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具有“世界工厂”之誉的广东东莞，现在已是座驰名世界的城市；实力强劲的东莞足球，通过电视的传播，也不断地吸引着国人的眼球。眼下，“东莞”成了广东的一张名片，并似乎成了广东的一个专用地名。但查阅史籍，在中华大地上有三个“东莞”，既广东的东莞 、江苏的东莞和山东的东莞。
　　《辞海》对“东莞”的注释为：
　　1、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省沂水，南朝宋移治今莒县，隋初改名东安：
　　2、郡名：①汉建安初分琅琊、齐郡置，治所在今沂水东北。辖境相当今山东临朐、沂水、蒙阴、沂源等县地。
　　②东晋侨置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东南。
　　3、县名，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东部，东江下游，汉为博罗县，东晋为宝安县，唐为东莞县（置所在今深圳市西）地。
　　从历史发展顺序看，汉时的东莞在山东。晋时的东莞一在山东，一在江苏。江苏的东莞是从山东迁移过去的，所以称“侨县”，又称“南东莞”，意为同时还有个“北东莞”。唐时，将广东晋朝的宝安县改名为东莞县。因此，山东的东莞最早，广东的东莞最晚。
　　位于山东、江苏、广东的这三个东莞，其名称相同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有其内在联系？ 即三个“东莞 ”有没有氏族、家族的血缘关系？本文就此问题作一些历史的考察：
　　在中国的历史版图及行政版图上，异地同名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一现象早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并成为了历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着名历史学家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
　　部落迁移之后，地名随之，愈迁愈远，地名亦随之愈远。前代史籍，时有同名之地，散见各处，胥由于此。原在山东迁于江苏，则江苏有共地矣。更迁于安徽，则安徽有其地矣。再迁至鄂、至湘，莫不皆然。地愈远者迁愈晚，地愈近者迁于早，地虽不同，名无不同。①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判断，山东、江苏、广东的东莞 ，有其内在的联系，是居住在古东莞地区的若干氏族、家族南迁和再南迁后，将原来的地名亦迁至新地，用原来的地名命名新住地的结果。
　　一、 东莞之初，在山东沂水。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齐悼惠王刘肥，高祖（刘邦）长庶男也。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也就是说西汉初年，山东能言齐语者，皆为悼惠王子的封地齐。
　　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齐王刘肥弟刘章）为城阳王（城阳先“郡”后“国”，均治今山东莒县城）。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城阳共王子刘吉侯东莞，属琅琊郡。《汉书》也载：“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王子吉为东莞侯”，东莞为县邑此为最古。这是史书上关于“东莞”的最明确也是最早的记录。因此史上最早的“东莞”是齐悼惠王后裔的封地。
　　《汉书?表》载：“高阳侯薛宣，以承相侯，千九十户。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四月封。”封地为东莞。刘吉封东莞100年后,东莞又成为薛宣的封地。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载：黄巾起义时，泰山郡华人臧霸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观兄孙康，从陶谦聚众破黄巾军，屯兵开阳（琅玡国治）后曹操“以霸为琅玡相，（吴）敦利城，（尹）礼东莞，（孙）观北海，（孙）康成阳太守。”这件事大概发生在公元200年前后。
　　《资治通鉴》载；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二月，立皇后张氏，大赧。后，故凉州剌史既之孙，东莞太守缉之女也。”是说魏齐王曹芳，立东莞太守张缉之女为后。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引谢承汉书曰，赵昱年十三，母病三月，惨戚消脊，至目不交睫，“乡党称其孝，就处士东莞。”后为广陵太守。
　　综上所述，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封城阳共王子刘吉为东莞侯；公元前20年，汉成帝时，高阳侯薛宣封地为东莞；公元200年前后，曹操封挫败黄巾军有功的尹礼为东莞太守。广陵太守赵昱曾隐居东莞。
　　东莞地望何处？。
　　《后汉书》载：琅琊国“东莞，有郓亭。有邳乡。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春秋》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杜预注：“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曰邳来间。”
　　关于”浮来”的地望,《水经注疏》曰：“沂水又东迳浮来之山”。守敬按：“《九域志》沂水有浮来山；《续汉志》，东莞 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沂水县志》谓即《隋志》东安县下之松山，在今县（沂水）西北80里。”
　　关于“邳乡”地望，杜注：“东莞县北有邳乡”。《水经》云：“沭水出琅琊东莞县西北山。东南流迳邳乡南，南去县八十里许。”守敬按：“据《注》似西北下有大弁山。”《明.地理志》沂水县西北有大弁山，今沭河出临朐县南，沂水县北之沂山。”这里标示“邳乡”在东莞县北80里沭河西北处。《水经注疏。沂水》又云：公来山“在邳乡西，故曰邳来间。”这里标示浮来在沂水西，邳乡在沂水东，在东莞县城北80里许。
　　沂水继续东南流迳东莞县故城西。今人王汝涛等考证，汉东莞县遗址，即今沂水县城。
　　汉徐州琅玡郡东莞县旧址，在今沂水县城。后汉末于东莞县地置东莞郡，郡治所在今沂水县城北40里的高桥乡。《寰宇记》：“惠帝，东莞郡移理莒城。”刘宋徐州东莞郡治莒县，又东莞县，遗址在今莒县城北92里的东莞乡之东莞村。
　　又据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当时东莞郡领县五，除沂水、莒外，还有临朐、寿光。
　　由此观之，从西汉到刘宋，东莞县、郡之名和治所，多有变动，但均在今沂水、莒县以北地。最早的东莞县址在今沂水县城。
　　二、汉末南迁荆、扬二州的青、徐士家豪族与流民
　　(一)北方流民和士家豪族向益、荆、扬三州的迁移。
　　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始，大一统的东汉帝国瓦解，中华大地进入了内部倾轧，外族入侵，军阀割据混战，人祸加天灾的持续不断地动乱、分裂局面。从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十六国之乱，到东晋灭亡，江南宋齐梁陈的更替，一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才结束了东汉灭亡后的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割据和动乱。在这400多年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就是北人南迁、南北融合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南移。
　　北方世家豪族和流民的大量南迁,应从东汉末年算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北方中原地带遭受不断的战争破坏，人口死亡是很多的，未死的人口也大量地向外逃亡。这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大流动的时期。”?当时人口移动的方向，有向西的，关中三辅一带的人口向陇右迁移；有向北的，《后汉书?刘虞传》：“青、徐士庶，避乱归虞（于幽州）者，百余万口。”；但主要的是向南，“向南逃的，仍是以益、荆、扬三处为三个集结点。所以有“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庐江、九江、靳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汉末大乱，徐方士民避难扬土。”汉末晋初，九十年的战乱，全国人口由五千万减到七百万，对此何兹全先生说：“三国及西晋户口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的逃亡，不向政府注籍，及依附豪族变成大量豪族的户口。”?
