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72期--陈干
民主革命先驱陈干
2012年12月10日
陈干1881年生于昌邑龙池镇白塔村，在国家危亡时刻，他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为创建民主共和而奔走呼号；他创办八旗学堂和震旦公学宣传革命，向学生灌输救国思想；他在青岛参与“鲁案”接收过程中，表现杰出，被誉为“鲁案砥柱”。陈干生于乱世，搏于乱世，也以悲剧终于乱世。他的一生短暂，革命生涯只有25年，他鞠躬尽瘁，功勋卓著，他的爱国、奋斗、献身精神，亦堪称后人的楷模。
封面照片：1916年陈干升陆军中将，胸前配戴颁发的文虎勋章。
..................................................................................................
立志报国,赴京城加入毅军
陈干出生时,正是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陈干的祖辈死于壬午之难者,在祖谱上有记载的就有23人之多,因而陈干从小产生对满清入侵者的痛恨。1902年春,陈干告别了父母兄弟妻子,离开了家乡,只身来到京城,投奔了清军将领宋庆的毅军。陈干向《京话日报》投了两篇文章揭露军内的腐败,受到长官申斥,离开军队。
满腔家仇国恨 立下复仇大志
陈干,字明侯,1881年12月10日(农历十月二十二)出生于山东昌邑龙池镇白塔村,当时正是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昌邑北临渤海,西面与潍坊接壤,潍河贯穿南北。因临近海滨,土地盐碱性高,农作物不丰。加上气候不调,春旱秋涝,潍河又常泛滥,淹没田庄冲毁房舍。清廷无心治理灾害,人民生活相当困苦,青壮年多去东北谋生,俗称“闯关东”。
陈干之父,名述考,字稚聪(1838-1911),享年73岁。述考公生性耿介,与俗寡合,但事亲极孝,壮年时曾去南京经商,由于思亲思乡甚烈,不久就返回故里,澹泊自甘,靠劳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五十年如一日。述考公先订亲王氏,不幸还不待过门,她就患病早逝,后娶李氏。婚后先得一个女儿,述考公43岁(1881)方得子干,李氏时年33岁。晚年得子非常珍爱,他们用尽心力对其进行教育。
陈干是陈氏家族第十八世孙。始祖陈得甫,原居四川成都南关,明洪武二年(1369)因服军职,来到山东昌邑落户。昌邑是春秋齐国名城,民风纯朴,人杰地灵。陈干写道:“先人多奋志典籍,研究经术,重廉耻,崇品节,尚信义,敦礼让。是以家族成风,邻里受化,迄今五百四十余年”。陈干祖辈二世、三世都曾任辽东广宁左卫,直到四世祖才辞去这个职务。传到七世祖时,正逢崇祯壬午之变(1642),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路烧杀抢掠,南下侵扰沿海一带,昌邑首当其冲,惨遭蹂躏。祖上死于壬午之难者,在祖谱上有记载的就有23人之多,记下了家族仇种族恨。清朝建立以后,陈干的太高祖、高祖、曾祖等均因此而绝仕途。
陈干13岁那年,随父辈祭祀家庙时,看见画像上有穿明朝服装的,也有穿清朝服装的。经问询,才知道清人“非我族类”,并知道族上多人曾在壬午年被害。因而产生对满清入侵者的痛恨,兴起了“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的想法。《礼》曰:“君子反占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之后常对父母说:“生为君父报仇生,死为国民雪耻死。”母亲则正颜厉色地嘱咐:“你可要做到,你可要努力做到,你可不准说了不算话。”父亲也嘱咐道:“捐驱报国,驰驱边疆,黄沙埋骨,在所弗恤。”
陈干从小就生活在这片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在父伯乡绅、师友邻里耳濡目染的影响下成长起来。陈干爱学习、好读书,齐鲁文化对他起了很大的教育和熏染作用。于是陈干从小记住家仇国恨,记住自己的承诺,定下复仇大志。
告别家乡来到京城,加入毅军驻守通州
陈干拜昌邑县令胡铁霜为师,陈干学史出类拔萃,胡铁霜对他的奖励之殷,迥异寻常。赠联曰:“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陈干在学习先贤中,培养了高贵的人格操守,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修养,懂得“治国之道,以齐家为本。齐家之要,以崇尚先人懿行为先”,确定了他的人生观。陈干严格按照儒学传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他爱憎分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的优秀品质都源于这一标准。
陈干虽然以先贤为榜样,但他又指出“好男儿不轻让古人,要超过古人”。陈干将管子的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为“书不能读吾之耻也,亲不能养吾之辱也,生不能有济于物吾之羞也,国家不振外夷凌辱吾之痛也”。
1901年9月,外交团与十一国公使,在北京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这更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与控制,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王朝,沦丧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封建社会中的农业、手工业、自给自足的经济均遭到破坏,国势衰弱,人民生活陷入困苦之中。陈干对于清政府的腐败堕落、出卖领土主权、出卖人民利益的做法,恨之入骨。
1902年春,身居社会最底层的一介农民陈干,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像先贤那样,躬自蹈厉,仗剑提袍,投笔从戎,献身革命。
父亲勉励他要为国尽忠,母亲嘱咐他“咬牙立志,赌气成才,宁穷死也不许向人借”,陈干下定决心“生为君父报仇生,死为国民雪耻死”,他把岳飞的“精忠报国”之志刻在心上。
陈干告别了父母兄弟妻子,离开了家乡,只身来到京城。这时的陈干已经有能力独立于世,已是“长身颀立,语言伉爽倾四坐”,目光炯炯,思维敏捷的有为青年。
陈干在北京投奔了清军将领宋庆的毅军,宋庆也是山东人。戊戌政变后与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袁世凯的新军,同被编为武卫军,分为左、中、右、前、后,而毅军则为武卫左军,驻守通州。
