
2016年夏，穆陶先生要赠我刚出版的八卷本《穆陶文集》，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令我又暖又慌。这是先生半生笔耕的心血结晶，我不知该如何承接这份厚礼才不算莽撞。思来想去，终寻得一套《金圣叹全集》回赠，这世间，唯有这位清代才子的锋芒与通透，方能衬得上先生的才华与气度。
互赠书时，穆陶先生透露，他正在撰写长篇小说《戊戌变法》，我心中满是惊诧。那时的他已至古稀之年。他发来一首赠诗，题为《书粟相酬意》：“送君一粒粟，报我一箧书。书香本无价，心香透肺腑。情深如江水，义重连山谷。墨魂长伴读，兰室慢翻书。”
《戊戌变法》完成后，穆陶先生请我帮忙审核，语气诚恳谦逊，还特意叮嘱了留意的重点。荣幸之至，我丝毫不敢怠慢，逐字逐句核对，除了修改建议，还标出数十处错字、病句及存疑之处，他都一一接纳，毫无芥蒂。我趁热打铁写了篇感悟，先生读罢十分认可：“不仅文字铿锵有声，顿挫有致，而且洞察深透，画龙点睛，尽得要害……”这篇书评刊发在《中华读书报》，此后被中国作家网等媒体转载。
2025年年初，穆陶先生总是反复问我：“还记得去高密是哪一年吗？”“2012年呀，莫言得诺奖那年。”我一遍一遍地回复。在先生越来越枯竭的记忆里，文学的微光依旧是月夜之下挂在心头的那盏灯。
雨，一直下……我伸手抽出穆陶先生赠的那些书，轻轻翻阅。书卷如故人，静默相伴，一缕温情在心头萦回。恍惚间抬头，竟见先生从蒙蒙烟雨中缓步走来，眉眼带着熟稔的笑意，沉声道：“要读，要写，要思，一直走下去，别停。”
傅彩霞
常以诗词交流平凡生活充满趣味
第一次见到穆陶先生，是在2011年潍坊市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文学征文颁奖暨莫言文学报告会上。我还是个文学新人，穆陶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穆陶老师除了擅长写长篇小说，也工于诗词。因我获奖的作品是一首诗词，便开始与他学习切磋诗词创作。他平易近人，对新人有诸多鼓励。他写一首诗发给我，我就以诗奉和。我有了新作也会发给他，他也会和诗一首，我们渐渐地熟悉起来。
2013年春，我写了一首词《高阳台·潍河赏春》，用了词林正韵。老师看罢说，这首词的情感由“观春”到“醉春”，再到“惜春”“吟春”，脉络清晰，层层递进，紧扣春景，意象鲜活，情感真挚，于清婉中见闲逸，是一首耐品的咏春佳作。特别是结句“且吟春、一阕传星，一阕盈樽”，以吟春作结，将情感落于“传星”（寄情天地）与“盈樽”（悦己自足），闲逸中见洒脱，余韵悠长，建议投稿一试。我深受鼓舞，后来作品发表于诗词刊物。
潍坊文坛有文人相亲、文人相悦的清新氛围，有地域传承的文人风骨以及高阔的精神境界。我每逢出版新书，穆陶老师都给予赞赏和鼓励。当一个文学新人对前路懵懂，写作缺乏自信之时，前辈的指点和教诲弥足珍贵。
多次诗词奉和之后，我斗胆对老师写的诗词提出修改建议，他欣然接受。我告诉他，网上有诗词格律检测可以用，他用了后说很得力，格律方面自如了。每逢佳节或重大事件我们就同题吟咏，用诗词交流各自的观点和感悟。写作疲累之时，诗词写作和交流就如同润泽心灵的茶和甜点，让平凡的生活充满文气和趣味。
惊闻穆陶老师仙逝，悲哀不已。自此，世上少了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前辈，我少了一位可以切磋诗词的老师。就用一首诗表达对穆陶先生的悼念和感恩之情：鸢都珠泪菊斑斓，来悼先生恸九寰。倏忽文坛倾泰斗，犹留着述耀尘间。
姚凤宵
拜访先生学写作鼓励话语今犹记
第一次去穆陶先生家拜访，是为了跟他学习写作。已经30多岁的我，文学功底很差，那天在他的书房，我心里是打了退堂鼓的。后来我的处女作《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出版，我给他送书，那天，在先生的“爱吾庐”中，我忽然明白了他笔名的来历，原来又是一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谦谦君子啊。
2009年，《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被评为全国促进民族团结重点出版物。穆陶先生听说后十分欣喜，很快就以《民族和谐的大爱之音》为题撰写书评，在《文艺报》发表了。最后那句“这感动不仅是作者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令我惶恐。后来，凡是有关这部作品的重大活动，我都会扛着“专家说”的旗号给自己助威，也不断激励自己在弘扬民族团结重大主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更加努力。
拜读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文论、诗作，观察他的为人处事，相信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正义和利他之心。先生对我在文学方面也有“相见恨晚”之憾，却一直鼓励我说“有大格局、大境界，是一个难得的写作者”。有一年我去北京参加活动，先生知道后还专门写了推荐信，让我带着去见中国作协的领导，足见先生提携晚辈和传播正能量的执着信念。后来我避开文学语言欠缺的短板，转向影视戏剧文学创作，先生知道后把他珍藏的两部剧本集送给了我，还向我推荐了本市剧本写得最好的老师。
凝聚着先生一生心血的《穆陶文集》出版发行后，先生送给我一套，这是信任也是鼓励，让我更期待自己也能取得一点成绩，以报先生提携之恩。2024年12月，我编剧、出品的院线电影《小棉鞋》在潍坊公映，我给他发了邀请函，却一直没收到回复。我想先生或许又在埋头创作新长篇了，还担心他会累着。如果先生知道《小棉鞋》收获了一些掌声，相信他会很欣慰的。
文/王炜图/韩钟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