　　（二）迁入荆、扬二州的北方人。
　　汉末晋初的北人南迁，一种是世家豪族带领宗族、佃客、部曲及依附于自己的流民的集体迁移，一种是军阀、官吏带领官兵和部曲等的征战调防。三国时的军阀武将，转战各地，都带领着自己的宗族、家兵、部曲。“则当时居军中者，多有宗族相随。”④“田畴归魏大祖，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田畴入徐无山数年，百姓归之者五千余户。”“畴与管宁、邴原、王烈等，能为流人之主。”⑤
　　汉末晋初，迁入长江中下游的北人集团有：
　　1、徐方万口。
　　丹阳人陶谦，为徐州剌史，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依陶谦，并大修浮屠寺，每浴佛，就食者万余人。时曹操击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琅琊人）以宾礼。”笮融杀赵昱，后奔豫章（今南昌），被扬州刺史刘繇打败（《后汉书?陶谦传》）。徐方万人肯定被刘繇俘获，成为刘繇的部众。
　　2、扬州刺史刘繇。
　　刘繇，山东东莱人，父刘宠为豫章太守、会稽太守，属早期南迁汉人。刘宠弟刘方二子：刘岱、刘繇。刘岱“虚及爱物，为士所附”；刘繇有盛名，诏用为扬州刺史，“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丹阳笮融依繇为盟主。”说明这时刘繇接纳、统领了很多南迁士友和宗族。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繇与（孙）策战，兵败，走丹徒。”策告谕部下，其刘繇故乡部曲不降者，一律善待，“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刘繇的两万余青、徐人又归附了孙策。刘繇奔豫章卒，剩余的士众万余人欲奉豫章太守华歆（华歆，山东平原人，与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管宁、邴原为游学之友）为主，歆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其众未有所附,散居民间（《通鉴纪事本末》卷九）。由此可知，刘繇的数万故乡、兵卒、部曲，一部分归属了孙策，另一部分散落到了民间。散落民间者，官府就称为“宗贼”、“盗贼”。这些散落民间的青、徐汉人，后来又被孙权讨伐，收编到了扬州。
　　刘繇的同乡东莱人太史慈被孙策挫败俘获后，成为了孙吴政权的谋士和说客。，
　　3、上缭、海昏的青州人。
　　《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载：“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三国志?太史慈传》：“海昏有上潦壁，有五、六千家相聚，作宗伍。”《三国志?魏志?刘晔传》载：“上缭虽小，城坚池深。贺所筑。”《通鉴纪事本末》载：“遂伐上缭，至海昏，宗帅知之，皆空壁逃迁。”说明上缭、海昏是城池壁垒，居住宗民万余家数万人。此城邑主人是“贺”，“贺”是谁？数万人是何方人士？
　　《汉书?王子侯表》：“海昏侯贺，昌邑哀王子。（封地）豫章”。昌邑哀王，武帝子。昌邑王贺，武帝之孙，本为太子，因荒淫无度不务正业，“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为了不使昌邑王贺干预朝政，把他发配到了远方。原奏发配到房陵，实际上发配到了豫章，宣帝封为海昏侯，给他的待遇就是沐邑二千户及王家的财物。豫章郡有昌邑城、有西安县、乐安县。而昌邑、西安、乐安，都是青州的古县名。上缭、海昏的万余家中，至少有两千多户是从青州昌邑迁移过来的。
　　（三）、江东孙吴政权的主要政治军事基础是青、徐士家
　　富春孙氏本属“孤微发迹”（《三国志?吴书?孙坚传》陈寿评） ，出身寒门，非世家大族，在江东更无乡土势力可依。《孙坚传》载：“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此时孙坚为朱的左军司马），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这就是孙氏的政治起点。
　　孙氏原本袁术的部曲，“所以孙策从袁术索得的孙坚余兵，主要应是后来陆续召募补充的淮、泗兵”，“孙策率领过江的军队，以淮、泗人为主体。”⑥后破刘繇得兵两万余人。刘繇，东莱人，刘繇兵也多为青州兵。
　　“在牧守混战之际，皖北、鲁南一带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带领了他们的宗族、宾客、部曲南渡之后，急切需要避难的立足点”而孙氏政权要在江东立足和扩展疆域，“也必须倚赖这些流寓到江东来的世家豪族大地主。”⑦对孙氏政权有重要影响的青徐之士族有：
　　（1）张氏家族。张 昭，彭城人，“少好学，善隶书从自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琊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张昭对孙权，“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张昭传》）张昭的发小和学友一是琅琊赵昱，一是东海王朗，如《三国志》载：“时选三署郎补县长，琅琊赵昱为吕（莒县）长，东莱刘繇下邑长，东海王朗甾丘长。”因此张昭同与赵昱、王朗、刘繇为友。张昭侍权,不只是他个人,而是个依附于他的群体,如《张昭传》所言：“及昭辅权，绥服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这个别群体多为 青、徐士人。
　　张昭子张承、张休、张奋，都是孙氏政权中的文臣武将。张承“与诸葛瑾、步骘、严峻相友”，官至奋威将军，封都乡侯；张奋，平州都督，封乐乡侯。张昭孙，张承子有都乡侯张震，张约、左将军张布。
　　（2）诸葛氏家族。
　　诸葛瑾、诸葛恪家族，琅琊阳都人（山东沂水），吴书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一统志》故城今山东青州府诸城县西南三十里）诸葛亮胞兄，汉末移居江东，受到孙权优礼，以绥南将军代吕蒙为南郡太守，孙权称帝后，官至大将军。
　　诸葛恪，诸葛瑾长子，年轻时就为孙权器重。孙亮继位后，以诸葛恪为太傅，新秉国政；滕胤为卫将军，统领军政。诸葛恪弟诸葛融为奋威将军。诸葛恪有三子,长子诸葛绰，骑都尉；次子诸葛竦，长水校尉；少子诸葛建，步兵校尉。
　　诸葛直，诸葛瑾次子，吴主传曰：“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3）滕氏家族。滕胤，北海剧人（今寿光）。滕胤父滕胄，伯父滕耽，与东莱人刘繇一起避乱渡江，后事孙权，滕胄为车骑将军，滕耽为右司马。滕胤父“胄善属文，（孙）权待以宾礼，军国书疏常令损益润色。”（《三国志?滕胤传》）滕胤三十岁时就为丹阳太守，封都亭侯、高密侯，孙亮继位后，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成为孙氏王朝的左右手。
　　（4）依附江东孙氏政权的其他青、徐名士
　　太史慈，山东东莱黄县人，黄巾乱时，与北海相孔融、平原相刘备为伍，刘备遣三千精兵随慈，后过江亡入山中，成为山越首领，自称丹阳太守，后为孙权折冲中郎将，收编刘繇余众万余人，守海昏。《三国志》曰：“孙权统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
　　华歆，山东平原人，与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管宁、邴原和太史慈为挚友，华歆是聪明绝顶的大儒，是没有权力欲望的贤人，刘繇时为豫章太守。刘繇死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华歆为主，华不受。太史慈对孙策说：“华子鱼良德也。”
　　严畯，彭城人，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孙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及横江将军，鲁肃卒，权以畯代肃，督兵万人，镇据陆口。”（三国志?严畯传》）后为尚书令，着《孝经传》、《潮水论》。
