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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初都营丘的考证
新闻作者：赵守诚
昌乐自夏朝始称营丘。西周初封姜太公于齐，建都营丘，就是今之昌乐。齐国在昌乐营丘经历一世太公、二世丁公、三世乙公、四世癸公、五世哀公、六世胡公，胡公徙都蒲姑(今山东博兴县)，公元前860年(周厉王十九年)，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尽逐胡公子，因徙蒲姑都，治临淄，齐国自此都临淄。这本是历史事实，但由于多种原因，却阴差阳错，有人将后迁之临淄讹传为初都之昌乐古营丘。
我原是高中语文教师，对这段历史没特别关注，1982年，受命参与编修《昌乐县志》，才觉得昌乐就是古齐国初都之营丘这一历史细节必须弄清，就到昌乐营丘故城、临淄齐都故地进行实地考察，翻阅有关历史典籍，搜寻昌乐营丘即古齐初都的有关证据，先后写出拙文《整理旧志要注重考证》，发表于《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三期，《齐都古营丘试探》发表于《东岳论丛》1986年第二期，明确阐述了古齐初都之营丘在昌乐的观点和所持论据。很快就有学者对我的观点提出反驳，我最早看到的是原载于《管子学刊》后又被新编《临淄区志》在“附录”中转载的《营丘考》、《齐都古营丘续考》两篇文章，指名与我“商榷”反驳，我只好进一步考察阅典，获取新证，据理力争，针对其所提问题一一进行反驳。如：《齐都营丘续考》一文说：“《昌乐县志》主昌乐营陵说，而《临淄县志》则主临淄说，两者同属地方志，究意哪种说法更正确呢？”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放下《昌乐县志》不说，单说《青州府志》，以明嘉靖版府志为据，因为明代昌乐、临淄同属山东布政使司管辖，《府志》对于辖区内各县的记述，应该是客观、公正、无可指责的。我并摆出《府志》中有关昌乐、临淄的记载：
卷十一：昌乐县城：古营丘地。
临淄县城：在古齐城西南。
卷十二：周，齐太公吕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曰姜，谓之吕侯。商末，太公起渔钓，为周文武师，号师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乱，封于齐，都营丘。……齐，始封昌乐，再徙博兴，又迁临淄，传三十一世，为田氏所篡。
这里明明写着：“齐始封昌乐，再徙博兴，又迁临淄”，没有一句含糊、模糊之辞啊！
沿革表中说得更清楚：
昌乐县：夏代始称营丘，周代为太公封国，称营丘。
临淄县：周代，以营丘封太公为齐国，后献公徙都临淄，亦营丘地。
《青州府志》记载齐初都昌乐，后迁临淄，实在是明确而肯定的。
《齐都古营丘续考》一文中还说：“如果营陵即太公始封之营丘，理应建有太公庙。……事实上太公庙在临淄而不在昌乐。”这一意在否定营丘在昌乐说的假设，恰恰为营丘在昌乐说提供了证据：因为昌乐确有太公庙。昌乐太公庙始建于唐，《齐乘》有载。后经历代重修增建，至清末已成占地六亩规模。庙宇建于高出地面两米的台基之上，有五间，座北朝南，砖木结构，两山起脊，脊卧双龙，斗拱飞檐覆琉璃瓦，门额挂金色正楷“赐履灵堂”横匾，门左右两边明柱有篆书对联：“天子尊之曰父，圣人奉以为师”。殿内神台正中塑有太公坐像，两侧分别塑有散宜生、南宫适像，雕梁画栋，壁画满墙，所画多为《封神演义》故事。整座祠庙气势恢宏，蕴含丰富。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也就是传说姜太公生日这天，四方百姓前来朝拜，文人墨客也来助兴，使太公庙前形成热闹非凡的香火盛会，香烟缭绕，游人如织。清代诗人田书献因睹庙会盛况，追忆太公伟业，曾作《太公祠》，诗记云：“一自溪畔罢钓钩，满怀韬略在九州，当年不入飞熊梦，安得鹰扬显白头。”临淄建有太公庙，是因齐献公迁都临淄后，共在临淄经营638载，昌乐建有太公庙除因齐太公最初建都于此以外，还能有什么理由呢？针对以上两文所提问题，我又写成一短文《齐都古营丘续探》寄往原发《考》、《续考》两文的《管子学刊》，侥幸得发于1992年第一期。
1997年，一天在大集上，一位老同志忽然拉住我说：“《联合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说营丘不在昌乐，你快再写篇文章驳驳他。”当时我已退休，并没看到这篇文章。我去政协请朱彬占秘书长帮我找来那篇文章一看，那文章是《齐国“营丘”考证》，(以下简称《齐》文)，文中明确道出“营丘不在昌乐”，而主在寿光呙宋台。其否定昌乐的理由提出四条。
“……提到昌乐营丘说的，一般是推测性的，有些地方志书很难驳倒历史名着和考古专家”。对此，我以地方志的史学价值和《山东通志》、《青州府志》的具体记载进行了反驳，不是方志“很难驳倒历史名着和考古专家”，而是历史名着和考古专家很难驳倒地方志的实地记载。
“……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齐纪结为仇敌，史书有一日三战之说……故营丘不可能在昌乐。”其实齐纪结仇虽为史实，但与营丘位置毫无关联，根本扯不到一起，因为姜太公受封于齐，建都营丘在前，而周烹哀公、齐纪结怨是在齐历五世之后，怎么能用五世之后的齐纪结仇去证明百多年前的太公建都之事呢？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就如今人建房选址，哪有虑及五世后孙的恩仇呢？自然，“一日三战”与太公建都也毫无关联，即使硬要说有关联，也不能说明营丘位置，因为两国交战，多在接壤交界处，而不在两都城，两国都城相距甚远，而疆土毗连，若结仇交战，一日三战五战不足奇。就像两县，县城相距很远，而边界居民却可种地相挨，鸡犬之声相闻，一日交往数次。
