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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晚报人文潍坊总第75期--潍县开埠与城市经济
  潍县开埠与城市经济
  见报日期:2012.12.31 撰稿:王瑞甫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城市潍坊的前身潍县迎来城市发展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清政府批准增开潍县为商埠。与潍县同时增开的商埠在省内还有济南、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区驻地)两地。从此,城市潍坊掀开了近代对外开放与市场化运作的新篇章。包括潍县在内的商埠城市也成为孕育近现代中国变革动力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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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埠推动城市经济快转型
  “商埠”一词的本义是指“与外国通商的城市”。商埠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特定通商地区,最早存在于实行“闭关锁国”的国家。明、清时期我国两度宣布禁海政策之后,海外贸易迅速萎缩,对外贸易逐渐集中于泉州、广州、宁波等几个有限的港口。到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又进一步萎缩。广州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一处商埠。鸦片战争后的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威逼清政府签订了《江宁条约》(俗称《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这五个城市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商埠。中国的锁国体制就此打破。此后,在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商埠在近、现代中国大量涌现。根据有关历史资料,自签订《江宁条约》至1930年间,中国共开放77个城市为商埠,潍县为其中之一。这些城市都是当时条件下我国对外开放、并与外国通商的城市。
  袁世凯等奏请开济南潍县周村为商埠获准
  商埠比其他城市和地区在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上有着更突出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经济方面,商埠是实业与商业中心;文化方面,商埠是教育、科技中心;商埠还是在华外国人的主要集中地,西方制度、理念与古老传统在此直接碰撞和融合。因而,在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商埠处在中心位置。
  发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原先只打开一道缝隙的对外通商大门。此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逼迫清政府开放国内多个城市为商埠,史称“约开商埠”。在“约开商埠”内,中国的主权如行政权、税收权、司法权等严重丧失。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清政府为挽救危局,陆续自主开放国内符合条件的城市为商埠,史称“自开商埠”。为此,早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自开商埠办法》规定:“自开商埠”内应只设立以商、民为主体的工程局一处机构,负责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局内应该有商埠所在省派住的管理官员,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可见,“自开商埠”由我国行使主权。潍县就属于“自开商埠”。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认为:济南为胶济铁路、津镇铁路(天津至江苏镇江,修筑时改为天津至南京浦口,今京沪铁路)交汇处,位置重要,商品、货物转运便利。于是,两人奏请清政府,要求在济南城外自开口岸,设关课税,让中外都能够获益获利,并可开辟新财源。他们同时奏请将胶济铁路沿线的潍县、周村一并开为商埠,作为济南分关。不久,清政府外务部允准二人的奏请。
  开埠之后潍县很快就确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清光绪三十二年末(1906年初),在潍县东关西门(庆成门)外举行仪式,宣告潍县正式开埠。
  虽然,开埠后未见潍县专门成立商埠工程局的记载,且开埠前仅划定了商埠区的大致范围。即,东起白浪河西岸,西至南关建成区东沿,南起潍县火车站,北至潍县城外东南角→白浪河西岸一线,位置大致在今潍坊市潍城区和平路的潍坊火车站→胜利西街段西侧以东、白浪河西岸以西、胜利西街北侧以南、胶济铁路-潍坊火车站以北,占地面积在0.7平方千米左右。而实际上商埠区内也只开发、形成了大马路一条街道。因而民国时期出版的地方史志甚至认为潍县实际上并未开埠。但从清末至七七事变前潍县城市经济转轨变型的情况看,潍县的开埠是实实在在的。
  潍县开埠后,城市经济在传统和现代成分共存共荣的格局中自然发育,形成特色鲜明的工商业体系。随着城市经济的自然发育,潍县在机器制造、染织、颜料化工、铁加工等行业诞生和发展了现代形态的工业企业实体。这些工业企业实体诞生于工商界有识之士自发地对保护本地手工业产业不受或少受汹涌的“舶来品”浪潮冲击、培育优良国货产品、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市场份额、挽回利权的追求中。就是这种自发的追求让潍坊诞生了现代工业。
  这些新兴工业企业实体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无一例外的都是模仿国外技术和产品。这是后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现代工业在初始阶段的必由之路。潍县新兴工业企业实体实际的生产经营模式,仍然带有传统工商业经济“一招鲜、吃遍天”的技术工商趋同化模式的影子。如果潍县城市经济在宽松、自由的宏观环境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持续自然发育,这种状况便可能被打破或得到改观。
