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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晚报人文潍坊总第116期－－他们曾经是新闻人
他们曾经是新闻人
2013年11月10日
11月8日是记者节，这是一个行业性节日，而且是采编人员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提起新闻记者，人们就会想到从事记者行业的人，地位很特殊，有“无冕之王”的美誉。但是记者的新闻采访权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它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
作为一名报人，总希望以一份社会责任、一份正义坚守、一份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去实现心底那“铁肩担道义”的神圣。潍坊境内自1912年即有报纸出版，至1990年，先后出刊比较正规的报纸有70多种。在这些报纸中，有石印、油印和铅印等多种。发行范围和份数也不尽相同，有的在一县之内发行，份数仅有千余份或几百份；有的在全国发行，发行量多的可达六七万乃至十几万份。
本期《人文潍坊》以“他们曾经是新闻人”为题，寻找了多位健在的潍坊老报人。众位老报人纷纷讲述他们当年从事新闻记者时，发生在自己及其团队中的故事。老报人的故事有辛酸，有喜悦，也有难以诉说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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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民:潍县解放前的老报人
在潍坊文史界,提起今年93岁的谭先民,业内人士无不竖起大拇指,那是泰斗级的老人。他从退休后开始从事文史研究,深挖尘封史料,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孜孜探寻,几十年的精心耕耘,为地方文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在潍县解放前,他曾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作为一名记者,他亲历了《统一日报》短短两年的历程；作为一名读者,他见证了潍县解放后第一份报纸《新潍坊报》出版的前前后后。
一波三折从教员转行干记者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第八军在潍县主办了一份报纸《统一日报》,谭先民在里面做记者,潍县解放前报纸停刊,他也随之结束了短暂的记者生涯。
谭先民介绍,1946年1月,国民党第八军在美国舰队的护送下,由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西行,进驻了潍县城。第八军政治部“鉴于本地久沦敌区,对我政府施政情况多有隔膜,现为传达政府功令及领导民众起见”,决定组办《统一日报》。关于报纸的命名,是因“抗战胜利以后,建国工作千头万绪,而先决条件厥为和平与统一……”故定名为《统一日报》,1946年2月7日,《统一日报》创刊。
谭先民当时是一名小学教员,在那个战乱年代,他在闲暇之余非常喜欢写稿子,由此与报社结缘。自己的第一篇见报稿件总是记得特别清楚,直到现在,谭先民还清楚记得自己的“处女作”,文章写的是一个不幸夭折的女孩,稿子投到了《统一日报》,被采用了。这让他很受鼓舞,写作的动力更加足了。
后来随着见报稿件的增多,谭先民引起了报社的注意。有一天,报社一位叫徐行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言谈之中想请他到报社工作。谭先民喜欢写稿,就欣然同意了对方的要求。为了不影响教学工作,他给教课的学校找了一个代课教师后,才辞了职。不想报到之后,报社又提出一个条件,在《统一日报》工作得参加军籍,挂军衔。
条件有些出乎谭先民的意料。他喜欢写作,却不愿意参加军队,于是第一次去报社就不了了之。他教课的小学校长听说后,又把他请了回去,让其继续干起了老本行。
1946年暑假,徐行又一次找到谭先民。告诉他说,经过研究,报社可以把他当作地方上聘用人员,不算军籍,来去自由。就这样,1946年秋天,谭先民来到了统一日报。先做副刊,不久让他做了记者。
潍县解放结束短暂记者生涯
《统一日报》是国民党军办的地方报纸,对国际新闻报导主张“中国应力谋生存之道,跻于列强之林”,对国内新闻则有鲜明的反共政治立场。同时,也曾表达过“宣达民隐,服务社会”的愿望,甚至还搞过“建设新潍县”征文活动。
谭先民负责的是地方新闻的采访,时常到潍县各个机关单位采访,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新闻记者“跑口”。关于军事报道,则由驻军参谋处提供。他在《统一日报》工作期间,报纸上曾报道了许多引起轰动的大事儿。像潍县人称“活阎王”的地方军阀秦三之死、潍县名士丁叔言之死的报道等均是轰动一时。秦三在地方上杀人如麻,当地百姓对其又恨又怕,最终被处决时,报纸上以《“活阎王”见阎王》为题进行了报道,题目生动活泼、言简意赅、望题明义,当地百姓闻之无不拍手称快。
更为轰动的是报纸上曾刊登的两封书信,国民党第八军来到潍县城后,1947年,中共胶东军区司令许世友曾给第八军军长李弥写了一封劝降信。像这样两军高层领导之间的通信联络,普通群众是不可能清楚的,但这封书信加上后来李弥的回信,却一齐刊登在了《统一日报》上,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
