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河流域的古国

　　大汶河流域的古国
　　遂国(遂本作隧)，女为姓，是虞舜后裔。遂国是大汶河流域最早的古国之一。《汉书·地理志》中“泰山郡”条下有“蛇丘”，注曰“隧乡，故隧国”。商朝初年，虞舜之后虞遂就建立了遂国，在西周初年的大动荡时期，遂国继续存在下来。古老的遂国经历了殷商和西周一千多年的岁月。(《汶河流域多古国》)《春秋·鲁庄公十三年》有“夏六月，齐人灭遂”的记载，即在公元前六八一年，遂被齐国灭掉了。民国版《辞海》注曰：“山东省宁阳县西北有遂城，即古遂国地。”
　　原文地址：大汶河流域的古国  作者：登山小鲁
　　一、 大汶河流域的古国
　　大汶河又名汶水，简称汶河，流域面积9069平方公里，全长208公里(东平湖以上)，绕泰山之阳，流经莱芜、新泰、岱岳、泰山、宁阳、汶上、肥城、东平等市、区、县。大汶河有柴汶、牟汶、赢汶、石汶、泮汶等支流，史称“五汶合一”。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清河入海后，大汶河成为黄河下游最末一条大支流。原始社会末期直至周代，这一带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古国。
　　牟国，不知何姓，故址在汶河支流牟汶河的右岸。《春秋·鲁桓公十五年》载：“邾人、牟人、葛人来朝。”又有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夏，公孙兹如牟”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泰山郡”条下有“牟，故国”注。其都城遗址在今莱芜市城东二十里的赵家泉村。故城西北角现残存一段城墙，面积达32240平方米，有商、周文化遗迹，也有汉代文化遗存。“系春秋时期牟国、汉代牟县故址”(1991年版《莱芜市志》)。其故址北面和西面都临牟汶河，牟汶河就是因为古代牟国而得名。
　　赢国，东夷人的部落首领“少昊之国”。少昊的后人伯益(翳)因佐大禹治水有功而受赐赢姓。《史记·秦本纪》载：“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宋·罗泌《路史·后纪七》也说伯益“始食于赢，为赢姓”。由以上可推测出：《史记·秦本纪》中“故有土”中的“土”就是赢国。(柳明瑞《赢姓溯源》)今位于赢汶河右岸的莱芜城子县村“赢城遗址”即古赢之都。此处曾出土石斧、石纺轮等新石器时代文物及青铜爵、斝等商周时代文物。赢汶河即因赢国而得名。
　　杞国，姒姓，夏禹后裔所建。商代杞国在现在的河南杞县。《汉书·地理志》云：“先春秋时涉鲁东北。”《春秋·鲁庄公二十七年》有“冬，杞伯姬来”和“杞伯来朝”的记载。清咸丰四年(1854年)在新泰出土“杞伯”青铜器群。(青铜器铭文见图)清代学者许瀚在《周杞伯敦铭跋》中说：“近岁新泰某地掘得古铜器多品，铭首皆‘杞伯’二字，知为杞国物。……杞国东迁，书史不详其地，以此器证之，知在新泰一带”。(《新泰文化大观》)据新泰李明煜先生考证认为：杞国故都在今新泰市人民医院西北五、六华里方圆之内。此处位于柴汶河右岸。
　　铸国，任姓。周武王克殷后，封黄帝后裔于铸，建立铸国。春秋时期，铸国介于齐鲁两国之间。《左传》载：鲁大夫臧宣叔娶铸国君的女儿为妻，生子臧贾和臧为。春秋后期，铸国被齐国灭掉。(《山东通史·先秦卷》)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中“泰安县”条下载：“周，齐博邑；又鲁龙邑；……又铸国。”“铸国的辖区大约包括今肥城县南部和泰安市西南部分地区，即大汶口以西和大汶河北岸‘汶阳田’一带”(苏廷光《汶河流域多古国》)。
　　遂国(遂本作隧)，女为姓，是虞舜后裔。遂国是大汶河流域最早的古国之一。《汉书·地理志》中“泰山郡”条下有“蛇丘”，注曰“隧乡，故隧国”。商朝初年，虞舜之后虞遂就建立了遂国，在西周初年的大动荡时期，遂国继续存在下来。古老的遂国经历了殷商和西周一千多年的岁月。(《汶河流域多古国》)《春秋·鲁庄公十三年》有“夏六月，齐人灭遂”的记载，即在公元前六八一年，遂被齐国灭掉了。民国版《辞海》注曰：“山东省宁阳县西北有遂城，即古遂国地。”
　　肥子国，在肥城。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肥城”条下注“肥子国”。据考证，在原始社会末期，有个“肥族”生存于今肥城市的北部地区，到夏朝时期就建立了肥子国。后来，迁往河北省的肥乡县，后又在藁城县建立肥国。故汉初在今肥城设县时，因此处是古代肥子国的所在地，所以起名为“肥城县”。(《汶河流域多古国》)
　　郕国，姬姓。始封之君是周文王姬昌之子叔武，始封地在今陕西省一带。“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时，郕国被迫东迁于山东”(《山东通史·先秦卷》)。《左传·鲁隐公五年》载：“郕人侵卫。”民国版《辞海》注曰：“《史记》称郕叔武，后世无所见，惟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则郕国伯爵也，今山东宁阳县北有郕乡即其地。”现今此处有“成城故城址”，位于大汶河左岸，在灵山乡北故城、西故城、东庄乡南故城三村之间。城址东西约630米，南北约850米，东北角城墙保存较好，有12米高，为黄土夯筑。在今田家林区域出土有带回形纹、乳丁纹地砖和云纹瓦当等周、汉遗物。(1994年版《宁阳县志》)郕国后来被鲁国吞并。
　　鄣国，姜姓。齐太公姜尚的支孙，在西周时封为鄣，始有鄣国。《春秋·鲁庄公三十年》载：“秋七月，齐人降鄣”。鄣国是紧靠汶河北岸的一个古国，位于现在东平县接山乡东部的鄣城村。故城址南北长650米，东西宽1300米。近年出土大量瓦当、瓮、罐等秦汉遗物。(1989年版《东平县志》)
　　宿国，风姓，为太昊后裔所建。《春秋·鲁隐公元年》载：“九月，宋人盟于宿”，这是春秋中第一次提到宿国。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宿国仍存在。公元前六八四年，宿国被宋国灭掉，宋国把宿人迁到今江苏省宿迁市。原宿国的土地又被齐国占领，改为无盐邑。宿国故都在今东平县城以东二十里的宿城镇宿城村，此处北距白佛山2.5公里，南距大清河1.5公里，故城址东西宽1560米，南北长1234米，文化遗存丰富。(1989年版《东平县志》)1977年，此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宿城之名，渐以方言讹称为须城，1988年8月恢复原名。(《东平县地名志》)
　　厥国，故址在今汶上县，不知何时所建。春秋时，汶上一带是鲁国的土地，大概西周时，厥国被鲁国所灭。(《山东通史·先秦卷》)
　　须句国(句同朐)，风姓，属太昊之后，为夏、商时期的古国。《春秋·鲁僖公二十二年》载：“春，公伐邾取须句。”须句国原都“须句”，在今东平西南三十里安山东边的张家庄；后迁都“须昌”，在今东平金山东南的前埠子村。(《汶河流域多古国》)公元1000年(宋咸平三年)，河决郓外，城圯于水，现须昌故城址淤在东平湖底。民国《东平县志》载：“沦没陂泽中，旧址无存。埠子头东岳庙其东关也。西南陂中有石刻‘南门’二大字，为南门遗址。”
　　泰山之阳的大汶河流域曾是以鸟为图腾的远古东夷族首领少昊的部落中心，是山东古代文化地域的发展中心。所以在我国古代，曾以“汶泗”与“齐鲁”并称山东。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提出：中国的文化来自炎、黄二支，炎族出于东夷，而远古东夷文化的中心就在山东。张书学、李勇慧在《山东古国考整理说明》中也指出：东夷文化是夏、商文明的直接来源，齐鲁文化是周文化和东夷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而这些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东夷各部族和由其发展而来的古国。事实证明，在古代文明发展最早(大汶口文化中的“陶尊文字”是最早文明的曙光。)的汶河流域，存有更多甚至不见于《春秋》和早于春秋的古国。大汶河流域的土地是古老的，此处曾上演了很多古国文明。汶河汤汤，悠悠古国情。
　　戴村坝，位于东平县境内，初建于明永乐年间。《辞海》、《中国水利志》均有载。该坝位于东平县境东部大清河与大汶河分流的地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太昊
　　太昊　　在位起讫：公元前7569—前7527年。
　　生卒年：公元前7593—前7527年。
　　出生地：泰安（今山东泰安市大汶口）。
　　立都：汶上（今山东济宁市西北）。
　　年号：太昊元年（癸丑，前7568）。
　　亦作太皞，风姓，号伏戏氏。以木德王，是为春皇。一云伏羲氏，一云宓牺氏，一云包羲氏，一云庖牺氏，都陈。中国氏族联盟时代伏羲女娲政权的五任帝。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
　　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对此，学界已无疑义。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其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融入华夏。《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也就是说，这时东夷各支已不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成了华夏族的“编户”，与华夏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华、夷的交融和合，东夷的祖先和首领太昊、少昊等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序列中。
　　太昊，又名：大嗥、太嗥（古时大、太，昊、嗥通用）；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左传》P112“大嗥，即太睬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
　　“嗥亦作吴”（《十三经论》）。之后战国初期的《山海经》的世系记载，上起太吴，下至商周，包括了上古史大部分帝王和首领：炎帝、黄帝、少吴等；“随着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这些世系将成为信史的组成部分。”（王立：谈《山海经》的人神差异）。而《汉书·律历志》将太吴、少昊列入中国古史最完各的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的帝王系统，为后来的各朝各代封建高层所认可，并遵奉不违。
　　1.太昊——历史上真实人物：东夷先祖
　　《汉书》“太吴帝宓羲氏，宓者伏”，此后各种典籍、文献中又有：包牺、庖牺、伏戏、宓戏、牺皇、雄皇氏等等同音、同义、近义及通假字。应该说太昊确有其人，先为东夷部落联盟酋长，后与西来东进的伏羲氏东西合璧，融为一体，并称太昊伏羲氏，为华夏文化的共祖。据严文明先生考证：“东夷的祖先有太吴、少昊，而太吴时代应该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东夷文化的探索》）；另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古书中的凤鸟即长尾鸟鸡也即皋鸡，太昊（嗥）以皋鸡为图腾”、“凤之象也，燕颔鸡啄，五色各举，出于东方君子国。”（《淮夷史考》）。
　　这些文史资料告诉我们：太昊是一个生活在东部沿海或海中岛国以鸟为图腾的部落酋长。据历史学家奕丰实教授考证：“太昊和少吴是传说时期东方夷人的较早阶段，太吴部族最初活动于鲁东和苏北地区”。（《太吴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出过多部海岱文化论著的奕丰实教授，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现象：“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最有可能是从苏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同时，鲁东沂、沭河上游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其中一部份也有可能来自苏北地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迁徙呢？奕教授推测有两个因素，一是大汶口文化人口增多，势力膨胀而进行的向外扩张（《海岱地区考古研究》）。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处于海岱文化南缘、良渚文化北渐的苏北地区，一直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的交往与联系（奕丰实《良渚文化的北渐》），最终采用了战争形式，导致两败俱伤。二是水患，低洼的苏北加上黄河改道至淮河下游人海，当时还不可能有大规模人力来治理河道，导致大量人口外徙。由此可知，太吴系部族最初活动于鲁东和苏北地区，后来迫于良渚文化的压力和水患，才举族西迁至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而留居原地的太昊系的其他支系（j｛口少吴），尽管也创造了较高的文化，因偏居海隅，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渐被西迁中原的人们所淡忘，或因史书文字的疏记，故较少提及；后世一直尊太昊为东方之帝，是与太吴最初居于东方有关。至于说太吴后裔较少，少吴后裔较多，是因为太吴西迁后与中原乃至豫南、鄂北、直达陕甘，溶人并同化于华夏文化有关。这对偏居海隅的少吴部族得以在东方独立地繁衍，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伏羲是上古创世神，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那么他又是如何进入历史，被列入上古帝王世系，并被推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呢？这就要从伏羲与太昊的并称和太昊的身份论起。
　　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荀子当生于战国之末，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自非一人。