《齐》文引《史记》说：“太公至国，都营丘，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认为昌乐营丘“相隔穷山恶岭，四条大河，距海太远，何其‘便渔盐之利’？”这显然是忽视了“都城”与“疆域”两个概念，齐为“泱泱大国”，疆域辽阔，直达海边，建都营丘怎么就不能“便渔盐之利”呢？如今我们山东省，省会在济南，不是照样“便渔盐之利”吗？
《齐》文还提到“从地理环境考证，寿光呙宋台占着特定的优势，寿光是山东东部通往京津和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海运陆运四通八达。”这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因为太公受封建都在公元前11世纪，而丝绸之路是公元2世纪后才逐渐形成的，那时的京津地区也毫无繁华可言，怎么会影响太公建都呢？
由于科学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可古营丘在昌乐者越来越多。为获教意，我曾写信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请教，获得明确答复：“营丘在昌乐说是正确的。”近年省有关部门要出版古代地图，锐意将历史上有争议的地区求出定论，曾分赴昌乐、临淄考察古营丘地论据，来昌乐考察时，县里叫我去率先发言讲述论据，后上级来通知，明确认定西周初都之古营丘是在昌乐。
上级有关部门虽已认定营丘在昌乐，但我们昌乐人是否人人能讲出这事的子丑寅卯？如果有人仍执意否定，是否能据理而争？是否还会有人生发一些否定营丘在昌乐的意见和理由？我们将如何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而对？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广泛学习、宣传姜太公与齐文化，大力弘扬古营丘光辉历史，为我们昌乐县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附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复信
赵守诚同志：
来信已悉，关于齐国建都问题，我所陈可畏同志给您做了解答。仅供参考。
致
礼
历史研究所
1983年10月1日
附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可畏同志的解答文
赵守诚同志：
来信早就收到了。因为工作忙，今天才回信，实在抱歉！
关于西周齐国最早的都邑营丘故址在何处？自来有两说：一说在今淄博市临淄北临淄故城内，一说在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县下注云：“师尚父所封。……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吕瓒曰：‘临淄，即营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鸩氏居之，逄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今齐之城中有丘’。师古曰：‘瓒说是也。筑营之丘，言于丘地筑城邑’。”同书在北海郡营陵县下又注云：“或曰营丘。……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吕瓒曰：‘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师古曰：‘临淄、营陵，皆旧营丘地’。”有于营丘在临淄故城外城中之说始于《晏子春秋》，而汉至唐的许多名家和地理名着均从其说，遂成为传统正说。但是历代两说争论不已。
究竟哪一说正确呢？这要从早期的历史记载来考查：
《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殊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六传至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由上可以看出：一、营丘距位于胶东地区的东夷大国莱国很近。二、临淄和营丘决不在同一地点。因为同一地点不可能同时两个名称。此外，在临淄故城内，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齐献公以前的文物，可见，营丘故址在临淄故城内之说是错误的。
营丘故址应在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春秋时名缘陵。‘缘’实为‘营’音之转，‘陵’即丘。至汉改置为营陵县，‘营陵’实即营丘。其地接近胶东故莱国，故胡公避免威胁而迁都薄姑；献公夺取政权之后，以薄姑为胡公的根据地，遂复东迁，不敢复都营丘，遂选择位于淄水西岸的临淄作为都城，以防御莱人的突然袭击。不仅许多地理名家和名着提到营丘在昌乐东南五十里，而且营丘故城内还有姜太公墓等遗迹、文物，足见其说可信。
总之，我们认为你的营丘在昌乐县境之说是正确的。
兹不一一，就此简复。
此致
敬礼
陈可畏
19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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