谭先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那天是1947年3月22日,这两封书信,一封是许世友的劝降信,另一封是李弥拒绝、表示反共到底的复信。两封书信在一版用整版的篇幅刊登,报社在发表以上两封信的同时,还加了相当于现在报纸上常见的编者按的“编者识”,点明此举的意义:“不独希望该匪军从速悬崖勒马,且望阖军民体恤李军长忠党爱国忧时恤民之心。”说得倒是冠冕堂皇,其实是借此捞取政治资本。这件新闻,在当时潍县城引起了轰动。
《统一日报》发行量不过2000份,沿胶济铁路在坊子、大圩河、朱刘店、昌乐、益都等地设有分销点,在潍县城关批发一部分给报童零售,订户是送报到门。
谭先民介绍,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解放军的进攻,铁路交通时常中断,报纸发行范围日益缩小。1948年4月2日,潍县战役打响后,《统一日报》发行范围逐步压缩。到4月中旬,城内极端慌乱,印好的报纸狼藉堆叠,无法发行。4月20日以后,只能用电台收抄重点新闻印发简讯,军事消息则由城防指挥部驻军的参谋处,直接送到报社。
潍县解放前几天,攻城炮火越来越猛,电台及印刷厂均已不能工作。解放前一天,报社院子里落起了炮弹,谭先民等报社工作人员已经无法工作,全部躲到院子里的地下室内。看到这个情况,报社负责人无奈地说,“算了吧,在这里很危险了,各人找个安全地方吧!”报社的工作人员一哄而散,谭先民回到了潍县老家。那一天的晚上,解放军攻破了潍县城,《统一日报》走完了自创刊到解散两年多的历程。
以读者身份见证新报纸发展
1948年4月27日,潍县解放。为宣传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和城市政策,并为待解放城市提供经验,中共华东局决定创刊《新潍坊报》。并从大众日报社等新闻单位和进城干部中抽调得力人员,组成新潍坊报社,为中共潍坊特别市委机关报。
谭先民介绍,《新潍坊报》出版用的还是当年《统一日报》印刷厂的设备。《统一日报》当年筹备时,印刷厂设在报社院内北面原“郭氏家庙”的五间大厅里,非常宽敞。印刷用的柴油机、平板印刷机、八面印刷机、铸字机、各种型号的字模等全部设备,均是由潍县“和记印刷局”调用的。
当时的潍县“和记印刷局”设备齐全,印刷精良,全省驰名。由于其开办人曾干过日伪潍县维持会长、县长、区长,日本投降后,“和记印刷局”被查封,部分设备为统一日报社使用。
潍坊特别市成立后,有关负责人又找回了原来的印刷厂工人,负责《新潍坊报》的印刷,这些印刷报纸多年的工人,非常熟悉印刷流程,为《新潍坊报》的快速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潍坊特别市成立的第四天,在原来统一日报社院内,一份崭新的报纸《新潍坊报》诞生了。
谭先民并没有到新报社去工作,随着《统一日报》的停刊,他也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以一名读者的身份见证了《新潍坊报》的发展过程。他介绍,《新潍坊报》的读者对象是工人、店员、知识青年、工商业者及街、乡以上的工作干部和市民。报纸要求以重要篇幅报道和刊登群众的活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决定政策与指导工作的重要依据。
《新潍坊报》的版面编排,创刊初期为四开两版,后又改为四开四版,同时为了充实版面内容,使之系统化、群众化,除了新闻版面外,又增加了文艺副刊,并且地方版和时事版都设有若干专栏,如地方版专栏包括批评与建议、社会服务、言论等,积极与群众互动,这些专栏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
在通讯报道方面,《新潍坊报》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新闻佳作。1948年5月13日四版发表了《一个女孩子的生命》,报道了潍城东北关保安街“义聚福”商号经理傅延龄的小孙女解放潍城时被解放军营救的经过,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通讯曾被几家报刊转载。
谭先民介绍,后来《新潍坊报》又从统一日报社的院内搬到向阳路的新地址。进入1949年,解放军已进入全面进攻阶段,一座座城市相继解放,急需大批新闻工作者参加新区开辟工作,加上潍坊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中共华东局决定撤销《新潍坊报》。1949年2月16日,这份出版不到一年的《新潍坊报》停刊,业务并入山东省《大众日报》。
在谭先民的记忆中,虽然《新潍坊报》停刊,但是从新潍坊报社走出去的那些编辑记者,后来很多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新闻人。
刘督宽:市委机关报的多面手
刘督宽,爱好写作,作风低调务实,在地方上没有什么正规报纸的时候,刘督宽一手将81块黑板报办得有声有色,采写了不少颇受好评的地方新闻。1958年,潍坊市委机关报《潍坊市报》创刊后,刘督宽被调往该报社做记者工作,从写稿子到摄影,刘督宽都游刃有余。后来,刘督宽还主办过《昌潍东方红》、《潍坊科技报》两份报纸,可以说,刘督宽一生都与报纸有着扯不断的联系。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然爱看报纸,并经常给各大报纸撰稿,细心的读者仍可以在报纸上寻觅到刘督宽精彩的文字。
81块黑板报办得有声有色
11月2日,记者前往刘督宽的家中,80岁的刘督宽告诉记者,他第一次接触的报纸,与我们现在传统意义上的报纸不一样,是那种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黑板报”。1949年,潍坊特别市撤销后,改为县级市,原来的《新潍坊报》也撤销了。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政府在主要街道上,设立了81块黑板报。1952年,刘督宽调到潍坊市中心文化馆工作,市委宣传部要他把81块黑板报的宣传工作管起来。
