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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为我囯古代对对东部各民族的统称。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羲和、帝俊、太昊、蚩尤、少昊、大舜、伯益等。殷代分布在今山东省,江苏省一带
远古东方部落称为夷，而东夷作为一个名词则来自于周代，因为周室相对于东方诸夷部落来自于西部，但是后来这个词被史学界统一用来借指史前中国生活于今山东，淮河地区,活动在今泰山周围的被称为夷的众多部落、方国的一个名词范畴，词义性质从地理名词转变成对中国文化起源领域意义上的文化渊源性质的名词。东夷，即东边的夷人，“夷”，古山东话中音同“人”，原意为“一人负弓”（《说文解字》），与华是同位语。东夷作为一个名词则来自于周代，周人为了记述历史就把中原以东的众部落称为东夷，事实上他们只有一个部落自称为“夷”，后来这个词被史学界统一用来借指史前中国生活于今山东，淮河地区，活动在今泰山周围的被称为夷的众多部落、方国的一个名词范畴。在汉时朝鲜，日本也被称为东夷。东夷文明作为华夏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人认为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年），历经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都是东夷文明，他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同西方戎羌系文明、南方苗蛮系文明，一同构成了整个华夏文明初始的系统体系，是黄河文明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主体和渊源之一
东夷文化有两大特征， 第一是太阳崇拜， 第二是鸟崇拜。
太阳崇拜起源于山东省日照地区。
最早的大百科全书《山海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 也就是说，羲和国中有个女子名叫羲和，她是帝俊之妻，生了十个太阳。“太阳之母”这是关于羲和的传说之一。
羲和部落遗址位于东海之滨的山东省日照市汤谷太阳文化源旅游风景区内的天台山上。这里留有太阳神石、太阳神陵、老母庙、老祖像、观测天文的石质日晷、祭祀台、石椅、石磨、积石冢等遗存，出土过石斧、石锛、石铲、石箭头等器物。
据《山海经》、《尚书》和《史记》记载，羲和族人在汤谷祭太阳，在天台山观天象。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和后裔大羿、太昊、少昊、伯益等都曾在山下尧王城遗址一带建立强大的东夷古国，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日照天台山因《山海经》中的记载而得名，现在已开辟为日照汤谷太阳文化源旅游风景区。《山海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泔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
天台山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南，离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尧王城遗址月3公里。尧王城遗址出土的墓葬的头像都朝着天台山的方向。据考证，天台山中有汤谷，是东夷人祖先羲和祭祀太阳神的圣地，是东方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东夷人祭祀先祖的圣地。
天台山主峰海拔258米，面临大海，环绕在群山之中，山峦起伏，郁郁葱葱，山下河流交错，稻田纵横。天台山上有羲和部落遗址、太阳神石、太阳神陵遗址、女巫墓、祭祀羲和与女娲的老母庙和老母洞、老祖像、大羿陵和嫦娥墓、女娲补天台与神鳌、天然东方神龙、魁星阁遗址与独占鳌头石刻、忘忧谷、秦始皇赐名的望仙涧、东方朔记载的东方玉鸡等众多遗迹与传说。
天台山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圣地，曾经吸引无数历史人物和文人墨客到此驻足。天台山主峰南侧留有姜太公避纣时的太公台和太公崖。秦始皇东巡琅琊时曾三次到天台山祭祖求仙，并将汤谷南侧的山谷赐名为望仙涧。大荒居士应东海居士之邀前来天台山汤谷做客，酒后雅兴大发，曾挥毫写下上联：“汤谷汤汤汤汤汤谷东海外羲和祀日石为神”的上联，东海居士随声和之写出下联。可惜下联失落，至今无人能补。天台山主峰北侧的东方神龙总长约100米，其头20米，身65米，尾15米。龙头上有泉二，深不过半米，径不足5尺，但即使大旱之季，泉水也常年不涸，世人异之。寿星彭祖游历天台山饮此泉水后留下“登斯山断七情身已是三界之外，饮此水净六欲心不在五行之中 ”的对联，横批是“再来一瓢”，并赐名神龙泉。龙头上两泉形似龙眼，一只圆睁，一只微闭，引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动情。昔有东方文殊写到：“睁一只眼看破红尘乃知烦恼自从心中出四大皆空万事需随缘，闭一只眼参透禅机方能平常之心对世界三省其身六根得清净”。而南郭先生则曰：“睁一只眼看斗转星移绿水青山风花雪月世上无限美好事，闭一只眼听松涛海浪莺歌燕舞男唱女和人间多少天籁音”。
《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二年下注曰：“《谱》云：“莒嬴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於期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汉书。地理志》载“莒，故国盈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之后”。少昊崇鸟，颜师三注《汉书?地理志》“鸟夷”曰：“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日照在汉代称为海曲。海曲的东夷人之所以被称为鸟夷，是因为他们在服饰与行为上极力模仿鸟，而对图腾物的模仿正是图腾信仰的重要方面。《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王青教授在《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一文中说：“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少昊氏的迁移过程是不断发展壮大和文明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到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
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方和“”“”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在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东方少昊集团许多部落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商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的东系，虽然与夏人一样是东西的两大系部落融合的复合型共同体，其与东夷的同源联系，确对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影响极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风渊源于东夷，从甲骨卜辞的记录看，用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到商的晚叶，卜辞中颇常见征伐人方、尸方的记录，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甚至认为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然而从西周初叶，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西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而徐最为强大，徐，嬴姓，渊源于少昊以鸟为图腾的集团，分布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县附近为中心的地区。《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然而无论是楚还是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华化的历程。
那么可以总结出以下的结论
１. 东夷曾经是我华夏上古传说中＂三皇五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尧舜和夏商时期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商很可能就是东夷部落的一支，后统一了夏土，东夷的宗教信仰非常浓，与商有得一拼，其人祭和人殉文化长期存在，同周族有很大的差距
３. 东夷溶入以周为核心的华夏体系是个很被动的过程，通过周公，成王对东夷的战争，东夷不断南迁，其中也有部分东夷部落溶入华夏体系
４. 对东夷的战争始终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后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仅剩下的东夷部落，以诸侯国的方式参与竞争．战国时期才标志着东夷基本溶入了华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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