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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大股伪军盘踞在诸城和安丘境内，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日军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山东军区开始了争取和瓦解伪军的行动。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王道、张希贤、韩寿臣相继起义，将枪口转向侵略者。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时隔60多年，让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把目光再次投向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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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摇摆中向共产党靠拢
发表时间：2011年9月4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刘培泉 刘桂英
1944年7月，王道率部两千多人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境内举义反正，起义部队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这是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山东大股伪军反正的开始。《渤海日报》、《解放日报》等先后发表社论，进行了高度评价。1902年3月，王道出生在今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拉起了队伍组织抗日，后来投靠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一心想找“正统靠山”的王道差点被吃掉。在此情况下，王道放弃抗战于1942年10月投靠了日寇，队伍被编为伪“灭共建国军”，王道任团长。王道和他的部队被日军当作“以华治华”的工具和进攻八路军、残害老百姓的马前卒。在与我军交战中，王道对日军产生不满的同时，看到了抗日军民的强大力量。双方在接触中逐渐建立联系，王道开始暗中配合我军的工作。
寻“正统靠山”险被吃，放弃抗战投日寇
王道，原名王徵绂，1902年3月出生于今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时属莒县)。王道早年毕业于济南法政大学，曾任国民党莒县县党部常委，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七七事变前，他在家乡办过联庄会，后去青岛、东北供职。少有抱负，性豪爽、自负，喜交友但不拘范围，受其老师、国民党中央委员王立哉影响最深，颇有国民党正统观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王道回到家乡，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王立亭一起组织抗日游击队，被编为国民党山东纵队第六梯队第二十八支队。不久，王立亭去重庆，他自立旗号，自称司令。但这支队伍成分复杂，缺乏战略战术训练，思想又不一致，忽而从莒县到安丘，忽而又从安丘到诸城，只能是抗战不足，扰民有余。
后来，王道为了寻找所谓“正统靠山”，投靠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开始被编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特务旅，后编为暂编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贺钫，王道任参谋长。整编后，师长吴化文伙同贺钫企图将王道吃掉。一次，吴化文竟派嫡系部队包围了王道部队，适逢贺钫外出，王道迅速把队伍拉到益(都)临(朐)博(山)交界地区，从此脱离了他们的控制。后来，王道通过伪青州道尹公署道尹方永昌牵线，于1942年10月投靠了日寇，被编为伪“灭共建国军”第八团，王道任团长，被当作“以华治华”的工具和进攻八路军、残害老百姓的马前卒。此时，王道的兵力除原嫡系独立营，陈志祥团一、二、三营和苑升堂团一个营外，还有新参加进来的赵益广团一个营，合计1000余人。
遭遇“斜里巴之围”，对日军产生了不满
王道投靠日寇不长时间，即在益都设立了办事处，打算在此长期驻扎。但事与愿违，日寇很快把他派到寿光北部牛头镇驻防，攻打八路军。牛头镇是我清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王道来此安据点，替日寇打头阵，处境十分困难。加之当时盘踞寿光的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对其采取经济限制政策，致使王道部队后勤供应毫无保障，吃穿无着，常靠外出抢粮或到野外采集菜种充饥。官兵怨声载道，王道本人也满腹苦衷。
1943年4月，日寇在“蚕食”我小清河南根据地之后，又调集日伪军两万余人，在飞机、舰艇掩护下，对我小清河北根据地实行大“扫荡”。这次，王道部又被派去攻打头阵。八路军清河军区为粉碎敌人之“扫荡”、“蚕食”，发起夏季反“扫荡”战役。战役开始不久，王道部即退守至广北斜里巴、斗柯据点。当时日军只有一个小队驻守斗柯。八路军清河军区司令部根据王道不是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狠狠打击而不是彻底消灭的策略，7月13日，调集优势兵力，对王部在斜里巴的驻军发动凌厉攻势。斜里巴被围之初，王道向日军呼救，但日军见我军来势猛、火力强，不敢靠近。拂晓，王部溃退，增援日军从远处射击，结果反而打死打伤许多王部官兵。接着，驻守斗柯的日军又仓惶撤走，只留下王部固守。王道一气之下，便将大部兵力撤回牛头镇。他对日军不满的同时，也看到了抗日军民的强大力量。
通过妹夫建立联系暗中配合我方工作
我军拔除斜里巴据点后，立即包围了斗柯，并在进行军事攻击的同时，加强了政治攻势。对王部进行教育，并主动释放了在斜里巴俘获的王部官兵，他们回去之后，纷纷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使许多官兵深受教育，改变了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后来，王道的妹夫、王部秘书科长刘同泰认为要想使王部摆脱困境，唯一出路是弃暗投明。这一地区属我清河军区管辖，司令员是杨国夫(注：杨国夫，安徽省霍丘县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副校长、校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于是，刘同泰修书一封，派人送呈杨国夫。杨司令和刘其人副政委见信后，要他们前来面谈。次日，刘同泰来到我清河军区司令部，杨司令热情款待。刘同泰诉说投靠日寇后，不仅本人在外吃尽苦头，而且家属在家乡也有难言之处。杨司令答应尽量给予方便。没几天，我军便将埋设在斗柯据点周围的地雷起掉。几天后，刘同泰接到家乡莒县来信说，他的家属已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关照。这一切，使刘同泰及王部官兵深受感动。紧接着，刘同泰二次来到我军区司令部。经过协商，我方同意送给王部部分粮食、药品，以解燃眉之急；刘同泰答应筹集部分子弹送给我们以表谢意。上述协议很快实现。