“当时的黑板报都是设置在热闹的街口,每星期更换一次内容,黑板报上的新闻都有篇幅限制,一篇在1200字左右。”刘督宽告诉记者,虽然黑板报并不会像现在的报纸一样发行,但是由于街头巷尾的市民都会前去观看,所以很受欢迎。
虽然黑板报上的新闻稿子篇幅不大,但是每一篇都是刘督宽亲自跑出来的,每篇都花费了不少的功夫。为了方便刘督宽采访,市委宣传部还为他开了一封拥有采访权利的公函,这在当时可是一份极大的荣耀。“当时年轻,拿着这封公函,满腔热情,一般都是走着采访,也不觉得累。”刘督宽笑着告诉记者。
在负责81块黑板报期间,刘督宽主要采写重要的会议消息,宣传社会上开展的各项运动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增产节约技术革命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模范人物。坊子发电厂劳模杨明銮抢修几十米高的烟筒和废旧发电机以提高电力供应的先进事迹；潍柴老工人石恩祜研究的球墨铸铁提高了生铁性能等事迹,都先后登在黑板报上,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舞作用。在宣传贯彻新《婚姻法》时期,刘督宽了解到东关安丘巷工作细致效果很好,经过一番细致的采访动员工作后,写成了一篇年轻寡妇在新婚姻法的感召下,冲破封建思想,做通了亲娘和婆婆的思想工作,争取到了幸福美满的婚姻自由的典型报道。通过街委会干部牵线搭桥,她与一名手艺人喜结良缘。
这篇原汁原味的“改嫁”故事,刊登在黑板报上后,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在广大妇女中反映更为强烈。刘督宽也因办黑板报,受到山东省委宣传部的表扬。
又编又写又拍是个多面手
办黑板报的那几年给刘督宽的新闻采访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也培养了他深入群众采访的作风。1958年,潍坊市委机关报《潍坊市报》创刊,刘督宽又被调到该报社,担任记者。在这里,刘督宽不仅仅单纯负责写稿子,编稿子,同时,还挑起了摄影的重担。
《潍坊市报》创刊当年,采编人员不多,除了一位常务副总编外,其余四个版面每版一个人,刘督宽分工编第三版财贸版和每周一期的白浪河副刊(占第四版的半个版面)。另外还担负着摄影报道的任务。当时,他用的相机是从敌伪物资中接收过来的一架旧的“蔡司”相机,3.5镜头,折叠镜箱,没有闪光灯。不论白天夜间,还是室内室外,只要任务所需,必须设法进行拍照。刘督宽曾向市里领导要求配备一架适用于新闻采访的好一点的相机,结果却遭到了批评。没办法,他只有自己努力学习提高摄影技术,不断总结经验,以应对摄影采访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为了节省人力,凡需要采访报道并摄影的任务,刘督宽都是文字摄影一肩挑。如地市委领导带领机关干部去河西乡(现在北关街道)参加平整大地畦田劳动,刘督宽既是劳动者,又是消息报道者,还是摄影者。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师哲来潍视察邓发西街(今东风西街)的清洁卫生工作,市委领导陪同,要求刘督宽写出高质量的文字报道,还要拍下好照片,刘督宽内心十分紧张,压力很大,市委书记不断督促他记下师哲书记听汇报时说的每一句话。汇报时的房间很小,光线不足,转来转去,刘督宽总感到拍不出最合适的镜头。幸亏师哲书记临走时,站在房间门前阳光下,与街办陈德馨主任握手话别,他这才抢拍了一张清晰完整的照片,完成了此次任务。
爬上高炉炉顶拍炼铁照片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工农业生产都争取放高产卫星,团市委组织的市青年突击队,在樱桃园公社深翻土地,建立小麦高产试验田。他们分段开沟,深翻两米,光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刘督宽前去摄影采访,只能站在刚翻出来的新土上选择拍摄角度。新土松软,一站就埋住双腿,还常常从松动的土上滑落摔到沟里,弄得灰头土脸。刘督宽爬上沟来,继续拍摄。
“有一年国庆节期间,庆祝全市人民公社化大会在东关南门外体育场(今风筝广场)举行,我负责大会摄影,那次摄影的经历也让我十分难忘,”刘督宽说,当时大会的时间是晚上,广场上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没有闪光灯的照相机根本无法拍摄晚上的镜头,于是,他只好把放鞭炮的人调到主席台前,借用鞭炮的光亮,拍下了主席台附近的场景,鞭炮的硝烟还增添了画面的热烈气氛。
当时市委市政府还开辟了东西两大炼铁基地,东工地在今天潍坊市拖拉机厂附近,西工地在今钢厂附近。各工厂就近在两大工地上设立自己的炼铁点。几十座高炉拔地而起,烟筒林立,夜晚红光映天,是全市最火热的地方。东工地有地委书记亲自抓的一个点:穆桂英小组。这一组年轻的姑娘负责一只高炉,进料、加炭、出铁全由她们管理操作。女工们肩扛一筐二三十斤的矿石或者焦炭,爬上三米高的炉顶,迎着炉中冒出的闪闪火苗,冒着四五十度的高温,把矿石或者焦炭投进炉膛。这真是感人的场景,应当拍照下来。但是在一只炉上是找不到拍摄角度的,几经挪移观察,最后,刘督宽只好在另一只炉顶上,才完整的拍下了年轻女工冒火投料的动人画面。
国庆节前,市委决定各钢铁工地放最后一批高产卫星,全面完成当年的高铁生产任务。报社决定再出一期号外,刘督宽负责蹲两工地写综合报道。完成当年钢铁任务后,即转入正常生产,工地上就不可能再这样热闹了。刘督宽抓紧时间,利用定点转身连续拍摄再拼接的方法,用那架“蔡司”相机,拍下了两工地几十只高炉基本都林立的全景,后被山东画报选用了。
由于刘督宽拍照写稿都十分认真,所以他的照片和文稿,经常被上级报刊采用,尤其是新闻摄影作品,先后被新华社、人民中国、工人日报、山东画报、大众日报采用,当时他很有成就感。
1958年10月,刘督宽被借调到潍坊市《露天煤矿报》任总编,1967年,刘督宽被借调到《昌潍东方红》报社,1993年,刘督宽被聘为《潍坊科技报》副总编。可以说,在刘督宽的一生中,与报纸有着不解之缘。
