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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有所不同 潍坊市民择善而从
成功与否，源于性格；兴衰与否，源于文化。将来中国的城市竞争力的最高层次，就是文化层面的竞争。作为一个文化底蕴特别深厚、商埠文明渊源极深、工业基础相当深厚的城市，潍坊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应该推崇开放的齐国海洋文化，还是信奉保守的鲁国农业文明，还是选择二者兼容，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古齐长城的万般情结
周灭商以后，为巩固东方的统治，首封齐、鲁于今山东境内。齐鲁两国大致以东西走向的泰山山脉为界，即山北为齐国，山南为鲁国，地盘基本相当。齐长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修筑的军事防线。始建于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 ，经齐灵公、齐威王不断增修，至齐宣王时基本完成。后来又加整修，先后历经400余年，比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还早数百年。其中，齐长城东段自博山、沂源交界处鲁山，经沂水、临朐交界处大岘山穆陵关，过安丘南、莒县北、五莲北、诸城境，至胶南县小珠山东北于家河村入海。也就是说齐长城穿潍坊的临朐、安丘、诸城而过，潍坊在古代分属齐鲁两国，目前的大部分辖区在原齐国境内。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现在提起似乎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在过去的几千年，独尊鲁文化，还是信奉齐文化？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潍坊人，她牵涉到潍坊人立世、创业的思想归属这个大问题。
原来，从秦始皇开始一统天下，齐鲁在两国疆域上的融合并没有促使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真正交融，两者依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为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大，很多观点甚至完全对立与矛盾。齐国是沿海文化类型，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鲁国是大陆文化类型，安于义理而厚重不倦，有似于山。所以现今山东各地区要么明显的倾向于齐文化，要么明显的偏重于鲁文化。现今的济南就在齐国的范围内，但济南这块土地的子民从整体上看更认同鲁文化，并成为鲁文化在山东的中心与代表，就连先前的齐国都城临淄，这一孕育齐文化的中心也成为鲁文化的重镇。齐文化当前在山东的据点仅余潍坊、青岛、烟台、威海等沿海地区，从历史上看其他三座城市百年前也仅仅是个小渔村、小码头而已，文化底蕴尚属浅薄，能否真正扛起弘扬齐文化的大旗，值得斟酌。同时，潍坊的各县市齐鲁文化的传承也等等不一，有时观念上的不同，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齐鲁文化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形成的社会基础不同：其一，自然环境不同。齐立国于今淄博市的临淄一带，这里北临渤海，东为半岛，是滨海半岛型环境。鲁立国于泰山之阳的汶泗流域，土地肥沃、湖河纵横，是较典型的内陆河谷型环境。齐、鲁立国的不同自然环境，对其立国方略、文化政策以及世俗民风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上，齐有“鱼盐之利”，以商工立国，鲁有灌溉之利，以农桑为业；在政治上，齐国注重现实的需要和开拓，鲁国注重祖宗的成法和经验；在风俗上，齐国盛行海仙崇拜，鲁国注重对谷神的祈求。 其二，立国之君不同。齐姜太公出身微贱，曾“屠牛朝歌，卖食棘津”，有丰富复杂的社会经历，在佐周灭商中创出奇迹般的业绩。因而，他在建齐之初，能够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制定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立国之策。周公为武王之弟，自幼在制礼作乐的环境中长成，是宗法和礼乐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贵族。他在制定鲁立国之策时，注重宗法，崇拜祖先，提倡述而不作。齐文化崇尚变革、创造，鲁文化偏于封闭、守成，应当与太公与周公个人的上述差异有直接关系。其三，对土着文化吸收的不同。齐、鲁所封之地虽同为东夷文化的范围，但齐地主要是莱夷和岛夷，鲁地受淮夷影响大。立国之初，齐国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使齐地夷人的文化得以大量保留；鲁国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文化政策，使土着夷人的文化被大量的摒弃。
由于以上原因，齐、鲁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两个不同风格、不同系统的文化型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齐重工商而鲁重农桑。姜太公以工商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管仲之时，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政策，进一步确立了农工商各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使齐重工商成为一条基本的政策。战国时代，齐国冶铁、冶铜、制陶、制骨、纺织、漆器等手工业皆已十分发达。鲁国重农。随着社会的变革，鲁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其贸易交换始终不发达。考古挖掘至今，仍少见鲁币的出土，与齐国形成显明的对照。其二，齐重尊贤而鲁重亲亲。《吕氏春秋·远见篇》、《汉书·地理志》、及《淮南子》等书都记载了初封齐、鲁之时，太公与周公互问何以治国的话。太公曰：“尊贤”，周公曰：“亲亲”。这一治国方针对后世影响甚大，成为传统。齐历代政治家大都重视尊贤、举贤，管仲、晏婴都非贵族出身而掌齐国之政，成就大业。战国之世，齐相邹忌、军师孙膑、上卿淳于鬓都是出身低贱之人。而齐设稷下学宫，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七十六位人才为“上大夫”，且“高门大屋尊崇之”，更是在先秦列国中绝无仅有的尊贤壮举。鲁国立国伊始遵从了周公“尊尊尚恩”的方针，遂使鲁国建立起一整套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统治系统：侯、卿、大夫、士，层层封立，公族几乎控制了鲁国全部的政权官位，这在早期虽能保持政权的稳定，但随着“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它又成为“祸起萧墙”、国力日削的根源。其三，齐尚变革而鲁重守成。齐国由“辟草莱而居”的滨海小国而为泱泱东方大国，走的是务实发展、因时而变之路。太公立国，不拘周法，“因俗简礼”开其端，管仲“政不旅旧”随其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的创新改革措施。战国之世，田氏代齐，既不拘姜氏之齐法，又能吸收各国之所长，重用人才，变法革新，富国强兵。鲁文化以“尚古”、“从周”为宗旨，以谨守周礼，“述而不作”，因循守旧为尚，以“周礼尽在鲁”为一种最高的追求。鲁国史上，也有改革家，但其环境所致，难于成功。儒家私学在鲁的出现，为学重传承、阐释，更使守成风气传扬下去。所以齐国总的来讲是追求霸业，追求富国强兵的。而鲁国一直追求的是礼乐教化，所以从春秋和战国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齐国一步一步地强大，鲁国一步一步地衰落。后来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鲁国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了。
