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装会郎 在封建时代里，礼法甚严，有男女七岁不同席之说。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红娘所谓：“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莺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第二折)。恰反映出封建“闺范”的一个侧面。女孩十岁后不许出家门，出嫁前，“姆教婉娩听从”。《郑氏家训》规定：女子年及八岁，不许随母到外家，余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至于异性男子，那更是见不得的。否则，便是非礼而动，有违于“男女异群”、“昼不游庭”的古训。《礼记·内则》还规定：“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传统的礼法，将女子封闭在令人窒息的深闺之中，至于其婚事，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大明令》强调：“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即便子女有了意中人，甚至业已订婚，但是，一旦家长为之订婚，应毫无条件地服从家长决定，台则，将受杖责的处分，根本无视当事人的意愿。
但是，亦有比较开明的家长，如《晋书·王浚传》载：“徐邈为女择夫，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视之，女指王浚告母，邈遂妻之。”这种做法，尽管尚能顾及一点子女之意愿，但也不过是仅谋一面，以貌取人，且选择的范围非常狭隘，仍难称许。
至明代，随着进步思潮的兴起，不少待嫁女子，也力图凭藉个人的力量选择情投意合的理想佳偶。但慑于封建礼教的压力，又不敢径自出访，往往男装会情郎，反映了他们向往婚姻自由的思想倾向。如《顾丹午笔记》所载，妓女柳如是，慧眼识才子，仰慕钱谦益文名，“幅巾弓鞋，着男子装”，扁舟寻访，结成夫妻。
男装会郎，在明清小说中也常常见到。《春柳莺》中的毕临莺，女扮男装，托名钱公子，与书生石池斋结为挚友，成为伴侣。《玉娇梨》(荑荻散人编次)中的才女白红玉，立誓嫁个才子，“只要是个才子，诗词歌赋对得他，慢慢才可嫁”(第六回)。为此，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男装会情郎。作品中的另一女子卢梦梨，本宦门千金，她不守“常训”，改换男装，与书生苏友白私会，面订终身。后来，她表姐白红玉问及此事，梦梨毫无羞涩之态。她说，“见他气宇不凡，诗才敏捷，知是风流才子。妹子自思，父亲已亡过了，茕茕寡母，兄弟又小，婚姻之事谁人料理? 若是妹妹守常训，岂不自误?”表姐听后，惊喜地称赞她具有“奇想”、“俏胆”，是“美人中之侠士”。
《自圭志》中宦门千金刘秀英，见花园墙上美玉题诗，赞不绝口，叹为奇才，遂有自托终身之意，但家规森严，无计可施， “正寻思间，见书房壁上挂有一副书生衣巾，遂生计曰：‘以才怜才情所难舍，何区区守此俗规。’遂将衣巾假扮男装，手执小扇，由耳门而出，往城中访美玉。”(第六回)。成为奇事。
《宛如约》中才女赵如子，美妙绝伦，有感于“幽兰生于空谷，谁则知之?宝剑必悬之通衢，方有识者。”决心“悄悄改做一个男子，起个黑早，偷到郡城中”，去寻访才高貌美情深的意中人，后与才子司空约结为伉俪，更可称奇。
为了追求理想婚姻，男装出访，以会情人，恰体现了明代中叶以后的女子，在理学异端思想的启迪、鼓舞下，由被动地待字闺中，转而为积极进取。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法的大胆挑战。（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