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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和昌乐
时间：2012.3.25 作者：马进
上世纪60年代浩然下放昌乐东村劳动锻炼，从此与昌乐结下半世情缘，昌乐也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浩然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写农民、为农民写”的创作宗旨，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奉献出丰厚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昌乐为他的小说提供了许多场景和素材，今天是浩然诞辰80周年的日子，让我们再次感受他和东村乡亲们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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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成东村首任支部书记
1960年,浩然从北京下放昌乐东村劳动锻炼,并担任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全村人吃一个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定量6两粮食,平均每月18斤。如果队里安排不好,食堂就会断炊,社员就会断顿,尤其那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就有饿死的危险。浩然发动社员群众,挖野菜,将村里能吃的各类树叶子全部采摘下来,尽量填饱乡亲们的肚子,熬过灾难。
下放劳动,成为东村首任支部书记
浩然(1932.3.25—2008.2.20),原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出生于唐山。1960年春,浩然以俄文《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从北京下放到昌乐城关东村大队劳动锻炼。同时安排到东村的还有著名翻译家、画家高莽等五位男同志、三位女同志。从尚未脱棉衣的早春时节进村,一直到穿上棉衣的时候离开,浩然在东村生活了八个月。
这是极不平常的八个月。当时东村还没有党组织,该村自解放以来只有两名中共党员,一名尚在接受处分期间,另一位女党员刚生了孩子,不便出来工作。浩然来后,刚好三位党员,可以组建党支部,组织决定由浩然担任书记。于是浩然就成了东村历史上第一任支部书记。
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又正值初春,真正是青黄不接,浩然进村后耳闻目睹村民们正在受着这场灾难的熬煎。从他们那企盼的目光中,浩然看出乡亲们不是把他看作一般下放干部,也不是把他作为一个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值得依靠和信赖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来看待。对于做着编辑、记者工作而又搞着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浩然来说,担任一个有职有权、实实在在的基层党支部书记还是第一次,又处在那种特殊的年代,他深感自己肩负的重担和责任。于是,从进村开始,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到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带领组织和发动好全村男女老少,依靠集体力量,搞好生产自救,夺取粮食丰收,尽快地把这场灾难熬过去。
发动社员挖野菜,想法填饱肚子
当时的东村队委会班子软、人心散,不是缺队长,就是缺保管。有的干部对集体不关心,不发挥作用。浩然意识到没有一个好班子,就很难开展好各项工作。他通过走访群众摸底了解,很快把那些关心集体、热心为群众办事的人充实到大小队两级领导班子中。确定了田敬芳为大队长,吴国瑞和李福德为副大队长,田志广为大队会计,田敬元、田宝森为大队保管员,田绿青为一队队长,二队没有队长,浩然决定让副大队长李福德兼任,女党员田敬兰为妇女队长。这个新领导班子,在浩然这位年轻支部书记的组织领导下,抱成一个团,一心一意为集体为大伙儿谋利益,在共渡难关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批当年的老干部,除有的已年高谢世外,其他至今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当时东村是87户,347口人,有810亩耕地。2个生产队,一辆大车,2匹马,11头牛,35只羊,两个场院屋,2个库房,全队的粮食、生产农具集体财产都在里面。全村人吃一个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定量6两粮食,平均每月18斤。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两,每月27斤。每天两顿粥,不但吃不上蔬菜和肉类,有时连腌咸菜也吃不上,只好用筷子蘸酱油吃。如果队里安排不好,计划不周到,食堂就会断炊,社员就会断顿,尤其那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就有饿死的危险。面对严峻的现实,浩然一面组织会计、保管认真清仓查库,把所有能吃之物全部储存起来,一面带领干部逐门逐户走访,尤其对那些老弱病残的贫困户,逐个进行了安排。同时发动社员群众,利用自留地、小荒地,种些早熟作物,到坡里挖野菜,将村里能吃的各类树叶子全部采摘下来,做到粮菜搭配,吃粗吃饱。有的社员得了水肿病,他得知后亲自登门问寒问暖。他听说茅草根熬水喝能治这种病,就组织社员到东山刨茅草根让食堂熬水喝。由于浩然和乡亲们不等不靠,精打细算,积极采取各种救灾措施,使全村人终于把灾难熬了过去。