王道从斗柯撤回牛头镇后，因受我军打击，无法立足，随即撤至寿光西部丰城。此时，守在斗柯的王道部队也想撤退到丰城。刘同泰在征得王道许可后第三次来到我军区司令部，寻求撤退路子。经过协商，我军佯装攻击，王部则佯装溃败，从斗柯撤退到丰城。从此，王部同我军建立了联系，刘同泰作为王道的代表多次到我军区司令部，我们派张国民、孟方到王部，以便联络。
王部撤至丰城后，陈志祥加紧在内部制造分裂，企图脱离王道。当时陈志祥手中控制着编制健全、人员充足的一、二、三营，而王道只掌握着独立营和一些学生出身的军官，其苑团、赵团又很不得力。王部刚到丰城，陈志祥即派人去见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表示愿意脱离王道。张景月对王道继续实行排挤政策，企图将他逼走。张景月还策动陈志祥取而代之，把王部吞并。同时日寇对王道撤至丰城产生怀疑，对其施压。此时，我清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同志分析了王道的处境及各方关系，全力开展争取王部的工作。王道审时度势，暗中配合我方工作，根据王道请求，我军区司令部派沈福民以刘同泰同学身份进入王部。不久，沈福民以新任上尉副官名义在王道部露面，开始活动。
1943年冬，我情报部门获悉，日寇准备再次实行大“扫荡”，由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济南坐镇指挥，敌十二军团长喜多在张店督战。为进一步摸清敌情，我清河军区敌工科长相炜化装潜入丰城，由张国民协助，同王道进行了多次深谈。王道除再三表示同意发展同我军的关系外，并主动提供有关日寇“扫荡”的情报，为我们做好反“扫荡”的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在敌人“扫荡”过程中，由于刘同泰及时将情报通过沈福民送出，致使日寇所到之处皆扑空。同时，刘同泰还严令部下：“不准再抢老百姓的东西，中国人不能自己祸害自己。”使王部官兵从思想上逐步向共产党军队靠拢。
王道反正罗荣桓慰问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6月14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作出了《夏季对敌政治攻势的决定》，争取、瓦解敌伪军。在我敌工人员的帮助下，王道开始有计划地为起义反正做具体准备。7月21日，王道各部以换防名义从各个据点依次撤出，我军迅速予以接管。至此，王道部队起义告捷，王道及所部“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000余人全部光荣反正。经过整顿，王部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为旅长。王道率部弃暗投明的光荣义举，在山东大地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山东军区首长罗荣桓、黎玉、萧华特驰电嘉勉，慰问王部官兵；继王道起义之后，山东境内不久又有莫正民(莒县)、张希贤(诸城)、韩寿臣(安丘)三股伪军反正，相继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三、四旅。
结拜兄弟牟宜之谈时局，坚定王道反正决心
牟宜之，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奎山乡牟家庄人，是王道的结拜兄弟、老朋友，他到丰城使王道分外高兴。王道把几年来的苦楚，全盘地向他倾吐出来，并请他拿个主意。牟宜之首先对王道进行了安慰，然后向他讲解了抗战形势和我党的主张，并介绍了我鲁南军区部队击毙伪“建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刘桂棠、鲁中军区部队二次讨伐吴化文战役的胜利，从而使王道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光明大道的决心。与此同时，许多王部官兵也从我军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中看清了我必定胜利的前途，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八路军真有能人，共产党真有办法。”不久，王道要求同我渤海军区(注：1944年2月，我清河军区同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负责同志面谈。为促使王部反正，1944年5月，渤海军区司令部派敌工科长符浩以王道“朋友”身份同王道会面。经过几次会谈，王道感慨道：“国家要有希望，民族要得解放，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符先生，请转告杨司令，从今以后，我一心一意听共产党的，跟八路军走。”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王道坚定了反正举义的决心。此后，在我敌工人员的帮助下，王道开始有计划地为起义反正做具体准备。
为了迷惑日寇，避免日寇猜疑，王道一方面利用请客送礼，维持表面上同日本人友好；另一方面以佯攻做法，表示同八路军“势不两立”。对待张景月，王道则利用当地帮会的关系去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使张景月允许王部在寿光地盘上筹集各种物资。在军队内部，王道伺机夺回了被陈志祥等掌握的那部分军权，调换了他们的职务，并通过整顿军纪，稳定了部队。此外，为尽快提高部队官兵的思想觉悟，在沈福民、张国民等协助下，1941年初，王道在丰城建立了训练大队，他任大队长，轮训排以上军官和骨干分子。
作出长期与八路作战假象，获取部分钱粮
经过半年多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方在王部官兵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刘同泰、孙亮东(一营副营长)、王维兰(独立营副营长)、张耕民、高贵智、张希三等为中共党员，基本上掌握了王部中下层军官，为起义反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准备。
1944年5月底，山东军区再次派牟宜之、孙光等来到丰城，具体帮助王道筹划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一，将陈志祥调离，派他去鲁南根据地参观，清除内部障碍；第二，调整各营兵力部署，便于我部队接近和深入王道各部配合起义；第三，将起义的临时指挥部由丰城迁到靠近我根据地的独立营所在地辛庄，以保证指挥机关的安全；第四，为了迷惑敌人，由王道出面，四处张扬准备增设据点，以此从日寇、张景月处取得粮食十万余斤、伪钞二十万元的供应，作出长期与八路作战的假象。
当起义条件基本成熟，王道在7月10日同我渤海军区杨国夫司令见面。杨司令帮助王道消除后顾之忧，并就起义行动路线，八路军如何配合作战以及家属、机关如何安全转移等作了指示。为配合王道部队起义，留出回旋的余地，在王道部队起义前夕，我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在杨国夫司令员的亲自率领下，撤出小清河以北，开赴小清河以南地区，并在离丰城十几里路的隋家道口设立了指挥部。7月20日晚，军区直属团政委孙正、副团长李丕功带领五个主力连开赴王部驻地，秘密地接近了各据点。第二天临近中午，符浩奉杨司令之命，先进入辛庄据点，经与王道联系后进入丰城王道司令部，认真听取了沈福民关于王部起义准备的详细汇报。午后，符浩又迅速返回我指挥部，向杨司令报告了情况。接着王道各部以换防名义从各个据点依次撤出，我军迅速予以接管。