　　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对此，学界已无疑义。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其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融入华夏。《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也就是说，这时东夷各支已不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成了华夏族的“编户”，与华夏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华、夷的交融和合，东夷的祖先和首领太昊、少昊等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序列中。
　　在可靠的史籍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乃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刘歆与其父刘向俱为西汉学者，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世经》存录于《汉书·律历志下》。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
　　上古帝王世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按照五行说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此之谓“五德终始说”。《史记·历书》：“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合法依据。按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都如此推演王朝更替：黄帝得土德，夏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周文王得火德，秦得水德。但是这个推演顺序到了汉代出现了问题：一是从邹衍所构建的古史帝王世系看，所叙述的只有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朝四代。而其后直到西汉，人们的古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认为在黄帝之上还有伏羲氏、神农氏和炎帝等古圣帝王，三代以前“三皇”、“五帝”依次代立，《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只叙述黄帝以来的四代，未能全部涵盖，因而需向上推演，重新排序。二是邹衍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排列帝王世系的，五行相克相胜，则在政权更替上倾向于革命。而刘歆所处的西汉末年，刘汉皇室政权危机，外戚王莽势力强大，因而有“异姓受命”和同姓“更受命”的争议，禅让说一时兴盛。刘歆与王莽关系至密，任王莽“国师”，是禅让说的主要支持者。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刘歆提出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从《世经》可知，刘歆排列的帝王世系如下：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少昊金天氏为金德，颛顼高阳氏为水德；帝喾高辛氏为木德，帝尧陶唐氏为火德，帝舜有虞氏为土德，伯禹夏后氏为金德，成汤为水德；周武王为木德，汉朝为火德。刘歆在排定这个世系次序时，是先否定汉兴之初依五行相胜说所定汉为土德的说法，确定汉为火德，那么代之者应为土德，王莽自称为虞舜苗裔，帝舜土德，故王莽宜为土德，这样王莽代汉而立成为必然。
　　那么刘歆为什么要将伏羲与太昊并称呢？
　　刘歆根据当时人们的古史观念，将古帝的代序从黄帝向上推，认为最古的帝王应是伏羲。同时按照他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帝王应从木德始。于是他从两个方面找到依据，一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鸟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刘歆据此而推：“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以太昊为古帝之首。二是从《易传》中找到依据，《易传》曰：“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且太昊为东方之帝，“东方曰夷”，故太昊配木德。又《易·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所以刘歆接着说：“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伏羲就是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太昊伏羲氏继天而立，神农、黄帝皆继太昊伏羲而立。
　　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赞》和荀悦的《汉纪·高祖纪》对刘歆创立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的过程均有记述，荀悦言：“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其序之也，以为《易》称‘帝出乎震’，故太昊始乎震，为木德，号曰伏羲氏。”
　　刘歆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将伏羲与太昊相附而并称，推之于古代帝王世系之首，其后班固引之于《汉书》，后世史籍相继采从此说。但是，刘歆此说并非是完全无据的妄说，今天来看，对刘歆的说法应有如下认识：首先，它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的表现，随着人们历史意识的丰富，司马迁从黄帝开始排定帝王世系已不足以反映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上古帝王，因而需要再向上推溯，重新安排上古帝王世系。其次，如上所述，伏羲传说本始于南方楚地，而太昊是东方夷族的先祖，随着战国、秦汉时民族血脉和文化大交流融汇，伏羲与太昊的传说合流成为可能，司马迁仅以华夏先祖黄帝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已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民族和合、文化融汇的实际情况，而以太昊伏羲为百王之祖，表现了当时民族统一、文化主脉已经形成。其三，刘歆排定的古帝王世系宣扬了“圣王同祖”的思想，将先王古帝同纳于伏羲一系，有利于民族凝聚，文化一统。
　　三、（源来于龙龙论坛）伏羲，羲和：一神二名及其日神之物证
　　一）神话传说
　　1、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为人文初祖，分别为太阳神和月亮神。其形象为人首蛇身双手擎日、擎月者。
　　在《楚帛书甲篇》所记载的传世神话中，伏羲、女娲为生于混沌之中的阴（月亮）阳（太阳）二神。在汉墓壁画、画像砖石中，伏羲手捧太阳或日规，代表阳；女娲手捧月亮或月矩，代表阴。”
　　2、羲和，为日神之母与日之御者及历法的制定者。
　　传说羲和是帝俊的妻子，与帝俊生了十个儿子，都是太阳（金乌），住在东方大海的扶桑树上，轮流在天上值日。羲和也是她儿子们的车夫——御者。《山海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也就是说，羲和国中有个女子名叫羲和，她是帝俊之妻，生了十个太阳。这是关于羲和为“太阳之母”的传说之一。
　　“帝俊”就是伏羲。在炎黄世系排列中，炎帝属于五行之火，位列第二；黄帝属于五行之土，位列第三。那么，位列第一的古帝就是东方木帝伏羲。
　　羲和又是太阳的车夫。《楚辞·离骚》说：“吾令羲和弥节兮，望崦嵫而无迫。”(弭：平息；崦嵫：yānzī古代指太阳落山的地方)。诗句的意思是：我令羲和停下车，不要看到太阳快要落山了就急着赶路。
　　羲和掌握着时间的节奏，每天由东向西，载着太阳前进。因为有着这样不同寻常的本领，所以在上古时代，羲和又成了制定历法的人。《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于是指示羲和，密切注视着时日的循环，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给大家制定出计算季节时间的历法。
　　3、日，又称金乌。金乌又名太阳鸟。
　　有此可知：1、伏羲、羲和实为一神（日神）之二名。2、其职责为日之御者（伏羲擎日、羲和御日巡天）3、其功绩为制定历法（伏羲手持日规）。4、其形象为金乌（太阳鸟）。
　　二）字义考证
　　1、伏，有服侍之义。与御日之义相同。《说文解字》释伏为：伏，司也。段注：司者，今之伺字。伏伺即服事也。
　　2、羲，皆为伏羲、羲和之简称。《汉典》：1. （伏～）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和“女娲”、“神农”并称太古的三皇。简称羲，如“～皇”。2.（～和）a.神话中太阳的母亲。b.神话中驾日车的神。c.传说中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
　　3、伏羲，亦称皇羲、太昊。皇，从白，从王。白，意为光明，象光芒四射的太阳；王，意为斧钺，部落首领军事权利的象征。昊，从日，从天。天字的原意为正面而立的“大”人，特大其首，指示其“颠”，天，颠也。那么，“昊”字就是头上有太阳，或戴太阳冠的大人。唐兰先生对“昊”所代表的“太阳人”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在“古代人的想象中，大人就是巨人，是真的顶天立地的人，所以他的头就代表了天，而大字下面画一画来代表的就是立字，也就是位字，昊字本来作日大（上为日，下为大），象正面人形而顶着太阳，也可以说他的头就是太阳，所以古人把天叫做昊天----那么，东方民族称他们的君长为太昊、少昊，就是因为他们是代表上天的太阳神”。少昊名挚，挚通鸷。鸷，乃凶猛的鸟。东夷人以凶猛的鹰隼作为自己的图腾，称呼自己的军事首领，自有一种强大凶猛的豪情蕴含在里边。太昊为风姓，风通凤。凤者，乃百鸟之王。这说明凤夷在东夷部落中是处于首领地位的，因为太昊为所有东夷人公认的祖先。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伏羲、羲和实为二名一体之神，即太阳神。
　　三）物证举例（略）
　　四）结论
　　太阳崇拜，乃世界各地远古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太阳神，也是诸神中被最早崇拜的神和级别最高的神。中华远古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
　　汉代巴蜀画像石伏羲擎日图的前面，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金乌崇拜（图1：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金乌负日线图），特别是该类型“鸟首蛇身”鸟龙的存在（图2：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逐日纹彩陶盆及该盆“鸟龙”逐日纹展开图），还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黑陶鸮形鼎（图3），红山后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鸟形鬶（图4-1-2-3-4），金沙遗址金乌环日飞翔图（图5），汉代巴蜀画像石金乌负日图（图6-1），汉代帛画金乌-太阳一体图（图6-2）等等，线索清晰，一脉相承，且与远古神话中太阳神的传说若合符节。这说明，在中华远古及历史文化中，鸟始终是太阳的化身。在远古，鸟蛇合体，这正是太阳与人文初祖合二为一的形象。在历史时期的汉代，人文初祖还是蛇身，但头却从鸟变成了双手所擎之日（图7：汉代巴蜀画像砖伏羲擎日图）。其演变轨迹，来龙去脉，是相当清楚的。
　　因此，我认为：伏羲、羲和，从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文化早期开始，就是我们中华先民们最为崇拜的太阳神；其尊名为伏羲、羲和；其形象为鸟首蛇身的“鸟龙”；其最伟大的功绩，则是为我们这个绵延万年的农耕文明，创制了赖以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历法。
　　四、来源于圣君的资料
　　圣君
　　历史、文化、哲学
　　2010-12-28 14:58 古修蛇氏族与蛇丘
　　古修蛇氏族与蛇丘
　　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五帝时代，泰山以南的大汶河流域存在一个修蛇氏族。修蛇被羿征服，成为东夷人的一支。修蛇氏族和夏朝前或夏朝的母族蜀人有关系。后来此地方迁移来铸人，西周到春秋，这个地方有鲁国曲池等城邑和蛇渊囿，其北方先后有遂、肥。汉朝，此地为蛇丘县铸乡城、夏晖，汶阳县曲池，刚县等。从修蛇到蜀，再到蛇渊囿、蛇渊之泽，最后到蛇丘县，其间有不可切断的延续关系。
　　1. 修蛇，是古氏族。《淮南子·本经训》：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招宾客主持编写的，书比司马迁《史记》要早，可信度与《史记·五帝本纪》应相同。五帝时代当在龙山文化时期。羿为东方夷人部落首领名或其著名代表，夷人为太阳凤鸟为图腾的氏族。《山海经》载凿齿等族，考古和典籍证明东方之族有凿齿纹身断发习俗。十日，或为东夷的十个支族。黄崇岳《黄帝、尧、舜和大禹的传说》一书引证以上故事后说：