兴修水利筑渠道 看坡护秋刹偷风
浩然和社员们担水栽烟、栽地瓜时,发现村南有200亩地因地势较高浇不上水。如从北流泉到村西头修一条渠道,把老坝河的水引过来,那200亩旱地就可变为水浇地。他把想法和干部们一商量,大家都同意,接着就组织社员干起来。老队长田敬芳回忆说,当时修渠天气还很冷,刮着嗖嗖的西北风,浩然和社员们一样挽着裤腿子,挖土筑堤,两腿冻得通红,也不休息,一直坚持在工地上,经过半个月的苦战,终于修成了一条长达2公里、全村最长的第一条渠道。这条渠道30多年为东村夺取粮食丰收发挥了很大效益,至今村民们一提起这条水渠,都很有感触地说:“这是当年老梁(浩然,原名梁金广,当时东村的乡亲们都习惯地称呼他老梁)领着俺们修的。”
因处在那个困难年代,好多社员吃不饱肚子,有的就趁黑夜出去偷坡。特别到“三秋”临近之际,刮起了一股偷风。浩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可身为党支书的他,对这股损害集体利益的偷风不能不管不问。于是他和部分干部、积极分子组成了一个护坡班子,每夜四人一组,二人一班,轮流巡逻。由于干部日日夜夜按时执勤,措施得力,基本刹住了偷风,确保了秋粮免遭损失。当年和浩然一块护坡的副大队长吴国瑞回忆说:“当年这种情况,真是难煞老梁同志,黑夜我和他一个班,我发现每次和他护坡时,他在坡里围着庄稼地不断地一边转悠,一边大声吆喝,有时也唱歌,那些偷者从老远处就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当时对他这种举动很不理解,就说,‘看坡别出声,哪有像你这样看坡的,你弄出声音来,不把小偷早吓跑了。’他说,‘就是想把他吓跑了呵!’有一次我和他拿住了两个正在扒地瓜吃的学生,按规定凡捉到偷盗者,都要送到大队严加审讯。可浩然只轻声地说了他们两句,然后悄悄地放他们走了……”浩然对这些人十分同情,说他们不是坏人,是实在饿得没有法子才这样的。
粪篓当桌子,边看场边写作
浩然在和社员们出坡干活的时候,随身带个小本,听到什么有趣的话就记下来。他在昌乐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白天多么劳累,晚上睡前也要把一天的感受记下来。浩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和着写。在这期间,他没有忘记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没有放下“写农民,为农民写”这支笔,一有闲暇,就写他被感动的人和事。
听到有趣味的话,就会掏出小本子记录
浩然白天和社员们一块出坡干活,没有半点架子,男女老少都愿意和他在一起,不觉得拘束,哪个社员说了句有趣味的话,他会立刻掏出小本记下来。田敬兰回忆说,那年麦后耩豆子,浩然出坡时路过那片已耩完的地块,弯腰扒开一看,问她:“怎么耩得这么浅?”她解释说:“豆子就是耩得浅。俗语说,麦耩黄泉谷露糠,豆子耩在地皮上。”浩然马上让她再说一遍,忙掏出小本记下来。可见浩然在平时积累生活和创作实践中,随时不忘向劳动人民学习方言语汇,为后来形成他作品通俗易懂和口语化的语言艺术特色,不能说没有作用。
据乡亲们回忆,浩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和着写。晚上浩然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1983年他重返东村时,说那时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白天多么劳累,晚上睡前也要把一天的感受记下来。当来到二队场院时,他指着场中间感慨地说:“当时我就坐在这里,把粪篓翻扣过来当‘桌子’,铺上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一边看场,一边写作。”他说,场中间风大蚊子少,为防蚊子叮咬,还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常常是一写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有几个短篇,如《珍珠》、《人强马壮》、《半夜敲门》、《小河流水》等,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还有几篇也是在这儿打出初稿,回京修改后发表的。他的这番话,使我们不难想到当年浩然头顶满天星斗,盘腿躬腰,趴在昏暗的油灯下,不顾蚊虫叮咬,不顾满身汗水,闻着满坡的青庄稼味,埋头苦写的情景,也使我们从中体味到他为何对东村难以忘怀的原因所在。
谎称有干粮,老保管做好饭回家喝野菜
真正使浩然对东村眷恋和动情的,是他和东村乡亲们结下的这段深厚友情,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以至他离开东村两年后,写出了他的代表成名作《艳阳天》,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浩然和老保管田敬元老人之间有非常深的感情。浩然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他眼里,这位老人就是他的“恩人”。他们下放干部每天定量,在社员公共食堂打饭吃,上午一顿粥,下午一顿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日子里,全都饿得面黄肌瘦,走路两腿发软。