　　徐盛，琅琊莒人，遭乱避江东，权以为校尉芜湖令，后遣建武将军封都亭侯，领庐江太守，赐临城县为奉邑。
　　（五）、江东孙吴政权的青、徐情结。
　　在江东孙吴政权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中，青、徐士家的张氏、诸葛氏、滕氏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了十分重的作用。孙吴政权与青、徐士家的政治、历史情结，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两点，一是孙氏封王多用青、徐之地名，二是孙家与青、徐士家结成的攀根错节的婚姻关系。
　　1、孙氏家族的所封之王
　　赤乌五年（公元）立子和为太子，八月立子霸（太子和弟）为鲁王。
　　太和二年（公元）春正月，吴主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仲姬子子奋为齐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为琅琊王，居虎林。太子继位后，徙齐王奋于豫章，琅琊王休于丹阳。
　　汉时传统，男子封王，女子为公主。江南东吴孙氏封子为王，承继汉礼，实际上是承认自己的血统为北方汉人，是吴承汉制。《三国志》曰：孙坚，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史记?孙武传》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越绝书》曰：“吴县巫门外大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三国志集解》按：“孙武之后，传于吴越，当原于此。”
　　这些记载说明，孙氏的远祖是军事家孙武。孙武本山东齐人，战国时被吴王阖庐重用，家族由山东迁入江南。因此孙氏政权有山东情结，诸子封王时用齐、鲁、琅琅之名。
　　2、孙氏与青、徐名流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
　　吴主孙权王夫人，琅玡人。
　　王夫人生子和，初立为太子，封为琅玡王，娶张承女（张昭孙女）为妻，即张夫人。《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载：“初，（张）承丧妻，（张）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孙）权闻而劝焉，遂为婚。”在孙权的干预下，张昭子张承娶了诸葛瑾的女儿为妻，张昭和诸葛瑾成了亲家。《张昭传》还载：“生女，权为子和纳之。”张承和诸葛瑾女成婚后生女，孙权又将此女纳为儿媳，成为孙和夫人。此孙夫人，即是张氏女，双是诸葛氏的外甥。孙氏与张氏，与诸葛氏，成了亲戚套亲戚。
　　孙和子孙皓即位后，立皇后滕氏。《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载：“孙皓滕夫人，故太常（滕）胤之族女也。”孙皓夫人，为太常滕胤之族女。滕胤，丹阳太守，北海剧人。但东汉末，剧县录属东莞郡，也可以说滕胤是东莞人。《资治通鉴卷七十七》曰：“吴滕胤、吕据之妻，皆夏口（今江苏镇江）督孙壹之妹也。”
　　孙壹之妹，即孙奂之女，而孙奂乃孙坚季弟孙静之子。孙奂是孙权的堂兄弟，滕胤之妻 ，孙奂之女，也既孙权侄女。滕胤之女，又是诸葛恪中子诸葛竦之妻。
　　综上所述，汉末及三国时期，江南扬州，甚至于孙吴政权中，已经有大量青、徐士家，并与青、徐文化难舍难分。
　　每一、徐州地名鲁、琅玡，青州地名齐、东莞（东莞原属徐州琅玡，后从琅玡分出立东莞郡，含青州的临朐、寿光等县，成了横亘徐、青二州的郡。）成了孙权的儿子们的封王称号，孙吴政权对青、徐，尤其是对琅玡、东莞的偏好，表明孙吴下政权与琅玡、东莞 有着内在的文化或者血缘的联系。
　　第二、青、徐士人或者宗族，在孙吴政权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在江南扬州地区有大量从青、徐二州以各种名义迁移过来的北方汉人。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青、徐地名随氏族、士族迁到扬州，就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哪个氏族，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时间在新居地用老居地的子命名，这就受偶然性的支配。上述的引证、叙述、分折，只能说明，在汉末、三国时期，“东莞”地名落地扬州，或者说落地京口，或者落地丹阳，都有可能。但这时可能性还没有变成现实性。在毗陵，今江苏常州地区出现“东莞 ”地名，是东晋时发生的事。
　　参考资料：
　　①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51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
　　②③《何兹全文集》第一册第20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④ ⑤吕思勉：《秦汉史》第502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⑥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68、270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⑦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107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东莞地名南迁与清、徐士族南渡（二）
　　—————东晋南朝时侨居江左的东莞郡和东莞县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凸显了权力的残暴和丑恶。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后，杨皇后伙同杨骏修改遗嘱篡夺皇权；次年贾皇后杀死杨骏逼死杨皇后，灭杨氏数千族人；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杀贾皇后；公元301年，齐王司马囧、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顒起兵杀死司马伦；公元302年，司马顒与司马?攻杀司马囧；公元303年，司马顒与司马颖又攻杀司马?；公元304年，司马越杀司马?；公元305年，司马越又起兵反司马顒；公元306年，司马越杀死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八王之乱是一辐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①西晋的灭亡和“五胡十六国”混乱政治局面的形成，犹如祖逖对司马睿所言：“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一、西晋末年和南北朝时的第二次北人南迁高潮
　　在司马氏的混战中，各王为赢得优势，纷纷利用和引导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美名，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于是乌桓遂长驱入塞；幽州剌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大掠妇女’，‘沉于易水者八千人’。从此大河南北，变成为匈奴、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由八王之乱引起了中原更大的胡汉移民狂潮。”②
　　“八王之乱”的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西晋政权的灭亡和“五胡十六国”导致北方的分裂、割据、战争、杀戳，从而经济的破产，社会慌乱，人民大量死亡或流离失所，活着的人纷纷往东、往南逃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
