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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潍坊人
作者：刘传功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抗战文艺的大本营。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共约80人，其中不乏潍坊人的身影，如王滨、舒群、刘白羽、石泊夫等。他们在座谈会后纷纷投入革命斗争实践中，创作出许多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延安成抗战文艺大本营
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七七”事变爆发后,坐镇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主席,指挥八路军浴血奋战。在国家危亡时刻,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层层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他们中有一些人,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存在错误倾向。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中,不乏潍坊人的身影。
成千上万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同年,“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在新闻电讯中,向全国发布通告,指出必须实行全民抗战。坐镇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主席,指挥八路军浴血奋战,直把日本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在国家危亡时刻,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层层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当时,延安既是全国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也是抗战文艺的大本营。那一队队、一群群能写善画的,吹拉弹唱的,登台扮相的,有些还是国内知名人士,汇集到延安后,给延安文艺百花园带来生机盎然的可喜局面。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存在错误倾向。加之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加剧,某些文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人中许多问题表现出来。有的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躲在窑洞里,热衷于外国古典文学研究,对抗日战争漠不关心。也有人抱着旧的世界观、旧的思想感情,来对待新的环境、新的群众,对待革命的文艺事业。更有甚者,对火热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反而提倡“暴露”文学,来“暴露”解放区的“黑暗”,写了一些攻击、污蔑党,歪曲解放区生活的作品等等。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家争先恐后发言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分三次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飞机楼”底层南厅召开。
第一次会议于5月2日下午1点多举行。到会的各方面人员90多人。毛泽东主席和陈云、贺龙、康生、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原名何克全)主持会议。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还来了位摄影师郑景康,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身穿很显眼的补丁肥裤子,站起来作《引言》的讲话。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是到会最晚的一位。由于会场上座位不足,很多人争着给徐老让座,却被徐老一一挣脱谢绝。徐老笑着用劲一跳,坐到北窗台上,然后掏出小日记本和一截铅笔头,边听边记。毛主席说:“以后多做几把椅子,让大家都坐下。”毛主席讲话期间,远处不时传来国民党军队与日寇作战的枪炮声。毛主席讲话结束,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气氛非常活跃。接下来三天里,中央办公厅每天为与会的同志款待一顿小米饭。
5月16日,举行第二次座谈会,全天讨论,连续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到会,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作了一个多小时发言,呼吁文艺家到前方去,到群众中去。柯仲平在发言中讲道,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小放牛》很受欢迎,群众慰劳的鸡蛋、红枣、花生吃不完。毛主席边听边记,偶尔进行插话,鼓励大家把心里的话,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讲出来。即使有的人被持不同意见者“轰”下去,也毫无怨言。
5月23日,举行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期间,朱德总司令讲了话。他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推我来做总司令……八路军、新四军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朱总司令在讲话中,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个别人发言中的不正确观点。讲话有力、实在,使到会同志很受启发。
下午,摄影师吴印咸给大家照合影。当时,室内光线太暗,凯丰招呼大家,把室内凳子搬到室外。吴印咸指挥站五排,一看人多站不开,就让大家把附近几根木头抬来,勉强站成六排。第一排坐马扎,第二排坐凳子,后面的站着。开拍时,毛泽东和朱德坐第一排,其他人随便坐、随便站,没有职务、地位之分。刚要按快门的时候,康生养的一条狗忽地跑了进来,毛泽东赶忙起身,边撵狗边大喊:“康生,你怎么不把狗看好?”人群中响起欢笑声。晚饭后,毛泽东作《结论》的讲话。这时,参加的人更多,会场只好安排在外面空地上。架起三根木棍,点起一盏大汽灯,照得一片通明。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对文艺是小学生、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天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叫《结论》。”
约80人参加座谈会 多名潍坊人被邀请
