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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二中（高崖）回忆
赵守诚
1988年前址在高崖的原昌乐二中，群众俗称为“高崖二中”，与现昌乐二中，只是不同时期序称相同，并无渊源关系。
我1959年22岁时调入高崖二中，教初中语文。1962年教育界贯彻“整顿、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见我的学历只是“前师”，即完小毕业上的师范，相当于初中，太低，就把我调到朱汉完小。接调令时学校以为是调出我支援其他中学，一听是下放教完小，立即到县教育局反映，说我教学很称职，要求把我留在二中，要调整的话，另有语文组某老师不甚称职，应该调出他。结果我到朱汉完小教课一星期就又调回二中。1964年教育局送我到泰安教师进修学校进修中文专科，为期一年，毕业后又分配到二中，经这三进两出，1974年37岁时调离，在该校任教整整15年。其间，我们国家既经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也历十年“文革”动乱浩劫，个人的教学生涯自然也随政治风云的变化而饱尝酸甜苦辣。岁月流逝，时光荏苒，不少往事已被冲淡了，但高崖二中那优美的环境，那良好的校风，那一件件深触心灵的往事，却仍经常缭绕在脑海，浮现于眼前。
优美的环境
高崖二中始建于1956年，据说是为照顾老解放区，特意选址于昌乐、安邱、临朐三县交界之高崖的。校院北依北岭，西靠潍徐公路，南面汶河（当地群众称为“运河”），东挨东岭，周围岭地树木葱茏，农田禾苗茁壮，河滩细沙松软，流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自然环境十分优美。
学校初建时为山东省第107校，由省投资建设，砖、瓦、木料、苇箔、窗玻璃等主要建材都由省直接运来，头一批即一次运来八汽车。从高崖西岭浩浩荡荡飞驰而来，十分气派。开春始建，教室、伙房、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四排房屋。盛夏竣工，暑后如期招生开学。各排房屋，全是蘑菇基石到窗台，常态以上的外墙一改常见的裸露砖茬或白灰抹面，而是采用加入黄色的砂灰洒成小蘑菇状，墙角镶白色包边，不论远瞧还是近观，红瓦、黄墙、白边、绿窗、青基石，线条明晰，色彩鲜活，十分好看。使不少初见的人都禁不住由衷赞叹：“好漂亮的校舍！”
学校原本是建在岭坡上，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很不平坦。开学后校长孟公虔亲自带领师生艰苦劳动，建设学校。据当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介绍，第一任校长孟公虔是一位素质高、业务棒、勤勉敬业、平易近人的特好校长。每天课外活动时间，他都是亲自推着小车和师生一起平整地面，整修操场，建设校院。他总是叫同学给他把小车装得尖尖的，“像端簸箕一样推着小车跑”，（当时在校师生的异口同声语）很快把校院平整成东、中、西三块平整地，后经几年建校，学校依照设计完整成型：三块平整地的中间一块从前到后依次是办公室、理化仪器室、自然标本室、图书阅览室、操场、伙房和餐厅，东西两块对称，均是教室、教师宿舍和两排学生宿舍，三块平地由两条大路隔开，路旁和房前分别栽着杨树、柳树、法桐、合欢等树木。学校虽地处岭坡，地下全是麻岗砂，但因麻岗砂里含钾多，很利树木生长，树木都生长很快很好，到我进校时，学校已是树木高大，葱茏茂密，掩映红瓦黄墙，十分靓丽。到我调离学校时，更是树粗合抱，冠大如巨伞，成为一个个伟丈夫、美男子。记得我宿舍门前就有两颗伟岸的法桐，，每到盛夏，总有众多鸟儿在树上纳凉，欢歌。有一次晚饭后，我端一杯茶水到门前坐饮，出门口刚一掀杯盖，突然屎从天降，一泡鸟粪正巧落进了杯里，气得我顺手拾起一块石子狠狠朝树上打去，我本想把鸟儿们吓走出出气，没想到正碰巧打下了一只麻雀来。在我们西排教师宿舍东头，西一条南北大道西侧，有一颗出众的白杨树，长得特别好，粗达两人合抱，干高20米，全树高30多米，是全校树木中的佼佼者，鹤立鸡群的彪形大汉，帅小伙子。1988年高崖二中撤销后我回去探望时，校院已驻进了高崖联中，我特请联中秦恒茂、秦德铭两位校长搂着这树拍了张照片。听说这树已被列入潍坊市重点保护珍稀树木，成为有正式“户口”的名树，我觉得它当之无愧，适得其所。