王道部队起义告捷，2000人投身抗日洪流
并不是所有的王部官兵都赞同起义，一部分人有自己的小九九。起义前，王部一营营长刘焕章正在青州公馆里寻欢作乐，在他得知部队要起义的消息后，火速窜回丰城司令部。见到王道后，气势汹汹，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质问道：“我跟你干了这么多年，我的位子还有没有?”王道早有预料，平静地答道：“营长还是你的，如果有人不听指挥，你可找我。”刘焕章仍不放心，立即骑马直奔一营营部。刘焕章这么一闹，内部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有些人思想开始动摇。为预防不测，确保王道起义成功，我部队在孙正率领下进入王道司令部的大围子，将王道秘密接到了辛庄，李丕功带领两个排包围了司令部，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当刘焕章回到营部时，全营人马已由副营长孙亮东安排党员高贵智、张希三等带领拉出据点，顺利到达我部防地待命。刘焕章进门质问孙亮东：“我的人你给我弄到哪里去了?”孙亮东以大局为重，好话安抚说：“都到外边催给养去了。你营长有令，我马上把人调回来。”说着，机智地派人给他点上大烟，扶上床，使他进入飘飘欲仙的境界。当刘焕章醒来时，埋伏在一营营部周围的我八路军战士早已控制了据点，刘焕章见大势已去，表示“愿意”反正，跟随我军到了辛庄。
王部二营营长郭名贤，于起义前率五连赶到丰城司令部，企图要挟王道，破坏起义。因王道已被接走，未能得逞。正在这时，我军开进司令部，在拥护起义的八连配合下，缴了五连的枪，郭名贤被押送至辛庄。至此，王道部队起义告捷。
当晚，王部发表了《告伪军兄弟书》及《告广寿同胞书》，呼吁弃旧图新，共同抗日。至此，王道及所部“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000余人全部光荣反正。经过短期整顿，王部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为旅长，孙光代参谋长，刘同泰代政治部主任。1944年10月，王道率部到达山东军区驻地。罗荣桓、黎玉、萧华等首长亲切慰问王部官兵。从此，王道部队便以新的面貌投入到争取抗战胜利的战斗中去。王道历任鲁中南军分区司令员、青州警备司令等职。建国之后，王道历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省体委主任等职，他是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10月，王道病逝，享年55岁。
刘培泉（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刘桂英（诸城一中）
张希贤：家破人亡后误入歧途
时间：2011年9月4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袁帅 刘培泉 刘佳慧
出生于诸城市枳沟镇普庆村的张希贤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9年，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山东保安第十二旅”旅长。当时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势，地方部队亦相互吞并，争抢地盘。在滨北地区，伪军张步云早有吃掉张希贤部队的野心，张希贤时常受到张步云的威胁和侵袭，部队屡受损失。1942年春，张步云大举进攻击溃张希贤部，并偷袭了张希贤安置在马耳山下张家沟村的家眷，杀害了张希贤的父母和五弟。为保存自身实力、躲避其他地方部队的侵扰，张希贤急需寻求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开始与日本人合作。而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腐败政府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鼓吹“曲线救国”。地方的各种杂牌队伍成了日军和国民党政府互相争夺的对象。而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是动员全民族中一切反侵略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日军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山东军区成立办事处，专做滨北地区大股伪军反正工作。
迎击进犯的日寇受到国民党嘉奖
张希贤，原名张则昔，1904年出生于诸城市枳沟镇普庆村。7岁上学，在村读私塾7年，后于枳沟高小毕业。1922年考入济南正谊中学，期间，初步滋生了“国家观念和社会思想，但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观念1925年，张希贤中学毕业后，因家庭阻挠未升大学，回到家乡在本村小学任教，但因不安于本职，常做买卖种菜园，为自己的生活打算。
1926年，张希贤由王立哉、张菊田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受其影响，积极从事国民党活动。1927年任国民党诸城县党部干事。1928年被选为县党部候补执行委员，但因厌恶官场腐败、争权夺利而无所事事。1929年被委任为国民党嘉祥县特派员，次年随王立哉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投入反蒋运动。1936年，张希贤被委任为国民党诸城三区区长，建立了200多人的抗日区队武装——常备队，其成员大都是当地的农民和青年学生，张希贤兼任常备队队长。1937年冬，常备队被国民党别动总队二八支队收编为第三分队，张希贤任分队长，这时队伍已发展到1200余人。1938年，被国民党第十军团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改编为第三旅第六团，张希贤任团长。1939年冬，该部又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统编为“山东保安第十二旅”，张希贤任旅长，至1940年底，该旅直辖两个独立营和一个特务营，旅下辖三个团，全旅共2500余人。
1941年2月，张希贤部一团一营的一个连在凤凰官庄迎击进犯日寇，击毙日军小队长尾村和两名日本兵，俘虏伪军多名，缴获手枪1支，三八式步枪1支，指挥刀1把，子弹百余发，受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令嘉奖。
数月之后，麦收前夕，日军100余人伙同伪军200余人，向张部驻地红杏沟发起突然袭击，后被张希贤的一团包围，经过激战，日伪伤亡颇重，后由诸城城里的日军主动将其救出，一团亦伤亡30余人，团长王幼农中弹阵亡。
被偷袭家破人亡另寻靠山入歧途
由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势，地方部队亦相互吞并，争抢地盘，为保存自身实力、躲避其他地方部队的侵扰，张希贤急需寻求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在滨北地区，伪军张步云早有吃掉张希贤部队的野心，两人名为结拜兄弟，实则积怨甚重，张希贤时常受到张步云的威胁和侵袭，部队屡受损失。
