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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挚爱着小说
2014年1月26日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喜欢讲故事，喜欢写身边的人和事，他们更喜欢思考，用文字探求光明，怀着对文学从未淡薄的挚爱和深情，在自信中艰难前行。他们深信，小说能优化人的灵魂，让人们悟觉什么是善恶与美丑，什么是野蛮与文明。而读者对作家的期望，也如巴金所说：“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读者需要这样的小说，能产生共鸣，给自己精神慰藉，并从中认识自己、反省自己、陶冶自己。这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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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不变的生活方式
孙文圣,笔名火苗。1937年10月出生,潍坊市人。历任小学、中学、中专语文教师,潍城区创作室主任,专业作家。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儿童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旧巢》、《绿蚂蚁》、《秦始皇》、《皇太极大帝》等,儿童中长篇小说、童话《小黑妮儿》、《木鼓和鼓手》及《黑森林系列》等,并多次获奖。其小说有的制作为动画影片,有的译为外文出版,有的被编入师范院校的儿童文学教材。
写作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它在给作者带来艰窘和苦恼的同时,也会带来创造的快乐。
我觉得一个人既然选择了文学写作,就要耐得住寂寞。
今后,我打算继续把日子这样过下去。写作、阅读、学习、思索,并把这看作是一种不可代替的有益于身心的幸福……
早期创作大量童话小说深受欢迎
中外教育家们都认为,人的终生事业往往来自儿童时期的兴趣,这大体上是不错的。我从小就耽于幻想,头脑里有个人物众多的幻想世界,那里面有许多曲折的故事。如有机会,还愿意把自己的幻想故事说给小伙伴听……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这一“功夫”就用到了“作文”当中,而且屡屡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他们就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
初中一年级时,我写了一篇农民踊跃缴纳公粮的小故事,偷偷地投寄给《山东文艺》杂志,一个月后居然发表了,这件事使我在学校里出了名。
做教师之后,由于年轻,少先队工作是必须兼任的,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要给团、队报纸写文章。全国主要的团、队报刊都发表过我的长长短短的通讯、小说、故事和童话。那大概就是我真正创作的开始。
1956年春,我的第一部小说《小黑妮儿》出版,有点影响,第二年,就被译介到苏联去,还得了儿童文学奖,被列为中小学课余读物。在国内也印了十多次。从此,我的小说、故事就发表得更多了,还参加过几次山东省和上海的青年作家会议。
像那时的许多文学作者一样,我没读过正规的中学、大学,没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这样的缺陷,我只好用拼命读书来弥补。
“文革”后,是我写作的“爆发期”,由于我在儿童文学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便以写作少年儿童文学为主。首先,我大胆抛弃了童话的许多老套路,积极地介入生活,在写作中有机地融入小说的因素。我的尝试是成功的,十几年中,我的“童话小说”大受欢迎。国内主要的少年儿童报刊,都经常刊载我的作品,并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和师范大学教材,一连出版了十几部单本和合集,获得过包括“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在内的多次奖励。2000年,我被《中国少年报》评为十大著名童话作家。2001年起,我为中国文联出版社写作“童话小说”,先后出版了“黑森林系列”,其中包括《遭劫魔鬼岛》《鬼船》《金猱王》《别怕恋上小鬼妹》《追寻蓝蜻蜓》等二十部中长篇。《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偶然的机会转入到历史小说创作
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转入历史小说的创作。
有的朋友惊奇于我怎样做到这一“突变”的。其实,几年前,我就极为关注历史小说的创作,读了大量中外历史小说名家的作品,研究他们的创作观点和理论根据。首先他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叙述,除了框架之外,大都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历史的原貌,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第一手的历史资料。鲁迅把中国的历史研读、分析得通透烂熟。他说:如果仔细地阅读司马迁的《史记》,你就会由衷地感觉到这部史学典范,在很大程度上竟是一部小说,越是写得具体、生动的地方就越是出于虚构(如其中的《鸿门宴》),所以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有人说,古代的史官大都是正直的、刚正不阿的人,刀压在脖子上也会秉笔直书的。这样的史官或许有过,但绝不是多数。即使真有那样不怕杀头的史官,他也只能依靠自己局限的立场、认识和极端落后的搜集方式,甚至道听途说来写作,他能够写出绝对真实的历史来吗?所以,有的历史小说作者标榜自己的作品,句句、事事都有出处,是多么可笑和荒谬!
另外,鲁迅早就批评过古代历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老百姓是“被缺席”的。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清代末年,几乎所有的皇帝,他们的生卒年月上下传承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可是近代大名鼎鼎的作家曹雪芹的家世却至今尚在历史的雾霾中,何况普通的黎民百姓!
