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启蒙
作者 | 张劲松
五十年前，准确地说是5-7岁学龄前阶段，我所受到的启蒙教育里，文学的元素还真不少。不过当时并不知道“文学”这个概念，但是和每个孩子一样，所受传统文化的教育里面，都包含着文学的基因，在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情况下，文学的雨露就慢慢滋润了幼小纯净的心灵。
上世纪70年代，医院职工下了班最大的娱乐，好像就是下象棋。在大门口小广场上，昏黄的路灯下，聚成三五堆，或蹲或站，两人对弈，多人观战，车辚辚马萧萧，甚是激烈壮观。我从骑在父亲肩头上开始，到与他并排蹲着，日复一日，沉浸其中。从最初的一头雾水，到能看明白输赢，到后来能给大人支个一招半招，无数个童年的夜晚是在棋局中度过的。别的孩子识字都是从“上下左右，土木寸广”开始，我最先认识的汉字是“车马炮，将仕象”。晚上父母去单位里开会，给布置的作业就是把一张棋盘的方格里写满字，自然还是“车马炮，将仕象”。那时候大人的会真多，业务学习、政治批判、传达文件，仿佛总有开不完的会。我就在那张棋盘上不厌其烦地写着，一直到写满那些方格。以至于后来我写“像”字总是顺手写成“象”字，可能是小时候“象”字写的太多，成了习惯。
大人们不开会的晚上，自然就不用写字，功课改成了朗读诗词，大多是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大概只要是公开发表过的，我都背诵过。不过到现在，基本都已忘得差不多了。只要大人一声令下，我就站到床上去，挺胸抬头，慷慨激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诗词的意思多半是不懂的，但是在反复的朗诵中，汉语的韵律和诗词的节奏，悄悄种在了脑海里。后来大了，听到过老师模仿古人的吟诵，才知道跟现在的朗诵根本不是一回事，仿佛是两种语言，一个是人间，一个是天堂，古诗词原来是可以用来唱的。后来诗朗诵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保留节目，晚上睡前要来一首，家里来客人了要献一首，大人们酒足饭饱了还要鼓掌来一个，想想有点像多年以后的卡拉OK点歌一样。到了小学，就经常在课本的空白处涂鸦一些五言或七言的句子，像是一些生硬的造句。记得有一次《少先队报》还是《红领巾》报有一个征文，是关于中美友谊的，我还斗胆写了一篇，凑了八句字数一样，长短整齐的句子，尽量合辙押韵，其中有两句是：“太平洋上架金桥，中美儿童乐陶陶”，用一个信封寄往祖国的首都去了。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投稿，居然是一首仿古体的顺口溜，投的还是国家级的报纸。
那时候最痴迷的一件事，是缠着大人们给念小人书。叔叔阿姨们到家里来玩，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我念一段小人书，有时家里找不到人，就去医生护士的宿舍里去找，也不管人家是刚下了夜班正要休息，还是有事刚好要出门，赖在人家的床上，嘴里喊着：念、念。当时小人书也缺，很快就没有新鲜的了，就念墙上挂的四条屏的年画。那时候的年画多是英雄人物故事，底下都有简要的文字说明，连起来就是一篇故事。小人书大多是小说和电影改编的，通过大人们的讲述，我懵懵懂懂读到了简写版的小说。小人书和年画都没得念了，就开始自己编故事，编八路军的队伍怎么攻下了鬼子的炮楼，编游击队的侦察员怎么巧妙地通过了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讲给大人们听，讲给小朋友听，能讲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形象逼真。这大概就是最初的口头创作吧。
另一个听故事的重要渠道，自然是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里定时广播的《星星火炬》《小喇叭》等节目是我们每天必听的，能听到一些少儿歌曲和童话故事，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还跟着电波一直追踪到成人世界里，去听评书《杨家将》、《岳飞传》。每讲完一个段落，总是意犹未尽，期盼着时间过得快一点，第二天刘兰芳、袁阔成的噪音早点响起。高宠挑滑车、夜审潘仁美等精彩段落，我都能复述下来，兴趣不逊于后来对港台武打片的迷恋。评书实际上就是长篇小说的连播，通过评书我较早地进入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迷人风景区，后来知道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就是话本，是说书人用来备课的工具书。收音机大概是医院的医生购买较早的缘故吧，有一个医生晚上带着收音机去上公共厕所，吓得邻坑一人提裤急走，边走边嘀咕：男厕所里怎么会有女人说话呢，见了鬼了，一时传为医院里的笑话。如果从文学启蒙的角度去回忆童年趣事，那么自编自导的游戏也有话剧的成分在里面。经常是七八个孩子凑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聊出一个故事大概，或者是严刑拷打地下党员，或者是解放军攻打台湾，回家找一点简单的服装和道具，分配一下角色就开始演。经常能够顺着故事的开头往下演绎大半天，中间还不时有人跳出来指挥、修改、校正，孩子们乐此不疲。都说孩子们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他们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是主演、配音、音响师。童年记忆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对于创作者来说尤其如此，一旦进入写作的状态，童年场景历历在目，活龙活现。
