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怀念
马进
五一年秋天，我上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是李成贤老师。李老师瘦瘦的个子，却长着个大脑袋，宽前额，早早地谢了顶，只有后脑勺还有几根稀疏的头发遮掩着，灯底下冒油似的放着亮光。他不大讲究穿戴，常穿一件灰不溜丢的长袍，油乎乎明晃晃的，脖子底的扣子总是敞着，露着长长的脖颈。看上去有点衣帽不整的样子。走起路来，好背着手，直直挺着身子，两眼向前，绝不旁顾，给人一种矜持孤傲的感觉。
李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上课时，既不拿课本，也不带点名册，手里只握着几枝粉笔。可是他能闭着眼，点出全班每个学生的名字。我们都好生奇怪，所以一听李老师点到自己的名字，都是兴奋得答起“到”来特别响亮。他往讲台上一站，教室里马上鸦雀无声，个个都挺胸鼓肚，齐刷刷地望着他，没有一个交头接耳的。
他叫打开第几页，讲第几课书，都准确无误。每次讲新课，总是先让我们看着书，他在讲台上一面走动着，一面从头到尾口述一遍，然后再逐字逐句地讲给我们听。好像课文里的那点知识，他早已装在脑子里，根本不屑他一讲。他板书，用两个指头捏着粉笔，总是一笔一划的，像在黑板上写毛笔字，横竖撇捺，一丝不苟。所以一下课，我们都舍不得叫值日生马上擦，都呼呼啦啦地跑到黑板前，用指头醮着粉笔沫子，顺着李老师的笔划，一遍遍地临摹。
最愿意上李老师的作文课。每周五的下午两节是作文，他先把作文题写在黑板上，不叫学生马上动笔。他让我们充分地开动脑筋，大胆地展开想象的翅膀，尽情发挥。有时他先把题目出好，就领我们到实地观察，然后再回到教室作文。记得他曾出过“我爱大海”的作文题，他就带着我们到石老人海滩，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让我们仔细观察，海在涨潮时什么样子，退潮时又是什么样子，晴天和阴天海水呈现什么颜色，然后再回到课堂，把每人的所见所感真实地写出来。这种锻炼无疑培养了我们的观察能力和写作兴趣。一年下来到毕业时，我们班的作文基本都达到了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我的那点文字基础，就是从李老师教作文时奠定下来的。
后来才知道李老师原来是教大学的讲师，满腹经纶，四书五经都能倒背，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人，不知何原因，来教了我们这些毛孩子，真是亏材料了。但好像看不出他觉得大才小用而玩物丧志，而是尽心上好每堂课，爱着每个学生。他上完了课，没等走出教室，周围总是围满一群学生，我们可以随便地问这问那，他也毫不嫌弃，愿意和学生们天南海北的闲扯，多是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如“先有了蛋，还是先有了鸡？”“海水为什么是咸的？”“鬼火是怎么一回事？”“人一天生多少细胞，死多少细胞？”学生们都睁着大眼，张着嘴巴，个个都和听天书似的听李老师对各种问题的讲解。
记得一次他问我们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是怎么死的，他说李白是喝醉了酒，到水里捞月亮，掉进水里淹死的。杜甫呢，穷困了大半生，后来得到一次吃牛肉的机会，吃多了撑死了！李老师说话一向幽默诙谐，有时也爱和学生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上自习时，只要是李老师坐堂，教室里的气氛就宽松。他允许学生可以下座，可以交头接耳，可以讨论问题。他坐在最后面的一张学生桌上，不是在监督学生，而是在专心看他的书，都是一些线装的古书。有时大家正在聚精会神作作业时如果有个同学憋不住，“嘭”地放了一个屁，李老师在后头就会说：“是谁在搞小动作？”那个放屁的同学，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我。”全班同学都憋不住地笑了。他看到有的同学的鼻涕出来了，一昂头又“抽”了回去，他就说：“快出去把你那两根‘龙须’清理一下。”那个同学一边答着“是”，一边拖拖地跑到教室外，“嗤”的一声，把乳白色的鼻涕一把抹到墙上。有次他看到我的同桌鞋破了，露着脚趾头，就说：“回家叫你娘管管你那个‘二大娘’。别叫她出来探头探脑的。”旁边的同学哈得一声笑了，我的同桌却抹开了泪。我悄悄地告诉李老师：“他娘才死了！”李老师的表情立时严肃起来，站在那个学生面前，很是歉意地说：“真是对不起哩！”第二天上课时，李老师夹着一双新球鞋来到那个学生面前说：“穿上试试，看合脚吧。”这时，教室里静悄悄的，我们都在看着李老师给我的同桌换新鞋，没有一个说话的，心里都热乎乎的。
对李老师的为人，我是从他对我一次迟到的谈话中真正认识的。那年冬天，临近傍年根，家里没有分文钱，老兄为了过去这个年，白天推着小推车，去崂山里收点地瓜，半夜起来再推到东镇市集上卖掉，挣几块脚力钱。因去东镇的路很不好走，要翻山过沟，上岭爬崖，老兄只好半夜叫起我来，帮他拉拉崖子。当我拉着车子翻过北岭崖，赶到浮山后，再爬上马兰顶，下到女姑庵，天就大明了。我担心迟到，于是一溜小跑，往返三十里山路，当赶到家时已满头大汗，饭都来不及吃，抓着几块地瓜干，边吃边往学校里跑。但是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校门口时，一看，还是迟到了，全体师生正在上早操。学校有规定，凡是迟到者，都要面对师生罚半点钟。当我和几个迟到者，先是避在校墙根，后是并排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时，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心想，我半夜就起来拉车子，比你们谁都起得早啊，连饭都没捞着吃，还罚我的站，越想越觉得心里委屈，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簌簌地直往下掉。
