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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翔及其身后事
时间：2012.4.1 作者：尹莉莉
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府的建国号专机从扬州起义飞向革命圣地延安，成为我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在人民空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创立和建设的过程中，这部分起义人员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为实现我党的飞天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支队伍中，就有昌邑的吉翔。若不是他儿子吉廷俭65年来的苦苦找寻，吉翔的事迹将和他一样永远地沉睡在异乡的土地中。今天，让我们再次凝望追寻吉翔走过的路，见证那充满风雨和沧桑的历史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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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翔加入,共谋驾机飞延安
1945年3月,在汪伪政府空军航校任少校飞行教官的周致和与黄哲夫在南京商讨驾机起义,去延安投奔光明。他们分头行动,周致和想办法找飞机并联系更多人加入到起义队伍。吉翔是昌邑东章村人,在汪伪空军航校担任飞行教官,他与周致和志同道合,也加入到起义队伍中。黄哲夫去找共产党,辗转找到了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与粟裕商定起义计划。
周致和、黄哲夫密议驾机到延安
1945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处于全面大反攻的前夜。汪伪政府已日落西山走向穷途末路,此时,军营中的一批有识之士决心弃暗投明,走自新之路。
周致和1936年考入国民党空军航校,1939年毕业,在国民党空军第5大队任中尉飞行员。曾驾机袭击过日本鬼子的火车头和汽艇。1944年10月执行对日作战任务中,因飞机故障迫降岳阳,被日军俘获,押到汉口,当时任汪伪陆军部长的叶蓬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将周致和保释出来,安排在汪伪航校任少校飞行教官,后被派往常州去办航校。黄哲夫是周致和的学生,在汪伪空军航校担任少尉飞行员,血气方刚的黄哲夫不甘心为卖国贼卖命,整天牢骚满腹,因不满长官的腐败,同副队长彭鹏吵了一架,被关禁闭、停飞。不久,又以“思想不良”的罪名被开除,只得托人在蚌埠东面的临淮关税务所找了个工作,暂作栖身之地。
1945年3月,周致和与黄哲夫在南京相遇。这两人有着共同的苦闷,大概是心灵感应,一见面,就仿佛触到了对方心头的秘密:汪精卫卖国,蒋介石暴政,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奔国民党,那是他们不愿意的,因为他们都在国民党空军干过,知道国民党内部黑暗腐败；二是到延安去,可是如何才能到延安?
两人商量后决定驾机到延安投奔光明,但又有诸多担心:航校的飞机续航时间短飞不到延安,不知驾机飞到延安会不会被炮弹打掉?他们商定,由黄哲夫去找共产党,周致和设法搞到汪伪国民政府的专机并联系更多的起义人员。
飞行教官吉翔加入到起义队伍
在搞飞机的同时,周致和暗地里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其中有在汪伪空军航校担任飞行教官的同学吉翔和航空处主任白景丰(后改名白起)、空军参赞何健生等人。
吉翔本名吉士志,是昌邑东章村(现隶属潍坊市峡山区岞山街道)人,吉翔(祥)是字。吉翔幼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母亲为了让他受到好的教育,让他在青岛铁路大学上学。吉翔毕业后想在青岛求职,同村的吉星福看好了他,吉星福在村中很有名气,家乡人都叫他吉梅五,他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任高职,想让吉翔和他的侄子吉士聪一块当兵。但是吉翔更想在离家近些的青岛,以便照顾母亲。吉翔几次求职成功上班,没几天后就被莫名其妙的辞退。后来他知道是吉星福从中“作梗”,就遂了他的心愿,考到国民党空军航校学开飞机,毕业后当了名飞行教官。
吉翔在家乡结过一次婚,家中还有老母和儿子吉廷俭,妻子在吉廷俭四岁时因病去世。吉翔现在的妻子是常州人,因此他把家也安在常州。
吉翔为起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私下托人捎口信给昌邑的母亲,让母亲到青岛和他会面,并带着皮袄。口信中说的皮袄是吉翔第一次结婚时买的,吉翔的母亲不明白,南方天气暖和,儿子怎么想起要家里的皮袄呢?虽然疑惑,可母亲还是按照儿子口信,将孙子寄放在他大爷爷家,如约赶到青岛。见面当天深夜,吉翔告诉母亲他要投靠八路军,到延安,能驾飞机的就驾飞机,成功后马上给家里来信。
粟裕接见黄哲夫 初步定下起义计划
负责联络共产党的黄哲夫四处奔波,寻找线索。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
正在彷徨之中,1945年6月底,周致和在南京夫子庙凤凰餐厅遇见老同学秦传家,秦传家是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的轰炸员,因其母亲病逝,从重庆回老家安徽宣城孙家埠奔丧,料理完丧事后到南京闲居。两人在聊天中秦传家对周致和说,他老家有新四军,他的一些同乡、同学都参加了新四军,如去安徽宣城一定可以找到共产党。
于是,黄哲夫和秦传家化装成商人,赶到宣城东南的孙家埠,找了一个靠公路的茶馆歇息。“四哥几时来呀?”秦传家操着当地的口音,用当地群众对新四军的亲切称呼向迎面走来的茶馆老板问道。老板会意地答道:“快来了,就在公路那边。”