高崖，是个富饶美丽的地方。西岭的地瓜、芋头，汶河沙滩的西瓜，包庄的蔬菜都是人们生活的美好元素，更有传说“水码头的藕,肖家河的蒜，丁家庄的闺女不用看（个个漂亮，从丁家庄说媳妇不用相看）”之美，高崖二中建在这优美环境中，与周围环境相匹配，而又独具特色，令人惊叹。
良好的校风
由于开校元勋孟公虔校长品德高尚，率先垂范，又加汶河两岸人民素来民风淳朴，勤劳善良，高崖二中自一建校就建树了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尊师爱生、团结友爱的良好校风，并级级传承，不断发扬光大。下面几件平凡小事，可显见校风之一斑。
每逢开学前一天，班主任老师都是先开开学生宿舍门，给学生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学生开学入住。
当时完小是每片一处，基本普及，而中学相对较少，每年录取的初中新生占完小毕业生的比例很小，所以完小毕业生考取了初中是一件很荣幸、很值得骄傲的事。那时新生入学还不兴家长来送，更不像今天这样家长开着车来送，甚至好大一个亲友团，浩浩荡荡来送一个学生。都是学生背着小行李卷，提个小书包自己兴高采烈地走来学校报到。开学当天一般是报到、分班、排桌，安排宿舍，一天都很紧张，很忙碌，又加学生对新学校新环境一切都感到很新鲜，而二中的校舍、桌凳又都比完小好很多，很令学生满意，所以新生白天心情都很好，到了晚上可就不行了，他们上完小都不住校，都是天天回家见父母，如今头一个晚上在外过夜，不见父母，总有几个学生严重想家，呆不住，半夜五更起来卷起铺盖要往家走，这时候只要老师在场像哄小孩一样哄一哄，同学们劝一劝，哄他真睡着就没事了。鉴于历年经验，开学的头一天晚上全校老师都出动，女教师靠女生宿舍，男教师靠自己的班，靠一晚上。
1965年，对于生长在高崖周围的山里孩子，绝大多数冬天里洗不上热水澡，甚至整个冬天不洗澡。为改进这一状况，高崖二中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建了澡塘，老师烧水给学生洗澡，这在当时全县中学中独一无二。
高崖二中教师爱岗敬业，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并不态度严厉，从没有一个教师动手打学生。1982年我到史志办工作以后，有一次和当年在高崖二中我给顶过班主任并教语文课的赵登顺、冯兰义等同学一起吃饭，同学们津津有味地谈论当年在二中的一些感受特深的趣事，频频满怀深情地向我敬酒，一位非高崖二中校友开玩笑地说：“别看你们现在‘老师，老师’地叫着挺亲，当年老师用巴掌搧你们的时候，你们准在心里发恨：‘等我毕业后，看见老师从俺门口走，我非唤俺的狗咬你不行！’”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同学们都异口同声认真说明：“老师没打过俺，二中老师没有一个打过学生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俩又讲了一件具体事：有一次开校会，教导主任讲事情，赵登顺和冯兰义同桌没有去听，却悄悄去乒乓室打乒乓球了。结果被学校书记徐月华碰到了，徐书记责成他们：“去和你们的班主任说说这事。”他俩犯愁了，不去说吧，书记之命不敢违；去说吧，又怕挨“熊”。没办法，俩人还是在晚饭后硬着头皮找到了我。没想到我说：“上东岭。”那时二中东岭有个大操场，很宽阔，晚饭后师生爱在东岭散步。我领他俩到东岭操场后，只说了他们一句：“今后集体活动一定要按规定参加。”就和他们谈理想，谈学习，具体谈论学习内容和方法，并没严厉批评他俩，更没“熊”他们。使他俩全释重负。20多年未忘。而我却根本没记得此事。但我清楚自己：教学30多年，从未戳过学生一指头，也从未听说过二中老师曾打过学生。不像那非二中校友所说：“我上中学时曾被老师捅过两锤，当时真生气。”
教师全心关爱学生，自然学生也由衷尊敬老师，仅说一件小事为例吧。那时学校共有两口井，后井在伙房内，专供伙房用。前井在校园南端，供师生洗涮用，教师用水得自己提着水桶到前井去打。每次老师去打水，只要有同学在打水，不论是任课还是不任课班的同学，那同学都是先给老师打上再自己打，日久天长，老师每去打水，一见有同学在打，只要自己不是急用就先不过去，等同学打上走了再去打。我到外中学集训时，亲见那学校老师和同学一起打水，同学都争先恐后，毫不谦让。
