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对清末状元王寿彭的不实传言(于家干)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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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历史真貌
  -----澄清对清末状元王寿彭的不实传言
  于家干  陈 群
  评价文化历史名人,总结其生平事迹,旨在弘扬中华文明,发掘地方文化遗产,展示当地博大丰厚的文化积淀,以启迪来者。正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但是,某些所谓文化人却借发掘历史文化名人事迹之际,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对历史人物随意诋毁。这种极不严肃的态度,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出身于潍城的学子王寿彭,中魁于清朝末年,正值政局严重动荡时期,他所受到的诽谤比之同乡前辈曹鸿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蟾宫折桂始,一直到病逝津门,猜测、诽谤、挖苦无处不在,使这位历史人物蒙受了更多的不白之冤。
  所谓“名字”惹来的祸端世上有许多源于嫉妒而臆造的谎言,经人以讹传讹、推波助澜,甚至于达到“乱真”的程度。王寿彭“因名字而捡到状元”的谬论便是典型的一例。
  王寿彭出身寒门,靠自己的天分与努力,加之家乡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最终连过数关,一举夺魁。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寿彭高中状元,此与慈禧太后七秩寿辰原本毫无关系(1904年慈禧太后的七秩寿辰时清廷特开了甲辰恩科),但是有人却煞有介事地编出故事说:那年适逢慈禧太后七秩寿辰,读卷官为讨好慈禧,故意呈上了王寿彭的卷子,慈禧一看到“王寿彭”这三字,认为这是“王者寿比彭祖”的天意,便欣然钦点王为头名状元。以此捏造出“王寿彭的中第完全是出于老佛爷的专横跋扈与随心所欲”。
  芸芸说客,信口雌黄,把这件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王寿彭在无奈中,写了一首打油诗:“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又偶然。”据说,当年对于这些愈演愈烈的流言蜚语,做为同乡前辈的状元曹鸿勋也实在看不下去了,曾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公开为王寿彭鸣不平。他曾质问:“尔等对次篯(注:次篯是王寿彭的字)肆意诋毁,见其卷否?若长的策卷一气呵成,这是常人所能及的吗?”曹鸿勋的话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又沉渣泛起,沸沸扬扬一直到今天。
  俗话说:谣言千遍成真理。这种谬论近些年竟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之上。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先生早些年在“清十二帝疑案”讲座中也引用了上述传说。可见上述谬论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有被学术界视为信史的倾向了。王寿彭在北京的后裔为此专门拜访了阎先生,并向其出示了王寿彭的殿试策及相关资料。阎先生不愧为严谨的学者大家,当时即承认他讲座中关于王寿彭中状元一事的说法的确有误。最近,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及他的新作《大故宫》中,谈及清朝殿试点甲,对“王寿彭因为名字中状元”的说法予以了全面的否定。他在书中关于王寿彭中状元是这样写的:
  王寿彭,山东潍县人,家在南关新巷子。两岁时,邻居曹鸿勋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了状元。曹家很穷,据说高中之时,报子到他家里报喜,家里没有钱招待客人饭菜,更拿不出赏钱,还是邻居们帮忙现凑的。也许是榜样的力量无穷,27年后,王寿彭保和殿试,钦点状元,入翰林,授修撰。潍县城里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三米的小胡同,二十多年间,连出两状元,曹王两府,南北相对,无比荣耀。可是流言也就传开,说王寿彭之所以中第,因名字有“寿齐彭祖”的吉祥之意。读卷官为讨好即将七十大寿的慈禧太后,就故意将他的试卷放在最上。慈禧一看果然高兴,就点了王的状元。……换句话说,王寿彭就算点状元有些偶然,此前科举的一路高中,难道都是偶然吗?平心而论,能呈送慈禧太后阅看的十份卷子,肯定是篇篇优秀,水平在伯仲之间。所谓靠名字取胜的说法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否定王寿彭文才书法俱佳的事实。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一方铜盒装的砚,盒盖上有王寿彭的题字,被有关部门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王寿彭中第后,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日本之行影响了他的后半生。1925年,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他在任上虽做了些尊孔复古之事,有些不合时宜,但也能聘任留学东西洋的知识分子执掌法、工、农、医等学院,兼取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新旧结合,使山东大学颇有生机。
  中国的科举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已发展到相当严谨完备的程度。科考取士,是天下瞩目的大事。即使在各县秀才名额的确定上,朝廷都非常谨慎,因为稍有疏忽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上述关于王寿彭的讹传,做为村夫野老茶余饭后的谈资尚情有可原,如果学术界也把其做为信史,问题就严重了。阎崇年先生尊重史实,彻底否认了民间关于王寿彭夺魁的相关讹传,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其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关于“拒绝孙中山、反对革命”之说由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结束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并宣布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时任湖北提学使兼署布政使、朝廷二品官员的王寿彭自然就地卸任。显赫一时的状元公“下岗”啦,这时的革命党人因王寿彭是当时湖北地位最高的“汉人”,曾邀请他参加革命军,并欲推举其任“都督”一职。身为封建文人的王寿彭能否顺应时代潮流呢?事实是否定的。革命党“邀请他参加革命军”,本身就是十分幼稚的行为,王寿彭也不想做有悖于前朝的“叛臣”。他“反应冷淡,推三推四”、最后“挂冠而走”。就这样,“拒绝孙中山、反对革命”的大帽子就被戴在了头上。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在瞬间土崩瓦解。作为清王朝官员、又是“受恩深重”的前朝状元的王寿彭自然会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最终他是选择了“出走”,这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并不少见。对于清末民初那个革故鼎新、改朝换代时期的文人,动辄以不拥护革命则为“反革命”论,恐怕也有些失之偏颇吧?事实上,王寿彭虽然不能接受革命的现实,却也认为“满清”气数已尽。清亡后,他过起了鬻文卖字,静观其变的生活。并未见他有“反对革命”的言论与行动。“尊孔复古”招致的非议1925年王寿彭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对省立农、工、矿、医、法、商等专业学校进行了改组。次年,成立了山东大学,并自兼校长,这是山东省内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开学典礼上,王寿彭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讲话,并印成册子。做为终身受孔孟之道熏陶的王寿彭自然奉儒家经典为圭皋,以传统的儒家之道做为办学宗旨,本人觉得也是很正常的。难道让王寿彭去谈“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吗?岂不是太难为他了!