　　《晋书?王导传》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就是说十分之六七的北方豪族、士族男女都逃到江南去了。
　　《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一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 “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
　　《晋书?郗鉴传》载：鲁人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后又率众屯广陵（今江苏扬州）。
　　东晋早期的几十年中，北人南渡是个接连不断的过程。王仲荦先生将这个过程划分为七个时期③，即：
　　1、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④
　　2、大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达多，这是第二个时期。⑤
　　3、永和五年（公元349年），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
　　4、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四个时期。
　　5、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死后，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
　　6、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州，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⑥
　　7、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
　　按照此说，北方的战乱，黄河流域的士家豪族和自由民的大规模、集体南迁，前后延续了160多年，是几代人前后相继的行动。学者统计，西晋末和南朝时，南迁北人大约有90多万，占了整个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⑦
　　北人南迁地，主要是长江流域，即当时的益、荆、扬三州。而扬州地区，即东晋的政治中心，聚集的南迁汉人最多，大约有26万。而这26万北人主要是山东人和与之相邻的苏北人。这26万山东、苏北人主要迁居在长江南岸的建邺（南京）、京口（镇江）、晋陵（常州）及长江北岸的广陵（扬州）等地。⑧
　　二、侨寓江左的东莞郡、县
　　晋元帝司马睿要在江南建邺做皇帝，也就是要把晋的政治、军事中心由洛阳移到建邺，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支持和保驾护航。现成的、与他关系极为密切就是琅琊王氏。
　　元帝司马睿与琅琊、与琅琊王氏的关系，历史久远、错综复杂。元帝司马睿，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睿与其父司马觐均袭封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人王导关系密切，王导经常劝司马睿回到琅琊封地去。当司马睿以安东将军出镇下邳时，就请王导为安东司马，做为自己最高最亲近的谋士。
　　元帝渡江，就是听从了王导的建议，即“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
　　元帝渡江时，跟随大量琅琊国人，“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
　　元帝过江后，身边参赞机务的也多为琅琊国人，如琅琊王氏、颜氏、诸葛氏、刘氏等，《晋书?诸葛恢传》载：“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是说元帝过江后特别重用“一国”，即琅琊国的人才。因此，跟随元帝渡江的琅琊人可用万计。为使这些以氏族、家族为纽带，世家与宾客、部曲结为一体的庞大人群扎根江南，在江南能安居乐业，元帝于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成帝司马衍又于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60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区别原山东琅琊郡，江乘琅琊郡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琅琊王氏就是临沂人），于是在南琅琊郡的江乘界内也设立了临沂县。这样琅琊、临沂这些北方的地名，就随着琅琊人的渡江南迁，也落地江南了。
　　根据谭其襄先生的统计，南迁汉人有90多万，这90多万北人主要徙居在长江流域，这是东晋政权的政治、军事靠山。为了保证这90多万北人的生活、生计及对东晋皇权政治、军事上的长期有效地拥戴和支持，必须用优惠的政策安抚和维系这庞大的人群。为此东晋政权实行了王导提出的“侨寄法”。
　　所谓“侨寄”，就是把迁到长江流域的北方人，按照在北方时的州、郡、县名，重新命名新地，如《宋书?州郡志》所载：“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就是说在江南又设立了北方的这些州，但这些州并不在原来的地方，非旧土也。南迁北人是以家族、氏族、村落、乡党、闾里甚至于县邑的群体性迁移，是老少祖孙亲属的整体性迁移。北方人的宗族、地域观念很强，实行侨州、郡、县制，把这些北方人安置到江南，就保持了原来族群、乡里的稳定性，使他从观念、习俗等方面，真正把新居当成自己的家。
　　《侨寄法》的另一功能就是设立官位，安置南迁士人。南迁后王导劝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用官位来安抚南迁士家豪族。大量设置侨州郡县，也等于大量设置官位。北朝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家谱》，东晋政权要依靠这百家，就必须给这百家官职和特权。司马睿登基后实行大赦，文武百官一律升级二等，凡上书“劝进”的官员再升级一等，凡签名“劝进”的平民，也擢升为“吏”，这就必须设置大量官位来安置这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官吏，这也是大量设置侨州郡县的必然性。
　　关于侨州、郡、县的设立，《晋书?地理志》载：“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帝（元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读史方舆纪要》载：今常熟县即古海虞城。）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原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
　　这段记载说明，元帝时，割海虞北境立了郯、朐等七县；在江乘立了南东海、南琅琊等四郡；在武进立了临淮等三郡。上述各郡、县都属南徐州。
　　《晋书?地理志》还载：“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等郡以属徐、兖二州。”说明明帝时，又在江南侨立南东莞等十一郡，属徐、兖二州。但南东莞的位置、属县、郡治等，《晋书》无载。《宋书?州郡志》载：南东莞太守，领县三：莒、东莞、姑幕。户1424，口9854。南东莞郡，虽辖三县，但人口并不多，三县只有1424户，9854人。但无论如何，南东莞郡是由南迁的原山东的莒县、东莞县和姑幕县三县的侨民组成的。这1424户，都是三县的那些家族、氏族构成的，史书虽无记载，但可根据文献中那些东莞代表人物的事迹，粗线条地复原出南迁东莞人的发展脉络。
　　（一）、徐邈、臧琨家族