揭露军中腐败 被迫离开军队
陈干随军驻守通州。时刻记得母亲的叮咛:“务必要择人为师,长长学问”。当他看到彭翼仲先生主笔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后,心里非常佩服。彭翼仲作为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当敌人打到城下,他拿起笔作刀枪,用报章吹响号角,聚集中华民族的力量,担负起教育启迪百姓的重任。报章上的许多内容是陈干前所未闻的,使他接触到更多新的知识,他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丰富的营养,在思想上、认识上都有很大提高。
经过两年多的军队生活,陈干看到军内的腐败,为了唤醒将士,1904年夏,陈干向《京话日报》投了两篇文章:《一个步兵的志向》和《大呼我陆军同胞》。在《一个步兵的志向》中,陈干写到:“我自投营以来,自己就起下了一个誓；这个身体,一定要送给我的国家,决计不再爱惜的了”。
在《大呼我陆军同胞》一文中,陈干写道:“我是山东人,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投笔从军,枕戈磨剑,生在这个时候,没有别的思想,等我中国一朝有事,我就把这父母的遗体,报效给我的国家。铁心热血,生死如一。这两句话,敢对着天地祖宗说说。”
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语,表现陈干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热情。陈干并以先人懿行为典范,号召广大的士兵兄弟:国难当头之时,我们要以身报国。
陈干在文章中,毫不隐瞒地揭露和鞭笞军中种种腐败现象,陈干痛斥道:“……太平无事的日子在营里瞎混,明着当兵,暗含着是当了奴隶。——当兵的习惯了奴隶,只知奉迎上司,巴结差事,心眼里除了发财,没有别的事；谈到了打仗,仿佛是别人的营生,与自己毫无相干；粗俗的兵勇,巴结不上好差事,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违令犯法的事,无所不为。闯光棍儿、耍虚子、吸大烟、押大宝,甚至胡嫖乱逛,弄得一身杨梅大疮。混的没有了路子,可就为穷所逼,冒险妄为。偷点子弹,带着兵器,抽空儿逃了军……这种弊病,毅军、常备军都不能免。杀了我的脑袋,我也是这样说。”
陈干为了保家卫国,舍弃小家,投奔军营。但是所看到的毅军的状况,让他大失所望,像这样的军队如何保家卫国?陈干毫不客气地指出军队腐败存在的根本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的轰动。陈干非但没有得到长官的表彰,反而受到长官申斥,不能再留军中。陈干找到《京话日报》主笔彭翼仲,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彭翼仲将他留在报馆,见他“谈论时事,悲歌慷慨,热度达于极点,所作诗文,气魄雄厚,滔滔如万顷波澜,一泻汪洋,不能止御。”彭翼仲非常赏识陈干的气慨和才干,与陈干结为终生的友情。
鼓吹革命,八旗学堂启民智
陈干被派往日本时,恰逢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加入中国同盟会,他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找到了反清反帝的正确途径,也成为他革命生涯中一个重要环节。陈干为推翻清朝,使出了浑身的力量,虽九死一生,亦在所不惜。陈干回国后,首先在辽阳创办“八旗学堂”,以兴学救国为宗旨。八旗学堂的第一次运动会,竟达万人空巷。由于陈干公然鼓吹革命,影响极大,辽阳官府将其逐出辽境。
陈干面见孙中山,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1905年8月,陈干被派往日本,恰逢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职志。陈干因急于想见到孙中山先生,竟忘了脱鞋(日本人有进屋脱鞋的习惯)。遂有“急于登堂,竟忘解履,门人以为狂,而国父颇奇之”。
同盟会成立后,通过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政治纲领。根据《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确定总部设在东京,并在全国范围内,分别设南、北、中、西、东五个支部,各省设主盟人,负责接受有志参与反清的人士入会,团结爱国力量,达到发展组织共谋革命的目的。同盟会宣扬人人平等,取消阶级。陈干对同盟会的性质、纲领都非常认同,在他的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他被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即在同盟会本部宣誓入盟。陈干直到加入中国同盟会,才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找到了反清反帝的正确途径,从而有可能实现推翻清朝的抱负。
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此以后,各革命团体站在一起,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孙中山感到革命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他对革命充满了希望。
陈干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他革命生涯中一个重要环节,使他有幸在孙中山领导下,走上成功之路。陈干在日本同盟会本部,与黄克强、廖仲凯、宋教仁、张溥泉、陶成章、徐镜心、谢鸿焘、李烈均、邓家彦、丁惟汾等多位革命党领导人缔交。
他们多数是丈夫团的同志,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为座右铭,从事革命活动。旋即受孙中山先生之命,陆续回国宣传革命,借一切宣传媒介,宣扬革命思想,使之深入人心。陈干和徐镜心、朱霁青、熊成基、柏烈武、宋教仁、商震等人先后被派回东北,即以“扩充会员,倡导革命为己任”,并认定“培植革命人才,首先由学校入手”。他们乘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机,纷纷集资,设立公学,这些公学的办学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鼓吹党义,扩大党势”,通过公学,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从事革命活动,图谋颠覆清政府,把青年培养成革命运动的先驱。