为了摆脱伪张步云部之威胁，1941年，张希贤率部投靠驻莒县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周毓英，但仍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处境，军心很不稳定。1942年春，张步云大举进攻击溃张希贤部，并偷袭了张希贤安置在马耳山下张家沟村的家眷，杀害了张希贤的父母和五弟。
面对家破人亡的深仇大恨，张希贤决定另寻靠山。这时，日军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失利，导致侵华兵员及战争物资严重不足，为弥补军事实力，疯狂推行“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法西斯政策，他们一面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一面在各地竭力笼络收编地方杂牌队伍变为自己的附庸。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在“曲线救国”的鼓吹影响下，纷纷主动投敌。张希贤为保存实力，也开始考虑与日本人合作，通过与驻管帅据点的日军联系，1942年9月张希贤迈出了背叛人民的一步，投降日军，被编为皇协军第一支队，自任支队司令，下辖六个大队，后归属伪诸城县保安大队，任副大队长。
张希贤
在失望中寻求出路
张希贤不得已投降日军，但又不甘心当汉奸，所以他往往不使用皇协军的番号，只要有可能，还是打“保安十二旅”的旗号，所辖各大队也称各团。在诸城的各股伪军中，大部分系土匪出身，而张希贤属于国民党正统派，这就决定了在他身上具有爱国和卖国的双重属性：对于国民党他抱有很大幻想，但抗战以来国民党政府与军队黑暗腐败的现实又一再使他失望；对于日军他主动投靠寻求保护，但由于诸城各股伪军之间相互吞并倾轧，使其屡遭重创，损失非常惨重；其部下有不少人具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自耻于当汉奸，渴望寻求新的出路。
国民党政府
如意算盘两手准备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失利，侵华日军兵员及战争物资严重不足。为维持侵华战争，弥补其军事实力不足，日军一面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一面在各地竭力笼络收编地方杂牌队伍变为自己的附庸。而以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腐败政府在鼓吹“曲线救国”的同时，再次掀起反共防共高潮，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也在各地加紧收编笼络地方各种杂牌队伍和“抗日游击队”。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日本人战胜，即完全降日；如果日本战败则又可摇身一变而为“中央军”来“收复失地”，获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因此，地方的各种杂牌队伍就成了日军和国民党政府互相争夺的对象。而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是动员全民族中一切反侵略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日军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以配合我军解放战场对日作战。
山东军区
采取措施争取伪军
抗日战争期间，诸城境内有伪军二十余股，其人数在全省堪称最多。由于各股伪军之间相互倾轧，至1943年合并为张步云、李永平、张希贤三大股。他们各自拥兵割据，独霸一方，横征暴敛，并先后投降日军，成为日本侵略军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诸城境内还驻有侵华日军部队与国民党部队(1943年秋以前驻有国民党于学忠部，此后为李仙洲部接防)。日伪顽三凶并立，在全县建有据点三百多处。这不仅切断了我鲁中南与滨海及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交通联络，而且严重阻碍了鲁东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与发展。
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日军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壮大抗日武装力量，1943年6月，山东军区根据中央关于加强争取、瓦解敌伪军工作的指示，成立了专做滨北地区大股伪军反正工作的机构——滨北办事处，由省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张梓祯任办事处主任。滨北办事处正确分析了张希贤及其部属的投敌背景和爱国与卖国的两面性，制定出了具体策反工作方针及措施，在滨北地委、滨北军分区的密切配合下，对伪张希贤部进行争取工作。
三次会谈劝说张希贤
陈超然与张希贤的儿子、侄子是同班同学，陈超然也曾在诸城省立十三中上过学，认识不少张希贤部属中的各级官员，这些都是与张希贤打交道的有力条件，于是滨北办事处便派陈超然打入张希贤部，秘密开展工作。在经过与张希贤三次会谈之后，张希贤的思想被深深触动。为了促使他早下起义的决心，滨北办事处研究决定让张希贤撤掉皇华店附近一个较大据点，张希贤暗地指示驻该据点的特务营假装顶不住，以此来蒙骗日军，据点很快被拔掉了。鉴于张希贤的良好表现，经山东军区和滨北地委研究决定，提前任命张希贤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三旅旅长。
派人打入张希贤部秘密开展工作
1943年9月，张希贤提出要将父母和五弟的坟墓由解放区迁葬回老家，我方予以准许并提供了一些帮助，使张希贤深受感动。这时，我方利用他与张步云之间的矛盾，提出双方建立联系共同对付张步云。张希贤亦深感张步云对自己的威胁，答应双方建立秘密联系。滨北办事处派陈超然同志利用社会关系打入张希贤部，秘密开展工作。
陈超然，又名胡铭瓖，1938年10月参加革命，时年18岁，1943年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政治队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敌工部)当干事。滨北办事处成立后，担任办事处秘书。陈超然的祖籍在莒县老三区的坊城村(现属五莲)，张希贤的老家在诸城县普庆村，两村相距三十里，两家一直有世交，陈超然与张希贤的儿子、侄子是同班同学；陈超然也曾在诸城省立十三中上过学，认识不少张希贤部属中的各级官员，对张希贤防区内外的地理风土也很熟悉，这些都是与张希贤打交道的有力条件。
10月，陈超然与张希贤在诸城三区南老村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陈超然转交了滨北军分区司令员梁兴初致张希贤的信，信中历数其部下侵犯边区骚扰百姓的事实，责成其约束部下，整顿军纪。同时，陈超然也对张希贤不甘心效忠日寇的爱国思想给予肯定，向他讲解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战出力。