70年前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报上没有发消息,会议只拍过一张合影照。毛主席讲话时,也没有文字稿,是后来经过胡乔木同志按记录整理,经毛主席审定的。直到一年后,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时,才在10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出来。1953年4月,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又作了266处修改,删除原文中92处,增补文字91处,修饰文字83处。
至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多少年来,报刊登的,电视讲的,很不统一。笔者认为,应以持有以毛泽东和凯丰名义、由中央印制的《请帖》为准,约在80人左右。当时,《请帖》的发放原则是:来延安以前,在文艺创作、研究或者表、导演方面有成就的文艺家。潍坊的王滨、舒群、刘白羽、石泊夫等人也在被邀请之列。
延安培养的青年文艺家只有一位,就是在木刻创作方面颇有成就的古元。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考虑到会议中争论较多,会前,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还专门与丁玲、刘白羽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带头在会上站稳立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向和根本原则,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今天,乃至将来,仍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指南。《讲话》发表后,也很快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先后有数十个国家翻译出版。绝大多数国家给予高度评价,公认它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贡献。
拍摄新中国首部故事片
王滨是昌邑市夏店村人。因患牙疾感染导致面部残疾,王滨当演员的梦想彻底破灭,最终改行做了场记、剧务和编导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天一影片公司被迫停业,王滨打定主意去延安。在延安期间,受邀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很受鼓舞。在以后的日子里,王滨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中。1948年10月,王滨接受了拍摄影片《桥》的任务。《桥》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展示工人阶级的形象。
影片公司停业,王滨辗转到延安
王滨,原名王绍杰,生于1912年,今昌邑市夏店村人。1928年,他从烟台教会学校考到上海华联公司演员讲习所学习。学业结束后,与著名电影演员刘莉一起,拍摄了第一部影片《故都新怨》,从此步入影坛。就在王滨初露锋芒,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因患牙疾感染,耽误治疗,造成手术后右腮下部严重致残,王滨的面容变形,演员是当不成了。牙病不会伤及生命,却毁了王滨的梦想,最终,他不得不放弃了表演,改行做了场记、剧务和编导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我国东北,把整个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不久,民族危机激发了一批左翼文人的爱国意识和救国热情。为实现文化救国的主张,他们把目光投向电影事业,以各种身份加入上海各影片公司。王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选择到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天一影片公司的老板叫邵醉翁,是一家于1925年成立起来的私营电影企业,投入生产的时间不算长。已经拍摄了取材于旧小说、民间故事,迎合市民趣味的《乾隆下江南》等有声影片和《东北二好》、《芸兰姑娘》、《挣扎》等影片。王滨步入这家电影公司后,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下,为革命文艺冲锋陷阵,很快编导了反映渔民大毛苦难生活的进步影片《海葬》。后来,又陆续编导了《重归》、《母亲》等揭露旧制度的进步影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天一影片公司被迫停业。以后的路子怎么走?王滨思来想去,连续几天觉睡不着,饭吃不下,最后打定了去延安的主意。他和好友于敏从上海来到武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热心帮助下,准备转道西安,由西安北上延安。岂不知,那时的火车在铁路上行驶,如遇上军车,必须首先让路,甚至出现中途停留很久的情况。这一天,就让王滨给遇上了。他到达河南省渑池县时,等得实在无聊了,便跑到一个土坡上仰面朝天晒太阳。朦胧中见有刺刀直逼胸前,原来误入了部队的防区。几个持枪士兵,将他抓往司令部,经过好一通审问,直到找了两位保人后,这才被释放出来。王滨与于敏连夜启程,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好歹到达西安。天亮时,忽然发现随身携带的盘缠,被人偷窃一空。没办法,他俩只好前往当铺,将能顶钱的大衣等物件当掉,勉强付清住店费用。离开旅店摸遍全身,仅剩下3元钱。幸运的是,他们在大街上遇见一位熟人,得到了30元钱的资助。靠这30元钱,继续向北跋涉。7天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第一站——洛川。这时候,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忽地站起来一个人,朝他大喊:“王滨,王滨……”原来是上海电影界一位同行。车一停,王滨和于敏高兴地爬上去,剩下的两天路程,竟然缩短成四个小时。1938年5月1日下午,王滨终于到达朝思暮想的延安。
座谈会后受鼓舞,导演多部剧目
到达延安后,王滨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员。后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起实验剧团,王滨又被调任剧团副团长兼导演。1942年,王滨接到以“毛泽东、凯丰”的名义发来邀自己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帖》,便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自始至终参加了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徐特立、胡乔木等领导的讲话,以及同志们的发言,很受鼓舞。在以后的日子里,王滨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导演了苏联革命历史剧《带枪的人》、《前线》和中国名剧《日出》等。同张水华导演一起,导演了《土地》等剧目。
