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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时代的胶济线
德意志时代的胶济线
2012年5月28日撰稿：刘愉
110年前的6月1日，胶济铁路青岛至潍县段通车。“钢铁怪物”呼啸而来，打破了千年古城潍县的宁静。两年后，胶济铁路全线通车。铁路沿线共设大小车站55处，在今潍坊境内的就有22处。
作为山东境内最早的铁路，胶济铁路是由德国修筑和经营的。这是一条殖民者插在被压迫人民身上的吸血管。德国人通过它，大肆掠夺着山东的物产资源。直至1914年，胶济铁路又被另一个强盗日本掳去。
封面图片：建成之初的潍县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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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霍芬勾勒过潍铁路线
立志献身科学的德国青年李希霍芬,满怀理想于1868年秋踏入中华大地,开始了为期4年的地质地理考察,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当他进入山东半岛腹地的古城潍县时,被这里的富有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蕴藏丰富的煤矿深深吸引。财富与资源,将李希霍芬沉睡心底的殖民主义意识唤醒,一双科学家的手,却为强盗画出了一幅抢掠中国的路线图。
富有的潍县城,引起德国地理学家关注
1869年4月21日,36岁的德国地理和地质学家斐迪南·李希霍芬满怀抱负,踏入古老的潍县城。
在他看来,潍县是山东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也是闻名的鲁东商贸中心。这里拥有多条公路构成的交通网,来自半岛地区的大多数货物都要集中潍县,再转运到各地。
“这里的富有,从护卫这座城市的城墙就可以看出。城墙很高,由火山岩石建造,而城门则是用石灰岩石砌成的。”李希霍芬的描绘,不时夹杂着一些专业术语。
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城里的每一座建筑,“大型建筑上装饰的花纹非常漂亮,当地居民也经常把这些技巧运用到他们的建筑中。尤其是街边许多类似凯旋门的建筑,上面都装饰有雕刻的纹饰,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这位老外所说的“类似凯旋门的建筑”,便是矗立在街道上的各种牌坊。
除了实地观察,李希霍芬十分注意与当地百姓交谈。聘来的管家斯普林盖特是比利时人,在中国生活多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他的得力助手和翻译；侍从阿峰,是一个能干的中国小伙子,马车驾得快又稳。在潍县,他们的民间访问并不顺利,遇到的百姓,大多以惊异的目光打量他们,间或窃窃私语。斯普林盖特向他们打招呼,也得不到回应。
这也难怪,潍县百姓大约从没见过类似蓝眼睛、黄头发的“怪物”。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李希霍芬可能是近代首次到潍县的“西洋人”。直到3年后,美国传教士狄考文、郭显德才踏入潍地。
根据以往的经验,遇到一两个当地人,他们不会冒昧与之交谈。等待围观的人多了起来,斯普林盖特才慢慢地诱导围观者说话。因为人一多,人们才敢相互壮着胆子,与外来的“怪物”交谈。
从当地人口中,李希霍芬得知,有些“类似凯旋门的建筑”,“是为年轻漂亮的寡妇建起来的。为表明对首任丈夫的忠诚,她们不会再婚。男人的亲戚,也会在寡妇的有生之年表达对她们的尊敬”。这些牌坊,即贞节牌坊。
煤炭蕴藏丰富,增加了铁路筹划的信心
潍县煤矿,是李希霍芬此行必到之地。4月22日,抵达潍县的第二天,李希霍芬一行三人便乘上马车,出潍县城向南奔去。
这天天气虽然晴好,但“风特别大,行驶有点困难”。他们冒着不时卷来的尘土,一直南行,“一座用墙围起来的村庄”映入李希霍芬的眼帘,“村中房屋的建筑风格很有质感,房屋墙壁都粉刷过,高大的树木显示了这里的富裕。处于开花季节的果园很大,为这里的景色平添一份美丽”。
伫立在春天的原野中,李希霍芬的情绪好极了。向西眺望,敏锐的地质学家发现,“起伏的丘陵在远方向南、向西抬升到足够的高度,绵延向西南方向。远处隐约可见圆形山顶耸起的火山……”
再向东南行,便是潍县煤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坊子煤矿。乌黑的煤炭深藏在黄土之下,李希霍芬看到,“很多穷人在它的废石场中到处找寻煤块”。这些煤块要比博山的质量稍差些,但是他认为,“也许人们在挖井的过程中,会发现下面有更优质的矿层”。
4天以前,李希霍芬刚刚考察过博山煤矿。在他心目中,“潍县煤矿比博山煤矿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这里蕴藏的煤矿更丰富,而其中只有一部分处于特定煤层的煤矿被发现了,这一段也仅仅开采到最上面一层。”李希霍芬的思路向更深一层延伸:“如果考虑到附近不太远的胶州湾金家口港,潍县煤田的价值便会提升。据我所知,从胶州到潍县的路很平坦,人们可以在那里,而不是在芝罘找到一条铁路的起点。此外,这条铁路也可以为现在集中潍县的内地贸易,提供极好的条件。”
铁路构想为殖民者掠夺提供向导
结束对潍县的考察,李希霍芬于4月23日继续东行。他们过潍河后,经莱州、黄县,到达芝罘,也就是现在的烟台,从此乘船回国。这次考察,李希霍芬从南部的郯城县进入山东境内,历时一个月,跋涉900多公里。身为科学家,他最初的目的仅是地质考察。在此过程中,李希霍芬作为民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意识逐渐显露,自觉地充当了普鲁士王国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海外扩张的先锋。
1870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地理学报》发表了他的第一份中国考察报告。这时,普鲁士王国正带领北德意志邦联及南方的德意志诸邦,与法国交战,李希霍芬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
1871年1月,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建立,皇帝威廉一世登基。一年后,上海出版了李希霍芬的英文版《中国书信集》。1877年,他的五卷本地理地质学巨著《中国,独自旅行以及基于其研究的成果》首卷面世。在书中,李希霍芬详尽描述了包括潍县在内的山东考察成果,并特别强调了考察途中就开始酝酿的“宏大构想”:
“从青岛修建一条廉价的、通向稠密的生产地区的铁路。这样,企业就能保证得到充足而又价廉的燃料供应。同时,还可以在港口开发蒸汽机动力生产,并由此发展各种工业。如此,北方的棉花、钢铁和其它产品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运进几个重要地区,北方的进口也会更加便利。”