大约半小时后,果然几个穿便衣的带枪人来到公路边开始收税。黄哲夫喜出望外,忙走上前去,说要驾机起义投奔光明飞向延安。几个人一听此话,税也不收了,立即带着他们找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彭海涛感觉事情重大,当即派一个班护送黄哲夫通过日伪密布的封锁线,第三天到达浙江长兴山区的苏浙军区司令部。粟裕司令员、刘长胜参谋长和钟期光主任热情接见了黄哲夫,并把驾机起义的情况报告了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
三天后,粟裕和刘长胜告诉黄哲夫,中央已经复电,要他们“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还对黄哲夫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反攻形势,告诉他延安有一个机场,给美国观察组送给养的飞机就在那里起降。叮嘱他回去以后,要继续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操之过急,要伺机而动。还特别交代,扬州城外杨家庙的程明作为联络人,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如有什么困难可随时联系他。粟裕说自己化名左如,还要黄哲夫取个代号跟他联系。黄哲夫给自己起了个“于飞”的化名,对粟裕司令说这个名字是他人生的新起点。
黄哲夫于是来到扬州城外新四军的边沿地区杨家庙,找到那家事先约定的茶馆,轻声吩咐茶房:“我找一个叫程明的人。”茶房立即让人领他到另一处地方。程明,中共甘泉县县委书记兼任新四军苏中第一军分区甘泉支队政委。黄哲夫向他说明来意,二人详细地研究了起义的计划,希望能组织更多的人和飞机到解放区,并告知了在扬州城内城外的联系方法。由此,起义的准备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黄哲夫带着粟裕司令员的指示和程明的具体办法,赶回南京。起义的几个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四处活动,加紧秘密串联,策动更多的人加入起义。
延安迎来八路军首架飞机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纷纷给汪伪汉奸委以各种头衔维护治安,时任湖北省伪省长的叶蓬也在一夜之间当上了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急于从南京飞回武汉,就选中了周致和送他。1945年8月19日,周致和驾驶建国号将叶蓬送到武汉。建国号装油多,续航时间长,正是远距离飞行的好飞机。周致和等人认为时机成熟,决定采取行动。由于人员分散,他们兵分两路,周致和与黄哲夫等六人从空中起义,吉翔和其他人从陆路跟上。经过6小时飞行,他们终于到达延安,建国号成为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
兵分两路,吉翔和家属从陆路直奔解放区
1945年7月底的一天,在南京城内珠江饭店二楼的一间客房里,周致和,黄哲夫、吉翔、秦传家、白景丰、何健生齐聚在一起,召开秘密会议,心情激动地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驾机飞往延安。汪伪政府有建国号、淮海号与和平号三架九九式双发动运输机,停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这种飞机续航时间长,能直飞延安。他们商量用黄金收买日本飞行员,假称飞往西安做生意劫机。最后,他们商定了飞延安的航线,正副驾驶,起义地点。由于参加行动人员多,决定兵分两路行动,由周致和负责驾机,黄哲夫负责同中共方面联系和领航,并当副驾驶。吉翔、白景丰、何健生、陈静山和秦传家等组织地勤人员和起义人员家眷由陆路投奔解放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为了攫取胜利果实,纷纷给汪伪汉奸委以各种头衔维护治安,时任湖北省伪省长的叶蓬也在一夜之间当上了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急于从南京飞回武汉,又要保密,就选中了周致和送他。
8月19日,周致和驾驶建国号将叶蓬送到武汉,这是一架日本九九式双发动机运输机,装油多,续航时间长,正是远距离飞行的好飞机。周致和等人认为时机成熟,决定采取起义行动。黄哲夫用于飞的名字按周致和的要求,起草了“日内有飞机来延安,万勿误作敌机”的电报,请程明转发延安。
被周致和争取的赵乃强懂日语,他在前一天到明故宫机场联系飞机,加油,办好手续。二人完成送叶蓬的任务后,当日即从武汉返航扬州。黄哲夫和何健生在扬州机场附近等他,而此时吉翔和白景丰在南京开会,三人当即决定:黄、周空中先走,何健生会同吉翔、白景丰从陆路立即跟上。
当日傍晚,周致和与何健生约伪空军副总队长彭鹏到茶座消遣,说要到上海做一笔大买卖,拜托彭鹏给飞机加个油,还递过两条各用二两黄金铸的“小金鱼”,见钱眼开的彭鹏满口答应了这一要求。
当晚10点左右,他们又在扬州新胜街绿扬旅社进一步研究了从扬州飞至延安的航线图,为起飞作了最后的准备。何健生特别叮嘱周致和注意避开航线走廊中的日军防空设施。
驾驶建国号沿洛河北飞,六小时到达延安
8月20日上午8时,建国号启动了,周致和掏出左轮手枪对着柳树林上空打了三枪。当飞机滑行到起飞线时,隐伏在草丛中的黄哲夫猛跑过来,飞身攀上了机舱。
就这样,黄哲夫、周致和、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等6人驾驶建国号从扬州机场腾空而起,向西北方向飞去。
飞机越过黄河,浮云散尽,晴空万里。没有导航,机组人员全靠罗盘和航空地图,参照预先绘制的地形、地标图航行。飞机飞临山西与陕西接壤的风陵渡,洛河水的波光在西北方闪烁。黄哲夫看看机翼下的洛河,果断地说:“沿洛河北飞,飞过洛川,就是延安,宝塔山就是我们的目标。”果然,片刻之间,他们看到了延河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巍峨的宝塔山就在前方。
当天下午两时许,经过紧张、焦心的6个小时的飞行,他们终于到达延安。
正在延安机场捡萝卜缨的勤务股股长油江看到了飞机,他扔掉手里的萝卜缨子,和参谋石蕴玉快步走向飞机。
他听到飞机上的人对着他们大声喊:“我们是飞来投奔光明的!事前和新四军联系过,昨天晚上还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打了电报!”