1946年,王滨被调往山东,出任胶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47年,王滨又接到命令,要他北渡渤海,前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依然从事电影艺术工作。同年4月14日,解放长春的炮声刚停,硝烟尚未散尽,王滨就接到命令,要他作为“满映”接收小组的一名成员,与其他小组成员一道迅速开赴长春,接管“满映”。所谓“满映”,原是设在长春由日本人经营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是远东最大的电影基地。它的主要任务是用电影来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在日本侵华期间,“满映”竟然摄制了《北方国境线》、《伸展的国都》等200余部配合其进行军事侵略、麻醉中国人民的反动影片,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电影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曾先后派员接管过“满映”。可是刚接过来,还未来得及开展工作,东北地区便发生了剧烈变化。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扩大东北地区的内战,抢先占领了沈阳、四平等城市,逼近长春。我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撤离了长春。结果,“满映”暂时从人民手中丢失。这次“满映”好不容易被重新接管,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
拍摄故事片《桥》 展示工人阶级形象
1948年10月,王滨接受了拍摄影片《桥》的任务。当时,电影专业人员极端缺乏,剧组中只有两人从事过电影工作。面对重重困难,王滨从不叫苦。
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轰鸣,王滨就身着军装,背着一壶酒,腰里别着短枪,率领一千人马,从兴山来到哈尔滨俗称36棚的机车车辆厂。在演员队伍里,有陈强、于洋、鲁非、梁音和后来成为导演的王甲乙、吕班等。大家在这里安营扎寨,投入影片《桥》的创作和拍摄。剧本是王滨和挚友于敏提前在36棚,利用3个月时间写成的。内容是,工人炼钢,修造大桥,支援前线的故事。拍摄期间,王滨每天带领演职员,同工人师傅一块摸爬滚打,广交朋友。王滨麾下的演职员,大多是初次干这一行。剧组使用的摄影机,是老掉牙的“法国货”,连取景框都没有,还要用手摇马达。拍摄中,机器经常“停摆”,不听使唤。叫人想不到的是,当拍摄接近尾声时,一场火灾发生了。眼看拍好的影片要付之一炬,王滨急了眼。说时迟,那时快,他奋不顾身,冲进火海,硬是将影片抢救出来,挽回了重大损失。影片于1949年4月20日完成。
1949年5月1日,当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桥》到刚刚解放的南京,向翻身群众特别是工人师傅们进行首映时,群众高兴得直拍巴掌,大街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周恩来同志特地参加了首映式,热情接见了摄影组主创人员,同王滨和主演王甲乙、陈强等亲切握手,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电影了!”《桥》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展示工人阶级的形象。
《白毛女》公映后引起轰动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和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决定把舞台歌剧《白毛女》拍成电影。从舞台歌剧改编成电影,难度是很大的。王滨是这次编剧和导演工作的总负责人,他聘请了河北省平山县的农民作家杨润身,帮助电影增加地方特色。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拍摄,电影《白毛女》终于拍竣。公映后《白毛女》引起轰动,《大众电影》杂志曾做过一次统计,从1951年至1958年间,影片《白毛女》的观众人数,在建国后所有影片中排名第一。
改编《白毛女》,向农民作家了解当地习俗
1949年10月1日,亿万人民久盼的新中国光荣诞生。当时,国内放映的影片,绝大多数是进口片,国产片极少。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和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决定把舞台歌剧《白毛女》拍成电影。舞台歌剧《白毛女》产生在解放区延安。拍成电影以后,可以把延安产生的新文艺推广到全国。从舞台歌剧改编成电影,难度是很大的。生产任务落实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和导演的任务落实到导演王滨和张水华的肩上。当年在延安时,王滨与张庚曾导演过歌剧《白毛女》,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进行过首场演出。
王滨是这次编剧和导演工作的总负责人,1950年春,由王滨、张水华、瞿维(作曲)三人先到河北省平山县调查,在平山了解白毛女的传说在当地流传的经过,并聘请了一位农民作家杨润身。杨润身对当地的风俗习惯非常熟悉,可以帮助电影增加地方特色。
王滨是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他要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要通过改编把故事的主题表现得更加深刻。王滨在改编时要求在什么地方用唱腔要写在剧本上,唱什么内容,由什么人唱,也要写在剧本上。银幕上用什么画面也要写在剧本上。剧本完成之后,需要重新作词谱曲的歌有15首。当时王滨住在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上,那里是主要创作人员的宿舍或招待所。在确定歌词和唱腔的那些日子,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稿纸,那上边都是需要修改的歌词或谱过的曲子,要由他来确定。他和水华导演废寝忘食,一起研究什么地方用唱,由什么人唱,唱什么内容,用什么画面。新歌词由贺敬之和张松如二位词作家创作,新歌曲由瞿维、张鲁和马可三位作曲家创作。
《白毛女》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主要内容是:1935年,在河北省偏僻山村,佃户的女儿喜儿与父亲杨白劳相依为命。恶霸地主黄世仁为占有喜儿,逼死杨白劳,抢走了喜儿,并借机糟踏了她。不屈的喜儿逃进深山,靠采集野果和偷吃供品为生,结果一头青丝逐渐变成白发。直到山村解放,喜儿才重见天日,与恋人大春过上幸福生活。因此,王滨导演在改编过程中,重点增加带有传奇色彩的唱腔。
多渠道物色演员,选中有乡土气息的田华
领导安排王滨通过各种渠道物色演员,尤其要物色好喜儿的扮演者。期间,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汪洋,向王滨推荐了该厂22岁的演员田华。田华1928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县一个缺吃少穿的贫苦农家,她父亲的生活经历也酷似杨白劳。经过面谈、试妆,王滨接受了田华。但是王滨对工作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他在同田华谈话时说:“喜儿这个人太重要了。坦率地讲,你的卡麦拉非斯(术语,指脸部比较平,缺少棱角,不够丰满,拍摄角度少)确实不够好。但是,你身上有股子乡土气息,形象、气质也比较符合剧中的人物。总的看,跟我想象的也差不多。当你出现在银幕上时,观众会承认你就是喜儿。”
