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沉渣泛起的极左们,一向存在着有如黑暗中的灯塔般的非凡意义.当中有不少荒诞罪恶、令人发指的行径,经极左们的悉心整容后,居然也可以被描绘成了这世间最最正义的行为,着实令人拍案叫绝.然而,有一件事情,极左们却是在尽量在淡化的,那就是文革初始时红卫兵小将的"大串连".
为什么极左们会淡化红卫兵的"大串连"呢?当年红卫兵们的这种"革命壮举",难道不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现吗?这种开天辟地的"创举",怎么不值得极左们大书特书呢?其实,极左们对"大串连"何尝又不想尽情讴歌一番!然则非不想为也,实不能也.对此极左们是肚里也象吃了萤火虫一样地透亮明白——这种"串连",其实是一种集体"狠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行径,如果刻意地去漂白,却只会越描越黑的.
说一种行为是"挖墙脚",至少在指该行为是占别人便宜的行径.而说一种行为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就是指这种行径占了集体、公家、国家的便宜,肥了自己私人,亏了社会主义国家.而红卫兵的"大串连",恰恰就是这种性质.
1966年下半年,在文革狂澜掀起后,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一如今天的民工潮般汹涌澎湃的外地红卫兵,打着"告状"、"取经"等借口,潮水般涌进了首都北京(但是,这些红卫兵"告"了什么"状","取"了什么"经",在轰轰烈烈、熙熙攘攘的"大串连"过后,却没有下文了.);而北京的红卫兵又"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向全国各地渗透.一时间,全国各地交通的客流量骤然上升,交通运输部门所承受的运输压力急剧增加,各方面的调配工作全面吃紧.
为什么"大串连"会突然变得这么"火爆"呢?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出台了这么一条政策:各地对"串连"红卫兵小将的吃、住、行要实行全免费.比如乘坐长途火车免费,"串连"的地方要设有"接待站",安排免费吃住,等等.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免费"的政策,小将们又还会不会"串连"呢?
当时普通家庭的经济状况当然是相当不好的——我想这点恐怕连极左们也不好意思断然否认的.按极左们的说法,当时"走资派"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复辟"了,社会制度已经走上回头路了,"私"字已经重新威胁、压倒"公"字了,人民群众已经开始重新陷于水深火热的被剥削、被压榨的悲惨境地了.这种情况之下,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经济状况,又能好得到哪里去?
可以想象,在这种经济条件之下,要是没有那些"免费"的诱惑,"串连"的费用需要自己掏腰包解决的话,哪里可能还会有多少红卫兵小将有兴致参与到什么"串连"中去?上面就算喊破喉咙,恐怕也是应者寥寥,赔本赚吆喝.事实上,很多当时参与"串连"的红卫兵小将事后也回忆说,那个时候去参加什么"串连",很大程度就是冲着能够借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来一趟"免费全国游".
即使在已经变"修"了的今天,从现代的大学生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年这些红卫兵们的影子.譬如几年前参与过高校组织的反美游行的大学生们,当时如果学校不用免费大巴士接送的话,也没几个学生乐意掏自己的腰包去自费参加什么反美游行的——尽管现在的大学生收入来源相对较广,口袋里的零花钱比以前多得多,再没几个连乘市内公交车到市中心兜个来回的路费都出不起的.而且,大学生们也把反美游行当成是一场免费的"嘉年华派对",一路上谈笑风生,直至就快到达游行的集合地点了,情绪才开始亢奋起来,气氛才开始高潮起来的.
如果参与免费"串连"的,只是那么一百几十号人的话,那所产生的成本和所造成的影响,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事实上当时享受了这种"免费旅游"的红卫兵小将,却又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就拿北京旁边的天津来说吧,1966年10月19日这一天,通过列车抵津的红卫兵流量就超过1.4万人,20、21日到达天津的,又分别都超过了2.2万人;而来自东北地区,在天津转车南下的红卫兵小将,每天也在万人以上.天津的情况就已经如此惊人,成了全国红卫兵集散地的首都北京,自然就更不消说了.
即使按照计划经济的核算方法,红卫兵小将们如此声势浩大的"串连"行动,肯定也要产生极为可观的成本,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和冲击.这些成本尽管不用小将们来支付,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总得需要有人或团体来为它买单的.那最终为这些红卫兵小将们的"免费旅游"买单的,又会是谁呢?请看1966年9月5日下发的一份通知:
——(革命学生)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也就是说,红卫兵小将们"大串连"的一切费用,都由国家财政来"买单"的.
而且,小将们的"大串连",不仅伤财,更加劳民.
以北京为例,外地"串连"到京的小将们进驻接待站之后,不仅食宿免费,还可以领到一张免费乘坐交通工具的乘车证,可以免费出入娱乐场所.而北京市方面要做的额外工作就多了,开始时要将大中小学的学校课室设为接待站,要将桌椅堆起来,要腾出房子铺上草垫,再打起通铺,供这些外地来京小将免费住宿.后来享用"免费旅游"的小将们越来越多,北京的学校课室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动员工厂、机关腾出房间来开设接待站,以及动员各街道居委会把已被"遣返原籍"的人家的房子腾出来开设接待站.而各个接待单位,还得请专人来为"串连"的小将们做饭,请专人来管理"串连"小将们的住宿.