　　有人认为这个故事反映了尧时人们与自然界的斗争。我们认为，它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尧时人与人，即部落之间的吞并战争。过去把猰貐、封豨、修蛇等皆解释为猛兽，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氏族图腾。而凿齿，则为东夷族的一种风俗习惯。在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就发现不少拔牙（凿齿）的人头骨。……可见凿齿是为一个部落或民族的称呼。清代史学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就认为，羿射十日的故事，“当亦喻言，或尧承於挚乱，天下潜为帝者不一，羿灭其九。”一语道破了历史问题的本质，以日来比喻帝王，是有其古老渊源的。（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北京。第23页。）
　　蛇，形声字。从虫，它声。本写作它，异体为虵。从甲骨文字形看，是象形字。本义为一种无足的爬虫类冷血动物的总称。《说文》：蛇，它或从虫。《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龙。注：蛇，元武之宿，虚危之星。《国语·吴语》：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注：虺小蛇大也。《诗·小雅·斯干》：维虺维蛇。《山海经·海外南经》：“虫为蛇。”郭璞注云：“以虫为蛇。”。修，长意。广雅：长也。修蛇就是长蛇，也就是民间所说长虫。修又为姓。
　　修蛇，也叫做巴蛇，在古代是特指的一种巨蛇。《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郭璞注：即巴蛇也。称巴蛇，与其地的先民叫巴（巴人、巴山、巴陵）有关。商周时巴与蜀近邻。特征外观上的颜色，是动物的外皮，也可能是图腾的颜色。成语封豨修蛇，本意就是指大野猪和大蟒蛇，后来人们就用来比喻贪婪和残暴者。和后羿射日相联系，可以理解为远古人们艰险生存环境中，对山野猛兽和旱灾的遗留记忆，及对英雄救民的渴慕和征服自然的愿望，也可视为两个氏族的化身。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羿居斟寻。（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2005年10月版。以下皆同）又记载：二年，征風夷及黃夷。又，《竹书纪年》曰：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当然十日未必是九夷。
　　尧时或羿时东方夷人势力似乎没有到达洞庭湖流域。神话记载的时间是汉朝，不免有时代痕迹。大汶河以北为沉积盆地，今汶阳地区（肥城市汶阳镇及附近）古代为蛇渊之泽，具备大湖大泽的条件。
　　2.崇拜蛇的风俗在世界许多民族中相当普遍。原始共产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是人类最早的、也是流行最广的组织。各洲各种族古代社会几乎都曾有过这种制度。氏族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往往采用一种和它最有利害关系的自然物作为本氏族的名称或标志，这就是图腾。图腾观念的产生，往往和生产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图腾不仅是氏族的徽号，也包含着原始宗教的内容。氏族成员甚至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从图腾的那种自然物变来的，因而把这种自然物看做是保护本氏族的神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形成图腾崇拜。图腾起着维护氏族内部团结统一的作用。在原始部落中，以蛇作为图腾的氏族也很普遍。摩尔根《古代社会》记载，在美洲印第安人里面，有9个部落中有蛇氏族，有的甚至以响尾蛇作为氏族的图腾。澳洲原始部落华伦姆格人，要举行一种蛇图腾崇拜的仪式，族人用各种颜料涂抹全身，打扮成蛇的样子，模仿蛇的活动姿态扭动身体，且歌且舞，歌唱蛇的历史和威力，以祈求蛇神赐福保佑。
　　在中国猿人化石的产地，曾经发现蛇遗骸，表明当时猿人与蛇有着密切的关系。图腾崇拜在我国原始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有蛇的图像，可能就是当时的氏族图腾。《韩非子·五蠹篇》记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这种生活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势必会在原始人类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可能由此产生对蛇的畏惧和崇敬的心情。传说中华夏族祖先，亦有不少是蛇的形象。《列子》：疱牺氏、女蜗氏、神龙（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山海经》里有“共工氏蛇身朱发”之说。我国传说中的龙，恐怕就是蛇的神化，东方夷族太暤，据说是人头蛇身，又说是龙身。《史记·孝武本纪》：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索隐：亦谓太昊也。正义：泰帝谓太昊伏羲氏。伏羲是东方夷人著名首领。汉画像石伏羲图为蛇身人首形象。伏羲部落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赤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11个氏族，可能是以各种蛇为图腾的氏族，与九夷具关系。
　　蛇在许多民族意识中是灵异动物，中国古代象征 君、君子等。《左传》：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崇拜蛇图腾的残余观念，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反映出来，不仅反映了人类和蛇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蛇图腾崇拜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中有蛇，配地支的巳，也当与图腾崇拜有关。逢巳年出生的人属蛇，北方大都说属小龙的，也有说属长虫儿的。龙为神物，人对龙情有独钟，故攀龙附凤，也是蛇龙同源之一证。
　　3. 有研究者说：“先秦仅在泰山周围就有100多个较著名的原始部落群及其方国、邦国，都是三皇五帝的原始氏族及其后裔发展而成的。”这有一定夸张成分，但是，战国以前泰山地区有尧舜禹和商周各个族裔的氏族国家分布，是确定的。当时的氏族国家为定居城市国家，也有整体的迁移和殖民，所以本地国家有先后存在关系。不过当时这些城邑的定居点和迁移路线，多数不能确定。
　　泰岱以南大汶河以北的汶阳平原，是饶裕之地。春秋时期，这一地区是齐鲁激烈争夺的汶阳田。当时此地区可考证的诸侯国和城邑，有齐、鲁、寺阝（后分三支，北支在长清）、棘、遂、须句、宿、郈、鄣、讙、铸、郕、桃、刚。其中遂国、铸邑、讙邑、蛇渊囿就位于汉朝蛇邱县境内。我以为，古修蛇是大汶河沿岸的古氏族。
　　这也有考古学依据。据《人、蛇、龙共存的伏羲文化─宁阳县黄山史前文化遗存的考察》一文：大汶河下游南岸的宁阳县鹤山乡境内海拔约60m的黄山，是新石器中早期遗存石器形成的一处史前祭祀场所。祭坛残存部分，南北长约30m，东西宽约15m，由厚30cm的石块铺成。在上面发现了蛇的祭祀碑和似刻有类似星图的石板以及少量的陶片。祭祀蛇神的石碑，中间偏下横卧两条类似蛇的生物化石。上边一条长约一米、脑袋硕大的蛇，形体丰腴，有凛凛王者之气。下边一条，脑袋及上半身没入石中，只露下半截。石碑似乎是当时用来祭祀的神圣之物，蛇化石被生活在这里说的先民们奉为神明，以蛇作为自己的图腾或者神，在巫事或祭祀中使用，进行图腾崇拜仪式。人、蛇、（恐）龙共存的新石器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说明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大量的石器尤其是“蛇碑”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探源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或启示，也为蛇丘这个地名的来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以此为中心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内尚有多处远古遗存。处于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其东方大汶口一带发掘的遗址，或是其前身。另如附近的宁阳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家西皋遗址，位于琵琶山东麓大汶河南岸的台阶地上，属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高出大汶河河道六、七米，东南、西北狭长，面积约1.4万m?。断崖上暴露出直径1－15m的灰坑10多个，最深约5m。出土龙山文化的黑陶杯和灰褐陶纺轮，另有商周时期的灰褐陶、红褐陶鬲、灰陶盆、灰陶豆、灰褐夹沙陶鼎等。再如大汶河北布金山东侧的小王庄商周遗址等。《汶阳镇志》记载的孝门以北高地，也有史前文化遗迹。这些地方可能与古史籍中提到的修蛇氏族有关。
　　4. 蛇丘为汉朝县名。先后属泰山郡、济北国等。一般认为，县名的来历，和浊河有关。浊河原名蛇水，是蛇丘县内的主要河流。如《水经注》的记载：
　　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县东北泰山，西南流，径汶阳之田。齐所侵也。自汶之北，平畅极目，僖公以赐季友。蛇水又西南径铸城西，《左传》所谓蛇渊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济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鲁囿也。俗谓之浊须水，非矣。蛇水又西南径夏晖城南。《经》书：公会齐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谓之夏晖城。盖《春秋左传》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齐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礼也。世有夏晖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
　　另清聂鈫《泰山道里记》：
　　城西南七十里而有蛇邱故城，今楼上村是也。《水经注》：“汶水又西，洸水注焉。”今之济河。又西经蛇邱县南，县冶铸乡故城。《春秋左传》“宝叔娶于铸”者也。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县东北，西南流经汶阳之田，齐所侵也。自汶之北，平畅极目。僖公以赐季友即此。蛇水又西南经铸乡城西，《左传》所谓“蛇渊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济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鲁囿也。”俗谓之浊须水，非矣。按：蛇水上纳灵应诸泉，又曰汇河，其下游即浊须水，或谓之浊河。
　　这也可以旁证古时统治中心的变迁。《史记·孝武本纪》：复博、泰、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封禅书》同。郑玄《史记集解》曰：蛇音移yí。这个发音在委蛇(wēiyí)一词中还在使用，形容蛇的行走蜿蜒曲折前进，这是由蛇的结构所决定的。
　　以蛇命名水、泽、地，和蛇渊为水泽湿地，多蛇有关。当地即名蛇为长虫。汶阳地区蛇较为集中，现在还田野住宅还能经常见到。蛇吃老鼠，算益虫。传说，解放前庄稼汉干活中午回家，靠近庄边的会拿着面饼到坡里逮一根蛇，把皮剥下，用饼卷着吃。我家鸡窝中的鸡蛋不止一次被蛇吞食或咬破两个小洞吸食。旧时有蛇崇拜，传言有宅子就有蛇，没有蛇会把人热死。现在蛇没有古代那么多，蛇崇拜也逐渐被狐狸或黄鼬崇拜代替。
　　古代平原地区的城邑多建筑在高岗上或人工筑丘，以防御洪水和侵袭，有的就选择近水的土质丘陵建城。从古代地名的后缀上可以看出来，多带阜、丘、陵等字。《尚书序》：丘，聚也。丘可以理解成高地，也是聚落。丘与邱通。后世有文献做蛇邱，当为避孔子讳所改。
　　曲池，《公羊传》为毆虵，也写作区蛇。《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竹書》）：魯桓公、紀侯、莒子盟於區蛇。《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案：《春秋·桓公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於毆蛇。”《公羊》、《穀梁》皆作紀侯，《左氏》作杞侯；《公羊》毆蛇，《穀梁》、《左氏》皆作曲池。區蛇、毆蛇、曲池同聲相通。《訂補》列於晉武公十六年。
　　《水经注》记载曲池在汶阳城北。我以为如果汶阳城在大汶河以南沿岸，曲池也可能在以北大汶河对岸，大约在汶阳镇砖舍。唐仲冕《岱览·汶水》就认为汶阳城“南”砖舍集为曲池。这个地方也在蛇丘县边缘，似与修蛇有关。但曲池与区蛇同声不解。
　　另。有人认为唐人诗歌中的沙丘，为两汉至高齐之前的故县邑蛇丘城，即春秋战国之蛇渊囿，也就是周武王曾封唐尧后裔的铸或铸乡城。主要证据是齐鲁方言蛇、沙读音颇近，故易书蛇丘城为沙丘城。古代沙丘有多地。既然蛇丘之蛇音移，转音之说不通，那么沙丘是蛇丘的最有利证据就不存在了。兖州市博物馆藏沙丘城碑，说明北齐时兖州就有沙丘城之称。
　　5. 周郢《泰山古“蜀”觅踪》考证：清人朱曾右、近人蒙文通、胡宣厚、今人李学勤、白剑等学者都考证古蜀部族的族源地为东方鲁国泰山下。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泰山之蜀亭，即泰安浊河泉旁之亭。
　　蜀原意为桑虫，《说文》：蜀，葵中蚕也。蜀字从虫，蜀人图腾可能是人面虫身的蛇。夏王朝第六代君主少康时，有缗氏为少康母亲之母族，俗称蜀。夏末西南迁至四川成都平原，成都一带就被称作了蜀，居人称作蜀族。三星堆遗址中发现城址和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和金、玉、石、骨、陶器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被认为是当年夏王朝在泰山的祭祀祖器，由古蜀人举族迁徙时带入四川。浊字繁体作濁，可释为蜀地之水。古水系因都邑、部落得名者甚多，多于其地（族）名加三点水偏旁。浊河亦应因蜀地而名。周郢认为蜀地即在泰山以西的浊河流域，蜀亭故址在浊河旁之蛇渊囿（鲁囿），今肥城市边院镇东向南庄村东南二里。