大胆展开想象出版九部历史小说
美籍俄人纳博科夫是位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他的论著几乎成了作家们的教科书。他曾一再强调文学的特点就是两个字:“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要想写好历史小说就要好好做足“虚构”的功夫。
历史小说的虚构,绝对不同于如今流行的“戏说”。“戏说”是以历史为背景,为了商业利益而胡编乱造。而作家的虚构是为了达到历史的深处,使历史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其中最关键是“历史感”。即,你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必须让读者感觉到是发生在真切的历史氛围中。
依照以上原则,我写了《妇好》《秦始皇》《刘邦》《李渊》《努尔哈赤》《皇太极大帝》《康熙大帝》《雍正皇帝》《释迦牟尼》九部历史小说,共五百多万字。出版后,在报刊、网络上许多人发表过评论,有趣的是,得到好评的往往是那些写得淋漓酣畅的虚构的人物和情节。
每写一部作品之前,我都是仔细地阅读这些人物的传记,尽量地多找几种版本,常常是边读边记,并自己编写人物的年谱和大事件,直到这些人物由陌生转而熟稔,其性格的各个方面都呼之欲出以后才动笔,几乎就在同时,那些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也就面目清晰、须尾毕现了……写作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它在给作者带来艰窘和苦恼的同时,也会带来创造的快乐。我写的这些人物,因为都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早有多人写过。为了保有自己的写作特点,我一般不看别的作者的同类作品,以免受其影响。
心无旁骛 埋头写作
现在由于网络阅读的盛行,不少读者嗜好那些“快餐”文化,严肃文学迅速走向边缘,即使是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面临着出版的困难。由此有的作家不得不放下笔墨,经商或到大中学校去教书了,还有人哀叹文学就要走向衰亡。
我认为,只要有人类,有生活,文学就绝不会消亡。人在需要生活资料的同时也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纸质阅读较之网络阅读,其情趣和感受的高低是大为不同的,网络是绝对代替不了书本的!目前,许多文化人除非必要,已渐渐地离开网络,甚至有人拒绝网络写作,我认为这是对过度现代化应有的抗争。可是还有部分年轻人却仍然沉溺在网络中,须臾不能分离。因此,作家们还要在文学的边缘长时间地等待,逡巡……
大多数的作家已经把文学融于血肉,阅读和写作已经是他们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明白,一部作品只要出世,就是一种存在,就有它的价值,不一定非要出版。我觉得一个人既然选择了文学写作,就要耐得住寂寞。十多年来,我尽量摒弃一切不必要的社会来往,心无旁骛地埋头写作。今后,我打算继续把日子这样过下去。写作、阅读、学习、思索,并把这看作是一种不可代替的有益于身心的幸福…… 孙文圣
小说源于民间犹如草根
穆陶,1940年生,山东安丘人,小说家,中国作协会员,潍坊市首届作协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红颜怨》(台湾版书名《陈圆圆》)获“泰山文艺奖”,曾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赢得好评；所著长篇小说《孽海情》,1992年在《云南日报》连载；所著长篇小说《林则徐》,获国家八五长篇小说奖；所著长篇小说《落日》,获山东精品工程奖。由于创作成就突出,1994年被省委宣传部授予“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2008年被评为“潍坊市杰出文化工作者”。
“草根”的含义首先就是那阳光下的野草,它或在田畴,或在涧边,虽然未免寂寞,却摇曳在清风之中,沉思在明月之下,与烦嚣尘霾无缘,倒是有几分宁静悠远的自信与自得。
小说是发源于民间的,它与“草根”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以草根来谈小说,可以消除大言炎炎、哗众取宠之嫌。
小说成功的起码标志是赋予人物以生命
我以草根的名义来谈小说,并非出于谦虚。“草根”译自英文“grass roots”,在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中的释义是:“群众的,基层的；乡村地区的；基础的,根本的。”在我的意识中,“草根”的含义首先就是那阳光下的野草,它或在田畴,或在涧边,虽然未免寂寞,却摇曳在清风之中,沉思在明月之下,与烦嚣尘霾无缘,倒是有几分宁静悠远的自信与自得。它可以不避春夏秋冬,任情生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草根的骄傲,也是草根的资格。再者,小说是发源于民间的,它与“草根”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以草根来谈小说,可以消除大言炎炎、哗众取宠之嫌。 有大家说,小说就是讲故事。这是不错的。我想在这故事里一定会有思想,没有思想的故事是不存在的。比如看了孙悟空与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人们会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只要坚守信念,就能战胜艰难险阻妖魔鬼怪,认清善恶与美丑,去夺取胜利。这就是思想,是故事的思想,也是作者的思想。所以写小说是不能离开思想的,若真的存在没有思想的小说,那必将是一个艺术的怪胎。
小说是有生命的。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有生命,二是小说本身要有生命,两者相互依存。1957年钱谷融先生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受到了文学界的激烈批判,可是历史与文学实践却证明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文学是写人的,是为人而写的。作为文学的重要样式,小说一定要有人物(或者象征性的人物)。而且这人物要让他们活起来,赋予他们以生命,这是小说成功的起码标志。
如何让人物活起来呢?作家不是神仙,没有还魂的功能,但作家有七情六欲,他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调动起来或生发出来,附于小说人物身上,进入人物的灵魂。一个人物活了,便可以去唤醒其他人物,如此人物都活跃起来,进入了虚拟的社会,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命运,就可以由他们自己的性格去决定了。
那么先有故事再有人物,还是先有人物再有故事呢?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我的体会是,先有人物进入你的心中,当你与这个人熟悉起来的时候,甚至当你与这个人产生了深深的感情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你的冲动就来了,你的灵感就会涌向笔端。有人就有故事,故事是由你塑造的人物来演绎的。当然这与创作主体有很大的关系。作家掌握着小说人物的命运,但小说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发展,却时时牵动着作家的心,让作家不得安宁,甚至有时候不得不跟随着人物的脚步走下去,与他(她)们同甘共苦,相依为命。
载入史册的作品都是能和民众产生共鸣的
小说也许有高雅与庸俗之别,但却很难分辨清楚。你说《金瓶梅》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我说不出。因为在雅与俗以及它们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标准。有的作家谈小说,动辄就强调“严肃文学”或“高雅文学”,以高雅文学相标榜,却又说不明白究竟怎样才算“高雅”。其实文学的原始状态,是通俗而朴素的,它起源于民间,起源于劳动,起源于抒发感情的需要。诗歌在前,小说在后,从“杭育杭育”的吟咏到《古诗十九首》那些描写平民生活与爱情的篇章,再到唐代的传奇小说,看起来它们都没有高雅到哪里去,但却载入了文学的史册,甚至成为经典。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作品反映的是人民与社会的真实生活,它能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共鸣,它的语言又适合民众的习惯,而不是故作高深,板起一副“高雅”的面孔。如此看来,雅俗并不是好与不好的绝对标准,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内涵与形式是否为社会民众所接受,并具有“人民性”而产生深远影响。明朝人罗贯中写了距离他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故事,千百年来家喻户晓；一部《聊斋志异》,引得闾里妇孺皆相传诵,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内容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写给自己欣赏,也不是仅仅写给专家或自己的同行小圈子看的,而应当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自认为高雅而却无人去看,就用“曲高和寡”来搪塞,这是解释不通的。
“文学”一词,由来甚古,它是“孔门四科”之一,《论语》中说,孔子的弟子中,子游和子夏是专擅文学的。不过当时的所谓“文学”,与今天的文学的含义并不尽同。那时的文学,主要是指文章,像今天这种意义的小说,似乎尚未出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有人写出了《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这样的作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雏形。魏文帝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他说的这“文章”应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曹丕本人是一个文学家,他当了皇帝,把文学提到这样的高度,可以理解。但唱反调的人也不少,认为小说一类东西,不过是“雕虫小技”。这样的意识观念,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
坚守文字 探求光明
真正的小说家,同时也应当是思想家。鲁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梁启超是思想家、历史学家,也是写过小说的文学家；法国大作家伏尔泰,同时也是一位大思想家……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著作还是小说作品,都对人类思想的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国之大业”的说法并非虚妄。不过像曹丕那样,文学家做皇帝的毕竟太少,而更多的则是像曹雪芹、蒲松龄那样潦倒人生者。他们没有找到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平台,也不存在公开宣示并实践自己思想的资质条件,便只好以小说来寄托情思。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若非自我谦抑之词,便是旧时代身在高层的卫道者对文学小说的贬诋!