　　《晋书?徐邈传》载：“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徐邈家族应是侨寓南东莞郡的北人主体。根据《宋书》记载，南东莞郡总户数为1424户，徐邈，可以说是位流民的统帅，由他引领到江左的就有千余户。因此徐邈在南东莞郡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徐邈，少好学，尤善经传，与乡人臧寿（此臧寿与臧琨应为一人）齐名。因此，建元中（康帝司马岳时）为太子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
　　徐广，徐邈弟。《晋书?徐广传》载：“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家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术事，无不研览，着成国史，迁骁骑将军，领徐州大中正，散骑常史，领着作尚书。”《宋书?徐广传》载：“永初元年（421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广上表曰：‘臣年时衰耄……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徐广生长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墓地在晋陵，晋陵应是这个家族的居地。晋陵，原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因此，徐氏家族的居地在今江苏常州。
　　徐豁  东莞姑幕人，父徐邈，兄徐广。晋安帝隆安末，为太学博士。桓玄辅政，为中外督都。永初初，为徐羡之镇军司马，尚书左丞，山阴令。元嘉五年，以为持节，督广交二州军事，广州剌史。
　　臧焘，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宋武帝刘裕的妻舅。《宋书?臧焘传》载：“少好学，善三礼，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剌史谢玄(谢安侄)举焘为（国学）助教。”晋孝武帝太元中，臧焘被谢玄举为国学助教。谢玄出兖州剌史时在江北的广陵（今扬州）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加领徐州剌史，身兼兖、徐两州剌史，北府兵的首领，就把广陵和京口（今江苏镇江）连为一体。同此推断，初任国学助教的臧焘，是在江左，不是在山东的东莞。《宋书?臧焘传》还有如下文字：因母家贫，臧焘和其弟臧喜，弃临沂令之官位，回家躬耕自业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可见臧焘曾任南琅琊临沂县令。宋高祖刘裕镇京口时，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想复弘之。”于是臧焘“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说明臧焘是刘宋朝中的重臣。《宋书?臧焘传》还言：“时太庙鸱尾灾，（臧）焘谓着作郎徐广曰：”，说明臧焘与徐广同为刘宋朝中的大臣，是同僚。
　　臧熹，臧焘弟，好经籍，习骑射。“行参高祖镇军事，员外散骑侍郎，领东海太守。”
　　臧质，臧喜之子，是个出类拔萃的文武之材。《宋书?臧质传》载：“质年三十，屡居名郡，涉猎史籍，尺牍便敏，既有气干，好言兵权。太祖谓可大任，欲以为益州事，未行，徵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剌史。”
　　（二）、刘穆之家族
　　刘穆之，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与宋高祖刘裕患难之交，是高祖的左膀右臂，如高祖所曰：“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作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岂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刘穆之晚年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元兴十三年（公元417年）刘穆之卒。刘裕称帝后，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并叹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
　　刘穆之三子，长子刘虑之，仕至员外散骑常侍；中子刘式之，通易好士，累迁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少子刘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内史。
　　刘秀之，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刘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刘仲道，高祖克京城，补建武参军，与孟昶（丹阳尹）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刘秀之天生聪慧，徐广外甥、尚书祠部郎、南台治书侍御史何承天以女妻之。景平初，为无锡、阳羡、乌程令；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元嘉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剌史。刘秀之善于为政，躬自节俭，政甚有声。卒后，上甚痛惜，诏曰：“秀之识局明远，才应通畅，诚着蕃朝，绩宣累岳。可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剌史、校尉如故，并赠封邑为千户。谥为忠成公。”可见刘秀之在刘宋朝迁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刘钦之，刘秀之兄，为朱龄石右军参军，出为无锡、阳羡、乌程令。
　　刘粹之，刘秀之弟，晋陵太守。刘粹之既然为晋陵郡的太守，刘粹之家居应在晋陵（今常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南东莞在今常州地域。
　　《刘岱墓志铭》中的刘氏族人
　　1969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袁巷公社小龙口出土《刘岱墓志铭》，铭文摘要如下：
　　齐故监余杭县刘府君，高祖（刘）抚，字士安，鼓城内史；曾祖（刘）爽，字子明，山阴令；祖（刘）仲道，余姚令；父（刘）粹之，字季和，大中大夫；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字子乔，山阴令淬太守事，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
　　铭文清楚记载，刘岱（刘府君）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刘岱的父亲是刘粹之，大中大夫；刘岱的祖父是刘仲道，余姚令；刘岱的曾祖父是刘爽，山阴令。墓志铭中的这些记载，与《宋书?刘秀之传》中的如下记载：刘秀之，东莞莒人，祖（刘）爽，山阴令；父（刘）仲道，余姚令；弟（刘）粹之，晋陵太守，完全相合。刘岱是刘秀之弟刘粹之的儿子，刘秀之的侄子。既然刘岱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刘秀之及从叔刘穆之等刘氏家族，其南迁后的居地也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
　　（三）、东莞郡县的具体方位
　　臧焘家族、刘穆之家族，都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人，徐邈家族是南徐州东莞郡姑幕人，南徐州的东莞郡及所属莒县、姑幕县的具体方位在何处？
　　宋《九域志》载：“东晋侨置南东莞郡于晋陵南境，侨置莒县为治，又侨置姑幕等县属焉，此其旧址也。今有大姑、小姑二城，《祥符图经》晋陵县西有传落城，或曰即姑幕城，音讹也。”
　　南宋《毗陵志》载：“晋陵境内尚有南兰陵、南东莞等到侨郡，及莒、东莞 、姑幕等县。”