创办八旗学堂,向学生灌输救国思想
1906年春,陈干首先在辽阳创办“八旗学堂”,校牌为白底黑字,悬挂于学校门口。学校以兴学救国为宗旨,陈干任校长,商震等人为教员,将200余名学生,按陆军组织分为三队,以尚武爱国精神激励学子。
八旗学堂中,以军事体育课程为重点。学生穿着黄布体操衣,扮戎装,佩短剑,作从军状,激昂慷慨。陈干、商震都剪成短发,学生多自称“刚毅男儿”或“铁血男儿”,尚武精神,弥漫学校。
文化方面,课程内容选讲《孟子》、《礼记》等传统经学及古今中外英雄传记。学堂以兴学救国为宗旨,彭翼仲创办的《启蒙画报》,图文并茂,浅而易懂,具有极强的趣味性、知识性,并含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启蒙画报》是陈干办学的首选课本。
在科学方面,向学生灌输革命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中国只有强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强大,必须倡导科技。
陈干富于浪漫气质,常恃才狂放,出语惊人。提倡尚武精神,唤醒种族意识。自己作词作曲,操练学生时,边走边唱。“轩辕皇帝,开辟我中华。历朝沿革,举世我一家,历代相传,开国皆尚武,承平日久,风气渐相差。文字弊病,积弱至此极。环球列国,都来伸爪牙。英夺香港,法占安南,德据胶州,日俄占大连。求和日本,赔款割台湾。甲辰日俄战满洲,杀我同胞视之如马牛。我为中国一份英雄子,岂敢自馁甘为淆脂油。磨剑枕戈存心杀敌国,卧薪尝胆胸怀祖宗仇。”这首操练歌曲响彻校园内外,革命豪情遍布辽阳城。在陈干家乡昌潍地区,也一直传唱到七七事变。
公然鼓吹革命 被驱逐出辽阳
陈干在八旗学堂中,操练了一支军事化的学生队伍,强调“军人是国家的血气,军人教育是国家的精神。要有血气有精神,才称得上是军人”,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八旗学堂的第一次运动会,竟达万人空巷。大会闭幕前,陈干登台讲演,他慷慨激昂,痛述中国积弱,被强敌侵略。指出这都是由于朝庭腐败、官吏贪污所致,必须打倒他们,重建新中国。陈干大力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对学生说:“你们这批人是救国救民的第二代,是改造世界的先锋队,一定要奋发图强,不做东亚睡狮。”最后还说:“陈干不死,中国不亡”。陈干誓死与祖国共存亡的爱国热情已达到极点。
由于陈、商公然地鼓吹革命,影响极大,辽阳官府贴出布告:“山东民人陈干逐出辽境”。
陈干回忆起这段经历,感慨地说:“当年予在辽阳,公家之事颇费苦心,回忆匹马走风雨中,宛如一梦。昔李广以不封侯为憾事,予则不然,生苟得随戎马,喋血战场,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嗟呼!生不逢时,岂可得耶!”
十年间,陈干从普通一兵晋升为将军,与蒋卫平、商震,被党人称为“关东三杰”。八旗学堂创办虽然不到两年就被迫停办了,但学校崇尚爱国的教育方针深入人心,影响遍布辽阳。辽阳民歌这样唱到:
“陈干演说动心弦,慷慨激昂受称赞。纵论天下不平事,一致拥护孙中山。”
“鼓吹革命他领先,八旗学堂搞得欢。唤醒民众兴中华,军事活动他操练。”
清廷插手,震旦公学被查封
陈干从辽阳脱险后,1907年秋再赴日本,后带着使命返回青岛。陈干和刘冠三等租借了胶州路的一所房子,于1908年2月成立震旦公学,陈干任校长。陈干聘任的教员多为革命党人,他们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德国侵占我路权矿权,要求权力归还。震旦公学的声势越来越壮大,因保矿事惹怒了胶澳租借地的德国当局,所以清廷借机勾结德人抑制震旦,德人强行令陈干离开青岛。
向德国官员力争,租房创办震旦公学
陈干从辽阳脱险后,1907年秋再赴日本,与同盟会领导商讨革命大计。1907年冬,陈干带着使命返回青岛,以山东同盟会主盟人的身份,倡议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以此做为革命机关,得到党人的拥护。
陈干初到青岛时,因没有发辫,又穿制服,出入很不方便,受到友人吕子人颇多照顾,吕子人精计算,治办西人建筑工程,交纳豪士,闻干洞论时事,疑其康、梁党也,干曰:“康、梁何足道?必欲救中国,非革命党不可。革命党者,孙文为之率。”因出《天讨》示子人,子人曰:“然则君其革命党乎?”干曰:“革命余本能,余有志焉,君亦有意乎?”据吕子人回忆,当时陈干向他宣传吴樾炸五大臣,徐锡麟刺杀恩铭等英雄事迹。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吕子人毅然加入了同盟会。
在这之前,山东同盟会员创办的学校,以烟台的东牟公学和济南的山左公学规模最大。刘冠三在济南办山左公学,传播新思想,呼吁革命,因活动过烈,于1908年初被清政府查封,刘冠三被缉拿,逃亡青岛,与陈干协办震旦。
当时青岛属德国租借地,陈干等人要求办学立案时,遭到德国殖民当局拒绝。陈干义正严词地质问道:“对妓院你们可以立案批准,建学校却不行,难道你们大德意志是器重妓院而轻视学校吗?”这一问使得德国官员无话可说,只得批准。他们租定了胶州路的一所房子,1908年2月,震旦公学成立,陈干任校长。临时经费由吕子人担任,刘冠三负责四处募捐,以智力劫取清廷官款、贪污赃款、盐商侵蚀款及奸民贩运毒物款,凡不义之财,必输入公学。革命党人取“震旦公学”为校名,即是振兴中华之意。章太炎从日本给陈干来信,积极支持:“知青岛大有可为,喜极。”“请张继至青岛讲社会主义。”
教授军事和国文,组织学生游行示威
陈干负责聘请教员,并亲自前去日本,据景定成回忆:“……一天,山东来了两个人,就是陈君干和商君震,说他们要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请我去当教员,我立刻承应了……不久,便和几位山东人,搭乘了由日本向青岛的轮船。”
陈干发书至各地党人请其来会,聘任的教员有浙江省的陶成章、湖南省的陈汉元、山西省的景定成、保定的商震、曹州的吕秀文、王鸣双等。震旦公学聘请张继、商震等任政治教员,主持革命活动。学校注重对学生进行国民的精神教育,灌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思想,激发爱国情感。
教程首当军事,次之国文,再次德英日外国语文学,及各类科学。陶成章、景定成、李次元、韩蔚斋任国学教员；吕秀文、商震、王鸣双担任军事教育；吕子人、刘溥霖、李曰秋、李佩兰、赵锡九、王虎韬等任军事训练员。上军事课时,教军事的老师上课,其他教师和同学一起操练。操练队伍仍唱那震奋人心的操练军歌。上国学课,担任军事的教师,又和学生一起听讲。学生、教员打成一片。