在轮流看场护坡时期,浩然和另一位下放干部,跟大队保管员田敬元编在一个组里。每逢轮到他们值班,都由老保管点火煮粥。当时规定看场护坡的人,晚上有一顿夜餐:每人二两地瓜干面煮粥喝。等粥煮得住火的时候,田敬元便站起身来说:“我那份儿,你们两位分着喝了吧,我老伴给我做了干粮,我回家去吃了。”或者说:“我闺女来看我,给我送来细面的馅饼,我那粥你们喝吧。”一连数日如此。有一回,田敬元丢下烧火棍走后,浩然他们刚把他留下的粥喝完,接到公社派人送来的通知,让浩然立即进城开会。浩然跑到老保管家里打招呼时,看见他正双手捧着一碗只有野菜的汤在喝。根本不像他刚才在场院里笑眯眯地说得那样。
浩然恍然大悟,随即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涌向心头。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怪他不该这样照顾别人而自己挨饿。老保管手捧着野菜汤碗,语气平和地对浩然说:“这没啥,你们除了干活计,还得用脑筋想事儿,应该多吃点,不然要损坏身子。你们在这儿又没个家,怪可怜的。”听了这极平常的话,浩然忍不住掉了泪。
1983年9月,浩然回忆那段生活感受时这样说,从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清楚,在当时,一口饭就是性命,是生死攸关的事。老保管却不顾自己,不露声色地保护我们,这是多么可敬可爱的农民!1962年,当我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的时候,写到普通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表现出美好的精神境界的情景之际,很自然地联想到那位给过我爱,也使我对他产生了爱的东村大队的老保管。我依据他给我的生活和我对生活的感受,写了“马老四为了不给社会主义抹黑,支持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带头搞社会主义建设而偷偷地吞吃野菜”的情节。那几年间,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包括日本读者的信,都肯定“马老四”的形象和“吃野菜”的章节,都说受到感动。
◎相关链接
浩然六次来昌乐
●1960年3月,浩然到昌乐县东村下放劳动,并首任党支部书记,共八个月。期间,去高崖水库等地体验生活,写出了部分文艺作品。
●1983年9月,浩然到昌乐探访东村乡亲,参观高崖水库等。
●1987年8月,浩然三度来昌乐,并在昌乐宾馆二号楼完成其自传体小说《乐土》。
●1990年10月,浩然携女儿梁春水来昌乐,为昌乐文化中心大楼和设在该楼内的“泥土书屋”剪彩,为昌乐业余作者讲课。后去高崖水库管理局起草自传体小说《活泉》及《东村的乡亲们》,历时20天。
●1992年12月,浩然来昌乐,并去潍坊出席由他主编的《潍坊泥土文学丛书》首发式。
●1995年11月,浩然偕老伴杨朴桥来昌乐,探访乡亲,发展“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12人,参加“浩然研究会”成立和新的“泥土书屋”奠基仪式,历时20天。
在昌乐写的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
《太阳当空照》1960年7月23日于昌乐高崖；《车轮飞转》1960年7月25日于昌乐高崖；《姊妹情》1960年8月2日于昌乐；《送菜籽》1960年8月14日于昌乐东水码头；《婆媳两代》1960年8月20日于昌乐鄌郚镇；《县长下乡》1960年10月29日于昌乐东村；《写信》1960年11月6日于昌乐东村；《队长的女儿》1960年11月9日于昌乐县委；《冬暖》1960年11月12日于昌乐；《婚礼》1960年11月16日于昌乐东村；《荣荣》1960年草于昌乐；《大肚子蝈蝈》1960年草于昌乐；《人强马壮》1960年草于昌乐；《瑞雪丰年》1960年草于昌乐；《仲秋佳节》1960年草于昌乐；《水车叮咚响》1960年草于昌乐；《树上鸟儿叫》1960年草于昌乐；《花母鸡》1960年草于昌乐；《半斤芝麻》1960年草于昌乐；《半夜敲门》1960年草于昌乐。
长篇小说
《乐土》1987年8月16日于昌乐宾馆西楼完成二稿；《活泉》1990年10月在昌乐县高崖水库管理局起草。
纪实文学
《东村的乡亲们》1990年10月草拟于昌乐县高崖水库管理局。原载《浩然与昌乐》
把东村的人和事写进小说
浩然曾经说:“没有昌乐人用他们的爱心、聪明、正直、勤劳对我的支持、帮助和教育,我写不出《艳阳天》。没有《艳阳天》,我还是平庸的我。尽管至今我还是个普通作家,但《艳阳天》毕竟让我辉煌一时。所以,我对昌乐感恩,不忘昌乐,把昌乐当成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
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来自房东家的启发
浩然在东村先后有两家房东,头一家是小名叫钢蛋的田志福家。他家住在西头,比较靠近街的中心。下放干部中的三位女组员,住在东村田守业家。住了不长时间,她们以那里偏僻不安全为由,要求换个住处。实际上他们是嫌房东一家全是男人,没有女人,生活不方便。浩然主动跟她们换了房子,于是光棍汉田守业就成了浩然和另一名下放干部夏均的房东。
原来这家房东并非只有一个“光棍”,实际上老少大小整整四条。田守业的老爹田明金中年丧妻,打了大半辈子光棍,田守业又是中年丧妻,拉着两个孩子敬华和敬富过日子。