  遗憾的是,从诞生那天算起,历史留给当地现代工业的自然发育时间只有十六七年。从七七事变到潍坊特别市设立前,由于持续战乱造成的宏观环境恶化,城市经济的自然发育进程被打断,这些工业企业实体的总体技术水平便停滞在了模仿阶段,仅仅拥有现代企业的外在形态,而不具备现代企业的内核——即以技术进步为先导,对自有技术和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这一缺陷对后来潍坊工业产业体系的影响也是长期的、消极的。
  与创办工业企业的激情和工业总体工艺技术的幼稚相比,由于继承传统工商业的积淀、借鉴外来工商业的现成模式,各类工商实体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是既成熟老道又富有特色的。例如,包括现代工业企业在内的各类工商实体在产权制度、质量追求、营销方式和用人之道等方面的内部运转机制等方面,都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运行规则的经典之作。清末开埠后,潍县城市经济已由传统工商业经济迅速转向带有商埠经济特色的、外向型色彩鲜明的、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的、发育程度较高的市场经济体系。
  潍县“卖全国买全国” 反倾销案反映竞争力
  潍县的现代城市经济,兴起于清末开放商埠之后,繁荣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七七事变前。其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民间私营经济成分。
  1934年,江西南昌织布业同业公会指控潍县业商以敌对国家日本的棉纱为原料,以该国的“国力资本”为背景,生产大量布匹,不惜贬价贬值搞倾销,以图挤垮南昌本地的手工织布业,因而潍县布匹倾销南昌导致该地织布业“多有难以维持而趋于失业之势”。潍县商会据理力争,潍县布匹最后在南昌免遭反倾销禁入的噩运。这是见诸记载的潍县商品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反倾销投诉的个案。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潍县织布业的强劲市场竞争力。
  的确,潍县城市经济的外向特征十分鲜明。号称拥有“十万织布机”规模的织布业,150多个品种远销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西、安徽;机械产品和化工颜料除在省内各地畅销,在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四川等地的市场上也能见到;铁制工具、铜首饰、刺绣、嵌银、仿古铜等传统手工业产品和工艺品在外地也有—定的销量;就连清末光绪年间才开始成为独立行业、不很起眼的酱菜业在兴盛时,每年也有60多万千克的产品销往上海、济南等地,占总产量的60%左右。
  与此同时,潍县市场并不拒绝外地商品的涌入。除了“洋货”,国内各地的生产原料、布匹、百货(时称“洋广杂货”)等商品在市场上也很容易买到。
  作为辐射周边十几个县的地方经济中心,潍县市场上的商品并无本地、外地之分,一切顺其自然,看不到任何“地方保护”的影子。有人说当时的潍县业已初步形成“卖全国买全国”的市场格局,不无道理。
  开埠直接转动“十万织布机”
  “十万织布机”指潍县织布业在七七事变前城市经济繁荣时期达到的产业规模。古代,城市潍坊一带及其周边农村的家庭妇女自纺自织,生产穿衣用布是相沿已久的传统。潍县开埠后,城市潍坊一带成为鲁中地区重要的舶来品转运处,英国、美国、日本的棉纱和布匹等“洋货”大量涌入。“洋布”以布幅宽且长、质量好、密度大而充斥城乡市场,大有取代地产布匹之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自强求生。工商业从业者中的有识之士打出实业救国的大旗,以生产出可与“洋布”相媲美的宽幅布为追求目标,自发地开始引进先进的“洋技术、洋工艺”,仿造“洋机器、洋设备”。潍县华丰机器厂诞生于1920年。该厂成功仿造出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日本“石丸”脚踏式铁木合制织布机,直接推动当地织布业形成了十万台织布机的规模,让潍县地产布匹不但夺回了本地市场,而且在国内各地拥有了强劲的竞争力。
  华丰机器厂率先仿造出洋机器,“十万织布机”始现
  潍县传统织布的主力是家庭妇女。她们自纺、自织、自用布是当地居民及周边农民相沿已久的传统。传统织布的基本工艺是手工纺纱,用木织机织布。除自己穿用外,剩余布匹也拿到集市上出售。
  传统工艺自纺、自织的布匹俗称土布。清末,城市潍坊一带的土布业已呈传统手工业的业态,以一家一户生产为主,分散在潍县城区及周边农村的一些村镇。土布只能织到0.5米宽,8米多长。再长,木织机的布轴就不能承荷了。土布既窄又短,俗称“小布”,裁制衣服很不方便。潍县开埠后,这样的土布在宽幅“洋布”面前便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怎么办?直接有效地方法是“照葫芦画瓢”。当地工商业者便以生产出可与“洋布”相媲美的宽幅布为突破口,自发地引进先进的“洋技术、洋工艺”,仿造“洋机器、洋设备”。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商人张瑞芝从日本购买6台脚踏式织布机,1912年,杨渭、郎瑞东、陈晋堂购买20多台性能更为先进的脚踏式织布机,前者生产宽幅土布,后者生产灰色和黑色的宽幅平纹布,并自称“爱国布”,在市场上畅销一时。虽然是牛刀小试并在不长时间内就无果而终,但标志着当地织布业在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跨出了第一步。
  潍县华丰机器厂瞅准市面上不断增长的“小布”改宽幅布的需求,成功仿造出日本“石丸”脚踏式铁木合制织布机。以产品质量好、价格低、操作简便易学的特点受到全县城乡土布业户的欢迎,因而打开了销路。
  华丰机器厂的脚踏式织布机,可以织出与“洋布”同样规格的宽幅布。宽幅布规格一般在0.75米左右,一种地产彩色方格布规格可达1.5米宽,一般用做被面。华丰机器厂仿制成功脚踏式织布机之后,当地先后有11家铁工厂也投产仿造这种织布机。因而潍县城区及附近城镇、乡村以及邻近的昌邑等地的农村作坊和个体业户,很快便普遍以脚踏式织布机为生产设备生产与“洋布”同样规格的布匹,号称十万台织布机。这便是“十万织布机”名声的由来。
  脚踏式织布机的普遍应用让传统土布逐步退出市场。相对于传统的木织机,脚踏式织布机俗称“大机”,仍然是一人操作即可织布,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城乡织布业户用“大机”织布则由传统的妇女操作改为男子操纵,妇女上机操作的很少。这是因为“大机”的脚蹬速度加快,而在当时,家庭妇女中以小脚者居多,操纵这样的“大机”显然力不从心。因而当时潍县织布业十万织布机的规模有时也称为“十万大机郎”。