　　梁按：《竹书纪年》有夏人与蜀人战争和交往的记载。《左传》等书不以蜀与铸、蛇渊囿为一地，则蜀在浊河下游的汶阳镇浊头、高淤等村的可信性更大些。暂时较准确的说法是古代的蜀在大汶河流域或大汶河两岸。三星堆居民墓葬形式为船葬，含有回老家的意味，他们是逐渐顺长江而上，可以想象水路可以直达其祖居地大汶河。大汶河流域大禹的后人杞和与大禹相关的文化遗迹也有很多。汶在四川地名中也有遗留，如汶川、岷（汶）山。现在川西的羌族，传说是大禹的后人。
　　古蜀地名和其前生活于其地的族群修蛇氏族，其后的蛇丘地名，有相承继关系。
　　五、大汶口文化破译“八卦”起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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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国家博物馆供图）。
　　1959年的5月，因京沪铁路的修建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挖掘出的许多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随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突然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明。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至6400年发展的全过程，明确了大汶口文化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对全面研究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背景、发展脉络及人类文明文化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五十年间两件刻有八卦符号的“神器”（象牙梳-----獐牙构形器）先后面世，为伏羲八卦提供了佐证，将“易学源于商周之说”提前了两千年之上。
　　象牙梳暗藏八卦玄机
　　在大汶口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异常精美的透雕象牙梳，全长16.7厘米，齿长4.6厘米，齿薄背厚，整体呈长方形，顶部刻有4个豁口，其下平行镂刻3个圆孔，梳身中部雕镂三道等距离的微弧短线组成的“8”字形镂空，内填“T”字形花纹，界框由条孔组成。构成一幅线条洗练、拙朴大方的图案。象牙雕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遗址中均有发现，突出以象牙梳最具代表性，是雕刻艺术宝库中的一朵绚丽奇葩，反映了大汶口的雕刻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把象牙梳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件象牙雕刻制品。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国家博物馆刘钧先生的介绍：
　　“梳身雕刻的“8”字形图案颇像后世的八卦太极图，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幅完整的古代太极阴阳八卦图原型，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奥、神秘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及远古天文历法等，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人之杰作。”
　　这把象牙梳到底暗藏何种神秘的玄机？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学者、易学专家的重视和关注，蒙在象牙梳上的面纱终于被层层揭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江林昌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中指出，综合起来看，这个‘S’形图案正表示了天地乾坤、阴阳变化之意，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阴阳八卦图”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逢振镐研究员结合大汶口文化居民太阳崇拜观念认为，这是‘太阳的象形’。‘S‘下面则是直条纹的梳齿。这密密的梳齿正好是海水的象形。这样就与‘S’形内的“上”，“下”图形统一了起来，上为太阳，下为海水，上为乾，下为坤。云南大学考古教授、著名易经学者黄懿陆则认为，这是一个太极图，是刻划在象牙骨上的天地之数，是海上日出之后的天地阴阳图，是从两仪生“四象”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看到，专家们已经用“S”型的说法代替了“8”型，并有了新的解释。黄懿陆教授认为，在中国远古社会，要追溯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只有一条主线，就是我们的祖先有史以来十分看重且被其后历朝历代应用得炉火纯青的阴阳文化。从出土文物看与易经有关的阴阳文化，以应以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象牙梳为代表。
　　结论十分清楚。图案与《易经》有关，学者们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把新石器时代的象牙梳上刻画的是“中国最早的阴阳八卦图”、“ 《易经》的八卦图”或“《易经》的‘起源形态’”。六千年前，人类社会尚未产生金属制品，要把象骨刻成梳齿，并凿穿形成三个孔，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而应该是一件便于携带，以其齿插在头上发间，随时准备计算，作为仰观天象，俯察万物使用的神器。诚如《易?系辞下》所言：“仰则观天象，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文解字》“示”字条也说：“天垂象，见（现）凶吉，所以示人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古代先民的阴阳八卦天地图，所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獐牙器佐证“起源”之谜
　　无独有偶，山东省临沂市收藏家苏昭杰先生所收藏的大汶口文化器物中，一件属于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刻符獐牙勾形器为象牙梳的论断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式普遍有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獐牙勾形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骨、角、牙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苏昭杰先生收藏的这把獐牙勾形器，是迄今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100多件獐牙勾形器中唯一带符号的一件。临沂市博物馆李玉亭研究员根据象牙梳和獐牙勾形器上八卦符号的研究成果，得到著名考古专家、原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发表了学术文章《八卦符号的起源新说》、《再议八卦符号起源》（《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指出，八卦符号的起源绝不是所谓“天赐神授”、“河出图”、“洛出书”的产物。八卦的“—”“--”符号也与“男根”、“女阴”毫无关系。八卦符号是东方大汶口文化先民观天象，因“伏羲”而画阴爻“--”，记录天象运行，分开黑夜与白天的初始符号，可从出土的梳子和獐牙勾形器的八卦符号中得到证实。
　　带符号的獐牙勾形器高11.4厘米，由獐牙和鹿角质扁圆柄组成，上部左右嵌入獐牙，柄下端有穿孔，和常见的獐牙勾形器一致，不同处为柄的两面均有刻符。这些符号与《系辞》中八卦卦形符号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推测用大汶口文化这种刻有八卦符号的獐牙勾形器随葬的墓主人应是巫师者流。
　　中国科学院的王昌遂和武家璧两位教授对獐牙勾形器的解释是：骨器上的刻符是八卦符号无疑，前两个是卦象，第三个字是合文表示上下，全部合起来表示“天上地下（神祗）”。
　　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研究员认为，刻有八卦符号獐牙勾形器的面世，证明八卦起源甚早，原于大汶口文化先民的发明。他们已经确定阴阳爻的基本符号，并由此构成若干卦形，所发现的八卦符号，当然和现存的《易经》不能同日而语，但可以说已是易经的滥觞期，这比通常认为的易学萌芽于商周之际要早两千年之上。事实证明易学源远流长，其源头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完善最终形成儒家的重要经典《易经》。
　　第128件国宝归去来兮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收藏八卦刻符号獐牙勾形器的主人了。苏昭杰是山东省临沂市交通工程公司的一名退休干部，从小在部队长大，1970年入伍，1983年转业回地方工作。他热心收藏，20多年来，痴迷于蒙山沂水之间，跋涉于东夷文明故地，与大汶口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2007年，苏昭杰来到与山东搭界的江苏邳州，无意中，从大墩子村的村民手中看到了太阳石璧、骨雕鸟及獐牙勾形器等，这些器物都是当地村民在耕作中捡得，捡回来就放在窗台等处，任其风吹雨淋日晒，不当回事，而对苏昭杰来说，却是大开眼界，如获至宝。其中一件刻有符号的獐牙勾形器令苏昭杰敏锐的觉察到，这绝不是一件普通的骨器，他找到临沂市博物馆的李玉亭研究员，俩人越看越感到重要。2007年4月29日，他们一同来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教授请教，经过一番鉴定，刘先生十分肯定地说，“请研究东夷文化的专家再鉴定一下，如果对的话将是国宝的第128件。”这话让人感到了其中的分量。
　　同样，此件刻八卦符号的獐牙勾形器的发现，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考古学家王昌遂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武家壁教授认为，如果是新石器晚期的文物，那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对传说中的“伏羲”画八卦是一个佐证。
　　在刘庆柱教授的推荐下，俩人返回济南，即请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和考古所研究员王树明鉴定。年近八旬的张学海先生曾主持过齐鲁、薛故城和大汶口、东海峪、城子崖等遗址以及明鲁荒王墓等多项重要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是研究东夷文化的著名专家，他们认为，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墩子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分支，当时在墓葬中随葬品多有獐牙或獐牙勾形器。这把刻有八卦符号的獐牙勾形器，就是大汶口文化的器物。
　　张学海先生不仅十分认真的鉴定了苏昭杰带来的收藏文物，而且亲笔撰文，和李玉亭一起在《华夏考古》刊物上发表了题为《大汶口文化两项新发现》的文章，张学海先生指出：
　　山东临沂收藏家苏昭杰先生收藏一些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器物，阳鸟石璧、骨雕鸟、刻符獐牙勾形器，太阳石璧和骨雕鸟背面的阳鸟刻画，都是太阳的艺术表现，这类阳鸟图象在大纹口文化分布区发现，将从考古遗存上对东夷族的太阳崇拜和鸟图腾说提供证据。獐牙勾形器柄上的刻符与《系辞》中八卦卦形符号完全相同，无疑是大纹口文化时期先民刻画的原始卦形。他的面世，证明八卦起源甚早，比通常认为的易学萌芽于商周之际要早两千年之上。
　　大墩子遗址阳鸟刻画和八卦符号的发现，把日中有赤乌神话传说和八卦的起源，指向了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这一发现展示了史前东夷文化的高度发达，也为东夷部族对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添了十分宝贵的新资料。毫无疑问，獐牙勾形器上的八卦符号，得到了权威专家的认可。苏昭杰心里充
　　满了兴奋和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对文物的收藏、鉴赏、研究，认识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灿烂的文明而骄傲。这件国宝不是我个人所有，希望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最终还是要捐献给国家。”
　　国家博物馆已于今年3月正式开放，当象牙梳作为大汶口文化的代表文物之一，向全世界展示六千年前阴阳八卦天地图的神秘和奥妙时，而同样重要的八卦刻符獐牙勾形器，却因种种原因仍然静静地躺在苏昭杰先生的收藏箱里，让人不能不感到遗憾。第128件国宝归去来兮？我们相信，随着专家学者对八卦易学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起源的探寻一定会取得更大的突破，苏昭杰先生珍藏的这件佐证伏羲八卦的国宝，也一定会得到世人的关注和聚焦，早日再展大汶口文化遗产中“无字天书”的独特魅力。（宁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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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汶河流域的古国