外景是影片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外景地选择在哪里还有不同意见,王滨召开摄制组会议进行讨论。王滨听着各种意见,经深思熟虑后选定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村,他认为此地路虽远,但有河北特点,有柿子树,白毛女的故事来源于河北,对影片的真实感好。
1950年8月15日,外景队乘火车从长春出发,于19日到达石家庄,连夜又装上五辆马拉的大车,跟在一辆大卡车的后边,浩浩荡荡地行驶在泥泞的农村土路上,20日到达了洪子店村。路上尘土飞扬,大家的耳鼻都几乎被尘土塞满,连眼睫毛上都挂满了灰尘。当天,王滨就带着制片主任与村干部交涉,请他们支持和协助电影外景的拍摄工作,让庄稼再保留几天,拍完电影后再割。因拍电影,造成一部分庄稼损失,剧组给了农民满意的赔偿。在9月29日返回长春之前,王滨导演对大家说:“这次外景工作,你们可能未感到什么,对我来说真可谓是过了一关。”
10月2日,在东影长春的摄影棚里,开始了内景的拍摄。王滨导演因在外景地积劳过度,回到长春就病了,他是带着病拍的内景。有一天,在摄影棚里,实拍“哭爹”这场戏。导演张水华给田华说戏,田华静静听着。当听到“……喜儿回到家,一看爹不在,马上冲出门外。只见相依为命的爹爹,直挺挺地躺在雪地里。这真是平地一声霹雳,喜儿悲痛欲绝,发疯地猛扑过去,号啕大哭……”田华听到这里,情绪顿时被激发出来。王滨赶忙朝摄影棚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快拍”。于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好画面摄入镜头。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拍摄,电影《白毛女》终于拍竣。
影片引起轰动 七年票房领先
1951年3月18日晚,《白毛女》举行首映式,数月后在全国各地公映,公映后引起轰动。根据歌剧《白毛女》改编的影片,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电影。影片具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其成功之处,还在于保留了原歌剧中被群众百听不厌的《北风吹》等优美歌曲,并与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故事、场景和镜头的运用结合起来,更加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影片在全国公映后,几乎顷刻间就轰动了神州大地。影片中的喜儿,成了百万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象征,受到数千万人的喜爱。《大众电影》杂志曾做过一次统计,从1951年至1958年间,影片《白毛女》的观众人数,在建国后所有影片中排名第一。1951年7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六届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上,《白毛女》一举摘取“特别荣誉奖”桂冠。1957年,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国产优秀影片一等奖。
王滨在投身电影事业的岁月里,对电影的民族风格进行了不断探索,做出了显著成绩。1957年,他与汤晓丹合导了第一部表现我人民海军生活的故事片《怒海轻骑》的同时,自己又成功地导演了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神话故事片《画中人》。1959年,他与胡苏将木柯夫的话剧《瓦斯问题》改编成电影《换了人间》,并很快投入拍摄。未料想,当该片在紧锣密鼓中进行拍摄时,王滨这位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优秀艺术家,却被食道癌病魔无情地搁倒在床上。然而,躺在病床上的王滨,至死不丢自己心爱的电影事业。刚做完手术需要躺着休息,他却强忍病痛,硬撑着身子坐起来,认真地审阅与马可先生共同编写的电影剧本《冼星海传》。同时,草就了将报告文学《高玉保》改编成电影剧本的计划。
1960年1月,年仅48岁的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始人王滨,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舒群送毛主席莎翁名著
舒群,原名李书堂、李旭东,笔名黑人。1913年,生于黑龙江阿城(现哈尔滨市阿城区)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他祖籍青州,祖父辈上因荒年乞讨,流浪东北安家落户。1932年,舒群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舒群辗转到了延安,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引见,终于见到了他昼思夜想的毛泽东。毛泽东与舒群这个青年作家萍水相逢,却似故人邂逅。面对心仪已久的伟人,舒群将挎包中珍藏数月的莎翁名著和法帖献给毛泽东。
就读哈尔滨一中缴不起伙食费,曾经两次被赶出校门
舒群7岁那年,入阿城西营小学读书,后随家迁到一面坡,又入珠河(现尚志市)县立二小就读。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总共念了三年半。15岁时,他报考了哈尔滨一中,500多名考生中考了第八名,被编入俄语班。遗憾的是,因缴不起伙食费,他只读了两个月就被取消了学籍。一位俄国老师从中斡旋,他才得以重返学堂。可好景不长,第二年即被查出,他又被赶出了学校。1929年,经同学协助,他又重新回到哈尔滨一中读完了初三。毕业时,东北商船学校招生,是免学费的,可需要具备高中一年的学历。喜欢他的两位老师不但热心给他突击补课,还帮他弄到了一张高中一年的肄业证明。他最终被录取了。舒群为第二批学生,被编入驾驶丙班学习。当时,学校教职人员只有20多人。冯仲云从北京来到这里任过教,发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中共哈尔滨江北区委。舒群在校结识的上届同学傅天飞,就是冯仲云当时发展的地下党员之一。舒群在商船学校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后来在航务局做了一段时间的俄语翻译。
九一八事变后,舒群一家从一面坡迁到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居住。年迈的父亲在街头摆烟摊,还是难以维持生活,家人几为乞丐。
其时,自发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舒群自动辞掉工作,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当这支队伍从哈尔滨撤到一面坡时,舒群动员他的二姐夫刘文烈参加了义勇军。舒群在枪林弹雨中日渐成熟,更加深信傅天飞的那句话:“抗日武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胜利!”
