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国都邑鄌郚城
刘文安
在商周时期东夷族群的方国格局中，莱国以“营丘争雄”的壮阔开篇，成为齐国早期扩张的核心对手，而其都城——位于今山东昌乐县鄌郚镇鄌郚村的遗址，不仅是莱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更是东夷文化与中原文明碰撞融合的关键节点。结合《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东夷族系脉络及地名演变轨迹，莱国都城的历史面貌可从五个维度清晰还原，其“始于周初、盛于东夷、灭于齐师”的存续历程，更折射出商周时期鲁中地区方国争霸的复杂图景。
一、莱国与纪国（己国）的东夷同源性
莱国都城的溯源，需先锚定其“东夷己姓方国”的族属身份。《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明确莱国为东夷部族建立的方国，而现代学者结合金文与方志考证，进一步指出：莱国与纪国（古称“己国”）同属东夷己姓族系，是商周时期居于弥河、白浪河流域的“姊妹方国”——其中，纪国（己国）疆域偏北，以今寿光市为核心，控扼弥河中上游；莱国疆域偏南，涵盖今青州西部、昌乐南部、临朐东部，其核心统治区恰与白浪河流域重合，而都城选址于昌乐鄌郚镇鄌郚村，正是这一“南北分治”族系格局的战略体现。
这种同源性体现在文化遗存上：莱国都城周边（鄌郚镇白浪河两岸）出土的商周时期陶器，其绳纹、弦纹风格与纪国都城（寿光纪台遗址）的器物高度一致，均带有东夷文化“厚胎、素面、三足器发达”的典型特征；而两地共有的卜骨、祭祀玉器，更印证了莱、纪两国在宗教礼仪上的同源性。正如清光绪《昌乐县志》所载“莱、纪同出东夷，居河为险，相为犄角”，莱国都城的设置，从诞生之初便承载着“守护南部族系疆域”的使命，与纪国共同构成抵御中原方国（如齐国）的东夷屏障。
二、莱国都城的始建与存续年限
莱国都城的历史起点，可精确追溯至周武王十三年（前1121年）——这一纪年虽未见诸先秦正史，但结合《竹书纪年》“武王十三年，分封诸侯，东夷方国各就其位”的记载，及鄌郚村出土器物的碳十四测年（距今约3100-2600年），与“莱国都城始建于周初”的结论高度吻合。更关键的是，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周成王元年（前1043年）封于鲁时，《春秋左传》疏引《世本》已提及“鲁之南有莱国”，证明莱国都城在鲁国建立前已存在近80年，是鲁中地区较早形成的方国都城之一。
从存续时长看，莱国都城在鄌郚村的统治延续了246年，直至鲁庄公元年（前693年）“齐襄公率齐师灭唐（莱）”（《昌乐县续志》引《齐记》）。这一时间段的划定，既符合“前1121年始建至前693年国除”的时间跨度（246年），也与《左传》“齐师取郱、鄑、郚”的记载形成互证——此处的“郚”，正是莱国都城所在的鄌郚村，齐师攻占此地后，莱国灭亡，都城沦为齐国的“下邑”，标志着东夷方国在鲁中地区统治的终结。值得注意的是，莱国都城的存续时间远超同期多数东夷方国（如郯国、莒国早期都城存续不足百年），其稳定性得益于白浪河流域的农耕支撑与战略防御优势。
三、鄌郚村作为都城的地理与战略考量
莱国将都城定于鄌郚镇鄌郚村，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山川形便、族系防御、农耕保障”三重逻辑的精准选择：
1.水系枢纽：白浪河与汶河的双重滋养
鄌郚村地处白浪河上游（发源于鄌郚镇打鼓山）与汶河中游北岸，两河在此形成“Y”型水系格局——白浪河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支撑都城周边的粟、麦种植（考古发现鄌郚村周边有商周时期的农耕遗址，出土大量石镰、陶甗）；汶河则作为天然交通航道，可连接莱国南部疆域（今临朐、青州）与纪国北部疆域（今寿光），使都城成为两族系物资转运与信息传递的枢纽。这种“双河环绕”的地理环境，既符合东夷方国“依水建城”的传统（如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城址多临河流），也为都城的长期存续提供了经济基础。
2.战略要冲：控扼鲁中与东夷的咽喉
从地缘政治看，鄌郚村位于鲁中平原与沂蒙山脉的过渡地带，东接青州（莱国核心农业区），西临临朐（东夷部族聚居区），北距纪国都城（寿光）约50公里，南距鲁国北部边境（今曲阜北）约120公里——这一位置使其既能监控齐国从营丘（今昌乐营丘镇）南下的动向（《史记》载莱侯争营丘，正是利用都城距营丘仅30公里的地理优势），又能与纪国形成“南北联防”，抵御中原方国的东扩。此外，都城周边的峿山（今巨平山）、打鼓山海拔均在300米以上，形成天然的军事屏障，考古发现山脚下有商周时期的夯土城墙遗迹，进一步印证其防御功能。
3.族系认同：东夷文化的核心聚居区