教员多是革命党人,他们无薪资,食用与学生相同,其所募得的资金,皆购买军械以备起事时用。每课暇会至郊外,择幽僻处习射击。学员在教师的启发和教育下,对革命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觉悟也越来越高。于是有不少学员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山东革命党的骨干分子。
在青岛德占区,教育学生除反清外,还强调反帝。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德国侵占我路权矿权,要求权力归还。景定成等人还在船坞码头上发动船员罢工。因此,震旦公学创立不久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震旦公学声势越来越大 朝廷勾结德人进行抑制
陈干创办的震旦公学,是同盟会在山东的一个重要机关,是青岛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来校学习的学生很多,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震旦公学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山东半岛。
1908年5月,陈干与高等师范学堂的于洪起等人联络全省学界,成立山东保矿会,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抵制德货,反对清廷以山东矿藏为抵押向德国发放外债。7月,陈干去北京向外交部呈递电文时指出:“德人背离协定,原定沿胶济铁路三十里内为限采矿,现已展至近二百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十二日满限后,德人苟有背离合同之举,即持而作废……”景定成回忆说:“到北京恰遇发起震旦公学陈君明侯为山东争矿,我替他修改一篇文章,驳倒外交当局。陈干说:此电传播海内外,凡关心时局者,无不为山东庆。当时陈干年仅27岁,他以微弱之躯与权贵争论国家外交大事,不能不令晚辈敬佩。”
震旦公学的声势越来越壮大,又因保矿事惹怒了胶澳租借地的德国当局,所以清廷借机勾结德人,抑制震旦。1908年12月4日胶澳总督约见陈干至总督府,指责陈干。陈干义正严词地说:“我生为山东人,责无旁贷,必须为山东守疆土。”德人强行令其一个月之内离开青岛。陈干离开之前,愤恨之极,切左臂,留血书致于洪起先生,字大如拳:“干不日出境,震旦公学自将消去,望先生速来青主持一切。”当时于洪起也是山东主盟人之一。陈干被驱逐出青岛,震旦公学被封闭。幸好震旦公学积攒的枪械弹药已先转移,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虽然震旦公学创办不到一年即被查封了,但是它为辛亥革命在山东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广泛深入地散播了革命火种,培养了一批革命生力军。武昌起义爆发后,以震旦公学为骨干的革命党人又汇聚于青岛,建立秘密的机关,成为沿胶济铁路独立斗争的指挥中心。他们在山东辛亥革命和陈干转战两淮之北伐革命中皆为骨干。
大破清军,怅然望断汉家旗
山东假独立之后,陈干带领震旦公学20多名骨干分子抵上海,后又偕裴鸣宇、吕子人等去浦口与柏烈武接洽。柏烈武委任陈干为宪兵司令,同去南京,与陆军部总长黄兴及粤军总监邹鲁会晤,陈干上书孙中山先生,陈说北伐大计。陈干的军事战略,博得孙中山、黄兴的赞赏,授命陈干为山东民军统领。陈干与葛云龙、姚雨平率军沿津浦路北伐。攻下徐州后,因陈干的想法被误解,革命中途而止。
担任山东民军统领率军北伐,边走边募扩至万人
山东假独立之后,陈干带领震旦公学骨干分子吕子人、裴鸣宇、张婺源、李次元、张伯言、陈延训等二十余名,由青岛乘船抵上海,住山东会馆。因急于筹款购买军械物资,陈干乃出示布告,以山东人名誉,拍卖山东会馆。旅沪商人闻之惊恐万状,遂设法集资六千元。陈干命吕子人回青岛召集百余人,昌邑籍同盟会员多人从军,组成齐鲁敢死队,开赴上海。
当时在上海的山东党人,多主张随海军一起攻占烟台,然后西窥省城济南。陈干独排众议,认为“胶东无用兵必要,烟台位处僻远,蜷伏海隅,难以成事”。陈干主张“此时应从大处着眼,沿津浦路北上,攻克济南,百八县可传檄而定,影响全省”。山东党人蒋衍升、丁惟汾,杜裴潜、刘基炎、胡瑛、张婺源等返回烟台,配合起义军民,共同经略胶东。
陈干偕裴鸣宇、吕子人等去浦口与柏烈武接洽。民国成立时柏烈武任第一军军长,兼北伐军总指挥,他将该军二师冷遹部下的一支淮军拨给陈干,委任陈干为宪兵司令。然后同去南京,与陆军部总长黄兴及粤军总监邹鲁会晤,陈干并上书孙中山先生,陈说北伐大计。
陈干曰:“欲保长江,必进攻两淮,欲保两淮,必占领徐州,欲定中原,须下山东,断不宜苟且偷安,以蕞尔金陵为万世之业”。陈干力主组军,沿津浦北伐,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博得孙中山、黄兴先生的赞赏,于1912年1月26日,授命陈干为山东民军统领,他是北伐中为数甚少的北方籍军事将领。
陈干将山东民军编成两队,由浦口出发,经滁州北上,边走、边募、边训,至凤阳已集合万余人,驻军凤阳时,又收编了凤阳民军模范营一营,招编了匪首胡某及李华堂各部千余人,将所部扩编为三个营,改称宪兵联队。
一路大破清军,陈干主张被误解革命中途而止
1912年1月下旬,南京临时政府因袁世凯犹图抗拒革命,总指挥部决定六路进兵讨伐。陈干的宪兵联队与葛云龙率领的浦军,广东姚雨平的粤军协同汇合。三路军奉北伐军总指挥命,同时沿津浦路进军北伐,计划“占徐州,捣济南,定幽燕”。
粤军为主力,浦军协粤军右冀而进,联队协粤军左翼而进,至固镇时与清军张勋相遇,发生战斗。革命军士气旺盛,追敌至宿州城外。由于宿州知州李维源倾向革命,遂将宿州一带地形及敌情报告给革命军,陈干乃与浦军、粤军合谋,以联队迂回战略,出击宿州北面要地,浦军、粤军则发动正面进攻。虽然清军炮兵、骑兵均占优势,但革命军又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破清军。清军受到猛烈的攻击后,即败退宿州,张勋仓皇逃走。
陈干经固镇、南宿州战役后,收编泰安起义的部分清军和几支山东地方部队,在胜利进军中补充壮大军容。山东党人杨哲夫率民军千余人由丰县五团来投；而彭占元等在涡阳的同盟军,遣使与陈干联合。联队军声大震,遂改称为淮泗讨虏军,陈干任司令。张勋部节节失利后,革命军追敌至徐州南之夹沟,遂派代表乞和。双方代表于2月10日在符离集车站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革命军遂分三路进攻徐州。