如今,80岁的刘督宽仍然爱看报纸,并时常应一些媒体的约稿,写一些文章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每次发表的文章,刘督宽都会细心地收集起来。临别的时候,刘督宽拿出当年在《潍坊市报》的老照片,挨个向记者介绍,感慨道:“当年我们一起办报的人,如今在世的已经不多了,以后的报纸,就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好好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
李仁廉:带铺盖卷采访的岁月
自小在农村长大的李仁廉,有着农民儿子特有的吃苦精神与稳扎稳打作风,在《安丘大众》《昌潍大众》担任记者期间,李仁廉深入基层,经常骑着辆自行车带着铺盖卷儿就前往一百里远的地方采访。如今,回想起那段四处采访的日子,李仁廉仍然记忆犹新。作为早期的一名老报人,李仁廉对如今潍坊的报纸充满期待。11月1日,记者前往李仁廉家中,听他讲述了那段在艰苦岁月里以做记者为乐的故事。
腹有诗书的青年当上了记者
今年78岁的李仁廉出生在安丘一个农村家庭,在那个很少有孩子上学的年代,李仁廉7岁的时候,便在父母的支持下前往学堂念书。念书时期,李仁廉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是班里最用功的学生之一,每天最大的乐趣便是读书。
等到李仁廉17岁高小毕业的时候,便被分配到当时的安丘县新华书店,负责图书宣传的工作,这份工作一干便是四年。在这四年里,李仁廉看了许许多多的书,有国内的,有海外的,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现在回想起来,李仁廉告诉记者,正是这四年的书店工作,为他以后从事新闻行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
“那个时候,书店每进一批书,打开包后第一个读者就是我,读书就是我的工作。”李仁廉笑着说,当时每批新书来了,他都废寝忘食看得如痴如醉。看完书后,李仁廉负责写出《图书简介》,印发宣传材料,将图书信息登广告牌。“因为这个原因,必须得认真看书,所幸读书是我的爱好,所以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李仁廉告诉记者。
1956年,李仁廉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他的心情格外激动,当晚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小诗:久有入党意,今日终变实,决心跟党走,至死志不移。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57年,安丘县委成立安丘大众报社后,李仁廉被调到那里当记者。
李仁廉笑呵呵地告诉记者:“那会儿我们做记者,条件可不比你们现在,出去采访都要自己打着铺盖卷的。”原来,当年记者外出采访时,采访部门一般不接待,记者只能在农民老乡家里打地铺或者县招待所的空床上凑合一晚。那时候,每个地方一般都没有多余的铺盖,于是,李仁廉每次遇到需要过夜的新闻采访,便得自己大包小包打着铺盖前往。
一开始的时候,李仁廉都要将枕头、被子、褥子一起打包,又沉又麻烦。在外采访过夜的次数多了,李仁廉自己发明出了一个“小窍门”,那就是怎么简便怎么收拾。“为了方便,我干脆弄了个充气枕头,睡觉的时候充上气,平时放了气随身携带,很方便。”除了枕头以外,李仁廉干脆将被子和床单、褥子缝起来,自己发明了一个“被褥卷”,每次睡觉的时候,只要将这个“被褥卷”一打开,便又有被子又有褥子了。“有了被褥卷,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铺了褥子还要铺床单,太麻烦。”谈起以前的经历,李仁廉记忆犹新。
骑行一百多里地后下乡采访
李仁廉告诉记者,当时外出采访没有什么像样的交通工具,大部分都是靠双腿走着来走着回。后来,安丘县委有了一辆公用的“国防”牌自行车,这在当时可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于是,当遇到比较远的采访时,李仁廉便会骑着这辆自行车前去。
对待这个心爱的座驾,李仁廉分外呵护。“遇到水的时候,不舍得让自行车沾了水,我都是扛着自行车,遇到一些有点难走的路,我也不舍得骑自行车,生怕把自行车糟蹋了。”李仁廉告诉记者。
自行车在许多采访中出了大力,李仁廉回忆道,有一次他前往安丘一个小麦生产基地采访麦收进度,整整100多里地,骑了好几个小时才到。采访完后,连夜在老乡的炕上写完了稿子,天一亮便又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单位。“要是没有那辆自行车,真不知道怎么完成那个采访。”李仁廉说。
1959年,李仁廉被选调到昌潍大众报社担任驻昌乐县记者,当时报社给驻县记者的任务是每月七篇见报稿件,一篇“内参”材料,同时还要辅导农民通讯员写稿子一篇。这种机制促使记者十分紧张忙碌,通常情况下,都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子,有些特别急的稿子采取电传的办法发给报社编辑部。“那个时候,经常晚上12点以后能睡觉,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儿。”李仁廉说。
李仁廉至今仍清晰的记得,1960年秋季,他前往乔官、鄌郚等公社采访农民抢收抢种的新闻,等采访完的时候,就已经晚上了。连饭也没顾上吃,便连夜写稿子,不知不觉写到12点,又连夜将稿件电传到编辑部。等到第二天,报纸上便大篇幅刊发了这篇文章,并且被评为了“红旗稿”。“当时红旗稿是每个季度评一次,能评上是很大的荣誉,虽然当时很辛苦,但是感觉一切都值得。”
开荒种地填饱肚子的苦日子