当时,芝罘港是山东惟一开埠通商的大港。建设芝罘经潍县通往内地的铁路,虽有现成的港口可资利用,但沿途山岭逶迤,修建铁路难度可想而知。胶州湾虽只有几处小型码头,但这里却是比芝罘更具优势的天然良港。李希霍芬不仅从地理学,而且从投资、贸易等方面进行了论证:
“拥有大量煤田的山东,取决于胶州湾的开放和上述各种相互联系网的建立。因此,我们投在芝罘的大部分资金会因此丧失。但如果把眼光投向未来,我们就会发现,在胶州设立事务机构的利益是如此之大,相比之下在芝罘的损失就微不足道了。
“胶州湾的开放和上述与内地连接的交通线的开辟,是山东丰富的煤矿资源的前途所在。即使中国在物质上、科学文化上和工业生产上的崛起直接违背欧洲先进工业国的利益,但这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鉴于这种情况,外国列强必须保证自己在这一即将到来的大发展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德皇决定占胶州修建铁路
在殖民者向中国扩张的“选址”之争中,无论选定胶州湾还是芝罘,潍县成为修建侵占地至内地铁路的必经之地。李希霍芬勾画的路线图最终占据上风,德皇威廉二世贪恋的目光盯上了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天然良港胶州湾。一纸条约签订后,离胶州湾不足百里的高密城,被殖民者圈进了所谓的“中立区”。条约签订仨月,铁路工程便迫不及待地上马。
李希霍芬绝望之时,威廉二世将目光瞄向中国
德皇威廉一世在位期间,李希霍芬打算让自己宏大的设想变为现实。除了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他还多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向有“铁血宰相”之称的奥托·冯·俾斯麦陈述建议。然而,直到1888年威廉二世上台,也未见回音。
有论者认为,俾斯麦鉴于德帝国建立不长时间,将巩固帝国在中欧的大国地位放在首位,并不想以牺牲其他列强的利益来谋求进一步的扩张。他曾多次非议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价值,坚决反对积极的殖民活动。但有人揭秘,俾斯麦当时应该有占领胶州湾的打算。年过70岁的俾斯麦,曾命令德国驻北京公使莱福尤兹与清政府进行谈判。可是,这位公使不知为何没执行他的命令。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已近六旬的李希霍芬陷于绝望之时,俾斯麦于1890年倒阁。即位两年的威廉二世,开始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并将目光投向了虽然遥远,却地大物博的中国。李希霍芬的备忘录沉寂多年,又被重新提起。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半年多后,中国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签订后,德国积极联合俄国、法国进行干涉,促使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3000万两。德国原想从中得到大清帝国的回报——从德国进行贷款,或转让一个港口。但是,这样的美梦最终还是落空了。俄、法两国均从“斡旋”中得到了实际利益,威廉二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寻机在中国沿海抢占某一个据点。在德国海军部和外交部为占领地“选址”争论不休的过程中,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和备忘录,被奉为“指向远东的手杖”。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力主李希霍芬方案——占取胶州湾,威廉二世命令他亲赴中国进行实地考察。
海军上将亲赴胶州湾窥探,修路计划再指潍县
当年李希霍芬从潍县东行,过潍河到达莱州后,并没有涉足胶州湾。他是凭着地理学家的知识和敏锐,从地图上勾画了在荒凉的胶州湾建立一个港口的蓝图。1896年8月13日,蒂尔皮茨从芝罘乘船抵达胶州湾,上岸停留了一天半。9月5日,蒂尔皮茨在送往柏林的报告中无比肯定地说:“它(胶州湾)和中国北部的开放城市一样,将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它是中国从上海直至牛庄之间惟一的天然良港。”
蒂尔皮茨将李希霍芬的构想进一步细化:“假如修筑一条69英里长的通往潍县的铁路,或一条207英里长的通往济南府的铁路,则胶州的价值会更大。在山东占据重要地位的煤矿可以得到开发,胶州湾的影响将不亚于显然被高估的大运河。”
蒂尔皮茨没时间再到潍县。但在他心目中,潍县犹如一枚硕大闪亮的珍珠,成为抛向内陆的那串项链上极其重要的节点。蒂尔皮茨的视线再向前延伸:“如果中国对修筑铁路不持消极态度的话,下一步直通天津和北京(约345英里)的铁路,将会给胶州带来新的活力,将给山西省丰富的矿藏提供一个首选的天然出口良港。”
不难想象,威廉二世读完这份长达几十页,附有详细军事设防地图的报告,兴奋之极。他立即召开御前会议,谋划如何索取、租借胶州湾。其实,蒂尔皮茨的报告已系统提出了分阶段占领的详细方案:“占据外围半岛,用东亚站的军舰驱逐中国军队,然后尽可能地向内地扩展……”此时,所缺少的仅是个出兵的“借口”。
猎物确定,方案完备,德军犹如一只恶狼,匍匐在草丛中寻觅、等待着猎捕的最佳时机。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鲁西南巨野县被杀,史称巨野教案。4天后,德国《科隆人民报》刊登了此消息。威廉二世在御书房读到报纸后喜出望外,立即指令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行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即开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惩和报复手段。”
11月7日,驻泊上海的德国东亚舰队接到柏林电示,开赴胶州湾。13日,德军舰队到达后,以“借地操演”为名欺骗当地守军。翌日上午7时,700德军突然登陆,清军猝不及防。德军未放一枪一炮,侵占了觊觎已久的胶州湾。
历史的多面性,有时让人难以理解又充满无奈。作为著名地理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历时近4年,7次远征,走遍大半个中国,为中国地质、地理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学术界认为,李希霍芬是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科学交流的重要先驱,对近代中国地质学、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然而,也正是他精密的考察成果和屡次上书的行动,为德国殖民者寻找在中国侵略和扩张的最佳地点,提供了精确的指向。