  脚踏式织布机代替传统的木织机,宽幅布代替“小布”,可称为一场织布革命。通过这场革命,传统织布转变为现代织布业。但脚踏式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很低。即使是男子壮劳力操作,一台机器每天也只能生产一匹布。
  1932年,潍县聚祥永织布厂果断出资4000银元,从沈阳一家停业的织布厂买回21台日本丰田牌铁制机械织布大机,并在大马路购地建新厂。新厂1934年底竣工投产。与机械织布机相配套,该厂从华丰机器厂购买了柴油机以提供动力,修建水塔,安装大锅炉,染线也用上鼓风机。后来还陆续增添了轧布机、台布机、橡筋机、合线机等配套设备。
  机械织布机的使用不但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让聚祥永织布厂还可以生产格子布、斜纹布、充呢、灯芯绒等品种。该厂是当地首家使用配套机械设备进行生产活动的现代织布企业,代表当时织布业生产的先进水平。机械织布机的使用让该厂进入“早涝保收”的良性发展时期,也在无意间让当地织布业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
  华丰机器厂滕虎忱实业救国,助推潍县现代工业诞生
  潍县开埠后应运而生的众多工商企业中,华丰机器厂的牌子响当当、硬梆梆,原因就在于不断采用新工艺,上马新项目,推出的新产品对相关行业整体提高生产能力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适销对路。
  从1920年企业诞生到“七七事变”前发展到鼎盛时期,华丰机器厂先后生产过脚踏式织布机、灌溉用畜拉斗子式水车、弹花机、轧花机、榨油机等机械产品,都适应了这些行业提高生产效率,增强竞争力的内在需求,价格也合理,因而颇受欢迎,销路一直没有什么问题。1932年起,作为动力机械的柴油机逐渐成为该厂的主打产品。
  在机器制造这一新兴产业领域中摸爬滚打,限于当时的条件,华丰机器厂涉足生产的主要产品几乎都走直接仿造国外同类产品之路,且内在质量一点也不逊色。其中,脚踏式织布机给潍县织布业带来的深刻变革不复赘述,柴油机的仿造和生产让该厂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民族工业中的一颗夺目的“明星”,则一直让当地人颇感自豪。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潍县只有一家发电量微乎其微的坊潍电灯公司,照明用电尚不能满足需求,大面积供应动力电更是“天方夜谭”。如果企业自备柴油机,那么机器动力和自行发电用电都能得到解决。而在当时,各种规格的柴油机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企业想自备谈何容易。
  华丰机器厂创始人滕虎忱笃信“实业救国”,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娴熟的技术功底,他不惜重金购进德国生产设备和一台英国产15马力柴油机,与几名技师和工人“蚂蚁啃骨头”,反复拆装试验,琢磨构造原理,终于在1932年秋仿制出一台几乎一模一样的柴油机,且效果不亚于原产品。
  此后,在几年的时间里,8马力、25马力、40马力等不同规格的柴油机,该厂都能用自己的设备进行自主生产,质量并不低于同类进口产品。要知道,与此同时国内只有上海和无锡的两家工厂要与外国厂商协作才能生产同类柴油机。因此,该厂在国内机器制造业中便拥有了一定知名度。
  到七七事变前,该厂共生产各种规格的柴油机250多台,对国内特别是城市潍坊一带相关产业生产能力的上档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为“实业救国”仅靠“—枝独秀”毕竟有限,滕虎忱便积极鼓励其它企业仿造自己的产品。在当时的民族企业家中有如此胸襟者并不多见。十几年间,华丰机器厂共培养造就干余名技术人员,其中一半以上另谋高就,一部分人还另起炉灶自办企业。为了从“洋人”手中挽回利权,这些技术人员都可以利用学到手的工艺技术,在各自服务的企业里生产该厂的产品。潍县实业界新兴行业项目开工,滕虎忱大都被应邀作技术指导,设备安装完成也多经他鉴定后再试运行。在技术工艺方面,该厂和滕虎忱对实业界总是有求必应,一点也不保守。华丰机器厂犹如一台不知疲倦的发动机,对潍县现代工业的诞生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助推作用。
  一业为主百业兴旺景象现
  七七事变前,随着十几家织布厂和染织厂在城市潍坊一带相继兴办,潍县织布业生产重心逐渐转移到这里,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城乡织布业户和作坊仍占有一定比例。当时,潍县全县拥有6.5万台织布机,年产棉布6000万米,品种包括原白坯布、色布、斜纹、线呢、哔叽、府绸等几大类150多个品种,远销河南、四川、江西等近十个省份。织布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如果说,潍县华丰机器厂仿制成功的“大机”提高了潍县地产布匹堪与“洋布”争高低的整体市场竞争力,因而带来了潍县织布业的繁荣,那么,这种繁荣又反过来催生出了一些打着实业救国大旗的产业,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工商业的共存共荣,让潍县城市经济结构展现出一业为主、百业兴旺的繁荣局面。1934年,潍县城市经济发展到拥有118个自然行业。同年,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国四大银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年潍县经济实力列全国第17位。
  裕鲁颜料销全国,成潍县首屈一指的化工企业
  清末民初以前,潍县当地只能主要以植物靛蓝为原料进行土法染布,天长日久易褪色。1923年,蓬莱商人张荆芳看到潍县纺布业日渐发达,颜料工业大有前途,便发动50多名生意人集资5万银元,创办起潍县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黑色颜料硫化青膏。这是一种化工颜料,染布效果与土法染布相比就好得多。该公司作为民族颜料化工企业兴起后,在与德、日等国颜料商的“商战”中,以方法简单、使用方便、适应农村需要等特点为自己的产品打开了销路,在市场上站稳了脚根。
  创业之初,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原料及包装材料都使用英、美、德、日等国进口货。1935年,国内上海、天津等地的新兴化工企业生产出替代产品,该公司毫不犹豫地改用国货,企业自身也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该公司的“蓬莱阁”、“万年青”、“喜字”等三种品牌的青膏除在本地畅销外,在烟台、徐州、郑州等几十个国内城市的市场上也大受欢迎。为方便用户,他们在济南、徐州、郑州、周村等地都设立分支机构。同年,该公司的生产规模达到年产青膏2万箱,盈利10万元,资产总值约56万元,成为潍县首屈一指的大企业。