浩然看到老房东一家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十分心痛。可是同样饥肠辘辘的他们,又爱莫能助。“三秋”临近之际,在东村刮起了一股偷风。身为支书的浩然,对这股损害集体利益的偷风不能不管不问。他带领干部和积极分子们日日夜夜地看坡护秋。但对那些因饿肚子而小偷小摸者,浩然又十分同情,尤其对那些老者、病者,不能让他们因饥饿而出问题。浩然甚至从心里希望田守业和他老爹出去偷点,用以救救他们的孩子,还故意给他们制造一些偷的机会。但是,正直善良的老房东宁可饿得浑身浮肿,也不去偷集体的一穗一粒粮食。
一天中午,浩然正在晒被褥,忽见田守业的爹田明金老汉,拄着一根棍子,艰难地移动着两条因浮肿而笨重的腿,手里握着几张布票,小声问他下放干部中有没有买布票的?说有个亲戚,想卖几丈布票,换几个钱花。浩然心里豁然明白:想卖布票活命的是他。浩然立即答应说有人买,有多少都拿来吧,他先把钱垫上,谁买他再卖给他们。那时下放干部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浩然把身上仅有的5元钱和积攒下的六七斤粮票,一齐交给了明金老汉。当天傍晚田守业就去买回了一袋子粮食。
此后,田明金不再提及卖布票的事,浩然衣兜里却装着特意借来备下的钱,但他又不能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给他,他知道田明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白要的。然而浩然一直等到秋粮下来分到各家各户,也没等到老房东和他换布票,他白白地等了,老房东只乐意通过以平等合理的交换手段,求得他的子孙们免于非命。
那年冬季,下放干部提前回京。浩然临走前,把写好的一封信和那三丈布票,悄悄地放进了明金老汉屋里柜上的一个梳头匣子里。直到23年后,1983年浩然重返东村看望老房东时,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只见到当年他的两个孙子,现已长大成人的田敬华和田敬富。他俩见到浩然,想起往事,眼含热泪地说,他爷爷在世时,经常念叨支书老梁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直到他爷爷病逝后,彻底清理他居住的那间老屋,挪动那个“古老”的女人用的梳头匣子时,才发现当年浩然放上的那三丈早已过期的布票和那封发了黄的信。
浩然离开东村两年后(1962年),在北京西山创作首篇小说《艳阳天》时,首先想到这家光棍汉老房东,就把他们安排成萧长春的家庭成员,光棍汉田守业这个人物原型变成了萧长春父亲的角色,以及浩然发明的那句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就是从他家得到的启发。
“虎口夺粮”经历为创作《艳阳天》提供了素材
与浩然同时下放东村劳动锻炼的干部中,还有翻译家兼画家高莽,他的房东是田明先老汉。浩然因经常去见高莽,对明先老汉的身世也就有所了解。原来他家解放前是东村的富户之一,种着二十大亩地,雇着觅汉,养着骡马,使着大车,过着冒油的富日子。他是独生子,14岁那年不幸遭到土匪的“绑票”。他爹娘为了保住后代根苗,忍痛卖掉了十二大亩地,把个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田明先给赎了回来。这场灾祸从此使他富有的家败了,他因被土匪给装在柜子里,直不起腰,造成两条腿弯曲,变得性格阴郁、精神呆滞。但是,解放后他家也因祸得福,没被划为地主成分,而戴上了一块被团结的中农牌子。
田明先的家史,浩然作为认识社会的生活素材,不自觉地储存在“仓库”里。浩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二十六七年之后,在燕山下、泃河边写作以农村改革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苍生》,我却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千里外的田明先老汉,联想到他的身世,又借了他的一点光,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真正让浩然认识明先老汉的是那场麦收抢场的经历。那年麦子大丰收,当麦子一座座山峰似的运到场院后,却天不作美,下起连阴雨,一连几天不开晴。这是个烂麦子的天气,略一疏忽,到口的粮食就会烂在场院里。明先老汉凭着他家当年曾经烂过麦子的经验教训,一遍遍过去给浩然提意见。可是浩然觉得麦垛都盖得很严实,怎么会出问题?当他极不情愿地跟着明先老汉来到场院,将胳膊往麦垛深处用力插入,抓出一把瞧瞧,不仅湿漉漉的,而且改变了颜色。
明先老汉在浩然耳边惊呼起来:“都红了眼,你还稳稳地坐在屋子里,这都是血汗呀!”这一声,不亚于霹雳。浩然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此时此刻,蹦到我意识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身为支部书记,如果把麦子烂到场院,四百口子社员怎么活下去?这不是犯罪吗?明先老汉又冲我吼了一声:“快找人拆垛透透风,还愣着干啥?”于是我拔腿就往村子里跑,挨门呼喊干部、社员到场院集合,对所有的麦垛都进行了一次仔细、深入的检查,凡是漏了雨的,都拆了垛让其透透风；没有漏雨的,动员社员把自己家里能挡雨的东西借来重新苫盖一遍,终于避免了一场灾难。
