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众乡亲 情洒泥土地
马进
当代著名作家浩然，1960年春天，曾以下放劳动锻炼干部的身份，从北京来到山东省昌乐县这块陌生的土地，并担任了城关公社东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那特殊的艰苦岁月里，他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深入农村最基层，与村干部一起掌过政，分过忧，组织领导过春种、麦收、夏管和秋收工作。跟东村的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抢过锄头，耪过荒地，抢过麦场，护过秋坡，修过水库。与乡亲们一块儿流汗，一块儿忍饥挨饿，同甘共苦，真心实意地和农民兄弟把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他称昌乐东村是他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三十九年来，他没有忘记这里的山山水水，老老少少，怀着一颗对乡亲深厚炽热的赤子之心，不顾年老体弱，曾先后五次重返东村，其中一次携老伴杨朴桥，一次带女儿梁春水，前来探望乡亲。东村乡亲也把他作为自己的亲人看待，曾多次不远千里去北京和三河市看望他。浩然忘不了东村乡亲，东村乡亲忘不了浩然，这种千丝万缕的情愫，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反而愈加深厚，结下了不了情。
浩然为何对东村的乡亲这么钟情感恩，东村乡亲又为何对浩然那么深情厚爱，彼此间这种深深的眷恋和缱绻是怎么形成的？带着这些悬念，笔者采访了东村部分老干部、老乡亲，他们对浩然当年如何带领和组织社员群众生产劳动，如何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都做了真实的介绍。
一
据当年担任大队长的田敬芳和副大队长吴国瑞的回忆，浩然来东村的时间是1960年3月，麦浇头遍返青水的时候。当时浩然28岁，是以新闻编辑、记者的身份，随着中苏友好协会的一支下放干部队伍，从北京专程来昌乐插队落户的。和他同来同住东村的下放干部，还有高莽、夏均、陈春、穆成仁、小魏（记不清名字）五位男同志和杨秀琴、陈凤鸣、张顺宝三位女同志。
那时没有车辆接送，他们各自背着铺盖卷，手提脸盆洗刷用具，从县城步行而来。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杰三同志，对青年作家浩然来昌乐下放劳动锻炼十分关心，亲自和县委组织部于传鲁副部长陪同进村做了具体安排。安排浩然担任下放干部工作组组长。当时东村还没有党组织，因该村自解放以来，只有田春清和田敬兰两名党员，组不成一个支部。浩然来后，三人正好组成一个党支部，组织决定由浩然担任书记。从此，浩然成为东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当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浩然进村后耳闻目睹村民们正在受着这场灾难的熬煎。从他们那企盼的目光中，浩然看出乡亲们不是把他看作一般下放干部，也不是把他作为一个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值得依靠和信赖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来看待。对于做着编辑、记者工作而又搞着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浩然来说，担任一个有职有权、实实在在的基层党支部书记还是第一次，又处在那种特殊的年代，他深感自己肩负的重担和责任。于是，从进村开始，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到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带领组织和发动好全村男女老少，依靠集体力量，搞好生产自救，夺取粮食丰收，尽快地把这场灾难熬过去。
浩然在东村共住了八个月时间。在这不平凡的八个月中，他和其他下放干部一道，为乡亲做了诸多感人好事。至今在村民中还经常谈论着这样几件事：