签订《胶澳租借条约》 德控胶济铁路开建
德军完全占领胶州湾之后,德国公使才奉令于11月20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处理巨野教案的6项要求,交涉达4个月之久。1898年3月6日,清廷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龢,与德国驻北京公使海靖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
胶澳即胶州湾。写满中国屈辱的《胶澳租借条约》犹如一条枷锁,将美丽的胶州湾牢牢套住,在德国“租借”的99年中,胶州湾归德国管辖。条约还规定,胶澳租借地之外,“离胶澳海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内”为“中立区”,“准德国官兵无论何时过调,惟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当时隶属胶州的高密,被圈入“中立区”内。
这条锁链,进一步向内地延伸,套向潍县、青州以至更远:“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省盖造铁路两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沿着锁链,德国的黑手向两边伸去:“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沂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
尽管有了白纸黑字,但在修建胶济铁路过程中,德国人仍屡屡赖账。他们不顾条约中“设立德商、华商公司”,“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以及“一切办法,两国迅速另订合同,中、德两国自行商定此事”等约定,始终撇开中方一手操办。
1899年6月1日,德政府授权14家大银行、公司组成一个“辛迪加”组织。6月14日,这个组织成立了德华山东铁路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公司),资本5400万马克计5.4万股,总公司位于柏林,青岛设办事处。接着,自青岛、胶州两地分别向西进行铁路勘测。
90多个德国兵横行高密城
在大集上买鸡的铁路公司雇工,调戏年轻农妇惹起众怒。从外乡雇来的小工仗势欺人,已非一日,隐忍已久的村民群殴公司雇工,拔掉铁路勘测路标。胶澳总督派兵镇压,百姓无辜遭德军枪击,或伤或亡。德寇借机侵入高密县城,最后以赔偿德方数千两白银方才撤军,而高密百姓失去的20条生命,换回的依然是隐忍和屈辱。
铁路雇工调戏妇女,附近乡民怒拔勘测路标
1899年6月18日,一件看似偶然的小事,成为德军镇压高密阻路群众的导火索。对于此事,不同来源的资料说法不同。
编成于1909年的《高密县乡土志》载,“华人之为洋奴者,借势滋扰乡民,东乡大吕庄村民怒而殴之……”,记载极为简略模糊。1935年编成的《高密县志》却只字未提。
《筹笔偶存》记载,6月21日,山东巡抚毓贤接到来自胶州的报告称,“高密附近有小工与乡民互相争扰”,“小工系土人,或因平时微嫌,借事挑衅,均为可料”。当时高密隶属胶州,这是高密知县葛之覃派人调查的结论,也不甚详细。《筹笔偶存》是任职于清末山东巡抚部院署,一位不知名的文吏留下的笔记。
德国学者余凯思在其著作中转述的史料是,“一天前,一位铁路员工曾在集市上与一位农民发生争执。铁路员工召集其同事帮腔,农民则引来一大帮子村民助威,农民与员工最后扭打成一团。紧接着,农民们包围了铁路公司设在村庄里的分部,并且企图阻止铁路员工继续工作,勘测路标被拔掉、毁坏。”
山东巡抚毓贤事后派候补知府石祖芬赶赴高密,进村实地调查,查明葛之覃的报告多有不实。石祖芬的调查结果是,“铁路公司小工在大吕庄集市买鸡,戏欺妇女起衅。该庄民因各小工先在各乡村戏辱妇女,非止一次,激动众怒,群殴小工,顺便拔标”,“公司小工及各项厮役人等,平日倚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一日”。
此说亦载《筹笔偶存》,毓贤系清末有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在处理德方因修路引起的事件中,还算比较公允,石祖芬的调查结论应当最为接近事实。
然而,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的报道则隐去了事件的起因:“6月18日,当一支勘探队在距高密东南12里、距胶州城40里叫做柳树村的一家小客栈休息时,受到了一群反对修建铁路的暴徒们的袭击,一位广东籍工程师的腿被他们打断了。要不是客栈主人关上街门并向衙门求救的话,恐怕后果还会严重。附近二三十个村子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侵占他们土地并破坏其风水的外国人。”其倾向性可见一斑。
胶澳总督派兵镇压,数十村民遭到无辜枪杀
6月18日的纠纷,一直持续到午后。知县葛之覃接到报告,率一班衙役赶到现场进行“弹压”,才告平息。铁路公司总办海因里希·锡乐巴获悉此事,从青岛赶赴高密,要求补上拔去毁掉的标杆,“查办殴工之人”。葛之覃未能立即答复,锡乐巴一面承诺“高密不动,德兵绝不先动”,一面折回青岛,在胶澳总督奥托·叶世克面前添油加醋,夸大事实,要求派兵进行军事干预。
叶世克在没有向柏林请示的情况下,下达派兵命令。他的理由是,高密属于“中立区”,胶澳总督有权调动军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镇压手段,以防此类抵抗行为再次发生；应当迅速出击,否则中国军队会将驻扎租借地周围的部队集结起来,等等。
6月21日,德军上尉毛威率80名海军士兵和15名骑兵,荷枪实弹,杀向高密。6月24日,德军到达堤东庄。葛之覃的报告称,堤东庄“聚有多人,于地围上架有大小地枪,当德兵过时有开枪者。德兵即开枪伤庄民数人……”
毛威在作战报告中这样叙述,他们到达堤东庄,该村已筑起了严密的防御工事,“我试图通过翻译慕兴立与村子里的两个首领进行谈判,他们是应我的要求从围墙后面走出来的。我让他们明白,我并不怀有恶意……然而他们却轻蔑地向我展示他们的武器,指给我看他们防卫森严的村庄,并且说如果我想到高密去,应当走另外一条路,他们是不会给我们开门的。”
村民们尽管大难临头仍坚持抵抗,毛威下令向村庄发起攻击。“大约相互开枪对射一个小时”,德军攻陷了村庄,毛威估计村民伤亡17人。
上海一德文报纸7月8日报道:“高密县乡民聚众成群,不准开立铁路。青岛德驻守于十六日迁兵至堤东村,乡人预备接战,德兵攻入……”
事实的真相,毓贤派石祖芬调查并上报总理衙门:“德兵入境,先过大吕庄,该庄村民以礼相待,一无骚扰”,至堤东庄,“其时乡民闻洋兵远来避圩自卫,并未先开枪炮。因洋兵见圩内悬有团练局红旗一面,疑为拒抗,遂先开枪。其实该庄团局仅有红旗,时时悬挂,并非故意敌拒德人”,“迨德兵开枪后,该庄仅于圩内回放空炮一门。德兵旋即入圩,枪毙十三人,并伤五人,情形极为残酷”。