小说之为物,它能优化人的灵魂,让人们悟觉什么是善恶与美丑,什么是野蛮与文明,从而让人类在文化的长流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陶冶自己,走向进步。如此看来,小说之于社会,其意也深焉,其功也大焉。
作为小说家,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不仅要面对文学的天空勇于展翼腾飞,更应当勇于面对社会正义与人生良知进行对灵魂的拷问。坚持用文字来探求光明,在自信中前行,为实施中华文化战略,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穆陶
读书成癖为人生一大乐事
耿春元,1943年生,青州东夏镇耿家村人。1977年在《山东文学》发表诗歌处女作。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各一部,以及微型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数百篇。有作品被《小说月报》、《读者》等选刊选载和收入《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中国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75-2000)等多种文学典籍。其中《习惯动作》选入高中《现代散文选读》、《银元》入选大学《英语翻译教程》。
读书对于我已经成癖。老伴说不是癖,是种病!于是赶快查词典:“病者,是生理和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癖”的解释则是“嗜好”两个字。仔细想想老伴说的不无道理,是有病。
深受堂兄影响,迷上读书做有思想的人
小时候,家族中堂兄最有学问,我便非常敬仰他。他在外地工作,一年中只春节回家一次。只要他回来,我便成了他的一条小尾巴,走到哪跟到哪。他除了给几位长辈拜年外,总是到村子东北角一间草棚里,跟“五保户”耿生元说好长时间话。耿生元和我平辈,我跟堂兄都叫他生元哥。有着百余户的耿姓村子里,应该拜望的不计其数,堂兄却忘不了到生元的草棚里说好长时间话。生元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又无近亲,晚年就成了村里跟乞丐差不多的五保户,自然也就无人跟他来往。许多人甚至连正眼瞧他都不会。在我眼里堂兄是大人物,却毕恭毕敬地到他草棚里说好长时间话。
曾经问过堂兄为什么,堂兄伸出食指点了点我的脑门儿:“在这儿,是——‘思想’!人无贵贱,只从这里分高低。”还是不太懂。因为那时年纪小。后来它却像一粒种子,生根、发芽、成长,竟然影响了我一生。
一生敬佩不趋炎附势、没有媚骨的朋友。经常是与有的人彻夜长谈谈不够,与有的人见面半句都嫌多!不论他是谁。这大约是思想者共有的脾性。
说文章是思想的产物大约不差。因此,文友们凑一起总是平等的——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有区别的只有思想——无论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否则,还作什么文!
奴才把自己造成奴才,英雄把自己造成英雄。
蓝天白云,芳草萋萋,牧童骑在牛背上,只差一把横笛了。
于是,便迷上了读书。
我年幼丧父,孤儿寡母过日子。母亲脾气暴躁,管我极严,一心想把我调教成吃苦耐劳、听话孝顺的庄稼里手。
我却迷上了读书。
“又看书!书能当饭吃?”——母亲这声喝斥,随时炸响在我的耳边。因而,柴禾垛里、场院屋里……都是我躲着母亲看书的地方。
到图书馆借书,就像羊吃草想一口吃光
我是1958年进城参加工作的,离开母亲的管教,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我说的是读书。
从1958年参加工作到“文革”开始前,是我读书的黄金岁月。我曾经拥有一张县图书馆六个人的小组借书证。那些日子我读起书来就像羊吃草,恨不得把眼前的草一口都吃光。
那时图书馆藏书最多的是“老大哥”的书。“老大哥”是指苏俄。普希金、高尔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特玛托夫还有屠格涅夫以及契诃夫……一个一个地借来读。世界文学走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们是世界文学难以超越的高峰!读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感觉不行了。那时沈从文、张爱玲还被“政治”封闭着,连名字都听不到,遑论作品了,好在还有鲁迅、郭沫若。
“文革”中偷读《二十四史》
当我把求知的触角伸向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文革”来了。
“文革”来了,几乎一夜间全中国便无书可读了。那时我年轻,一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造反”了。最使我难忘的是“造反”期间我亲自指挥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武斗!右边口袋装着《孙子兵法》,左边口袋装着《唐诗三百首》,堂·吉诃德似的英勇上阵了。结果是纸上谈兵,我指挥的“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许多伤员被抬进了“战地医院”,我则临阵脱逃。得亏没有死人,不然我的人生履历就得改写了(有一次武斗就死过人,后来有三个头头入狱,其中一个判刑20年)。这一仗之后我的威信扫地,没有人再信任我了。
这天傍晚我摸进了一位读友家里。在他家我得到了一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我反穿皮袄缩在他家的一张破床上,读了个死去活来昏天黑地,彻底过了一把读书瘾。我问他可还有书,他悄悄告诉我:“有,全套《二十四史》!你可以先看《三国志》,看完一本来换一本,千万小心；典型的‘封资修’呀,弄不好要惹祸的……”