1932年,经中共地下党员陈士卿介绍,舒群参加了第三国际中国组织。组织派他做基层工作,出任洮南情报站站长,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为掩护,从事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同年8月,19岁的舒群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获得周立波等名家赞扬
舒群凭着出众的文化底子和爱好,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期间,舒群与萧军、萧红、塞克、罗烽、白朗等一批进步文学青年,以笔作刀枪,进行反日斗争。同时,还积极投入进步戏剧的编排、演出。这支队伍,日后成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东北作家群”。
从1933年秋开始,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东北作家群”的成员不断遭到迫害和追捕,舒群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逃离东北,于1934年初前往青岛。在青岛,得益于同学的大力帮助,舒群与他在东北商船学校的老同学、时任中共青岛市委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高嵩接上关系,开始了革命活动。1934年9月,被敌人破坏的中共青岛市委再次重建起来,高嵩任书记。结果,不到20天,由于担任市委组织部长的王金玉是混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密探,致使高嵩、舒群等10余人被捕。
高嵩、舒群被关进了国民党青岛公安局院内一间大办公室里。关押期间,两人互相鼓励,无话不谈。舒群把自己构思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情节,讲给高嵩听,得到高嵩的热情鼓励。1935年1月,高嵩被判刑6年,随后被押送至山东省第四监狱。
因证据不足,舒群被释放出狱。在这种形势下,舒群已很难在青岛开展工作,只好赶赴上海。在上海,舒群把《没有祖国的孩子》整理出来。不久,发表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杂志1936年5月号上。小说通过中、朝、苏三个国家孩子的真情友谊,表现出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激愤。这是舒群的成名作,在文坛引起很大轰动,并获得周扬、周立波等名家的肯定、赞扬。建国后,这篇小说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作重点介绍。此后,舒群还在上海积极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的活动。仅两年时间,舒群又写出20多篇短篇小说和《老兵》、《秘密的故事》两个中篇,共30余万字。
见证毛主席与朱光争名著法帖,感叹领袖也是性情中人
1937年7月,卢沟桥炮声响,舒群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经党组织安排,任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兼朱德的秘书。期间,他还参与报道了平型关战役。在行军途中,于日本空军狂轰滥炸后的废墟里,酷爱文学的舒群竟然拾得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等四本书,另有《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这令舒群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后来,他将上述名著和残帖带到了延安。
1938年初春的一天,舒群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凯丰同志处,舒群认识了气宇轩昂的朱光。凯丰在介绍他们二人认识的同时,委托朱光代他招待一下来客。然而,令凯丰大为惊讶的是,舒群与朱光刚一相识,便热络得一见如故。原来,素有苏区和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早年曾参与过上海南国社的活动,而舒群又曾于哈尔滨《晨报》工作过,两人均为陈凝秋(塞克)的老朋友,自然是一见如故了。
这一天,乘着饭后的酒兴,朱光竟然大大咧咧地领着舒群一步跨入了延安城内西北角凤凰山麓的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放下案头的工作,故人邂逅般地款待了头一次见面的舒群。
面对心仪已久的伟人,以及与伟人无拘无束地天南海北式的叙谈,舒群很兴奋。他倾尽挎包中珍藏了数月的莎士比亚名著和《石索》、《三希堂》残帖,献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自然喜不胜喜。一旁的朱光当即向毛泽东提出了“见面分一半”的要求。毛泽东听了,脸上则作忿激状,口中连连斥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接下去,年轻的则以“南国社元老”为名强索,而年长的则借“马克思信徒”称“拥有莎士比亚的所有权”……朱光与毛泽东,就这样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把在一旁的舒群直看了个目瞪口呆:原来,伟人也罢,领袖也好,同样是一个热爱文学名著、热爱法帖的性情中人!最终,争论的结果是来了个平分秋色:朱光索取了《奥瑟罗》和《李尔王》以及《石索》残帖,而毛泽东则一边无奈地摇着头,苦笑着留下了《哈姆莱特》和《仲夏夜之梦》以及《三希堂》的残帖。
毛主席设宴帮舒群约稿
1941年春,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此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十分关注《解放日报》的发展与变化。1942年4月1日,经中宣部批准,舒群接替丁玲担任了《解放日报》文艺栏即副刊的主编。毛主席想办法帮助解决报纸副刊缺稿的问题。为此,他特意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撰稿人。枣园之宴对解决《解放日报》副刊稿源问题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全党努力、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也起到良好效果。
舒群接替丁玲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
1940年6月14日,舒群被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系主任)。这期间,舒群撰写了记述八路军中男女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的报告文学《西线随征记》。建国后该篇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作重点介绍。
1941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决定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同时,停办陕甘宁边区的其它报刊、杂志。中央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社长。《解放日报》5月16日正式出版。
1942年初,亲自抓党报与新闻宣传工作的毛泽东已渐渐觉察到《解放日报》的弱点和不足,一些十分关心《解放日报》的同志也看到一些问题。3月8日,毛泽东针对《解放日报》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给博古和报社的同志们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共同主持了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报纸改版座谈会。