6月25日,德军又闯入刘戈庄,抢去乡民土枪,杀死7人。堤东庄和刘戈庄20多名被枪击死亡和受伤者,“均系老弱佣工之人,并非能执军械打仗者”。
德军入城收枪械焚图书
抢杀刘戈庄村民的当天,德军进入高密城。就在此前一天,高密城内商绅获悉德军将至,一起跪求知县葛之覃,“请阻止德兵,暂驻城外”。
葛之覃因以前已报告巡抚毓贤,毓贤也正在与胶澳总督交涉,加之锡乐巴有“高密不动,德兵绝不先动”之诺,对于商绅的苦求,答复道:“本县业已允许,不能阻止,况德兵并不伤人。若有伤动一草一木者,唯本县是问。”大家无奈号哭而散。
德军来到高密城下,城门大开,百姓躲避,德军如入无人之境。入城后,德军以占领者自居,下令“城乡各项军器,限三日内缴齐销毁。如有隐匿者,查出予以重办”。城内团局以及守城枪炮,尽皆搜走。“每日夜间,德兵巡查各街,并将四城钥锁索去,听其启闭”。
率兵入城的毛威发给叶世克的报告,却夸大其辞,甚至无中生有。他声称,在高密城,遇到了招募来的雇佣兵的顽强抵抗。
通德书院,这处昔日传道授业、读书研经的圣洁之所,成了肆意枪杀中国乡民的德寇的临时兵营。书院建于1872年,由高密知县陈来忠倡建,拥有房屋65间,可容纳1700人学习,并有一所藏书颇丰的藏书馆。
德军驻扎后,书院不少设施被破坏,藏书馆所藏经典图书被焚烧。德国学者余凯思指出,“这类行为是对儒家文明和中国自我文化意识的公开攻击,赤裸裸的暴力行为由符号的战争行为加以补充……通过焚书这一符号行为,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等级制就被虚构了出来。德国军队试图借此向中国民众展示中国文明的低劣性”。
一个小小的上尉,带着95个兵卒,控制高密城整整11天。直至毓贤派来的官员谈定赔偿铁路公司白银4500两,方才撤兵。德军走后,葛之覃面对众商绅捶胸顿足,后悔不迭。
协议商定勘测插标至昌邑
面对德国殖民者的骄横态度和无理行为,“强硬派”欲想方设法进行抵制,“调和派”想积极调停暗中牵制,最终还得看慈禧“老佛爷”的脸色。在地方官员的再三交涉之下,有关筑路征地、拆迁等问题的章程才拟定施行。铁路沿线百姓的退让,官府的诱逼恐吓,换来了暂时的平稳,铁路勘测、插标得以进行。
巡抚毓贤欲抵制德军,引起“老佛爷”慈禧的不满
获悉德军毙伤高密乡民后,山东巡抚毓贤一溜电报,分别发往胶东道、莱州府、胶州以及有关县衙,勒令“分派兵役,认真弹压”。可惜动作稍慢了些,胶澳总督叶世克早已发兵在前。毓贤在发往胶澳总督府的交涉电中,正告叶世克:
“现当查勘路矿之始,必须使百姓知开办之有利益,方能主客相安。如遽以兵力迫之,则百姓视路矿为畏途,非地方之福,亦非公司之福也。且该处民情强悍,良莠不齐,万一群起为难,地方官虽欲派勇保护有不可得。贵大臣通达时务,慎重交涉,自接电信之后,当知本部院认真保护之意,可勿庸遣调兵队入内地也。”
6月28日,德军进占高密城的第4天,莱州总兵彭金山才奉命率200名士兵抵达。德军上尉毛威恐吓彭金山,中国军队必须马上撤退,因为高密属于“中立区”,中国军队在这里出现不符合租借条约规定。如果中国军队不撤离,将会“发生严重后果”。
鉴于德军的压力,彭金山自作主张带军撤出高密城,毓贤对此十分不满。按《胶澳租借条约》规定,“中立区”内自主权仍全归中国,当然包括“过调”中国军队；准许德国官兵随时“过调”,并非不准许中国军队“过调”。为此,毓贤严厉批评了彭金山。
在另一封写给叶世克的信中,毓贤对德方的做法表示了不满:“查各国兴办路矿等事,均是于未经开工之先,共同立一妥善购地章程,方免滋事。”但是德方根本不提购地、补偿等事,就开始勘路、插标。毓贤希望德方迅速派员会商,以便公司早日买地开工。
同时,毓贤致电总理衙门,力陈德军恶行:“轰毙乡民甚众,且又焚烧书院器物,搜括城乡枪械,种种凶横情形,如不与之理论,任其所为,后患何所底止!”他多次恳请总理衙门,“照会德使认真查办,以维大局”,“迅与德使理论”,“与德外交部据约辩阻”。
“强硬派”毓贤试图对德国的殖民政权进行抵制,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引起了把持清廷的“老佛爷”慈禧太后的不满,成为他后来被解职的原因之一。不久,高密知县葛之覃也因办事不利被撤职。
袁世凯上奏献计策,铁路交涉专办斡旋订章程
发生于高密的这次事件尚未完全了结之时,与胶济铁路相关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出场了。刚刚升任工部右侍郎一月的袁世凯,于7月7日上呈奏折,要求针对德国租借地制定全新的政策。
袁世凯呈道:“现筹防范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借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尚可渐就相安,借保我自有之权”。在对德问题上,与毓贤不同,袁世凯属于“调和派”。他在奏折中提出四项防范措施:
其一,慎选守令。袁世凯认为,山东官吏“非视洋人如仇,即畏之如虎”,应派查办教案公允者任职。其二,讲求约章。将外国条约公法和办理内地交涉案例,编选成册,印发各层官吏,遇事参考,妥善办理。其三,分驻巡兵。派兵分驻胶州附近各县,来回巡查,凡遇洋人经过即行保护,“于保护之中隐寓钤制之术”。其四,遴员驻胶。选派一熟悉洋务的官员驻扎胶州,专办交涉事件。
袁世凯的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兴趣。所提各项措施,不长时间,以至1899年12月6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之后,一一得到了落实。
其实,有些措施毓贤也已经想到。如选派官员驻胶州专办交涉一事,毓贤7月中旬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报中也提到,“似须于地方官之外,另派委员一人,专司照料”,“再辅之以翻译一人、随员二人、司事二人,从而左右之情形既熟,调和更当”。
此前被派往高密调查的候补知府石祖芬,承担了铁路交涉专办这一项职责。7月中下旬,石祖芬与铁路公司商订了一份合同章程。章程共8条,其中包括买地须照原价,概不得勒抑；发款均交本人,不通过中间人；租屋购物各项,均须公平商办等项。
之后,石祖芬请示毓贤,偕莱州知府曹榕与铁路公司续订了一个《筑路善后章程》。章程规定,凡与筑路有关之事,悉委诸地方官办理:如铁路小工有调戏妇女、与民人口角事,由地方官讯办；民人有拔标阻工事,由地方官弹压解散；铁路小工,托地方官代雇；拆屋迁坟,公司知照地方官查勘商办,等等。
两项章程订立、施行之后,铁路公司勘路插标得以继续。此项工作系分段进行,到10月中旬,驻丈岭一部人员已插标至岞山；高密一部,已抵近高密与昌邑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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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百姓缘何抗争激烈
铁路小工调戏妇女,导致小工与村民双方互殴,继而引发乡民聚集拔去铁路标杆,德国军队进行镇压、侵占县城……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为何酿成大事端?在胶济铁路勘测、修筑过程中,为什么只有在高密引起上百个村庄奋起激烈抗争?