我终生忘不了这位读友。两派斗争激烈,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天赐的读书良机,而且读的是《二十四史》!后来我经常想,如果失去了这次阅读《二十四史》的机会,可能一生也补不上。特别是《史记》。《史记》集史学和文学双重贡献,中国古代无人可比!与《史记》相遇是种缘分。感谢这位读友。若干年以后写过一篇《读友》小文,介绍过在那特殊时期结交的几位读书朋友,有一节是这么写的——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不幸被我们摊上了。却偏偏喜欢读书。可读的书却极少。还要冒风险。遇到一本好书经常是你读完偷偷传给我,我读完偷偷递给他,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那时读书的目的非常纯粹,纯粹得令人感动。后来有的读友读得少了,都忙呢,忙家庭,忙生计……但有了书卷打底子,即使清贫,也不会丢了做人的身份的。
有书可读是人生大快乐
最后,应该说说写作了。
不是书读得多了就能当作家。不是。当作家需要天分,更需要机遇。我没有像那位读友已经修炼成仙,我是凡人。在那个一篇小说在全国获奖就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年代,我也曾努力过。结果发现,某些获奖作品并不比自己的某篇作品好到哪里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你连别人的作品的好孬都看不出来,你绝对不具备写作的条件。”反过来说也一样。我有这个自信。如此说来就是机遇了。不是说只有我缺少这个机遇,其实天下文章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不过是拿自己举例而已。
已经时过境迁。如今偶尔涂鸦纯属习惯使然。大凡正常人已羞于与文学为伍的时候,读书对于我已经成癖。老伴说不是癖,是种病!于是赶快查词典:“病者,是生理和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癖”的解释则是“嗜好”两个字。仔细想想老伴说的不无道理,是有病。譬如,为了有时间读书,曾经放弃过许多赚钱的机会,还自我辩解道——赚钱需要时间,读书也需要时间,你有时间赚钱,你就没有时间读书,一个人没有两次人生!
那么是赚钱还是读书?读书和赚钱孰轻孰重?这问题严重了,严重到脑筋短路啦——
没有钱怎么活人?
于是便修正道:有件事干,有碗饭吃,有本书看,人生大快乐!
于是这话便成了我的座右铭。 耿春元
作家要讲好自己的故事
韩钟亮,生于1945年11月,山东诸城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潍坊市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作协理事。1964年考入山东大学政治系,学哲学专业,但痴迷文艺。1973年开始在《山东文艺》发表作品。相声《百花丛中》在全省获奖,并参加全国调演,为山东建国以来代表性佳作之一。1978年其小说处女作《拜年》于《山东文学》发表。代表作《散香》在《当代》发表后被选入《山东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四十多年来工作之余不辍写作,共出版发表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唐赛儿》《永乐皇帝》《曹操》《貂蝉》,短中篇小说集《散香》,电影剧本《神凤威龙》(西安电影制片厂)等四五百万字。
我佩服和羡慕的作家有两种,一是“感觉”特别好,一是“修养”特别高。
莫言的成功昭示我们,“感觉”大抵是一种“异秉”,一种天赐的“潜质”,它似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丢掉了故事性也就等于消灭了小说
“当代小说家还要不要讲故事?”这按说是小儿科式的问题,但因了德国汉学家顾彬贬低莫言的几句话,竟使它玄奥起来,好多人因此产生了惶惑。
回想我们这茬人初涉文学,从一开始就晓得小说有三要素,即故事、人物和语言,三十年来一直奉之为圭臬,没有怀疑过。我们还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晓得了自上古神话、先秦寓言、六朝志怪、唐宋传奇流变而来的过程,而我们膜拜的小说大师如冯梦龙、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等,无疑都是“讲故事”的高手,因此,“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历来就是小说家们苦心孤诣孜矻求之的。
但时光荏苒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新时期文坛上开始涌动一股小说新潮,人们对小说的“故事性”问题出现了质疑。1981年,我曾以三角九分钱买到一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书中居然提到,小说可以完全没有故事情节(如契科夫的《草原》),这使我震惊,震惊之余,却又觉得那仅是大师尝试性的“个案”而已,它是不足以撼动“三要素”之圭臬的。我始终认为,单就小说的“美学特质”而言,其“故事性”绝对不能怀疑。
老实说,我本人就是“以故事入小说的”那一类作家。
我打小就喜欢《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传奇故事。正是它们的滋养,让我获得了一种“故事”的“基因”,使我的小说书写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传统的“故事性强”的特色。我的小说处女作《拜年》,从其叙事结构以及语言特色来看,那其实就是“标准的”故事。若干年后,著名学者兼作家马瑞芳说,“你的《拜年》之所以在全国引起注意,除了题材新以外,主要是故事的特点太强,与一般小说迥然不同”。
自有了“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等等现代技巧,“单纯的”故事式的小说书写显然已经落伍。但一个作家既已形成了自己的套路,他似乎也很难改变自己。尽管我后来也写出过一篇两篇让好友莫言先生赞许为“用另一种声音说话”的小说,但归根结底我还是个“讲故事的人”。
“讲故事?这算是什么作家呀!”