健全了大小队两级领导班子。当时的东村队委会班子软、人心散，不是缺队长，就是缺保管。有的干部对集体不关心，不发挥作用。浩然意识到没有一个好班子，就很难开展好各项工作。他通过走访群众摸底了解，很快把那些关心集体热心为群众办事公道的人充实到大小队两级领导班子中。确定了田敬芳为大队长，吴国瑞和李福德为副大队长，田志广为大队会计，田敬远、田宝森为大队保管员，田绿青为一队队长，二队没有队长，浩然决定让副大队长李福德兼任，女党员田敬兰为妇女队长。这个新健全的领导班子，在浩然这位年轻支部书记的组织领导下，抱成一个团，一心一意为集体为大伙儿谋利益，在共度难关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批当年的老干部，除有的已年高谢世外，其他至今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声誉。
清仓查库，摸清集体财产家底，计划节约用粮，逐家逐户访贫问苦，使全村每户没出问题。当时东村是87户，347口人，有810亩耕地。2个生产队，一辆大车，2匹马，11头牛，35只羊，两个场院屋，2个库房，全队的粮食、生产农具集体财产都在里面。全村人吃一个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定量6两粮食，平均每月18斤。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两，每月27斤。每天两顿粥，不但吃不上蔬菜和肉类，有时连腌咸菜也吃不上，只好用筷子蘸酱油吃。如果队里安排不好，计划不周到，食堂就会断炊，社员就会断顿，尤其那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就有饿死的危险。面对严峻的现实，浩然一面组织会计、保管认真清仓查库，把所有能吃之物全部储存起来，一面带领干部逐门逐户走访，尤其对那些老弱病残的贫困户，逐个进行了安排。同时发动社员群众，利用自留地、小荒地，种些早熟作物，到老坝河里找捞苲菜，到坡里挖野菜，将村里能吃的各类树叶子全部采摘下来，做到粮菜搭配，吃粗吃饱。有的社员得了水肿病，他得知后亲自登门问寒问暖。他听说茅草根熬水喝能治这种病，就组织社员到东山刨茅根让食堂熬水喝。由于浩然和乡亲们不等不靠，精打细算，积极采取各种救灾措施，使全村人终于把灾难熬了过去。
带领社员兴修水利筑渠道。浩然和社员们担水栽烟、栽地瓜时，发现村南有200亩地因地势较高浇不上水。如从北流泉到村西头修一条渠道，把老坝河的水引过来，那200亩旱地就可变为水浇地。他把想法和干部们一商量，大家都同意，接着就组织社员干起来。老队长田敬芳回忆说，当时修渠天气还很冷，刮着嗖嗖的西北风，浩然和社员们一样挽着裤腿子，挖土筑堤，两腿冻得通红，也不休息，一直坚持在工地上，经过半个月的苦战，终于修成了一条长达2公里全村最长的第一条渠道。这条渠道30多年为东村夺取粮食丰收发挥了很大效益，至今村民们一提起这条水渠，都很有感触地说：“这是当年老梁（注：浩然，姓梁名金广，当时东村的乡亲们都习惯地称呼他“老梁”）领着俺们修的。”
麦收抢场，虎口夺粮。那年社员们虽忍着饥饿，但在浩然和工作组的带动下，生产积极性还是很高，使700多亩小麦丰收在望。当时没有机器收割，全凭一双手拔麦子，很快两个队的场院堆满了麦个子。浩然和社员们都白黑忙在场院里，抢收抢打抢脱粒，盼望早日颗粒归仓，好分下口粮。可是那年天不作美，下起连阴雨，一连几个星期不开晴。如不抓紧晾晒脱粒，眼看到口的小麦就要生芽子遭损失。浩然头次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他开始还没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麦垛都用雨布盖着，不会出大问题。但当他听取了一个名叫田明先的老社员向他提的意见后，到场院把麦垛彻底一检查，才发现如不抓紧采取措施，全队的小麦就有烂在场院里的危险。他惊出一身冷汗，深深感到身为党支部书记的他，这是在对人民犯罪啊！于是，一场麦收抢场虎口夺粮的“战斗”打响了。他日夜干在场院里，一面组织集中人力、畜力抓紧脱粒打场，一面将那些晒不干没法打的麦子，发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用手搓，往石头上甩，硬是把十几万斤小麦粒脱下来，挽回了损失，完成了国家公粮任务，社员分到了口粮。据当时的妇女队长田敬兰回忆说：“浩然和下放干部在那场麦收抢粮中个个都是好样的。