　　遂国(遂本作隧)，女为姓，是虞舜后裔。遂国是大汶河流域最早的古国之一。《汉书·地理志》中“泰山郡”条下有“蛇丘”，注曰“隧乡，故隧国”。商朝初年，虞舜之后虞遂就建立了遂国，在西周初年的大动荡时期，遂国继续存在下来。古老的遂国经历了殷商和西周一千多年的岁月。(《汶河流域多古国》)《春秋·鲁庄公十三年》有“夏六月，齐人灭遂”的记载，即在公元前六八一年，遂被齐国灭掉了。民国版《辞海》注曰：“山东省宁阳县西北有遂城，即古遂国地。”
　　原文地址：大汶河流域的古国  作者：登山小鲁
　　一、 大汶河流域的古国
　　大汶河又名汶水，简称汶河，流域面积9069平方公里，全长208公里(东平湖以上)，绕泰山之阳，流经莱芜、新泰、岱岳、泰山、宁阳、汶上、肥城、东平等市、区、县。大汶河有柴汶、牟汶、赢汶、石汶、泮汶等支流，史称“五汶合一”。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清河入海后，大汶河成为黄河下游最末一条大支流。原始社会末期直至周代，这一带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古国。
　　牟国，不知何姓，故址在汶河支流牟汶河的右岸。《春秋·鲁桓公十五年》载：“邾人、牟人、葛人来朝。”又有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夏，公孙兹如牟”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泰山郡”条下有“牟，故国”注。其都城遗址在今莱芜市城东二十里的赵家泉村。故城西北角现残存一段城墙，面积达32240平方米，有商、周文化遗迹，也有汉代文化遗存。“系春秋时期牟国、汉代牟县故址”(1991年版《莱芜市志》)。其故址北面和西面都临牟汶河，牟汶河就是因为古代牟国而得名。
　　赢国，东夷人的部落首领“少昊之国”。少昊的后人伯益(翳)因佐大禹治水有功而受赐赢姓。《史记·秦本纪》载：“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宋·罗泌《路史·后纪七》也说伯益“始食于赢，为赢姓”。由以上可推测出：《史记·秦本纪》中“故有土”中的“土”就是赢国。(柳明瑞《赢姓溯源》)今位于赢汶河右岸的莱芜城子县村“赢城遗址”即古赢之都。此处曾出土石斧、石纺轮等新石器时代文物及青铜爵、斝等商周时代文物。赢汶河即因赢国而得名。
　　杞国，姒姓，夏禹后裔所建。商代杞国在现在的河南杞县。《汉书·地理志》云：“先春秋时涉鲁东北。”《春秋·鲁庄公二十七年》有“冬，杞伯姬来”和“杞伯来朝”的记载。清咸丰四年(1854年)在新泰出土“杞伯”青铜器群。(青铜器铭文见图)清代学者许瀚在《周杞伯敦铭跋》中说：“近岁新泰某地掘得古铜器多品，铭首皆‘杞伯’二字，知为杞国物。……杞国东迁，书史不详其地，以此器证之，知在新泰一带”。(《新泰文化大观》)据新泰李明煜先生考证认为：杞国故都在今新泰市人民医院西北五、六华里方圆之内。此处位于柴汶河右岸。
　　铸国，任姓。周武王克殷后，封黄帝后裔于铸，建立铸国。春秋时期，铸国介于齐鲁两国之间。《左传》载：鲁大夫臧宣叔娶铸国君的女儿为妻，生子臧贾和臧为。春秋后期，铸国被齐国灭掉。(《山东通史·先秦卷》)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中“泰安县”条下载：“周，齐博邑；又鲁龙邑；……又铸国。”“铸国的辖区大约包括今肥城县南部和泰安市西南部分地区，即大汶口以西和大汶河北岸‘汶阳田’一带”(苏廷光《汶河流域多古国》)。
　　遂国(遂本作隧)，女为姓，是虞舜后裔。遂国是大汶河流域最早的古国之一。《汉书·地理志》中“泰山郡”条下有“蛇丘”，注曰“隧乡，故隧国”。商朝初年，虞舜之后虞遂就建立了遂国，在西周初年的大动荡时期，遂国继续存在下来。古老的遂国经历了殷商和西周一千多年的岁月。(《汶河流域多古国》)《春秋·鲁庄公十三年》有“夏六月，齐人灭遂”的记载，即在公元前六八一年，遂被齐国灭掉了。民国版《辞海》注曰：“山东省宁阳县西北有遂城，即古遂国地。”
　　肥子国，在肥城。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肥城”条下注“肥子国”。据考证，在原始社会末期，有个“肥族”生存于今肥城市的北部地区，到夏朝时期就建立了肥子国。后来，迁往河北省的肥乡县，后又在藁城县建立肥国。故汉初在今肥城设县时，因此处是古代肥子国的所在地，所以起名为“肥城县”。(《汶河流域多古国》)
　　郕国，姬姓。始封之君是周文王姬昌之子叔武，始封地在今陕西省一带。“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时，郕国被迫东迁于山东”(《山东通史·先秦卷》)。《左传·鲁隐公五年》载：“郕人侵卫。”民国版《辞海》注曰：“《史记》称郕叔武，后世无所见，惟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则郕国伯爵也，今山东宁阳县北有郕乡即其地。”现今此处有“成城故城址”，位于大汶河左岸，在灵山乡北故城、西故城、东庄乡南故城三村之间。城址东西约630米，南北约850米，东北角城墙保存较好，有12米高，为黄土夯筑。在今田家林区域出土有带回形纹、乳丁纹地砖和云纹瓦当等周、汉遗物。(1994年版《宁阳县志》)郕国后来被鲁国吞并。
　　鄣国，姜姓。齐太公姜尚的支孙，在西周时封为鄣，始有鄣国。《春秋·鲁庄公三十年》载：“秋七月，齐人降鄣”。鄣国是紧靠汶河北岸的一个古国，位于现在东平县接山乡东部的鄣城村。故城址南北长650米，东西宽1300米。近年出土大量瓦当、瓮、罐等秦汉遗物。(1989年版《东平县志》)
　　宿国，风姓，为太昊后裔所建。《春秋·鲁隐公元年》载：“九月，宋人盟于宿”，这是春秋中第一次提到宿国。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宿国仍存在。公元前六八四年，宿国被宋国灭掉，宋国把宿人迁到今江苏省宿迁市。原宿国的土地又被齐国占领，改为无盐邑。宿国故都在今东平县城以东二十里的宿城镇宿城村，此处北距白佛山2.5公里，南距大清河1.5公里，故城址东西宽1560米，南北长1234米，文化遗存丰富。(1989年版《东平县志》)1977年，此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宿城之名，渐以方言讹称为须城，1988年8月恢复原名。(《东平县地名志》)
　　厥国，故址在今汶上县，不知何时所建。春秋时，汶上一带是鲁国的土地，大概西周时，厥国被鲁国所灭。(《山东通史·先秦卷》)
　　须句国(句同朐)，风姓，属太昊之后，为夏、商时期的古国。《春秋·鲁僖公二十二年》载：“春，公伐邾取须句。”须句国原都“须句”，在今东平西南三十里安山东边的张家庄；后迁都“须昌”，在今东平金山东南的前埠子村。(《汶河流域多古国》)公元1000年(宋咸平三年)，河决郓外，城圯于水，现须昌故城址淤在东平湖底。民国《东平县志》载：“沦没陂泽中，旧址无存。埠子头东岳庙其东关也。西南陂中有石刻‘南门’二大字，为南门遗址。”
　　泰山之阳的大汶河流域曾是以鸟为图腾的远古东夷族首领少昊的部落中心，是山东古代文化地域的发展中心。所以在我国古代，曾以“汶泗”与“齐鲁”并称山东。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提出：中国的文化来自炎、黄二支，炎族出于东夷，而远古东夷文化的中心就在山东。张书学、李勇慧在《山东古国考整理说明》中也指出：东夷文化是夏、商文明的直接来源，齐鲁文化是周文化和东夷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而这些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东夷各部族和由其发展而来的古国。事实证明，在古代文明发展最早(大汶口文化中的“陶尊文字”是最早文明的曙光。)的汶河流域，存有更多甚至不见于《春秋》和早于春秋的古国。大汶河流域的土地是古老的，此处曾上演了很多古国文明。汶河汤汤，悠悠古国情。
　　戴村坝，位于东平县境内，初建于明永乐年间。《辞海》、《中国水利志》均有载。该坝位于东平县境东部大清河与大汶河分流的地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太昊
　　太昊　　在位起讫：公元前7569—前7527年。
　　生卒年：公元前7593—前7527年。
　　出生地：泰安（今山东泰安市大汶口）。
　　立都：汶上（今山东济宁市西北）。
　　年号：太昊元年（癸丑，前7568）。
　　亦作太皞，风姓，号伏戏氏。以木德王，是为春皇。一云伏羲氏，一云宓牺氏，一云包羲氏，一云庖牺氏，都陈。中国氏族联盟时代伏羲女娲政权的五任帝。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
　　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对此，学界已无疑义。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其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融入华夏。《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也就是说，这时东夷各支已不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成了华夏族的“编户”，与华夏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华、夷的交融和合，东夷的祖先和首领太昊、少昊等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序列中。
　　太昊，又名：大嗥、太嗥（古时大、太，昊、嗥通用）；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左传》P112“大嗥，即太睬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
　　“嗥亦作吴”（《十三经论》）。之后战国初期的《山海经》的世系记载，上起太吴，下至商周，包括了上古史大部分帝王和首领：炎帝、黄帝、少吴等；“随着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这些世系将成为信史的组成部分。”（王立：谈《山海经》的人神差异）。而《汉书·律历志》将太吴、少昊列入中国古史最完各的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的帝王系统，为后来的各朝各代封建高层所认可，并遵奉不违。
　　1.太昊——历史上真实人物：东夷先祖
　　《汉书》“太吴帝宓羲氏，宓者伏”，此后各种典籍、文献中又有：包牺、庖牺、伏戏、宓戏、牺皇、雄皇氏等等同音、同义、近义及通假字。应该说太昊确有其人，先为东夷部落联盟酋长，后与西来东进的伏羲氏东西合璧，融为一体，并称太昊伏羲氏，为华夏文化的共祖。据严文明先生考证：“东夷的祖先有太吴、少昊，而太吴时代应该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东夷文化的探索》）；另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古书中的凤鸟即长尾鸟鸡也即皋鸡，太昊（嗥）以皋鸡为图腾”、“凤之象也，燕颔鸡啄，五色各举，出于东方君子国。”（《淮夷史考》）。
　　这些文史资料告诉我们：太昊是一个生活在东部沿海或海中岛国以鸟为图腾的部落酋长。据历史学家奕丰实教授考证：“太昊和少吴是传说时期东方夷人的较早阶段，太吴部族最初活动于鲁东和苏北地区”。（《太吴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出过多部海岱文化论著的奕丰实教授，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现象：“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最有可能是从苏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同时，鲁东沂、沭河上游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其中一部份也有可能来自苏北地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迁徙呢？奕教授推测有两个因素，一是大汶口文化人口增多，势力膨胀而进行的向外扩张（《海岱地区考古研究》）。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处于海岱文化南缘、良渚文化北渐的苏北地区，一直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的交往与联系（奕丰实《良渚文化的北渐》），最终采用了战争形式，导致两败俱伤。二是水患，低洼的苏北加上黄河改道至淮河下游人海，当时还不可能有大规模人力来治理河道，导致大量人口外徙。由此可知，太吴系部族最初活动于鲁东和苏北地区，后来迫于良渚文化的压力和水患，才举族西迁至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而留居原地的太昊系的其他支系（j｛口少吴），尽管也创造了较高的文化，因偏居海隅，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渐被西迁中原的人们所淡忘，或因史书文字的疏记，故较少提及；后世一直尊太昊为东方之帝，是与太吴最初居于东方有关。至于说太吴后裔较少，少吴后裔较多，是因为太吴西迁后与中原乃至豫南、鄂北、直达陕甘，溶人并同化于华夏文化有关。这对偏居海隅的少吴部族得以在东方独立地繁衍，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伏羲是上古创世神，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那么他又是如何进入历史，被列入上古帝王世系，并被推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呢？这就要从伏羲与太昊的并称和太昊的身份论起。
　　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荀子当生于战国之末，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自非一人。