校风良好学生优秀。所谓“优秀”者，最突出的是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家是清风村的一位同学李振吉是五八级，在老二中上了三年初中没穿一双袜子，寒冬腊月赤脚穿单鞋，遇到下雪天，为了不湿那双布鞋而脱了光脚走五里路上学校，进教室再打拂打拂脚穿上。就这么艰苦，他认真学，在二中上完初中、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医学院，最后职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生活困难时多位学生是吃午饭时就到东岭上在石坑里蹲一蹲，下午照样到教室上课。
生活困难，学生品德却非常高尚。60级一班学生秦允桐，放学回家看到路旁一个包，他只看了看，硬是没拾。原来那是高崖供销社一位同志丢失的，包里有数千元现金和一些粮票布票。当下午就来学校询问，我告诉了他秦允桐曾见过没拾时，那同志还表示怀疑，因我是60级一班班主任，他还要求我向秦允桐“进一步做做工作”看他是不是拾了，不好承认。只要他交出来，就感谢他，不给他加什么错误。当时我态度很明朗，根据秦允桐平常的表现，他绝不会说谎，说没拾就是没拾，只可更细致深入的了解情况，不能施加什么压力。结果根据秦允桐提供的时间、地点等情况那包很快找到了，是路上一个看林人拾去的。事后供销社专门有领导来学校感谢，并送来钢笔、本子等纪念品，学校专门开校会表扬秦允桐“拾金不昧”，并向他转发了供销社送来的纪念品。不过我以为表扬他“拾金不昧”名堂不准确，因为他根本没“拾”，他应受的表扬是“路不拾遗、积极提供线索”，如果他当时拾了起来，交到学校那才是“拾金不昧”，那就不用后来费那么多事寻找了。
所谓吃苦耐劳，那更是丰碑矗立，那碑就是那38米高的大烟囱、东南角一排三口九间教室和学校西院墙。
那时学校兴“勤工俭学”，每班每周一天劳动课。1961年学校决定办个玻璃厂，按实际学校当时是毫无能力办玻璃厂的，但学校硬是作了这个无论如何也办不起的决定，并且派了老师和同学到安丘玻璃厂去学习。学校开始建烟筒。建的方法就是劳动课班级派同学当小工，负责和砂灰、供灰、供砖，由学校的窑匠秦天阳师傅垒。烟筒越垒越高、两个月时间垒到了30多米。每到劳动课时，除分几个在下面和灰、拉滑轮往上送转送砂灰的，还得选派几个胆大的同学到脚手架顶专给秦师傅供料，说心里话，我们当班主任的眼见学生站在那么高的脚手架上劳作，真是又担心又心疼，但学校要求，犹如命令，区区教师，无可奈何。经过整个春天的艰苦劳动，大烟囱终于建到38米高，大功告成。巍然屹立的大烟囱是师生辛勤劳动建成的，至于资金来源，一般教师都不知道，不过一次在教职工会议上魏校长批评教师时，无意识透露了真情，魏校长是这样说的：“有些老师议论馒头小了，菜贵了，你光看着馒头小了，菜贵了，你就没看见咱们的玻璃厂要办了，咱们的大烟囱树起来了！”靠馒头小，菜贵办厂建烟筒的正确性无须讨论，但这就是那时，那情，那现实。特别应提出的是那正处在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大烟囱建成了，玻璃厂也无声无息了。大烟囱没曾冒过一缕烟。
大烟囱在校园东南角矗立了多年，不少路过的人曾好奇地询问：“这烟囱是为什么建的？建起来干了些什么？”大烟囱成了当时学校的错误决定的耻辱柱。对全校师生来说，却是半饿着肚子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丰碑！
建起大烟囱又盖教室。因学校连招两届高中生，再招就没有教室了，学校就动工新建。建法像建大烟囱，劳动课学生当小工，秦师傅垒，建起一排共九间，分三口。教室建成，上级决定二中停招高中。把那新教室改成乒乓球室，那时我是乒乓球队教练，每天课外活动都在这排教室里训练乒乓球队。当时二中乒乓球在县里是拔尖的。1964年曾代表县队去专区参加比赛。1965年县体委选我以县教练的身份带领二中男队和一中王宁丽、张桂英、张喜芹三位女同学组成的女队去专区比赛，赛后专区体委选送我与平度师范（那时平度县属昌潍专区）的一位体育教师去参加了山东省乒乓球队举办的教练培训班。1966年麦后，县举办学校乒乓球赛。县体委张国风特地通知我早去，下午每中学队挑两名好的和我打打练练，那时我年轻，技术好体力也好，把他们全都二比零扫下去，一下午不败劲。这一些都是在那一排教室里练出来的。