择善而从的历史必然
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种种原因，齐文化失去她应有的光环，但完全可以称为中国遗失了的海洋文化。齐文化作为历史的存在，已经深深地沉淀在潍坊先民的血液灵魂、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之中，其中的精华，对今天潍坊乃至全省、全国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共建，具有良多借鉴价值和启迪作用。
因循齐文化的变革性特点，进一步求新、求变、求活，敢于超越前人，敢于突破自我，敢于打破常规。姜太公封齐时的“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等社会变革举措，使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桓公称霸时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四民分业”、“几而不征”等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变革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威王时一改旧法，重赏严罚，开门纳谏，结果使齐国大治，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可以说，正是齐人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运用变革性思维方式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使齐文化常变常新，使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雄距东方。
因循齐文化的开放性特点，进一步开阔视野，积极开展对外交流。 齐国从太公开始就大搞开放型经济。到了管仲相齐时，这种开放型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和更大发展。管仲不但积极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通过向梁、赵、宋、魏等国出售食盐以赚取丰厚利润，还“因人山海假之”，大做转口贸易，从中牟利。甚至为“聚天下之财”，管仲竟创造性地构建起了颇具现代经济雏形的“吸引外资”模式，充分利用齐国优质的服务和优惠的税收政策，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纷纷到齐国来做生意。
因循齐文化的重商特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弘扬齐文化的重商传统和当前壮大民营经济、优化发展环境、扩大招商引资工作结合起来，做重商、亲商、安商的模范。齐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商业，善待商人。这在先秦诸国“重农抑商”的氛围里独树一帜，特色鲜明。姜太公大农、大工、大商，农工商并举，齐国才由地薄民寡的小国一跃而成为东方经济富庶之大国；以古论今，今天我们应摒弃“无商不奸”、“小人喻于利”的轻商思想，大力倡导“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的理念，真正形成尊重投资者，尊重纳税人的良好舆论氛围，努力营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促进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因循齐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在商业活动中进一步兼容并蓄，注意吸收和容纳，既要尚利，也要崇德，大力倡导商业诚信，做到“诚信无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特点在齐文化中尤为明显。在处理“义”和“利”上，其他诸侯国或崇义，或尚利，都很一元化，只有齐国既坚持仁礼义，又高度重视物质利益和物质需求。今天我们在商业活动中倡导优质服务、礼貌待客，实际上是对儒家“礼”的批判性继承；所讲的信用、公平、兑现的观点，实际上是儒家“信”的体现。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是讲货真价实的经济。与此相对应，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在商业活动中讲诚信。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奸商成为过街老鼠，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逐渐在竞争中被淘汰，只有仁者风范的儒商最有竞争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里，诚信商业、儒商时代必将是中国的大趋势，今后的商战也必将是一场文化大战。
我们不难看出，齐文化是一种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主张崇德尚利的先进文化。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人们应该以齐文化为主导，还是继续以鲁文化为独尊？答案不言而喻。在这方面，潍坊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珍惜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把齐鲁两种文化进行科学的扬弃改造，使之成为解放思想、科学发展的有力武器，高度开放，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和谐发展，努力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后记：真正的文化，我始终认为不是几处庙宇、几卷古书、几尊石像，而是刻在人骨子里惯性的思维方式。真正的文化研究，应该为当前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躲进小楼吟诗作赋孤芳自赏。纵观潍坊县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其中一个显着的特点，同顶一片蓝天，同样的机遇，同样的政策，差别为什么如此大呢？根子还在种种不同的地域文化上，从骨子里说还是齐鲁两种文化碰撞的物质反映。同时，我们还应该知道，姜太公初都营丘（昌乐境内），再迁寿光，三迁临淄，也就是说，齐国国策是在潍坊大地制定并成熟起来的，齐国的立国根本是“鱼盐之利”，淄博没有盐场，盐场就在我们潍坊正在开发的“三北”地带，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临淄作为齐国国都，历朝历代受到打压，以致变为鲁文化的重镇，老潍县却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城内人的行为习惯、处事风格、立世观点与城外的人们几乎截然不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齐文化受到屡屡打压后，还在民间顽强地生存着，信奉齐文化的人们在历史上某一个时期逐渐地向潍县县城靠拢，保存下了齐文化的原生态，这个课题值得现代潍坊人去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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