　　《武进县志》载：“323年，在晋陵境内侨置南东莞郡和莒、东莞、姑幕三县。”
　　粗略地说，南东莞郡就在晋陵南境，大致在武进县境，即今常州南境。
　　但《宋书》刘穆之、刘秀之传均载，他们是东莞莒人，“世居京口”。为什么不说“世居晋陵”，而说“世居京口”？
　　“世居京口”的第一含义，是刘穆之、刘秀之的父、祖、曾祖等先辈已久居京口，刘穆之这一辈，不是第一代南渡的徐州移民；“世居京口”的第二个含义，即“京口”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一个大区域。
　　通过《刘岱墓志铭》类推，刘穆之、刘粹之的曾祖刘抚，是晋代人物，彭城令，应是东莞南迁的第一代移民；二刘的祖父刘爽，东晋尚书都官郎、山阴令，是东莞南迁的第二代移民；二刘的父亲刘仲道，晋余姚令，已经是东莞南迁的第三代移民了。刘氏家族世代为官，刘抚、刘爽、刘仲道，都是东晋政权下辖的南徐州的官吏，有的还是北府兵的将领，而京口是徐、兖、幽、冀等各侨州的治所，又是北府兵的大本营。用军事术语说，京口是个大军区、大防区，下辖长江下游北岸的若干军事要地，《晋书?蔡谟传》载：“是时，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戌东至土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因此京口防区，含晋陵地域。在这个大区域内，有大量的侨寓郡县。田余庆先生也有相说法，他说：“京口、晋陵地区自然条件虽然不好，但多空荒无主之地，可以容纳相当数量的流民，从而又可以从流民中简拔士卒以为北府之用。郗鉴率部过江后能够长期在京口立足，而且始终拥有实力，背景就是如此。”（9
　　再就是历史上京口和晋陵有个互为隶属关系的阶段。京口，古丹阳，秦汉称丹徒、京城、京口，。因此，京口、丹徒实为一地，在今镇江。但《宋书?地理志》载：丹徒，本属晋陵，秦改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改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
　　复曰丹徒。按此说，丹徒就是武进，而丹徒是京口，因此京口也就是武进。
　　《宋书?地理志》还载：“晋武帝太康二年，立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永嘉五年，元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这里也说，毗陵（晋陵）治丹徒，而毗陵（晋陵）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
　　按照上述记载，京口就是丹徒，而丹徒就是武进。由于推论，“世居京口”与“世居武进（今常州）”在当时侨寓地重叠、杂乱和朝令夕改的特殊情况下，具有相同的含义。
　　徐氏、刘氏家族的准确居地在那里？徐广说“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这应该是个最有说服力的注释，即徐、刘家族，就职、生活在京口，但家族居地在晋陵。
　　参考资料：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377、378页，人民出版社19459年版。
　　②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第219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第344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④《宋书?州郡志》：“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
　　⑤《宋书?州郡志》：“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今江苏常州）诸县。”；“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今江苏镇江）。”
　　⑥《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冬，徙彭城（今徐州）流民于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淮西流民于姑熟（今安徽当涂，长江重要渡口，建康的门户）。合万许家。”
　　⑦ ⑧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十五期。
　　（9））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4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广东东莞之名的历史谜团（上）          李沣

　　博主按：应临沂党史办主任、《沂蒙史志》主编朱海涛先生之约，把《东莞地名南迁与青、徐士族南渡（三）》写完，因博文有一万多字，篇幅太长，现分两次发表。
　　今日广东，有两个地名历史悠久且几乎内涵广东的历史变迁，这就是番禺与东莞。
　　一
　　番禺，《史记?南越尉佗传》载，秦二世时，召龙川令赵佗语曰：“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也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赵佗就以番禺为根据地王南越。《三国志·薛综传》也有“赵佗起番禺”之语，可见今广东省地秦时就有番禺。
　　秦时南越，还属荒芜之地。《三国志?薛综传》曰：汉武帝设交趾剌史以镇监之，交趾地“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赵佗所据之番禺，肯定不是土着之名称。《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元和姓篡》：“黄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为姓，一为任氏，六代至奚仲，封薛，魏有任座，秦有任鄙。”因此番禺是任氏的远祖。秦时广东之番禺，应是任氏族人南迁后带去的地名。
　　广东番禺与任氏的那位族人有关？目前从史料中可以找到的主要证据就是任嚣。
　　任嚣（？－前206年），秦朝将领。秦国名将任鄙之孙。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首次领兵攻打岭南，但失利。后与赵佗再率军入岭南，于秦始皇33年（前214年）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并节制岭南南海、象郡、桂林三郡，称“东南一尉”。并在今仓边附近筑城，称番禺城，为郡治，史称“任嚣城”，后病逝，葬于番禺。
　　秦时远征南越，首任南海尉的是任嚣。任嚣死后，由他的副手赵佗行南海尉事。所以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
　　综上所述，广东番禺这个地名，是秦时任氏族人远征南越、治理南越时，用祖先名命名的地名。
　　循此道理，东莞地名亦然。东莞本在山东，魏晋时期，青徐士族纷纷南渡，侨居江左，于是在晋陵（武进）设南东莞郡，仍辖东莞、莒、姑幕三县。广东东莞，按照中国地名变化的规律，应是北东莞或者是南东莞族人，南迁至南海郡后带来的地名。
　　二
　　是那一支东莞族人，在何时、何背景下南迁于此的，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只能根据相关资料做大致的判断。
　　汉时南海郡属交州，领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
　　后汉时南海郡有七城：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增城。增城是从番禺县分出的。
　　晋时南海郡统县六：番禺、博罗、增城、四会、龙川、平夷。
　　东晋时，成帝分南海郡立东官郡。南海太守领县十，除原有的番禺、博罗、增城、龙川外，又增设熙安、酉平、怀化、绥宁、高要、始昌六县。从原南海郡分出的东官郡辖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六县。