徐州位于苏、皖、鲁、豫四省交界之处,是控制东西南北之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革命军分三路进攻徐州,中路为粤军,司令为林震,沿津浦路北上。右路为浦军,司令是葛云龙。左路为淮泗讨虏军,司令是陈干。陈部先后攻下丁家围子、濉溪、萧县至徐州。张勋在三路革命军的围攻下,狼狈北窜,革命军遂于2月13日下令攻徐州,17日攻下,并追敌至韩庄,军势大振,徐州之役,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陈干率部攻下徐州后,革命军正准备进一步大举北伐,实现收复山东、直捣燕京、彻底消灭清统治者的预定目标时,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共和昭下。陈干曾主张暂密下议和电文,待攻下山东后再宣布,但众将哗然,以为他有野心。陈干的想法不被理解,他因革命中途而止,坐失良机深感痛心。写下《渡淮》诗:“淮水泛天际,将军脱战衣。两河父老在,望断汉家旗。”
任三十九混成旅旅长 奉命驻守徐州云龙山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军费开支。军队庞杂,还有繁多的敢死队、义勇队及各省民军,总数不下30万人。所以整饬军队就是头等大事。在黄兴的领导下,陆军部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混乱的革命军,整编为21个师。陈干的淮泗讨虏军,被编为三十九混成旅,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黄兴任命陈干为三十九混成旅旅长,奉命驻守在徐州云龙山上。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干驻守徐州云龙山上,部队勤于操练,严密坚守,秋毫无犯,深得民心。袁世凯心怀异志,妄图恢复帝制,诱使张勋又在宿县作乱,陈干再次率部击败张勋辫子军,这对保卫南京的安全,起了极大的作用。
9月26日孙中山抵达山东济南,都督周自齐及靳云鹏,陈干等陪同检阅陆军。孙中山先生出席欢迎会。27日山东各级军官代表集合于讲武堂,孙中山发表演讲,指出军人是国家的栋梁,军人要保家卫国。会后与山东军界合影,同时又与主要领导人周自齐、靳云鹏、刘冠三、陈干等七人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弥足珍贵,解放后,陈干妹妹的后人,将其藏于镜子后面达30年之久,直至三中全会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袁世凯掌权后,借黄兴之手,消减革命军队。陈干接到解散三十九混成旅的命令后,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毅然交出兵权,并陈书上报,为团营部下,恳请授以实官,俾荣归故里,以安其心。临别前写《告诫将士书》相嘱。
仗义直言,鲁案砥柱美名传
民国建成之后,陈干按孙中山指示,以在野党身份监督政府,并志专外交。经山东乡绅吴佩孚推荐、经黎元洪大总统任命,陈干任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陈干在办理鲁案过程中,对主权立场非常坚定,主张“鲁案办法应以收回为先着,开放为次着。”谈判交涉中仗义直言,据理力争,终于能守定范围。赵尔巽赠陈干“鲁案砥柱”四字,康有为为其书写,以示赞扬。
民国建成后致力外交,被推荐办理鲁案
青岛作为海滨城市,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近代以来一直为列强所垂涎。1897年11月14日德国占领青岛。1914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中国,击败德国,夺占青岛,从此,青岛备受日寇铁蹄的践踏。1921年到1922年,美国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打破了日本暂时独霸中国的局面。华盛顿会议期间,1922年2月4日,中日代表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青岛开始进入回归祖国的倒计时。华盛顿会议闭幕一个月后,中日代表移师北京,谈判回归细则。北洋政府任命王正廷(1882-1961)为鲁案善后督办,同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组成中日联合委员会,继续谈判青岛问题。
民国建成之后,陈干功成不居,解除兵柄,按孙中山的指示,以在野党身份监督政府,并志专外交,为解除不平等条约,犹以为“山东看家”自喻。在军阀混战时期,对国事纷扰,忧心忡忡,始终持正不阿,置身事外。为促使北方与南方政府合作,在北方派系将领之间居中奔走。
陈干参与鲁案第一部委员会的谈判是从1922年l0月30日的第21次会议开始的,在此之前,第一部委员会仅开会20次。由于中国委员在很多重大问题的交涉谈判中,偏离了原则,更由于日本委员为索要土地权、缓议盐田等问题上有意拖延,妄图使中国不能在规定期限(六个月)之内完成签字协定,则可借口将罪责归咎我方,而将此案视为悬案,继续拖延下去,从中获利。当时因何宗莲辞职,山东乡绅吴佩孚推荐、经黎元洪大总统任命,陈干任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于1922年9月5日正式发表。吴佩孚时任两湖巡阅使,陈干任两湖巡阅使署顾问。
陈干接任后,即着手对全案作充分了解,并决议每日开会,后又改为一日开会两次,以期在条约规定期内完成协定。
与王正廷有分歧,陈干为国仗义直言
陈干在鲁案中最注意两件事:青岛土地权和内地开放。他对主权立场非常坚定,在写给郭梁丞的信中他说:“对鲁案应争主权,不争浮利。争土地不争房子。争永远不争暂时。宁受其强权一时压迫,绝不由我辈认可半个字。”
陈干与“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字儒堂)主要的分歧表现在青岛土地权和内地开放两项。陈干发现王正廷在对日本交涉时,将日本在青岛占领的土地,改为“永远租借”。陈干认为王正廷在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国家的立场。陈干质问王正廷“永远租借”作何解释?王正廷解释为:“租者不能永租,买者可以永租,德国租借99年,不过是空名词,切不要认真,实际上与割让给人家是一样。只要买就是人家的既得权,改为永租反较之好一些。”
陈干对王正廷的解释感到非常诧异。陈干反驳说:“租者,租地之谓也,买者买地皮之谓也,无论租或买,均不得侵土地权,此是一定的道理。即以德人强横,亦不过为之租借,日人无论如何奢望,亦不过继承德人之权利。德人犹不能有土地权,况日人耶?”