原因之一:强征土地,民怨极深。小工调戏妇女只是一个导火索,根本的是铁路公司为减少土地投资,控制成本,将土地征购包给中间人,中间人大肆盘剥；清朝地方官员压、诱并举,强制低价收购土地,失地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有的陷入破产境地。
原因之二:粗暴施工,惹怒百姓。勘测施工中,“洋人遇事一意孤行,不受商量”,“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严重伤害了当地民众的感情,危害了农民的生存。“乡民亦多敢怒而不敢言”,“有隐忍不得遂以酿成大事者”。
原因之三:同胞相欺,乡民生恨。铁路勘测之初,铁路公司所雇华工,多为天津等地的外省人,他们依仗德国人撑腰,自视高人一等,“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有人带头,便一呼百应。
原因之四:阻水严重,百姓忧虑。高密段内,铁路南北是一片洼地,虽连年在地里挖渠、河边筑坝,但依然解决不了泄水问题,年年遭遇水灾。东西贯穿的铁路线,恰恰截住了由南向北下泄的水道。由于预留桥涵不足,乡民十分担忧,屡次提出要求,得不到解决。后来事实证明,乡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原因之五:民风彪悍,敢于抗争。有专家认为,高密民风深沉、豪放、阔达,既有东北人的侠义之风,也有中原人的稳健深沉,并不乏南方人的机智。而高密东北乡以及濠里一带,民风彪悍,百姓更尚侠义,更富有反抗精神。
如此这般,一幕幕争取权益、阻路抗德的活剧在高密大地上演,也就成为必然。
孙文率乡民阻路惨遭杀害
虽有章程,但却难以执行。强制低价收购土地,刨掘坟墓毁房拆屋,桥涵不足阻碍泄洪……民怨累积,一触即发。孙文、李金榜等义士发难,周围一百多个村组织民团,群起响应。迫于德国殖民者的压力,山东巡抚派兵镇压。尽管孙文等表示不与官府为难,专对德人,官府还是将李金榜诱捕并遣送东北,民团总首领孙文被杀害。
吃齐心酒磕齐心头,四处发传单号召起义
1989年10月下旬,铁路公司致电山东巡抚毓贤,张家大庄附近有村民聚集,“吃齐心酒、磕齐心头,借事生端”。毓贤迅速电令潍县巡防营赶往弹压劝解,高密知县季桂芬报告并无此事,虚惊一场。
进入1900年的第二天,袁世凯接到季桂芬的禀报:“今晨武生李金榜等率二百余人,执旗抬炮,越该乡境,拆烧铁草卧铺数座,抢去粮物各散。幸预嘱备敌,未伤工人。一面保护公司,一面率兵役赶散……”
此时,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还不到一个月。他的前任、47岁的毓贤正值壮年,却由于对德强硬、对义和团纵容等因,不受慈禧太后待见被解职。而31岁就成为地方大员的袁巡抚,半年前上奏献策颇得太后欢心,这回却一屁股坐到了火盆上。
高密城西一带是一片大洼,五龙河和柳沟河南北纵横。此处官亭村一带,称为濠里或西濠里,为西部大洼的中心地带,遇大雨连绵,尽成泽国。清末民间有谣:“遥望西濠里,苍茫一片洼。人人拖黑腿,个个龇黄牙。有土皆生碱,无田不养蛙……”
当地百姓饱受水患之苦,如果铁路建成,无异于筑起一条横贯东西的拦水大坝,铁路南部低洼区洪水无处宣泄,其状可想而知。11月,筑路工程进行到高密境内,当地百姓做好了抵抗修路的准备。11月21日,各村民团首领和部分乡民集会绳家庄,推举孙文为总首领。孙文当即发誓:“有孙文就没有铁路,有铁路就没有孙文!”