　　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对此，学界已无疑义。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其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融入华夏。《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也就是说，这时东夷各支已不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成了华夏族的“编户”，与华夏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华、夷的交融和合，东夷的祖先和首领太昊、少昊等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序列中。
　　在可靠的史籍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乃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刘歆与其父刘向俱为西汉学者，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世经》存录于《汉书·律历志下》。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
　　上古帝王世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按照五行说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此之谓“五德终始说”。《史记·历书》：“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合法依据。按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都如此推演王朝更替：黄帝得土德，夏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周文王得火德，秦得水德。但是这个推演顺序到了汉代出现了问题：一是从邹衍所构建的古史帝王世系看，所叙述的只有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朝四代。而其后直到西汉，人们的古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认为在黄帝之上还有伏羲氏、神农氏和炎帝等古圣帝王，三代以前“三皇”、“五帝”依次代立，《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只叙述黄帝以来的四代，未能全部涵盖，因而需向上推演，重新排序。二是邹衍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排列帝王世系的，五行相克相胜，则在政权更替上倾向于革命。而刘歆所处的西汉末年，刘汉皇室政权危机，外戚王莽势力强大，因而有“异姓受命”和同姓“更受命”的争议，禅让说一时兴盛。刘歆与王莽关系至密，任王莽“国师”，是禅让说的主要支持者。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刘歆提出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从《世经》可知，刘歆排列的帝王世系如下：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少昊金天氏为金德，颛顼高阳氏为水德；帝喾高辛氏为木德，帝尧陶唐氏为火德，帝舜有虞氏为土德，伯禹夏后氏为金德，成汤为水德；周武王为木德，汉朝为火德。刘歆在排定这个世系次序时，是先否定汉兴之初依五行相胜说所定汉为土德的说法，确定汉为火德，那么代之者应为土德，王莽自称为虞舜苗裔，帝舜土德，故王莽宜为土德，这样王莽代汉而立成为必然。
　　那么刘歆为什么要将伏羲与太昊并称呢？
　　刘歆根据当时人们的古史观念，将古帝的代序从黄帝向上推，认为最古的帝王应是伏羲。同时按照他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帝王应从木德始。于是他从两个方面找到依据，一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鸟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刘歆据此而推：“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以太昊为古帝之首。二是从《易传》中找到依据，《易传》曰：“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且太昊为东方之帝，“东方曰夷”，故太昊配木德。又《易·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所以刘歆接着说：“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伏羲就是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太昊伏羲氏继天而立，神农、黄帝皆继太昊伏羲而立。
　　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赞》和荀悦的《汉纪·高祖纪》对刘歆创立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的过程均有记述，荀悦言：“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其序之也，以为《易》称‘帝出乎震’，故太昊始乎震，为木德，号曰伏羲氏。”
　　刘歆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将伏羲与太昊相附而并称，推之于古代帝王世系之首，其后班固引之于《汉书》，后世史籍相继采从此说。但是，刘歆此说并非是完全无据的妄说，今天来看，对刘歆的说法应有如下认识：首先，它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的表现，随着人们历史意识的丰富，司马迁从黄帝开始排定帝王世系已不足以反映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上古帝王，因而需要再向上推溯，重新安排上古帝王世系。其次，如上所述，伏羲传说本始于南方楚地，而太昊是东方夷族的先祖，随着战国、秦汉时民族血脉和文化大交流融汇，伏羲与太昊的传说合流成为可能，司马迁仅以华夏先祖黄帝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已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民族和合、文化融汇的实际情况，而以太昊伏羲为百王之祖，表现了当时民族统一、文化主脉已经形成。其三，刘歆排定的古帝王世系宣扬了“圣王同祖”的思想，将先王古帝同纳于伏羲一系，有利于民族凝聚，文化一统。
　　三、（源来于龙龙论坛）伏羲，羲和：一神二名及其日神之物证
　　一）神话传说
　　1、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为人文初祖，分别为太阳神和月亮神。其形象为人首蛇身双手擎日、擎月者。
　　在《楚帛书甲篇》所记载的传世神话中，伏羲、女娲为生于混沌之中的阴（月亮）阳（太阳）二神。在汉墓壁画、画像砖石中，伏羲手捧太阳或日规，代表阳；女娲手捧月亮或月矩，代表阴。”
　　2、羲和，为日神之母与日之御者及历法的制定者。
　　传说羲和是帝俊的妻子，与帝俊生了十个儿子，都是太阳（金乌），住在东方大海的扶桑树上，轮流在天上值日。羲和也是她儿子们的车夫——御者。《山海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也就是说，羲和国中有个女子名叫羲和，她是帝俊之妻，生了十个太阳。这是关于羲和为“太阳之母”的传说之一。
　　“帝俊”就是伏羲。在炎黄世系排列中，炎帝属于五行之火，位列第二；黄帝属于五行之土，位列第三。那么，位列第一的古帝就是东方木帝伏羲。
　　羲和又是太阳的车夫。《楚辞·离骚》说：“吾令羲和弥节兮，望崦嵫而无迫。”(弭：平息；崦嵫：yānzī古代指太阳落山的地方)。诗句的意思是：我令羲和停下车，不要看到太阳快要落山了就急着赶路。
　　羲和掌握着时间的节奏，每天由东向西，载着太阳前进。因为有着这样不同寻常的本领，所以在上古时代，羲和又成了制定历法的人。《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于是指示羲和，密切注视着时日的循环，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给大家制定出计算季节时间的历法。
　　3、日，又称金乌。金乌又名太阳鸟。
　　有此可知：1、伏羲、羲和实为一神（日神）之二名。2、其职责为日之御者（伏羲擎日、羲和御日巡天）3、其功绩为制定历法（伏羲手持日规）。4、其形象为金乌（太阳鸟）。
　　二）字义考证
　　1、伏，有服侍之义。与御日之义相同。《说文解字》释伏为：伏，司也。段注：司者，今之伺字。伏伺即服事也。
　　2、羲，皆为伏羲、羲和之简称。《汉典》：1. （伏～）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和“女娲”、“神农”并称太古的三皇。简称羲，如“～皇”。2.（～和）a.神话中太阳的母亲。b.神话中驾日车的神。c.传说中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
　　3、伏羲，亦称皇羲、太昊。皇，从白，从王。白，意为光明，象光芒四射的太阳；王，意为斧钺，部落首领军事权利的象征。昊，从日，从天。天字的原意为正面而立的“大”人，特大其首，指示其“颠”，天，颠也。那么，“昊”字就是头上有太阳，或戴太阳冠的大人。唐兰先生对“昊”所代表的“太阳人”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在“古代人的想象中，大人就是巨人，是真的顶天立地的人，所以他的头就代表了天，而大字下面画一画来代表的就是立字，也就是位字，昊字本来作日大（上为日，下为大），象正面人形而顶着太阳，也可以说他的头就是太阳，所以古人把天叫做昊天----那么，东方民族称他们的君长为太昊、少昊，就是因为他们是代表上天的太阳神”。少昊名挚，挚通鸷。鸷，乃凶猛的鸟。东夷人以凶猛的鹰隼作为自己的图腾，称呼自己的军事首领，自有一种强大凶猛的豪情蕴含在里边。太昊为风姓，风通凤。凤者，乃百鸟之王。这说明凤夷在东夷部落中是处于首领地位的，因为太昊为所有东夷人公认的祖先。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伏羲、羲和实为二名一体之神，即太阳神。
　　三）物证举例（略）
　　四）结论
　　太阳崇拜，乃世界各地远古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太阳神，也是诸神中被最早崇拜的神和级别最高的神。中华远古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
　　汉代巴蜀画像石伏羲擎日图的前面，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金乌崇拜（图1：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金乌负日线图），特别是该类型“鸟首蛇身”鸟龙的存在（图2：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逐日纹彩陶盆及该盆“鸟龙”逐日纹展开图），还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黑陶鸮形鼎（图3），红山后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鸟形鬶（图4-1-2-3-4），金沙遗址金乌环日飞翔图（图5），汉代巴蜀画像石金乌负日图（图6-1），汉代帛画金乌-太阳一体图（图6-2）等等，线索清晰，一脉相承，且与远古神话中太阳神的传说若合符节。这说明，在中华远古及历史文化中，鸟始终是太阳的化身。在远古，鸟蛇合体，这正是太阳与人文初祖合二为一的形象。在历史时期的汉代，人文初祖还是蛇身，但头却从鸟变成了双手所擎之日（图7：汉代巴蜀画像砖伏羲擎日图）。其演变轨迹，来龙去脉，是相当清楚的。
　　因此，我认为：伏羲、羲和，从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文化早期开始，就是我们中华先民们最为崇拜的太阳神；其尊名为伏羲、羲和；其形象为鸟首蛇身的“鸟龙”；其最伟大的功绩，则是为我们这个绵延万年的农耕文明，创制了赖以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历法。
　　四、来源于圣君的资料
　　圣君
　　历史、文化、哲学
　　2010-12-28 14:58 古修蛇氏族与蛇丘
　　古修蛇氏族与蛇丘
　　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五帝时代，泰山以南的大汶河流域存在一个修蛇氏族。修蛇被羿征服，成为东夷人的一支。修蛇氏族和夏朝前或夏朝的母族蜀人有关系。后来此地方迁移来铸人，西周到春秋，这个地方有鲁国曲池等城邑和蛇渊囿，其北方先后有遂、肥。汉朝，此地为蛇丘县铸乡城、夏晖，汶阳县曲池，刚县等。从修蛇到蜀，再到蛇渊囿、蛇渊之泽，最后到蛇丘县，其间有不可切断的延续关系。
　　1. 修蛇，是古氏族。《淮南子·本经训》：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招宾客主持编写的，书比司马迁《史记》要早，可信度与《史记·五帝本纪》应相同。五帝时代当在龙山文化时期。羿为东方夷人部落首领名或其著名代表，夷人为太阳凤鸟为图腾的氏族。《山海经》载凿齿等族，考古和典籍证明东方之族有凿齿纹身断发习俗。十日，或为东夷的十个支族。黄崇岳《黄帝、尧、舜和大禹的传说》一书引证以上故事后说：