在《昌潍大众》做驻县记者的时候,正值自然灾害时期,人人都吃不饱穿不暖。1960年,上级明确指出,允许机关干部到农村开荒种地,搞生产自救。当时县委照顾他,送了他一部分胡萝卜,他埋在办公室前面,用砂锅煮着吃。但是,吃饱还是非常困难。于是,李仁廉夫妻二人前往方山林场开荒种绿豆、地瓜。
上山开荒可是个体力活,先要消除杂草,挖掉石头,整好地,李仁廉记得很清楚,当时自己用一斤的粮票到粮管所换了一斤的绿豆种子。由于天气干旱,所以他俩推着小推车往山顶上送水,累得满头大汗,呼哧呼哧喘气。“即便如此,待到秋后收了半袋子绿豆后,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吃着比现在的八宝粥还好。”李仁廉说。
李仁廉告诉记者,在《昌潍大众》担任记者期间,正是他最艰苦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不说,还遇上了自然灾害。即便如此,由于从事了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所以他仍然苦中有乐,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
《昌潍大众》停刊后,李仁廉一直在党政机关负责宣传工作,直至退休。如今,已经78岁的他,每天仍然要拿出固定的时间看报纸。“现在生活好了,工作条件好了,你们更要好好从事新闻工作,干好记者,把咱们潍坊本地的报纸越办越好。”临走前,李仁廉对着记者殷殷嘱咐道。
吕田:挑灯夜战写稿的日子
说起潍坊的老报人,不得不提当年《昌潍大众》第一副总编吕田。吕田今年89岁,出生于烟台海阳。自年轻时,吕田便从事宣传工作,曾在《新潍坊报》上发表了30多篇稿件,是当时潍坊新闻界响当当的一支“笔杆子”。1961年,吕田担任《昌潍大众》第一副总编期间,改革版面,扩大报社规模,给整个《昌潍大众》带来了一番新气象,更令人欣喜的是,《昌潍大众》有了那个年代十分罕见的广告,虽然广告收入不多,但是却足以证明《昌潍大众》的报纸影响力。11月3日,记者前往吕田的家中看到,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读报剪报。
一个小有名气的宣传科长
今年89岁的吕田是烟台海阳人,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日寇投降后,吕田在烟台市青年联合会工作。1947年,国民党进攻吕田的家乡烟台,烟台200多名干部西下接受到大城市锻炼,吕田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个时候,吕田西下来到潍坊工作,担任当时的坊子区委宣传部干事,后任宣传科科长。
“说是科长,但是宣传科总共就俩人,所有事情基本上我都得自己干。”吕田告诉记者,身为宣传科长,首要的任务自然就是宣传好坊子,这样给各大报纸投稿自然不可缺少。“那时候潍坊当地的报纸叫《新潍坊报》,是一份反映解放后潍坊新面貌的报纸,也是当时潍坊唯一一份报纸。”吕田说,他经常把坊子的大小事迹写成稿子投给《新潍坊报》。
首次接触报纸的吕田虽然之前很少写稿子,但是很快便上手了,将稿子写得有模有样,曾在《新潍坊报》上发表过30多篇稿件,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在写稿子的同时,吕田还跟当时《新潍坊报》的记者关系搞得非常融洽。“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新潍坊报》的记者叫王民生,我们很熟悉,经常让他去坊子采访写稿子。”吕田回忆道。
经常下乡写稿子的副总编
此后几年,吕田历任坊子区委副书记(分管宣传)、昌潍地委党校校长、昌潍人民出版社社长等职务,大多数职务都是和文字宣传工作有关,经过锻炼,吕田成为了当时新闻界响当当的一支“笔杆子”。
1961年,吕田被调往《昌潍大众》担任第一副总编的职务。《昌潍大众》是当时的中共昌潍地委机关报。1958年12月24日出版试刊号,4开4版,3日刊。1959年1月1日正式出版创刊号。编辑部初期设在地委机关内,1960年3月26日迁至郭宅街48号(今34号)院内。
最初的《昌潍大众》为三日刊,为了适应形势,昌潍地委决定将报纸改为日刊,对报社人数也有扩充。任务多了压力自然变大,吕田身为第一副总编在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在稿件质量上严格把关,在人员素质上加强了培训锻炼。一时,《昌潍大众》不论是从报刊质量还是从报社规模上,都有了一番“新气象”。
吕田担任第一副总编的职务,主要统筹报社的大政方针政策。但是,吕田却事必躬亲,经常亲自下乡采访写稿子。由于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大部分时候吕田都是走着去采访。当记者问及走着采访累不累时,吕田说:“那时候都是那样,不觉得怎么着。”
步行采访的时候,能走一些平缓路还算好,有时候不得不走一些崎岖的山路,就比较折磨人了。“那个时候,博山、临朐等山区都属于昌潍辖区,每次到这些山区采访,都要走着爬山上坡的。”吕田说,每次到山区走着采访,回来后腿都会疼好几天。
吕田回忆道,他曾经去过当时的益都(今青州)弥河公社采访,当时他从《昌潍大众》办公室走着去了潍坊火车站,坐上去益都的火车后,又走着到了益都县委县政府,最后又从县委县政府走着到了弥河公社。光这一路,走了就有几十里地。“去的时候走着,回来的时候也得这样走回来。一般采访完,就得加班加点写稿子,12点以前是肯定睡不着觉的。”吕田说。
吕田记得,这篇题目为《弥合人民公社优越性》的长篇通讯报道,除了第二天便在《昌潍大众》上刊登以外,还被省委内部刊物《山东写作》转发。
报纸办出影响力引来广告
在那个年代,报纸上登广告是一件稀罕事儿,大部分报纸上找不出一丝广告的身影。吕田刚来《昌潍大众》时,报纸上从没登过广告,整份报纸全部由新闻组成。“当时特别羡慕那些有广告的报纸,起码这是对一份报纸影响力的肯定。”吕田回忆道,《昌潍大众》办报初期入不敷出,1959年7月后,实行“以厂养报”,将承印厂潍坊印刷厂移交给报社,更名为《昌潍大众》报社印刷厂。《昌潍大众》报社每年都是靠印刷厂所得的利润,来维持日常的开支。所以,能拉广告缓解一下拮据的经济状况是吕田心中的一个愿望。
