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状元王寿彭
陈 群
王寿彭(1875-1930),字次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少年苦读,后应科考,多次在县、府试中名列案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连捷进士。(1903年)以第三十七名贡士参加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并正科殿试中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1905年曾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著有《考察录》一书。后任湖北提学使、提学使兼署布政使,代理湖北巡抚。创办过“两湖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总统府秘书多年。1925年任山东省教育厅长。还曾兼任过山东省图书馆馆长。1926年,王寿彭把当时山东省省立的工、农、矿、商、医、法各专门学校合并,又增设文科创办了山东大学并自兼校长,山东省自此有了正规的省立大学。1929年,王寿彭病逝于天津。王工书法,时人以“得其片纸寸缣为荣”。王著有《靖盦诗文稿》、《潍县志稿·艺文志》,编修《王氏家乘》。
、创办山东大学
王状元处在一个动荡和变革时代,政治观点可能难免比较保守。但他对近代教育还是做出较大贡献的。他所著《考察录》一书中就倡导改良教育,兴办实业。《考察录》一书在当时很有影响。王状元还是湖北新式教育制度的有力倡导者。他在湖北提学使任内,创办了“两湖优级师范学堂”,为两湖培养了一批教育人才。他制定学堂章程,并创立“预算制度”,使办学经费专款专用,此制度在全国各地加以推广,是为全国之首创。
年王寿彭把当时山东省省立的工业、农业、矿业、商业、医学、法政各专门学校合并,又增设文科创办了"山东大学"并自兼校长,山东省自此有了正规的省立大学。当年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启用校钤,挂出校牌,9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王寿彭在会上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山大”即正式开课。山东大学校史和山东大学百年史记载“王寿彭的山东大学有完整的‘设学大纲’和明确的培养目标,比第一个山东大学堂前进了一步”。
山东大学设文、法、工、农、医五个学院(那时称科),计有中国哲学、国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商学、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农学、林学、蚕学、医学13个系(那时称分科),并有附属中学。学制:文、工、农三院为四年,法、医两院为五年。实行学分制,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山东大学校级设有评议会,院级设教务会,各系设教授会。定期研究教学、人事、经费等问题。在教学计划中除开设专业课程外,经学、数学、英日语为必修课程,古文学、古史学、世界史、逻辑学等为选修课。教材一部分选用国内已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一部分由教师自己编写。教师中多数学有专长,抱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又因才得其用,故教学态度认真和联系实际,肯于探索,积极提高水平。学生中多数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开放,勇于接受新事物,勤奋向上,学习风气较浓厚。省立山东大学,初步树立起了重视教学、重视研究的好风气,也充满着科学、民主和进步的生机。
作为山东省教育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的王寿彭,提倡尊孔读经。办学坚持鲁文化的重传统和齐文化的重创新并重,提倡古今并重。他在兴办教育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执著和投入。一是资金方面大投入。山东教育厅每月拨给山大25000元,教职工的待遇是:校长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36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二是广揽各类人才。山东大学的教师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另一部分是从德、英、日取得学位的回国留学生。新与旧的结合,使省立山东大学充满了生机。当时山东大学全校共有教师330人,其中教授就有二百多名,当时在全国高校中也是阵容最强大的。如文学院院长王宪五,清末拔贡,精通经学、古文,有“山东才子”之称;法学院院长朱正钧,曾留学日本;工学院院长汪公旭,曾留学德国;农学院院长郭次璋,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医学院院长周颂声,曾留学日本。有资料记载:“当时山东大学有1088名学生在学习。在山东大学名下毕业者共计210名。”在那个内战频繁的动荡年代,王寿彭能够坚持办教育,让一些学生没有荒废学业也确属不易。
据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书的学生回忆:“校长(王寿彭)对待学生,总是循循诱导,未曾加以训斥。在督办公署派人来逮捕学生中的地下党员时,他宣扬当局怎样优待学生,谆谆告诫学生要明哲保身。这话本不足以说服学生求进步的心理,但在他还是出于诚心爱护”(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文史集粹》,第43页)。