关于内地开放,陈干主张“鲁案办法应以收回为先着,开放为次着,胶澳开放为华府条约规定,但主权纯属中国。自辟商埠,并非与外人合办商埠。”
最后,陈干在查阅第38次会议录时,意外地发现王正廷私与日人签订“别纸约定案”,允将中日间电报通信及海陆联络、增设,悉由中日两国共同处理。现存之中日海底电线归中日两国接收。陈干认为此项超出华会条约之范围,于是向王正廷直谏,并向各方进言,以期及时阻止纠正。
陈干为国为民,在谈判交涉中仗义直言,据理力争,终于能守定范围,最后,将鲁案第一部细目协商于1922年11月29日圆满完成；计正约58条,附件十项,于12月1日双方代表正式签字。日本代表漫天要价,无理取闹,如青岛的盐田,中方估价是206万元,而日本却索要764万元,高出了三倍。最终,为了收回青岛,中国政府总共付出了6100万日元的巨额款项,折合银元5445万元。1922年12月10日,遭受德、日帝国主义25年殖民统治的青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掀开了新的历史一页。赵尔巽赠陈干“鲁案砥柱”四字,康有为为其书写,以示赞扬。
谈判结束后,陈干将他本人参加交涉谈判中的经历和很多不能与外人道的内幕,汇集成《鲁案》。《鲁案》一书主要价值,在于“鲁案存真”这部分。其中包括了致王正廷函件18封,致吴佩孚6封、致郭梁丞8封,另外加上致黎元洪总统、国务院张绍曾总理、外交部总长顾维钧、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及日代表小幡等人总计60余封。直到1982年笔者才在北京大学善本图书馆,找到了这本珍贵的史料《鲁案》一书,以此完成陈干“留与后人评说”的遗愿。
◎相关链接
陈干致各方书信摘抄
陈干致王正廷函:“……查三十八次会议录中有别纸约定案,远超出鲁案范围,闻之不胜惊诧。询邮电主任孔庸之,亦不知一字。以为与鲁案无干者不当插入会议录中,……盖阁下为鲁案善后督办,并非为全国善后督办。且因一区区青佐线,将全国交通送出,亦太不值。……试问阁下根据何等条约而定此大卖国之事?……”“……就其重者言之,一、阁下电言,查青岛佐世保海线系日本割取德国青沪、青烟线改造,华府条约已准其利用。按华会条约第十节第二十六条,日本政府关于青岛、烟台及青岛、上海间,前德国海底电线之权利、名义、特权均归中国。惟该两线之一部分为日本政府用以安设青岛、佐世保间之海线者不在此例。华府条约如此,而阁下统言之华会条约已准其利用者何也?岂亦有别纸约定案耶?……”
陈干致王正廷函:“昨晚开联合会诸事未决,定今日提出各节务乞慎重。总之外交之事,绝不可负气,绝不可以勉强,凡在范围以内者,干一定服从；凡不在范围以内者,干一定不服从,即将干免职,亦绝不含糊……”
陈干致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函:“鲁案第三十八次会议录中有王儒堂秘密与日人私定之别纸约定案,事关全国海外交通……去电质问,求其无形消除,不仅保其个人名誉,亦可省去无限风波,而彼竟来电支吾。‘一则曰:为日人说明意旨。二则曰:与鲁案无关。三则曰:此附件系前年日人向交通部提出,并未议决……’干愚以为日人意旨何用中国大员为其说明。中国人意志多矣,外交大员何一字不说?既与鲁案无关,何必插入鲁案之三十八次会议录中?日人前年向交通部提出,并未议决,今王某并非代部,何敢与之擅为约定?……向当局建言,速行取消,免为国家之祸……”
愤然辞职,只因威海未收回
1922年,北京政府派梁如浩督办接收威海事宜,双方代表正式在威海卫举行会议,谈判归还威海问题。因英方所提条件过苛,难达协议,直到第二年,会议移往北京再继续谈判。陈干于1923年4月奉命调查威案,在处理威案的态度上他支持梁如浩,认为能守定范围,将条文稍加修正,得了则了。他的态度遭到了省议会指摘。1923年冬,威案以未签字拖延,陈干愤而辞去北京政府的工作,又一次解甲归田。
调查威案,陈干支持梁如浩受指摘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借口为阻止帝俄势力南下扩张,强迫清廷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租期25年,至1923年期满。1921年华盛顿会议讨论太平洋与远东问题时,我国要求各国将在华租借地交还中国。英国代表即称为了中国山东之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愿将威海卫交还中国。1922年英代表致函我国代表施肇基等声称有若干事项,须互相解决方能实行交还。遂列举英舰于夏季仍得在威海避暑,并装卸存储海军军需品,保留所需产业,借海面训练海军,保护外人财产,准外人参与市政,并请中国建筑铁路联络内地等条件。北京政府于4月27日派梁如浩督办接收威海事宜,从事筹备,l0月2日中英双方代表正式在威海卫举行会议,谈判归还威海问题。在威海开会五次,因英方所提条件过苛,难达协议,会议中辍。直到第二年(1923年)3月18日,会议移往北京再继续谈判。陈干于1923年4月奉命调查威案。
与会双方的磋商,均在秘密中进行。至5月31日共开会34次,《接收威海卫委员会中英委员协商意见书》由梁如浩将草约呈请政府核定。草约发表后,国人(尤其山东人)认为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之交还声明并无条件,而今应允英海军继续借用刘公岛和外侨市政的参与权等,是中英交涉的失败,于是山东各团体群起反对,否认梁如浩所办的交涉,请求外交部拒绝签字。梁如浩鉴于反对的声浪剧烈,遂于7月间向政府提出辞呈。