鄌郚村所在的昌乐南部，是东夷族群“少昊氏后裔”的核心聚居区，早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4000年）便有大型聚落存在（如鄌郚镇时马村龙山文化遗址）。莱国选择在此建都，可依托当地深厚的东夷文化认同，凝聚部族力量——都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钺、玉琮，其纹饰带有明显的东夷“鸟图腾”特征（如钺身雕刻的玄鸟纹），与少昊氏“以鸟名官”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证明都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东夷文化的精神象征。
四、从唐邑、吾邑到“鄌郚”的都城地名演变
莱国都城最终固化为“鄌郚”这一专用地名，经历了“方国名称—双邑合并—字形定型”的完整过程，其轨迹可通过《正字通》《地理风俗记》等文献清晰梳理：
1.周初至春秋：“唐国”与“唐邑”的方国阶段
莱国在周武王十三年（前1121年）立国时，最初称“唐国”，都城所在的核心区域为“唐邑”——《正字通》释“鄌，国名，本作唐”，明确“鄌”的前身是“唐”，而“唐国”正是莱国早期的正式国名。此时的唐邑，是莱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涵盖今鄌郚村及周边20平方公里区域，与隔汶河南望的“吾邑”（今安丘市凌河镇李家西郚村一带）形成“双邑并立”的格局——吾邑为莱国的次级行政中心，负责管控汶河南部的农业区，两地通过汶河渡口紧密联系，共同构成莱国都城的“双核结构”。
这一阶段的“唐邑”名称，既体现东夷方国的命名传统（多以“单字+邑”为名，如“莒邑”“郯邑”），也暗含与中原“唐尧后裔”的文化关联——虽莱国为东夷族系，但西周初期“尊尧”观念盛行，莱国以“唐”为名，或有借中原文化符号增强方国合法性的考量，这与此前《鄌郚地名探源》中“唐尧后裔封郚”的传说形成有趣的文化呼应（实则为不同族群对“唐”符号的借用）。
2.春秋中期：“鄌”“郚”合并与地名定型
鲁庄公元年（前693年），齐襄公灭莱国（唐国）后，将唐邑与吾邑合并为齐国的“下邑”，此时地名开始发生关键性演变：由于两周时期“邑”作为行政单位的标识逐渐固化，凡称“邑”者多添加“阝”（邑部偏旁），故“唐邑”因“邑”演化为“鄌”，“吾邑”因“邑”演化为“郚”，“鄌郚”作为合并后的地名正式出现，专指原莱国都城所在区域。
这一演变得到《地理风俗记》的直接印证：“朱虚县东南四十里，有古郚亭；鄌郚是其故城欤”——朱虚县治所在今临朐县柳山镇，向东南四十里恰为鄌郚镇鄌郚村，此处“古郚亭”即原吾邑旧址，“鄌郚故城”即原唐邑（莱国都城），证明“鄌郚”地名正是源于两邑的合并。而明清方志进一步补充了地域划分：明万历《安丘县志》载“汶河以南为郚，以北为鄌”，与“南鄌北都（昌乐县城）”的民间俗称呼应，使莱国都城的地名演变与地理边界形成完整闭环。
五、莱国都城与昌乐“四大古国”的文明格局
莱国都城所在的鄌郚村，并非孤立的方国中心，而是昌乐县“南鄌（郚）、北都（昌乐故城）、西剧魁、东营丘”四大古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格局在商周时期便已形成，共同塑造了昌乐作为“东夷文明核心区”的历史地位：
鄌郚（莱国都城）作为四大古国中唯一的东夷方国都城，莱国都城是东夷文化在鲁中南部的代表，其存续期间，推动了白浪河流域的农耕技术革新（如引入青铜农具）与手工业发展（都城周边出土的青铜剑、陶纺轮，工艺水平远超同期其他古国）；
都昌（昌乐故城）位于今昌乐县城附近，为西周时期姜姓方国“都国”的都城，是中原文化东传的重要节点，与莱国都城形成“东夷—中原”的南北对峙与交融；
剧魁位于今昌乐县西南部（今乔官镇一带），为商代方国“剧魁国”都城，以制陶业闻名，其黑陶工艺对莱国都城的手工业产生深远影响；
营丘位于今昌乐县营丘镇，为齐国早期都城（《史记》载太公封营丘），是齐国与莱国争夺的核心地带，莱国都城的“争营丘”行动，正是围绕这一区域展开。
在这一格局中，莱国都城扮演着“东夷文化枢纽”的角色：它既接收来自西剧魁的手工业技术，又与北都的中原文化交流，更通过与东营丘的齐国对抗，推动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即便在莱国灭亡后，鄌郚作为地名仍延续至今，成为昌乐“四大古国”中唯一保留原始地名的遗址，其生命力恰源于莱国都城深厚的历史积淀。
莱国都城在鄌郚村的246年统治，虽以“齐师灭国”落幕，但其留下的历史遗产却跨越千年：从东夷族系的同源记忆，到“双河环绕”的都城选址智慧；从“唐邑—吾邑”到“鄌郚”的地名演变，再到昌乐“四大古国”的文明格局，莱国都城始终是鲁中地区历史叙事的关键坐标。如今，鄌郚镇鄌郚村的白浪河畔，虽已不见当年的城墙与宫殿，但出土的青铜残片、陶器纹路，仍在诉说着莱国都城作为东夷方国中心的辉煌——它不仅是一个都城的遗址，更是商周时期东夷文明与中原文明碰撞融合的活态见证，为我们理解早期中国方国体系的运行逻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与文献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