浩然和东村乡亲这一场“虎口夺粮”的拼搏结果,终于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而对浩然来讲,不仅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更重要的是由于心灵受到冲击和震颤,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也为他后来创作《艳阳天》时提供了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这场他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为小说人物萧长春提供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长篇小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4年6月15日,他给昌乐作者的来信中,再次提到他对当时这场麦收的深刻感受。他说:“三十四年前在昌乐东村我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麦收‘战斗’。连阴的大雨,社员和干部与阴雨争夺粮食的那场拼搏,锻炼了年轻的我,同时也成全了艺术上不成熟的我。没有那次麦收生活的实践,就没有两年后动笔的《艳阳天》,就没有我艺术生命质的飞跃成长。”
每次都要去乡亲家串门儿
在昌乐的8个月,浩然和东村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后来浩然给笔者的来信中所说:“这里有一片沃土,给了我许多东西。那方土地上人心诚实,风情淳厚。我忘不了那个地方,忘不了那些人。”浩然每次来昌乐,总要去看望乡亲们,给乡亲们带点礼品。乡亲们就像他的亲人,他时刻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并希望他们过得都好。
摸黑行路半小时,携女看望李福德
1990年9月,浩然第四次来昌乐探望乡亲时,是带着他的爱女梁春水来的。他和女儿一个门儿一个门儿地拜访认亲,并把自己从北京捎来的名烟好酒、糕点罐头等礼品,一一送到乡亲们手中。这次走访,他没有见到老乡亲李福德。原来,对方到昌乐镇中学(今昌乐县城关中学)看大门去了。
那天晚上,浩然在宾馆送走了最后来访的客人,悄声对我说:“走,你领我去看看李福德吧。”我说:“天这么晚,路又远,明天去不行?”他说:“明天日程安排是去高崖水库,我怕这一错过,就见不上他了。”“好,我马上安排车。”他说:“不用,走着去就好。”就这样,他让春水带上一包礼品,我们三人在没有路灯的街面上,约摸走了半个小时来到李福德工作的地方。李福德和老伴儿敞开门,万万没想到浩然来了。老两口激动地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一个劲儿地让浩然进屋炕上坐。当时一间小矮屋被土炕锅灶和杂物就占去了一大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老两口过意不去,赶紧把尿盆拿出去。可是浩然毫不嫌弃,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把外套一脱,往炕头上一坐,倚着他们的被褥,就让女儿过来认大爷大娘。李福德的老伴儿赵墨兰拉着春水的手,叫了声“闺女”,眼圈儿就红了。望着浩然,他说了声:“老梁,当年你救了嫂子一命啊!今天,又带孩子来看俺……”此时,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想起早在1976年,赵墨兰就让笔者写信捎话儿“想浩然”。浩然带女儿来了,她能不激动吗?在1960年那饥馑的年月,她得了胃痛病,又无钱医治,望着炕沿下4个没成人的孩子,光抹眼泪,躺在炕上大半月起不来。是浩然临走前到家中看望,掏出身上仅有的三块五毛钱,为这个家带来希望。赵墨兰用这钱抓了药,治好病。1983年,浩然到昌乐,半夜乘火车准备返回。赵墨兰带着一塑料袋子剥光了皮的热鸡蛋,让儿子用小推车推着她,跑四五里赶到车站,去为浩然送别。
1992年12月,浩然到昌乐又去看望了一趟两位老人。1993年6月25日,浩然突患脑血栓住院,东村的乡亲得知后,立即赶去医院看望。浩然正躺在床上输液。他突然想起什么,问道:“李福德老两口身体怎样?”“赵墨兰刚刚去世。”“啊?!”浩然急切地问:“什么病?”当听说是癌症,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后,浩然哭了。大家看到浩然如此,都后悔不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因为他也刚刚脱离危险!
硬拉上老伴儿,让她回“婆家”认亲
1995年10月27日,浩然携老伴儿杨朴桥从河北省三河市风尘仆仆来到昌乐。刚下车,浩然就动情地说:“昌乐人民对我有恩,我对昌乐感恩不尽啊!这次我把老伴儿也带来了,让她也来认识认识昌乐的乡亲们。”
“浩然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晚好多乡亲和他的挚友赶到他住的昌乐宾馆。宾馆服务员考虑浩然的休息,把他们婉拒门外。正准备休息的浩然得知后,忙迎出门来。他想立刻知道,田敬芳(当年的老队长)住上新房没有；田敬富(当年老房东的孙子)家情况如何,他嫂喝药死了,他哥敬华又续上媳妇了没有；吴国瑞(当年的副队长)如今还扫大街吗；田仲芳的母亲(老保管的老伴儿)身体还好吧,生活怎么样……
第二天,浩然搀扶着柱着拐杖的老伴儿,走在去东村的小路上。他说:“这次我带着老杨来,是实实在在把昌乐当成家,她有心脏病,腿上还糊着膏药,我还是硬把她带来了,算是让她回趟‘婆家’来认亲吧!”此刻,他觉得就是一个出门在外,即将带着妻子回家见衣食父母的农民的儿子。他扶着老伴儿,挨家挨门走访了大半个村子,把礼品一一送到乡亲手中。当来到老房东田守业家时,他想起当年他和老房东同吃一锅饭,共睡一铺炕,共同忍饥挨饿的艰难岁月。善良本分的老房东虽然已不在人世了,但就在这个院落里,老人托他卖布票换救命粮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当见到他的儿子田敬富时,浩然又牵挂起他嫂喝药死后他哥续媳妇的事。田敬富摇摇头说:“难呀……”浩然说:“我替你爷爷和你爹求求你,往后你跟媳妇多关照你哥和孩子。”田敬富用力点头:“叔,您放心!”