有个叫陈凤鸣的女同志驾着牛打场时，不慎被缰绳绊倒，碌碡从她身上轧过去，把头碰破了，血直往外流，眼镜也压碎了。社员们心疼得要架着她上医院，可她硬是不去，用手巾包了包头，继续牵着牛打场。浩然穿着一件黑制服褂子，汗珠子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也不顾得擦。他那件褂子的两肩和背上都泛着一层厚厚的白碱，是多次叫汗水浸的，也顾不得换洗。我叫他脱下来给他洗洗，他怎么也不肯。刚来时浩然是个很英俊的年轻小伙，像个大闺女似的，可经过这场麦收，脸盘子比来时小了一圈，又黑又瘦，社员们都说老梁成了小老汉了。”
看坡护秋。因处在那个特殊困难年代，好多社员吃不饱肚子，有的就趁黑夜出去偷坡。特别到“三秋”临近之际，刮起了一股偷风。浩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可为大伙为集体高度负责任的身为党支书的他，对这股损害集体利益的偷风不能不管不问。于是他和部分干部、积极分子组成了一个护坡班子，每夜四人一组，二人一班，轮流巡逻。由于干部日日夜夜按时执勤，措施得力，基本刹住了偷风，确保了秋粮免遭损失。当年和浩然一块护坡的副大队长吴国瑞回忆说：“当年这种情况，真是难煞老梁同志，黑夜我和他一个班，我发现每次和他护坡时，他在坡里围着庄稼地不断地一边转悠，一边大声吆喝，有时也唱歌。那些偷者从老远处就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当时对他这种举动很不理解，就说，‘看坡别出声，哪有像你这样看坡的，你弄出声音来，不把小偷早吓跑了。’他说，‘就是想把他吓跑了呵！’有一次我和他拿住了两个正在扒地瓜吃的一中上学的学生。按规定凡捉到偷盗者，都要送到大队严加审讯。可浩然心软，只轻声地说了两句，悄悄地放他们走了……”
1987年8月浩然来时，笔者曾问他这段护坡的经历，他动情地说：“一提起那年在东村护坡，心里就很不平静。当时我心里很矛盾，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我是支部书记，要坚决维护集体的利益，不能让大多数老实本分的社员吃亏，但对那些因饿肚子而小偷小摸者，我又十分同情，他们不是坏人呵，是实在饿得没有法子才这样的。尤其是那些老者，病者，不能让他们因饥饿而出问题。于是我在护坡时就特意采取了那种方式，把他们吓唬跑了算了，我真不忍心去抓他们啊！”
同村民一道去高崖出伕修水库。那年麦后，我县那座库容达一亿五千万方的高崖水库，进入了大坝合拢的突击阶段。当时全县14个公社的三万多名民工，勒紧裤腰带，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日以继夜，轮番作战。这项空前规模的水利大会战，也必然牵动着年轻作家浩然的心。他把东村的工作安排妥当以后，随着东村的民工队伍兴冲冲地来到大坝工地上，当时东村安营在离大坝以北四里远的高崖公社石家河村。他和民工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每天不顾劳累地和民工们一起架着推土车，一趟趟奋战在大坝工地上。当年的带工队长李福德（现已病故）曾向笔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浩然白天和民工们一样吃苦流汗，晚上又睡得很晚，因他黑夜不住地写东西，生活条件又差，消瘦了很多。我担心他身子骨抗不住，就劝他歇息别累坏了身子。可他反而安慰我，并关心着民工们的伙食状况。记得那年在工地上过中秋节，又摸黑冒雨跑了好几里路返了回来，把县里分给他的一斤白干酒、二斤月饼、五盒金奖牌香烟，全拿回来一一分送到大伙手里。当大家接过浩然递过来的一支支香烟，用茶缸子喝着浩然亲自斟上的酒时，都被那浓浓的乡情所感动，酒没喝完，大伙儿的心都醉了……”
这期间浩然还到过高崖、唐吾、毕都、包庄，接触过许许多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社员，农民那些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他，也使他深层次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农民，认识了文学的使命，从而再次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先后写出了《太阳当空照》（1960年7月23日草于高崖）、《车轮飞转》（1960年7月25日草于高崖）、《送菜籽》（1960年8月21日改于高崖东水码头）、《婆媳两代》（1960年8月21日改于唐吾镇）、《冬暖》（1960年11月12日草于昌乐）等多篇脍炙人口的佳作。