让吕田惊喜的是,不久后,《昌潍大众》便也有了自己的广告。吕田清晰的记得,第一份广告是潍坊城区东关大众剧院投放的一个“影讯介绍”,篇幅并不是很大,在报纸的下半截位置上。但是,这份广告的刊发,对整个报社来说却是个大事儿,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如今,吕田早已回忆不起这份广告收入了多少钱,只记得非常少。此后,其它广告也陆陆续续开始在《昌潍大众》上刊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昌潍大众》在当时颇受老百姓欢迎。“当时省委宣传部开会还表扬《昌潍大众》了,说是这在地方的报纸中做的是很不错的一份。”吕田欣慰地说。
《昌潍大众》1963年停刊后,吕田便没有再从事与报纸有关的工作。但是,这段办报纸的经历,却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已经89岁的他,每天最大的休闲活动便是看报纸,吕田告诉记者,他每天至少拿出半天的时间用来读报纸。
除了读报以外,吕田还养成了一个剪报的习惯,看到比较好的文字,吕田便会剪下来,贴到自己的剪报本子上。这本剪报本子上,有着各种关于时政、评论、经济以及养生方面的知识,有的纸张已经开始泛黄,看得出来已经有不少年头。
对于现在的报纸,吕田说:“现在的报纸越办越好了,版式内容比我们那时候丰富多了。”同时,他对现在的报纸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建议:“感觉如今报纸上广告有点多,有的稿子里面俏皮话太多,显得整个文章不庄重。”吕田告诉记者。
曲芳洲:为报社选材的“伯乐”
对来自烟台栖霞的曲芳洲来说,潍坊便是他的“第二故乡”,因为自他年轻时至今,便一直在潍坊工作生活。作为早期一名有代表性的报人,曲芳洲曾在《高密县报》、《昌潍大众》等党政机关报工作,工作期间,他不仅仅精于报纸业务,而且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培养出了一批有能力的新闻业务人员。同时,他还在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报社员工,得到了报社员工的尊敬。如今,已经88岁高龄的曲芳洲,已经把看报纸当成一天当中最大的乐趣,一天不看报纸的话,连吃饭他都吃不香。11月2日,记者来到曲芳洲的家中,听这位八旬老人讲述了他对报纸的深厚感情。
随遇而安,扎根潍坊干事
今年88岁的曲芳洲是烟台栖霞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是曲芳洲身体仍然十分硬朗。曲芳洲告诉记者,他从小学习就十分刻苦,在班级里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42年,曲芳洲被推荐到栖霞当地的学校教书,此后的七年时间里,曲芳洲一直在三尺讲台上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老师的工作,让曲芳洲不仅能够教育学生,同时也能不断丰富增长自己的知识。1949年,曲芳洲被分配到当时的滨北地区(现属潍坊)工作,这也是曲芳洲第一次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潍坊。曲芳洲告诉记者,当时与他同一批的人员中,有的被分配到青岛,有的被分配到烟台老家,还有的就像他一样被分配到了百废待兴的潍坊。“当时,不同的分配差别特别大,那时候有句俗话是这样说:去青岛的蹦跶着走,去烟台的笑着走,去潍坊的哭着走。”由于潍坊刚刚解放,各方面都不完善,所以有很多同事都不愿意前往潍坊工作。
与别人不同,年轻的曲芳洲却愿意到条件相对艰苦的潍坊锻炼一番。兴致勃勃来到潍坊后,曲芳洲便深深爱上了潍坊这片土地。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潍坊成为了曲芳洲的“第二故乡”。
知人善任,挑出出色记者
1958年,当时的高密县委成立了一份县委机关报《高密县报》,曲芳洲被调往《高密县报》担任副总编一职,这也是曲芳洲首次接触报纸行业。曲芳洲回忆道:“《高密县报》是高密解放后的第一份报纸,一共有七八个人,人手并不算多。”
虽然只有七八个人办报纸,但是当年的《高密县报》在同期的各县级报纸中,办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初次接触报纸的曲芳洲,工作起来十分认真。“那时候正逢大跃进时期,白天我们下乡选拔先进单位和典型材料,晚上加班写稿子,经常一写一个通宵。”曲芳洲说,那时候自己经常打夜班写稿子。
正在《高密县报》逐渐走上正轨之际,根据上级要求,县级报纸全部撤销,1959年秋,《高密县报》停刊。对此,曲芳洲感到十分可惜,好几天心里都不是个滋味。“那时候刚刚感觉到好不容易办起报纸来了,连准备成立的党支部名单都确定好了,突然停办了,心里很难受。”如今,谈起《高密县报》,曲芳洲仍然充满了感情。
1959年,《昌潍大众》创刊,曲芳洲被调往《昌潍大众》,担任编辑部办事组组长一职(后为编委、总编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与各县级记者对接。曲芳洲告诉记者,当时《昌潍大众》在潍坊的每个县都有一名驻县记者,这些记者很多都是他亲自挑选的。“当时我挑选记者的标准主要是思想活跃,政治可靠,文字基础强。”
曲芳洲在挑选记者的时候,经常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曲芳洲说,当时《高密县报》印刷厂的一名员工责任心强,在与曲芳洲偶然接触几次后,便为曲芳洲提供了好几次新闻线索。于是,曲芳洲便感觉该员工虽然学历不高,但是新闻敏感较强。在之后的接触中,经过曲芳洲的有意观察发现,这名员工做事认真仔细,自己的工作很少出错。于是,曲芳洲便破格选拔该员工成为了《昌潍大众》驻高密县记者。而之后的工作也显示,该员工在记者位上干的非常不错,这让曲芳洲非常欣慰。