张希贤表示赞成抗日，同意我方提出的约束部属、少干坏事的要求，双方达成了进一步加强联系的协议。虽然张希贤此时仍然惧怕日军，对国民党尚存幻想，但总的来说，第一次会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争取张部的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陈超然与其多次会谈促其反正
两个月后，陈超然与张希贤在大泮庄第二次会谈。由于张希贤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很深，对整个战争形势缺乏准确了解，尤其对我军局部反攻以来取得的胜利几乎一无所知。陈超然带去了我方出版的报纸和介绍全国抗战胜利形势、我军战绩的材料。他向张希贤指出：国民党右派鼓吹“曲线救国”，是打着抗日的幌子公开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如果寄希望于国民党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遭挫败，其侵入南洋诸国的日军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侵华日军在我军民英勇打击下已走向颓势；而我八路军在各解放区战场已开始了局部反攻，全民族抗战的形势正向着最后胜利的方向发展。陈超然还列举了我军在华南、华中、华北战场重创日军获辉煌战果：八路军在鲁中南地区全歼伪军13个团；滨海区30多个伪军中队弃暗投明、举义反正；渤海区我军发起猛烈攻势，聚歼伪军12000余名；胶东区7个伪军中队在我宽大政策感召下反正抗日等情况。通过这一次会谈，张希贤的思想被深深触动了，他表现出了友好的态度，语气极为诚恳，策反工作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
1944年3月，陈超然与张希贤在诸城县城第三次会谈。这一次我方谈判代表陈超然化妆成伪军中尉，混入县城，住在了张希贤二太太家书房。在将近十天的日子里，张白天处理公务，晚上过去和陈超然交谈。由于接触时间长，双方交谈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整个时局，抗日战争的性质、目的，到国家、个人的前途，都进行了深入剖析。当陈超然以试探的口吻说：“若山东军区要求老兄反戈一击，高举义旗，您当如何？”张叹口气说：“共产党、八路军的所作所为，顺乎公理，合乎潮流，唯共产党、八路军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看来我也必须走这条路了！但我部情况复杂，时机尚未成熟，我当待机而动。”这次长谈对张希贤震动很大，对其转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配合我抗日军民拔掉特务营据点
这一时期，我抗日军民在鲁东南地区连续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我方借此有力时机加紧了对张希贤的策反工作。为了促使他早下起义的决心，滨北办事处研究决定让张希贤撤掉皇华店附近一个较大据点以此来考验他。张希贤表示，与我方共同行动。这次行动由八路军佯装强攻，他暗地指示驻该据点的特务营假装顶不住，以此来蒙骗日军。经过三次佯攻，据点被拔掉了。
为了表彰张希贤按照滨北办事处的要求，主动放弃其特务营驻守的据点，为我建立和扩大常山区根据地、保证滨海区与胶东区的联系通道畅通无阻做出的贡献，滨海军区给予记功并致函嘉奖。这表明张希贤已经开始在实际行动上支持我抗日战斗。
提前颁发委任状打消张希贤疑虑
1944年7月21日，驻寿光伪军王道率部两千余人起义，同年11月14日莫正民率莒县伪军反正，这对张希贤的思想转化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我方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有利形势推进工作向纵深开展，委派陈超然多次同张希贤进行交谈，张希贤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明朗、坚决，但还是有许多思想顾虑没有彻底解除。譬如，共产党、八路军会怎样对待十二旅，共产党会不会跟他算旧账；起义后自己的官职、地位能否保住等等。针对他的这些顾虑，我方利用王道、莫正民起义后受到八路军和人民宽大、优待并委以重任的事实说服他，告诉他：昨天拿枪当汉奸是人民的敌人，今天反正抗日就是人民的朋友。只要真心抗日人民是欢迎的。党的政策是不咎既往，一视同仁，抗战一家，共产党、八路军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鉴于张希贤的良好表现，为了防止其左摇右摆，促使他当机立断，早下决心，尽快率部起义，经山东军区和滨北地委研究决定，是年11月以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的名义提前任命张希贤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三旅旅长。当张希贤派心腹张崇文从解放区领回委任状后，疑云全散，态度坚决，决心走真正抗日的道路，择机率部起义。
陈超然
陈超然，又名胡铭襄，祖籍五莲县汪湖乡坊城村，抗日战争前在山东省立十三中学读书。1938年10月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举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在鲁东南特委宣传部任干事，后转入部队，先后任指导员、教导员及军分区政治部干事等职。1943年6月从山东抗日军政大学(抗大一分校)结业后，分配到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任干事。1943年8月，调滨北办事处，以秘书名义做争取张希贤部工作。1945年春，任由张希贤起义部队整编的独立第三旅旅部副秘书长，兼第七团政治主任。1946年后回到地方，任莒北县枳沟区中心小学校长。1950年调诸城师范，先后任政治教师、教导副主任、教导主任，直至离休。
解放诸城他贡献不小
张希贤部的大部分上层官兵具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对这些有抗日爱国倾向的指挥官，我方通过交朋友、互相拜访等方式，主动接近他们，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鼓励他们走反正抗日的道路。还特地邀请了省高级参议、原国民党乐陵县县长牟宜之先生给他们讲话。另一方面，我方对死心塌地作汉奸的严惩不贷。张希贤部三大队长王太升当过土匪，暴烈残忍，在枳沟一带民愤极大。我方以主力十三团一部，协同武工队、区中队、民兵配合作战，突袭了王太升部盘踞枳沟西南孙当村一营盘，消灭其大部，彻底摧毁其据点。1945年1月16日，张希贤以视察为名，从诸城动身，绕道赶赴辛兴镇，同时将其住在诸城的军官家属，秘密转移到城外。起义部队分别从各自防地向辛兴镇秘密集结，入夜，张希贤率队开往解放区，成功起义。
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抗日救国
张希贤部的大部分上层官兵具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和爱国思想，他们对日军的暴行不满，自耻于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在我党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如政治部主任张建斋、一大队长王俊周、四大队长张一村、五大队长王德顺、军需主任杨可亭等。对这些有抗日爱国倾向的指挥官，我方通过交朋友、互相拜访等方式，主动接近他们，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鼓励他们走反正抗日的道路。