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解放日报》成功改版:第一版为要闻；第二版是边区和国内新闻；第三版发国际消息；第四版作为副刊(原来的“文艺”副刊)。原来的“文艺”副刊栏由丁玲主编,1942年3月她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后,副刊的重担就落在舒群身上。舒群向博古诉苦,说他是搞文艺写作的,不大懂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而且副刊又要配合整风,任务太重,不能胜任。这事很快让毛泽东知道了,他直接找到舒群谈话。毛泽东坦诚地说,要找个既懂文艺又懂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且又熟悉编辑工作的,实在难啊!他诚恳地鼓励舒群:“工作嘛,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努力做到点面结合……由点到面,你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1942年4月1日,经中宣部批准,舒群接替丁玲担任了《解放日报》文艺栏即副刊的主编。他的工作直接受到毛泽东的指导。
毛泽东设枣园之宴帮舒群解决稿荒问题
毛泽东还针对缺稿问题,同舒群一块拟定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该《办法》说:“《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毛泽东直接点名提出请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位同志提供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文化领域的稿件,还规定每人每月须征稿6000字到12000字,并要求他们对征集的稿件要从思想内容到文字个性润色等方面把好关。
为鼓励写稿人的积极性,毛泽东特地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16位撰稿人。毛泽东对大家说:“请公驾到,非常感谢。办好党报,人人有责,责无旁贷。诸位专家、学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毛泽东的话语幽默,妙趣横生,严肃而生动,与会者无不感动。接着,毛泽东热情洋溢地为大家敬酒。酒宴上,毛泽东特叫警卫员送来三个大碗,给舒群、柯仲平一人一个,自己留一个,挨个儿碗里倒满酒。毛泽东对舒群说:“大舒啊,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们喝吧……”月色渐高,夜色已浓,酒席未散。舒群知道柯仲平酒量小,悄悄写了一个条子,劝他找理由提前离席。不料,毛主席眼尖,一把给截住,笑着把条子撕了,挽留一块儿继续喝下去,直到三人不能再喝时,方才散席。枣园之宴,对解决副刊稿源不足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就在这年4月底,毛泽东约见舒群和周扬,让他俩草拟一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初步名单,经审阅后,用当地生产的粉红色油光纸,印制成64开竖排《请帖》约100份,分送到约80位文艺界人士手中。《请帖》上印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的文艺运动多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最后署名毛泽东、凯丰。
完成接管“满映”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伪满洲国相继覆灭。在日本侵华期间,经营在长春的远东最大电影制片厂“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简称“满映”),急需“接管”。9月2日,肩负此项重任的挺进东北干部团第八中队(文艺工作队),由队长舒群、副队长田方(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政委扮演者)率领,登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在长春地下党的大力协助下,很快完成接管“满映”的任务,成立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电影公司(简称“东影”)。舒群被中共东北局任命为经理。
1946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战火眼看燃至长春,“东影”必须马上转移。伴随着阵阵炮声,舒群带领“东影”全体人员转移到合江省兴山县(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到兴山后,舒群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短时间内就拍成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1949年4月,又拍摄了第一部国产故事片《桥》。建国后,相继拍摄了《光芒万丈》、《中华儿女》、《赵一曼》、《卫国保家》等故事片。还译制了几部大型外国影片,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为新中国赢得荣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接二连三的党内斗争和“反右”严重扩大化中,中国文联、作协和各协会中,有几百人受到牵连,舒群是其中之一。他的被捕历史、生活作风等问题,不仅遭到数次“核实”、检讨,而且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当舒群对这些不切实际的“结论”,向上级提出书面、口头申诉时,反而又被诬为“翻案行为”。直到1978年12月8日,他的数顶“帽子”才被一一摘掉,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舒群一直在文化战线勤恳工作。1984年,他整理出版了《舒群文集》。他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与丁玲同时担任大型杂志《中国》的主编。
舒群一生中,很是崇拜毛主席。他经常说:“毛主席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贵有自知之明。”步入晚年时,舒群还完成了一部大作《毛泽东的故事》,展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对领袖的忠贞情怀。
1989年8月,舒群在北京逝世。在生命的终点,他嘱咐家人,把自己的遗体,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
刘白羽多有佳作入教材
刘白羽1916年生于北京,祖籍青州。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刘白羽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重庆,一方面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传达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讲话精神,另一方面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情况。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刘白羽成为我国文坛的巨将。他的《长江三日》等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学、大学教材。1992年,他回青州寻亲问祖,激动地向围观者大声宣布:“乡亲们哪,我的老家在青州,咱们是一家人哪!”
