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县开辟商埠探述
1904年5月24日清政府外务部批准潍县为商埠，1906年1月1日举行潍县商埠开埠典礼。潍县是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内陆城市之一，而且潍县、周村作为济南的两个分埠与济南同时自开商埠，这在中国近代绝无仅有。本文试在潍县开埠相关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开埠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思想渊源、所具备的客观条件、开埠经过、开埠特点和开埠后对当地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等相关方面进行探讨。为方便叙述，本文涉及济南和周村。
一、潍县开埠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思想渊源
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商埠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约开商埠”和“自开商埠”，潍县商埠属于后者。
“约开商埠”始于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即继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定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中国因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埠通商。这些因列强强迫中国履行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商埠，称为“约开商埠”。在约开商埠内，中国的行政权、税收权、司法权等严重丧失。
“自开商埠”始于1898年，比约开商埠晚了56年。但关于自开商埠之社会思想的产生，早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约开商埠时就已萌芽于世。英国割据香港，给中国人敲响警钟，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自开商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认为“今英夷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其中的“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隐含了自开商埠之意。但这种理念和主张却在清政府仍以“封关禁海”为抵御外侮之策的阴罩下未能照射出其光芒。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人物开始认识到开埠通商的意义。19世纪80年代，国人对开埠通商的认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思想家陈炽发表《大兴商埠说》，认为中国只有主动开埠通商，才能挽回利权，促进国家富强。文中指出：“使皆由中国自辟商埠，则此疆彼界虽欲尺寸侵越而不能。”“大兴商埠，则商贾通而民不为病，厘捐撤而国不患贫。”“凡轮舟铁路电报所通之地及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市埠。”在同、光之际的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开埠通商有弊有利，李鸿章就是持此论者。在中英《烟台条约》谈判期间，他于致朋僚的函稿中写道：“滇案及通商各事，将就议结，非多添口岸，无以饵英人。然添口通商，于中国利害参半，未为全失。”“中土门户早已洞开，即添数口，利弊各半。”“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无论口岸非自我准添也，添十口与添一二口，利害轻重适均，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日重，清政府为挽救危局而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确定“自开商埠”。1898年4月，总理衙门奏请辟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为自开商埠，很快即获准。随后几年，三地陆续开放。清政府从约开商埠转到自开商埠，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主动迈出了“自闭”的门槛，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自开通商城市内，中国可以行使完全主权，正如总理衙门在“自开商埠办法”咨文中所说：“自开商埠，与约开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报》）1903年9月，商约大臣吕海寰提出“大开商埠”的建议。清政府随即谕令各省督抚详细勘察，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商埠之处，随时奏明办理。嗣后，中国呈现出近代史上广开商埠的局面。在山东，德国于1899—1904年修建了胶济铁路，德国势力将势必借助铁路向山东内地渗透。山东当局为阻止德国向山东腹地扩张，便主动采取措施，利用新建铁路的优势自开商埠，以期振兴民族实业，与列强进行“商战”。山东潍县及周村、济南开埠事宜就是在清政府广辟商埠政策和山东局势较为严峻的情势下应运而生的。
二、有利于潍县开埠的客观条件
（一）地理位置优越
潍县是鲁东、鲁西以及山东半岛南北之间陆上通道的汇合点，处于内陆交通要冲，地势扼要，自古即为登州、莱州、青州交通枢纽，素有“胶东走廊”之称。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对潍县开埠通商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二）交通运输便利
据《潍城区志》记载，至清光绪时，潍县有官道8条、铺（驿站）16处。1899年9月，德国在青岛开工修建胶济铁路，1902年7月修至潍县，1903年9月修至周村，1904年6月修至省会济南，胶济铁路全线贯通。处于必经之道的潍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