张部一大队长王俊周系学生出身，七七事变后在张希贤部先后任连长、营长直至团长，他治军严明，1942年在凤凰官庄伏击日军战斗中他所在团部大获全胜，深得军心和民心。1939年时就和八路军二支队政治处的同志有过往来，1943年下半年和诸莒边八路军建立了密切联系。据陈超然回忆，一次跟王俊周交谈完后宿在其团部，次日凌晨，天还未明，猛听到院子里人声嘈杂，日军小队长闯进团部，要求即刻带领部下随他下乡讨伐。日军走后，王俊周同陈超然商量后，一边立刻派人把情报传给武工队，一边紧急集合队伍随日军出发。最后，日军的偷袭扑了个空，避免了我军民的伤亡。
张希贤部的爱国官兵虽支持反正抗日，但他们思想上跟张希贤一样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我方曾先后三次邀请该部上层官员到我莒南中心解放区进行参观，中共滨北地委的党政军领导热情接见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有一次，地委特地邀请了省高级参议、原国民党乐陵县县长牟宜之先生给他们讲话。牟先生在讲话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揭露了国民党在各地捕杀共产党人、摧残抗日爱国志士的罪恶行径，赞颂了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联合各界抗日，不咎既往的宽阔胸怀。有着类似经历的牟先生现身说法，给了这些军官们极其深刻的教育和触动。
枳沟一战消灭大部分做恶伪军
张希贤部三大队长王太升死心塌地作汉奸，此人当过土匪，暴烈残忍，在枳沟一带民愤极大，我方对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3年12月30日，我方代表陈超然在同张希贤、王太升及参谋长王樨西会谈时，针对王太升所辖部队残害百姓之事，就明确指出：“上次会谈后，各部纪律多少有些好转，唯三团各营(指王太升部)仍恣意寻衅，骚扰民众，这里有山东军区滨北办事处的一份材料，请阅。”王太升听后如坐针毡。这时枳沟方向传来一阵阵枪声，王太升掏出一支驳壳枪，王樨西怕出乱子，急忙抓住王太升的手，张希贤大惊失色。与此同时，我方警卫兵出现在桌前，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陈超然心平气和地说：“这枪声不过是我方武工队、区中队在袭击据点，以后这是常事，不能因为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就完全休战，对屡教不改者还要予以惩罚！”接着，陈超然严肃指出：“殿三(王太升字)，是时候了，下决心吧！八路军绝不会容忍让老百姓受苦受难！但我们不念旧恶，改了就好！”王太升言不由衷地说：“是，超然先生。”
枳沟一战，我以主力十三团一部，协同武工队、区中队、民兵，配合作战，突袭了王太升部盘踞枳沟西南孙当村一营盘，消灭其大部，彻底摧毁其据点，王太升所剩残部狼狈逃窜到枳沟日军据点。从此枳沟一带伪军，非日军威逼统帅，不敢外出骚扰滋事。在我方努力劝说下，张希贤最后以王太升砸另一股伪军莫正民部汽车为由，将其在伪县公署执行枪决，事后张希贤对我方说：“这总算实现了贵军首恶必办的政策。”
遭突袭被迫转移
1944年11月，伪张步云部突袭了张希贤部之乔庄据点，张希贤部第四团大部分遇难，使张希贤之主力不得不由诸城西部地区移防到诸城东乡，处境更加困难。
滨北办事处经过认真分析，决定抓住这个时机促张希贤起义，认为起义的骨干力量有了很大觉醒，张希贤本人的决心已定，加上周围各种环境的促使，起义条件已经成熟。经报上级同意后，我方代表陈超然当即同张希贤会晤，向他提出马上起义的要求，张希贤表示同意，并就起义的具体路线和集结地点等问题进行了商谈。
为策应这次起义，我军领导机关调集了滨海支队(万毅任支队长)、六八四团、十三团各一部共2000余人配合行动，以防意外变故。同时，对住在城里的伪军官佐家属也进行了秘密安排，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安全转移到城外。起义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张希贤率部举义
1945年1月16日，张希贤以视察为名，从诸城动身，绕道赶赴辛兴镇，同时将其住在诸城的军官家属，秘密转移到城外。跟随起义的有旅直属部队，王俊周的一团，张一村的四团，王德顺的五团，共1500余人。下午5时，起义部队分别从各自防地向辛兴镇秘密集结，我滨海军区武工队50余人前来接应。我军事领导机关，调集主力部队2000余人为其掩护，一部插到诸城东郊，监视城内的日伪军，另一部在起义人员的配合下猛攻各伪据点。入夜，张希贤率起义队伍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映着熊熊战火，浩浩荡荡开往解放区，在大村一带与八路军策应部队汇合，只见沿街墙上红灯高挂，红灯上写着“欢迎张旅长光荣举义弃暗投明”十三个醒目的大字，起义宣告胜利。
起义胜利的张希贤队伍在日北山区休整后，经石河头、松柏林、洪凝、石场，转移到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莒南山区，沿途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参与解放诸城战役
1945年春暖花开时节，滨海军区代表山东军区在莒南召开整编大会，张希贤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三旅”，张希贤任旅长，下辖七、八两个团和一个直属队。七团团长王俊周，副团长张一村，八团团长王德顺，原我方谈判代表陈超然被任命为旅部副秘书长，兼七团政治部主任。
1945年8月中旬，山东军区展开反攻作战后，滨海军区部队迅速逼近胶济铁路，陷诸城于孤立境地。是年9月5日，诸城日军撤往高密，诸城由伪军张步云率其军部和第1、第2、第3师以及伪保安队等1000余人驻守。滨海军区第1师抓住战机，于日军撤退的当日晚，向张步云部发起攻击，经连续突击，攻占了诸城东、西关。张希贤率独立第三旅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解放诸城战役，是年冬参加了泊里战役，为彻底消灭盘踞在诸城境内的张步云、李贤斋两大股伪军做出很大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希贤先后任山东烟草公司副经理、华东税务管理专卖处副处长、上海烟酒糖业公司副经理等职。1961年4月，张希贤在上海病逝，终年57岁。
袁帅 刘培泉（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刘佳慧（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
韩寿臣追随厉文礼投靠日寇
时间：2011年9月4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 李树杰 温桂鹏