  印染业大行其道,改变城乡居民粗布青衣习惯
  随着织布“大机”的广泛应用,宽幅在潍县不再是“洋布”的专利。通过着色把原织坯布变成可用布料的需要便又催生出印染产业。
  1929年,省立工业专校教师张干臣返潍后,会同另外两人在东关后门街开办潍县大华染织工厂,自青岛购进全套日本产染色机械,1931年投产。潍县大华染织工厂是潍县第一家机械染布工厂。
  与传统土法染布相比,该厂的产品色泽光洁、鲜艳均匀。它每天产出的500多匹色布很快便畅销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该厂的色布品种众多,公认的市场畅销货就有10大名牌,其中的“阴丹士林”布料为首创。据说,当年“大华”产各色“阴丹士林”的色泽和质地是其它类布料所无法比拟的。
  后人曾经评价说,“阴丹士林”的畅销改变了潍县城乡居民以粗布青衣为主的千年习惯,爱美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可任选自己所喜爱的色布做衣裳。
  由于潍县地产坯布价格低廉,产量大,新兴印染业的成本不高,色布便颇具市场竞争力,为印染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全县印染企业发展到七家之多,年产色布1200万米,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洋布”便无法与之竞争。创建于1933年的潍县信丰染印公司(原址在今潍坊市潍城区广丰商贸城)后来居上,跃居全县印染业的“龙头老大”。
  百业兴旺造就发展机会
  庞大的“十万织布机”维持正常生产而吞噬掉的棉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买卖棉纱十分有利可图,便又诞生了—个新兴商业行业——线业。
  当时,潍县棉纱的商业流通程序是:线庄由外地成批购进,再整件出售,因而线庄扮演着棉纱批发商的角色。1933年,全县拥有24家线庄,四年后增至60家,棉纱日销量最高可达300包(时称“件”),每“件”重达100千克。
  线庄不拆包零售,小本织布业户一次没有必要购买一整件棉纱,棉纱零售商——线贩便应运而生。他们从线庄买进整件棉纱后拆包零售,价格却与批发价基本一致,挣个包皮就干。农村织布业户大多趁来潍赶集之机卖掉自产布匹,再买棉纱,线贩逢集日出摊都能卖出十件八件,生意很是兴旺。在潍县大集上,线贩最多时曾有二十多家。另外,也出现专事运输的从业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人由火车站向货主运货,主要工具是畜力车数十辆,人员近200人,既有自然分工,又有共同协作。当年,运到潍县火车站的货物很少出现积压现象,就是他们的功劳;另—部分则用人力小推车为货主运送少量物品,从业者也有二三百人。前者因收入较多,过着优裕的生活,后者养活五六口之家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见,当年潍县由织布业发展带来了城市经济繁荣,也通过催生一系列相关行业给市民提供着许多新的就业赚钱机会。其中,当地传统和现代工商业中的各类手工业、百货、杂货、饭菜、点心、酱菜、绣货等行业也成为发展势头强劲的行业。
  ◎相关链接
  实业救国
  实业救国是中国近、现代主张以兴办实业挽救民族危亡、拯救国家的思潮和行动。产生于清代晚期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
  在洋务运动时期,实业救国的思潮和行动主要表现为兴办实业、提倡“商战”。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他积极地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实业家和爱国人士纷纷设厂救国。张謇创办纱厂、面粉厂等多种企业,兴办学校,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他认为,实业和教育是国家富强之大本。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的基本思路:改良各级各类行政机关、调整和统一度量货币、疏通货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并提出要扩大出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等具体办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主张。
  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盛行不衰。实业界和开明人士主张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
  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他们认为实业救国的核心是发展民族产业,自强救国。
  潍县几家龙头
  民族企业去向
  华丰机器厂:日寇侵占潍县后强行拆除生产设备,迁址至济南成立历山铁工厂,即济南柴油机厂前身。解放后又在潍坊原厂址恢复生产,名称先后是华丰机器厂、潍坊发动机厂、潍坊华丰机器厂。今为潍柴华丰动力有限公司。
  聚祥永织布厂: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后演化为潍坊床单厂。
  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解放后更名为潍坊化工厂。今为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染织工厂、信丰染印公司:解放后同为公私合营潍坊信丰染厂。后来曾用名称潍坊染厂、潍坊印染厂。
  产权明晰造就不竭原动力
  七七事变前的潍县城市经济繁荣时期,城市潍坊一带的各类工商业实体多达近3000家,均为私有民营。城市经济的兴盛吸引当地士绅和各地商人在潍投资兴业络绎不绝。仅上世纪三十年代,绅商投资兴办的工商业实体就有染织业46家、绣货业46家、嵌银业9家、钱业43家、转运业26家、轧布业5家、皮货业35家、铁工厂30家、铜器业34家、线业24家、土布业190家、绸缎业22家、颜料业26家、铁器业110家、竹货业15家、纸坊13家、磨坊15家、酒业41家、油坊13家、发网业2家、酱菜业16家、卷烟业5家、麻绳业2家、炭庄43家。这些工商业实体的产权形式既继承了本地传统工商业的惯例做法,又借鉴了外国现代工商业实体的现成模式,主要有股份合作制和独资两种。明晰的产权和分配制度成为各类实体不断赚取利润的不竭原动力。
  股份制实体比较常见