我知道,这种质疑的声音并不仅仅是针对如我者的,事实上,那位将中国当代文坛视作“一堆垃圾”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在谈到莫言时也是一脸的不屑。他认为,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类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讲完”,并据此断言,“莫言是个落后的小说家”,顾彬的这番话在中国影响很大。
当莫言获取诺奖,在斯德哥尔摩金色大厅宣布“我就是个讲故事的人”之后,顾彬先生就不得不声咽气闷了,国内好多小说作家和评论家也重新审视“故事性”的问题了。看来说千道万,传统是不能丢弃的,圭臬也还是要遵守的。小说总要有故事,这话鲁迅先生说过。叶君健先生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之《序》中也说,“小说一般都有情节,有故事”。虽然也有类似散文如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小说,但总的来说,故事性是小说的特质或者说本质,“有故事”是绝对的,“没故事”是相对的。丢掉了故事性,也就等于消灭了小说。
我们现在回归传统,对小说的故事性重新重视起来,这固然值得高兴,但却不能“盲目乐观”。今天我们所说的“故事”已不是过去的“故事”,二十一世纪的“故事”与唐宋元明清时期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我最近听说,省城济南的一些作家评论家以莫言为例开始热议“故事”这个话题,据说张炜先生认为作家关键是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作家的“故事”,并非人人能讲的通常意义上的“故事”。倘把某个社会事件看做“故事”,那这故事就算是“客观存在”,而你在讲的过程中,肯定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和思考,于是你所讲的故事肯定就带上了你的印记,那它无疑就成为带有“主观意识”的东西了。为此,把小说的“故事”视为作家“主观意识上的故事”,这话也许不合逻辑,也可能使同道们不知所云,但我自己能懂得它的含义,这就够了。
多读书勤问道是提高修养必由之路
我佩服和羡慕的作家有两种,一是“感觉”特别好,一是“修养”特别高。
这里说的“感觉”,是美学心理学上的概念,而非通常说的针扎了手就会疼、火烧到身上就会热的那种感觉。这个“感觉”的意思有点深奥,也有点神秘,我至今对它还“吃不透”,但时而听人议论“某作家的感觉特别好”,“某作家的感觉非常差”,据此揣测,“感觉”大概就是“灵感”或者义近于“灵感”吧?
1986年秋末,莫言从北京回老家探亲,县里借机举办文学讲座,请他讲讲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我闻讯赶赴高密,得以聆听了他的精彩演讲,并听他阐释“感觉”的涵义。莫言说,“感觉好”是对一个作家创作能力的赞扬,而“没感觉”则是“对作家最低的评价”。我当场不揣冒昧地插话问他,“感觉”是何意思?莫言回答我说,“感觉,实际上是作家捕捉生活、捕捉细节的一种能力”……然后他讲了作家想象力的问题、艺术感觉(如对人物心理把握以及氛围把握)的问题等等。我听后若有所悟。过后翻一翻上海美学教授夏中义先生送我的那本《艺术链》,看到书上列举的一些事例,再对照莫言的演讲,才终于明白,“感觉”大概有两层意思:一即“灵感”,或如普希金说的“灵魂洋溢”和列夫·托尔斯泰说的(心血)“来潮”；二即作家刺激、引发以及把握“灵感”的能力。
据以上理解,我觉着莫言实在算得上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感觉最好”的作家之一。他一旦有了“感觉”,就能下笔千言,满纸云霞。其一气呵成的《生死疲劳》,洋洋四五十万言,仅用时四十几天。
莫言的成功昭示我们,“感觉”大抵是一种“异秉”,一种天赐的“潜质”,它似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窃以为,“感觉”义近于“敏感”,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过于“敏感”,则难以与人相处,这该是他的缺点,但如果进入艺术创作的领地,那么“敏感”就会成为优点,那就是作家求之不得的了。
还有另一类作家,写作的速度虽不很快,产量也不很高,但因为他腹笥锦玉,具备极高的修养,所以写出的小说几乎字字珠玑,件件堪称传世佳品。以我挑剔的眼光看来,当代作家中,好像只有已过世的汪曾祺、林斤澜两位,而在世的,鲜有人能望其项背了。人的修养高低,装也装不出来。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依我看,多读书、勤问道,这才是小说家提高修养的必由之路。
我承认,我是“感觉差”的那类人,而且自身修养也不高,故一直以来几乎没什么成就。但有时也想,“感觉”者虽言天赋,但人的后天努力也并非毫无作用的吧?古人不是也说“天道酬勤”的吗?没准儿在你孜孜矻矻的某一刻,忽然间灵光闪现,神奇的“感觉”就会降落在你的笔端上呢!
既然无法做到“感觉好”,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修养了。 韩钟亮
不断探寻新思维新路子
郭建华,1947年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于家庄。1966年高中毕业于青岛一中。曾任教师、昌乐县文化馆干部、昌乐县文化局副局长、潍坊电视台专题文艺部主任。1998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尤庄的蒲团》、《桥》,散文集《咸菜瓮》。20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庄户人是天》由青岛电视台录制,中央电视台播出。
大半辈子,写了几十篇小说,粗略盘点,稍感满意的,不过一两个人物,还有几棵树。
对我的小说创作来说,《奇树志》是一个转折点,举足轻重。它让我找到了一种新思维,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遵王希坚意见修改,《尤庄的蒲团》崭露头角
我的作品中,第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形象叫老杨,外号蒲团,是小说《尤庄的蒲团》的主人公。老杨的出世,可谓一波三折。
1981年,我到诸城参加小说学习班,有幸见到了久仰的文学前辈王希坚老师。我把带去的《尤庄的蒲团》的初稿交了上去,试图碰一碰运气。我惴惴地等了几天,未得到回音,却听说王希坚老师已经回济南去了。过了些日子,《山东文学》编辑部打来电话,让我去改稿子。我匆匆赶到编辑部,却没有见到王希坚老师。接待我的是梁兴晨老师。梁老师说王希坚老师已调离《山东文学》社,留下一张关于《尤庄的蒲团》的稿签。在这张普通的稿签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对《尤庄的蒲团》的评价和修改意见,突破“初审意见”、“终审意见”等栏目格局,一气呵成。如此仍意犹未尽,又将纸的反面写了个满满当当。我久久端详着文末的“王希坚”仨字,心潮难平。尤其令我感动的是,王希坚老师在对稿件的处理意见中特别强调:要请作者来编辑部面谈,以免作者对书面意见理解有误,将稿子改糟了(大意如此)。
梁兴晨老师遵照王希坚老师的嘱托,指导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尤庄的蒲团》。稿子在1981年第12期《山东文学》发表,且是头题。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一年一度的山东文学优秀小说评奖中,《尤庄的蒲团》榜上有名。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奖,但对于刚刚在文坛上探头探脑的我来说,意义却非同一般。我必须抓住这个机遇,踏着这刚刚迈上的小台阶,在艰难的文学小路上攀登。
写最熟悉的人和事,《姜守本进城》几经修改
颁奖仪式是在1982年《山东文学》社举办的小说学习班上举行的。领回奖状,踌躇满志的我,面对格子纸一筹莫展。越是想把稿子写得出色,至少超过《尤庄的蒲团》,越是什么也写不出来。构思改了一遍又一遍,题目换了又换,折腾得寝食不安精疲力竭。
我像一头困兽,左冲右撞,怎么也找不到突破点。突然有一天,文学先辈和师长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我脑际一闪: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这既是常识也是经典。它让我想到了姜守本,确切地说,是姜守本的原型。他是我的异姓长辈,我们同在一个生产队。他勤劳、善良、怕老婆……许多故事呈现在我面前。以姜守本进城坐汽车老婆没给车钱为主线的故事情节立马形成,《姜守本进城》的架子很快搭就,姜守本这个人物形象也活了起来。在这里,无论故事还是人物,基本都是虚构的,原型只是一个诱因。