雪中送炭,同事感恩至今
《昌潍大众》办报期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所有的物资都是国家计划供应,吃饭要靠粮票,买糖要靠糖票,做衣服要有布票,总之,什么东西基本上都要有票,没有的话,即便有钱也买不到。
1960年的冬天特别冷,曲芳洲每个月能分到二三百斤煤票取暖。当时,曲芳洲已经上有老下有小,这些煤票勉强够用。但是,当时《昌潍大众》的一名员工,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所发的煤票不够整个家庭使用,一家人经常在寒冬里冻得瑟瑟发抖。曲芳洲在了解情况后,私下里将自己的部分煤票送给了这名员工。“当时给他的时候,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让他安心工作,别总担心家里。但是直到今天,那名员工见了我总是拉着我的手感谢我。”曲芳洲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一次馈赠,却带给了这名员工难以忘怀的温暖。
由于《昌潍大众》夜班办公室经常有员工值班,一值班最早也得到凌晨,许多员工一到那个时候便已经饥肠辘辘,了解到这件事后,曲芳洲向报社提议,为值夜班的员工准备一顿夜餐。“那个时候,很多员工值夜班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吃一顿夜餐,虽然不是多好的饭菜,但是他们都吃得非常香甜。”曲芳洲说。
1963年,《昌潍大众》停刊后,曲芳洲便开始在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但是,早年的办报经历却让他对报纸有着特殊的感情。近年,曲芳洲离休在家后,每天最大的乐趣便是翻阅各类报纸,曲芳洲告诉记者,他每天都会拿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看报纸,一天不看报纸的话,饭菜也吃不下去。
在曲芳洲的书桌上,有一大摞厚厚的潍坊晚报《人文潍坊》,按照时间先后被整整齐齐的排了起来。曲芳洲说,这是他最爱看的报纸,每一期的《人文潍坊》对他来说都是珍贵的文史资料,每篇文章都要反复阅读好几遍才过瘾。“希望《潍坊晚报》能继续把《人文潍坊》这个副刊做大做好,这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一份刊物。”曲芳洲说。
除了爱看《人文潍坊》,曲芳洲还爱看《潍坊晚报》每一期的A2评论版,曲芳洲说,这个评论版的文章非常开阔眼界,很多不懂的问题看了之后便能顿悟。“与我们当年办的报纸相比,潍坊现在的报纸是越做越好了。希望现在的报纸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越来越有深度。”曲芳洲对潍坊目前的报纸表达了自己的希望。
B3-B7版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楠
刘成湘:给报纸“点睛”的美编
刘成湘,1938年出生于潍县城南(今潍坊市坊子区),系第三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首届潍坊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自小热爱美术,小小年纪便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在他20岁的时候,就是《胶南大众》报的美术编辑,后来他被调到《青岛日报》当美术编辑,这为刘成湘的编辑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他回到家乡潍坊办报纸,在《昌潍大众》报任美术编辑,在他的精心编排下,《昌潍大众》版面活泼了不少。11月1日,记者前往刘成湘的家中,倾听了这位76岁老人与报纸的传奇故事。
梦想成为编辑的绘画爱好者
刘成湘自小便热爱绘画,一有时间便练习画画,念小学的时候,刘成湘是学生里面画画最好的,于是,他便当仁不让的担任起班级和学校的宣传画工作。在那个时候,刘成湘开始有机会接触大量报刊,看到报纸上发表的绘画作品,刘成湘非常羡慕,并且偷偷地开始四处投稿。
刚开始投稿的时候,刘成湘收到了大量的退稿信,有时候也夹带着编辑们热情的鼓励。这些回信,有来自《人民日报》的,也有来自地方报刊的。彼时,在刘成湘心目中,编辑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于是,能成为一名编辑成为刘成湘的梦想。“谁也没想到,多年后,这个梦想居然成真了。”刘成湘感慨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知道投了多少次稿均无果后,1952年冬天,《山东青年报》发表了刘成湘的素描作品《第一天》。当刘成湘见到这张报纸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二版中间那块香烟盒大小的地方,发表的正是自己的木炭笔素描画。
伴随着令人振奋的开始,此后,很多报刊都相继发表了刘成湘的作品。1953年,当时全国的权威性刊物《连环画报》发表了刘成湘的连环画《放学路上》。说起《放学路上》,至今刘成湘都能清晰记得连环画的情节:“这幅连环画情节很简单,就是描绘两个小学生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条小河,他们想办法帮助老大娘过河的故事。”然而,随着这套连环画的发表,刘成湘引起了地市两级文化部门的重视,后来保送他到山东省艺术学校学习美术。
年纪轻轻挑大梁带来新风尚