　　以上郡县资料说明，至到东晋时，南海郡和从南海郡分出的东官郡，均无东莞县。广东东莞地名是何时出现的？或者说广东东莞县立于何时？按照《辞海》的说法，广东东莞县，汉为博罗县地，东晋为宝安县地，唐为东莞县，因此广东东莞起始于唐。此说法与旧、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吻合。《旧唐书?地理志》载：南海郡东莞县，“隋宝安县，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改为东莞郡，于岭外其为名也。”  《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川南海郡东莞县，“本宝安，至德二载更名，有盐，有黄岭。”新、旧《唐书》很明确，东莞县是隋的宝安县，唐至德二年改名为东莞。这也就是《辞海》说的，今广东东莞，汉为博罗县，东晋为宝安县，唐为东莞 县。
　　民国《东莞县志》与此说有异。民国《东莞县志》卷一载：“东莞县，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注：元和郡县图志洪亮吉东晋疆域志云，县与郡同立。）按此为东莞立县之始。”按此说，广东东莞县立于晋成帝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这与新、旧《唐书》说的唐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相差了426年，也就是把东莞立县之时提前了426年。
　　《东莞县志》之说不是空穴来风，主要是依据了（唐）杜佑的《通典》和（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杜佑《通典?州郡》载：隋，“后又置番州，炀帝初，复置南海郡，大唐改为广州或为南海郡，领县十二。”其中有增城、东莞。在增城县下杜注：“汉番禺县地，吴置东莞郡于此，有增江。”杜佑的“吴置东莞郡”不知从何而来，《。三国志》无此说。
　　《元和郡县图志》载：“东莞县，本汉博罗县地，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清人张驹贤考证曰：“莞”宜作“官”）。隋开皇十年废郡，以县属广州。至德二年，改为东莞县，取旧郡名也。”此说与《晋书》“成帝分南海立东官郡”、“安帝分东官立义娄郡”不符，成帝立的是“东官”，安帝分的也是“东官”，而不是“东莞”。检索历史文献，可证杜佑、李吉甫的说法有误，对《通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错误十余处，孙诒让也多有纠正；而对《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点校说明：“此书经过千余年的辗转抄写，错误不少。”
　　民国《东莞县志》云：“东莞县，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按此为东莞立县之始。”把晋成帝咸和六年，为东莞立县之始，其主要依据是《元和郡县图志》。对此依据的可靠性，上面已做了分析和判断。但问题绝不这么简单，因为《宋书?州郡志》明确记载的是“东官”，但《宋书》的纪和传确又用“东莞”来记载州郡事，如《东莞县志》所云：
　　按《宋书?州郡志》云：东官郡，晋成帝立。而《阮长之传》云：补平越长史东莞太守。《羊玄保传》云：羊希出为广州刺史，请萧惠徽为东莞太守。《明帝纪》云：妖贼攻广州，陈伯绍讨平之，迁东莞太守（1）。字皆作“莞”不作“官”。《南齐书?州郡志》亦云东官郡，而《郁林王纪》云：以东莞太守藏灵智为交州刺史。又《梁书?陶季直传》云：祖愍祖宋广州刺史，齐初季直出为东莞太守。又，《陈书?孙?传》云：除东莞太守，行广州刺史。字也皆作“莞”不作“官”，文史不应抵牾。至此，考《晋书?葛洪传》云：邓狱表为东官太守，是晋时称东官，不云东莞，疑宋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故《纪传》皆称东莞，《志》特沿晋时旧称，仍做东官。
　　三
　　东莞县，《元和郡县图志》曰：“本汉博罗县地”。
　　博罗县，本汉旧县，《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作“傅罗”，刘昭云：“县有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于罗山，故置博罗县。”《宋志》云：二汉皆曰傅罗，《晋太康地志》始名博罗。”又罗浮山，王象之引作浮山。《元和郡县志》曰：“罗浮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莱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
　　可见“博罗县”之名，与浮山、浮来有关。最早迁徙到交州之人，都是浮海而来，如《三国志·许靖传》：“浮涉苍海，南至交州。”人浮海而来，山、水、阜地也浮海而来。浮山一说是从会稽浮来，一说是从蓬莱浮来。总之，这里的“博罗”之“博”，本为“傅”、“浮”，缘自“浮山”之名。而“浮山”是从青、徐故地浮海而来。确切地说，这个来自古莒国地的“浮来山”。
　　《左传?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杜预注：浮来，“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邳来间。”今莒县城西数公里有浮来山镇，恐怕就是当年浮来的遗址。浮来，是古莒国及古东莞的地名，浮来与东莞连在一起，看来有其历史的根源。因此，南海的的博罗、傅罗、浮山、浮来，与青徐的莒、东莞、浮来也有其历史的联系。
　　是青、徐的那些族氏南迁岭南越（粤）地后，将原住地的山、水、地名也带到了新居地？纵览各文献，均无直接记载，因此只能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做些推测。
　　线索一：鲁国人刘表据荆州，其势力南延至交州。
　　刘表，山阳高平（今山东泰山西南的邹县）人，鲁恭王之后，与同郡张隐等八人号为“八顾”；与范滂、张俭等八人为友，与众多名流大儒结为私党，可为东方名士，因此也是“党锢”中人，“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汉书·刘表传》载：“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何兹全先生说：“关西、兖、豫学士归（荆州）者盖有千数。”（《何兹全文集》第238页），可见汉末也有很多青、徐士家豪族跟随刘表到了荆州避乱。
　　《汉书·刘表传》载：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围攻，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三国志?士燮传》载：“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这些记载表明，此时，刘表的势力已南延至岭南。由此也可以推断，刘表手下的那些山东名士、俊杰和泰沂乡亲，有南迁至交州的可能。
　　线索二：鲁国人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经营
　　《三国志·士燮传》载：“士燮，苍梧广信人，其先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志交州，六世至燮。”
　　士燮祖为鲁国汶阳人，王莽之乱时避地交州。汶阳即郓，《左氏传》曰：“莒鲁争郓，为日久矣。”今城北郓亭是也。全氏曰：“按十三州志》曰：‘有东西二郓’，鲁昭公所居为西郓，在兖州东平郡；莒鲁所争为东郓，此邑是也，亦即汶阳之田，所谓‘郓讙龟阴之田’者也。”因此，春秋时有东西郓，有东西汶阳。东郓亦即东汶阳，亦即汶阳之田，到了西汉时改为东莞，因此士燮先祖应为东人。