医院和职工俱乐部斜对门，看电影是最直观的“文学课”。影院是露天的，把门的师傅姓李，入场的人一多一乱，他有时会着急结巴，人们背后叫他结巴老李。老李坐在入场口的铁栏杆上 一边验票、一边腿一起一落地往里放人。票是五分钱一张的，老李夹着一条面口袋一样的袋子，看了票就往里一扔，不时有人递上烟卷，他也随手往口袋里一扔。场子里有部分水泥固定座位，看电影的人大多捎着块棉布垫子，来晚的人要自己捎着椅子板凳马扎子。电影开演后，老李会时不时地站在放映机的桌子上，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竿，四下里巡视，哪里有喧哗骚动他的竹竿就准确地点向哪里，像在人潮人海中悠闲垂钓的渔翁。我的古典文学启蒙来自于动画片《大闹天宫》和戏剧片《秋翁遇仙记》，这是我最初了解名著《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的开端。多年以后，在电视《百家讲坛》上看到我的老师马瑞芳先生主讲《聊斋》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就是银幕上那一大片黑白的花园和花园里那个白胡子老头。平日里，影院里还是战争片居多，我的童年记忆里战争总是黑白的，更像是一部部真实的纪录片，有《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三进山城》等等，这些战争片填充了我的童年生活，并将伴随我一生，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我的小说大部分是战争题材的，一提起笔来，那些场面就在眼前晃动，栩栩如生。无须创作，我只是把它们忠实记录下来而已。好的电影和好的小说，是血脉相通的，应该感谢电影给了我间接而真实的生活体验。电影院最怕的是起人浪，发生拥挤和踩踏，土话叫“打乎”。有一次散场的时候，人群突然潮水一般汹涌起来，我们被人浪裹携着不由自主，一会儿向西去，一会向东去。我的一个玩伴在快到大门口时被挤倒了，瞬间被人流淹没，等抢救出来的时候脸发紫，直翻白眼，据说大小便都失禁了。好在离医院近，抢救及时，后来他长大结婚以后还生了三胞胎，在大院里一时成为新闻。每当人潮散去，我们经常看到老李在院子里捡拾那些落单的鞋子，有皮鞋、布鞋、胶鞋、拖鞋。
那些年电影院经常用来开批判会、公审大会，主席台上的喇叭一响，全城都听得见。我们学到的那些义正言辞的义愤填膺的成语都出自大喇叭：比如恶贯满盈、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很快，这些崭新的词语就被我们编成游戏的剧本里，在某一天变成童声童气的一声大喝：把某某某押上台来。因为喇叭上拴有红绸子，我始终认为这些语言是红色的正义的，不容侵犯的。公审会结束后，我们就企盼着解放大卡车上的犯人是单独一车的，名字被打了红叉的，如果没有，就失望沮丧，如果有，就兴奋激动，跟着卡车追出老远，那是被判了死刑要立即执行的犯人。现在想想，人的天性里从童年就对杀戮如此好奇和兴奋吗？一场杀戮足以引起半城的狂欢。
其实，真正和文学有一点关联的写作是初中二年级的事了。忘了是老师留的作业还是突发奇想自愿的，写了一首诗，写的是清晨大街上的清洁工，也忘了是模仿哪位诗人的句子，反正走的是唯美抒情的路线。之所以提到这首诗，是因为那之前之后并没有读新诗写新诗的经历，它就是这么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成为我人生中的第一首新诗。诗写得非常幼稚浅显，但它对我有启明星一样的意义，是这半生断断续续文学之路的开端。本来也不想提起它，是因为碰巧最近读到了文友李连孝和鹿萍的两首诗，这两首诗和我四十年前的那首诗有着莫名的关联。就诗论诗，李诗《扫街的老太太》和我一样，写的是环卫工人，他在“一城清亮”里包含着“真善美”，一个七十岁的人保持着十七岁的纯真情怀。他的诗清新明丽，给美好的事物蒙上一层半透明轻纱，朦胧又不直白，生动而不呆板，单纯却不浅薄，经常有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的比喻冒出，如同初夏田园里新摘的瓜菜，带着露水和泥土的清香。鹿萍的诗《凌晨三点的街上》和我都是写凌晨的大街，她写得真实、冷峻，带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大街。短短的一首诗里，她写出了打工人的艰辛，奋斗者与命运的撕扯，一个人的担当与责任。即使痛苦疲惫，也要负重前行，她在心里“把凌晨三点的马路，打一个卷，扛在肩上”，这一句，写得真是够狠的。鹿萍和李连孝，是我周边文友们诗写得较好的，我用与他们相同背景的一首诗，把他们引出来，介绍一番，其实我的那首习作跟他们的诗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相差甚远。如果说我的诗，能跟谁作比较，我想起了某些所谓“诗人”的诗，没有诗的思维没有诗的语言，虚伪做作，无病呻吟，倒是与我初中写的诗相似，都可以作为垃圾清理掉。还有一些带着浓厚“机油味”、“机器味”的小说，搭一个大框架，里面充斥着景物描写心理描写，无内容，无细节，无血肉，一看就是人机结合的作品。
五十年过去了，在文学的路上时走时停，干得少歇得多，对文学的付出少，在文学上获得多。至今还享受着文学带来的红利和声誉，心中时时惭愧。唯一安慰的是，文学启蒙的点点滴滴还在心中珍藏着，一闭上眼，就如繁星闪闪挂满夜空，在脑海里忽明忽暗地浮现出来。
写于2026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