　　有人认为这个故事反映了尧时人们与自然界的斗争。我们认为，它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尧时人与人，即部落之间的吞并战争。过去把猰貐、封豨、修蛇等皆解释为猛兽，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氏族图腾。而凿齿，则为东夷族的一种风俗习惯。在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就发现不少拔牙（凿齿）的人头骨。……可见凿齿是为一个部落或民族的称呼。清代史学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就认为，羿射十日的故事，“当亦喻言，或尧承於挚乱，天下潜为帝者不一，羿灭其九。”一语道破了历史问题的本质，以日来比喻帝王，是有其古老渊源的。（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北京。第23页。）
　　蛇，形声字。从虫，它声。本写作它，异体为虵。从甲骨文字形看，是象形字。本义为一种无足的爬虫类冷血动物的总称。《说文》：蛇，它或从虫。《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龙。注：蛇，元武之宿，虚危之星。《国语·吴语》：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注：虺小蛇大也。《诗·小雅·斯干》：维虺维蛇。《山海经·海外南经》：“虫为蛇。”郭璞注云：“以虫为蛇。”。修，长意。广雅：长也。修蛇就是长蛇，也就是民间所说长虫。修又为姓。
　　修蛇，也叫做巴蛇，在古代是特指的一种巨蛇。《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郭璞注：即巴蛇也。称巴蛇，与其地的先民叫巴（巴人、巴山、巴陵）有关。商周时巴与蜀近邻。特征外观上的颜色，是动物的外皮，也可能是图腾的颜色。成语封豨修蛇，本意就是指大野猪和大蟒蛇，后来人们就用来比喻贪婪和残暴者。和后羿射日相联系，可以理解为远古人们艰险生存环境中，对山野猛兽和旱灾的遗留记忆，及对英雄救民的渴慕和征服自然的愿望，也可视为两个氏族的化身。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羿居斟寻。（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2005年10月版。以下皆同）又记载：二年，征風夷及黃夷。又，《竹书纪年》曰：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当然十日未必是九夷。
　　尧时或羿时东方夷人势力似乎没有到达洞庭湖流域。神话记载的时间是汉朝，不免有时代痕迹。大汶河以北为沉积盆地，今汶阳地区（肥城市汶阳镇及附近）古代为蛇渊之泽，具备大湖大泽的条件。
　　2.崇拜蛇的风俗在世界许多民族中相当普遍。原始共产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是人类最早的、也是流行最广的组织。各洲各种族古代社会几乎都曾有过这种制度。氏族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往往采用一种和它最有利害关系的自然物作为本氏族的名称或标志，这就是图腾。图腾观念的产生，往往和生产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图腾不仅是氏族的徽号，也包含着原始宗教的内容。氏族成员甚至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从图腾的那种自然物变来的，因而把这种自然物看做是保护本氏族的神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形成图腾崇拜。图腾起着维护氏族内部团结统一的作用。在原始部落中，以蛇作为图腾的氏族也很普遍。摩尔根《古代社会》记载，在美洲印第安人里面，有9个部落中有蛇氏族，有的甚至以响尾蛇作为氏族的图腾。澳洲原始部落华伦姆格人，要举行一种蛇图腾崇拜的仪式，族人用各种颜料涂抹全身，打扮成蛇的样子，模仿蛇的活动姿态扭动身体，且歌且舞，歌唱蛇的历史和威力，以祈求蛇神赐福保佑。
　　在中国猿人化石的产地，曾经发现蛇遗骸，表明当时猿人与蛇有着密切的关系。图腾崇拜在我国原始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有蛇的图像，可能就是当时的氏族图腾。《韩非子·五蠹篇》记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这种生活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势必会在原始人类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可能由此产生对蛇的畏惧和崇敬的心情。传说中华夏族祖先，亦有不少是蛇的形象。《列子》：疱牺氏、女蜗氏、神龙（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山海经》里有“共工氏蛇身朱发”之说。我国传说中的龙，恐怕就是蛇的神化，东方夷族太暤，据说是人头蛇身，又说是龙身。《史记·孝武本纪》：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索隐：亦谓太昊也。正义：泰帝谓太昊伏羲氏。伏羲是东方夷人著名首领。汉画像石伏羲图为蛇身人首形象。伏羲部落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赤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11个氏族，可能是以各种蛇为图腾的氏族，与九夷具关系。
　　蛇在许多民族意识中是灵异动物，中国古代象征 君、君子等。《左传》：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崇拜蛇图腾的残余观念，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反映出来，不仅反映了人类和蛇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蛇图腾崇拜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中有蛇，配地支的巳，也当与图腾崇拜有关。逢巳年出生的人属蛇，北方大都说属小龙的，也有说属长虫儿的。龙为神物，人对龙情有独钟，故攀龙附凤，也是蛇龙同源之一证。
　　3. 有研究者说：“先秦仅在泰山周围就有100多个较著名的原始部落群及其方国、邦国，都是三皇五帝的原始氏族及其后裔发展而成的。”这有一定夸张成分，但是，战国以前泰山地区有尧舜禹和商周各个族裔的氏族国家分布，是确定的。当时的氏族国家为定居城市国家，也有整体的迁移和殖民，所以本地国家有先后存在关系。不过当时这些城邑的定居点和迁移路线，多数不能确定。
　　泰岱以南大汶河以北的汶阳平原，是饶裕之地。春秋时期，这一地区是齐鲁激烈争夺的汶阳田。当时此地区可考证的诸侯国和城邑，有齐、鲁、寺阝（后分三支，北支在长清）、棘、遂、须句、宿、郈、鄣、讙、铸、郕、桃、刚。其中遂国、铸邑、讙邑、蛇渊囿就位于汉朝蛇邱县境内。我以为，古修蛇是大汶河沿岸的古氏族。
　　这也有考古学依据。据《人、蛇、龙共存的伏羲文化─宁阳县黄山史前文化遗存的考察》一文：大汶河下游南岸的宁阳县鹤山乡境内海拔约60m的黄山，是新石器中早期遗存石器形成的一处史前祭祀场所。祭坛残存部分，南北长约30m，东西宽约15m，由厚30cm的石块铺成。在上面发现了蛇的祭祀碑和似刻有类似星图的石板以及少量的陶片。祭祀蛇神的石碑，中间偏下横卧两条类似蛇的生物化石。上边一条长约一米、脑袋硕大的蛇，形体丰腴，有凛凛王者之气。下边一条，脑袋及上半身没入石中，只露下半截。石碑似乎是当时用来祭祀的神圣之物，蛇化石被生活在这里说的先民们奉为神明，以蛇作为自己的图腾或者神，在巫事或祭祀中使用，进行图腾崇拜仪式。人、蛇、（恐）龙共存的新石器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说明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大量的石器尤其是“蛇碑”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探源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或启示，也为蛇丘这个地名的来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以此为中心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内尚有多处远古遗存。处于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其东方大汶口一带发掘的遗址，或是其前身。另如附近的宁阳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家西皋遗址，位于琵琶山东麓大汶河南岸的台阶地上，属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高出大汶河河道六、七米，东南、西北狭长，面积约1.4万m?。断崖上暴露出直径1－15m的灰坑10多个，最深约5m。出土龙山文化的黑陶杯和灰褐陶纺轮，另有商周时期的灰褐陶、红褐陶鬲、灰陶盆、灰陶豆、灰褐夹沙陶鼎等。再如大汶河北布金山东侧的小王庄商周遗址等。《汶阳镇志》记载的孝门以北高地，也有史前文化遗迹。这些地方可能与古史籍中提到的修蛇氏族有关。
　　4. 蛇丘为汉朝县名。先后属泰山郡、济北国等。一般认为，县名的来历，和浊河有关。浊河原名蛇水，是蛇丘县内的主要河流。如《水经注》的记载：
　　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县东北泰山，西南流，径汶阳之田。齐所侵也。自汶之北，平畅极目，僖公以赐季友。蛇水又西南径铸城西，《左传》所谓蛇渊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济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鲁囿也。俗谓之浊须水，非矣。蛇水又西南径夏晖城南。《经》书：公会齐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谓之夏晖城。盖《春秋左传》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齐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礼也。世有夏晖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
　　另清聂鈫《泰山道里记》：
　　城西南七十里而有蛇邱故城，今楼上村是也。《水经注》：“汶水又西，洸水注焉。”今之济河。又西经蛇邱县南，县冶铸乡故城。《春秋左传》“宝叔娶于铸”者也。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县东北，西南流经汶阳之田，齐所侵也。自汶之北，平畅极目。僖公以赐季友即此。蛇水又西南经铸乡城西，《左传》所谓“蛇渊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济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鲁囿也。”俗谓之浊须水，非矣。按：蛇水上纳灵应诸泉，又曰汇河，其下游即浊须水，或谓之浊河。
　　这也可以旁证古时统治中心的变迁。《史记·孝武本纪》：复博、泰、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封禅书》同。郑玄《史记集解》曰：蛇音移yí。这个发音在委蛇(wēiyí)一词中还在使用，形容蛇的行走蜿蜒曲折前进，这是由蛇的结构所决定的。
　　以蛇命名水、泽、地，和蛇渊为水泽湿地，多蛇有关。当地即名蛇为长虫。汶阳地区蛇较为集中，现在还田野住宅还能经常见到。蛇吃老鼠，算益虫。传说，解放前庄稼汉干活中午回家，靠近庄边的会拿着面饼到坡里逮一根蛇，把皮剥下，用饼卷着吃。我家鸡窝中的鸡蛋不止一次被蛇吞食或咬破两个小洞吸食。旧时有蛇崇拜，传言有宅子就有蛇，没有蛇会把人热死。现在蛇没有古代那么多，蛇崇拜也逐渐被狐狸或黄鼬崇拜代替。
　　古代平原地区的城邑多建筑在高岗上或人工筑丘，以防御洪水和侵袭，有的就选择近水的土质丘陵建城。从古代地名的后缀上可以看出来，多带阜、丘、陵等字。《尚书序》：丘，聚也。丘可以理解成高地，也是聚落。丘与邱通。后世有文献做蛇邱，当为避孔子讳所改。
　　曲池，《公羊传》为毆虵，也写作区蛇。《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竹書》）：魯桓公、紀侯、莒子盟於區蛇。《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案：《春秋·桓公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於毆蛇。”《公羊》、《穀梁》皆作紀侯，《左氏》作杞侯；《公羊》毆蛇，《穀梁》、《左氏》皆作曲池。區蛇、毆蛇、曲池同聲相通。《訂補》列於晉武公十六年。
　　《水经注》记载曲池在汶阳城北。我以为如果汶阳城在大汶河以南沿岸，曲池也可能在以北大汶河对岸，大约在汶阳镇砖舍。唐仲冕《岱览·汶水》就认为汶阳城“南”砖舍集为曲池。这个地方也在蛇丘县边缘，似与修蛇有关。但曲池与区蛇同声不解。
　　另。有人认为唐人诗歌中的沙丘，为两汉至高齐之前的故县邑蛇丘城，即春秋战国之蛇渊囿，也就是周武王曾封唐尧后裔的铸或铸乡城。主要证据是齐鲁方言蛇、沙读音颇近，故易书蛇丘城为沙丘城。古代沙丘有多地。既然蛇丘之蛇音移，转音之说不通，那么沙丘是蛇丘的最有利证据就不存在了。兖州市博物馆藏沙丘城碑，说明北齐时兖州就有沙丘城之称。
　　5. 周郢《泰山古“蜀”觅踪》考证：清人朱曾右、近人蒙文通、胡宣厚、今人李学勤、白剑等学者都考证古蜀部族的族源地为东方鲁国泰山下。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泰山之蜀亭，即泰安浊河泉旁之亭。
　　蜀原意为桑虫，《说文》：蜀，葵中蚕也。蜀字从虫，蜀人图腾可能是人面虫身的蛇。夏王朝第六代君主少康时，有缗氏为少康母亲之母族，俗称蜀。夏末西南迁至四川成都平原，成都一带就被称作了蜀，居人称作蜀族。三星堆遗址中发现城址和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和金、玉、石、骨、陶器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被认为是当年夏王朝在泰山的祭祀祖器，由古蜀人举族迁徙时带入四川。浊字繁体作濁，可释为蜀地之水。古水系因都邑、部落得名者甚多，多于其地（族）名加三点水偏旁。浊河亦应因蜀地而名。周郢认为蜀地即在泰山以西的浊河流域，蜀亭故址在浊河旁之蛇渊囿（鲁囿），今肥城市边院镇东向南庄村东南二里。