一直到大坝合拢后，浩然才离开高崖水库。从此，他没有忘记这块他曾经洒过汗水，对他有过馈赠的地方。1983年8月他重游这片故地时，无限感慨地留下他的肺腑之言：“美不美家乡水。昌乐是我的第二故乡，高崖水库是昌乐财富源泉，是我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我永生不会忘记昌乐和高崖水库。”
二
浩然与东村的乡亲们，从来时脱棉衣到走时穿棉衣，整整共同劳动生活了八个月。他和乡亲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汗流在了一起，心想在一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尤其乡亲们那种热爱集体，关心他人，勤劳善良，不怕吃苦的传统美德，深深打动了他那颗年轻作家的心。在这期间，他没有忘记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没有放下“写农民，为农民写”这支笔，一有闲暇，就写他被感动的人和事。正如后来他给笔者的来信中所说：“这里有一片沃土，给了我许多东西。那方土地上人心诚实，风情淳厚。我忘不了那个地方，忘不了那些人。我试着提起笔时，总想写写他们的往事。”至今乡亲们还经常讲起当年浩然在东村写作时的情况。
浩然白天和社员们一块出坡干活，没有半点架子，男女老少都愿意和他在一起，不觉 得拘束，那个社员说了句有趣味的话，他会立刻掏出小本记下来。田敬兰回忆说了这样一件事，那年麦后耩豆子，浩然出坡时路过那片已耩完的地块。浩然弯腰扒开一看，问她：“怎么耩得这么浅？”她解释说，“豆子就是耩得浅。俗语说，麦耩黄泉谷露糠，豆子耩在地皮上。”浩然马上让她再说一遍，忙掏出小本记下来。可见浩然在平时积累生活和创作实践中，随时不忘向劳动人民学习方言语汇，为后来形成他作品的通俗易懂和口语化的语言艺术特色，不能说没有作用。
据乡亲们回忆，浩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和着写。晚上浩然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1983年11月他重返东村时，他说那时他已养成一个习惯，不管白天多么劳累，晚上睡前也要把一天的感受记下来。当来到二队场院时，他指着场中间感慨地说：“当时我就坐在这里，把粪篓翻扣过来当‘桌子’，铺上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一面看场，一面写作。”笔者曾问他怎么不在屋里写，要到场中间写，他说：“场中间风大流通蚊子少，有时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写，常常是一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有几个短篇，如《珍珠》、《人强马壮》、《半夜敲门》、《小河流水》等，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还有几篇也是在这儿打出初稿，回京修改后发表的。”他的这番话，使我们不难想到当年浩然头顶满天星斗，盘腿躬腰，扒在昏暗的油灯下，不顾蚊虫叮咬，不顾满身汗水，闻着满坡的青庄稼味，埋头苦写的情景，也使我们从中体味到他为何对东村难以忘怀的原因所在。
真正使浩然对东村眷恋和动情的，是他和东村乡亲们结下的这段深情，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以至他离开东村两年后，写出了他的代表成名作《艳阳天》，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部讴歌5亿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轰动了当时文艺界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里，一些场景和人物都取材于东村和以东村人的原型做依据而写出来的。