陈干接到调查任务后,即走访威海地方父老,广泛征求意见,详加了解,并对草约细加研究。陈干觉得一些问题可由外部负责修正,同时觉得“国事蜩螗,国家前途日见其坏,往后更无外交可言,只要大体无伤,就尽可了结。外交犹之用兵,不可负气,不可失机,差一着即满盘皆错。”
陈干进一步将青岛案与威案作了一个比较:“青岛案因一隅之地而开放胶澳全区,威海案以全区开放一隅；青岛案土地作为悬案,威海岸土地作为30年；青岛案房子由日本保留,余作价收回,威海案房子英人除借十年后两国同意始能续借外,概无价交还”。陈干认为:“两害相比,权其所轻。鄙人无他意见,只恐此案悬搁,坐使英人得以从容拓辟,俾威海作为青岛第二……”他更指出:“威案解决有三利:一、土地收回。二、外交不至孤立。三、可进行旅大及广州湾的解决；不解决有三害:一、土地放弃,英人在威海不仅可从容经营、将来结果契约有效,与青岛受同等之害。二、外交孤立,所有各种收回之事,恐说不着。三、此关一破恐各国协以谋我,虽欲呼怨,不知向何呼起。”
由于陈干在处理威案的态度上支持梁如浩,认为梁处理威海交涉,能守定范围,将条文稍加修正,得了则了,遂遭到了省议会在报纸上公开指摘,谓:“陈某与梁,朋比狼狈,情迹显然。”
未能完成签字收回无望,陈干愤而辞职
时外交总长顾维钧,因山东人开国民大会函电纷驰,又派代表两次进京请愿,坚持无条件收回威海,若有条件,则宁作悬案。顾维钧既不能将草约推翻,又不能置山东人的反对于不顾。陈干对山东各团体的态度批评道,“起哄者有人,负责者无人,徒使地方牺牲,将祖宗庐墓断送,名为爱国,实为害国,名为保乡,实为祸乡。”在致顾维钧总长的信上,再三重复他的主张:“威案事如何?望速修正解决,若长此迁延,非我国之利。青岛案当年失于政府当局,专敷衍空气而不讲事实,致大批土地放弃,由外人开拓。今日威案,幸勿再蹈青岛之失。”又说“况山东派别复杂,黑幕重重,更无注意之必要。若有延误,名为悬案,事实放弃,千秋万世,春秋责备,贤者恐不在他方也’。”为表白自己的心迹,曾有如下的自述:“……弟自束发外出,即效力国事,近数岁,又专挟着皮夹子为山东看家,故到处得罪人,但我之良心,敢告无愧。昨与于仁斋晤面,言为弟‘可惜’,诚不知‘可惜’二字从何说起。说我不丧良心、不作外国人,知罪矣,说我有他,当仰面看天。”又在其致熊炳琦省长信上这样写道:“干自十六岁束发外出,于今二十六年,颠沛流离,艰难困苦,备尝之矣。惟生性顽梗,至今依然故我,良足愧也。但论及服务国家,效力地方,辗转跋涉,亦似有微劳。即以山东言之,辛亥前,山东保矿,山东移垦。辛亥后,烟台解兵,周潍善后。避居青岛时,反对济南水利借款,反对郑州商埠借款,反对中央铁道借款。在日本势力范围下,干绝不稍怯,自问此种爱国心理,甚对得起“山东’二字。较之交结党类、欺诈地方者,则截然不同。若名为民意代表,专为外人作奸细,斯又降而下矣。干尝言,我之不能得神圣之拥护者厥有数事,一、未插日本旗子买制钱。二、未能为地方借外债。三、未耸动官府加地丁。除此以外,诚不知有何罪过。辱蒙下问,敢以实告。”
外交部继续与英使磋商,英方不愿退让。顾维钧发表他的观点:“闻山东各团体主张无条件收回威海卫,竟有人称:‘若有条件则宁作悬案。’在理论上所见极是,吾人且佩服其爱国心之坚定。但外交问题内容复杂,吾人不可不考究经过事实,以求比较有利之结果。”由于我国民的极力反对,英国外交当局故意坚持不能更改,利用国民的弱点,拖延下去,终不交还。1923年冬,威案以未签字拖延,陈干对政府的做法感到失望与忧愤,遂辞去北京政府的工作,又一次解甲归田。威海卫的中英交涉,费尽周折,直到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两国代表才正式签字。威海卫在1930年l0月1日正式收回,比起1923年晚了7年。刘公岛则直到1940年11月15日,英国才正式宣告撤退其驻威海之舰队。
陈干返回故里,乡居期间,发现村中父老饮用河沟中之积水,脏污不洁,且每至春间,河水干涸,饮水成大问题。陈干动员友人捐资,并发动乡民开凿人工河道20余里,引村西南渔河之水入乡,供乡人食用,名曰“新开河”,又建新桥名“万里桥”。均请康有为题字立碑于村头,以志其成。那时陈干还提出改造昌邑西北乡盐碱地的号召。组织乡民修建了长1000米,宽800米的五条台田,乡民称为五道壕。使旱能灌,涝能排,碱能脱。当地乡绅一百多人为其立碑曰:《陈公明侯善行碑》。
将星殒落,罪名原系莫须有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委任陈干为二支队司令,归王天培辖。在克复蚌埠后,王天培之第十军于6月2日占领徐州。后因战事不利,徐州于24日又沦入敌人之手。蒋介石拟定反攻,岂料反攻又失败。在追究责任时,蒋介石认为王天培应负徐州战役失败之责,将其正法。后来,桂系的李宗仁疑王天培的事是陈干告密,致使陈干遭构陷入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执行枪决。
任二支队司令,参加革命军北伐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不到八个月,即克复武汉、南昌、上海、南京,消灭了吴佩孚,击毁了孙传芳的主力而底定长江以南。
陈干于1926年底告别家乡亲人,再一次匹马上阵,赴南昌晋见蒋介石,陈说北伐大计。蒋任命陈干为总司令部参议。