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上前线搜集材料写作
刘白羽幼年开始读唐诗宋词,后来转向五四新文学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再后来接触外国文学。刘白羽说:“我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丢掉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没进大学门,算是‘自学成才’!”1936年,年仅19岁的刘白羽,除了为生计做工,业余时间,总爱到附近的北京图书馆阅读进步书刊,从中吸取营养。
这一年,刘白羽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冰天》,贴上半分邮票,投寄到上海《文学》杂志社。时任主编的王统照先生,从众多来稿中挑选出来,发表在3月号上。《文学》9月号上又发表了刘白羽的小说《草原上》。
祖国的危难,民族的屈辱,把刘白羽从文学的象牙塔,拉到了血与火的烽烟战场。1938年2月,刘白羽在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发起人赵品三的护送下到达延安。刘白羽到达延安后,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上前线搜集材料写作。1938年4月,毛泽东约见他与金肇野、汪洋、林山等人谈话,同意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到前线去工作,毛泽东主席给这个团体命名为“抗战文艺工作团”,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5月间,抗战文艺工作团出发时,毛泽东主席又以他本人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的名义,给各部队政治部发去了专电。
刘白羽深入到抗日第一线后,获得了真正与工农兵群众接触的机会,使自己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创作出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等短篇小说。刘白羽还撰写了赞美人民抗日领袖的《八路军七将领》报告文学集和专门介绍朱德总司令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海》。抗战期间,刘白羽很善于运用报告文学。他的《逃出北平》真实地写出了流亡生活中颠沛流离的境况,没有过多渲染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去重庆传达讲话精神
1942年4月间,毛泽东同志连续三次约见刘白羽,向他询问文艺界的情况,听取刘白羽关于文艺界问题的汇报。在第三次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时,已临近中午,贺龙同志从前线来了,主席挽留二人共同吃饭。毛主席亲自给贺龙、刘白羽每人盛上一碗米饭,席间,还不停地往二人碗里夹土豆。饭后,毛泽东提出了要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设想。
刘白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马上深入部队,除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外,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创作上,刘白羽突破原先风格,获得新成就。出自他手的《政治委员》、《战火纷飞》、《血缘》等作品,产生了较大影响,被收入《中国短篇小说集》。
1944年4月,刘白羽与何其芳同志,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重庆,一方面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传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另一方面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情况。解放区的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也陆续传到国统区。延安流行的《兄妹开荒》、《军民联欢》等秧歌剧,都被搬上重庆舞台和流行在重庆街头,让广大群众耳目一新。
1946刘白羽撰写的《环行东北》,以宏大的规格,反映了东北地区巨大的历史性变化。该篇是他作为“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的记者进入东北后,在进行广泛深入、细致采访的基础上,用了半年多时间写成的。该篇共十三章,介绍了在艰苦环境里,英勇斗争的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等人民英雄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环行东北》运用较多篇幅,报道了东北解放区实行土改后,给人民带来的翻身喜悦和民族政权建设的变化。刘白羽参加了解放东北战争后,还连续写了《光明照耀着沈阳》、《历史的暴风雨》、《为祖国而战》等名篇。
《第二个太阳》 获茅盾文学奖
解放战争时期,刘白羽紧密配合形势,全力投入报告文学的采写。1949年1月,刘白羽随军从山海关直下平津地区,撰写了《人民历史新的一页》。2月15日,新华社又刊发了他的《沸腾了的北京城》。6月间,完成了《横断中原》的采写,及时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一路南下的见闻。《火光在前》这部中篇,真实记录了我人民子弟兵为解放全中国,进行最后斗争的壮丽动人场面。作品在对典型环境的渲染和人物塑造上,是相当成功的。
战争年代,刘白羽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到前线和深入复杂的敌后采访,足迹踏遍晋察冀和太行热土。接着,他又转战大江南北。建国后,刘白羽虽然重任在肩,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和《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等职务,但手中的笔从未放下。
抗美援朝期间,他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前往朝鲜战场采访。1958年,刘白羽写了《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后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刘白羽散文选》。1960年,刘白羽又留下许多主题深刻、文字优美、不拘一格的优秀作品。1960年,他旧地重游,写出了革命圣地延安的新变化的散文《红玛瑙》。
同一年,刘白羽撰写了游记《长江三日》。自古以来,以游历三峡作为题材的文章屡见不鲜,而这一篇却与众不同。它不仅描绘了长江大川中壮丽而优美的三峡胜景,而且还抒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阅读这篇游记,就像是欣赏一支长江的赞歌。这篇散文,继承了我国山水游记的一些优秀传统,但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创造。它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雄健、浑厚,优美、细腻,连续数十年被收进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文革”期间,刘白羽被迫中断写作达7年。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他万分悲痛,不顾一切,立刻写下《红太阳颂》的名篇,表达一位老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之情。粉碎“四人帮”后,他利用80天时间,就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大作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我的老家在青州 咱们是一家人哪”
每逢与他人谈起自己家乡,刘白羽常说:“我的老家青州如何、如何……”1992年,76岁的刘白羽曾专程回青州寻亲问祖。他激动地向围观者大声宣布:“乡亲们哪,我的老家在青州,咱们是一家人哪!”