就在我低头流泪觉得委屈的时候，李老师走到我面前，从迟到的学生中，拉着我的手，不紧不慢地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把我领到了教室里。我原认为李老师又要批评我，想向他解释几句，刚要开口，他却很平静地说：“你不用解释，你不是个好迟到的学生，偶然迟到一次，肯定有原因。我看出你心里有委屈。像你这样的学生，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我老师心里都难受。”
听了李老师那善解人意的话语，使我顿时感到好温暖，好感动。由原来委屈的泪水一下子变成了感动的泪水。他又说：“一个人一生会经历过许多事情，不可能都合理，你要学会经得起委屈。”他说完拍拍我的肩头，让我擦擦泪，准备上课。李老师短短的一次谈话，好像突然使我长大了许多，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每每遇到不顺心想不开的事情时，想起李老师那句“要学会经得起委屈”的教诲时，心里立时就亮堂了一些，心态也就平衡了许多。
后来，班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从李老师在处理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上，看到了他那主持公道、敢于直言的可敬可贵的品格。
班里有个学生，外号叫“炕头的汉子，”因太老实，常在外头受欺侮，回到家就向他娘诉苦，他娘就说他：“你真是个炕头的汉子，这么不中用。”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老实的炕头汉子，却惹出了一场大祸。
当时正处在抗美援朝时期，家乡沿海一带都驻着部队，军用电话线都临时铺设在地上。一天放学后，他看到躺在路边的电线，觉得好生奇怪，他拿起来左看看右看看，想知道里面包着什么。于是他石头对石头，把电线砸断了，一看，里面原来是根铜丝，放下后回到家没有事似的。可是部队不通话了，认为有特务搞破坏，一查，果然有人把电线给砸断了。于是立即顺线路查到了学校。学校领导也很吃惊，立即就在各班学生中进行排查。当查到我们班时，“炕头的汉子”立即举手，供认不讳，说是他干的。部队接着就把他看了起来，审问他为什么要砸电线，他说不为什么，就是想看看里面是什么。部队领导审问了一气，觉得是个孩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叫学校今后加强教育。可是校长对此事很不满意，认为影响了学校声誉，决定开大会宣布开除这个学生。但是李老师坚决不同意学校的决定。
记得那天下午，因我是班长，负责去交全班同学的作业，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李老师和校长争吵的声音。我不敢马上进去，就趴在门上的钥匙孔里偷偷地往里看。只见李老师面对着校长，直言不讳，据理力争，要学校收回决定。只听他很动感情地说：“一个孩子出于好奇心，弄断了电线，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他，教育他。这也是我们平常进行国防教育不够的原因。但决不能开除他，他不是有意搞破坏啊！”由于李老师据理相争，学校终于做出了让步，没有开除“炕头的汉子”。
最令我难忘的，是李老师亲自为我镌刻了一方印章。老师怎么会给学生刻章呢？说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可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时正在上自习课，我作完作业后，无意中从口袋里摸出了那天我在路上拣到的一块化学木头玩了起来，只觉得它四四方方滑溜溜的好玩，不知道是刻印章用的。被李老师看到了，也没说什么，就拿去了。我以为自己犯了自习纪律，被老师没收了，也就不再去想它了。下了课，一连几天，我都看到李老师醮着水趴在水泥窗台上，一面和学生聊着天，一面一下一下地磨着那块木头，不时地用手试着磨平的程度。又过几天，他来到我的面前，很随意地说：“我给你刻了一方印章，这化学骨头很硬，不好刻呢！”说着把印章递到我手里。我接过来一看，显然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已经用印泥在纸上印了一枚。这时好多学生都围过来，争着看这方印章，有的用指头抹上红墨水，既好奇又羡慕地在作业本上胡乱地盖印起来。
我大概当时连句谢老师的话也没有说，后来才知道李老师原来还是一位很有名气的篆刻家，他竟给他的学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精心地刻了一方印章。我不知道李老师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给我如此般的厚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愈加体味到这方印章的份量。我一生没有收藏的爱好，但这方印章却成了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收藏品了。它伴我度过了五十个春秋岁月，每当我打开那个精制的印盒，捧起那方用红绸裹着的印章时，心里就一阵激动，好象捧着的不是一方印章，而是恩师对学生那一颗至诚至爱的心啊！
风雨沧桑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李老师应已愈古稀之年了吧，也不知身体状况如何，光知道曾被错划过右派。我想，像李老师这样为人正直，学养极高，又富有感情，有童心，教授级的精英之才，为什么也总要历经人生磨难，遭到如此坎坷不公的命运呢？无论李老师今在何方，或许他早已把我这个学生淡忘，我多希望他能在无意中看到这篇小文，得一份晚境中的慰藉，作为他的学生对恩师永远的感激和深深的怀念吧！
2001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