1927年3月,革命军相继光复上海、南京,蒋介石拟定统筹全局的四路北伐计划,但由于4月18日发生了宁汉分裂,为适应政情的变化,南京方面不得不重新拟定北伐计划,放弃由武汉沿京汉路北上的一路而变为三路进攻。第一路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约11个师,由镇江、常熟一带渡江,沿大运河向北攻击孙传芳部,经扬州、淮阴直指海州。第二路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由白崇禧代理,约10个师,由浦口渡江北上,任津浦路正面作战,攻击直鲁军。第三路总指挥为李宗仁,兵力约13个师,下辖之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兼前敌总指挥,从芜湖分两路进攻,一路斜截津浦路,一路解六安合肥被围之友军,然后指向蚌埠、徐州,肃清津浦沿线及皖北、皖中,再联合进攻陇海,截断孙传芳与河南奉军的联络,各路军于5月13日集中完毕,蒋介石下达攻击令。这时在津浦沿线之敌除孙传芳和张宗昌之直鲁军部队约20万人外,其北面尚有张作霖的奉军严阵以待。
此时,蒋介石委任陈干为二支队司令,归王天培辖。三路军经过战斗强行渡过长江后,第一路沿扬州运河向北奋勇追击,孙传芳军仓皇退走。在津浦路正面之第二、第三两路亦乘胜全力由津浦路北进,于5月21日占领蚌埠。
徐州失守,反攻又失败王天培被正法
蚌埠克复后,下一目标为徐州。5月24日,蒋介石重颁作战计划。第一路肃清淮阴、宿迁之孙军,第二路军之一部及第三路军第一纵队向东北斜进,担任右翼,以防孙军援徐。第三路军以王天培之第十军任铁路正面作战,由固镇、宿县直迫徐州。
6月1日,正面王天培之第十军夹沟一战击退敌军,复随后紧迫,于2日占领徐州。徐州攻克后,敌军溃退,第十军跟踪进击,相继克复韩庄、临城。5日攻占滕县,双方争夺,战斗剧烈。6月11日,孙传芳部发动反攻,革命军大破之。孙部精锐尽失,退入山东境内。第二路乘势追入山东,于6月12日进逼郯城,围困临沂。徐州克复后,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会后联合通电声明,共同北伐,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正当北伐军顺利北进的时候,武汉方面唐生智之东征军于6月23日沿长江东下。为防卫南京,蒋介石下令南撤。张宗昌乘北伐军抽调南下,即下令反攻。7月16日王天培放弃临城。7月23日,第十军各部继续向徐州撤退。此时军内已乱,斗志全无,徐州军队已无作战能力,竟不能为一日之守。至此时,月余血战所获之土地丧失殆尽。徐州遂于24日又沦入敌人之手。
蒋介石于7月25日由南京进驻蚌埠,拟定反攻徐州的作战计划。29日对徐州大举反攻。8月2日王天培部占领徐州西关、北关,重行掌握五里山,友军亦占云龙山至凤凰山线,蒋介石也到云龙山督战。但当天半夜,孙传芳、张宗昌倾全力反攻,阵线被敌人攻破,云龙山、凤凰山一齐丧失。王天培退守蒙城,贺耀组退守安徽宿州。此时,台儿庄方面之敌,自郯城以西侵入,陈干司令所部于邳州之岔河镇附近与敌人激战。冯玉祥之鹿钟麟率师东进会攻徐州。孙传芳、张宗昌夺回徐州后,在东面孙部以四师与张部两个军的兵力在台儿庄渡过运河,猛烈追击北伐军。8月9日占宿迁,迫使蒋介石再下令南撤,北伐军终于放弃江北。
在追究徐州反攻失败的责任时,蒋介石下令将王天培拘捕。理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在反攻作战时,擅自由前线退却,并有惨害同志,扣发军饷,引致军队哗变之嫌,导使军心涣散。应负徐州战役失败之责”。王天培被捕拿后即于8月11日正法。
李宗仁疑陈干告密 以莫须有罪将其枪决
7月15日,武汉分共后,汪精卫、唐生智于16日分别发表讨蒋通电,坚持蒋辞总司令职方可宁汉合流。由于徐州的战事失利,军中也出现了激烈的反蒋情绪,桂系则利用这样的形势表面上为谋求宁汉合流,积极奔走,暗中却将周凤岐部队调到南京周围,并秘密与武汉政府军暗通,而形成“逼宫”之势。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不得不于8月13日宣告下野。
李宗仁代理革命军总司令后,再三传令陈干至南京。鉴于徐州战事的失利和整个战局的恶化,陈干遂将部队交焦易堂统率,只身去南京,当即被李宗仁拘捕关进模范监狱。徐州战役时,陈干与王天培曾为徐州驻军事,起过争执。李宗仁疑王天培因克扣军饷而伏法的事是陈干密告,致使陈干遭桂系构陷入狱。后未经任何审判,即以莫须有的罪名执行枪决。1927年8月20日《申报》上刊登:“第十军支队司令陈干,因逆迹昭著,经军委会审判,18日执行枪决。”
陈干年仅46岁,国英殒殁,亲者大痛。
1927年9月27日,《申报》上刊登了剑虹撰《追记王天培伏法真相》一文,文中这样写道:“第四期北伐开始,蒋总司令任王天培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总指挥为李宗仁),担任津浦路正面作战,率其全部由皖直趋徐州。初战时,极其顺利；未及半月已克复临、兖,直逼济南近郊。惟时三军豪气,可夺山河,幽燕直捣,指顾间耳。初攻铜山时,有名陈干者,率队来归,蒋总司令委为支队司令,勇谋兼具,部从万余,器械犀利。王氏得陈助,声势益壮,迭克名城,陈氏俱有功焉……”
陈干遇难后,其夫人俞梅生在康有为夫人及亲友的帮助下,在上海为丈夫做完七期,然后将遗体运回昌邑白塔村,葬于南祖茔。
本期图片 佟立容 提供(作者为陈干外孙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