韩寿臣生于安丘韩家王封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后，韩寿臣率所属自卫队及乡农学校部分学生百余人组成了“抗日保乡联防队”。后来，该队被国民党山东八区保安司令厉文礼部第七总队总队长王春和收编为第二大队，韩任大队长。1943年，韩寿臣随同厉文礼公开投日，被任命为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副指挥兼十团团长。厉文礼将韩十团派往与我军对峙的前线，以图借我军的力量来削弱韩。韩十团部队情况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具有爱国心和拥护我党主张的，也有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还有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我党组织部分人员利用韩团扩充队伍之机，先后打入该团进行秘密策反，对促使韩团起义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家乡安丘拉起队伍，开展抗日活动
韩寿臣生于安丘韩家王封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上过六年私塾，之后以宰猪为业，1928年在本村当保长，与土匪头子郝明珠有过密切来往。1936年，他组织训练民团120多人，又在牟山关主办乡农校任校长，担任游击队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韩寿臣率所属自卫队及乡农学校部分学生百余人组成了“抗日保乡联防队”。1938年春，该队被国民党山东八区保安司令厉文礼部第七总队总队长王春和收编为第二大队，韩任大队长。同年冬，王春和病死，韩寿臣接任十团团长(第七总队改编为保安第十团)。1939年8月，队伍被国民党苏鲁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编为独立第十团，韩任团长。
韩寿臣在拉队伍之初，进行过一些抗日的活动。1938年4月，他曾与何凤池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二大队联合，袭击了坊子车站日本烟草公司，打死日军8名，缴获了一批物资和伪币。后又在安丘县夏坡等地袭击过小股日寇，缴获过日寇的枪支弹药。1938年11月，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开到安丘五区边境后，韩寿臣与我军保持联系，并于1939年春节配合八支队和安丘独立营袭击过安丘城的日寇。
随厉文礼投日寇，队伍内部斗争激烈
1939年三四月间，厉文礼率部驻扎在安丘西南山区罗圈崖一带。由于厉部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斗争严重，加之韩寿臣不是厉文礼的嫡系，因而处处受到厉文礼及特务团团长胡鼎三的排挤和打击。厉文礼为了削弱韩的势力，将其部队调得七零八落。
1943年2月21日，厉文礼在安丘城顶山被日军俘虏，不久，厉文礼宣布与日军“共同剿灭共产党”。同年8月，厉文礼被日军委任为“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韩寿臣随同厉文礼公开投敌，被任命为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副指挥兼十团团长。厉文礼将韩十团派往与我军对峙的前线，以图借我军的力量来削弱韩。这时，韩寿臣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既不与我军对立，也不投靠我军。
韩十团编制为七个营，其中四个特务营，三个普通营，共2100人。起义前部队情况极为复杂。韩的部属中既有具有爱国心和拥护我党主张的，也有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还有游离于两者之间的。
副团长兼特务营营长马晋川(后任代理团长)，赞同我党的抗日主张。政训处主任张竹坡是安丘市西韩吉村人，曾积极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国民党早期的党员，先后在安丘、临朐等地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是国民党左派。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时，他因被通缉而回到家乡，以教书为职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卖国政策，后到韩团任政训处主任。韩团中有很多官兵是他的学生，拥护抗日。二营营长韩剑武是韩寿臣的堂弟。起初，他同韩寿臣的态度一样，为保存势力，既不与我军对立，也不投靠我军。1939年四五月间，我党派共产党员张俊千潜入韩团二营时，韩剑武是了解张俊千身份的，但未对张进行刁难。1944年夏，我军打了一下二营的驻地高家营村，韩剑武害怕被消灭，主动请张俊千代表他到解放区与我军谈判，要求互不侵犯。1944年冬，我鲁中四军分区敌工股长牛福地通过地下党与韩剑武在安丘县六区十字路村举行谈判，韩剑武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起义。
韩团二营八连，原是我党领导的一支队伍，因统战工作的需要留在该团被编为八连，后成为我党策动该团起义的基地。
副团长兼特务营营长张建生，系黄埔军校毕业生。1940年被厉文礼派到韩团，监视韩寿臣的行动。张思想极为反动，曾多次对韩施加压力，阻止韩寿臣与我军接触，并在韩团内部打击我地下党员。韩团起义时，他跑到胶东，投奔了蔡晋康部。
我党派人潜入韩寿臣队伍积极策反
我党派遣的张俊千、刘善新、张永烈、张永熙、张守仁、刘美文、张永勋、刘冠三、李振生、李星三等人，利用韩团扩充队伍之机，先后打入该团。他们一方面运用张竹坡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在部队中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激发广大士兵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另一方面，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渗入到韩团各级领导层中，逐步掌握了部分领导权。
1939年4月，为加强对韩团内部党的领导，中共安丘县委根据鲁中区党委的指示，在韩团内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在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支部在官兵中先后发展了李保民、李星三、刘贯卿、刘学武等三十多名党员，为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做了不懈的努力。后来，由于环境变化，少数同志撤离了韩团，大部分同志继续隐蔽下来。
1943年，根据地党组织把开展敌战区的工作列入重要位置。鲁中四军分区制定了“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并根据厉部派系斗争的实际，提出了“打击胡鼎三，争取韩寿臣”的策略。先后数次派人与韩寿臣及其代表谈判，阐明我党政策，使韩寿臣对我党的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
1943年底，我四军分区一团团长李福泽利用同韩寿臣是老相识的关系，捎信劝他弃暗投明，迅速站到抗日阵营中来，为国立功。在信中，李福泽还列举了鲁南反动头子荣子桓、惯匪刘桂棠全部被歼的事实，告诫韩寿臣：“识时务者为俊杰，谁要与人民为敌，只能被八路军的铁拳砸得粉碎。”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促使韩团起义，发挥了重大作用。
巧妙设计拉来特务营