1994年,由于过度劳累,刘白羽突然感到头脑发麻,以致行走困难,手握不住笔。他被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神经紊乱症。但是他却硬不服老,病情刚有好转,就拿起笔来,坚持一天写500字,最多时达1500字。半年下来,刘白羽竟然完成7万多字。
2005年8月24日,刘白羽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
石泊夫带领学生奔延安
石泊夫祖籍河南尉氏,在去延安前曾是位于益都(今青州)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青州一中前身)的劳作、美术课教员。七七事变后,石泊夫带领学校师生奔向了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石泊夫和与会的美术界另一位代表古元发起,先后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鲁艺漫画研究会、鲁艺美术工场和美术供应社等团体。石泊夫忘我地投入美术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美术人才。
省立十中任教期间成立进步团体“土城社”
石泊夫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省立十中任教期间,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一天,石泊夫给班里上完美术课,他妻子领着小女儿莉莉来课堂找他。小莉莉把班里同学贾锋戈误认成什么亲人了,非要贾锋戈抱一抱。结果,小莉莉谁也不找了。贾锋戈只好拖着小莉莉同石泊夫夫妇一块往家走。路上,石泊夫问贾锋戈喜欢不喜欢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贾锋戈说喜欢。到家后,石泊夫说:“狂人非疯非狂,是借以‘狂’来揭露黑暗。”说着,从自家书架子上把《狂人日记》取下来让贾锋戈读一读。贾锋戈利用星期天,认真读了此篇。书中有很多石泊夫的批注,给贾锋戈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则批注写道:“自从有了人类,同时就有了豺狼。豺狼穿上衣裳,装扮成人模样,混进人群里,冷不防就咬人。警惕,警惕!要随时握住一根铁棍!”对书中一些含义深刻的段落,贾锋戈一时难以弄懂,石泊夫就认真进行讲解,使贾锋戈很受教育。从此,贾锋戈经常找石泊夫,在石泊夫的教诲指引下,增强了寻找光明与正义的迫切性、自觉性。
到校任教的第二年,石泊夫就组织思想进步,且有文艺爱好的李守本、胡腾驹(胡可)、吕庆长(西凡)、王宗赣(干)等10位同学,在校园内成立起进步团体“土城社”。石泊夫冒着风险,为他们购买来被当局查禁的进步文学读物,让他们阅读,撰写心得体会。同时,石泊夫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他们编排反映抗日救国内容的小剧目四处演出。
据石泊夫当年的学生,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电影《槐树庄》的编剧胡可回忆:“当年省立十中的王宗赣同学,是‘土城社’成员,石老师最得意学生。我们每次演出,都是他去请石老师给我们画脸谱。今天看来,石老师画的脸谱尽管不符合戏剧规范,但由于石老师美术造诣很高,画得就是耐看,观众都说好,演出效果很是增色。”
抗日浪潮风起云涌 带领学生奔向延安
七七事变后,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学校里有学生公开在师生面前说:“我们的母亲被狼咬伤了,谁还有心思趴在课堂读书?还不赶快跑出去打狼……”此情此景,省立十中的校长坐不住了,毫不犹豫地宣布停课。1937年11月28日,十中开始了大流亡生活。参加大流亡的师生,出校门南行,经临朐、沂水,到达临沂。在临沂乡师和临沂中学进行短暂停留期间,研究讨论下一步行程。大家议论纷纷,难以统一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石泊夫、朱印章老师和学校事务处袁先生分头做思想工作,统一了投奔延安的认识。于是,大家马上行动,从徐州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车。1937年12月23日,一行人终于到达了西安。
那时节,西安一带的形势,已经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国民党当局为阻止革命青年投奔延安,在西安到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许多拦截关卡,一步棋走错,就会误入他们设置的集中营,或遭监禁、杀害,或者被迫充当特务。
关键时刻,石泊夫在西安联系到自己一位朋友。在石泊夫朋友的热情指点下,他们每天刚放亮就起床,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行走,每天下来,浑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满是黄土。就这样走了18天,终于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在这里接上头办好手续后,他们又前往位于三原县境安吴堡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在此受到训练班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的亲切接见。在西北训练班开始了半军事化的政治、军事训练。过了三个星期左右,有人看到一张《国立兰州联合中学招生广告》。这事儿传开后,不少人动了心,投奔到了兰州联合中学。最后,石泊夫等3位老师及4名学生,决心下定奔向了延安。
成立多个美术团体 培养大量美术人才
到达延安后,石泊夫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鲁迅艺术学院。地址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鲁迅师范学校几间房子。投工不久,又选定延安北门外西侧一座叫云梯山的山坡当校址。这里原来有两排20来孔东南向的土窑洞,师生动手稍加整修后,就成了“鲁艺”的校部和主要教学场所。再后,又在山坡修造了10余间简陋的平房,供教员们办公及住宿用。山下的文庙废墟,经过平整,则成了学员们活动的乐土。鲁艺分美术、戏剧、音乐三个系,石泊夫在美术系任教。1938年开始,学院增设文学系,1940年4月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4年,学院并入延安大学。之前,共招收培养了五届685名学生,其中美术专业147人。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石泊夫即收到参加会议的《请帖》。会议期间,石泊夫聆听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讲话,参加了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石泊夫深受教育。会后,他与参加会议的美术界另一位代表古元发起,先后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鲁艺漫画研究会、鲁艺美术工场和美术供应社等团体。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抽掉110名文艺工作者组成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东北、华北两个解放区工作。石泊夫随团奔赴东北,一干就是几十年。
石泊夫到延安不久,其妻子携带小女儿也紧接着投奔到延安。1942年,妻子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人诬陷,受尽折磨,含恨亡故。石泊夫以大局为重,忘我地投入美术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美术人才。建国后,石泊夫还先后担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业务院长等职。1986年10月2日,石泊夫因心脏病猝发在武汉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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