稿子寄往《山东文学》,不久即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要我前去改稿子。指导我改稿子的仍是梁兴晨老师。梁老师看过修改稿,肯定进步,指出不足,提出希望。我心悦诚服,跃跃欲试,竞技状态极好。如此几个回合下来,梁老师端详着稿子,说还不够味儿,再改一遍吧!怎么算够味儿?我心中无底。梁老师说,好稿子是改出来的。我明白,这是老生常谈,却接近于真理。于是挖空心思,又改了一遍。梁老师端详着稿子,看看停停,半天才得出结论:还是不够味儿。这一次,我实在是没招了。梁老师看过稿子,读懂了我的心态,不无遗憾地说,就这样吧,还是不够味儿。他也只好缴械了。
稿子在《山东文学》1982年第12期发表。
多次被转载并获奖,广播剧电视剧接连出炉
1983年第3期《小说月报》转载《姜守本进城》。翻开1983年第3期《小说月报》,目录上赫然印着蒋子龙、史铁生、苏叔阳、高缨、迟松年等一串大名,我的名字排在苏叔阳之后,位居第四。
《姜守本进城》当年获《山东文学》1982年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被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鹅湖水妹子》收入。1995年10月,在《山东文学》创刊四十五周年小说评奖中,获优秀作品奖。1999年,入选《山东新文学大系<当代部分·小说卷三>》。1983年9月,由苏位东改编为小扬剧《卖笤帚》在《剧本》杂志发表。
1984年5月,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改编为电视剧《姜守本当家》(唐彦林、赵玉嵘编导)投入拍摄,8月,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同时,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修宗迪改编为广播剧《守本老汉进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姜守本第二次“出山”,是在小说《桥》中。《桥》发表于1995年第9期《山东文学》。1995年第12期《小说月报》转载。1996年12月,获齐鲁作家小说精品大展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只转载过我两篇小说,都是以姜守本为主人公。这并非巧合。
姜守本第三次“出山”,是在20集电视连续剧《庄户人是天》中。《庄户人是天》由我编剧,姜守本为剧中男一号人物。青岛电视台于2000年七、八月间录制,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于2001年7月18日首播。
改变写作模式 开辟创作新路
1990年10月,昌乐县文化中心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举行剪彩仪式。时任《山东文学》主编的邱勋老师作为贵宾应邀出席。其时,我的小说创作正走入低迷:不改弦更张,势必被淘汰；追潮流走新路,又力不从心。我尝试着一改过去的思维定势和写作模式,写了一篇《奇树志》。趁邱老师在昌乐,我将《奇树志》给他,请他判定。他很快看完给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评价:很好。然后跟我详谈得失长短,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嘱我改好后寄给他。最后他又说,最好再写两篇,一起发,冲击力大一些。
《山东文学》1991年第3期头题位置发表了《郭建华小说三题》,《奇树志》之外,还有《某公三忌》《幸运的小花》。《奇树志》获1991年《山东文学》优秀小说奖。
对我的小说创作来说,《奇树志》是一个转折点,举足轻重。它让我找到了一种新思维,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发表于《山东文学》2000年第6期的小说《山东无死槐》,是这种新思维、新路子的又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且较《奇树志》又远走了一步。两篇小说写的都是树。但树只是一个载体,内涵是人,社会,甚至哲理。一位文友告诉我,为了解读《山东无死槐》,反复读了5遍。他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无论如何,若没有《奇树志》,我也许只能一条路子走下去,或者很快会走到尽头,终结我的小说创作生命。 郭建华
钟情文学 30年痴心不改
郑海翔,笔名芳洲,1955年7月生,山东胶州市人。1993年调入潍坊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国家一级作家。获“潍坊市杰出文化工作者”称号。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发表出版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其中: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50余部(篇),曾多次获奖。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委员、潍坊市作家协会主席。
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联合举办首届作家研究生班,于当年秋天从全国选拔了42名有一定创作成就并且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学习,我有幸被录取为学员。经近三年的离岗全日制学习,于1991年上半年毕业,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莫言、毕淑敏、余华、迟子建等文坛精英当年都是这个班的学员。
在全国文学大潮推动下开始自学写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伴随着“文革”的结束,文学开始复苏。1977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轰动了沉寂多年的文坛,被视为“伤痕文学”(后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从此,文学的大潮迅速形成。
在文学大潮的推动下,全国涌现出一大批立志成为作家的文学青年,我便是其中的一员。
我是1980年开始学习文学创作的。当时我已在胶州市第二轻工业局工作了五年,从事文字秘书工作。我从小爱好文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读小说,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林海雪原》,虽然里边的字还认不全,但读得很入迷。
毋庸讳言,搞文学创作是需要天赋的。但要想成为作家,只有天赋还是不够的,除了需具备遣词造句的基本能力和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外,还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修养,掌握文学创作的规律。
于是,我开始了自学。利用业余时间一面练笔一面学习中外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名著,包括马克思、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的哲学和美学,还涉猎过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同时,大量研读了中外文学名著。
接连发表中长篇小说后进入专业创作
默默拼搏了四年多,终于有了收获。1984年,我的处女作《秦斐》——一部7万字的中篇小说发表在山东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柳泉》第五期上(《柳泉》后来移交给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改名为《时代文学》)。那一年我29岁。
当时正处在文学大潮的顶峰时期,作品发表后轰动了胶州市。因为那是胶州市作者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很重视,给予了我很大鼓励。接着我又创作了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阙如》。1985年,山东文艺出版社约我写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并邀请我参加了7月份在博山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当时全省共有七八位重点作者参会,我的构思提纲得到了认可。当时我仍是业余创作。会后,山东文艺出版社委派一名责任编辑赶到胶州,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单位给我请了两个月的创作假。