浩然来到田敬芳家,两人激动地久久握着手不放。当年,浩然任支书,田敬芳任大队长。两人同甘苦共患难,为东村400口人都能吃上饭真是操尽了心,从而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田敬芳的老伴儿岳素美一见到杨朴桥,俩人亲热得就像妯娌俩。岳素美说:“那年,他(指浩然)和大伙儿一块干活受累,一块儿忍饥挨饿,社员吃不饱,他也吃不饱,社员得了水肿病,他的腿一摁,也是一个大窝子……临走时,俺给烙了几个面饼子捎着好路上吃,可他和高莽又都送了回来……那年真是对不住浩然兄弟啊……”她边说着边擦开了眼泪。当浩然看到他们仍住在原来的三间草屋时,忙问他什么时候盖新的,田敬芳指着墙外已备好的砖说“明年就盖”。浩然这才放心地说:“有困难吧,晚上咱俩好好聊聊……”
田敬元的老伴儿 在他心中像母亲
11月1日早饭后,浩然提出要再去东村走一趟。笔者问:“前天不是刚去了?”杨朴桥说:“他说今天重阳节,也是老人节,看老人的日子。”笔者替他拿着他早已准备好的一箱青州蜜桃,一箱高档保健品,还有一些糕点,专程去东村第二次看望了田敬元的老伴儿、76岁的张华英老人(田敬元是当年的老保管,是《艳阳天》中“马老四”的人物原型,深受浩然敬重,时已病故)。
浩然打开柴门,走进院落,悄悄地把礼品放到锅灶旁边。白发苍苍的老人认出是浩然又来看望时,她颤巍巍地伸出双手,紧紧攥着浩然的手,老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浩然的眼里也噙满了泪花。
此刻此情,浩然就像一名出门多年刚回到家的儿子,见到久别的亲娘一样。我们陪同去的几个也都被浩然的真情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车开出村时,在回首离去的瞬间,浩然看到老人一手拄着棍子,另一只手挥舞着,朝车的方向走来。他又急忙下车,向老人挥手,“回去吧,回去吧”。
司机小吕明白浩然那颗心,把车开得很慢很慢,让浩然再多看两眼这位他心中的农民母亲。
车上很静,好长时间浩然才说话:“前年来时,我敬重的田敬元老人走了,这次来,和我亲如兄弟的李福德老两口又走了,我下次再来,说不定这位老人也……”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是农民的儿子!”这句朴素的话语,究竟包含着浩然对农民多少情和爱。他和农民之间的感情究竟有多深,此刻,很难用言语加以表述。相形之下,你会被浩然对农民那种特有的感情,从心灵上受到深深的震撼和触动,你的胸中也会油然生出一股浓浓的美好的人间情愫,使你沉浸其中,无以言表。
高崖水库是他智慧的源泉
浩然对高崖库区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曾在这里和乡亲们共同奋战,农民那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深深感动了他,从而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每次浩然来昌乐,总要到高崖库区住些日子,因为这里不仅凝聚着浩然的汗水和心血,还是他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同村民一起去修高崖水库
浩然不仅对昌乐乡亲无限缱绻,对昌乐高崖库区也是深深地眷恋。这种感情是1960年浩然下放昌乐和乡亲们同甘共苦时根植于心中的。当时,高崖水库进入了大坝合拢的突击阶段。当时全县14个公社的3万多人,勒紧裤腰带,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夜以继日,轮番作战。
当地这项空前规模的水利大会战,也牵动着浩然的心。他把东村的工作安排妥当后,随着东村的出工队伍兴冲冲地来到大坝工地上,当时东村安营在离大坝以北四里远的高崖公社石家河村。他和村民们同吃同住,每天架着推土车,一趟趟奋战在大坝工地上。
当年的带工队长李福德曾说,浩然白天和大家一样吃苦流汗,晚上又睡得很晚。他黑夜不住地写东西,生活条件又差,消瘦了很多。李福德担心他身子骨抗不住,就劝他多歇息,别累坏了身子。可他反而安慰李福德,并关心着大家的伙食状况。那年在工地上过中秋节,浩然把县里分给他的一斤白干酒、二斤月饼、五盒金奖牌香烟,全拿回来,一一分送到大家手里。
一直到高崖水库大坝合拢后,浩然才离开。他忘不了这块他曾经洒过汗水,对他有过馈赠的地方。也就是在这火热的生活里,农民那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深深感动了他,从而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在短短几个月中,他先后写出了《太阳当空照》、《车轮飞转》、《送菜籽》、《婆媳两代》、《冬暖》等多篇脍炙人口的佳作。
一到高崖水库就文思涌动
每次浩然来昌乐,总要到高崖库区住些日子。1983年9月,他重返故地,无限感慨地说:“美不美家乡水,昌乐是我的第二故乡,高崖水库是昌乐财富的源泉,是我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我永生不会忘记昌乐和高崖水库。”1987年8月,他第三次来水库,又欣然提笔写了“彩墨金图,人民血汗”八个苍劲大字。那次是笔者陪同他一起去的,返回时在车上他悄悄告诉说,还有三个字“当珍惜”,没有写上,是留给昌乐人民的。
1990年10月,浩然带着女儿春水去水库,在这里完成了自传体小说《活泉》的第三部分和纪实文学《东村的乡亲们》。他动情地说:“我只要来到高崖水库这块土地,文思就涌动,写作也有激情,连我自己都觉奇怪。”时逢中秋佳节,他望着碧波荡漾的水面,满坡飘香的野菊,不禁感慨万千,为水库留下诗篇:“野菊遍坡岁岁开,三十春秋返高崖。把杯邀会荒山月,碧水苍林入楼台。”