后来王寿彭辞去山东大学校长的原因,是因为教育厅与财政厅因山东大学经费问题发生矛盾,教育厅长王寿彭与财政厅长杜尚互不相让。加之当时北伐军自南方一路向北挺进,王寿彭所聘经史学教师多是科甲出身的翰林、举人,又被舆论指为“办学思想陈旧,因循陋规”。而山东大学内部新旧两种学者之间又相互鄙薄,势同水火。王寿彭以中庸处世,顾此失彼,故受到多方责难,王寿彭除告财政厅长杜尚的问题外,乃“拂袖而去”辞职离校。王寿彭辞去山东大学校长后,张宗昌曾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以接替王寿彭。辜鸿铭更是以保守著称,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唯一仍留着辫子的教授。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带辫入棺,未能到任。
关于王状元,近几年学界泰斗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他在山东大学附中读书时,因为成绩优异曾得到过校长王寿彭的题字褒奖。并且王寿彭给季羡林先生的题字落款为“羡林老弟雅詧,王寿彭”。季羡林说一位满腹经纶的状元公,一位省教育厅长兼大学校长的硕学之士,居然对一介孩童以老弟相称,确实体现出王状元在学问面前的平等理念和对后学晚辈发自内心的激赏呵护之情。季羡林先生称对这段历史,他铭感至深,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王寿彭因名字中状元”的传说纯属谣传,与史实不符
关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并正科状元王寿彭,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传说流行认为:王寿彭之所以能中状元,是因为其中状元之年适逢慈禧太后70大寿。因其名字暗合王寿“齐”彭祖(彭祖是神话传说中的老寿星,活了800岁),读卷官为了讨好逢慈禧太后,把本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的试卷故意挑出放在第一名,而使王高中状元。
甚至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中也引用了上述传说,可见上述说法流传较广。
由于按照旧制:每科殿试后,所有殿试策原卷属国家机密,即存内阁大库封存。一般人无法接触到,加之一些好事者枉加猜测,使得科甲人物传说越来越多,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的谬传被视为正史,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是贻害后人的。光绪癸卯科状元王寿彭的殿试策现存在世,此为第一手历史资料,完全可以证明上述传说是不符合史实的。
存世的王寿彭殿试策保存相当完好,当年还曾经过一些著名学者的鉴赏和题赞。如时年83岁的陈云诰老先生(前清翰林、王寿彭癸卯科殿试同年,解放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欣赏后曾为此殿试策题词曰:“乙亥(1959年笔者注)冬月,似楼老兄得王次篯殿撰同年殿试策卷於市肆,屡经世变,墨彩如新,感题二绝句:天子临轩署状头,江都三策冠时流。人间陵谷经千变,依旧文光射斗牛;犹记乾清殿陛前,随班鹄立听胪传。草茅新进初通籍,策庙当阳廿九年。”
孙似楼老先生(山东郯城人、著名学者,解放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对该策也有题咏。
根据清朝殿试读卷传胪的典制:殿试卷是殿试当日在皇宫太和殿由受卷、弥封官当场弥封收箱承送收掌官;殿试次日由收掌官交给齐集文华殿的读卷大臣公同转阅后排定甲、乙,以前十本(贴有拟名次浮签的弥封卷)进呈;最后由皇帝亲自对进呈殿试策钦定名次,招读卷官入拆弥封(自乾隆二十六年后)。也就是说试卷是于钦定名次后才拆除弥封的。未拆弥封以前,读卷大臣、包括最后确定名次的皇帝是不能预先知道被取中者名字的。
从王寿彭殿试策可以看到,卷前写有姓名、履历及三代的一页折叠弥封痕迹明显、“纸钉”、“弥封纸”保留完整;“弥封官关防”印记非常清晰;读卷大臣八人“姓”下皆标识为“О”(第一等);特别是进呈名次的“黄签”犹在并明确写着“拟第一”;“卷面”上朱笔填写着“第壹甲第壹名”。
以上史料,足可以说清楚王寿彭当年殿试得中状元过程了。王寿彭因“名字”中状元的说法,完全是有人编造的毫无凭据的故事,是与史实完全不符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术录》一书中用于批评科考流言之语“要之科场人多额少,自必有榜发见遗之士,好事者肆口雌黄,亦聊以泄愤耳,实皆毫无事实也。”此处就用,确也恰如其分。
当年王寿彭的乡贤前辈、光绪二年(1876年)状元曹鸿勋,即对编造散布“偶然”说的人予以公开批驳道:尔等只说寿彭“偶然”,然其大卷未起草稿便一气呵成。今之学子,孰能办得到
王状元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连捷进士应殿试中状元。王寿彭对于他因“名字”而中状元的说法曾作有一首打油诗:“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王状元当年还蛮超脱的。
另外,社会上关于“王寿彭中状元的那一年(1903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慈禧生于1834年,1903年她69岁。而甲辰年(1904年)才是慈禧太后的70大寿,当时称 “万寿节”。清末甲辰年(1904年)确实以正为恩,特赐“恩科”,加试了一科甲辰恩科会试。甲辰恩科状元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