会后,李金榜、孙成书、徐元禄、徐元和、雷步云等各村民团首领分头行动,收集武器,动员乡民。在四围各村,“每庄内有大磨两三盘,碾研火药,逐日撞钟,聚人演炮。有自打丈余长大抬炮,每家各出破锅,击碎以代枪子”。
他们还用红纸书写帖子,张贴散发,西至益都,东到即墨,北达平度,南抵安丘……帖子写道:“四方亲友知悉:今有德国洋人修造胶济铁路,贻害甚深,兹联合昌乐、高密、潍县、平度、安丘五县人民,齐心起义,共成盛举。见信以后,各齐云集而响应,裹粮而伙从,撞钟为号,闻钟集合……”
村民们屡向铁路公司提出要求,多建桥涵,确保雨季水流畅通。铁路公司以没有必要花费太大为由,拒绝了村民的合理要求。12月底,车辋、坊岭两个乡的村民找铁路公司理论,当地官员作保“浚河泄水”,将其劝回。1900年1月1日,李金榜召集张家大庄等12个村的民团愤而举义,袁世凯急令莱州总兵彭金山,“全队开往弹压”,同时奏报总理衙门。
官府诱捕李金榜,悬赏捉拿民团首领孙文
袁世凯一面布兵弹压,一面在各村张贴告示,称“凡与各国商订条约事件,均是奉旨批准互换,断非土民所敢阻止”,并以大吕庄事件为例,威胁百姓:“尔等须知多滋一回事,即多吃一次亏,稍明此理者,不待谆谆劝谕。”他勒令各村民团即刻解散,“倘敢执迷不遵,并有刁生地棍从中煽惑主使,一经查出,定照聚众抗官例从重惩办,决不宽贷”。
彭金山率军抵达高密,与知县季桂芬协力弹压,尽管不少村民被暂时阻回,但阻路抗德之火难以湮灭。1月11日晨,孙文、李金榜、孙书成等率领3000多村民,抬着土炮,握持长枪、梭镖、大刀以及铁锨、锄、镰刀等,阻拦铁路继续施工。这次行动,孙文、李金榜所率队伍,被季桂芬等以铁路改道北移之诺劝阻而回。孙书成等人用土炮放了几炮,并没有伤到人。
在此期间,铁路公司分办锡贝德曾勒令彭金山派兵进驻张家大庄,否则自调德兵。袁世凯再次派石祖芬赴高密与锡贝德协商。从现有资料来看,濠里一带这次规模达3000多人的行动,是相当克制的,至多也是示威性质。孙文等表示他们并不与官府为难,专对德人。即使孙书成等开的几发土炮,对工地也没有造成多大损坏。否则,3000多人的队伍,并不是几百兵勇所能唬住的。
一下子能够聚集数千人,民团的号召力令袁世凯担心。季桂芬、彭金山欲以商定铁路改道北移为由,将孙文、李金榜、孙书成等主要首领骗进县城,一网打尽。对官府的屡次出尔反尔,民团有所防备。1月28日,李金榜、孙书成先进城试探,两人当即被捕入狱。2月1日,4个德国人由清兵护送到潍县南流,孙文误以为是押解李金榜赴济南,率众追击,被手持洋枪的清兵击退,伤亡多人。官府广布悬赏,缉捕孙文。
2月11日,民团200多人攻击铁路公司鲁家庙分局,多人被持枪的公司德籍人员打伤,其中高八因枪伤不治而亡。3月10日,昌邑太保庄等地上千乡民,齐聚高密绳家庄。彭金山闻知后,未敢轻举妄动,待乡民出村后,才敢领兵追击。乡民用土枪还击,清兵击伤1人,押回县城。3月14日,孙文召集张家大庄等村民团,于当晚到姚沟庄聚齐起事,不料因毛氏兄弟告密,被清兵抓去70多人。
阻路义士遭杀害 八旬举人写祭文
为尽快抓到阻路民团总首领孙文,知县季桂芳派衙役明察暗访。1900年5月3日晨,毫无防备的孙文在绳家庄附近被逮捕。
孙文被捕后,张家大庄等村百姓多次要求保释,遭到拒绝。6月底,濠里成百上千乡民聚集,“驱逐小工,搜杀洋奴,动则施放枪炮,更欲劫夺孙文”。7月2日,清兵武卫军从范家、邱辛庄调往柳沟河进行弹压,被雷步云为首的民团拦截。雷步云假意上前相劝,让民团放武卫军通过。清兵刚过一半,民团枪炮齐发。驻康家庄的清兵闻听枪声,赶往救援。在两股清兵夹击之下,民团死伤数十人,雷步云当场被枪击死亡。官府害怕夜长梦多,当天就将孙文押至高密城东门外大石桥以北,斩首杀害。李金榜等被充军,远遣黑龙江。
孙文,原名孙玉、孙玟,高密官亭村人,精明能干,民望极高,被害时50多岁。孙文被杀后,官府不准收尸。同治年间举人单昭瑾仰慕孙文为人,不惧杀身之祸,拉着自己的棺木,收敛了孙文的尸体。80多岁的单昭瑾扶棺恸哭,作祭文祭之:
“……我朝廷与德人订约修胶济铁路,兵连祸结,民遭蹂躏。先生身为农民,性朴少文,怀义自奋,不忍坐视。念及杜水为患,有害民生,纠合群众,冒死抗拒。拔橛木,烧卧铺,汹涌之气,声振一时。上宪派员劝阻,先生英气勃勃,愤然弗顾。其爱国热忱,充塞于天地之间,彪炳于宇宙之内……古之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死而重于泰山者,先生其人也……”
百年之后,高密作家莫言创作了长篇小说《檀香刑》,主人公孙丙的原型便是孙文。
德寇肆意屠戮无辜老百姓
拔路标、毁路基,拆工棚……清政府向外国列强宣战后,义和团组织与阻路民团遥相呼应,迫使胶济铁路长期停工。逃亡西安的“老佛爷”和光绪帝向列强求和,胶济铁路随即复工,德军以保护铁路施工为名,乘机侵入。德军的血腥镇压,没有吓倒阻路群众。为了殖民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得暂且放下沾血的屠刀,进行议和谈判。
义和团再次兴起,胶济铁路被迫长期停工
孙文被杀、李金榜充军,并没有吓倒铁路沿线百姓。拔掉标杆,铲毁路基,捣毁工棚……阻路行动依然不断。
1900年4月25日,《北华捷报》刊登发自潍县的消息:“随着德国铁路辛迪加继续推行穿过高密的铁路建设,这个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又被点燃,而且逐步达到了顶点。本月10日,中国部队和反对修建铁路的团伙发生了一次小的战斗,好几个乡民被打死了……在这种骚乱持续的状态下,如何修建这条铁路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此前后,高密知县季桂芬被“摘顶查看”。
5月中旬,昌邑丈岭段铁路线标杆屡屡被拔,铁路公司分办锡贝德威胁石祖芬,限期三天严办。石祖芬呈报袁世凯称,昌邑知县胡士孝“如此懈玩,恐误大事”。袁世凯下令,给胡士孝记大过一次。
五六月间,义和团运动再掀高潮。早在4月间,英、美、德、法4国公使就先后照会清廷,限令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直接出兵干涉。5月底,驻京各国公使决议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5月30日始,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6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清政府贸然向英、美、法、德等11国同时宣战。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大旗,加入到抵御外辱的军事行动中,山东内地传教士纷纷逃往烟台、青岛。铁路沿线义和团组织与阻路民团遥相呼应,迫使胶济铁路长期停工,德方人员全部撤回青岛。