如老房东田守业一家。浩然在东村先后有两家房东，一家是小名叫钢蛋的田志福家。他家在村西头，比较靠近街的中心。三位下放干部中的女组员，住在村东头田守业家。住了不长时间，她们以那里偏辟不安全为由，要求换个住处。实际上她们是嫌房东一家全是男人，没有女人，生活不方便。浩然考虑自己是组长，又是支部书记，就主动地跟她们对换了房子，于是田守业家就成了浩然和另一位名叫夏均的房东。原来这家房东并非只有一条“光棍”，实际上老少大小整整四条。田守业的老爹田明金中年丧妻，打了大半辈子光棍，田守业又是中年丧妻，拉着两个儿子和养着六七十岁的老爹苦熬岁月。两年后，当浩然创作《艳阳天》时，就把田守业一家安排成了小说主人翁肖长春的家庭成员，以及发明一句歇后语，“筷子挟骨头——三条光棍儿”，就是首先从他家得到的启发。
浩然当时对房东家特别怜悯和同情，看到田守业和两个孩子饿得没的吃，十分心疼。老队长田敬芳回忆说，浩然从高崖水库分到两个月饼一直留着，回来送给房东的两个孩子吃。一天田守业的爹明金老汉拿出三丈布票，问浩然下放干部有没有买布票的，说有个亲戚想卖点布票，换几个钱花用。浩然心里明白，他是借卖布票要活命，浩然立即答应有人买，那时下放干部每月只有十二元生活费，浩然把身上仅有的5元钱交给了明金老汉。不久田守业就去买回了一袋子粮食。浩然临走前，又把那三丈布票和写好的一封信悄悄放到了明金老汉屋里桌上的一个梳头匣子里。直到23年后，浩然重返东村去看望老房东时，田明金和田守业两位老人早已去世，只见到当年他的两个孙子现已长大成人的田敬华和田敬富。现任党支部委员的田敬富，见到浩然想起往事，眼含热泪地说：“俺爷爷直到死前都唸叨支书老梁是俺俩的救命恩人。直到俺爷爷病逝后，清理他居住的那间老屋时，才在那个梳头匣子里发现当年梁叔您放上的那三丈早已过期的布票和您写的那封发了黄的信。”每当浩然回忆起这件往事，他说他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味道的酸楚和遗憾！
田明先老汉也是使浩然动过感情的老乡亲。他是下放干部高莽的房东，因而也就常常见到浩然。那年麦子上场后阴雨连绵，麦垛灌进了雨水，明先老汉凭老农的经验和他家曾经历烂麦子的教训，三番两次地去给浩然提意见，开始浩然没有认识到，当浩然按照他的意见，到场院彻底检查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终于排除了一场灾难，也避免了他一次重大的失误。此事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他，使他从心灵深处受到冲击和震憾，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也为他后来创作《艳阳天》时提供了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这场他亲自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为小说人物肖长春提供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4年6月15日，他给昌乐作者的来信中，再次提到他对当时这场麦收的深刻感受。他说：“三十四年前在昌乐城关前东村我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麦收‘战斗’。连阴的大雨，社员和干部与阴雨争夺粮食的那场拼搏，锻炼了年轻的我，同时也成全了艺术上不成熟的我。没有那次麦收生活的实践，就没有两年后动笔的《艳阳天》，就没有我艺术生命质的飞跃成长。那次的实践，我之所得不只是一部代表作的诞生，还有比这更重要，使我受用终生的经验，例如生活跟创作的关系，搞创作 人跟生活主人的关系。不仅仅真正明白了道理，而且吃到内心深处，把深入生活、心连群众变为自觉的和习惯的行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麦子有了发黄的颜色，我就想到昌乐，就担心没容小麦打轧入仓便阴雨连绵，直到得知准确的收获完毕的消息之后，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可见，正是由于浩然当年在东村自觉的心连群众，“心”入了生活，才有了今天他对昌乐和那场麦收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发自心灵深处的感受。