听了这番话语,油江知道,自己迎接到了汪伪空军飞行员周致和、黄哲夫等起义人员。
这时,美军观察小组正在延安进行考察。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将这架日式飞机打下来,而是让飞机降落在了延安机场。美军观察组的一辆吉普车疾驰到机场,车上的女翻译问这架飞机是怎么回事,油江说是从前方回来执行任务的。美军军官听了女翻译的转述,将信将疑地耸耸肩。事后,他们才知道,那是起义的汪伪建国号飞机。
按起义日期改为820号 毛泽东重庆谈判乘该机
这次起义开创了驾机起义的先河,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的营垒中引起了冲击波巨大的“地震”,他们后来都加入人民空军的开拓者行列。
据了解,起义当天,毛主席还亲笔拟写电文。其中一份写道:
“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
8月21日,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常乾坤、王弼来看望了起义机组人员。晚上,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设宴欢迎他们,同席的还有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此时,已把名字改为蔡云翔(周致和)、于飞(黄哲夫)、张华(赵乃强)、顾青(管序东)、田杰(黄文星)、陈明秋(沈时槐)的起义机组人员,都换上了八路军的土布军装。
朱总司令热情洋溢地代表党中央和总部欢迎他们起义来延安,肯定了他们的抉择。他还详细地询问了起义经过,对他们说,八路军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叶剑英参谋长说,毛主席知道你们到了延安,很高兴,头一天晚上接到电报,没想到你们第二天就到了。
建国号飞机按起义日期改为820号飞机,刚到延安就引起了轰动。这是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隶属于八路军总司令部。
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贴着狭隘的山谷来回低飞,在会场上空绕场一周,作超低空飞行撒传单。传单如花瓣一样从空中撒向会场,人们挥舞着双手大声呼喊,会场一片欢腾。这是起义飞机到解放区的首次精彩亮相。
“八路军有飞机了!”“我们自己有飞机了!”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延河两岸。住在黄河边上的老乡,带着干粮,长途跋涉来看“自己的飞机”。
8月28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乘坐的就是这架飞机。登机前,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机场接见了起义机组人员。
在黄哲夫等人飞抵延安后,《解放日报》记者曾对机组人员进行了采访,但是我党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和陆路起义人员的安全,新华社取消了公开报道的计划。由于这一原因,作为投奔革命的第一架飞机起义的详细情况,一直鲜为人知。
在山东执行飞机转移任务
从陆路起义的吉翔等20多人,分两批从扬州出发,到达甘泉县杨家庙解放区,走到盱眙县黄花塘受到了热烈欢迎,并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在山东他们还奉命来到海阳县留格区,维修民兵张吉俊从日本鬼子手中夺来的飞机,并将飞机开到100多里外的桃村隐蔽起来。吉翔起义成功后,将好消息写信告诉了家乡的母亲。南海政治部也发公函给当地政府,要政府给予家属照顾。
民兵夺来日本飞机 吉翔等人前往维修
在空中起义的同时,从陆地起义的吉翔、何健生、白景丰、陈静山、秦传家和家属等20多人,分两批从扬州出发,到达扬州甘泉县杨家庙解放区,加入人民军队。他们走到江苏省新四军军部洪泽湖南岸的盱眙县黄花塘受到了热烈欢迎,并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
在海阳县留格区时,他们还执行了一个飞行任务。
原来,1945年9月的一天,上午9时许,山东海阳县留格区大辛家乡南庄村民兵张吉俊正在南大沙锄白薯,突然一架日本飞机落在离他很近的海滩上。接着有三个日本鬼子爬出来,原来这架飞机左发动机发生故障,需要迫降抢修。
躲在白薯垄沟里的张吉俊悄悄地靠近飞机,从飞机北面的机翼下转到后面,一抬腿上了飞机。他看见上面两个小窗户开着,机舱里还有一个鬼子正在忙碌着,周围干活的几个民兵也悄悄地围过来。张吉俊看到有了帮手,就不顾一切地跃进机舱,和鬼子厮打起来,把鬼子打晕后,他的左手背也被刺了一刀。民兵张训兹、张钦振跳上飞机来相助,把这个鬼子拽出机舱。
张吉俊在机舱和鬼子搏斗时,其他民兵高喊着冲过来。一个鬼子向民兵打了数枪,没打中,拔腿就跑。民兵张松套朝他扔了一颗手榴弹,没炸死他,但民兵从四面八方冲来,人越来越多,那鬼子见走投无路,拔枪自杀。另外两个逃跑的鬼子,被民兵活捉。
在审讯三个俘虏时,其中一个傲慢地讥笑说:“你们中国人只会种高粱,能开得了飞机吗?飞机到你们手里也只是一堆废铁!”