校园西墙外有块空地，种着一些杂树，属学校的领地，为了更好地利用这块宽十多米，长百多米的领地，学校于1970年决定垒一道西墙，方法就是按米数分到各班，由各班到校北大庄子岭上去捡石头，到汶河滩去推沙子，用学校自己烧的石灰自己垒。我当时任六九级二班班主任，分到任务后感到很沉重，因为我对垒垒砌砌的窑匠活一窍不通。没想到开干部会研究时团支部书记秦启荣，班长张培珍却都很有信心：“没问题，保证落不到别班后头！”我们商定每组推荐一名会垒的同学由他俩负责带领当窑匠垒，六个小组有三个小组负责到大庄子岭去找石头运石头，一个小组负责从河滩运沙子，一个小组负责和灰供灰，一个小组供石头。支书和班长名字像女同学，其实都是男同学，身大力大，也有技术，既有条不稳地指挥，又拿着瓦刀熟练地垒砌，致使工程进展很快，我这个职务上的总指挥倒是只管和学生一起当小工了。结果我班是第一批完成的，完成三天了，有的班还在干，秦启荣和张培珍又带领几个会垒的同学去帮他们。
后来，韩国芳、秦允文等历任校领导的带领下，基本建设日臻完美，教学设施配置齐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了全省的一所名校。
培育出众多英才
优美的环境，良好的校风，睿智的领导，敬业的教师，为国家培养出众多英才，仅我所知的就有：
辛庄学生刘树臻在二中初中、高中毕业后考取大连铁道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创造多项科研成果，现任学院常务副院长。
王家庄学生王法延在二中读完初中、高中，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昌潍专区文教局，职到潍坊市教育局长，主管全市教育事业。主编出版于《潍坊简史》等5部著作。
1984年县、乡机构改革，一大批高崖二中毕业生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时任红河公社党委书记的王光明晋升昌乐县委书记，后相继任寒亭区委书记、潍坊市副市长、潍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洪义任昌乐县委常委、昌乐县常务副县长，后相继任潍坊市农委副主任、潍坊市畜牧局局长。赵俭任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后相继任昌邑市委书记、潍坊市政协副主席。张怀安任昌乐镇党委书记，后相继任昌乐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杜介祥任朱刘镇党委书记，后相继任昌乐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政协主席。
邢家庄学生邢培斌在二中初中、高中毕业后，正逢“文革”动乱时期，高校不考试招生，他踏上社会后先干水利，后相继任昌乐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昌乐县县长、安邱县县长、县委书记、昌邑县县委书记、潍坊市副市长等职。
东辛庄学生刘树从高崖二中毕业后，回村担任团支部书记，因其作风踏实、勤劳苦干，被提拔为脱产干部，相继任鄌郚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朱刘镇镇长、五图镇党委书记、昌乐镇党委书记、昌乐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家庄学生秦子祯任朱汉乡党委书记后，决心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立足本乡多山岭的特点，重点发展林果，栽种苹果12500亩，并且栽果树与发展水利同步，使果树栽到哪里，水浇到哪里。栽下果树后，他又亲自带领大家学习果树管理技术，为每户果农培养起一名果树管理技术员。他自己也学成了管理果树的专家高手，被群众誉称为“林果书记”、“一把好剪子”（擅长剪果树）。使朱汉群众快步走上了富裕路，在群众心里面铸造起勤政爱民的丰碑。后调任潍坊市山区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其发展林果的高度热情和管理林果的高精技术遍撒全市。在临朐任挂职副县长时，多次到基层给群众讲解林果种植管理知识，并著果树管理书籍赠果农，其事迹省内外媒体多次介绍，《人民日报》曾予报导。