　　王莽乱政，各地兵起，鲁国故地的樊崇是重要的一支。“琅玡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其还攻莒，不能下，转掠青、徐间。又有东海刀子都也起兵钞击徐、兖。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资治通鉴》第1217页）琅琊樊崇起兵于莒，莒属东莞郡。樊崇起事后，又与东莞人逄安和东海人（今临沂北）徐宣、谢禄、杨音的起事队伍会合，众数万人。这也就是后来的赤眉军。赤眉军的领导、骨干、主力是东莞人，这支农民起义军，最初主要活动于沂蒙和泰山地域。后来西征，为推翻王莽政权立下大功。被立刘盆子为帝，转战长安、洛阳，最后被刘秀打败，近二十余万赤眉将士被刘秀招 降。                                                                                                                以琅琊、东莞为主力的这二十余万赤眉将士虽然被刘秀招降，但最后结果如何？
　　樊崇、逄安投降后，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但其夏，“樊崇、逄安谋反，诛死。”（《后汉书?刘盆子传》）可见投降后的数万东莞赤眉将士，不可能过上平安的生活，他们或者继续征战，或者被驱逐到荒漠之地，或者成群潜逃流落他乡。
　　士燮先祖是随樊崇起兵，然后西征东讨，失败后南迁苍梧，还是在樊崇义军在攻打莒县时，为避战乱而南迁至苍梧，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战乱中单独一个家族由沂蒙南迁至苍梧，实属不可能。士燮家族避乱于数千里之外的苍梧，可能中间有些过渡环节，比如赤眉军长安、洛阳失败后先南迁至荆州，最后再迁至苍梧。士燮家族南迁后，成为当地的一股重要势力统治交州，他身边 肯定有一个庞大的以东莞人为首的北人集团， 否则他无法生存和延续。
　　《三国志?士燮传》载：“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治左氏春秋，“父赐丧阕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拓扰乱，燮乃表弟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黄有）领九真太守，（黄有）弟武领南海太守。”燮兄弟四人，皆为岭南的太守，可以说这时的交州，为山东东莞人的天下。“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线索三：师从北海人刘熙避乱交州的士人
　　刘熙，北海人，着《释名》二十篇，安南太守。《百越先贤志》云：“刘熙，字成国，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览多识，名重一时。焉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谓之徵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着諡法三卷，行于世，建安末，卒于交州崇山下。”
　　刘熙北海人，东汉、魏晋时，北海郡与东莞郡犬牙交错。北海郡治剧，《补三国志》曰：“剧属东莞”；《晋太康志》曰：“剧属琅玡”。这些地名的交错表明，东汉、魏晋时，北海与琅琊、东莞，有很多内在的联系。
　　刘熙“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一说刘熙为交州人，又说刘熙往来于苍梧、南海，刘熙又任安南太守，卒于交州崇山下（1），表明刘熙确实与交州苍梧、南海有很紧密的关系。卒于交州崇山，崇山是他故乡北海的名山，说明故乡的山名也随他迁移到了交州。
　　刘熙除有安南太守的官位外，主要对数百生徒教授训诂五经，这些来自北方或主要来自青、徐的士人，对交州文化、政治的影响，不可估量。其主要生徒有薛综、程秉、许慈等人。
　　薛综，沛郡竹邑人，孟尝君之后，其祖应为薛国人。《三国志?薛综传》载：“少依族人辟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 辟地交州的薛综，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族团的集体行动。 “六年卒，凡所着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皆传于世子珝，官至威南将军，征交趾还道病死。”《通鉴·卷七十九》：“吴在都督薛珝与陶璜等兵十万，共攻交趾。”薛珝弟薛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三国志·薛综传》）孙皓命薛莹督万人开凿“圣奚以通江淮”，因施工难度大未能完成，“皓追圣奚事下莹狱，徙广州。”后虽免，但又因同郡谬禕罪的牵连，又发配广州，未至。太康三年卒，着书八篇。薛综家族，因各种原因，与交、广二州发生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因薛综父子都为经学大师，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把青、徐文化带到了广、交二州。
　　程秉，《三国志?程秉传》载：“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程秉先承师郑玄，后又师刘熙，而郑玄、刘熙都是北海人，程秉虽然是汝南人，但他应在北海生活过。
　　许慈，《三国志?许慈传》载：“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具自交州入蜀。”说明许慈与许靖，不管是不是一个家族，其为学友，关系密切。
　　许靖，汝南人，是程秉老乡，董卓乱后避地江左，与吴郡都尉许贡、会稽太守王郎（东海郯城人，经学大师，兰陵侯）为友。《三国志?许靖传》载：“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这说明，许靖、许慈、程秉等到交州后，主要还是依附在士燮门下。
　　这样在交州士燮门下，就有数百曾从师郑玄，或者从师刘熙的士人。郑玄、刘熙都是北海人，而北海和琅琊，和东莞，又是分分合合，从文化上说是一个整体。因此汉末和魏时，青、徐士族和青、徐文化，在交州占有主导地位，一些青、徐地名带到交州，具有客观必然性。
　　线索四：顾谭族友
　　顾谭，顾雍（吴郡人，孙权相）孙，与诸葛恪（诸葛瑾长子，琅琊人）、张休、陈表为太子四友。《江表传》载：“有司奏谭诬罔，大不敬，罪应大辟，（孙）权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三国志·顾雍传》载：“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着新言二十篇。……年四十二卒于交趾。”
　　顾承，顾谭弟。《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云：“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数年，与兄谭、张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表明作为吴郡都尉的顾承，早期曾在毗陵（后为琅琊、东莞人的迁徙地）活动，后又对加围剿山越，有功，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可能因兄顾谭被逐，与兄顾谭及友张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顾家为江南吴郡人，但与顾家为友的诸葛氏家族、张昭家族、赵昱家族，都是徐州琅琊人，其兴趣都是毛诗、尚书、左传，可以说是琅琊文化把他们联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三国时，吴已控制岭南，并不断派官治理。时任交、广二州的行政总管，像士燮家族、薛综家族及刘熙等人，都是青、徐士人；许靖、许慈、顾谭、顾承，也都与琅琊人为友，是青、徐，或者是琅琊文化圈里的人。这些世家名士，既是高官，也是经学大师。因此，早在汉末三国时，齐鲁文化，或者说琅琊文化已远播岭南，并在交、广二州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大背景下，交、广二州的地名、山名、水名及社会风俗，都有带有齐鲁，抑或琅琊的烙印，就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