正当大伙十分为难时,吉翔他们乘坐陈毅军长的小车到了。接到夺到鬼子飞机的消息后,上级让这批汪伪空军扬州起义人员对飞机进行检查。
在机身上写上中共 将飞机转移到桃村
飞机发动机的严重故障在无零件、条件差的情况下能否修好,大家都很担心。这架飞机恰巧和周致和等驾驶起义到延安的那架一样,也是日式九九双引擎运输机。吉翔和战友们立即动手检修,经过紧张工作,终于把飞机修好。还动手把机体上印的日本红膏药等标志洗刷掉,在机身两侧写上“中共”两个大字,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飞机。
根据上级决定,吉翔、白景丰他们要把这架飞机转移到离这里一百多里的桃村去隐蔽起来。为了完成这次海滩上的起飞任务,他们临时编组分工:白景丰任机长(正驾驶),吉翔任副驾驶,何健生当领航员,陈静山负责做好飞行前的机务工作。
一天早饭后,飞机腾空而起,广大军民欢呼:“咱的飞机上天啦!”白景丰驾机低空盘旋一周,吉翔和战友向军民们致意、告别。军民们又掀起欢呼高潮,飞机摇晃着机翼与大家告别后便爬高向北飞去。人们像欢送亲人那样一直目送着它,直到它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才散去。
不一会儿飞机到达桃村,在一片比较平坦的地里安全着陆。军分区司令员黄经琛亲自来欢迎。
“八路军的飞机来啦!”人们互相传颂着。这一消息传开后,几乎轰动了整个胶东半岛。远在百里之外的周围群众络绎不绝地到桃村来参观飞机,人山人海。
告知母亲起义成功 家人受到政府照顾
吉翔起义成功后,寄信告知母亲,说在青岛说的事已经办到了,政府很快去人,叮嘱母亲要跟着政府走。信后的署名改为吉翔(原来署吉祥)了。
果然,收到信后一个月左右,杨奎美(音)和张建升(音)二位同志来到吉翔的家乡,找到吉翔母亲,说受昌南县胜县长的委派,带来了山东省胶东军区的一封公函。
这封公函的大意内容为:胜县长:兹有本部吉士志同志,是昌邑南乡东章。家有(他的)母子两人。该同志是飞机驾驶员,过去曾在国民党那里干过。现在来我部工作,已去军区。该同志的意思想把家搬到根据地来。为了争取该同志安心于我军工作,在政府方面应很好的安制(置)与照顾,生活上给以适当的优待,并立即把他的家搬到根据地里来。政府最好把他的家安置与照顾的情形,来信告知该同志。公函署名为山东胶东军区第四军分区十八□(公函中此字缺失)团南海政治部。
那天,杨奎美同志将公函给吉翔的母亲和儿子念了一遍后,接着,便找来村长杨兑堂同志说明来意,村长立即到街上截住了一辆拉地瓜的牛车,车夫吉兴恒当街卸了地瓜,立即用这辆牛车把祖孙二人送到了当时昌南县政府所在地饮马村,政府出面给他们找了一处离政府驻地最近的民宅居住,生活由政府供给钱和粮食。
这期间,吉翔又给母亲写过几封信,并把大女儿的照片寄给母亲看。还有一封信中跟母亲说:“告诉您老个好消息,您媳妇又给您生了一个宝贝孙女儿。”
吉翔东北老航校里教飞行
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俗称东北老航校)创立和建设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航空人才以及日本人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那就是从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起义而来的飞行员及相关的技术人员。吉翔一行于1945年底到达通化。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蔡云翔任教育长,何健生任训练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
起义人员奔赴东北参加航空学校建设
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早在1941年中央军委根据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常乾坤和空军副政委王弼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作出了成立培养航空工程人才的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并指定常乾坤、王弼负责建校筹备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常乾坤、王弼等人。时任第18集团军高级参谋的常乾坤,感觉到多年的航空梦要圆了。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任弼时握着他的手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很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将来人民空军建设培养一批种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刘少奇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一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起义壮举不但把义旗举上了天空,还为我党实现飞天梦带来了宝贵的资源。