王晓炜于二中毕业时也正值“文革”动乱，未能入高校学习，作为下乡知青得到了锻炼，踏入社会后步步登高，在省工商联任职多年，现任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正厅）。
西水码头村学生徐振溪1974年于二中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后参加工作，历任红河镇党委书记、昌乐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青州市副市长、寿光市委书记等职。任寿光市委书记期间，胡锦涛书记曾亲临寿光视察、对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确定寿光为科学发展观教育联系点。后徐振溪晋升为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2008年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徐振溪被任命为山东省援川建设总指挥。援川期间，工作勤勉敬业，高度认真负责，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又具体抓靠着眼细微，艰苦奋斗两年，圆满完成任务，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各大媒体多次大篇幅宣传颂扬，近日，任青岛市副市长。
清东村学生秦洪水，参军后任消防战士，后不断晋升，现任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监督部部长，大校警衔，副师职。1986年被济宁市记功一次，1987年被武警济宁市支队党委记三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公产党员；1998年2月，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大庄子学生刘升民，毕业后任民办教师，后背推荐选拔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现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0部。
60级一班学生秦景林在校时即爱好作文，毕业后坚持不懈勤学苦练，先后写出电视剧《山胖子》、《李逵》、长篇小说《绿潮》等重量级作品，成为全国知名作家，职到潍坊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
据不完全统计，高崖二中毕业生任副厅级以上职务的数十人，县处级以上者逾百人。
在乡务农者也不乏佼佼者，如红河镇梁家庄村刘建民，任支书期间带领群众种黄烟，走上致富路，受到全村群众爱戴，全镇称颂。鄌郚镇枣园村吴星时，上世纪70年代初期毕业回家就干了支部书记，一直干到现在，先后已干了近半个世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连年受到县、镇表彰奖励。
另外，还有众多从高崖二中毕业的英才为国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只因我不了解具体情况，难以尽述，我将继续扩大征询，深入了解，待有条件时再做补充。
几件难忘的事
在老二中任教长达15年，诸多经历早已忘却，但有几件事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邀请浩然老师来校讲课
1960年春，著名作家浩然下放来昌乐锻炼，在文化馆一次创作会上我听了他的辅导报告，感到受益匪浅。我即想到校内还有部分同学也酷爱写作，秦贞媛还在《山东文学》上发表过小说“谁的钥匙？”如果能请浩然老师来学校讲讲，让同学们都听听，那该多好！回到学校后我就向校领导提出了建议。校领导眼盯的是教学成绩和升学率，对文艺创作并不感兴趣，又加当时大家都饿着肚子，坚持正常教学活动已难度很大，没有心力再添加别的事情。听到我的建议，没拒绝也没答应，只含糊地说：“以后再说吧。”我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浩然现在刚来，各方面还没就绪，请他出来还容易些，以后他就了绪，有了具体任务，请他就难了。我又以请作家讲写作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性方面说了好多话，领导才终于答应说：“再到星期天你去请请他试试，看他能不能来。”