“1900年6月,美国传教士和德国矿务工程师在潍县遭到袭击。1900年6月28日,袁世凯通知德国胶澳总督府:他目前已无法保护德国在山东的企业。袁世凯还建议暂停铁路铺设和矿山开采。所有在山东的德国人都撤到了青岛,高密的工作也停止了。1900年6月,作为维护安全的措施,一支海军陆战队被派往胶州但遵命未再继续前进。”在德国海军事务总局1900年6月份的备忘录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德军肆无忌惮,炮击村庄枪杀无辜村民
铁路停工,人员撤走,尽管袁世凯所派军队与地方官府仍然分段保护,还是不能完全阻止沿线百姓的阻路行动。有记载称,1900年7月16日,潍县铁路工程师撤去,乡民随即将路标拔去。这时,潍县段的勘测、插标工作已进行大半。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肆意烧杀抢掠,千年古都遭到浩劫。10月份,已经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派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谈和之际,胶济铁路重新复工。这时,以胜利者自居的德国人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
10月8日,胶澳总督叶世克电告袁世凯,“现拟兴办铁路暂至高密县城,所应保护,我兵自办”,袁世凯一口答应。10月16日,德军200多人进驻高密县城。之前,袁世凯还答应了叶世克提出的将清军从所谓“中立区”撤出的要求。
叶世克给驻扎高密城德军下达任务:保护至高密段的铁路铺设,严厉惩处濠里一带的闹事村庄；发布告示,限时拆除胶州与高密之间及濠里一带村庄的围墙；对高密县衙署进行密切监视,勒令周围村庄补交被破坏路段的铁路建筑材料。
叶世克还制定了一项“特别行动规则”,要求军队“调查那些闹事村民,查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残暴手段和谋杀行为对待铁路公司员工及其家属的。一旦查明罪行,就用摧毁房屋宅舍的方法惩罚他们……”
清兵撤走,独立负责铁路施工安全的德军更加肆无忌惮。10月17日,铁路线两旁各20里、濠里周围30里内村庄的围墙开始拆除。第二天,巡回监督的德军发现张庄、雷庄、辛庄、永丰庄等村没有行动,便开炮轰击围墙,导致10多名村民当场死亡；20日,德军又对高密城东的许村、鲁村、单屋、鲁庙等村炮轰、抢掠。
德军暴行引起了群众的反抗。10月22日,几名德国兵骑马巡查到李家营村,村民早有准备,用土炮轰伤2名德兵。第二天,德军调集兵力,围攻李家营,村民奋起自卫,击伤德军军官巴洛西。此后,德军又围攻、炮轰克兰庄。两场浩劫,200多名村民死亡,毁房难计,伤者无数。
土炮土枪对垒洋枪洋炮 村民牺牲三百毙敌五十
同胞被杀,袁世凯听任德军恣意妄为,未表示任何抗议。在致叶世克的电文中,这位巡抚大人全然没有了半年前对德人的些许“强硬”,反而称“当地居民的确凶顽剽悍,必须予以严厉惩罚,以便使他们能够变得理性一些”,“我已经指示地方当局,严禁造谣惑众的传单散发,小心提防以后发生类似的事件”。
“我也电告地方官员,向受伤军官转达我的歉意,并以我的名义探视其伤情。据悉,该军官已被运送回营地救治。我衷心期望他很快恢复健康。”这份转译自德文的电文,不仅仅是外交辞令中的客气,简直就是卑躬屈膝了。
面对德寇的暴行,铁路沿线的百姓没有退缩。最激烈的反抗,来自位于高密城东10公里的杜家沙窝村。10月30日,杜家沙窝村民击毙德军一侦查兵。第二天,德军上尉队长考拉弟率两个连及一队炮兵,包围了杜家沙窝。村民用土炮、土枪进行抗击。无奈土炮土枪难敌洋枪洋炮,德军大炮猛轰半小时后,寨墙大门炸开一个大缺口,德军发起冲锋。
村民誓死抵抗,但难以阻挡500多名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德兵。德军攻入村内,村民手持大刀、长矛、铁锨、镢头、木棍等,同德军进行肉搏。巷战中,首领杜为利掩护乡亲突围,一枪一个,击毙数名德军后牺牲。一绰号叫五乱子的青年,持红缨枪一连挑死5名德军,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村庄被攻陷,逃命的妇幼老弱跑出村后,被隐蔽在村外树林中的德军开枪射杀。没有倒下的村民继续奔逃,德军骑兵将他们包围起来,用刀砍杀在沙滩上。黄昏时节,德军一阵杀戮之后,将未毁坏的房屋点上火,整个村庄陷入一片火海。
此役,德军50多人毙命,杜家沙窝却有300多村民献出生命,其中10多家成为绝户。
反抗行动接连不断,且越来越强,叶世克终于认识到,“中国官府好欺,百姓不可欺”。清军驻扎“中立区”外不再介入“弹压”,叶世克只好派曾在高密传教的传教士卫礼贤前往议和谈判。卫礼贤11月6日抵达高密,半个月后,高密百姓做出让步,德方答应“抚恤”死者家属,在杜家沙窝村办一所小学,同时增修涵洞桥梁以便泄水。高密百姓为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铁路通车德方再占十余年
沾满沿线百姓血泪和屈辱的铁轨不断向西延伸,德军的铁蹄随之跟进。筑兵营,建训练场……铁路全线竣工,德军却赖在胶济沿线迟迟不退。在中国东北开战的日俄战争,德国支持的俄国战败,他们无奈将军队撤回胶澳租借地。然而胶济沿线经济命脉依然由德国人控制,此后十多年,隆隆的火车不断从山东内地吸金。
1902年6月1日,潍县火车站举行通车典礼
对于1900年10月德军血腥镇压高密百姓的行为,德国学者余凯思如是反思:“这些‘惩罚行动’,旨在有计划地、系统地毁灭村庄和村民。以狂轰滥炸村庄为惩罚手段的做法,根本不考虑谁是‘有罪之人’、谁是无辜者,它毫无选择地任意屠杀民众,使之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孤立无援,陷入彻底的绝望境地。”