  华丰机器厂是公认的潍县现代机器制造业发源地。1920年创建之初,六名股东出资3000银元,租赁几间草房、购置两部车床、一台发动机、一台发电机。这几乎便是该厂初建时期的全部家当。随着生产经营形势的日益红火,该厂不断发展壮大,也不断吸收越来越多的投资入股者。到1936年,它的全部资产就达到20万元,16年增值60多倍。资本运营让企业获得发展“加速度”是显而易见的。
  1936年,华丰机器厂再次面向社会寻求投资伙伴,近300名热心实业的绅商各界人士投资加盟。该厂顺利融资400股共计20万元,资本一下子又翻了一番,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依据当时的《公司法》,“华丰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原股东会也改组为董事会。当时,信丰染印公司、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大华染织工厂、聚祥永织布厂等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也都采用股份制。商业店铺、药房、饭馆等行当中,几个情投意合,志向相同的人共同投资入股创办实体的情况也很常见。在城市经济各类实体中,股份合作制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当时的股份制运作模式还是颇具特色的,主要有三种表现:
  ——利益共享,风险分流。表现为多人投资一家实体和一人投资多家实体。前者主要为了解决投资办实体原始资本的不足。投资办实体的初始阶段,少则两三人,多则五六人,共同出资,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股份合作制在潍县商界和实业界大行其道,说明业商们对这种方式是认可和欢迎的;后者则是作为个体的投资者分流风险,多头获取投资收益的惯用手法。俗话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投资者对此深信不疑。例如投资创办华丰机器厂的主要股东滕虎忱和尹焕斋也是1932年筹建信丰染印公司的主要发起人和投资商。
  ——“西股”让利,留住人才。直接投资兴办实体的人士为该实体的股东。股东既可以单纯按照持有的股份照章分得红利,也可以在自己投资的实体中供职再获得一份收入。股份合作制实体中的股权一般有“东股”和“西股”之分。“东股”为投资股,即出资兴办实体者持有的股权;“西股”相当于现在的“干股”,按照与董事会或股东会的约定,在实体中没有投资的部分员工,按照职位和作用的大小,也有分得红利的权利。这实际上是股份合作制实体笼络员工,留住人才的一种手段。1940年开业的潍中饭店,绝大部分员工既持有东股也享受西股分红的权利,大家便自然而然地尽职尽责干好份内事,并互相团结协作。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饭店兴旺,赚钱多多,收益必然“水涨船高”人人有份,否则每个人都要吃亏。
  ——退股“劈伙”,伤筋动骨。股份合作制实体中,由几个人共同出资创办者居多。几个发起人或原始股持有者一般也是实体中的骨干和“顶梁柱”,往往拥有不相上下的份量和权利。一旦意见相左且无法调和,便可能发生一方或数方负气退股的情况,俗称“劈伙”。大华染织工厂是潍县最早的—家染印企业。成立之初,各方仅仅约定所得盈利按照东(股)七西(股)三的比例进行分割(时称“分劈”),具体细节未作详细规定。1931年底,正当大华染织工厂日产色布500多匹、产品畅销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即获利两万多银元、生产经营形势红红火火的情况下,张干臣和王文蔚两大股东对分劈红利的方法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商讨无果,便只剩下劈伙一条道了。结果只能根据资金相等、两股相等的原则分劈全部资产了事,设备归了张干臣,王文蔚一方抽走资金和红利。屋漏偏逢连阴雨。大华染织工厂厂长郭立平是厂里业务和技术方面的核心人物。他紧接着也对西股分红比例偏低和工作待遇菲薄感到不满,便愤而“跳槽”,带上两名技术人员到成立不久的信丰染印有限公司干起了厂长。信丰染印有限公司凭借资金优势和仿佛从天而降的技术人才优势,其规模和效益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超过大华染织工厂,稳居潍县印染业首位。
  独资实体商业机密多
  与股份制实体不同,独资实体则由业主独断一切。众多小商小贩等小本经营者多为独资经营,但也有规模很大的独资实体,以同祥号、福聚线庄等商号为主要代表。这类实体的创始人多为白手起家的铁腕人物,在搏击商海中摸爬滚打,经营谋略、抢抓商机、用人之道……“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属于“全才”。
  由于独资,实体的盈亏状况便成为只有业主本人知道的商业机密。潍县绣货业龙头实体同祥号就是一家独资商号。业主李延文(字翰臣)每到年底,便向会计要一份龙门清单和一份年终货物盘存清单,拿回家中自己结算,无论多少红利全由个人独得,资格再老贡献再大的员工也无西股分红的权利。“同祥号”鼎盛时期,一种说法是拥有资本十万银元,另一种说法则是拥有一百万银元,两种说法相差整整十倍,真实情况则只有李翰臣自己知道。
  遗憾的是,独资大实体业主的后代或许因为笼罩在强者的阴影中,往往庸才居多。当地民谚道:十份心眼留九份,剩下一份给子孙。在平常人的心目中,独资大业主连子孙的智慧也借用了。老业主一旦去世,他的后代子承父业,走下坡路就不算什么新鲜事了,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富不过三代”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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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祥号与九千绣花女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潍县小本生意人李翰臣创办同祥号绣货铺,主打产品是绣花寿衣。自明代起,城市潍坊一带的城乡家庭妇女就有手工刺绣的传统。李翰臣便因势利导,大力发展刺绣加工户,依靠城乡家庭妇女完成寿衣绣花工艺。
  对绣花工艺,同祥号有着统一的质量要求,而对于擅长刺绣的城乡家庭妇女来说,这并不难做到。以来料加工的方式从事绣花工艺收入稳定,作为补贴家用的门路也是深受她们欢迎的。于是,刺绣这一门古老的工艺便逐渐演化成为了按照质量标准进行的有组织的规模生产。
  潍县城市经济繁荣时期,全县三十多家商号和店铺,按照与同祥号同样的方法从事绣货的生产、经营活动,绣货业便形成规模。经营品种以寿衣、鞋面、枕顶为主。当时,全县绣货业号称拥有九千绣花女的规模。