1983年8月，笔者曾陪同浩然去看望当年的老保管田敬元。老两口正在院里剥玉米，当年逾古稀的田敬元老人认出是浩然时，急忙起身，浩然立即上前双手扶起老人，一双手被老人紧紧地握着。老保管一双慈祥的眼睛紧紧盯着如今也已两鬓斑白的浩然，激动地说：“老梁啊！那年你在俺村为大伙儿受了大累，乡亲们常唸叨你，对不住你啊！你走的时候，我送你到村东的槐树林里，你挥着手说，回去吧，回去吧……你怕我送远了，怕我掉泪。真没想到，二十多年了，我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你……”老人哽咽了，浩然的眼里噙满了泪花，在场所有人的眼里也都湿润了。
临别时，浩然打开照像机，扶着两位老人，抱起老人的小孙女，让笔者拍下他十分珍贵的合影镜头。来到街上，浩然边走边深情地说：“他就是我深深敬爱的《艳阳天》里的‘马老四’的人物原型。当时规定，晚上护坡值班的每人二两瓜干面，可以煮点粥喝。但每当煮好了粥后，他就借故离开，约摸人们把粥喝完后，他才磨磨蹭蹭回来，问他，他都说在家吃了。其实，他根本就没在家吃，让出来给我和看坡的吃。当时他能暗暗地将活命的口粮让给我们这些跟他非亲非故的人，在那差一口饭就能饿死人的非常时期，这是何等的心肠，何等的品德呀！当我动笔创作长篇《艳阳天》时，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的那些情节和细节时，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位给过我爱，也使我对他产生了爱的东村大队的老保管员，所以书中的‘马老四’的形象就诞生了。”
无怪，浩然那次在离开东村时欣然提笔，动情地留下了这样的肺腑之言：“我爱东村，东村爱我，永世不忘这块土地，对我艺术生命的哺育之恩。”
三
浩然是1960年11月底，从高崖水库回到东村，不久后走的。当时走的很突然，据老队长田敬芳回忆，浩然和下放干部们都做了在这里过冬的准备，浩然曾和他们在村南地阡上割了不少青草，准备晒干后冬天铺床用。据说由于当时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浩然的上级机关，中苏友好协会有变，让他们提前回京。乡亲们一听说浩然他们要走，男女老少都自动涌上了街头，有的来到了他们的住处，围着他们说不完的惜别话，有不少乡亲忍不住地流了泪。下放干部高莽有架照像机，忙着给大伙和下放干部照了不少合影留念。三位女组员还给田敬兰她们女社员买了花头巾，她们围在一起拉不完的亲热话。
浩然走前一段时间最忙碌。他先抓紧处理工作组应做好的一些善后工作和事情，如归还借用队里的有关物件，让组员们和队里算清有关生活帐目，然后和组员们一道，到他们所住的老房东、干部家和部分乡亲户都一一走访看望。当浩然来到副队长李福德家看望时，他的老伴赵墨兰犯了胃痛病，因无钱医治，病在炕上大半月起不来了。浩然看到她病成这个样子，心里十分难过。他边安慰边把身上仅有的5元钱掏出来，递到李福德手里叮嘱说：“赶快去抓药给嫂子治病，别耽误了。”老两口被浩然感动得光擦眼泪说不出话。
老队长田敬芳回忆说，当时队里表示对浩然和下放干部的一点心意，商量给他们每人捎着一斤烟叶，两个萝卜，让老伴用玉米面和瓜干面掺和，给每人烙了两个面饼子，好在路上吃。他又从家里一棵石榴树上摘下了所有的石榴，把这些东西包了包，都放在他们的行李里。乡亲们拥簇着一直把他们送出了村头，有的仍然恋恋不舍地跟着又送到郭家庄围墙以北。可浩然一再挥手，不让乡亲们再送了。就在乡亲们刚回村不久，看到浩然和高莽提着一个大包袱，又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对田敬芳说：“上边有纪律，不能带走这些东西。谢谢乡亲们的心意。”原来他们到了火车站放行李时才发现乡亲们放上的礼物。于是他约上高莽，趁火车还不到点，又一溜小跑地把礼物送了回来。田敬芳老伴岳素美看到浩然把她亲手烙的面饼子，还有萝卜、石榴又全都送了回来，当场难受得眼泪簌簌地往下流，哽咽着说：“老梁，你们在俺东村为俺受了这么大的累，俺想想，心里就难受，您要走了，这一走，还不知哪一年才能再见上……您就给嫂子个脸，把面饼子带上，路上吃……”在场的几个老乡亲含着热泪，挣着往浩然和高莽棉衣兜里塞那几个巴掌大的面饼子……