如果说给本来应该在课堂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生小将们提供的这种待遇,是为了让他们能读到更多的书,能学习到更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学成后可以更好地报效国家,那我也可以勉强理解为这是国家实行免费教育的一项举措.但是,通过"大串连",这些小将们到底学到什么本领了?抄家?批判?整人?武斗?这些玩艺能强国吗?如果能,那不久后干嘛还要让他们去偏远农村接受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
如果说这种待遇是全民的,包括工农兵学商在内,都可以同等地享受这种"免费旅游",那我也可以勉强理解为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连机关、工厂等非学校机构里头不可一世的"造反派"也无此待遇,更遑论那些老实巴交的工人和农民了.
这些红卫兵小将们究竟何德何能,可以享受到这种特权式的待遇?为他们的"大串连"买单的,是已经紧巴巴的国库,而国库里头的公帑,哪一分钱不是辛勤劳作的工人和农民用勤劳的汗水日以继夜地创造出来的财富,哪一分钱是由这些还属于"消费者"的红卫兵小将创造出来的?凭什么这些一分钱财富都还没有为国家创造出来,还要伸手向家里要钱的红卫兵小将们,能够享受那些用血汗创造了财富的工人和农民都不能享受这些"免费旅游"的待遇,而且小将们还享受得如此地心安理得?
这不是典型的"挖社会主义墙脚"又能是什么!这要还不算"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话,那真不知道什么才能算得上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了.
有的极左可能辩解说,这是政府的决定,所以红卫兵小将受之无愧,无可厚非.嗬嗬,好一个"政府的决定",真够尊重政府、维护政府权威的.既然是那么尊重政府、维护政府权威的话,那么为啥同时又要到处冲击政府,到处揪斗政府官员,还要到处建立什么"新政权"?
这些成本不用小将们来支付,并不等于说这种成本小将们就可以视而不见、恣意挥霍的.那些真正的爱国青年,是能够为国家分忧的人,是能够保持高度的自律,尽量不给国家带来负担的人.就算政府告诉他们这是"免费"的,他们也会清醒地扪心自问一番,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让国家如此破费;他们就算参加"大串连",根本用不着国家去提醒和催促,也会象现在众多上访的群众一样,自己主动自觉地缴纳自己应该支付的那部分路费、餐费和住宿费用的.
至于象那些"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们那样,见到有便宜可捞就蜂拥而上,我不占别人也照占,不占白不占、占了也白占,占完后还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这是应该的"的样子,真正希望国家富强、不愿为国家凭空添加麻烦的爱国青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决对做不出来的.
其实,天下真的没有免费午餐的.那些提供所谓免费午餐的例子,其实都是要收回成本的;精明的促销者期望通过免费午餐将更多的人吸引过来等方式,最终从赚回比提供免费午餐的付出更高得多的利润.譬如在股票交易市场的大户室里享受的免费午餐就是如此,来一波行情,证券公司从享用免费午餐者的股票交易中抽取的交易佣金,就远远高于这些长年提供的免费午餐的总值了.这种免费午餐的例子,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已. 但是,如果免费的午餐最终并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话,那享用了免费午餐的人,很多时候是免不了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的——甚至是极其高昂、极其沉重的代价.
比如,在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尽情地享用着国库提供的"免费旅游"的时候,那一副世界已经尽入壑中的样子,又是何等意气风发,得意忘形,羡煞多少比他们更有资格、更有资历享受这种待遇的工人、农民,及不是学生的"造反派";然而这种好景又实在不长,1968年8月27日那句"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就成了令小将们不堪回首的恶咒.紧接着,学生的"造反派"几乎都被弄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而工厂、机关里的"造反派",却还能继续留在原单位——这真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 其实,套用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曾引用过的那句招来了诸多物议的广东俗语,这就是"有耐咁风流就有咁耐折堕"——这里"风流"可解为"风光","折堕"可解为"没落",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现在享受这么长时间的"风光",将来就要相应承受那么长时间的"没落".放在红卫兵小将的身上,则"没落"的时间比"风光"的时间还要长. 看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后来的遭遇,如在插队的农村受到被加重了负担的农民们的白眼,如在谋求回城的路上那种费尽艰辛、饱受屈辱,就知道这个报应是来得何等的不爽了. 我同情这些红卫兵小将从"串连"到"接受再教育"的种种遭遇,但却无限鄙视他们被撺掇去"串连"时,那种见到有便宜可占欣欣然就上的面孔.这副丑陋的嘴脸,跟现在那种对"社会主义墙脚"挖得不亦乐乎的蛀虫又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两者很可能还就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只不过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已.文革后期及文革结束后,这些红卫兵小将重新回到城市里头,以其"大串连"时培养炼就的那副"活动能力强"的秉性,不少也走上了大大小小的"领导岗位",陆续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而我们官场的这些腐败的风气、"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风气,却也正是这段时期渐渐蔓延开来的.
文革初期"大串连"时的这种"集体大挖特挖社会主义墙角"的风气,一直没见有什么人诚恳、认真、深刻地反思、反省过;而那些后来拜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所赐,走上了"领导岗位"的前红卫兵小将,恐怕直至退了下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潜意识里也还在认为"大串连"那时享受到的"免费旅游"是理所当然的.
另一方面,"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风气,也从"大串连"的那个时候开始,如附骨之蛆一般,深深地扎根到了这些红卫兵小将的意识里,并伴随着他们在重新出头、崛起之后,将这种风气带到后来的官场,并且生根发芽,蔚然成风,推波助澜,更新换代.
所以,要寻找现在官场腐败之源头,不从高度扭曲人性的文革起梳理的话,又怎么可能会不是盲人摸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