1945年9月2日,王弼、刘风、王连和汪伪空军起义人员蔡云翔等,乘“820号”飞机从延安直飞张家口,去东北通化筹建航空学校。他们此行并不顺利,在张家口机场着陆加油时,飞机不慎撞到了石头上,右起落架折断,不能再飞。此时,晋察冀军区正在张家口组建航空站,就把王弼留下当站长,刘风、蔡云翔改由陆路继续向东北行进。
吉翔任飞行科长,为飞行训练做准备
吉翔一行于1945年底经山东渡海到达通化,和早期到达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苦的工作。赤手空拳办航校,困难难以想象。筹建的同志冒着数九严寒的天气,分头去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当时,被我军收缴的机场离得远,而且都遭到日军、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土匪的洗劫,有些飞机和航材被苏军拉走了,当地老百姓把飞机轮胎卸下当大车轮胎用,或割成块做鞋底,在机翼下砍了许多窟窿找油,把汽油缸砸碎化铝,座舱玻璃、仪表、导管、发动机上的电嘴等也都拆走了。机场上的飞机被肢解得缺胳膊少腿,只剩一个空壳子。
筹建的同志走遍了东安、齐齐哈尔、海拉尔、佳木斯、哈尔滨、北安等所有的机场,最终搜集到了各种类型的残破飞机一百多架(当时估计有三四十架可修理使用),还找到各种发动机300余台、仪表百余箱、油料近两千大桶。
破旧器材的修复让人头疼。在延安时期做过木匠、铁匠的同志们的手艺派上了用场,他们组成了修理厂。工具设备缺少,便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打一个飞机轮胎的气,得有许多人轮班打一两个小时。飞机补了又补,有一架飞机补了120多处,还要飞。他们陆续修好了20多架趴窝飞机。
有一次,他们修好了一架隼式战斗机,蔡云翔见了,就驾着这架飞机做了一套潇洒的高级特技动作,赢得满场叫好。吉翔看得眼热,等蔡云翔着陆后马上过去,硬要飞一把。他从未飞过这种飞机,未收起落架就飞了一个航线,着陆时也不知需放襟翼减速,结果冲过了T字布,差点栽进场边的沟里,出了洋相。
1946年3月1日,初春的通化乍暖还寒。通化市第二中学被常青松柏和人工纸绢所装饰。在这里,一个不起眼但意义深远的庆典开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了!
起义的蔡云翔担任教育长,何健生担任训练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这是一个奇特的组合,其中有革命军人,有汪伪起义军人,有日本留用军人。新生的航校艰难起步,连校舍都没有,人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和日侨家里,借作集体食堂的房子也是里外通风。一方面,组织机务人员和学员继续搜集飞机和航材,同时抓紧修理飞机,修复一架试飞一架；另一方面由日本飞行员带飞有飞行基础的同志,争取尽快恢复飞行,为飞行训练做准备。
国民党飞机频袭击 航校向牡丹江搬迁
蒋介石对中共建立航校感到震惊,急电杜聿明派机摧之。训练还未开始,国民党的飞机频繁袭击通化机场。航校成立才一个半月,吉翔就和战友们被迫从地面和空中向牡丹江迁徒。当时火车尚未正常运行,沿线各站都有苏联军人把守,找机车,找司机,获准通行。当火车爬坡时,一个车头拉不动,坐车的人都要跳下来推。这列火车拉完第一趟,又折转头拉第二趟,第三趟。能飞的飞机分批从空中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一架飞机不幸坠毁在市内的一家发电厂里,造成机毁人亡和一场火灾。期间,15架敌轰炸机突至通化机场,炸坏了最后7架能飞的飞机,造成重伤1人,轻伤5人。
牡丹江的条件要比通化强。机场路道完好,虽说房屋全被炸毁,但牡丹江省委将伪满时的市公署大楼和附近一些小楼房划作航校校部。
航校在为学员开始快餐式的理论补课的同时,教官训练班也开课了。吉翔、蔡云飞等都曾开过飞机,在通化开始恢复性飞行,但长久不摸操纵杆,技术尚生涩。航校还成立了教员训练班,成员有刘风、魏坚、于飞等12人,由日本飞行教员和蔡云翔、吉翔等进行带飞训练。
吉翔勇保飞机壮烈牺牲
东北老航校搜集到的飞机大多数是用数架报废飞机拼凑起来的。吉翔用来带飞的英格曼初级教练机是木制的,发动机如同老人衰弱的心脏。1946年6月7日,是飞行训练开训的第二天。在训练中,飞机发动机突然熄了火,螺旋桨也不动了。为了保全飞机,减少损失,吉翔和学员许景煌决定冒险一搏,最终吉翔牺牲,许景煌受重伤。
几架飞机拼成一架,飞行员没降落伞
学校搜集到的飞机大多数是用数架报废飞机拼凑起来的,当时许多飞机里的部件都被掏空,只剩下残破的空机壳,没有安全带,吉翔和学员们就把麻绳绑在身上代替,机翼、螺旋桨、发动机,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架飞机由几架飞机拼凑而成。没有防风罩,更找不到树脂玻璃,就用赛璐珞装在铁管焊成的框子上代用。螺旋桨最稀缺,就把弯曲了的桨叶用铁匠炉加热砸平,放在平台上测量较正后接着使用。两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是常有的事情,这架飞机飞完,立即拆装到另一架待用的飞机上。起落架上的轮子也是轮换着使用。还有的飞机零件的连接处不是用开口销而是用铁丝穿缝起来的。