  然而,时值新旧制度交替,代表不同势力的各派思想相遇,必然产生激烈的碰撞。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思潮所向披靡,王寿彭的办学经历受到各方责难。其罪之一,王寿彭主持精印了一批“十三经”等儒家的经典书籍,被指斥为:是为了钳制进步思想,是反对革命。其罪之二,将各系军阀如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张树元等聘为校董,使学校受军阀的制约,未能做到独立办校。其罪之三,曲阜祭孔,张宗昌宣读的《孝悌为人之本》文,系王寿彭所拟。祭孔仪式又有“穿大褂,行叩拜礼”等复古的行为。其罪四,张宗昌的女儿病故,王寿彭带部分女学生前去吊唁,被冠以“为虎作伥”的罪名……以上这些观点,无须一一驳斥。一个封建文人,他不可能超越时空去建立一所现代的“革命化”大学。今天的某些人,竟然继续采用“文革”期间极“左”的观点,脱离历史背景,上纲上线,无原则地扣帽子,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一个历史人物身上。这样做不仅对古人显失公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关于“投海自杀”的谣言造谣者无聊之极。对于王寿彭的去世,居然也能捏造出“走投无路、投海自尽”的“天方夜谭”。谣言的制造者看到《山东大学校史》以及潍坊地方史志上有记载着“王寿彭病逝于天津”和对王寿彭创办山东大学做了充分肯定后,便写文章称这“完全颠倒了是非功过,篡改了历史事实”。此人最后还把罪名加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身上,说什么这是“我国大陆史学界最高权威季羡林定的调子”,“王寿彭是季的老师,由于季崇拜王的经学造诣高,便不能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并煞有介事地抛出王寿彭“衣锦还乡的美梦落空,变成了穷光蛋又没有其他谋生的本事,实在是落得走投无路”,最后“跳进渤海湾自杀”。此人还把这条凭空杜撰的消息发表在境外的媒体上。
  在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那个年代,博学多识的王寿彭几经沉浮,早已厌倦了宦海生涯。他在潍坊自家府邸内存储了几十万册书籍,计划归里后办一所高水准的学堂。造谣者认为,王寿彭不干教育厅长就“生存不下去”、就“走投无路”了,这纯粹是少见多怪!王寿彭的书法很早就颇有名气,为时人追捧,可以说,他在津门鬻文卖字的话,照样也会丰衣足食。
  事实上王寿彭是因患严重的心脏病,最后病逝于天津的。至今老一辈家乡人都知道此事,当年还曾有人为他送去过“白糖加当地崔家产的香油腌渍冬瓜”的偏方治病。造谣者杜撰出王寿彭“跳海自杀”的“悲壮一死”,不知其居心何在?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先生提出“史家”要有“史德”。他对此进一步解释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没有史德的人、心术不正的人是写不出真正的历史的,即便写出来的也不叫历史,那叫“日记”。
  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螳臂挡车”的人与事。但是,史实是不能篡改的。客观地说,王寿彭一生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甚至是错误,然而,人无完人,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该脱离其历史背景,要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科学地总结其人生轨迹,发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如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特别是随意编造“污水”去泼向历史人物,那我们就要怀疑造谣者的居心和品质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清末状元王寿彭的出现,为文化古城潍县争得了莫大的荣耀。他的成长轨迹,至今仍在激励着家乡的一代一代莘莘学子。他对中国教育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王寿彭清末在中国首创办学经费专款专用的“预算制度”,1906年开始清廷编译图书局陆续编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新式教科书,其中四十六集《经学修身》就是由王寿彭编著的,特别是1926年王寿彭创办了山东大学,这些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创建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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