还有,按照清制历代科举皆由皇帝亲定审查,尤其是一甲三名及其后的二甲前七名,其他人不能干预。所谓王寿彭是慈禧太后钦点的状元之说,更是无稽之谈。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之所以称做“恩并正科”,是因为按清制,会试三年一科,凡遇丑、辰、未、戊年者为正科,不逢是年而举行者,或为加科,或为恩科。辛丑年(1901年)是正科大比之年。由于1901年正值光绪皇帝三旬万寿之年,故而以正做恩,而将正科改在次年壬寅年(1902年)举行。但由于八国联军入侵,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年才把上述恩、正两科合并起来举行。“癸卯会试”对天下士子非常重要,因为自光绪二十四年会试之后,已整整五年没有举行会试了。而这五年之中,却又连续举行过两届乡试。癸卯年(1903年)是集两届以上举人应一届会试。
王寿彭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会试文章也同样是非常精彩的。由仲光军、尚玉恒、冀南生主编《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199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发行)中,收录有《王寿彭会试试卷五道》(此原件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对于王寿彭的会试试卷,诸试官评价也极高。试卷的本房原荐批:“精理为文,秀气成采;清华郎润,迥异浮嚣”。“二场称心而言,词意兼美”。“三场外推内究,体大思精”。文明堂原中批:“宏通淹雅,学体俱优,当是劬学之士。二、三场一律精到,尤徵功力。”
弥足珍贵的光绪癸卯科殿试三鼎甲的殿试策现均存在世,清楚载明光绪癸卯科殿试读卷官最初拟定进呈的鼎甲名次与最后钦定的名次是一样的。状元王寿彭(山东莱州府潍县)、榜眼左霈(正黄旗汉军广州驻防)、探花杨兆麟(贵州遵义府遵义县)。
、轶事
根据现存王状元的照片看到,他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显胖的大眼睛中年人。从照片上看,确实是天庭饱满、地廓方圆。很有“福”相。据参加过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传胪的时人陈恒庆在他所著的《谏书稀庵笔记》中也记载着:当时沿途观者信口评骘曰:“状元美,榜眼伟,探花秀”。
王寿彭精书法,敏才思,工诗词,擅文翰。特别是书法造诣甚高。一向是藏家追逐之佳品。王寿彭的书法,时人评价受二王影响较大,字体俊美雅秀,苍劲有力、端庄大方。以“得楷字之神韵,兼欧体之规矩”而闻名于世。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一只盖上刻有王寿彭书写的朱子治家格言的铜墨盒,被有关部门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王寿彭的字迹工整,有古人之风,确实十分难得。
山东省潍县西南关(今潍坊市潍城区)有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不过三米称做新巷子的胡同,清朝晚期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一条巷子先后出过曹鸿勋、王寿彭两位状元,因而后人称潍县的西南关新巷子为“状元胡同”。
另外,王寿彭留给世人的对联、匾额、字幅、扇面等墨迹不少。如在他家乡潍坊曾为西南关五道堂“仙师庙”题名并书“仁术博施能济众,虔诚祈祷自蒙庥”。
今潍坊市博物馆存一刻石,即清末进士陈恒庆为曹鸿勋临《九成宫醴泉铭》所作跋文,系由王寿彭所书。王寿彭曾为潍县丁叔言祖母七秩寿典书有《诰封恭人丁太母陈恭人七秩寿序》。福建“资国寺”有王状元题“清香满室佛入定,明月出海天为高”的楹联。
义乌市的友龙公祠(现为义乌市级文保单位)王寿彭为其书写有“友龙公祠”的祠名。
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当时在湖北汉人地位最高者是王寿彭(湖北提学使兼署湖北布政使)。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意欲推举王寿彭任都督。但王氏不想有悖于清廷,最后挂印出走。革命党人只好推举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任都督。否则,民国历史上可能就会有一位王大总统了。
民国初,王壽彭与夏壽田(光緒24年探花)等曾被授爲“上大夫”並加“少卿”銜。与鄭沅(光緒20年探花)、劉春霖(光緒30年状元)等被授予三等“嘉禾章”。
河北省保定市“古莲花池书院”西碑廊存有《“清故武功将军冯公郁亭墓道”碑》及“碑铭” (冯郁亭系冯玉祥将军之父),是由王寿彭书丹。
王寿彭还曾为湖北提学使署题联云:“鬻熊论道,召虎修文,王化多从江汉起;伊川校经,□□讲学,人才应踵宋明兴”[校]下联脱二字。
又联:“金利就范,木直受绳,愿法兰陵勤劝学;家握隋珠,人怀荆玉,应知楚国故多才”。(以上引自《古今联语汇选四集·廨宇》) 在此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宏博学识和敏捷才思。
关于王状元还有一些轶事。当年“山东大学”的校牌是王状元所书。
而当年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去世,还是请王状元点的“主”。慈禧太后去世后,用于引“神”用的牌位是由王状元所书。
据说,位于济南市经一路的“山东宾馆”牌匾系王状元所书。
王状元还曾为北京“天源”酱菜园题过诗。
当年袁世凯颁发的“京师大学堂”匾,落款是大总统题,系由王状元代笔。当然这些有待考证。
(香港《翼报》作者:陈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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