这场血腥镇压结束之后,德军没有再轻易对沿线百姓动用武力,但老百姓因铁路修建所遭之苦灾并没有就此完结。1901年春,袁世凯与铁路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赔偿铁路公司因“骚乱”而遭受的损失,所有费用又都摊派到高密农民身上。这年11月,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沾满沿线百姓血泪和屈辱的铁轨,不断向西延伸。1901年,胶州至高密段通车。此后,铁路工程边建设,边通车。1902年6月1日,潍县火车站举行通车典礼。应新任胶澳总督托尔柏尔及铁路公司的电邀,新任山东巡抚张人骏派一名官员前往祝贺,并送去他赠送的喜幛。驻防潍县先锋队翼长、湖南永州镇总兵孙金彪、潍县知县郭家麟等官员,参加了通车典礼。
潍县通车不久,高密百姓所担心的铁路阻水问题也发生了。这年7月连降4天大雨,高密铁路以南地区发生严重洪灾,耕地淹没,房屋倒塌,百姓断炊断粮,无家可归。德驻青岛海军工程师波尔恩灾后赶往巡视,在呈给胶澳总督的秘密报告中写道:“……这里的桥梁还是太狭小了,铁路铺设严重地破坏了洪水疏导系统。”
1903年4月,铁路通至青州；1904年6月1日,济南通车,胶济铁路全线贯通。胶济铁路沿线共设有大小车站55处,在今潍坊境内的就有22处。
为了攫取李希霍芬所“赞叹”的煤炭资源,铁路接近潍县时,向南绕了一个大弯,设立坊子站。据《坊子煤矿志》记载,在此前后17年中,德国人从坊子煤矿攫取煤炭近200万吨。
制约德商独霸经济贸易,潍县等地自开商埠
济南通车之前,隆隆的火车就开始不断从山东内地吸金,部分德国商人三番五次要求在济南开设洋行,上任不久的山东巡抚周馥感到了紧迫。周馥就自开商埠一事,请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极感兴趣。1904年5月1日,袁世凯、周馥联合上奏光绪皇帝,呈请将济南以及潍县、周村开辟为商埠。
袁、周在奏折中写道:“……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更于商情称便,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仅仅过了3天,光绪皇帝就在奏折上朱批:外务部议奏。
很快,外务部秘密致函周馥,同意山东自开商埠。袁世凯、周馥等反复磋商,拟订了《济南商埠开办章程》。其中特别申明济南及潍县、周村商埠的“自开”和“陆路”两大特点,突出强调了中国对商埠管理的主权。
胶澳总督特鲁泊得知此消息,怀疑山东自开商埠针对德国的,其目的“主要是吸引别国商人前来贸易,以便制约德国人过大的势力”。柏林接到特鲁泊报告,指令外交部进行交涉,清廷外务部只好向德国驻北京公使致函说明。
1906年1月10日,济南、潍县、周村三地同时举行开埠典礼,正式开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潍县、周村均是济南商埠的分埠,所以商埠一切章程,皆参照济南施行。
潍县开埠现存的史料极少,只是大约记载将南至火车站,北至坝崖,西至大马路,东至白浪河,占地千余亩的地域划为“商业区”。到1914年前,德占胶济铁路时期潍县商埠区内工商业发展状况如何,难寻其迹。
德占时期资料多存海外 期待进一步去发现挖掘
周馥在运作筹备山东自开商埠之时,特鲁泊却在为德国军队长驻胶济线而绞尽脑汁。
早在1901年9月,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就向特鲁泊提出,要求德军撤离所谓的“中立区”。特鲁泊一口回绝。袁世凯碰了钉子,只好在胶济线距铁道30里外派兵驻扎,名义上协助德军保护铁路,实际为防止德军继续内侵。时隔不到一年,高密德军兵营和训练场建成,德军一个陆战营和一个骑兵连长期驻扎。随后,坊子德军兵营投入使用。
1904年初,周馥又向特鲁泊交涉,要求德军撤离内地,并表示只要他在山东巡抚任内,就一直努力促成此事。特鲁泊找出种种理由敷衍周馥,至周馥卸任,德军也没有挪动半步。
1905年初,又一任巡抚杨士骧到职,再次提出撤军要求。这年9月,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束,俄国战败,支持俄国的德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在华驻军问题。10月,德皇决定从租借地撤军。11月28日,代替正在休假的特鲁泊履职的赛沫恩,与杨士骧达成分批撤军协议。1906年4月,最后一批德军从高密撤走。从此,自胶州边界以西至济南的铁路线上,再不见了德军耀武扬威的身影。
德军虽然撤去,但胶济线的经济命脉依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特别是在坊子,煤矿、洋行、旅店……德商之手无处不及。直至1914年,胶济铁路又被另一个强盗日本掳去。
胶济铁路建成后,坊子成为潍坊地域内德国殖民者“经营最成功”之处。如今,坊子旧城区遗留的数十座德国建筑,依然静静地叙说着那段浸满血泪的沧桑岁月。
百年之前,德国人将坊子翻译为Fangtse或Fangtze。百年之后,为了开发的需要,也是提醒人们永远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以Fangtse音译“坊茨”,命名这片存留德、日侵占时期历史遗迹的区域为“坊茨小镇”。
遗憾的是,除了这些静态的“文物”,德占时期的文字以及图片资料,我们留存或所能查到的很少。它们极有可能静静地躺在德国某个档案馆、图书馆或者博物馆一角,等待我们去发现、挖掘。如果它们能够“回归”,这段历史将清晰还原,不再模糊。
本期图片:刘愉提供(注明出处者除外)
本期稿件资料来源:《筹笔偶存》、《高密文史资料》、《高密乡土志》、《中德关系史料译文集》、《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德国侵略山东史》、《青岛回归》、《中国,独自旅行以及基于其研究的成果》(德文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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