1945年6月5日，我鲁中八路军发起讨伐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厉文礼的战役。讨厉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厉文礼部所属第十团团长韩寿臣看到连装备最强的胡鼎三特务团都被打垮，下定起义决心。6月22日，韩寿臣率部起义，同时迫使胡鼎三部特务营长张立三率部起义。起义官兵共达1800余人。经过整顿，韩部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四旅。这是继独立第一、二、三旅之后，山东又新生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这次起义，是中共党组织长期统战工作的胜利，进一步宣告了国民党投降派“曲线救国”政策的破产，给日寇“以华治华”阴谋以沉重打击。
打垮厉文礼精兵让韩寿臣下定反正决心
1945年6月5日，我鲁中八路军发起讨伐厉文礼战役。鲁中军区第一、二、四、十一、十二团及九团一个营和地方武装一部，在万余民兵和人民群众支援下，仅用三天，攻克厉文礼总部驻地夏坡村，同时攻克偕户、土山、泉子崖、辉曲、高家庄子、团山子、平原、凌河等16个敌伪据点。夏坡守敌、伪鲁东和平建国军指挥胡鼎三率残部溃逃，厉文礼部损失惨重，讨厉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在讨厉战役前，我军曾派张俊千与韩寿臣进行了谈判，希望韩能在讨厉战役中率部起义。当时韩寿臣以为厉文礼力量大，我军难以取胜，而犹豫不定。张俊千说：“如果我军打下厉部西线，取得讨厉战役胜利，你是否起义？”韩说：“愿意在那时起义。”最后约定，在我军攻打厉部时，韩不给援助，我军打下厉伪西线时，他立即起义。讨厉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韩寿臣看到连装备最强的胡鼎三特务团都被我军打垮，他考虑到自己及全体官兵的生存和出路，才下定起义决心。
韩寿臣设计拉来张立三特务营一块起义
起义前三天，我鲁中四军分区副政委李耀文、敌工科长兼昌潍办事处主任范筱文、敌工科干事张世祥、联络科长张俊千在安丘三区车戈庄小学的两间教室里与韩寿臣举行谈判。
谈判过程中，韩寿臣仍然顾虑重重，要求给三天的时间集中部队，并提出要我军把王子春的八团打掉，在对八团战役打响时宣布起义。李耀文副政委除进一步向韩阐明了我党对敌伪起义人员的政策外，并提出以下两条：一、起义部队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四旅，韩任旅长，部队编团编营；二、希望韩不要再迟疑不决，迟则生变，对自己不利。最后研究了韩团起义的具体措施，并决定在我军攻打厉部第十六团王子春部时，韩寿臣配合我军战斗，率全团起义。
1945年6月22日晚，我军向盘踞在石堆、河洼、王集、宋官疃等地的王子春部发起猛烈攻击。与此同时，我军派一个连插入王家古城子村韩寿臣的指挥部，策应韩寿臣起义。入夜，在预定的时间，韩寿臣召集营长开会，宣布起义，弃暗投明，布置了行动计划：部队立即分头准备，天亮前必须赶到解放区官庄村，各营、连如有不愿起义者，悉听自便。会后，韩寿臣打电话给驻在西古城子村的胡鼎三特务团特务营营长张立三(因韩的行动引起胡鼎三的怀疑，便派特务营驻扎西古城子村，监视韩的行动)，以研究如何解救王子春部为名，巧妙地将张立三约到韩的指挥部。我军代表向张交代了我党的政策，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和帮助，张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同意率部起义。
23日凌晨3点多，韩寿臣向全体官兵宣布起义，投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随后，部队立即出发，奔向解放区安丘县官庄村。我四军分区副政委李耀文在官庄村接见了韩寿臣。交谈中，韩寿臣说：“我还有三个营在后方(韩吉村一带)没有拉出来，怎么办？”李耀文问：“老太太(韩母)出来了没有？”韩说：“我已安排她们从安丘城里移到王封。”李说：“三个营是小事，四个营出来了，你出来了，这个旅就站住了，主要是老太太和你家属的安全。”韩寿臣听后十分感动。李耀文副政委当即命令张世祥带领一支小部队连夜赶到韩家王封村，将韩寿臣的家属全部接出来。
张世祥接到任务后，同韩团副团长马晋川一起，率十团特务连的一个排(排长刘福乾)前往。部队于黎明前赶到韩家王封村，在村里隐蔽起来。天亮时，马晋川先看望韩寿臣的母亲及其妻子，安排好晚上出走。随后，马又找到那三个营，将各营长叫到韩家王封村，由张世祥宣布韩寿臣已经起义。同时，他就我党的政策和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和解释，转达了韩对营长们的关切之意。三个营长一致表示愿意率部下弃暗投明。经商定，当晚下令行军，到达解放区后再宣布起义。三个营由张世祥等带领，于天亮前到达官庄村。韩寿臣向三个营的官兵宣布起义，说明留去自由，并经我军做工作，稳定了部队情绪。
至此，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第十团和胡鼎三团特务营张立三部全部起义，起义官兵共达1800余人，携带各种枪2000余支，战马300多匹及其他军用物资大宗。
韩部被编为山东独四旅
起义后，韩寿臣率部队到达解放区安丘县召忽村一带休整。1945年7月15日，在解放区沂水县官庄村隆重举行了授名宣誓典礼。当独四旅反正官兵穿着新发的军装进入会场时，受到了全场人员的热烈欢迎。鲁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在会上讲话指出：“今天是山东独立四旅诞生的一天，这是继独立第一、二、三旅之后，山东又新生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它再次表明王道、莫正民、张希贤、韩寿臣的出路是山东十几万伪军的出路。”山东军区代表、四军分区副政委李耀文宣读山东军区命令：授予该起义部队山东军区独立第四旅番号，任命韩寿臣为四旅旅长，王芳为政治部主任，张俊千为政治部副主任，韩顾三为参谋处长，张竹坡为秘书处长，冯永恩为供给处长，孙少华为卫生队长。四旅下辖十、十一两个团，韩剑武任十团团长，陈相林任十一团团长。韩寿臣率领全旅官兵宣读了誓词，表示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痛改前非，为人民立新功。
部队起义后，内部情绪有些动荡不安，发生过逃亡、军纪不整等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部队坏风气逐渐克服。连里新配了指导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连队都民主选举了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部队生活大为改善。为了改造旧部队，把原排、连以上旧军官集中成立了一个干部训练班，使部队脱离他们的影响，由我们的各级干部代替。经过整训，这支起义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8年春，安丘全境解放，韩寿臣调昌乐、潍县、安丘三县办事处工作。1949年调任杭州市劳改院院长，后改任浙江省劳动改造管理局副局长。1971年于杭州市病故，终年67岁。李树杰（安丘市委党史研究室）温桂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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