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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草山
静静的草山笼罩在战争硝烟之中。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调兵遣将，分割包围济南、青岛、潍县三个城市，歼灭分散之敌，扫清外围，战争打得异常激烈。硝烟时不时地伴随着隆隆炮声，顺着北风从渤海地区越过大平原吹到山坡上来，沿着山坡的走势缓缓地向上空飘散。我就是在此动荡不安的1947年夏秋，从流亡在懒边村的剧城乡中心小学毕业，考进草山西麓的昌乐中学的。（“剧”，古国名，在今昌乐县城西北。）
昌乐中学在山东省颇负盛名，生源不仅来自本县，连北邻的寿光县、西邻的益都县的学生，都莫不以考入昌乐中学为荣。我是昌乐本地人，理所当然地要投考昌乐中学。但我的小学读得很不好，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书，短短的高小三年里，东跑西蹿，颠沛流离，先后迁移过三个地方，先是在于留（刘）乡于留（刘）街的西冢子上，继而迁到县城南边的南流泉村废弃的小观音庙里，最后又转到了城北剧城乡的懒边村。想想看，乡村老师领着一帮孩子到处跑，到处落脚，能学到什么？所以，当我这个年仅12岁的农村傻小子傻乎乎、乐呵呵地来到草山脚下的昌乐中学看榜时，只在“副取”栏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还好，排名在前头几位，所以很顺利地就进了昌乐中学，成了一名中学生。
只读了不到半年，学校就解散了。不记得是1947年的年底，还是1948年初，解放军逼近昌乐，学校当局匆忙召集全校师生，由训育主任宣布：学校解散，师生各奔前程！那些有国民党背景的教员和政工，惶惶然地迅速消失，一般教员和学生，如我等，便回家务农去了。我的家乡郑王庄，是昌乐与寿光两县的交界之地，西北距军事要地田马7里，西南距昌乐县城15里，八路军早就来村里活动，但基本上还属于拉锯状态，晚上来驻防，白天就走，短则一晚，长则几天，如今则成为解放军屯兵之地。我们这些小孩子，对这种情况早习以为常了，对八路军也早就熟悉了。
过年未久，1948年的2月，共产党宣布接管昌乐中学，改名为昌潍中学，开始重新招生开学。昌潍中学，自不待言，名正言顺地把学校的涵盖地域，从昌乐一县而扩大到了古潍州各地，成为日后不久成立的昌潍地区和昌潍专署的先声。得到消息，我放下手中的锄头，兴冲冲地走了差不多20华里的路程，回到学校，报名复学，被允许插入二年级，编入二班，继续因战争而中断了的学业，在那一排排依山势而建的校舍里，一直呆到1950年的暑期初中毕业。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的两年，经历了潍县战役的洗礼，迎来了家乡的解放和地方政府的建立，经历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欢庆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央政府的成立，……在新的教育熏陶和老师们的循循教导下，受到了思想的启蒙和知识的提升。比较起旧日的昌乐中学，新生的昌潍中学，学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多了，除了上课而外，常常给学生们露天放映新电影（主要是描写战争和翻身解放的）、自组剧团演戏（如《王秀鸾》、《白毛女》、《血泪仇》等），给我们带来了课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和生活乐趣，开阔了视野。我们开始借阅各解放区出版的文艺图书，尽管这类书当时还很有限。三年级的我，已经懂得读课外书，也开始试着为《昌潍大众》报写稿了。毕业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没有多久，1950年的2月，我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成长为一个初步具有新的人生观和生活理想的少年。
一般说来，农民的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强。也许多少有一种因为缺少教育而表现出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盲目性吧。在新生的昌潍中学，尽管也有些其他地方（如寿光）的学生，甚至有些年龄较大、政治上成熟的学生（如复校时，我看见有一位前昌乐中学的同学在参与接管工作，腰里别着盒子枪，我顿时想到，他可能是一位地下党员），但那时的我却一点自卑心理都没有，不像后来到潍坊一中上高中时那样，在城市同学面前，总是有一种比人家矮几分的自卑心态。