　　梁按：《竹书纪年》有夏人与蜀人战争和交往的记载。《左传》等书不以蜀与铸、蛇渊囿为一地，则蜀在浊河下游的汶阳镇浊头、高淤等村的可信性更大些。暂时较准确的说法是古代的蜀在大汶河流域或大汶河两岸。三星堆居民墓葬形式为船葬，含有回老家的意味，他们是逐渐顺长江而上，可以想象水路可以直达其祖居地大汶河。大汶河流域大禹的后人杞和与大禹相关的文化遗迹也有很多。汶在四川地名中也有遗留，如汶川、岷（汶）山。现在川西的羌族，传说是大禹的后人。
　　古蜀地名和其前生活于其地的族群修蛇氏族，其后的蛇丘地名，有相承继关系。
　　五、大汶口文化破译“八卦”起源之谜
　　遥问大汶河(资料.找了一上午，好累！！！)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国家博物馆供图）。
　　1959年的5月，因京沪铁路的修建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挖掘出的许多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随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突然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明。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至6400年发展的全过程，明确了大汶口文化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对全面研究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背景、发展脉络及人类文明文化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五十年间两件刻有八卦符号的“神器”（象牙梳-----獐牙构形器）先后面世，为伏羲八卦提供了佐证，将“易学源于商周之说”提前了两千年之上。
　　象牙梳暗藏八卦玄机
　　在大汶口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异常精美的透雕象牙梳，全长16.7厘米，齿长4.6厘米，齿薄背厚，整体呈长方形，顶部刻有4个豁口，其下平行镂刻3个圆孔，梳身中部雕镂三道等距离的微弧短线组成的“8”字形镂空，内填“T”字形花纹，界框由条孔组成。构成一幅线条洗练、拙朴大方的图案。象牙雕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遗址中均有发现，突出以象牙梳最具代表性，是雕刻艺术宝库中的一朵绚丽奇葩，反映了大汶口的雕刻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把象牙梳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件象牙雕刻制品。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国家博物馆刘钧先生的介绍：
　　“梳身雕刻的“8”字形图案颇像后世的八卦太极图，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幅完整的古代太极阴阳八卦图原型，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奥、神秘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及远古天文历法等，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人之杰作。”
　　这把象牙梳到底暗藏何种神秘的玄机？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学者、易学专家的重视和关注，蒙在象牙梳上的面纱终于被层层揭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江林昌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中指出，综合起来看，这个‘S’形图案正表示了天地乾坤、阴阳变化之意，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阴阳八卦图”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逢振镐研究员结合大汶口文化居民太阳崇拜观念认为，这是‘太阳的象形’。‘S‘下面则是直条纹的梳齿。这密密的梳齿正好是海水的象形。这样就与‘S’形内的“上”，“下”图形统一了起来，上为太阳，下为海水，上为乾，下为坤。云南大学考古教授、著名易经学者黄懿陆则认为，这是一个太极图，是刻划在象牙骨上的天地之数，是海上日出之后的天地阴阳图，是从两仪生“四象”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看到，专家们已经用“S”型的说法代替了“8”型，并有了新的解释。黄懿陆教授认为，在中国远古社会，要追溯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只有一条主线，就是我们的祖先有史以来十分看重且被其后历朝历代应用得炉火纯青的阴阳文化。从出土文物看与易经有关的阴阳文化，以应以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象牙梳为代表。
　　结论十分清楚。图案与《易经》有关，学者们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把新石器时代的象牙梳上刻画的是“中国最早的阴阳八卦图”、“ 《易经》的八卦图”或“《易经》的‘起源形态’”。六千年前，人类社会尚未产生金属制品，要把象骨刻成梳齿，并凿穿形成三个孔，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而应该是一件便于携带，以其齿插在头上发间，随时准备计算，作为仰观天象，俯察万物使用的神器。诚如《易?系辞下》所言：“仰则观天象，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文解字》“示”字条也说：“天垂象，见（现）凶吉，所以示人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古代先民的阴阳八卦天地图，所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獐牙器佐证“起源”之谜
　　无独有偶，山东省临沂市收藏家苏昭杰先生所收藏的大汶口文化器物中，一件属于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刻符獐牙勾形器为象牙梳的论断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式普遍有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獐牙勾形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骨、角、牙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苏昭杰先生收藏的这把獐牙勾形器，是迄今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100多件獐牙勾形器中唯一带符号的一件。临沂市博物馆李玉亭研究员根据象牙梳和獐牙勾形器上八卦符号的研究成果，得到著名考古专家、原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发表了学术文章《八卦符号的起源新说》、《再议八卦符号起源》（《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指出，八卦符号的起源绝不是所谓“天赐神授”、“河出图”、“洛出书”的产物。八卦的“—”“--”符号也与“男根”、“女阴”毫无关系。八卦符号是东方大汶口文化先民观天象，因“伏羲”而画阴爻“--”，记录天象运行，分开黑夜与白天的初始符号，可从出土的梳子和獐牙勾形器的八卦符号中得到证实。
　　带符号的獐牙勾形器高11.4厘米，由獐牙和鹿角质扁圆柄组成，上部左右嵌入獐牙，柄下端有穿孔，和常见的獐牙勾形器一致，不同处为柄的两面均有刻符。这些符号与《系辞》中八卦卦形符号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推测用大汶口文化这种刻有八卦符号的獐牙勾形器随葬的墓主人应是巫师者流。
　　中国科学院的王昌遂和武家璧两位教授对獐牙勾形器的解释是：骨器上的刻符是八卦符号无疑，前两个是卦象，第三个字是合文表示上下，全部合起来表示“天上地下（神祗）”。
　　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研究员认为，刻有八卦符号獐牙勾形器的面世，证明八卦起源甚早，原于大汶口文化先民的发明。他们已经确定阴阳爻的基本符号，并由此构成若干卦形，所发现的八卦符号，当然和现存的《易经》不能同日而语，但可以说已是易经的滥觞期，这比通常认为的易学萌芽于商周之际要早两千年之上。事实证明易学源远流长，其源头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完善最终形成儒家的重要经典《易经》。
　　第128件国宝归去来兮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收藏八卦刻符号獐牙勾形器的主人了。苏昭杰是山东省临沂市交通工程公司的一名退休干部，从小在部队长大，1970年入伍，1983年转业回地方工作。他热心收藏，20多年来，痴迷于蒙山沂水之间，跋涉于东夷文明故地，与大汶口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2007年，苏昭杰来到与山东搭界的江苏邳州，无意中，从大墩子村的村民手中看到了太阳石璧、骨雕鸟及獐牙勾形器等，这些器物都是当地村民在耕作中捡得，捡回来就放在窗台等处，任其风吹雨淋日晒，不当回事，而对苏昭杰来说，却是大开眼界，如获至宝。其中一件刻有符号的獐牙勾形器令苏昭杰敏锐的觉察到，这绝不是一件普通的骨器，他找到临沂市博物馆的李玉亭研究员，俩人越看越感到重要。2007年4月29日，他们一同来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教授请教，经过一番鉴定，刘先生十分肯定地说，“请研究东夷文化的专家再鉴定一下，如果对的话将是国宝的第128件。”这话让人感到了其中的分量。
　　同样，此件刻八卦符号的獐牙勾形器的发现，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考古学家王昌遂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武家壁教授认为，如果是新石器晚期的文物，那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对传说中的“伏羲”画八卦是一个佐证。
　　在刘庆柱教授的推荐下，俩人返回济南，即请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和考古所研究员王树明鉴定。年近八旬的张学海先生曾主持过齐鲁、薛故城和大汶口、东海峪、城子崖等遗址以及明鲁荒王墓等多项重要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是研究东夷文化的著名专家，他们认为，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墩子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分支，当时在墓葬中随葬品多有獐牙或獐牙勾形器。这把刻有八卦符号的獐牙勾形器，就是大汶口文化的器物。
　　张学海先生不仅十分认真的鉴定了苏昭杰带来的收藏文物，而且亲笔撰文，和李玉亭一起在《华夏考古》刊物上发表了题为《大汶口文化两项新发现》的文章，张学海先生指出：
　　山东临沂收藏家苏昭杰先生收藏一些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器物，阳鸟石璧、骨雕鸟、刻符獐牙勾形器，太阳石璧和骨雕鸟背面的阳鸟刻画，都是太阳的艺术表现，这类阳鸟图象在大纹口文化分布区发现，将从考古遗存上对东夷族的太阳崇拜和鸟图腾说提供证据。獐牙勾形器柄上的刻符与《系辞》中八卦卦形符号完全相同，无疑是大纹口文化时期先民刻画的原始卦形。他的面世，证明八卦起源甚早，比通常认为的易学萌芽于商周之际要早两千年之上。
　　大墩子遗址阳鸟刻画和八卦符号的发现，把日中有赤乌神话传说和八卦的起源，指向了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这一发现展示了史前东夷文化的高度发达，也为东夷部族对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添了十分宝贵的新资料。毫无疑问，獐牙勾形器上的八卦符号，得到了权威专家的认可。苏昭杰心里充
　　满了兴奋和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对文物的收藏、鉴赏、研究，认识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灿烂的文明而骄傲。这件国宝不是我个人所有，希望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最终还是要捐献给国家。”
　　国家博物馆已于今年3月正式开放，当象牙梳作为大汶口文化的代表文物之一，向全世界展示六千年前阴阳八卦天地图的神秘和奥妙时，而同样重要的八卦刻符獐牙勾形器，却因种种原因仍然静静地躺在苏昭杰先生的收藏箱里，让人不能不感到遗憾。第128件国宝归去来兮？我们相信，随着专家学者对八卦易学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起源的探寻一定会取得更大的突破，苏昭杰先生珍藏的这件佐证伏羲八卦的国宝，也一定会得到世人的关注和聚焦，早日再展大汶口文化遗产中“无字天书”的独特魅力。（宁  珂）
　　遥问大汶河(资料.找了一上午，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