好容易得到领导这个答复，又到星期六，下午我就从学校直奔东村去邀请浩然。我到时他正在喝水。他告诉我：“村里吃食堂，每天供应两顿，每顿每人三两饭，饿得是在呛不了。好在这几天有了提高。良种场（位置在现郭家庄北，县国营单位，主要任务时繁育良种，种着好多地，庄稼都长得非常好。）同意我们每天中午去买一角钱一碗的炖土豆，比光靠一天那两顿饭强多了。我们摸索出一条经验：饿了就倒一碗水，滴几滴酱油，放半个辣椒，喝了撑撑肚子。”那时机关部门的定量是每月24斤，3斤细粮，21斤瓜干。我虽然也整天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但看到这著名作家也饿得喝酱油水，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原以为请他讲课很简单，只要他定个时间就行了，谁知他说：“你来这里讨论创作，啥时候来也行。要我出去参加什么活动，得先请示我们下放小组组长、担任县委副书记的李沾吾同志批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很愁见官，但为了请浩然讲课，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县委，打听到李书记的办公室，鼓了鼓勇气敲门进屋。李书记个身不高，看上去五十上下年纪，他态度温和，一副平易近人的长者风度，全无半点盛气凌人的官架子。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了身份，就开门见山提出了请浩然讲课的请求。他没立即表态，略一沉思，不紧不慢地说：“同学们想听他讲课，这很好。他们作家也有辅导基层文艺创作的义务．．．．．．”我一听觉得中，有门！正暗暗高兴，谁知他话锋一转：“但是，他是来下放锻炼的，应该多参加些农业生产劳动，不能过多参加社会活动，还是不去的好。”原来他前边的话都是为鼓励我的情绪的小铺垫，主要意思全在这“但是”后头。我一听急了，忙解释学校师生多么盼望听浩然讲课，时间又不用长，当天就能回来。我一气说了十多局，李书记才终于又说了两个字：“不行。”要是放到现在，既然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我就不好意思再苦苦哀求了。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求教心切，就喋喋不休地一个劲地求，不知是我的诚意感动了李书记，还是他看出了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他终于通了活口：“我看看浩然的工作任务再说。”
我回校简单汇报了邀请经过，没敢详细说，怕领导说：“既然李书记不同意就算了吧。”一句话封口，只讲了最关键的一句：“李书记说看看浩然的工作任务再说。”那时星期天要带领学生勤工俭学劳动，要请假回趟家很难。为了能再去求李书记批准浩然来校讲课，又到星期天我只好编了个理由去请假，好在被批准了。星期日一早就往县城赶去找李书记。没想到李书记还真记下了这事，还认真做了安排，见面后没等我开口问他就爽快地说：“我问过了，浩然下星期能挤出一天功夫来。我已经通知他了，让他去学校讲讲，当天回来，你可以和他去定定具体时间。”本来我还准备软磨硬泡呢，没想到李书记答复的如此爽快圆满，我连忙跑到东村找到浩然老师商定星期三去。
星期三上午浩然老师准时到达二中，教导处桑主任接待了他。活动安排在语文教研组里每班抽三四个作文好的去听讲，秦贞媛等爱写作的同学自然都去了。浩然讲了些写作知识，也讲了些有关青少年健康成长和读书方面的问题。最后让同学们发表意见，提问题。二中学生都是些山里的孩子，腼腆，他们听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要叫他们发言提问题，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光笑不做声。我思想上早有个问题在挠心，建同学们都不发言，就索性提了出来：“请您讲讲如何刻画人物形象的问题吧。”