当时正是夏季炎热的八、九月份,两个月里我每天都是从上午12点左右开始坐下来,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睡到上午12点之前起床吃午饭,然后再写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这样连轴转,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一个半月后小说快要完稿时,我的身体出了异常的状况:感觉心脏一下一下跳到了嗓子眼里,手也随着颤抖,影响写字。检查后医生告诉我,病因是长期劳累和睡眠不足。创作假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靠服用“心得安”完成了20万字的长篇小说稿,一气呵成,后来定名为《背叛》。
交稿半年后,山东文艺出版社打电话让我去社里面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济南,总编辑李新民先生亲自和我谈,结果令我喜出望外。他们认为小说写得很不错,水平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1986年是个丰收年。五月份,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阙如》与赵冬苓的《凯旋门》合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用单行本出版；11月,24万字的长篇小说《背叛》出版,印数近3万册。后来山东文艺出版社又组织召开了《背叛》专题讨论会,山东文学评论界给予了较高评价,有多篇评论发表在《大众日报》《文学评论家》《学习月刊》上。《背叛》也是胶州市建国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然又引起了轰动。市委书记在会议上把《背叛》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绩给予了表扬。我于那年五月调入胶州市文化馆工作,之后又调入了新成立的胶州市文艺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
离岗深造与莫言等多位名作家是同学
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联合举办首届作家研究生班,于当年秋天从全国选拔了42名有一定创作成就并且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学习,我有幸被录取为学员。经近三年的离岗全日制学习,于1991年上半年毕业,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莫言、毕淑敏、余华、迟子建等文坛精英当年都是这个班的学员。同为学员,相比之下我自惭形秽。
不过,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深造,我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确实有了很大提高。1989年,我的一组短篇小说《乡村纪事三题》获《青岛文学》年度优秀小说奖,并有多篇专题评论。之后发表在《人民文学》1990年第一期上的短篇《多维空间》被《新华文摘》1990年第五期选载,并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O年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红草》发表在《十月》1991年第二期,被《新华文摘》1991年第六期选载,并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一年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年都要从全国重点文学杂志和选刊发表或选载的若干短篇小说中,筛选出三十篇左右结集出版。在以往每年一届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中,凡是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选集中的短篇小说,获奖的篇数占集子总篇数的90%以上。遗憾的是,自1989年六四学潮动乱之后,所有的文学奖项都停止了评奖,我失去了两次竞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机会。
笔耕不辍 作品不断
接下来我接连创作了长篇小说《热的冬》,分为四部系列中篇:第一部《热的冬》、第二部《晕眩》、第三部《心之泊》分别发表在《十月》上,第四部《风》发表在《时代文学》上。第一部《热的冬》在《十月》1993年第三期发表后,被《小说月报》1993年第十期选载,后来又被三家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选入出版,产生了较大反响。第二部《晕眩》发表后被两家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选入出版。发表在《当代作家》的中篇小说《苦笑》分别被《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一期和《小说月报》1995年第三期选载。中篇小说《归去来》在《当代作家》发表后被《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二期选载。发表在《长城》上的中篇小说《红尘一叶》被《小说月报》2004年增刊选载。
1996年4月,《十月》《小说月报》《作家报》及潍坊市文联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芳洲作品讨论会”,在京的部分著名文艺评论家、学者、驻京新闻单位的记者以及多家文学期刊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作品研讨会。
2009年12月,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访问了美国,也是潍坊市迄今为止唯一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身份出国访问的作家。 郑海翔
父老乡亲面前只写真话
胡培玉,山东诸城人,195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诸城市文学研究会会长,现供职于诸城市政法委。所著中篇小说《罢官》《边缘人》《陆家庄民选》《斗法》,短篇小说《对门》分别被《中篇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和多家出版社选集出版,并多次获奖。所著中篇小说《罢官》获山东省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征文中篇小说一等奖；所著长篇小说《乡镇干部》获山东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
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的亲朋好友都为我担忧,怕惹出点什么事来。
可不可以不写真话,光拣好听的写?可是我做不到,那样我对不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也对不起我的父老乡亲。
《水白杏》写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
1986年,我在潍坊教育学院读中文,全国大学生有个作文比赛,学校就把我的《水白杏》报了上去。写作老师很有把握地说,你这篇散文一定会得奖的。后来就得了奖。《中学生报》给发了,刘白羽先生把它收到他主编的散文《红烛》里了。学院让我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个创作谈。我也不知道谈什么,我就去请教我的写作老师。写作老师说,你的《水白杏》以小见大,写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苦难,具有现实主义的悲悯情怀。
《水白杏》写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在我家的天井里,有一棵水白杏,树冠遮蔽了半个天井。爷爷是侍弄果树的高手,杏子结得又多又大,一棵树能摘几百斤,除了送给邻居家的外,剩下的就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可有一年,村里突然来了指示,不但家里养的鸡狗鹅鸭全部杀光,连家里的果树也深受其害。说这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树。爷爷在砍伐杏树时,我护着不让砍,骂这是什么狗日的指示。爷爷吓得不轻,赶忙捂着我的嘴说,你这是在惹祸呀!