  质量过硬产生强劲竞争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潍县城市经济繁荣时期,城市潍坊一带的工商业实体都把自产商品质量的精益求精作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其直接原因是市场因素的制约作用。当时,每个行业的同行实体多则二三十家,少则十几家,竞争激烈而残酷,俗话说的“同行是冤家”即指此意。工商业实体参与同行间的竞争,自产商品质量的高低和好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自身能否在本行业内生存的内在因素。没有人敢拿质量开玩笑,除非他不想再吃这碗饭了。而工商业实体认真、执着追求自产商品质量的本能反过来又保持了潍县商品的整体市场竞争力,构成了城市经济得以繁荣的坚实基础。
  辣疙瘩咸菜腌一年
  复增酱园在潍县酱菜业内以及当地市民心目中,都是赫赫有名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复增酒店业主陈德林将酒店转为酱园。而“复增”的字号则是陈德林的父亲始创的。陈德林的父亲人称“陈五牛”。而复增酱园好像继承了字号创始人的牛气,执意要与多数工厂、商号和店铺显得不一样。几十年间,复增酱园给人的感觉是毫不在意自己的店面形象。
  复增酱园的“反弹琵琶”行为主要有两点表现。
  ——当时,多数工厂、商号和店铺集中分布在繁华的两横两纵工商业街道上。复增酱园则坐落在潍县城里西南部偏僻的太平街(今潍坊市潍城区太平街)上。
  ——为了招徕顾客,多数商号注重门头的装饰,各种各样的招牌和幌子挂在门前,颇引人注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新兴建筑兴起后,在商号和店铺间大行其道。大店外墙门面都用混凝土水刷石进行修饰。而复增酱园的门头房屋临太平街一侧,门口却向着内院开,也没有什么招牌和装饰,一切看上去与周围的居民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主顾们要通过附近一个开向太平街的大门,东拐西转才能达到出售酱菜的门头上。
  说来也怪,这家商号看上去虽然显得毫不起眼,名气却一点儿也不小。城市潍坊一带的市民家庭几乎都知道复增酱园的酱菜好吃。不管远近,大家都愿意光顾这里,买回自己称心的酱菜和调味品。甚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以后,该酱园旧址已变成一个普通的蔬菜门市部,与其他门市部一样出售酱菜厂生产的酱油,大家心理上仍然觉得还是它的酱油好。逢年过节时,很多人远道而来,排起长队购买。
  复增酱园虽然不事张扬但名气大,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靠得就是自产商品的过硬质量。据说,复增酱园的辣疙瘩咸菜,个个选用上好的辣疙瘩(芥菜),用40年陈卤,加新盐新水,从辣疙瘩入缸开始便不断倒缸;只要不下雨,每天都要进行晾晒,慢慢自然发酵,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辣疙瘩咸菜才能腌成出售;制作甜面酱(当地称为甜酱),先用面粉蒸成面卷,放进不透气的房间。面卷发霉生毛变成丝酱后,再放入大缸,加盐水浸泡,也要每天晾晒,时间大约也需一年。其间还要数次用水磨子磨细,不断用大耙子搅拌,让酱色由浅变深。成品疙瘩咸菜和甜酱都呈自然的暗红色,但整个生产过程并不添加任何色素,完全靠自然发酵而成,不到时间是不能出缸的。
  复增酱园的看家产品不多,主要是酱油、甜酱、食醋、辣疙瘩咸菜及另外几种酱菜。它们都用传统工艺制作,没有什么质量标准可以参照,也没有什么现代检测手段,只靠感观判别。但从原料和配料的使用到走完一个工艺流程制成成品的全过程,即使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它们恐怕也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产品。无论是辣疙瘩咸菜的透红醇香,还是甜酱的咸中带甜,抑或是酱油的鲜亮,都是天成的味,自然的香。它们是普通市民生活中极普通的生活必需品,深受欢迎也是必然的。
  就是靠这些普通的产品,鼎盛时期复增酱园拥有400口大缸、16间车间的生产规模。整个产品制作过程全部对外公开。不少顾客在购买之余,喜欢现场观看产品制作过程,满足自己对复增酱菜为什么好吃的好奇心。凭着过硬的质量,复增酱园把买卖做到了其它城市。上海、南京等地都有商家专销复增酱园的酱菜。不起眼的复增酱园居然是当地的殷实户和纳税大户。
  汽锤砸碎不合格产品
  复增酱园与众多工厂、商号和店铺相比较,在靠场面和炒作推销自我方面极为低调是事实,但当时,涉足产品制造的绝大多数民营实体,不管是现代企业,还是传统实体,在重视自产商品的内在质量方面与复增酱园有共同之处,并至今流传着许多佳话。
  华丰机器厂创始人滕虎忱有个习惯,只要在潍,他每天都要提前进厂,在柴油机生产车间里来回巡视,发现可能产生质量问题的隐患总是当场提出,现场解决,发现疑难问题则带回办公室仔细推敲,直到找出满意的答案。
  在一次巡视中,滕虎忱发现柴油机大甩轮精磨度不够标准,立即告知技师不准使用。当时他已买好火车票准备去青岛,但还是亲眼看到不合格的大甩轮运到汽锤下砸碎后再离厂去赶火车。
  类似的事例不只一次,但“华丰”人总是自己关起门来悄悄地砸,因为出现不合格产品配件毕竟不是件光彩事。不像现在,砸彩电、砸空调、砸汽车……类似的故事一再重演。虽然也是为了保障质量,维护顾客的权益,却总是当着众多新闻媒体的面公开进行,多少带有商业炒作的“作秀”嫌疑。
  月饼放一年 口感仍不变
  潍县点心的制作以传统的手工工艺为主。业主对点心的质量要求更是一丝不苟。炒糖(本地俗称枇杷梗)是当时最大众化的粗点心,制做时照样按部就班:用黄米面和好切条,油炸后放入熬好的红糖或白糖中。用料和火候都掌握得恰到好处。成品炒糖呈油光闪亮的暗红色,闻之香气扑鼻,吃到口中香脆甜润。即使存放一段时间也只是脆感差一些,仍具有香甜可口的特点。重油月饼是一种当地特色月饼。上好的重油月饼选用精纯的香油和白糖,加上青红丝、冰糖、核桃仁等其他配料精加工制作,保存时间更长。
  南关一家福源永点心铺,每年中秋时都要保存几斤重油月饼作实验,等到第二年中秋节再品尝时,仍然香甜可口,质量不变。
  达昌食品店位于东关,为当地著名的点心铺,中秋节前制作好的月饼习惯用大型纸箱储存。有一年忙中疏漏,整整一箱月饼忘记了出售,他们第二年起用纸箱时才发现了这一疏漏。但他们品尝检验自己一年前生产的月饼时发现,除月饼馅料油性稍稍显得干燥一些之外,口感完全是原有的香甜滋味,居然没有发霉和变质。
  当然,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放置一年的食品肯定是过期食品,是不能食用的。但潍县点心从原料、配料的精选到每个制作环节的认真,现在的许多食品生产商是做不到的。故当时即使是放置一年的月饼在食品安全方面也是无害的。因为它们的制作材料都是真正的食品,不含任何名目繁多的、对身体健康有现实和潜在威胁的食品添加剂。
  讲求营销抢抓商机赢财富