在昌潍中学，学生全部都是寄宿生，我虽然年龄还小，却因有过流亡南流泉和懒边的经历，对寄宿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了。只是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每星期六回家，在家住一夜，星期日回校，从家里带来够一周吃的高粱面掺和着地瓜面的煎饼和一罐自家腌制的咸菜。煎饼能存放一周不变质。那时，我们的村子还有几百年历史的土围子，土围子外面是积满了水的壕沟，沟里长满了高高的芦苇。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帮返校的学生，一出村子的南门不远，我便把咸菜罐掉到了地上，打碎了，咸菜撒了一地。我哭着返回家中，父母安慰了我，再为我装满一罐新的，一直把我送到到南门外的大道上，打发我小心上路。咸菜是好东西。蔓菁腌制的咸菜，是佐餐的唯一佳肴，也使我养成了终生离不开咸菜的生活习惯。春荒时，同学们把学校里的树叶子都吃光了。在草山，两年多没沾过油水、没沾过肉腥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的珍贵纪念，就是患了严重的夜盲症，每到夜晚，就什么也看不见，即使在灯下，也只看见一点点小火苗。每到夜晚，无尽的黑暗伴随着我，直至1953年高中毕业，进了北京大学，生活条件有了改变之后才告结束。夜盲症成为我一生的痛。
艰苦清贫的物质生活，激励了自己的意志。生活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知识是一切人进步的阶梯，更是我们农民孩子进步的阶梯。对我来说，道路别无选择。升学、深造、奋斗，从此成为埋藏在我小小心灵中的座右铭。只有决心和坚持，才是走出草山，走向更远更大的世界的动力。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1950年夏天，在昌潍中学毕业后，尽管连电子管收音机都还没有见过的我，告别了我的发蒙之地的草山，毅然报考了潍坊一中的高中部；1953年秋天，又报考了那时我们这地方的乡下人几乎想都不敢想、也没有人上过的北京大学。所幸的是，1953年的秋天，当我走进北京大学的校园，在陌生的新生中举目四顾时，竟然遇到了一位昌潍中学的同班同学、寿光县稻田人董润生！他乡遇故知。他被中文系录取了。谁想到，我的昌潍中学当年的同班同学，竟然有我们两人进了北大！多么高兴啊！他是寿光县稻田人，他家与我家相距只有几里，虽分属两县，却实在是乡党，我俩又同是农民出身，自然就多少有点儿“臭味相投”，在北大学习期间和工作多年之后，我俩始终是情同兄弟。他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自愿投到戏剧家张庚门下，去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给张庚当过秘书，研究过黄梅戏，“文革”后一度当过研究生部的主任。60年代，我俩下放劳动时间，我穿的那条“公安民警”的棉裤，给他穿，他的褥子给我带到乡下铺。不幸的是，这位老实巴交的乡党兼挚友，昌潍中学的同班同学，戏剧研究家，在50岁上自杀身亡，过早地告别了人世。
次年，即1954年，我在北大校园里又见到了一位昌潍中学的同班同学、东山王村的王笑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人人有责。热血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军。王笑湘年龄比我大几岁，有资格参军，于是，她从昌潍中学进了军干校。几年后，她考取了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后来成就为一个优秀的古汉语专家。我与她不是一个系，又比她高一级，故而没有多少交往，之所以对她有印象，是因为我在南流泉上小学时，与她的村子相距很近，每次回家都要经过他们村子。20世纪60年代，知名作家浩然下放在他们村子的邻村当支部书记，在那里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并为他的成名作《艳阳天》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而我与浩然又是多有过往的文友。
后来，昌潍中学又改名为昌乐中学，继承传统，锐意进取，成就为育人名校。作为57年前的毕业的一个小学子、老校友，我为母校的成就感到高兴和骄傲。学生写上此文，举起双手向母校表示遥祝了！
草山，我的发蒙地！草山，我的摇篮！
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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