1958年初夏,刘成湘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胶南大众》报社工作。由于刘成湘自小就跟报社打交道,发表了不少作品,也经常得到编辑们的教诲,所以,能成为一名美术编辑是刘成湘多年的梦想。在刘成湘20岁的这一年,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由于业务出色,1959年夏天,刘成湘被调到《青岛日报》工作,工作后,刘成湘的作品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读者很快就对“刘成湘”这个名字熟悉起来。但是,在青岛的日子是短暂的,由于家中的一些变故,1961年春,刘成湘回到了家乡潍坊,在《昌潍大众》工作,谈起这段往事,刘成湘记忆犹新。“那时候潍坊还并不是很繁华,但是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一切都那么熟悉,那种感觉像久别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一样开心。”刘成湘说。
到了《昌潍大众》后,刘成湘才发现自己在业务人员里面是年龄最小的。“当时我只有23岁,整个报社只有一个传达员年龄比我小,但是在业务人员当中我是最小的。”刘成湘介绍,虽然他年龄小,但是由于绘画基础好,又先后在《胶南大众》和《青岛日报》得到过锻炼,所以,年纪轻轻的他便能“挑大梁”。
由于原来报社没有美术编辑,所以美术方面的稿件很稀缺。刘成湘把带来的作品陆续在报纸上发表,作为填补,每期也画一些题图和插图。一时,版面活泼了不少,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认可。
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昌潍大众》报社领导把刘成湘派往北京学习。在北京的日子里,让刘成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往著名国画家郭味蕖家中拜访,并为《昌潍大众》求得了郭味蕖的一幅画作。
“当时郭味蕖住在一个典型的北京小胡同里,院子里种了不少花卉,屋内的摆设完全保留了潍坊的特点,一进屋就给我了一种亲切的感觉。”刘成湘回忆道,郭味蕖对刘成湘的来访非常热情,拉着刘成湘的手问这儿问那儿。“郭味蕖告诉我,咱们潍坊的空气特别好,早上的太阳特别红,回家后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发现果真如此,这说明一个画家观察生活是多么的细致。”刘成湘说。
从艺术的见解到北京的名胜古迹,两个人整整聊了3个小时。临别的时候,刘成湘请郭味蕖为老家的报纸画幅画,好在国庆画刊上发表,郭味蕖一听便欣然同意。“郭味蕖从画案上找了一幅四尺斗方的牡丹,我为他研墨,他老人家想了想,在上面题了词交给我。”时隔多年,刘成湘回忆起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四十余年没离开美术老本行
在《昌潍大众》工作期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计划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的,生活十分困难,大家只有早睡晚起来减轻饥饿感。但是,刘成湘却没有办法早睡,因为身为美术编辑,有着一项特殊的任务值夜班,每次值夜班的时候,都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休息。“那个时候根本吃不饱,别人都是早早睡觉,睡着了便不觉得饿了,但是我不行啊,我得坚持值夜班,那种一边饿着肚子一边值夜班的滋味太难受了。”刘成湘说。
后来经过报社领导决定,每个值夜班的员工能有一顿“加班餐”。说起这顿加班餐,也只是简单的一碗青菜和二两半粮食,但是对刘成湘来说却是分外珍贵。“肚子正饿的时候,能有一顿这样的加班餐,吃着分外香。”至今,刘成湘都难以忘怀深夜里那顿“加班餐”的香味。
当时报社规定,晚上值了夜班,第二天上午可以休息。但是,刘成湘从来没有休息过,反而利用这段时间搞了不少版画,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如《拾麦穗的小姑娘》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这幅作品又参加了山东美术作品展览。
1963年春,根据上级要求,地区一级不再办报,《昌潍大众》报停办了。刘成湘被分配到文化单位负责组织辅导全地区的美术工作,期间很长时间是搞美展、办展览。1979年又调到山东人民出版社潍坊分社当美术编辑,负责为省出版社组织和编辑年画和连环画册的稿件,在这期间,他画了十本长篇连环画册,其中《科学与魔术师》被评为全省优秀连环画,而后参加了全国连环画展览。1984年山东科技出版社《农家生活》杂志编辑部移到潍坊,杂志交给潍坊分社编辑后,刘成湘任编辑部副主任兼美术编辑,直到成立《农家生活》杂志社,他又任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仍然兼任美术编辑,直至退休。
在采访结束时,刘成湘告诉记者:“我工作了四十余年,干过三家报社的美编,也做过几年文化工作,后来又办刊物,但都没离开美术这一行,但是,在《昌潍大众》的日子却是一段让我毕生难忘的时光。能在自己的家乡办报纸,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啊!”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潍坊日报》和《潍坊晚报》办得不错,每天我都要从网上浏览一下数字报,很有时代气息,版面文图并茂,生动活泼,希望这两份报纸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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