吉翔和战友们自己动手设计飞行装具,飞行眼镜由普通风镜代替,飞行服和飞行帽自己动手用棉布缝制。对飞行员来说,这些还不算什么,关键是飞机由于没有降落伞,生命的安危全都押在飞机性能状况上。就是这样的“老爷飞机”也被他们开了起来。
蔡云翔在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刚起飞两个轮子就掉了,为了把油料烧光好迫降,他驾机在牡丹江上空转圈,惹得炮兵学校开枪放炮,最后他凭借高超的技能着陆在学员用麻袋铺的迫降场上,才逃过了一劫。
吉翔用来带飞的英格曼初级教练机是木制的,经长期风吹、雨淋、日晒及过度使用,框架已糟朽变形,蒙布碎成了片,发动机如同老人衰弱的心脏。驾驶这样的飞机,他们知道要冒巨大的风险。
发动机空中熄火,为保飞机吉翔牺牲
1946年6月7日,是飞行训练开训的第二天。上午,吉翔在讲课时特意强调:下午就要上机训练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飞行高度不超过100米发生故障,只能作直线迫降,不许作转弯飞行,否则有失速的危险。
当天下午,当接到校部飞行训练的通知后,正在饭堂吃饭的许景煌匆匆吞下碗中的面条,奔回宿舍换上布制飞行服,戴上帆布飞行帽,急速赶到停机坪。当天的飞行科目是“航线起落”,他跟着吉翔上英格曼初教机。前两次的起落都很顺利。当飞第三个起落时,他们发现飞机发动机转数不够,为防止意外便立即停车进行检修。当他们准备飞第四个起落时,学员王连冲着许景煌说:“该我飞了,你已飞了三个起落了,如飞机再坏,我们今天就飞不上了。”其他学员也和王连一样,都想先飞,迅速掌握飞行技术。
“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我才飞了三个,应该再飞一个才对啊!”许景煌边说边看着吉翔。吉翔考虑了一下,决定让许景煌再飞一个起落。当飞机再次起飞时,油门虽已开满了,但飞机还是拉不起来,眼看快要冲出跑道,才渐渐地离地上升。飞机顺利转过第一个弯,就在转第二个弯时,发动机突然熄了火,螺旋桨也不动了。此时,如果顺着飞行方向,利用飞机余速降落在宽阔的田野里,飞行员还有生还的希望。但他们为了保全飞机、减少损失,决定冒险一搏,调转机头飞向机场,准备在机场迫降。可刚一转弯,飞机就失速了,朝着机场上的洋灰铁筋筑成的飞机堡猛撞了过去。这一撞,飞机撞扁了。在现场的常乾坤、王弼等飞跑过去时,发现满脸鲜血的吉翔已停止了呼吸。许景煌的脖子卡在前舱的风挡上,已经昏死过去。许景煌被迅速送到牡丹江医院。当时,许景煌浑身上下都是血,把飞行服都湿透了,情况十分危险。在昏迷了三天三夜后许景煌终于苏醒过来,被评定为三等残废,从此告别蓝天。这是东北航校建立以来发生的首次一等事故。
一周后,教育长蔡云翔在执行东北局的运输任务时,因飞机超载失速坠地,不幸牺牲。6月下旬,航校为吉翔、蔡云翔烈士举行了隆重追悼会,追认他俩为中共党员,校长常乾坤致悼词。出殡时,常乾坤抬棺,两位烈士被葬在朱德大街北头山脚下。吉翔和蔡云翔牺牲后,航校对所有飞机进行了大检查,把不合格的飞机退回修理厂,淘汰了一批隐患重重的飞机,几架英格曼初教机全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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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级教练机训练 学员们啃下硬骨头
英格曼初教机被淘汰后,在当时条件下,只有直接从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开始飞起。但是谁也没有尝试过,不少人对此有顾虑,有的说:“一开始就飞高级的,真想一步登天,只怕会飞得高,摔得重!”
学员都是从山东抗大来的苦孩子,多数连四则运算都不会,这时让他们去啃代数、几何、物理,如老虎啃天无从下嘴。他们编了顺口溜说“枪炮一响,手就痒痒,学不懂,憋得慌,飞不上,等得慌,不如打起背包上前线去打仗”。别无良策,只有发动大家集思广益,达成了共识:用实物教学为主的方法试行一段,边走边看。
日籍教员们将飞机仪表、机件等器材搬进了教室,教员边拆边讲构造、性能,学员们果然一看就懂,成效大增。像汽化器里面的油路比较复杂,看不见,摸不着,立体图学员也看不懂,教员冢本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他吸一口马合洛香烟,从一个孔吹入,同时堵住其他孔,让烟从预定的油孔冒出来。学员们都学他的样子对汽化器吹烟,很快让脑子里有了油路图。
在地面的实物刻苦练习,让学员们触摸到了通向蓝天的脉搏。1946年7月的一天,第一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由教员带着学员,升到了晴空。不久,一批批学员闯过难关,放了单飞。
吉翔无音信,家人四处找
吉翔就这样走了,撇下了家中的老母、年幼的儿子。而他所做的一切和他的牺牲,家乡的亲人却没有一个人知道。1959年,吉家一切军属待遇被停止,因为吉翔曾是国民党,至于投诚当解放军、干革命、在哪儿,就不清楚了。1986年,吉翔儿子吉廷俭的一个朋友翻旧杂志,无意中看到其中一篇文章中有吉翔的名字。这让家人寻找吉翔的希望重新燃了起来。
吉翔来信被还乡团截留,和家人失去联系