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是我习作上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浩然凭他那丰富的写作经验和精深的文学造诣，结合一些具体的写作和生活事例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听了后很有茅塞顿开之感。
听了这次讲课，同学们都反映收获很大。不久浩然老师来到高崖水库写水库史，曾来找我玩过几次，我也抽空去看望他几次，由于种种原因，学校再也未能请他讲课。
接试卷遇险
1964年多雨，临近招生考试的前几天更是云浓雨骤，连日不停。那时中学招生用的试卷都是由县教育局统一印好，于考试的前一天由学校领导到教育局领回考用。那时高崖虽已通汽车，每天一班通昌乐城，但因沿途各河流都没修桥，水大就没法过，每到雨季就停运。拿试卷本该魏校长去，因雨天路难走，魏校长派教导主任去，桑主任没有脚踏车，只好于考试前两天冒雨步行去了县城，于第二天也就是考试的前一天领上试卷，用油布（那时还没有现在的塑料纸等隔水材料）包成两包，连在一起，搭在肩上，前边一个，后边一个背着冒雨往回走。这拿招生试卷与我这个普通教师本无关系，没想到午饭后校长突然叫了我和代老师去，说：“你俩年轻，去接接桑主任，在鄌郚饭店里碰头，接上后替他背着试卷。”
我和代老师穿着雨衣，每人拿一根测量用的标杆，冒雨上了路。到鄌郚饭店不长时间桑主任就赶到了，我俩接过试卷轮流背着往回赶。看着桑主任由于雨中长途跋涉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很同情，就问他：“你怎么没借魏校长的车子骑着？骑车子还轻快些。”那时全学校只魏校长有辆自行车，是新买的金鹿车。一般人借骑是异想天开，可桑主任是教导主任，又是替校长去县城拿试卷，所以我们觉得骑校长的车去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桑主任说：“我借了，魏校长说：‘那还行？我才擦的很干净！’没借给我。”我们踏泥冒雨往回赶，到了孔家庄河，水不算大，只到膝盖，很顺利地渡过了。又走八九里路，到了漳河，河水比来时宽了一倍多，浑浑黄黄卷着漩涡向下游泄，我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改由三人一起走，就是由我个子高，背着卷子走在当中，用两手扶着肩上的卷子，负责保护好，保证别掉进水里。他俩一边一个，外手拄着标杆，里面一只手挎着我的胳膊，扶着我，先插好标杆再迈步，我们三人同步前进。越往里走水越深，渐渐从没到小腿，没到大腿，没到臀部，没到腰了，虽然觉得脚下有些晃动，因我们方法得当脚步稳重，并没感到多大威胁。离南岸约有三米，眼看要上岸了，又向前迈步时，突然我一步踩空，脚已踏不到河底，我觉得身子猛然下沉，也算急中生智吧，我一使劲把试卷扔上了南岸，顺势向前一窜，抓住了南岸一根柳树根，我们三人这时像蛤蟆一样横漂在水面上。由于我死抓着那柳树根，水再猛也冲不走我们，他俩也挣扎着抓住了南岸的树根，我们终于爬上了南岸，脱了险。原来是河道在这里拐个小弯，大水旋出了个坑子，一人多深，我们根本踏不到底，幸亏南岸那柳树根帮了大忙，要是没有那根可就麻烦了，恐怕我们仨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了。
中央电台广播学生作文
由于自己爱写东西，所以我素来对学生作文很重视，总是课堂教学注重联系学生作文，作文课紧密联系课堂教学，对学生作文都是精细批改，深入讲评。1973年，仍在“文革”动乱时期，但稍微开始重视知识学习。总的趋势还是大力提倡教学改革。那时文风极槽，社会上流行的文章是“开头穿靴戴帽，中间抄书抄报，最后几句口号”，多数文章是整篇空洞无物。学生作文自然也受社会风气的严重影响，空话大话连篇，很少写真情实感。为改变这一邪风，我带领学生到李家庄去助农劳动时，布置学生要采访好人好事，回校作文。没想到效果非常好，普遍比平常作文有很大提高，有几遍突出的好，我认为可以在儿童报刊上发表，但当时能发学生作文的园地很难找。“文革”前有《中国少年报》等，我从1957年起曾陆续在上面发过几篇作品，为此报纸通过团中央常年免费给我赠送《中国少年报》和《新少年报》（上海出版，也是团中央主办）各一份，后因我调二中地址变更才中断。该报在“文革”一开始就停刊了。