  潍县开埠后,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众多工商业实体想要最大可能地获取利润,除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和需求、推销自我、把握商机稳准狠以外,还要有商品买卖的成交次数和成交量为支撑才能实现。成交次数和成交量取决于顾客的选择和顾客的数量。于是,众多工商业实体便使出浑身的解数,掌握市场信息、了解顾客需求、揣摩顾客心理、引导顾客消费、满足顾客需求、培植老主顾群体,在做成每一笔买卖上下功夫。因而当时,只要是顾客,都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着“商家衣食父母”的良好感觉。
  推销自我,逐步扩大知名度
  惠东大药房是潍县当时规模最大的西药营销实体。1920年开业之初,惠东大药房主要经销阿司匹林、山道年等多种西药药品及西医医疗器械。当时,西医西药是新事物,市民群众不了解、不认知,惠东大药房便注重利用各种形式推销自我,扩大药房的信誉和知名度。逢集日,药房邀请市面上见多识广的经纪人群体到药店做客、吃饭,向他们介绍西医西药的特点和疗效,请他们帮助更多的人认知这个新事物。
  另外,他们还在各主要街道的显著位置和城墙上涂写广告,通过报纸媒体发布广告,请外地大印刷厂商印制彩色广告在城内张贴,并委托邮局到农村各地张贴散发。
  西医西药逐步得到认知后,惠东大药房也不敢懈怠。它的药品都来自上海、天津等地中外客商开设的大洋行和正规大药房,药品质量有保障。后来自己开药厂,药品质量更是不敢马虎。惠东大药房注重经常搜集顾客对药品效果的反应和对药品的需求信息,并因此而受益匪浅。小儿瘫痪片就是得到西安分号的信息后组织生产的,投放市场后深受欢迎,获利颇丰;抗战爆发前后,药房扩大医用纱布、药棉、绷带等战场伤员急救用品生产,自己得利的同时也支持了抗战,这也是重视信息反馈的结果。
  方便购物,培植固定消费群
  拥有固定营业场所的各类工商业实体在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传统理念的同时,在推销商品、方便购货业商和顾客方面的做法十分周到。
  赊销商品便是在各类工商业实体中十分流行的做法之一,体现出厂商对老主顾群体的关照。大来面粉厂对购买两袋以上面粉或预约购买面粉的顾客都安排勤杂工送货上门,货到取款,一般不赊欠、不让价,但对面食小摊点的业主和老主顾则可以赊欠和让利;点心业商对顾客特别是对大户老主顾的照顾就更周到了。顾客来到点心铺,买完口酥,伙计必问还买不买蛋糕等其他糕点。顾客购买数量较大时,伙计马上帮忙送到家。顾客购买的点心,当天可以退货。丁、郭、陈、张等诸多大户人家,往往受到点心业商赊销的照顾。因为这类人家点心的消费量大,点心业商往往需要打点好他们的账房先生才能将俗称为“点心摺子”的赊销凭证送上。这类人家平时到约定的点心铺消费,持摺享受记账赊销的待遇。点心业商一般每年中秋节和春节到消费量大的大户人家结账,并给账房先生一定的折扣优惠。对于持摺但消费量不算很大的主顾,则一般在春节前结清账目,并送上一宗糕点礼品和下年的“点心摺子”。这样,这些老主顾便可能享受到年初消费、年底结账的优惠。
  线庄对棉纱不拆包零售,而个体织布业户因本小利薄,不能一次就购买一整件棉纱,于是棉纱零售商——线贩便应运而生。他们从线庄买进整件棉纱后拆包零售,价格却与批发价基本一致,一件棉纱只能挣一个包皮布、四条铁箍、四条竹板等包装材料。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拉回头主顾,以便养家糊口更有保障一些。农村织布业户大多趁来潍赶集之机卖掉土布,再买棉纱,线贩逢集日出摊都能卖出十件八件棉纱,生意很是兴旺。在东关北下河街洋线市,线贩最多时曾有二十多家。当地有名的蚨聚纱布庄就是做线贩起家,逐步培育主顾群,步步为营,发展到设独资的福聚线庄批发整件棉纱,最后成为批发青岛流入当地棉纱总量25.4%的股份制大商号。
  坐落在潍县城东门大街上的福履斋是一家商品齐全、规模不小的百货商店。给福履斋带来更大名声的是店员推销商品、服务顾客的整体素质。主动与上门顾客打招呼表示欢迎后,店员便全神贯注地对顾客察言观色,并迅速而准确地将顾客指出的或说出的商品展示出来。如果暂时无货则介绍同类商品或替代品及其性能和特点;顾客买牙刷,店员顺便介绍牙粉,买毛巾介绍香皂。在周到细致的服务面前,顾客一般不会空手走出福履斋的大门。
  与福履斋同街的仝和绸布店信奉“死店活人开”的营销理念。同行各店都有的大路货薄利多销,甚至略赔本出售,仝和绸布店便给人造成价格公道合理的印象。讲究推销技巧。顾客想买红布,但感觉颜色不红时,掌柜的便赶紧顺杆子向上爬,恭维顾客眼光老道,并使眼色让店员到后面仓库拿更红的布来。店员则故意扛来绿色布,遭训斥后再扛来红色布,与绿色布一并摆在柜台上。在绿色布映衬下,红色布格外红。顾客满意了,买卖也成交了。其实,店家只是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推销给顾客的是同样的红布。
  潍县城市街头巷尾直接就近服务于市民的小杂货铺,鼎盛时期共有60多家。位于东门大街上的田家小铺名声最大。它的名声不仅在于足斤足两、品种繁多齐全、质量实诚,更重要的是它对各类顾客的周到服务聚集了人气、赢得了名声。田家小铺奉行“赚有钱人的钱”,普通市民对一般商品需求多,它就薄利多销;有钱人对特殊和较高档次的商品需求多、要求高,田家小铺在让他们心满意足的同时,要价也高。夜晚前来购物的顾客,回去时可以借用小铺自备的手电筒、小提灯照明。就连熟识的人力车夫到了小铺,即使不买东西,照样可以享受烟茶招待。
  为了赢利,不择手段抢商机
  在抢抓商机、不断发财方面,独资大商号同祥号在当地无与伦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天津德国瑞来公司急于抛售颜料存货回国。同祥号得知后,低价全部收购该公司的颜料,并设立福来祥商号经销。一战期间,因来源断绝,颜料价格急剧上涨十多倍,同祥号发了一笔大财。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潍县爱国学生要求各商号不得买卖日本货物,否则货物充公,还要被罚款。同祥号买通驻军某营长,由该营长派兵押运,我行我素,照样买卖日产的金线和缎子。同祥号同时买通抵制日货运动的有关人员为之通风报信,规避检查。日本产的金线和缎子是绣货的两种重要原料。因为抵制日货,其它绣货庄只能高价向同祥号购买,同祥号大发了一笔国难财。
  一户烟叶商因存货积压过多,资金周转不灵,向资金雄厚的同祥号贷款,同祥号拒不办理,烟叶商便只好破产。同祥号终于盼到了趁火打劫的机会,便以很低的价格收购那位破产烟叶商的全部烟叶。第二年烟叶欠收,同祥号又发了大财。
  用人有道并坚守商业秘密
  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工商业实体,就要雇用打工人员。而维持和扩大规模、保持生意兴隆和人气旺盛,关键因素是拥有素质良好、忠诚敬业的骨干人员和员工队伍。业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才能做到这一点。用人之道是否成功,能否以适宜的待遇和位置,让各方面人员死心塌地地为业主和实体充分发挥才能和作用是试金石。分析潍县开埠后众多工商业实体的用人之道,可以发现新兴工商业实体的现代色彩较浓厚,商号店铺则一般是传统特色的因素多一些。