1946年10月中旬,国民党第八军从潍县向东进犯,侵占昌邑县城,形势紧张。已被当地政府接到饮马村居住的吉翔的母亲怕拖累政府,主动提出回家找亲戚避难。蒋匪还乡团来了,据说在还乡团头目列的清算名单中,就有吉翔家。村里乡亲们对吉翔的母亲和儿子吉廷俭进行了保护,总算没遭劫难。还乡团还截留过吉翔给家里的来信,从此家里便和吉翔失去了联系。
这年秋天,家乡再次解放。吉翔的母亲托人给儿子写信,寄往常州市复直街9号,吉翔留的这个地址是岳父家的。已经上学的吉廷俭也试着给父亲写信,可每次都被退回来。吉翔的母亲不死心,隔三差五就到县政府去找,寻问吉翔的下落,可是人员更换频繁,加上交通和通讯条件所限,也没有人关心此事。
吉翔在家乡待的时间不多,和儿子在一起的日子更短暂。吉廷俭说父亲的容貌是模糊的,1940年,刚刚4岁的他就失去了母亲,和祖母相依为命。吉翔在南京汪伪航空学校当飞行教官时,他和奶奶去探望过,并在常州住了一年多,这也是吉廷俭和父亲在一起最久的一段时间。
1944年,8岁的吉廷俭在玩农家自制的防盗红药“拉雷”时,炸去了他的右手指,因伤口已感染,肘关节下只好截肢。在青岛治伤期间,吉翔来青岛看望他。吉廷俭说,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军属身份遭怀疑,吉廷俭被开除团籍学籍
1950年8月份,吉家收到印着山东省主席康生、副主席郭子化名字的军属证。军属证的“军人姓名”中填写着“吉祥”；“现在何部任何职责”栏目中填写着“航空员”。此后,吉廷俭家便享受到了军属待遇。
1956年,吉廷俭从昌邑县岞山中学初中毕业。他被保送到昌邑一中上高中,事后老师告诉他,是组织上对他这个军属残疾学生的照顾。政府对吉家也非常照顾,田地由政府找人代耕。
上高中头两年很顺利,谁知,第三学年还没开始,因阶级立场问题,吉廷俭暑假期间被开除了团籍。到了寒假,学校又宣布开除了他的学籍。原因是,吉廷俭的父亲曾是国民党,至于投诚当解放军、干革命、在哪儿,就不清楚了。而且村里和学校都对他的军属身份提出质疑,怀疑他父亲叛国投敌到了台湾。如果吉廷俭手里没有那张胶东军区的公函和军属证的话,就给戴上反革命帽子了。
1959年,吉家一切军属待遇被停止,军属证成了废纸一张。适逢“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家家没有隔夜粮。饥饿,绝望,吉廷俭面临着双重危机,一直以父亲为荣的孩子心头被插上了一把刀。
在家住了一年,吉廷俭悄悄复习功课,想直接参加高考。报名前,他来到学校,恳求领导给他开介绍信,可领导对他说:“你也不想想,我们共产党办的大学,能让你这国民党的儿子上吗?死了你的心吧!”回到家中,吉廷俭趴在白发苍苍的祖母怀里放声大哭……
杂志中看到吉翔名字 吉廷俭发誓要找到爹
一年年过去了,吉翔的母亲没停止寻找儿子,她碰上当兵的人就问认不认识吉翔；有时借钱雇一辆地排车,拉着自己上县、上地区打听。她只要一听到天上有飞机的响声,就跑到院子里,叫着吉翔的乳名呼喊……
吉廷俭说,每年的农历年、八月十五和四月初四,是祖母最难过的日子,前两个是团圆节,后一个是吉翔的生日。四月初四祖母一定包饺子,常常是一边哭一边包。1962年,吉廷俭结婚了。也是这一年,祖母去世了,祖母去世时还一直叫着吉翔的乳名。
吉廷俭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到父亲的下落。为了寻找父亲,吉廷俭想尽了一切办法,登报纸、无数次跑民政部门。他还去过南京、常州等地,却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1986年,吉廷俭的一个朋友翻旧书,无意中看到了书中有“吉翔”的名字,就给送了过来。这是1983年第三期的《青年一代》杂志,上面刊登了署名欧阳如华的《第一架起义敌机》的文章。文中写道,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权空军人员于飞、蔡云翔、张华、顾青、田杰、陈鸣球等6人驾驶一架日本九九式双发动机民航班机,弃暗投明,在延安机场降落。文中提到吉翔参与南京珠江饭店的秘密会议。这本只有三毛二分钱的杂志,给无数次绝望的吉廷俭送来了一盏明灯。他相信,书中提到的吉翔就是他的父亲,只是生死未卜,去向不明。
这一年吉廷俭收到了民政部补发给吉翔的烈士证。编号为鲁烈字第036464号的烈士证上清楚地写着吉翔是胶东区第四军分区十八兵团航空飞行员。
苦寻65年,终于找到爹
吉廷俭从网上搜出一篇《空军第一次飞机失事》的博客,得知父亲吉翔为了保住飞机牺牲的事。2011年清明节,吉廷俭带上儿女,赶到牡丹江南山烈士陵园。吉廷俭按照老家的习俗,在父亲墓前摆上了贡品,带儿女跪下磕头。时至今日,吉廷俭的心事总算放下了,寻觅65载,最终找到了爹。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早日找到继母和两个从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名字的妹妹。
一篇博文牵出父亲身前事
2010年,吉廷俭家中买上电脑,他让儿子帮他用电脑查“于飞”这个名字时,发现于飞原名黄哲夫,蔡云翔原名周致和,吉廷俭顿时激动起来。这两个名字他是熟悉的,他的祖母生前经常念叨,吉廷俭小时候在常州还见过他们。这时,他恍然大悟,原来他在那本1983年的杂志上看到的是他们的名。他又让儿子上网搜吉翔的名字,搜出一篇《空军第一次飞机失事》的博客,文中提到吉翔投诚之后,参与了东北航校建设和教学,在1946年6月7日飞行训练时,为了保住飞机当场牺牲的故事。看到这里,他似乎被雷电击中。父亲终于有了下落!可父亲死了!