就这样，浩然带着东村乡亲们的情和爱，依依不舍地返回了北京。浩然返京后，对昌乐这方热土和东村乡亲依然念念不忘，东村乡亲也惦念着他。但真正开始书信联系是在17年后的1976年春天。那年笔者在前东村驻点，当时的村支书田志琴恳求我替他父亲（老队长田敬芳）给浩然写封信，说：“你说怪不，梁叔是60年春来的，年底走的，离俺村17年了，时间不算短吧，可俺爹俺娘成天唸叨他，俺爹说夜里做梦都梦着他，我真担心他别魔魔症症地想出病来。”我被老人对浩然那份真诚淳朴的感情所打动，但心里疑惑就是去信他能回信吗？因那时浩然已成我国文艺舞台上的一颗巨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连夜替老队长写了信。
当时浩然正在河北省密云县日夜兼程地赶写《金光大道》第四部。当他收到信后，立即写了回信。同时还给笔者寄来他亲笔签名的两本文学创作方面的学习材料，给田志琴寄来了《小猎手》、《欢乐的海》两本他刚出版的书，也在扉页上用红圆珠笔签了名。不几天，田敬芳带着感激把信郑重地递给了我，我接过信后心里异常激动，没想到浩然能回信，更没有想到回得这么快。我捧读再三，反复体味，因为这封非同寻常的信，把作家和东村乡亲断了17年的关系又接连了起来。该信笔者至今还替老队长珍贵地保存着。信上说：“敬芳同志：见到从北京转来你的信，十七年前的往事，带着强烈的色彩，展现在我的眼前，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想立刻知道，你家的那位贤慧的大嫂，怎么样了？李福德同志怎么样了？田敬元一家怎么样了？吴同志（当时的副队长、倒插门的女婿）怎么样了？钢蛋的妈妈怎么样了！我那个老房东可能不在人世了，他的光棍儿子已经老了，两个小孙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吧？日子过得多么快，我变成两鬓斑白小老汉了！大儿子当了八年工人，二儿子参军一年，女儿高中毕业，就要插队农村，小儿子（从东村回京后的第三年生的），寒假后便上初三了—我们怎么会不老呢，年纪越大，越怀念过去战斗过的地方和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一九七七年，一定要找个时间重访东村！请代问东村父老兄弟姐妹好。问候你全家好。村东头有一位身强力壮的赶车人，很有趣，也问他好。我现在借住在密云一个安静的房子，写《金光大道》四部，春节也没回京……”
从此，浩然和东村乡亲书信不断，不管在京工作再忙，写作任务再重，事情再多，身体再不好，他还是每隔几年都要来昌乐探望。先后于1983年8月、1987年8月、1990年9月、1992年12月、1995年11月五次回访了昌乐。每次来都是先到东村，住在当年老房东家里，跟乡亲们一起亲亲热热地忆旧话新，抚今追昔，亲如一家。特别对昔日跟他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老乡亲，他总是怀着“少小离家老大回”那种赤子般的虔诚，亲自登门，热情拜访，并把自己从北京捎来的“燕潮酩”酒、糕点罐头等保健品一一送到那些乡亲中的老者、弱者手中。笔者曾亲眼目睹，当这些普通百姓从浩然手中接过礼品时，就像捧着一颗滚烫的心，都被感动得眼含热泪不知说啥好。
浩然离别昌乐返京时，总是选深夜时间的火车，他怕惊动众乡亲。可是不少乡亲半夜还是起来赶到火车站送行。笔者曾多次目睹过众乡亲在火车站和浩然依依惜别的感人情景。记得1983年8月那次，浩然已经检票准备上车时，63岁的赵墨兰大娘，听说浩然要走，她半夜起来煮上了一塑料袋子鸡蛋，把皮剥掉，用酱油泡着，让儿子用小推车推着她赶到车站，老人拉着浩然的手泪汪汪地说：“那年您走时，俺病在炕上起不来，是您临走给俺留下的钱，抓的药，治好了俺的病……您救了嫂子一条命啊！俺一辈子忘不了您的恩。您放心走吧，回京好好写您的书……昌乐东村就是您的家，只盼望您带着媳妇和孩子，常回家看看……”
老人的一席话，代表着最基层的黎民百姓，对一个他们所喜爱的作家的深情厚爱，永远忘不了浩然那颗对劳动人民火热的赤子之心。“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三十九年来，浩然以一个真正农民儿子那种热爱农民的特有感情，心系昌乐乡亲，情洒昌乐大地，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真正作家对劳动人民那种特有的人间真情和博大的爱。他不愧是中国农村大地上农民的真正儿子。昌乐的父老乡亲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原载1999年第3期《苍生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