这时能发学生作品的园地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该节目1959年曾广播我的一篇稿件“捡煤核”和1960年调二中后写的一篇通讯“金山栽树记”。如今想 推介学生作文我自然想到了该节目，就把两个班的作文精挑细选了一番，最后选定秦志功同学的“自力更生找肥源”和秦庆兰同学的“好思想”寄去了，结果很快收到回信说：“作文很好，拟播发。”并希望我写一篇如何辅导学生写作文的体会文章作介绍，然后播这两篇作文，共同组成一期约半小时的节目。我如约写了一篇体会文章：“作文教学应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电台编成一期“山东省昌乐县高崖公社五七中学（这就是高崖二中当时的称谓）作文教学专题节目”连续播发一个星期，月后又重播一个星期。广播时学校组织老师和学生听了。县里知道后也很重视，县教育革命会议上要我写材料作了书面发言。入秋地区召开教育革命会议，又命我持材料去定了稿，由校改革委会主任去作了典型发言，会议总结报告中作了明确的肯定和表扬。
我耽误了张树先十年光阴
1963年，我担任60级一班班主任。学生即将毕业，面临升学考试报志愿，班团支部书记张树先找到我，说他想报益都师范，原因是师范的学费少，生活条件相对好些。他哥哥张树枫又在益都师范当政治教师，考进去会得到他的关怀照顾。我仔细想了想，他学习好，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很好，在那个重视出身成份的年代里，将来考个名牌大学毫无问题，毕业后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如果考进师范，只能当教师，实在有点可惜，就推心置腹地劝导他：“你家庭出身是贫农，父亲和姐姐都是党员，你自己学习又好，如果考上高中，毕业后大学还不是任你挑选吗？那不比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当教师强多了？”
张树先一向很敬重我，他觉得我说的也确实有道理，就毅然改变了初衷，报考了高中，结果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昌乐一中。高中三年，他的学习成绩依然很好，担任着班级和学校学生会干部。知道这些情况后，我觉得当初帮他选择这条道路选对了。
1966年暑假，他即将高中毕业，已经交了高考报名费，再有10天就高考了，谁也没有想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高校全部停止招生，他们那整整一届学生和以后两届都成了有名的“老三届”，统一回乡当了农民，而当初没考高中报考师范的学生都如期毕业，动乱稍微缓解时就分配当了教师，成为正式国家干部，此时的张树先却仍然在人民公社当社员。
那届师范生一分配，我心里就愧疚起来：如果当时照张树先自己的意愿办，他也是国家正式干部了。为此我特地抽了个星期天走十里山路去看他，当时他正在山岭上酸枣林里嫁接大枣，说话间我愧疚地承认：“你现在成社员，都是我‘害’了你，如果照你最初的意愿报考师范，现在就是正式国家干部了。”他倒是坦然：“这不能怨你，你也是真心为我好，只是谁也没想到会来这么大一场运动。”
张树先在公社当社员，一当就是十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报考了。考的成绩很好，因顾虑自己年纪大了，怕名校不录取，没敢报高，只报了烟台师专，被顺利录取。毕业后分配干了教师，这已比当时报考师范的同学整整晚了10年。参加工作后，他特意来看我，对我的敬重之情丝毫未减，这使我更加自责：正是我的“误导”，使他白白耽误了10年的光阴。
1988年，县中学结构调整，高崖二中的资源、设备全部搬迁鄌郚，新行排序称三中，高崖二中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但她32年的五光十色却永远萦绕在广大校友的脑际， 培养出的众多人才仍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在各行各业中辛勤地工作着，无私地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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