经过多方努力,吉廷俭终于找到了发文的许女士,双方建立了联系。原来她就是当年和吉翔一起出事的许景煌的二女儿。许景煌在飞机失事受重伤后经抢救活了下来,在油料库工作。许女士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老航校出了一本纪念册,书中有吉翔的照片和介绍。吉廷俭让儿子从网上购买了此书,拿着书找到村里认识父亲的91岁的吉士范老人。老人一看指着吉翔的照片说:“这就是你爹!”
后来吉廷俭和家人又多次打电话给牡丹江民政局和档案局,求他们帮忙查找。通过电话联系,牡丹江市民政局证实吉翔是山东昌邑人,吉翔墓就在牡丹江南山烈士陵园,黑龙江密山市的东北老航校纪念馆档案馆有吉翔的档案材料。
带上儿女赴牡丹江市祭拜
2011年清明节前,吉廷俭没和家人打招呼,就去买了四张去哈尔滨的硬座火车票。他叫来了大女儿吉艳萍、大儿子吉忠民、小儿子吉忠廷,要求三人都去牡丹江看看他们的爷爷吉翔。
4月4日,坐了30个小时火车的吉家一行四人从哈尔滨转车到了牡丹江市。因坐车太久,吉廷俭的双腿肿胀,可他顾不上这些,就赶到牡丹江市民政局查询档案。工作人员此前已接到山东省民政厅打来的电话,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找出了当年中共东北局为吉翔写的碑文存档文件。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立的是木碑,用墨笔写的碑文,以后又重新立了石碑。吉廷俭让儿子拍下来,存档文件可能时日太久,已经很不清楚了。
当天下午,吉廷俭带着儿女,到牡丹江南山烈士陵园。在吉翔的墓前,他望着墓碑上“烈士吉翔之墓”六个大字,万千思绪涌上心头。65年来,满肚子积攒了千言万语,此时此刻,真不知从何说起。
4月5日,清明节。烈士陵园里扫墓的人很多。吉廷俭按照老家的习俗,正式拜墓,他在父亲墓前摆上了贡品,带儿女跪下磕头。吉廷俭冲着老家方向大声喊道:“奶奶,你瞑目吧,俺找到俺爹了……”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说,吉翔的墓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家人来扫。闻此话语,吉廷俭心里又是无比的酸楚。烈士陵园工作人员问有没有吉翔的遗物,吉廷俭把家里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留了下来。
4月6日,吉廷俭带着儿女到北京去看望许女士。在中国航天博物馆的一间展室里,吉廷俭看到了吉翔的照片。在空中空勤人员和牺牲飞行人员纪念碑上,吉翔的名字排在第七位。看到父亲的名字,年过七旬的吉廷俭又喜又悲……
希望找到继母和妹妹
吉廷俭至今弄不明白,在吉翔牺牲之后的几个月中,用他的口气、仿他的笔迹,给自己的祖母写了数封家书的人是谁?吉翔牺牲的4年后,为什么吉家收到的是以山东省政府名义发的军属证,而不是烈属证?
吉廷俭回家后仔细鉴别牡丹江民政局保存的碑文,大体内容为:吉翔同志,山东昌邑县人。历任中华航空公司副飞机师,伪南京航空学校飞行教官,灵壁保安队中队长。因不愿事敌,乃于1945年春,率队200余全械反正,投入新四军淮北四师。于夏仍返南京伪空军发动反正。计划未成,乃于1945年秋偕同多人及家属等参加我军。冬天前来东北,建设人民空军,任飞行科长。吉廷俭猜想“于夏仍返南京伪空军发动反正”可能是指吉翔与周致和等发动的起义,对于吉翔率队200余全械反正的历史,却不得而知。他所了解的吉翔只有他购买的两本书中有少许记载。
也许这已经是些无法破解的谜团,这些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半个多世纪的寻父旅程终于划上了句号,吉廷俭已经非常知足,毕竟他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在哪儿,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吉廷俭说,他在常州和父亲居住时,继母为他生了一个妹妹。父亲后来提到过又给他添了一个妹妹。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早日找到继母和两个从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名字的妹妹。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1946-1986》、《英雄万岁》、许景煌的回忆文章 本期图片 尹莉莉 提供(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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