1995年10月,浩然和老伴儿杨朴桥先后到高崖村、东水码头等故地重游。途中,笔者问他:“记得您的《金光大道》是在密云水库那里写的,《乐土》、《活泉》是在高崖水库完成的。您的作品是否跟水有关?”浩然说:“凡是有水润泽的地方,我都喜欢。说来也怪,我一到昌乐这方水土,铺开稿纸,文思就涌动。这次我又带来了第三部自传体作品《圆梦》,也想在这里封笔。”笔者问杨朴桥:“浩然平日喜欢什么?”她不假思索地说:“他就喜欢天喜欢地,喜欢山水什么的!”她怕大家听不明白,又举例说:“我们的大儿子叫红野,二儿子叫蓝天,三儿子叫秋川,女儿叫春水,大孙子叫东山,二孙子叫大海,三孙子叫活泉,小外甥叫绿谷,侄儿叫乐土。从他给孩子起名儿上看,就知道他喜欢什么啦!”杨朴桥的一席话,把一车人都说乐了。
浩然来到高崖岭顶上,看到高一村的村民们正在忙着刨地瓜切瓜干。他接过一村民手中的镢头就刨起来,边刨边和那名村民拉呱儿,问今秋收成情况,交多少提留,负担重不重。浩然双手满是泥巴,脸上挂满了汗珠,还在不停地抡着镢头。村民悄悄地过来问他是谁。当得知是浩然后,村民激动地说:“啊呀!他就是当年曾修过高崖水库的作家浩然啊!我父亲曾讲的这事儿。我还读过他的《艳阳天》!”说着村民跑过去兴奋地握着浩然的手说:“您写俺农民的那些书,俺很爱看!”对方还要求给他和浩然合影留念。
汶河岸边送菜籽 两个萝卜寄情思
车到汶河岸边的东水码头村,展现在浩然面前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白菜。他触景生情,感慨地向大家介绍了35年前,也就是走到这里,看到这片白菜地,灵感大发,连夜写出了《送菜籽》这篇佳作。《送菜籽》后来还被译成外文。
浩然说:“当时《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有关大种秋菜,以度粮荒的社论,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又看到白菜长得这么好,就想配合社论写篇文章宣传一下。于是我边顺着白菜地转悠,边构思成了那个送菜籽的故事,书上写的孟家小滩就是这里的孟家小洼村。晚上回到高崖工地,一直写到半夜停电时,从写好寄出到《人民日报》发表正好7天时间。”他笑着说:“如今老了,写不出当年那样带有灵气的文章了。”
他特意让负责摄影的刘树滋拍下了他和老伴儿站在那片绿油油的白菜地的镜头。
浩然到善庄村的地片,和几个正在浇萝卜的村民亲切交谈。他仔细询问这里的土质为何这么好,瓜菜长得这么旺。
临行时,当一村妇知道他是浩然时,兴奋地说:“我上中学时就读过您的书,没想到在俺地头上见到您。”说着从自家地里拔出两个大萝卜,用井水洗得干干净净,撵到车上,定要浩然捎着。
十几天后,在河北三河,笔者看到那两个大萝卜已发出鲜黄的嫩芽,放在茶几上。和浩然说起此事,他说:“留着吧,看到它,就想起昌乐人的朴实、好客。”
农村大地上有出息的儿子
浩然除了“写农民,为农民写”,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扶植文学新人上。为此,1986年他携老伴儿到离京60公里外的三河市安家落户,实施“文艺绿化”工程。一大批文学新人由此脱颖而出。同样,昌乐的广大业余作者也借了浩然的光,受到他的培育和教诲。浩然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实现了‘要有正气、有志气’的母训——实际上已成为我的信仰；我挣扎了,我努力了,我奋斗了,我忍让了,该付出的付出了,该得到的得到了……我是中国农村大地上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没有白活一世。”
应邀给师生上课,一口气讲四小时
早在1960年下放昌乐县劳动期间,浩然就曾关心培养辅导过当时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们。孙衍德、亓长禄、赵守诚、秦贞媛、李祥才等都得到过浩然的辅导和教诲。现已退休的孙衍德说:“当年修高崖水库时,我在高崖民工团当文书。领导让我跟着浩然编写《高崖水库志》。我陪着他跑遍了汶河崖上所有村庄。他曾详细地向我讲述过当时他创作的《送菜籽》、《婆媳两代》和《冬暖》的创造过程并联系他的作品,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深入生活,如何从生活中挖掘题材,提炼主题,刻画人物……对浩然老师当年的谆谆教诲,我始终牢记心怀!”
1983年,浩然来昌乐时,给广大业余作者上了一天辅导课。笔者又邀请他到昌乐五中给师生们讲课。没想到,浩然竟答应了。后来,因机会难得,全县重点学校的师生全都通知去听课,并把讲课地点定在昌乐县教师进修礼堂。那天晚上,数千名师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浩然讲了整整4个小时,师生们围着他还是没听够。我送他回宾馆时,很过意不去地说:“辛苦您了,累坏了吧?”浩然说:“我愿意为第二故乡做点牺牲,让大家借我点光,多出几个文学新人。”
为帮扶那些该出书而出不了书的业余作者,浩然决定亲任主编,出一套《潍坊泥土文学丛书》。1990年10月,他到昌乐参加完文化中心大楼落成典礼后,马上让笔者陪他去见潍坊市文化局局长郑金兰同志,请她把他的希望转达给市委的领导。浩然亲自为第一批出书的作者郭建华、郝湘臻、秦景林、王汝凯作了序。1992年12月,他又不辞辛劳,从三河市赶到潍坊市,出席了《潍坊泥土文学丛书》的首发式。
浩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了,我还想写一点,我还有点‘光’,愿意让无路可走,无门可入的人借借这个光。我这样呢,可能牺牲点时间,少写两本书。我想我再努力,再写,像《苍生》这样的作品,也只能写一本。可是把北京郊区和潍坊市的作者们发动起来,那就不是一本两本的问题,那就“海”了——用北京的话说。”这是浩然的肺腑之言。为扶植文学新人,浩然付出很多,就像时任三河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宝森同志说的,“谁也说不清浩然老师(为此)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耗费了多少心血,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就昌乐的业余作者而言,哪一个没受他的培育和教诲,到1992年底就有6位业余作者出了新书,他不是作序,就是题字,这里面都无不蕴含着浩然的心血!
