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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独辉的建安巨儒徐干
作者：丛书莹
提及建安七子,孔融让梨的故事,相信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说及徐干,或许大家还有些陌生。殊不知,他是“建安七子”中唯一有学术著作的人,徐干还是我们潍坊人。其著作《中论》,影响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文化学者,至今影响深远。
因为年代久远,有关徐干的家乡和历史遗留物大都已无迹可寻。幸运的是,记者在寿光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研究徐干的魏道揆老师,魏道揆老师是寿光市国学研究会顾问,用近4年的时间研究徐干,并写了《〈中论〉评注》。近日,魏道揆老师给记者讲述了关于徐干的故事,以及他研究徐干的心得。
聪敏早慧砺志笃学
“徐干是“建安七子”中学术最精粹、唯一有学术著作的人,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显著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徐干能成为建安七子之一,和他的立志笃学有很大关系”。魏道揆老师说,徐干聪敏早慧,而且立志笃学,非常刻苦勤奋。
徐干生在东汉末年、三国初年。那是一个宦官专权,外戚频扰,朝政腐败、军阀混战、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他的祖先乐善好施,积德行仁,世代相传,很有名望,到徐干已经是第十代,依旧延续着家族的辉煌。
徐干幼资聪敏,勤奋嗜读,砺志笃学,能够举一反三,过目不忘,在乡里非常有名。他十四岁开始读《四书》、《五经》,读书时发愤忘食,早起晚睡,也曾彻夜不眠,乐此不疲。他的父亲害怕时间长了会积劳成疾,经常苦心加以劝阻,但是徐干不听,依然刻苦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20岁,他已经是通读群书,博闻强记,出口成章的饱学之士。
“徐干不仅精研经学,考究道德天伦,而且观测宇宙天象,按照他的贤德才华,应该是出类拔萃、‘一匡天下’的帝王辅弼之才,但是当时奸臣当道,社会风气一片污浊,他不愿同流合污,便归隐山谷,一心研究学问。”
魏道揆说,东汉末年是一个战乱频繁、云诡波谲、社会污浊、民不聊生的年代。当时学风不正,一些有学识的人结党权门,攀高接贵,狼狈为奸,以求飞黄腾达,升官发财。面对当时群雄逐鹿、政治腐败、社会昏暗的现实,他既无力改变,又不愿同流合污,因此只能是闭户自守,采取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独立特行,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以持坚贞守道的高风亮节。
徐干决定和颜渊、荀卿一样处世,在归隐期间更是废寝忘食地读书,虽然归隐,但由于他当时贤德和才学的声望,依然盛誉远播,名震一时。文学家曹植在《与杨祖德书》中称赞他说:“今世之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驰名于河朔,伟长(徐干)擅名于青土,公干(刘桢)振藻于海隅,应玚(德琏),阮禹(元瑜)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由此可见,他在齐地青州一带就早已享有盛名了。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州郡牧守,倾慕徐干的才名,力邀他出仕任职,想让他一展雄才。但是徐干目睹现状,审时度势,坚志守节,不求出名,斟酌再三,对这些善意的邀请,均婉言谢绝。
应曹操邀请出仕共建文业
“徐干因乱世归隐,但是他心怀天下,在曹操统一北方后,徐干看到了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机会,便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
魏道揆告诉记者,曹操在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之后,凭借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在群雄中异军突起,很快攫取了兵权,扩大了地盘,统一了北方。当时,在诸多割据军阀中,曹操独具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他平定北方之后,拨乱反正,匡时治世,实行了抑制豪强和减轻农民负担的缓和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快称雄北方。
曹操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在政治上实行“招贤纳士”笼络人才的政策,为许多出身清贫的有志报国之士,开辟了施展才华的道路。徐干应曹操邀约,毅然投奔邺下(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北,魏初置邺都)的文化乐园,做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的幕僚。
曹氏父子都爱好文学并喜欢奖励文士,因此在曹操周围汇集了许多文人墨客,形成了当时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七子”(也称“邺下七子”)为代表的作家群。当时汇集邺下的文士不下百余人,曹丕精选七人为代表,徐干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不仅明经饱学、文辞华美,各具其才,事业像名骐良骥,驰骋千里,并驾齐驱,不可一世。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
魏道揆说,建安七子的作品迭经战乱,濒于散佚,传诸后世者甚少。而“七子”中有学术著作,且传诸后世影响较大的只有徐干一人,他学行最为纯粹,且能在乱时浊世中保持独立高尚之亮节,这是他比其他诸子高出一筹之处。曹丕曾称赞“徐干有奇气,然粲之匹也”,可谓群星闪耀,一星独辉。由此可见,徐干在“七子”中地位声誉之显赫卓著。
徐干的生平业绩,史书上均语焉不详,仅见数言于陈寿的《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禹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徐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椽属,五官将文学”,只此廖廖数语。后人研究徐干者,多以他的著作《中论》的无名氏“序”为依据,资料甚少。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曾对邺下文人集团的这段生活侧面,作了真实而有价值的追忆描述,非常动人,他把徐干尊为“四人”之首,足见徐干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出曹丕对这段生活与友谊是十分钟情和痛惜的。
魏道揆说,按一般史书记载,徐干在“建安七子”中排第四位,然而他为人处世的高风亮节和举世瞩目的文翰业绩,却使他成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的名字和思想,越来越显现出耀眼的光辉。明清著名学者周亮工说:“箕山高节推徐干,北海雄姿数孔融。”曹丕在论及徐干时曾称颂他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这是对徐干最中肯、最恰当的评价和赞誉。
《中论》展现寿光灿烂的古代文化
魏道揆说,徐干的《中论》是他研究古书中难度最大的一本,但是其中的观点对后代有很多借鉴意义,他觉得用4年的时间给《中论》写评注非常有意义,可以留给后人学习研究。
魏道揆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徐干的《中论》继承了孔、孟、荀学之长,兼融释、道、儒诸家之精华,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儒巨著。统观《中论》一书,洋洋数万言,不仅哲理中和,立论精当,博大精深,而且考据翔实,辞章典雅,纵横捭阖,议论风生,集徐干哲学思想之大成,铸“一家之言”于宏篇,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了解,《中论》提出“中和”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不仅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且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警示作用。徐干还提出“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反对名实不符的“乱德之道”,开汉魏之际名理之学的先河。徐干主张把才智多寡作为品评人才的标准,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反对当时流行的训诂章句繁琐之学,主张“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倡导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治学之风对魏晋以后重义理而鄙章句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有重大影响。
魏道揆说,由于个人和历史的局限性,在《中论》一书里,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例如书中仍袭用儒家思想常见的“君子”与“小人”之说。如“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把人分成“上智”与“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中论·爵禄》一篇中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谓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谓命矣。”徐干也不时发出“我瞻四方,蹙蹙无所骋”的无限感慨。他认为他的遭遇是由命运来决定的,这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宿命论”的迷惘和悲哀之中。总之,这些不足之处,与整个《中论》的伟大成就相比,只是美璧微瑕或瑕不掩玉,是无伤大雅的,它仍然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哲学鸿篇巨制。
“如果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属自然科学方面的世界级的农学巨著,那么徐干的《中论》则是属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宏篇。在寿光这片圣土上,两峰耸峙,双璧映辉,各有千秋,相得益彰,是寿光古代文化的两座丰碑,展现了寿光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魏道揆如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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