  不遗余力招揽和留住人才
  华丰机器厂在招揽和留住人才方面的名声当时也是如雷贯耳的。该厂曾分别以月薪60银元和80银元的高薪聘请机器制造技术人员和设计绘图专业人员,而该厂经理的月工资则只有40银元。该厂也注重尊重和使用人才。厂里出资让有发展前途的员工学技能,宴会会餐请有突出贡献的销售人员坐上座等等事例在当时都曾传为美谈。该厂在成立之初即废除当时各厂商通行的徒工无偿效力数年的惯例。徒工4年学徒期间,管吃管住,并发给一定数额的补助费。学徒期满后发给固定月工资,且每两年增资一次。员工生产超额有奖、加班有补贴、周日休息、年终按工龄长短和工作优劣适当分红。拥有伙房、宿舍、俱乐部、篮球场、澡堂等设施为员工生活服务。当时,社会各界对华丰机器厂的实力、产品质量、特别是对它管理的文明和对人才的尊重都是有口皆碑的。
  惠东大药房的用人标准是忠诚肯干、事业心强。办事能力突出者都可委以重任。当时,被惠东大药房录用很难,一般要托亲告友介绍,经店方慎重考察后才可能录用。但惠东大药房店员的收入和待遇都是让人羡慕的:董事及副总经理以上人员的薪水随用随支,按期结转。其他人员实行月薪制,但个别医道高、名声大的骨干医师的月薪高于分号经理、院长、厂长,主要店员与一般店员月薪的差距也较大,学徒无工资,视个人表现年终一次性给与一定报酬。奖励待遇方面,每年春节,每人加发两个月工资以示奖励。工作待遇方面,店方供应伙食,所有人员一个标准,同桌就餐;每年圣诞节,所有人员每人发一件长衫,时称“圣诞大褂”;较高层次雇员和老店员每人每年发两套服装。福利待遇方面,每年春节,所有人员发5公斤猪肉、两条鱼,职位较高者增发10到15公斤桔子;所有人员及其亲属的治病费用,只要经理同意,都可由店方承担。
  同盛铁厂是当地最早的现代铸造企业。该厂的徒工管吃穿,有年薪,三年出徒,学徒期间的年薪以10银元的额度逐年递增,熟练工、技术工的年薪60至120银元不等,员工被厂家辞退后仍可以在厂里吃住,直至找到用工单位后重新就业为止,时称“住闲”,体现的是厂商对被辞退员工的关照。
  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管理注重赏罚分明,根据员工各自工作成绩,年终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以示鼓励。
  惠祥染织工厂注重任人唯贤,生产管理、财会、产品销售等关键和重要岗位的人员都慎重选聘资历深、业务精、能力强、对企业忠诚的员工,用人上不搞家族制和裙带关系,确保了这家拥有约一百名员工的现代工厂生产和销售的长期兴旺。
  著名的独资私营大商号同祥号的用人之道就显得传统、老道。人们通常所说的奸商通过同祥号的用人之道也能够有所体会。
  同祥号掌柜的以下都是伙计。平时,伙计们工作和吃住都在商号里。他们无分红的权利,也无固定工资,掌柜的根据每个伙计的能力、作用和个人表现,年终分别一次性发给红包性质的不等报酬。同时,商家还发给每个伙计一份年货,包括鱼、肉、鸡、粉皮、粉条、绿豆、花生米、各种调料等等,既以这样的福利待遇笼络伙计,又免除伙计自行置办年货的麻烦,让伙计们可以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同祥号实行“年薪制”,伙计们年终领薪时称“听开除”,但伙计平时如有需要,可以向商号借支钱款。掌柜的便“看人下菜碟”区别对待了:能力强并为其卖力的伙计,随时可以借支且数额不限;能力和业绩一般的伙计大致也能够如愿借支;能力差且不太受欢迎的伙计就不那么好借支了。“看人下菜碟”的目的是拢住能力强的伙计长期为商号效力:借支多了,数额必然超过年终报酬。伙计即使想辞职跳槽也要先还上借支款项,否则便只能继续留在商号为掌柜的卖力。辞退伙计,同祥号的方法同样传统:掌柜的每年的正月初四请全体伙计会餐,享用商号春节前用于供奉“财神”的供品。正月初三由掌柜的开出名单,指派伙计按名单所列登门相请。没列入名单的伙计便是被商号辞退了。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避免双方都感到难为情。
  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号和店铺,用工方法、报酬及福利待遇与同祥号大同小异,但同祥号的报酬和待遇明显高于其他商号和店铺,因此,伙计一旦被同祥号辞退,一般也不能被别的商号雇佣,只能失业在家。
  一招鲜吃遍天
  当时,潍县的工商业实体重金聘用的技术人才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人才,而是以具有“人无我有”技术的人员为主。这些人员一旦被厂商聘用,他们所拥有的独门技术既是自己安身立命的“饭碗”,也是所供职厂商的“商业秘密”,是不示人、不传人的。
  裕鲁颜料有限公司开业之初,配料技术是企业也是总经理的商业秘密,相关原料的配置数量由总经理自己过磅称量。
  惠祥染织工厂聘用的棉纱染色配料技术人员,配色时是偷偷进行的。有时一种颜色需用几种配料,比如枣红色用大红、元青、粉红三种颜料凭经验配成,每种颜料所用数量只有技术人员自己知道。
  同祥号雇用的一名伙计是绸子鉴别能手,平时商号进货,这名伙计发挥的作用很是得力。周村一家商号想用更高的待遇挖走他,同祥号掌柜的知道后不动声色,当年给这位伙计的报酬还特别多,同时借口一人太忙太累,安排另一名伙计给他当助手,实际是偷学他的技术。目的达到后便毫不留情地辞退了那名想跳槽的伙计,而此时周村那家商号已另作别的买卖了。
  由此可见,当时的各类工商业实体中,尽管有的已具有现代企业形态,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厂商的认识水平,其核心理念仍然是“一招鲜、吃遍天”的传统理念,运作模式仍然是传统的技术工商趋同化模式。现代企业也仅仅拥有外在形态,而不具备以技术进步为先导,对自有技术和产品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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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祥五东
  自潍县开埠到1935年,城市潍坊一带的工商业户已发展到2233家,以福聚祥茶庄、同祥绣货庄、德聚祥绸庄、瑞祥织布、惠祥染织、兴祥绸缎庄、蚨祥银号、隆祥钱庄,以及泰东、山东、大东三商行和福东号、惠东大药房为主要标志,俗称“八祥五东”。这些实体是金融、布匹、绸缎、绣货、绵纱、土产杂货、百货、西药等行业中的佼佼者,均为富甲一方、规模较大、在本行业中拥有相当实力和影响的领军实体。

 

创建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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