农民作者来请教,从下午谈到深夜
1995年11月7日,在昌乐宾馆,笔者一进门看到浩然一面为人修改稿件,一面服下一把各种颜色的药片。1993年夏天他曾患过脑血栓,加上高血压、严重神经衰弱等病症,几乎使他无刻不在和疾病开战。望着他斑白的双鬓,我们劝他要保重身体。可他笑笑说:“前年那场中风病,使我明白了人的生与死,中间就隔一层纸。这一面是生,翻过一面就是死,人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趁活着的时候,我要争取多做一些事情!”
我们正在听浩然讲当前文学创作方面的情况时,宾馆服务员领着两名陌生青年进来了。原来,对方是沂蒙山区的农民作者,得知浩然在昌乐,专程赶来。浩然忙站起来,热情接待。
其中一名叫于长伟的作者,从提包里拿出厚厚一本花了5年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多彩世界》。浩然接过来,一面认真阅读着,一面对他说:“写长篇首先要把人物提纲拉出来,从开头,到中间展开,再到结尾,都要把情节放到刻画塑造人物形象上,再把人物之间的关系串起来……”浩然就如何写好长篇,对这两名农民作者,从下午辅导深夜。
浩然说:“他们大老远儿来见我一趟不容易,尤其不能怠慢农民作者,尽量让他们沾我点光,早日成为农村有出息的文艺人才。”
浩然从1960年开始,先后6次到昌乐的行程中,都把培育和扶植广大业余作者,作为自己来的一项使命,接待和举办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讲座达百余次,听他辅导讲课的数千人。
1995年浩然昌乐之行,从市县到乡镇,接待求教来访者不下数百人,都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和题字。他临走前夕,让我列好名单,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到他房间一看,光文库的签名,一次就达七八十人,竟摞了一人多高,写好的题字铺了满满一桌子。他老伴儿杨朴桥说:“他昨晚又犯了高血压病,吃了两次药,才坚持写完……”望着满桌飘香的墨宝,看到浩然那掩饰不住的倦容,我又感动又难过,后悔不该列这么多名单给他。
有正气有志气 没有白活一世
在与浩然30多年的交往中,笔者深感他不仅是大师级的作家,也是我们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更是我们做人的楷模。在他晚年,除继续“写农民、为农民写”地辛勤耕耘外,还倾其身心实施文艺绿化工程,不遗余力地培育扶持文学新人。对笔者这个业余作者更是厚爱有加。每次到昌乐,总是抽晚上时间到笔者家看望。他多次提笔留言,教诲笔者如何“颂苍生,吐真情”,感悟人生,告诫“成功的秘诀是持之以恒、刻苦努力”,辅导笔者走好文学之路,走正人生之道。浩然还给笔者邮来他亲笔签名的全套著作,寄来30余封亲笔信笺,以及他与乡亲们合影留念的10
0余幅照片。那些老照片有的是在一所名为“泥土巢”(浩然的住处)的小院里照的,有的是在东村的田野里照的,有的是在高崖水库大坝上照的。笔者翻开影集,感受到浩然的一生总是眷恋着农村,眷恋在乡亲们中间。正如浩然所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实现了‘要有正气、有志气’的母训——实际上已成为我的信仰；我挣扎了,我努力了,我奋斗了,我忍让了,该付出的付出了,该得到的得到了……我是中国农村大地上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没有白活一世。” 2008年2月20日,得到浩然去世的噩耗,笔者脑子轰地一下,正担心的事还是来了。因几天前与时任三河市文联主席的刘树滋通话中得知,浩然因病已危在旦夕。恍惚中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又接到梁春水(浩然女儿)的电话,说浩然于凌晨2时32分因心脏衰竭而逝。
浩然的溘然长逝使笔者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不禁联想到2007年4月与县里领导去北京看望他的情景。当时,他正在医院接受特级护理,已不能说话。当梁春水说昌乐人民来看他时,他的眼角流出泪,使我们在场的人都潸然泪下。没想到这成了笔者和浩然的最后一面。
受昌乐县委、昌乐县人民政府委托,浩然研究会的几位同志前往北京,参加了浩然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浩然的离去,于笔者不仅是痛失了一位写作上的导师,更是痛失了一位可敬可亲的兄长和挚友。 本期图片均由 马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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