我的童年是伴随着饥饿度过的。父亲经常为全家人吃穿而发愁。1969年我读完了小学,父亲四处求人,好歹才上了初中。考高中时,我又被挡在了校外。从1971年到1977年,在我还没当上民办教师这七年里,我当过农民,当过临时工,收过大粪,当过水利施工员。这期间我把村里能借来读的书,都借来读了。我不但读小说,还读数学,读化学和物理,所有的书我都喜欢读。冥冥中有个人在告诉我,把书读好,到时候会有用的。这期间我尝遍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也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困苦和愚昧无知。
关注底层民众小说中体现官民和社会矛盾
1980年,我通过自学考上了诸城师范。后又考上潍坊教育学院。1987年,我从潍坊教育学院毕业,直接去了县教育局,当时叫教委。1989年考入诸城人大。在人大,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民主和法制,深刻地理解了民主和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我在人大写过材料,管过事务,最后落脚在人大信访室。在这里每天都要接访好几帮人,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人民来信,每天都要下去调查,在这里我进一步了解了底层民众的苦难,进一步了解到个别官僚的丑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对门》和中篇小说《闲冬》《罢官》《边缘人》《斗法》《陆家庄民选》等。2001年我调到市委办公室工作,来这里工作,我又换了角度,写出中篇小说《抑郁症》和长篇小说《乡镇干部》。
小说《对门》写的是平民金小米,和母亲从乡下来到城里,母亲闲来无事就把家里燎的水,家里人送来的土特产,送点给对门的局长大人。局长不但不感激,反而还认为老人别有用心。后来局长出差,家里女人得了急病,多亏了金家一家及时施救。这篇小说在《山东文学》上一发表,小小说选刊就选载了。还加了一个编者按。那个按语只说了“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亲,赛黄金”这一层意思,没有说出官民矛盾激化的那一层。
中篇小说《边缘人》,写的是城市化进程中,泡沫经济和为减少两元差别所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农民杜幸福一家世代生活在城边,做梦都想有一个城市居民证。当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城里人时,他们不知所措了。失地之后,他们找不到工作,生活大不如前。儿子杜粮食,寻找工作屡屡失败,最后铤而走险,用自己祖传的老宅子,做起不正当生意。《边缘人》在《中篇小说选刊》作了转载。
《罢官》、《斗法》和《陆家庄民选》,这几部中篇小说,意在弘扬民主和法制。《罢官》写的是村民乔鲁生要罢村委主任姜来福的事。村委姜来福,因为上边有人撑腰,贪污腐化,作风横蛮。乔鲁生从乡里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推来推去,告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就在他们无计可施之际,乡人大主任给他们出了一个点子。拿了一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给他们,乔鲁生他们就找到了答案,依照程序选民可以罢免他们选出的村官,乔鲁生他们拿起了法律武器,最后就把作恶了十几年的姜来福罢了下来。小说在《山东文学》上一发表,立即被《中篇小说选刊》等七八家杂志和出版社选载和选集。这期间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们说这样的小说读着过瘾。
中篇小说《闲冬》和《乡镇干部》写的是“官场”。《闲冬》写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事。那时候农民不但什么补助都没有,还要缴纳沉重的“三提五统”,人民事业人民办,一切都是由农民来承担。农民苦不堪言。此外环境污染初见端倪。村支书刘铁有耿直的个性,有正义感,敢于维护村民的利益,但却无力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负担和危机,在村民的愚昧落后和贪官们的欺压盘剥夹击下,最后却落了一个吃官司的下场。
应该说长篇小说《乡镇干部》是中篇小说《闲冬》的一个延伸。乡镇干部,是中国政权链条上的最末一个环节,也是最弱一个环节。小说写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故事,那时一切都堪称触目惊心,乡镇正在经历着变革。农民负担,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社会稳定,撤乡并镇,环境污染,天灾人祸,各种矛盾都逼到了墙角。小说描写了宁小苓、王治国等乡镇干部,他们虽处底层官场,却良心未泯,为改变乡村面貌,为改变农民生活现状而惮精竭虑,废寝忘食。尽管乡镇干部们左冲右突,分身乏术,忙于应付,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甚至事与愿违。原因何在!
作品针砭时弊 亲朋好友担忧
从2003年开始,我就着手写一篇反映人大工作的长篇小说,暂拟名叫《最高权力》,这个长篇先于《乡镇干部》,本来是代表潍坊参加省精品工程评选的。可是《乡镇干部》评过去都六年了,而《最高权力》一直没有杀青。2007年春节,我去拜望莫言先生,在谈及我最近在写什么时,我说我在写《最高权力》,我在人大机关干了十几年,我想写写人大。写写民主和法制这个中国人争取了几百年的事情。莫言微微一笑说,正月初三我去诸城,住一宿,和你好好谈谈这本书,写出来一定会很好看的。正月初三莫言来了,可是我只见了他一面,晚上他也没有住下,更谈不上跟我谈谈。
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的亲朋好友都为我担忧,怕惹出点什么事来,尤其是我的父亲更是担心。他常常对我说,快别写了,万一再来个文化大革命。我说没事的,文化大革命不会搞了,我们都吃够了它的苦头。父亲把嘴一撇说,你知道个啥,世上的事本来就难说。父亲今年春天走了,可他的话依然回响在我的耳边。
可不可以不写真话,光拣好听的写?可是我做不到,那样我对不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也对不起我的父老乡亲。
胡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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